1860年的那个夏季，严格地说来是那个8月，太平天国新一代军事首领之一的忠王李秀成，决定兵发上海。进攻之前，并非只会逞匹夫之勇的李秀成修书给北京的各国公使，大意如下：“太平军即日进迫上海，外侨可于住宅前悬挂黄旗以为标识，免被波及。”
必须指出，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因杨秀清的狂妄而产生的一次内讧已经平息，虽然与大清国军队的反复较量让太平军最初势不可挡的锐气顿挫不少，但以李秀成、陈玉成为代表的这一代军事将领正试图将太平天国再次带上一个高度，尽管那时、那刻他们的天王洪秀全，在天京城中应该已经淡忘了他在1851年时的梦想，而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温柔乡中尽情快活！
中国东南方的这次局部战争于8月17日傍晚打响。忠王李秀成率领大军兵锋所及徐家汇，那里距离上海县令管辖的上海老城和英、美、法租界虽说还有点路程，但叙事者相信，李秀成马队扬起的尘土已经遮天蔽地，而太平军中的剧烈鼓点声更让大清国的兵丁或华尔先生洋枪队的部分成员不说魂飞魄散，至少也已胆战心惊。
1860年8月，李秀成对上海的进击最终以他在该月22日的退出上海宣告结束。
随后是1862年的严冬，“忠王躬率大军，分五路进攻上海”，是一个卷土重来的意思。粗中有细的李秀成再次对西方各国发出警告，“故先此通告各国人民，毋与满奴同处，则城破之日，犹得瓦全；若夜郎自大，隐助满奴，则大军一至，玉石俱焚，虽悔亦无及矣。”此次局部战争，比较上次，太平军似乎稍胜一筹，它的前锋已然抵达静安寺，是更加地接近了上海老城与英、美、法租界，但最终，李秀成的兵马还是在上海初夏的6月26日撤退了之。
叙事者为读者叙述上述这段历史事实的用意是要说明一个情况，因了忠王李秀成对上海的这两次迫近，致使英、法联军加上美国冒险家华尔率领的常胜军在与太平军转战当儿，他们在英、美、法租界之外修筑军路多条，修筑军路目的十分明确，用于士兵的调动和辎重的运送。不过，当忠王李秀成的兵马随风而去后，军路的功能顿然消失，很自然地，它转化成普通马路，随后，这些转化成普通马路的军路陆续地被工部局所接收，而对它们的再次修筑则产生了上海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表层是对大清国主权的大逆不道的挑战，深层则为上海最终进入白银时代铺垫了最初基础。
这些由军路转变成马路的分别叫麦根路、新闸路、极司非尔路以及徐家汇路（此路后来叫海格路），以及纯粹用于跑马娱乐的静安寺路。
1866年4月，工部局总董开思维克赞成应由工部局接管此等界外道路，他如此说道，“这些路事实上是上海的肺部，如果不加整顿的话，那么社会的康健便要受到损伤了。”
工部局是在大清国上海地方官员疑虑重重的目光、愤愤不平的心理中开始接收，首先被接收的是静安寺路和徐家汇路。
1868年，工部局又接收了新闸路。
1869年，工部局在建造卡德路的同时，接收了极司非尔路。
随后，便是对我们这一小节有着特别意义的麦根路。尽管麦根路的接收年份记载不明确，但有如下表述，“此乃军路，太平天国时代所筑，并无地契。此路原自接连新闸路之点起，至麦根农场，循苏州河至极司非尔路，再至法华，而与徐家汇路相接。”
有了麦根路，便逻辑地产生了麦根里，一条占地11.45亩、建造于1936年的上海石库门里弄，当麦根路改名为淮安路时，麦根里也便一同更名为淮安里。只是，叙事者不那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在上海史上留下自己一抹痕迹的麦根农场与麦根里有多少关系？或者是否可以作如下想象：麦根里所占的位置就在当年的麦根农场上？
暂时地，叙事者放过这些，而要向读者引出这一小节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中的一个，曾经长久地生活在麦根里；另一个，也曾长久地生活在与麦根里仅一街之隔路口的那幢六层公房中。前一个叫徐锦泉，而今是上海颇具名声的时代嘉道投资机构创始人；后一个叫李亚力，而今是上海佳豪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叙事者写作本书之前，尽管在同一时期生活在同一区域，但两人并不相识，甚至在米店面前没有过一次照面，哪怕两人在麦根里隔壁的米店曾无数次买米回家。然而，两人又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对当年麦根路路口上的煤球厂有着相同的深刻记忆；他们对麦根里一边的鸿章棉纺织厂也有差不多的认知，那些门口堆放着巨大棉花包的地方，曾经是孩子们玩捉迷藏游戏的天堂；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苏州河的心理也有些相似，这心理绝对不同于福建路桥边的黑哥，也不同于河滨大楼里的张秀兰或马厂路上的陆杰瑞，当徐锦泉、李亚力作为生命个体已有成熟的思想与丰富的感觉时，他们对眼前的苏州河都不怎么的，甚至可以说都有些嫌弃和逃避。
故事必须从头说起，叙事者先说徐锦泉。
1965年来到人世间的徐锦泉，远离着大清国、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等上海史已经发生的种种事实，也应该淡漠于一个叫麦根的英国人曾经在当年苏州河边一大片荒地上打造一个农场的努力。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麦根里，或者叫淮安里，或者叫泰兴路703弄，在这条里弄第四支弄内的66号，有他亲爱的外公、外婆，他自小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自小。
儿时，这条里弄留给徐锦泉的印象是斑驳而温暖的：弄堂的弹格路凹凸不平，弄堂里此起彼伏着各种儿童游戏，整条弄堂安静且干净。
徐锦泉记起弄堂有一口水井，夏日傍晚，大人们用木桶将井水提上来，“哗哗哗”地冲洗弄堂的弹格路地面，不一会儿，路面便干了，格外光亮，似乎还凉爽了许多。那井水，外公、外婆没少用来冰镇9424或华东26等西瓜哦，在没有冰箱、空调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可是件极快乐的事情！
苏州河将童年出行的世界一分为二，河这里叫浜南（属于静安区），河那边叫浜北（属于闸北区），每每，徐锦泉会在浜南看其他男孩子使出全部力气将一块块石头扔向浜北，河对岸的孩子也是这样把石头扔过来，每每，总不能如愿，看着石头画着弧线掉在宽大的苏州河中，河面溅起水花，瞬息间又复归平静，他常常为此遗憾不已。
童年时期有一件事情尤其值得记忆：那回，徐锦泉奉外婆之命去弄堂口倒垃圾。完事后，走回66号，看见的门口摆放着的那口陶瓷缸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心血来潮，他想着要爬上陶瓷缸玩一下，随着“哐当”的一个声响，陶瓷缸被他踩裂了，缸里的泔脚流淌出来，后来，外婆找来修缸师傅补好了。
还有一回就更加危险了。那是1973年光景，徐锦泉8岁，他睡在66号二层阁。因了离天窗太近，睡梦中，不意便从天窗里滚落到天窗外，幸得下面有晾衣服的两根竹竿在，虽说竹竿被他的身子压断两根，人却无大碍，此事让外公、外婆惊出不止一身冷汗，事后，外婆用木板将那个天窗沿着床面高度加钉了一块木板，还惊悸不已，他却没有任何一点感觉，其实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更有一件事情诡异地发生在少年时代。一日生病，背部生痱子，头部生热疖，外公、外婆将徐锦泉送往离弄堂口100米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后搬至北京西路），但无论涂什么药，就是不见丁点效果。正当大人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麦根里第四支弄弄堂口有一家烟纸店，住着一对老夫妻——赵爷爷和赵奶奶，赵爷爷长着一大把山羊胡子，赵奶奶一日悄悄地将他叫到几平方米的家中，但见赵爷爷先念念有词，端起茶缸，随即又对徐锦泉背部口喷水雾，老先生使得不知道是不是上海滩其时已彻底绝迹的诡秘巫术，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徐锦泉背后一阵清凉，没有多久，他久治不愈的痱子、热疖头悄然远遁，一下子人就完全康复。至今想来，这件事情还是匪夷所思，让他平添了人生奇诡的种种念想。
那么，苏州河呢？苏州河让逐渐长大的徐锦泉又有怎样的感受和联想？
徐锦泉记得，出了麦根里弄堂口，如果向左转，那是一个凌乱混杂的地界，沿着苏州河边上长年堆放着周边工厂废弃的边角料，河堤上杂草丛生。
这是徐锦泉曾经想要逃离的苏州河吗？
1974年，徐锦泉9岁时候，向来疼爱他的外婆不幸早早弃世而去，这个事实沉重地打击了他，让他有无法承受的痛楚。那些日子，他时常做梦，梦境亦十分古怪，他总在麦根里的楼房上不断地跳跃和穿梭，梦里还时常出现那个黑成一团的煤球厂，他则总是转身而去，如飞一般……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少年梦反复地纠缠着他，深刻地反映了他对这个地域的潜意识。当他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这个时期，苏州河的污染最为严重，河面黑乎乎的，由上游不时漂来形形色色的垃圾，有时甚至可以看到一个个被河水浸泡得发白了的死猪。臭味在河流四周弥散，简直臭不可闻。每当小火轮拖着长长的船队经过麦根里面前这段河道时，螺旋桨搅起的肮脏的河水让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产生母亲河的亲切联想。
那么，出麦根里向右转去呢？沿当年弯弯曲曲的泰兴路向南疾走，不出两公里，便是上海精华之地南京西路，那里多么诱人啊，干净、美丽还似乎很是高尚。
小学或中学时代，只要同学在66号门前一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时，他便知道，这是同学约他前往南京西路跑步了，这段曲子是少年他们的暗号，如同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游击队员们发出的“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口令，同学与他一样酷爱南京路的优雅。
少年徐锦泉的同学还不局限于麦根里，麦根里之外，他看到一个五口之家的同学却拥有宽敞的四大间房子，另一个同学让他平生第一次听到老式唱机发出的沧桑之声。对比麦根里，想到自己居住的苏州河边区域，不同社区的巨大差别让他很是触动，似乎便是在这个时候，暗暗地，他有离开麦根里、离开苏州河边的念头。
有一个举动也许是下意识的，但很能说明徐锦泉的心思。每个周日，他都会从麦根里出发，去看望居住在虹口区商丘路上的父母。可以沿苏州河而去，但对70年代又臭又脏的苏州河毫无情感，让他本能地选择了从南京路绕圈而去。虽说绕了一大圈，这可没有什么，更何况每次去看父母，外公都会给他一角三分用于乘车，一路走去，既省下了路费，又可以尽情打量国际饭店、华侨商店和永安公司，还能够在南京东路与福建路口那家京剧道具店前盘桓许久，想象自己便是戴上盔甲、骑上骏马、拿着长枪的杨宗保或其他中国文化的英雄，这有多么快乐和美好啊！只是，当他经过外白渡桥时，看着河水与江水奔涌的情景，会有一丝恐惧，他的心理颇有点类似在福建路木桥上行走的黑哥。
徐锦泉将省下的路费全都用于买书。无论是在武定路三小还是在时代中学，酷爱阅读的他在班上、在学校里已经颇有名声了，特别是小学班主任蔡老师给他的那张借书证，借书或看书的地方便是南京西路儿童食品商店一旁的上海图书馆少儿分馆。在那里，他认识了法国的两位作家，伟大的罗曼·罗兰和同样伟大的凡尔纳。后来他意识到，正是阅读，让他的思想超越了麦根里，超越了苏州河的这一段，阅读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它们辽阔而深广，他生出强烈的念头，要走出麦根里，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为此，他报考大学时填写的志愿竟有不少是外地学校。
以后，徐锦泉果然前往十分遥远的青海工作了。不过，志在四方的徐锦泉，在青海的那些日子里，又突然强烈地想念起了麦根里，那时，夜晚，蜷缩在被褥中的他，听着大西北怒号的北风，一遍遍地回忆着外公为他烧的种种菜肴，红烧带鱼、糖醋排骨和番茄蛋汤，他感觉到麦根里就是人间天堂。
再次回到上海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是中国将要进入到它的腾飞并要为这个腾飞付出巨大代价的年代，徐锦泉在上海青年报工作，他与叙事者开始相识，叙事者曾经有一天与他共坐麦根里亭子间，但叙事者并不知道他内心有渴望离开这里的隐秘想法。
199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徐锦泉断然地离开了麦根里。那个雨夜，他从单位加班回家，推开借租的亭子间房门，发现屋内一地是水，尤其那块地毯，湿漉漉的可以开河。就是那刻，他决意离开这里，决意离开苏州河边，尽管，这里有他亲爱的外公，有他童年美好的记忆，有他青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但苏州河浑浊不堪，煤球厂尘土飞扬，鸿章棉纺厂杂乱无章，一切都不堪入目。是的，要到很久很久以后，徐锦泉才会再次感觉到在所有的凌乱中其实还可以感受到的生活诗意。
说完徐锦泉，叙事者来说李亚力。
1956年10月，李亚力来到这颗星球，他的出生地不是上海，更不是苏州河边，而在远离上海数千公里外的山城重庆。多少年后的某日，当李亚力先生看着30多年前的老重庆照片，他对解放碑、临江路、望龙门缆车、朝天门码头以及传说中的沙坪坝是那么的感怀万千，在他深情的目光中时光倏尔而过啊！
1963年，当三年自然灾害终于将要告别中国大陆，李亚力步入少年之期，他意外地与苏州河有了一次相遇，并非身临其境，而是在连环画上相遇。连环画展现了苏州河历史上的其中一页：上海解放前夕，一名地下党员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也为送出情报，在一个雨夜，乘坐小船，从苏州河一路而去，离开了上海。看着连环画，他的心思渺茫了起来。
又过了6年，那是1969年光景，李亚力终于看到了苏州河，不是纸上苏州河，而是栩栩如生的苏州河。
那年秋天，因三所军医大学调防，李亚力跟随父亲、母亲从重庆来到上海。父亲、母亲本是黑龙江人，是当年四野七纵的老革命，来上海前，父亲、母亲工作于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来上海后，父母的工作单位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甫一来到上海，李亚力看到的河流叫虬江。那条小河将二军大一分为二，李亚力记得，下到河中抓螃蟹、摸乌龟是他少年时代最为美好的事情，这就如同黑哥下到苏州河里偷取西瓜，“水是很清、很清的，”李亚力回忆说，他仿佛回到了那个河水清澈的年代，“随后，一切都变化了，开始发黑，开始发臭，具体日子倒真的记不清楚了。”
1969年与1970年相交的某日，李亚力跟随家人乘坐55路公交车前往市区，他内心欣喜若狂，“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市区啊。”
20世纪60年代末，二军大一地的江湾五角场可以看做上海的乡下，四周有农田、有池塘，虽说，与当年美国圣公会韦廉士主教派遣吴虹玉筹建圣保罗教堂的那个时期相比，这地方已繁荣了不少；虽说，与当年董大酉设计着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的那个时期相比，这地方也改变了许多，但五角场一地依然没有脱离上海郊区这个概念，在宝山县地域中，二军大大院外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农田，而虬江之水散发着浓烈的乡野气息。
由55路一路进入上海市区，少年李亚力目不暇接：四平路上有摩肩接踵的人群，有鳞次栉比的房屋，李亚力看得眼花缭乱，看得心花怒放。当55路由外白渡桥向外滩驶去时，苏州河以及河岸两边的楼房——上海大厦、浦江饭店——更是让他惊喜得要叫唤出来，而那条河流，那条他通过连环画早就认识的河流，现在也以平静从容的姿态进入了他的眼帘。
李亚力对这个上海充满了迷恋，却也有几分畏惧。
想当年，对这个上海，他只能爬到二军大高高的水塔上作一瞭望。60年代的上海，天空多么纯澈，在水塔上，他能看到国际饭店，看到华侨商厦，当他扭转视线，他能看到许多白帆正在缓缓移动，那些都是在黄浦江上航行的船只。他想象着这个上海，他渴望着能够进入其中，他梦想有一天与这个上海亲密接触，而今，这一切都实现了。但苏州河？对苏州河他似乎没有多少感觉，在连环画上获得的最初印象，并没有让他对这条河流产生异常情感，更不要说热爱了。
以后，李亚力一度对苏州河很不以为然，多少年后的今日他对叙事者十分坦率地承认，“与从小生活在苏州河边的人相比，我对这条河有点冷漠。”
是冷漠而不是讨厌，说话间他回到了让他冷漠的年代。
那年李亚力结婚了，家住康定东路与泰兴路口，他不知道马路对面的麦根里住着一个酷爱读书的青年，名叫徐锦泉；他知道家的背后便是苏州河，而且还感觉这条河没有一点抒情意味，一点也没有。
煤球厂就设在了泰兴路口，他家楼下。运送煤球的卡车不分昼夜地来回开动，发出的嘈杂声响让李亚力无法忍受，在五角场，在他的重庆，可没有这样乱糟糟的环境啊，有时，他感觉自己的神经在这样的嘈杂中都快崩溃了；令人讨厌的还有河上不时驶过的小火轮。夏日夜晚，结束一天工作的他，很希望疲惫的身子有一个安静的歇息，却没料，小火轮来了，还不只来一次，络绎不绝地，“突突突”声响大作，让他整夜无法入眠。
那年李亚力27岁，他早告别了在重庆山城看着连环画遐想苏州河的年代，也告别了爬在二军大水塔上看远处精华上海不时出神的年龄，他已相当社会化了。在上海十一机床厂钳工车间的磨床旁劳作，沾满了肥皂水的双手上发出的气息让他有作呕之感。为了完成每天的定额，他必须不断加班，即使已是除夕夜他还必须加班，这样的工作让他厌烦，让他不堪忍受，更糟糕的是，他不是原住民，无法用上海话、用上海俚语向身边的同事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想着要尽快逃离这个环境，无论是上海十一机床厂还是紧临苏州河的那幢六层公房。
也因此，每个清晨，当李亚力乘坐19路翻越浙江路桥时，他的目光充满了无精打采的意思，而如果此时此刻目光刚好撞上河上小火轮时，更会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偶尔，李亚力的兴致也会高涨一下，譬如夏日，不少上海原住民正站在浙江路桥的栏杆上准备跳水，有些人的姿态还相当优美，当他们潇洒地跳入苏州河，当围观男女的叫好声从车窗外迎头撞来，李亚力也会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但这点兴致常常又被苏州河上的垃圾船所破坏：装满垃圾的船只正沿河而去，从垃圾上弥漫开来的恶臭让李亚力的目光也仿佛被熏染了。
有个晚上，李亚力难得地走出家门，沿苏州河慢慢走去。防汛墙建得高高，超过普通人的人头，他走上防汛墙，于是看到了月光下的苏州河。这时，他发现自己不经意地已来到了一个渡口。他感觉惊讶，不只是惊讶，简直是惊奇，那地方怎么会有一个渡口？渡口叫什么名字呢？渡口建于什么年代？渡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离奇的事情？他想着，童年、少年时常有的冲动被出其不意地唤醒了，他兴致颇高地买了筹码，上了渡船，并在月光笼罩下的苏州河上打了一个来回。要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渡口叫强家渡，这是苏州河上最后一个被拆除的渡口。
就这样，在苏州河边，在泰兴路尽头，在当年的麦根路旁，李亚力整整居住了6年，6年中，煤球厂的嘈杂让他不胜其烦，小火轮的嚣叫让他忍无可忍，而发臭的苏州河则让他避之唯恐不及，当然，日积月累之际，竟也有一种新情愫产生，但那是什么呢？
6年后的一天，那应该是1989年，中国即将进入90年代，李亚力的人生也有新的转折，他从苏州河边搬迁到了中山北路沪太路一带，亦结束了上海十一机床厂的那份工作。去新单位上班，他改为自行车出行，为走捷径，总是由乌镇路桥上下，依然每天亲密接触着苏州河。这时，这条河流让他产生了想要仔细观察的念头，他发现，当年浓烈的臭味那刻消散、淡薄了不少，这是苏州河治理的结果吧；又发现曾经让他那么讨厌的小火轮，还有臭气冲天的垃圾船也少了许多。
时光如水般流逝而去，1998年之后，金茂游艇俱乐部成立，李亚力成为游艇俱乐部的一员，而在2004年的某日，他乘上“大众号”工作船，从当年里摆渡桥出发，一路溯河而上，直抵大华清水湾。至今，他都难忘那次苏州河之行，“一路而去，我们将苏州河这一段看了个透。”
事情起因于当时李亚力他们风闻苏州河将要有一个大开发，金茂游艇俱乐部想着占个先机，看看这条上海最古老的河流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
一路行去，李亚力发现两岸许多地方正在大拆迁，无以计数的建筑都裸露着它们悲悲切切的骨架，此外，与当年他上下乌镇路桥时相比，除了环卫船，河面上几乎没有任何船只了。
航行后的结论是悲观的：苏州河水还是太脏，尽管作了大的整顿，但垃圾遍及整条河道；防汛墙又造得太高，相比当年他在强家渡乘坐摆渡船时似乎更高了，这让河上观光的游客无法看到两岸风景；一些岸边有新小区诞生，但小区高楼如同峡谷，让人有十分压抑的感觉；最后，苏州河的两岸几乎没有值得多加品味的建筑，无论新老建筑，都是如此。
当然，那是2004年时李亚力对苏州河的感觉。倘若此刻让李亚力再次提及苏州河，感觉迥然不同。他会注意到苏州河里已经有了小鱼小虾；会注意到，有时，在太阳光折射下，苏州河似乎焕发着一层绿意；他还会注意到过去自己不以为然的东西现在会带给他心灵上一丝颤动，这就如同他永远的故乡重庆任何一角带给他的感觉一样。
2014年10月12日，下午2点左右。这不应该是秋天上海的最好日子，尽管是晴天，尽管没有让人谈虎色变的雾霾，但云层过于厚重，阳光相当微弱，当它费力地穿过云层投射到这条里弄时，竟让它带上了几分惨淡。
1936年的麦根里，建造于两次中日战争之间，上海黄金十年的巅峰，但有点奇怪，里弄的型制似乎属于二代石库门，主弄是一边只有一条横弄；其次，也许最为关键的是，麦根里没有盥洗设备，既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铸铁浴缸，上述两点决定了麦根里在上海民居建筑版图中的位置，这条里弄建造时反映了当年工部局对华人居住空间的认知水平。
不过，那天重回麦根里的徐锦泉才不在乎它是二代石库门还是三代石库门，他在第四支弄的66号门前徘徊良久。门口上的清水青砖被时间侵蚀得很厉害，剥落的表层暴露出内里的质地，也添加着生命活动的种种迹象，譬如油烟在墙壁上留下的那些印迹。门旁的墙上挂有放光明牛奶瓶子的盒子，还挂着一个拖把。灶披间的门开着，可见里面一个水斗，水斗边上有一个塑料桶。踏进灶披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层阁，当年，徐锦泉便从这上面滚落下来，他应该感谢自己如此侥幸地掉在了晾衣竹竿上，否则又怎么可能有他今日正创造着的那份荣耀？
走出灶披间，徐锦泉突然打住脚步，他将目光投向支弄前方，前方有正在玩耍的男孩、女孩，有个大人蹲下身子在对一个小孩耳语着什么。徐锦泉分明有点恍惚，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吗？那个傍晚，苏州河也许涨潮，河水正一层层地很耐心地冲向两岸，他倒垃圾回来，内心欢天喜地，随后，爬上那口放上海人家泔脚的大陶瓷缸，时光、岁月、记忆与大陶瓷缸一起温柔地碎裂了。
58号前，徐锦泉再次停住脚步，他仰头张望，二楼人家的窗户正半合半开，挂着衣物，一个窗式空调锈迹斑斑地鼓突在外，80年代的奢侈之物，但只能制冷不能制热，他凝视许久，后来吐出一句，这就是我独自租借的地方。
徐锦泉不会忘了那个雨夜，是青年报总编、才华过人的李智平先生用奥迪车将他送回家，他也不会忘了自己如何穿过密密雨幕，如何走进房门，如何在一房子的水中心头发凉、发冷。是的，这一天充满了象征意义，他就此彻底地告别了麦根里，彻底地告别了苏州河的这个地域，但今日再次回到老家，今日再次寻访当年的种种生活的场景，他又应该如何理解当年的出走？又应该如何看待在这些似乎破旧乃至破烂的空间中曾经深藏着的记忆？
10月12日的那个下午，叙事者与徐锦泉、李亚力一起回到了麦根里旧地，叙事者期待当事人在重回历史场景中能够表达出更多人性意义的细节。
那日徐锦泉始终神思恍惚，而李亚力始终若有所思。直到出了麦根里弄堂口，沉默的李亚力终于也兴奋了，他用手指着弄口左边的那间粮油小店，西苏州路3号，小店门楣上还有已经惨淡了的红油漆字样“粮六石二分店”。当年他李亚力可没少上这里来买十六元四角一百斤的大米哦，有时也买十四元三角的籼米，但怎么会一次也没有碰上徐先生呢？照例说徐先生也经常来这里买米啊，买富强面粉啊，买馄饨皮子啊，记得当年还用过购粮证呢！
麦根里弄堂口右拐的斜对面，今日已是一大片防汛墙绿地，徐锦泉说煤球厂就在那个地块，很大一个煤球厂啊，地盘从这里一直延伸到泰兴路与康定东路相交处。李亚力同意徐锦泉的说法，他补充道，当年他就居住在康定东路路口上那幢六层楼的公房里，“我家厨房窗口正对北面，那时，只要一打开窗子，就见到煤球厂灰天灰地的场面。”
当年的煤球厂已然消失，在泰兴路、西苏州路与康定东路这个三角地带，无论煤球厂还是鸿章棉纺织厂全都远遁而去，取而代之的是防汛墙、绿化地以及供市民休闲的河滨走廊，那个让徐锦泉、李亚力有过不同的体验、生出不同感想的煤球厂，而今只有一个形似厂房、空间通透的构筑物作为象征，不过，构筑物中，还保留了部分吊装煤球的起重设备。或许因了这里环境的变化实在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让李亚力竟然有些不那么确定起来，“当年煤球厂是在这里吗？”
徐锦泉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就是这里！”
徐锦泉与李亚力都奇怪他们从未在粮店前相会
煤球厂的变化让徐锦泉与李亚力困惑不已
李亚力一声长叹，不是叹气，而是叹息，回想自己当年每日每夜就生活在飞扬着煤球粉尘的氛围中，而今这苏州河边的改造算是不错。
徐锦泉却不以为然，见识了国外无数的旧城改造，他感觉静安区在旧城、旧房的改造上缺乏整体规划而太过碎片化了。“这个煤球厂完全应该保留原来的设施、工艺过程和空间，而不是如今这样一个做法。你想想，煤球厂算得上我们城市一种曾经基本而且重要的设施，它影响了不是一代人的生活，这个不保留，我们还保留什么呢？”
争论是片断的，如同回忆经常是零星的，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对这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并不可替代，但在伟大的自然注视中，这一切其实又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譬如苏州河的注视。1969年抵达上海的李亚力，最初对苏州河并无多少感情，如果说冷漠也是一种感情，那么，他有的只是冷漠这种情感。对李亚力来说，这很正常也很自然，他不是徐锦泉或黑哥，也不是张秀兰或陆杰瑞，他出生在另一座城市，不同凡响的重庆，他可不是河边的原住民，因此就缺乏原住民们自童年以来耳鬓厮磨的那份情感。苏州河？煤球厂的粉尘让他忍无可忍，小火轮的喧闹又怎么可能让他生出诗意感？不过，先是时光的交替，继而岁月的浸润，对这条河，李亚力也有了一点情愫，谁又能断言，他对苏州河的情感不会融进血液和骨头中去呢？不会以最神秘的DNA形式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呢？
徐锦泉呢？这个麦根里的原住民，煤球厂的喧闹与鸿章棉纺织厂的忙碌交织成了他的部分童年，石库门的生活，哪怕再点点滴滴，再微不足道，都是他生命最可宝贵的财富，都值得他反复追忆，“这座城市有许多东西都莫名其妙地消失掉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记忆，一个人也不能没有记忆，记忆空白，说明的是文化灭寂”，徐锦泉慷慨激昂，叙事者与他持有相同观点。
那么，如何理解徐锦泉的出走呢？如何理解当年他对麦根里的失望呢？以及如何理解当年他对这块地域的放弃和逃避呢？我想，那应该是他生命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吧！过了这个阶段，过了这个时期，他便会再次回到麦根里，对这个地域这条河流他会有全新的感觉和判断的，而且，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在2014年秋天的这个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