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姚志康来到人世间，那时，上海史已经又掀开了一页，虽说苏州河浑然不觉地照旧蜿蜒流淌，历史上的王朝更迭，时光中的春秋交替，与它似乎毫无关系，而且在本质意义上也确实毫无关系。
当姚志康睁开双眼看着高家巷，或更开阔点说，看着周家桥地区那片湛蓝的天空，他不可能知道的又会是那些东西？
他不会知道，自己诞生的这个地区，一路迤逦而去的苏州河在这一段有个45度的凶猛折弯，以周家桥为基点：它的下游，后来有了中山北路大桥，那里，之前还有着施约瑟创建、卜舫济发扬光大的圣约翰大学；它的上游，是古北路大桥，更远处，则是吴淞江大桥；距离周家桥不远处，古北路大桥的西侧，有过一个渡口，非常繁忙，是上海人血汗交加、羽化成蝶的一个佐证，周家桥的右方，苏州河的一个渡口极其出名，叫做强家渡。后来，当苏州河上的所有渡口逐一地消失不见，强家渡是最后一个。
他不会知道，周家桥一路成长的那段历史。周家桥，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座桥的名字，先有桥，而后才有了遐迩闻名的地名。说到桥，就必须先说河。这河不是苏州河，而是苏州河的一条支流，由后来的玉屏南路一路流来，最后流向了母亲的怀抱，苏州河中。当年，此河虽然不算宽阔，但纵横此处田野之间，让此河两边的乡民的来往相当不便。终于，当地一户姓周的富裕人家，也是知书识礼的乡绅，毅然出资，雇人修建了一座小小木桥，架设在这条小河上，自此以后，东西两岸连为一体。那桥架设的年代究竟是康熙时期还是道光年间已无法知晓，叫它为“周家桥”，原是四方百姓对周姓人家善心的一个纪念，而这个称谓便一直地流传了下来。当后来周家桥这个地域变作熙熙攘攘、百商云集的市镇，人们用“周家桥”来称呼其实是另有深意了。
周家桥变作市镇时候，自然村落早已形成。本地人的老宅子自西向东沿苏州河南侧依次排开，分别叫做北龚家宅、李家门、高家巷后宅、杨家宅、顾家弄、林家宅、朱家宅、三泾庙；长宁路北侧，则是强家角、沈家郎、范巷郎。所有原住民都以种菜作为自己主要的生存方式，所有的菜园到了60年代中后期完全消失。
他不会知道，那周家桥形成很热闹的市镇年代是在工部局的越界筑路时期。白利南路与霍必兰路等6条沪西马路辟筑，让周家桥兴盛有了一个现实基础，而在周家桥、强家角等地出现的内河码头，更让周家桥这一带气象大变。及至1906年，晚清当局修筑的沪杭铁路穿越了周家桥的东部，以及上海西站设立，更让周家桥与现代文明的连接有了重要一环。20世纪30年代，周家桥与上海的“黄金十年”一起进入到它最为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周家桥地区仅店铺就有55家，真是“百工麇集，逐成市面”。
他不会知道，早在1901年，华人中的一部分，那些对生活充满了欲望和野心的男女（他们中主要都是男性）沿河逐一开出工厂。之所以沿河开厂，一个重大原因是苏州河能够让运输变得迅即和方便，物流这个现代概念早在1901年的上海便有它最初的表达，当然，污染这东西也如达摩克利斯剑般地悬挂在了苏州河上。在九曲十八弯的苏州河这一段，有伟大的吴氏家族所创办的一系列工厂：天原化工厂、天理化工厂、天厨味精厂和大孚橡胶厂，也有很光荣的荣氏家族开出的申新一厂、申新八厂，荣氏家族的码头岸线更是长达500多米。此外，民生纱厂、顺昌石粉厂、华光火柴厂、上海酵母厂、上海试剂总厂都一一开出。因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后来居上的日本人在苏州河两岸也相继开厂，苏州河的周家桥边，叫做丰田纱厂的便依河而据，西方商人也群起效尤，让上海加快迈进近代化的那条通道。劳动力因此成为必需。居住在苏州河两岸的原住民，祖祖辈辈以种菜为生，挑到集市上买卖让生活获得继续下去的动力。而今一一放下锄头，走进简陋到几近原始的车间，男的成为机匠，女的成为挡车工，以卡尔·马克思论述的方式开始被剥削者的不幸生涯。其时，日资丰田纱厂、中资申新一厂、申新八厂，全都拥挤着当年居住在苏州河两岸的妇女们，她们之所以乐意离开土地，离开河流，离开祖辈沿袭下来的生活，一定是“被剥削者”的生活中有着一种让她们十分兴奋的东西。随后，周家桥地区的原住民远远不够众多工厂需要，于是，更远一点的地方，或新泾或华漕甚至虹桥、纪王等地的农民迈着没有洗干净的双脚而纷纷走进工厂，心甘情愿地被原始工业文明一一吞噬。等到这些地方的劳动力也不敷使用时，便出现了异乡男女，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出现在周家桥一带。他们都是苏北人吗？是的；他们都聚集在“滚地龙”或“草棚屋”吗？是的。
滚地龙与草棚棚都搭建在港湾河汊一边，滚地龙就不需要多说了，所谓的草棚棚，是用毛竹做的梁柱，用竹笆糊泥做的墙壁，用稻草铺的屋顶，不要说与深宅大院，就是与一般瓦房也没得比。他们的生活以今日眼光来看是如此的不堪忍受，但他们还是忍受住了，这里一定有他们的乐趣在，也有他们的憧憬在。随着时间移除，一种文化也慢慢地生成了，而且，不同族群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不同空间。譬如，原住民信奉道教，家里如有丧事，请来道士做个道场；苏北人家相信佛教，如有丧事，请来和尚念上一场佛经。夏日傍晚，当你走进当年这些里弄，原住民聚集区传来的自然是悠扬绵软的沪剧，而苏北人聚集区里有的是气冲斗牛的淮剧。有意思的是，百多年来，不同文化丝毫没有融合趋势，原住民与苏北人，各分周家桥的一部分天下。
1952年，姚志康诞生在高家巷后宅25号，今日来说则是玉屏南路585号，他的房子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绞圈房子，那是一种与石库门很不同的更具上海地域特色的建筑。显然，诞生那刻，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无以计数，其中便有不松不紧、不急不忙流向前去的苏州河的节奏，河水出了后来的吴淞江大桥，便流在了上海的郊野之地，那郊野两旁，决计没有外白渡桥般的现代文明，也决计看不到周家桥那派市民社会的繁荣景象。
1958年，姚志康6岁，也是中国上海大喘气地进入了“大跃进”的年代，这条因架设周家桥而出了名的小河终被填浜筑路，下铺粗大排水管道，路名便是今日的玉屏南路。
自小聪颖的姚志康清晰记得当时工人们施工的种种情景。工人们就住在他的绞圈房子中。每天中午，工人们会在他家廊檐下铺上一张草席休息。有人给他们送来馒头，馒头有很浓重的碱水味，色泽微黄，香味扑鼻。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一个面目和善的老师傅将馒头掰了一小块给他吃，他感觉味道真是太好了。他也记得奶奶见此状，便去屋里捧出一碗粥，从老师傅手中再换来整个馒头，当这个馒头交到他的手中，他全身因幸福而哆嗦了起来！
时光在姚志康的成长过程中慢慢移动。
姚志康记得头次看到苏州河的情景，那时他还没有上小学，跟着奶奶去买西瓜，他走上古北路大桥，见到河面上有那么多的小舢板，它们匆匆忙忙地来来去去，那种景象让他内心激动和激荡。
那日，姚志康似乎闻到了河中发散的臭味，还只是50年代末啊，他也只有七八岁啊，苏州河已经发臭了起来，河水也呈现出青黑色，但一切还不十分严重。他与奶奶来到苏州河边，许多买瓜小船靠在岸边，要到更大一点的年纪他才知道，小船全都来自浙江平湖，船民们出售的便是平湖西瓜或解放西瓜。奶奶一口气买下将近10个西瓜，然后，很亢奋地在头里走，卖瓜人挑着担子紧随其后，他则看着箩筐中的西瓜屁颠屁颠地紧跟。
随后，时光年轮又作着沉着的转动。对姚志康来说，那时，轰轰烈烈的“大串联”时代已经结束，但学校尚未复课上学，基于他有点暧昧的成份——小业主与资本家之间——他被排除在红卫兵组织之外，只能在苏州河边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逍遥派。
那时，姚志康对他出生的周家桥或许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是一条完整的商业街道，有米店、南货店、绸布店、照相馆、文具店、洗衣店、理发店、百货店、服装店、茶馆、混堂和剧场，各种各样，林林总总，让人看了好不振奋。
苏州河在周家桥有个猛烈的折弯
姚志康记得最为周全的是周家桥一带的饭馆，举凡高盛馆、同兴馆、津津斋、小乐意，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之所以将饭馆一五一十地记住，原因与我们刚刚告别的阿青完全相同：总想进入其间，能够在张张油光铮亮的桌子旁大摇大摆地坐下，如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们那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每每，这样的想象让他口水直流。
姚志康还记得红叶服装店、三元公司以及凌云百货店，他将食品店七间头深刻地记住了，在周家桥，竟然会有七开间门面的食品店，排场势着实让人吃惊。
最让姚志康怀念的还是茶馆、书场、剧场以及混堂。
这是让姚志康彻底心醉的地方，他走进后来叫做渡江浴室的白雾缭绕所在，但见人人赤身裸体地挤搡一起，说话的声音带上了一份空旷，而躺在浴池一边让搓背师傅将皮肤揉搓得清清爽爽，那样的情景至今想来还怦然心动。尤其难忘坐在休息室中，伴随浴室师傅一声吆喝，从空中飞来的那一块滚滚烫的毛巾，敷在身上，全身毛孔瞬间彻底开放，那份享受，语言无法形容，唯有无言。不过，他还是时常听得一边的父亲一声叹息，即使在这最舒坦、最陶醉的片刻。
后来，姚志康知道父亲叹息为了什么。
父亲一生做错的事情不多，但有件事情是绝对做错，那便是硬要将资本家成份力争过来。
且说当年古北路至中山西路这段长宁路大有来历，街道尽管很窄，两边却开满商店。
在那百多家商店中，有姚志康祖父开的大新饭店一家，坐南朝北，与当初的申新一厂大门遥遥相对，那时的长宁路还相当狭窄，只有两车道的宽度。大新饭店也只有一个门面，与“七间头”相去甚远，好在还有一点纵深，让桌子自然地摆上不少。
1956年，姚志康4岁当儿，中国进入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上海，无论著名或不著名的工商业都进入改造时期。其时，有这样规定：雇工2人或2人以上，资本金在2000元或2000元以上的可以定性为资本家。姚志康父亲的大新饭店雇工1人，资本金也只有1640多元，按说，随便怎样也轮不上资本家身份，充其量是个小业主。没人撺掇，姚父有着自己的算盘，如果这次能够评上资本家，那么，公私合营后享受的月薪就可以达到保留工资的最低一档70元，评不上，就只能参加合作餐饮业，最高工资45元。1956年，这一上一下的25元对他们这个八口之家实在是太重要了，就为了多拿25元，姚父动了不少脑筋方将自己的成份搞定为资本家，但人算不如天算，父亲再怎样会盘算却没有算到1966年的那场运动的到来，更想不到后来的安亭事件、工总司的横空出世以及地、富、反、坏、右之后还忝列第六类分子的资本家。那个时代，资本家不算十分邪恶，至少也相当的可疑，父亲被归为异类之中，作为父亲的儿子，姚志康顺理成章地成为异类中的一分子。
父亲的叹息由此而来。
在混堂中乐不思蜀的姚志康当然无法捉摸父亲的心思，对他来说，混堂结束之后的茶馆生活才是又一种快乐。
茶馆开在混堂隔壁，二楼有个书场。每每结束汏浴，姚志康跟随父亲来到二楼书场，第二档享受便由此而生。
父亲常常会在糯糯的苏州评弹中连连瞌睡，姚志康则或沉浸于说书先生的节奏之中，或在书场的木头长椅子下到处乱窜，不管怎样，成年后他对戏曲热爱的那颗种子似乎就是那时埋下的。
6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氛围让姚志康只能成为苏州河边的“逍遥派”，但生命激情在他青春躯体中却是到处横冲直撞，宣泄总要有一个出口。这出口便使得姚志康做起了三军司令：他养金鱼、养信鸽以及养品种鸡，品种鸡包括了白洛克、澳洲黑以及芦花鸡。
姚志康回忆起来，为给所养的白洛克或澳洲黑吃活食，他常常走到屈家桥去钩皮虫、抓知了。当年，屈家桥那地方是新泾乡的一个苗圃，从周家桥高家巷绞圈房子走到那里，路程不太长也不太短：刚好5公里。
让姚志康记忆深刻的事情是，抓了知了一路沿着河道回家，木拖鞋不知怎么坏了，只能将它拎在手上，赤着一双脚赶路，烈日下的马路滚滚烫，他尽量挑着路边有草的地方走，若没有草呢，那苦头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路上，经常会遇上下班的工人，不少来自华光火柴厂，见了他手上的知了，吵着要买，他自然乐意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响板”5分钱一只，攥紧5分硬币的他心花怒放了好一阵子。
爬在新泾苗圃那些大树的树杈上，姚志康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那条似乎一直在流动也似乎凝然不动的苏州河，河水虽不清澈，至少没有发黑，也没有多少臭味，随后，他看到许多船只正缓缓而过，是后面拖着长长一串的小火轮，或是满载西瓜的送货船，如同黑哥，姚志康会从大树上跳下，扑入苏州河中，饿虎扑食一般地向西瓜船游去，活脱脱是个拦路抢劫的架势。船民尽管会拿着船篙作吓唬状，但实在无法对付这么多的“野蛮小鬼”，况且“野蛮小鬼”又玩声东击西战术，往往是一个人作佯攻状，其他几个则游到船的另一边，将层层叠叠堆得高高的西瓜撬一个下来，接着发生的便是让少年姚志康最热血沸腾的事情：西瓜接二连三滚下苏州河，它们在苏州河面上晃晃悠悠，硬是不沉。姚志康们大喜过望，一人抱着一个西瓜游回岸上，用拳头将西瓜猛然砸开，看着那鲜红的瓜瓤，探头便咬，直到肚子鼓胀，直到所有人都瘫倒在苏州河边的草地上。那一刻，黑哥也在十多公里之外的桥洞里，沉浸在四分五裂的西瓜所散发的那股芳香中吧？
少年姚志康对苏州河的回忆不会只是这些，在那些无所事事但人生却十分快乐的日子里，奶奶告诉他，他出生那年，吴淞江大桥还是木结构，要到70年代，木桥才翻成水泥桥。
2013年的某日，在虹桥开发区友谊商城的大堂咖啡厅，接受我采访的姚志康认为，吴淞江大桥以东为苏州河，以西为吴淞江；他又固执地认为，关于苏州河的叫法，应该产生在1920年以后，他的坚持显然颠覆了教科书上的定义，也颠覆了关于苏州河称呼的一般说法。不过，不管姚志康的认为是否正确、是否权威，这些对叙事者与读者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出生在苏州河上游的周家桥这一带，重要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打上了这条河流的深刻烙印，有了这一些，我们还能奢求他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