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梁二平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解析古汉字中的方位字词、古代的天经地义、早期的方国形成、后来的天下一统，以及交通穿越与军事防线……讲述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文化来源；通过“王在世界之中”到“西方传教士入华”的历史演进，描绘中国与世界的主动与被动的接触，分析封建王朝在历史关口“关门大吉”式的应对，和后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体用”攻略；展现了由于对自身的错误认识和对世界的错误判断，中国被一步步拖入挨打、割地、赔款的可悲境地的历史脉络。本书从人文地理的角度，以文化随笔的形式，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融入文化上的反思，实为一部别样的古代中国的成长史。
作者简介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海洋文化学者。
1980年代起从事旅行写作，足涉中国所有省，著有《关东风情》《中国风情》《旅游摄影》等著作。2000年起，关注海洋文化，行走40多个国家。有海洋文史地理著作：《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代海图看世界》《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中国古代海洋地图举要》《中国古代海洋文献导读》《败在海上——中国古代海战图解读》《海洋深圳——深圳海洋文化历史地标田野调查》《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海洋随笔十二家》《世界名画中的大航海》。
另有《花样生活》《秀场与看客》《肢体的游戏》《身体的迷雾》《一米阳光》等散文集。部分著作译介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修订版序言
重回世界的中央
中国正在重回世界的中央，之所以说“重回”，是因为我们至少已经有过一次位居世界中央的经历，那就是大唐盛世。如今，盛世又一次向我们走来。
中华文明虽然有过盛衰起落，但文明之流从未中断。同一个族群（尽管不断汇入新鲜血液），使用同一种语言（尽管有方音的差异），书写同一种文字（尽管有字体的演变），持续数千年之久，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唯一的个案。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不止一次预言中国终将崛起复兴，但他的理由出人意表，竟是因为“中国拥有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在汤因比看来不是负担和包袱，而是崛起复兴的资源和原因，在这一点上，汤因比真是帮助中国人重塑文化自信的优秀外籍教师。
重塑文化自信，当然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正值此时，有人为我们提供了一本特别有利于“温故知新”的好书《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此书初版于2010年，数年来作者勤加修订，面目焕然一新。
本书作者梁二平本为报人，却有强烈的学术追求，笔耕不辍，著述源源不断，实属报人中的异数。他长期关注海洋文化，多年来行走四方，足迹遍至中国全部省份，向外远涉40余国。行走远方虽在报人也不少见，但梁二平好学深思，多年来将自己修炼成了一个中国海洋历史方面的合格研究者，他和供职于著名大学或高端科研院所的学者们坐而论道，同坛讲学，全无“民科”或“民历”的拘执、偏狭、自卑、急切等情状，而是从容淡定，俨然大家——当然不是装出来的，我混迹学界垂40年，装不装自谓还是一眼就能看出的。我和他交往多年，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若言梁二平的著述，突显报人文笔自不待言，他已经出版了好几种有影响的著作，较著名的有《谁在地球的另一边》《谁在世界的中央》《败在海上》等。这些著述从文本形式上看，大致相当于传统学人在撰写了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的基础上所写的“雅俗共赏”之作。不出意料的是，梁二平当然没有写过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作为报人，我估计他也不屑于写这种东西。
但梁二平跳过了这个学术训练和积累阶段的表现，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实际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为他是自学成才的，不会面临学术体制内的刚性要求——发表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成功经历了学术训练和学术积累的阶段吗？最终的学历和学位证书就是对这种成功经历的证明。而梁二平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以前我曾将爱因斯坦说成“超级民科”，更多的是一种修辞策略，梁二平却是我们生活中一个真正成功的“民科”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他没有遭遇到通常在这类事情上表现保守的“专业”学者的轻慢、嘲笑和拒绝。
成功的“民科”与通常“民科”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他们是否愿意遵从主流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如果遵守了这个规范，通常就不会遭到主流学术共同体的拒斥，梁二平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虽然没有“历史学博士”之类的头衔，但他会被主流学术共同体视为自学成才。反之，如果对主流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不屑一顾，虽然如今也可以玩得很爽，甚至颇受媒体的宠爱，但仍然难免主流学术共同体的拒斥或轻视。绝大部分不成功的“民科”，问题都在这里。
梁二平研究海洋历史文化，早在“一带一路”之议提出之前好多年就一直在辛勤耕耘了。事实上，他的一系列著述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学者坚守自己选择的园地，不忘初心，辛勤耕耘，不管它热还是不热。万一有朝一日它居然热了起来，比如“一带一路”成了国家政策，各种攀龙附凤的“学术研究”蜂拥而来，那也不是梁二平刻意等待的时刻。我经常喜欢用庄子的话来描述这种精神境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这是学者在学术追求上的至高境界。
现在这本《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的修订版中，梁二平将视野从海洋转向了大陆。
他从探讨中国古代方位观念的建构入手，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归结为一种“文化金字塔”式的天下观：越是高端的文化，就越是位于金字塔的上层（贵），同时也就越是位于天下的中央（华的位置）。
这样的观念当然有自大的成分，但也有着人道和公平的色彩。梁二平精辟地指出：“自大不是古代中国独有的毛病”，但问题是其他自大的国家，率先用炮舰来丈量世界，用罪恶的黑奴贩卖和鸦片贸易来帮助开拓殖民地，西方列强一度在世人面前羞辱了曾长期居于高端的华夏文明，使中国人也不得不跟着西方信奉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种弱肉强食的低端丛林法则了。
如今，汤因比预言的伟大时刻已经临近，中国人将用新的历史向世人表明：即使西方列强借助昔日的船坚炮利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低端丛林法则强加给了全世界，华夏文明也可以在这丛林中成为优胜的“适者”——尽管在我们看来，适应弱肉强食这种低端的丛林法则并不会给华夏文明带来什么光荣，我们终将以新的力量重新光大华夏文明“和谐万邦”的传统理念。
2018年1月
自序
中央之国的文化由来
世界地图是依据什么观念绘制的？思索这个问题，促成了我的《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代海图看世界》。但还有一个问题仍缠绕着我：古代中国是怎样将自己设定为“天下之中”，它对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思考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人类自从有了方位感，就有了空间的人为设定。这种定位留下的历史痕迹，仍可在历史悠久的汉字中找到。所以，这本书首先从古汉字入手，研究古人的方位认知。比如，东、西、南、北、中。这个排列与说法，更是“中”在方位里的核心地位的传统表达。这个“中”似乎属于方位，但又像是纯粹的观念，它好像不实际存在，而是由“东西南北”诸方位围绕而成的观念。另一方面，“中”又像是一种观察“东西南北”的视点，是本体、是自我；“东西南北”是视线所及，是外在的处境。那么，是先有存在，还是先有意识，是先有“中”，还是先有“东西南北”，可以留给玄学家接着探讨。
《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帝告诫大禹说：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地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这里的“中”字，已将中庸哲学最初的意思含在里面：不偏谓中，不易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立而不依，无过而无不及。此时的“中”，已由确立方位提升到处世立场，进入了价值观的层面。
接着本书由字而词，在方位词中继续寻找先人的空间定位与地域分割。比如，甲骨文中提到的“方国”，《禹贡》中提到的“九州”。在“由家而国”和“化国为家”的天下一统的过程中，渐渐有了“华夷贵贱”的意识形态对空间认知的强力介入，也有了“蛮夷”对大中华“郁郁呼文哉”的融入与认同……古代中国对天下、对世界的认识，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在相当长时间内，古代中国世界观是独立于世界之外而自成一体。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居中，抗驭万国”“恩威四海”“万国来朝”——虽然，古代中国长期以“王即天下”来看待世界，但它无法阻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或者说，开放的世界不会因此而不与中国发生关系，或产生冲突。比如，“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英使马戛尔尼访问大清”……所以，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也在变化中演进，在演进中碰撞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对世界的认知，除却文字之外，还有地图。地图是空间表达的直观反映。虽然，《史记》中有“图穷匕首现”的故事，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仅无法见到那幅燕国地图，连秦一统天下后的“全国地图”也见不到。我们能见到相对完整的“全国地图”是宋代地图，而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则出现得更晚。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力追求扩张的一朝，但元朝的“世界地图”也仅描绘了亚洲的西部以及靠近这一区域的非洲和欧洲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世界地图自西方传来，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大明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使中国学者，甚至皇帝，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但与此同时，这位传教士也以地图的形式迎合了中国在世界中央的帝国心理，并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版世界地图的定式。
其实，以版图而论世界的中央，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地图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它反映的不是自然，而是对自然的一种归纳；更多的时候，它呈现的是政治现实，即权力现实。在帝王的眼里，地图甚至是流动的，每每构成新的延伸，给世界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
恺撒时，罗马的版图最大，天下是罗马的。
成吉思汗时，中国的版图最大，天下就在蒙古人的马蹄之下。
大航海时，葡、西两国的版图最大，地球一分为二，他们各取其一。
拿破仑时，法国的版图最大，炮弹落到哪里，哪里就归了小个子的帝国。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版图最大，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大不列颠的米字旗。
“王即世界”是所有帝国的世界观，并非中国独有。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傅佩荣教授说：文化有四个特色，其中一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民族不认为自己是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这个民族存在的理由就困难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文化倾向，要肯定自己在天地之间生存的价值。
从世界地理史看，公元前7世纪的巴比伦泥板地图，即将两河流域描绘为世界的中央。古罗马，没说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但却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欧洲许多小国，都不以本国为世界的中心，却以欧洲为世界的中心。如，近东、中东、远东之说，就是以欧洲为中心来命名的。
自大不是古代中国独有的毛病，而且，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不论在地域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国，是世界敬仰的大国，“万国来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世界认可的现实。只是古代中国在这种自大与现实中，止步不前。当其他自大的国家，开始信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开始用炮舰丈量和拓殖世界时，在中国人仍以“华夷贵贱”来区分文明的高下，仍躺在“万国来朝”的旧梦中不肯醒来。
最要命的是大清王朝，她不是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模样，而是害怕和无法应对新观念和新世界对帝国的颠覆。中国皇帝一直以旧的天下观为封建统治的保证和靠山，这是古代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基本态度。所以，“开眼看世界”也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罢，这些皮毛之变，都没能让这个封建王朝摆脱挨打的境地。
世纪之交时，有新锐地理学者拟将中国从世界地图中央移开，构建新的中国版世界地图，后来没有付之现实。因为，各国的本国版世界地图都是将本国放在中央，这是通用的读图方式，它便于观察本国与他国的空间关系。那种以东西半球为描绘基准的世界地图，通常是作为国际版世界地图来使用的。当然，观察世界空间关系的最佳工具是地球仪，转动它就会明白，我们该怎样与这个世界相处。
目 录
修订版序言 重回世界的中央
自序 中央之国的文化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