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方位，天经地义
遥远的地平线
近代的符号学家说：“人不仅是理性和道德的动物，也是符号的动物”，人以符号的形式描绘世界，又用符号创造了新的世界。那么，先让我们从最简单的符号，来看一看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的并不简单的描述。
祖先用“一”横，描绘的是什么呢？
世界最早的符号刻记，多数都留在陶器上，距今至少有8000年的历史。由于陶符陶文多是以单体形式出现，让人们很难确信它是文字，只能猜想它所表达的某种可能。
汉字，恐怕只有“一”这个字，出生之后就再没有改变过。从陶符陶文、甲骨金文，再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一”字的形体没有丝毫改变。“一”是符号与文字的高度统一，以至我们无法比附它的前世，也很难知晓它是为何而造的。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构成因子，只有进入汉字的内部，才能对民族文化有所认知。
“一”是符号之源，是刻划记忆之物，“一”也是造字之始。它是原始人以简单应对复杂，以简单符号概括复杂生活的表现。后来，原始人越来越聪明了，面对的世界也越发复杂了，要表达的东西更多了。符号转而升级到文字，文字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像一幅画了。
无论是中国的“两河流域”，还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其出土的远古陶器上都有众多的“一”的单体符号。我猜，横的“一”除去人们猜想的计数的作用外，更早的时候该是祖先对方位的表达与思考。
西方人认为字母出自陶文或泥板，东方亦认可汉字与陶文的渊源。
我曾蹲在玻璃展柜前，仔细观看国宝“人面鱼纹”陶盆。这件新石器时代的陶盆，是半坡先民绘画与符号的经典之作。人们对“人面鱼纹”的含义有30多种猜测，但我更想弄清楚陶盆边上刻着多种符号，其中就有那神秘的“一”（见图1.1）。
蒙昧初开的先人，面对这个世界与自己的存在，他们用什么来确定自己的所在，用什么来区别空间所属？在神产生之前，他们只能自己为所处的环境命名。大千世界，祖宗最先命名了哪个方位？答案就在“一”的刻画中。它既是天，也是地，更是天地之间那条缝——地平线——的精彩概括。
祖先造“一”的时候，略去了地上的树木，也不管天上的白云，世界简而约之为一条横线。如果我们用西方语言学来分析，“一”的能指，它概括了世界的表象；而“一”的所指也进入了世界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是表位的，是表数的，是物理的；更是说理的，甚至是精神的。
图1.1 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陶盆，是半坡先民的绘画与符号的经典代表，盆上除了图画，还刻了多种符号，其中就有神秘的“一”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谈了他对“一”的体会：“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刘安在《淮南子·诠言》中说“一也者，万物之本也。”当然，说得最透的还是老子：“曲则全，枉则直，漥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而天下式。”老子心中“一”即是天理，他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中国人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哲学。
汉字的高妙之处，在于它不像字母文字那样，字母与意义是分开的；汉字的字，甚至是字中的一个笔划，都有意义；字形与意义完全是一体的。此外，汉字还是向外不断扩散的，一个字会变出另一个字。我们说它是“一”，它不仅仅是“一”，这伟大的一横，代表的是天地方位的原点，它是原始部首之首，有着无数可能：一生“上”、一生“下”、一生“土”、一生“天”……“一”孕育着诸多方位和诸多意义的表达。
一生万物，万物归一。
头顶一片天
汉字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字，就说人间最崇高的词——“天”的创造吧，其象形意味与哲学思想的融合，真是妙不可言。
甲骨文的“天”字有两种：一种是，大字上面有个人头的大头人形象。另一种是，大字上面有一横，近于头顶蓝天的形象。金文继承了甲骨文的这两种写法，稍有变化。小篆将这两个字合二为一，演进为“从一从大”的“天”字。
“天”是个又具象又抽象的字，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步步统一的。
最初的“天”字，指的不是天空。殷墟卜辞中的“天”，是人体之“天”，也就是脑袋。如，“疾朕天”，直译即“病我头”。甲骨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表示天空的“天”字的用法，但却有表现降水的“雨”字。其字以“一”代天，下面是一串串“雨滴”。那个“一”表明了商朝人对天空的认识，并有了明确的表达。这“一”横，看上去很简单，实是伟大的定位。人们开始了对天的追问——甲骨文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天问”。
金文中的“天”，已经有了天空意思，但所表达的是“上天”与“天命”的抽象概念。
公元前1000多年时，周王朝处在上升期，风头正劲。康王封赏武将盂，告诫他要头脑清醒，少喝酒。为了纪念此事，盂铸了一尊今天看来是西周最大的鼎——大盂鼎，上面铸有291个字的“长篇”文章（商朝青铜器铭文很短，西周有所增加）。其铭文在赞美先王时，使用了“文王受天有大命”的说法。这里的“天”是最早的“天命”表达。在传世最长铭文（497字）的西周毛公鼎内壁铭文中，还可以见到关于“皇天”一词，其清晰的“天”字的第一笔仍是象征人的头部的圆点，“人”与“天”联系紧密（见图1.2）。纯粹描绘自然天空的“天”，其用法还要更晚一些。
对天的定位，显示了祖先的高超智慧。以头为天，这个认识很高；头上有天，这个认识更高；天人合一，则成就了中国哲学：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图1.2 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内壁铭文中，第一行末尾“皇天”的“天”字，第一笔就是象征人的头部的圆点
“大”是老子给“天”勉强取的名和字，“四大”的次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表达了中国人的古代世界观。所以，后世将“天、地、人”谓之“三才”，作为古代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而“地理”作为一门专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在《周易》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理”一词的最早使用情况，也与“四大”理论相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天文，俯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我们还是猴子时，哲学上的“自我”观念还没有形成。成为有思想的人之后，才有了“是、有、在”的概念，知道了“自在”和“自然”的时间与空间的存在。这种认识到了庄子时代，有了更高明的表述。在《齐物论》《让王》《列御寇》中，庄子率先使用了“宇”和“宙”这两个超大的时空概念，“宇”是横无际涯的空间，“宙”是无始无终的时间。古圣先哲们通过敬“天”，有了天地时空的认识。而更准确更细腻地表达它，还要一步步地加以区分与标识，世界在此过程中成为可以科学描绘的对象。
双凤朝阳
“所有的时间问题，说到底都是空间问题”——我相信这样的说法。因为，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样宏大的命题，这句话更像地下车库里的箭头，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出口的存在。
最佩服当年没有手表的农民，他们看一眼太阳就能说出现在是几点钟。先祖的原始时间概念，想必是来自空间。人类认识了空间，才找到了自身的存在。而人类对空间的认识与占有，亦最适用那个著名的句式——“这就是历史，这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1953年，西安人在城外兴建电厂时，无意间触到了黄河文明的重要神经——半坡遗址；20年后，人们又发现了长江文明的重要遗址——河姆渡。南北两个文化遗址完整地保存着6000多年前的黄河人与长江人运用的符号和图画。我倾向于“符号不是文字”，但我愿意相信“符号与图画是文字的前生”。至少，它透露了先人的生活信息。
比如在浙江，我看到的河姆渡出土的6000多年前的“双凤带日”“双凤朝阳”等骨器（见图1.3），其刻画清晰意思明确的图纹都表达了明确的朝向——日。那应该是先人最初的方向感和最为神圣的生存方位。如果地平线是秤杆，那太阳就是定盘星。以天定地是先人探索自然法则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
图1.3 上为河姆渡骨匕上的双凤带日图。下为河姆渡蝶形骨器上的双凤朝阳图
陶器在收藏界是不值钱的，但有了图案，意义就大不一样。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个新石器时期的陶罐，上刻有“日、月、山”三个图形合一的符号，它不仅是古人的信仰表达，也是对环境认识的一种概括。
三国时的魏国术士管辂，在其所著《管氏地理指蒙》中，特别强调天象与山岳的关系：“天尊地卑，其势甚悬，山岳乌乎而配天？盖日月星辰光芒经纬之著，皆精积于黄壤，而象发于苍渊。”在古代的堪舆家看来，天尊地卑，地上火水石土与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气脉经络是相通的，所以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说法。
古文献都说“殷人尚鬼”，其实，不仅在殷人那里，在此前与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月、星，都是我们的先人要拜的神。因而，“日、月、星”是甲骨刻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时空字词，每个字至少出现过1 500多次。细观问卜之道，就会发现商人为后人留下不少关于空间的可贵探索。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书中出现的日、月、星，都看作是古人的最为重要的方位词。
先上后下
“先上后下”这里说的可不是挤公共汽车“潜规则”，而是要讨论：古人是先知上下，还有先定左右？这问题看似简单，却简单到无法回答。在已知的古代文献中，“上下左右”这四个字，同时存在于甲骨文中。我只能自以为是地认定：先上下，后左右；而且，上下二字，上为先诞，下为后生。
最初的“上”，造得很像个“二”。只是一短一长的两横都略向上弯。那长横显然是作为基础面——地面——出现的，而短横则是标示位置的。在饶宗颐先生的《吴城字符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江西吴城出土的商代陶器符号中，已经有一些符号有了某种“上下”的意思（见图1.4）。祖先最初的“上”，近于广东人今天还在说的“上位”。
接下来，似乎不用说“下”字了，它刚好是一个翻过来的“二”，一长一短的两横略向下弯。意思显而易见。上下二字，在金文向小篆过渡时，为了不与计数的“二”相混淆，增加了一竖，上下二字就此改造成近于今天的样子。
从一出生，“上”就不是纯粹的指事字。“上”的位置，很快被表现为层级文化。上是一个好的位置，在甲骨中它就很是“上位”。商人将其先公列为“上甲”，其甲字上加一横，或两横。金文中的“帝”字，上面的“点”原也是“一”横。“上帝”与“上甲”表示的都是上和初的意思。上是个好位置，于是成就了许多好词。上进、上升、上层，上级、上流……
与上相比，下就不是一个好位置，很少有客观的下。下在层级文化中，被描绘为谦卑的身份和命运的可怜。如，在下，下级，下层、下乡、下岗、下人、下流、下贱……
上与下定位清楚，贵贱分明。不清不楚时，就全靠自己体会了。比如，领导对你说“能上能下”时，多半是要让你下去。而说“上不去也下不来”时，那注定是难言的尴尬。说“上上下下的享受”时，那是某电梯借暧昧意味在做广告。当然，把空间位移化作娱乐与调侃，那是人们消解痛苦的智慧：“寡妇睡觉，上面没人”“李莲英讲故事，下面没了”。
现存甲骨方位词中，“上”字出现500多处，“下”字也出现500多处，它们是甲骨方位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词。“上”与“下”看上去是最简单的位置标示，演绎的却是最复杂的世界与人生。
图1.4 江西吴城出土的商代陶器，其符号已经有某种字的意思，“上下”的标示，在饶宗颐先生的《吴城字符表》中也略露一二
左右逢源
甲骨文中“左右”二字最好认。不用大师们来破解，一般人都认得出，那画得像广东早茶中的凤爪似的，就是左右两只手，也猜得出“左右”两个字应是同时造的，因为人同时拥有左右两手（见图1.5）。“左右”二字在甲骨卜辞中，除了表示为左右手之外，还借左右手形以表左右方位，并演化出更多的意思。如，卜辞中右字既是左右之右，还是有无之有、福佑之佑、侑祭之侑、再又之又的意思。
现在，我们应用的“左右”这两个字，下面多了一个“工”和一个“口”，是金文改造后的字。“左”字加“工”表示用工具劳动。“右”字加了“口”表示以手助食。所以，“左右”二字后来又生出的“佐佑”二字，都有辅助的意思。“左右”生出“佐佑”等字后，就专门表示位置与方位去了。
方位是由人来命名的，自然融入人的主观意识。左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表达了不同的风尚。商人刻的卜辞中，在言及方位之时，左右方向已含有贵贱之分了。后世的学者据此得出“殷人尚右”一说。
据统计，现存甲骨文献中，有68个“右”字，有60个“左”字。当然，专家也不会仅仅以此为例，证“殷人尚右”。人们还发现，祈福卜辞中常见“受有佑”，殷人以为吉。另外，商代服饰也是以“右衽”为常，而考古资料中的殷商宫室、城建、墓葬、车马坑等的排列现象也无不佐证商代重右的观念。
至于殷人为何尚右，有人从地理上找因由：殷之先人兴于今天的京津地区渤海湾一带。殷后人北面祭祖之时，东北方向正在右上方。此说如果成立，如果人们面南而祭，则左右的定位则反了过来。中国位于北半球，古人一直以北极星定位，以北为上，坐北面南时，左手方向自然成为东的方位，崇敬太阳的族群，则会尚左。所以，朝代更迭，尚左尚右也变化不定。
图1.5 甲骨文中的左右两个字，画的就是左右两只手
周灭商后，改朝换代，风尚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周人一反殷人尚右的风俗，转而尚左。这一点在金文的文辞中已有明显表现，如以“左右”为序。春秋战国时，天下大乱，方位秩序更加乱。中原各国尚右，楚国、秦国尚左，但总的趋势是尚左。如《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汉代暴秦，汉初又改为以右为尊。汉太尉周勃统兵废除吕氏时，说“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支持造反的皆袒左臂拥护刘氏，后世的右派和左派是不是由此而来，不得而知，能够大体查明的是，汉之后历朝多以左为尊，除了元蒙一朝。古代官制常常是同一官职分为左官与右官。唐宋都是左官比右官高一等。但元蒙一朝反其道而行之，以右官居上，科考取士也分右榜、左榜，蒙古人列入右榜，汉人则在左榜。不过元亡之后，明清两代，又回归尚左。
历史就这样忽左忽右地折腾了几千年，这种变来变去的风尚，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服人的理由？其实，此中的奥秘，早在两千多年前已被古圣先贤点破：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这种该左就左，该右就右，君子无可无不可的聪明话，出自《诗经·小雅·裳裳者华》，后来，它又被总结为成语“左宜右有”，用来形容才德兼备，则无所不宜，无所不有。
不识东西
很显然，远古先民对太阳的崇拜，隐含着方向的确认。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类生活规律推而论之，日出的方向，应是方位之首。至今，我们中国人仍然爱用“东、西、南、北、中”这种说法，进行方位排序。
以东为首，以东为重，完全是以太阳初升的方向为标志的。但“东”的古字，其原始意义是不是指东方，至今没有定论。很多专家倾向于“东”是从东西（物品）转借而来的。因为，甲骨上刻划的“东”字，极像一个两头扎口的口袋，而口袋是装东西的。所以，专家推论它是表物之东西。但又找不到它表物的用句，或疑为祭名。
我比较倾向于许慎的说法。《说文》解释，“东”是木与日结合而成的，日升到树腰，即表示东方。从表意的角度看，也很接近事实。因为，在殷墟卜辞中，我没找到“东”作为物品的用法，而作为方位词，却被专家查出345处。说明至少在商时，它已指示方位了。
如，“贞：东土受年”“甲子卜，其祷雨东方”。即，向东方之神，求丰年，求风调雨顺。同样的用法，也用于“西”字。如“甲午卜，宾贞：西土受年”。“西”作为方位词，和“东”字一样在殷墟卜辞中被广泛使用。
“西”的本字，也很难讲，看上去像个鸟巢。许慎沿着解说“东”的路子说：“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而鸟栖，故以为东西之西。”甲骨上的那个西字，到了小篆时，那“小巢”上又加了个鸟一样的曲线。所以，这个字还有栖息的意思。借此言“西方”也比较贴切。也有人解，西是陶缶，泛指东西之西。东西一词，来自陶缶和口袋，用以泛指物品之东西。可能更古时候就有此意思（见图1.6）。
图1.6 甲骨文中的“东”与“西”两个字的形象
人们确立方位，最初与神灵有关。四方大神，掌管命运。人进化了，用方位于日常生活。商人尚鬼，甲骨文中方位词多与神相联。到了周代，方位词多进入日常生活。如《诗经·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后来，人们又用它创造秩序。周人尊礼，以主为东客为西，所以，后来又有“西席”“西宾”代指客师。因为主人之位在东，所以，称主人为“作东”“东家”。
三国时，曹操搞吏治改革，有些品行不端之人想借此机会，把不徇私情的东曹掾毛玠裁掉，上书朝廷说：“从前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应当撤销东曹。”曹操何等聪明，早知这些人想借此机会裁毛玠，于是，巧借方位之说，保东撤西：“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在东方明亮，凡是人们说到方位，也先提到东方。东方为上，怎么能撤销东曹呢？”结果，自然是撤销了西曹。
东与西就这样一点点成为了礼数，礼数后来就成了规矩。这些都是向后看的故事，我们一清二楚。但向前看，线索就断了。作为方位的东西与甲骨、金文的原始含义，完全链接不上。东不是东，西也不是西。想想，那么多大师都“不识东西”，我辈也不强解了。
南北贵贱
“南”字的甲骨造型，像个倒置的瓦器，上边悬一绳索，很像古代的一种瓦制打击乐器。由此分析，“南”是后来被借作方位词的，但也没有什么形意线索可寻。方向这玩意太抽象。我猜，“南”是在祭祀中，先变成方神，后代为方位。在甲骨文献中，连成句的“南”字，多用于方位表达，如“王于南门逆羌”。
“北”字的甲骨造型，是两个背对着的人。甲骨文用“人”造的字有很多，两个“人”步调一致都向左叫作“从”。两个“人”意见不合，一“人”向左，一“人”向右，叫作“北”，很像那个运动名牌Kappa——背靠背。古汉语中“北”与“背”二字相通。有学者认为，如果“北”即“背”，那么，“南”则为向、为正、为面。由此可以推论，“北”是由“南”来定义的。
再进一步说，“背”即“北”，有离开之意，如果“南”为家，那么“北”则为离乡背井。《史记·乐书》：北者败也，“败北”一词似乎为强者居南，败者往北这一历史所留下的记号。
古人崇拜祖先，以南方为尊位，祭祀祖先时面南行礼。《礼记》说，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南面”一词后多作统治讲，但从词源来看“南面”即敬祖。可见创字人以“南”为尊、为祖、为根，以“北”为别，为败。
我曾观察过半坡遗址中那些被解说成“房屋”的地洞，45座遗址的“门”差不多都是朝南开的。这或许能说明，早在6000年前，居住在北方的祖先们已经由向阳而居，引申出向南而居的方向感。南在方位中，因其代表光明而有了老大地位。而夏商周三代，王朝也皆处北方，其建筑多是背靠北而面朝南。“南”与“北”的贵贱，或许就这样形成了。在马王堆汉墓看了那张画于帛上的“南上北下”地图，我更相信，南北尊卑是有传统可寻的。
有人说《诗经》中“维南有箕”“维北有斗”的描述，是我国关于南北方位的最早记载，这显然不够准确。在甲骨典籍中“南”出现了230次，北出现了260次。这个统计不仅表明，南与北的使用频率之高，而且还引出了一个问题：在以南为尊的远古，为何“北”的卜辞会略多一些？我以为，在难断方位的远古，我们的祖先习惯于白天以日定位（东），晚上以星定位（北）。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在北回归线以北，先民们很容易看到北斗星，而基本上看不到南回归线的星星，更不可能看到南极星，所以，选择了北斗作为方位的定盘星。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说“找不到北”，而从来不说“找不到南”（见图1.7）。
图1.7 山东嘉祥武氏词中的东汉画像石北斗图
汉语中的南北关系，也是以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确定的——南面称帝——这是一种北半球说法。我在南纬55度的火地岛旅行时，就见到正午的太阳高挂在正北边的天上。这里的人是不是要——北面称帝呢？
南与北的贵与贱，都是人为定位，这之中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的因素，就看话语权在哪一方了。就目前的经济地图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刚好在北半球，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分布在南半球。南北国家由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于是，又有了所谓的“南南合作”“南北对话”，说着说着，就有了拯救南方的意思。
插旗立中
“东、西、南、北、中”这五个字的前四个字，在造字之初都与方位毫无关系，唯有“中”字是个例外。“中”的古字形状就是立在地上的一面流苏飘飘的旗帜。卜辞中多有“立中”之句，即插旗定位的意思，也是聚集士众的号令。
“中”字也因此有了中央与核心的意思（见图1.8）。如，“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右师、中师、左师，要害在中师。《孙子兵法》云“击其中则首尾具至”。而“东、西、南、北、中”这种排列与说法，更是“中”在方位里的核心地位的明确表达。这个“中”似乎属于方位，但又像是纯粹的观念，它好像不实际存在，而是由“东西南北”诸方位围绕而成的观念。而另一方面，“中”又像是一种观察“东西南北”的视点，是本体、是自我；“东西南北”是视线所及，是外在的处境。那么，是先有存在，还是先有意识？是先有“中”，还是先有“东西南北”？可以留给玄学接着探讨。
图1.8 “中”的古字形状就是立在地上的一面流苏飘飘的旗帜。卜辞中多有“立中”之句，即插旗定位的意思，也是聚集士众的号令。“中”字也因此有了，中央与核心的意思
“中”不仅在空间定位里地位显要，精神层面的“中”，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早表述“中”的思想的是《尚书》，在《大禹谟》一章里，即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心危险难测，道心幽微难明，惟有一心一意，诚恳地秉行中正之道。“允执厥中”是舜帝告诫大禹的修心之法和治国之道，这里的“中”字，已将中庸哲学最初的意思表达出来。
春秋之时，天下大乱，一心“复礼”的孔子，在他的传道授业之中讲到舜帝告诫大禹的故事：“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句话的意思是，依照天的历数，帝位当在你身上。你要诚实地执持其中道。要为四海之内的人民解除困穷之苦。天所赐予的禄位，长享于终身。这段话收录在《论语》最后一章《尧曰》中。后来在《中庸》里，孔子又把它明确地表述为：“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孔子已不是客观陈述舜对禹的教导，而是把它作为祖先的睿智来赞美和推崇。
此时的“中”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指中间，二指合适，三指人心。前边两层意思好理解，它是中的表相；最后这一层，是中的根本，解说也比较玄。道家解释，人有三心：一是道心，二是人心，三是血肉心；心是执中的根本。《易经·文言传》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所谓“黄中”的集中点即是上丹田，位居人的中央所在地。
虽说，后世将中庸理论归功于孔子，但孔子活着的时候，并没有把他推崇的“中”完善成一个哲学体系，而《中庸》成文，也是他的身后多年之事。《中庸》出自《礼记》，即西汉礼学家戴圣编纂的《小戴礼记》，据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编纂。南宋朱熹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之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才将这种哲学推向影响后世千年不衰的极致。
中就这样成了中庸，中庸就这样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或方法论：不偏谓中，不易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立而不依，无过而无不及。中的概念，由确立方位到处世立场，最后升华为一个哲学的表达，和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
如今到故宫参观的人，看过太和殿，接着向北走入中和殿，就会看到这个大殿的正上方，有一生爱好书法的乾隆皇帝题写的“允执厥中”匾额，那高高在上的四个金字，是当朝皇帝向三代先王致敬，也是在光大“中”的哲学传统。
十面埋伏
数字，存在于每种文明之中。各国的初文，都有关于数字的伟大创造。至少在商之甲骨里，我国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和百、千、万等字，最大记数已达到二万多。这庞大的数字体系多用来计算战俘或羊群，其文明程度可见一斑。
整合数字的方法，各国不同。有十二进制的，有二十进制的，还有六十进制的。有专家说，现在全球统一使用的“十进制”是中国人发明的。它的开创性使得它应该和中医中药、赤道坐标系、雕版印刷术，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的“新四大发明”。
“十”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有意思的是许慎对这个字有多重解释：“十，数之具也”这是说它表数；接着许慎又说，“‘一’为东西，‘|’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有专家说，许慎只是依据小篆“十”的臆测，不足为信。因为，十在甲骨文中是“|”，中有一圆点。小篆时那圆点变为一横，才写成“十”。但我觉得许慎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十”在甲骨文之前，已经作为单体的符号存在几千年了。在8000多年前的甘肃大地湾彩陶上，就有“十”字符号。大家熟悉的6000多年前的半坡人陶器上，也有“十”字符号。同一时期的西亚陶器上，也存在大量的“十”字单文。这些符号，可能是陶器上的装饰，也可能表示某种意思，不论怎样都跟文字有密切的关系。
饶宗颐先生在他的《汉字树》中说，东西方的这些“十”字，还有变化的“万”字符，早期都是代表吉祥的符号。与饶先生的观点有些接近的是，内地甲骨文专家多认为，甲骨文中的“十”字是巫术的“巫”字。
我没资格反对专家们的这些说法，只是觉得这两种说法，与许慎的“十”为“东西南北”四方的说法，并不矛盾。图形是物象，符号是指事。“十”是符号，其指事意义鲜明。“万”字符，本身就有“东西南北”的指向与轮回。而“巫”，更是讲究方位的，请四方神仙，保四方平安。“十”怎么就不能是方位的化身，或集方位与巫于一字呢？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青铜器——镶嵌十字纹的方钺（见图1.9）。
图1.9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青铜器——镶嵌十字纹的方钺
事实上，商朝人运用甲骨文指事达意时，还没有创出表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专字。甲骨文中的东西南北四个字，在当时都不是表示方位的。它们作为方位词是很久以后的借字。由此，我们更可以相信，许慎所说的“十”集合了四个方位，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符号或文字。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十面埋伏”这个词，那个“十”或许就是“东西南北”，也就是“全方位”包围的意思吧？
风神统帅的四方
“扬州八怪”皆盖世奇才，总有人想见识一下。那天，一位朋友对善于画松竹的李方膺说：“世上什么东西都好画，唯有风画不了。”李方膺二话没说，转眼之间即把“风”画了出来。于是，有了现藏于荣宝斋的那幅传世名画《风竹图》。人们评说李方膺的《风竹图》，“不仅把风画出来了，而且，把风声也画出来了。”
我想，祖先创造“风”字时，或许也有相同的故事。
甲骨文中“风”字，实际上就是画了一只凤凰。古人借“凤”言“风”，两字相通。甲骨文中的“大凤”就是“大风”，“小凤”就是“小风”，“不凤”就是不刮风。小篆时代，造的字多了，遂将“凤”字还给了“凤凰”，转而创造了那个繁体的“風”字。《说文》解小篆的“風”为：“风动虫生”，这一回是借虫言风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成就一方文化。毫无疑问，能将“风”与“虫”连在一起的，必是北方人。北方人对风的感受与南方人是大不同的。四季分明的北方，对风的需求，也比南方要大得多。风在需求中，被尊为了神；又在需求中，指代了四方。
商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四方风”牛肩胛骨（见图1.10）。这片武丁时期的刻辞，不仅刻记了东南西北的四方风神之名：如“东方曰析”“南方曰夹”；而且，还在风神的名字后面，根据四方风不同时节的特征，对各方的风做了命名：如“东方曰析，风曰协；西方曰夷，风曰彝……”
这种根据风向的“内容”，将风标上记号的传统，到了西周以后，被进一步光大。《尔雅·释天》以《诗》为据，诗意地解说了四方之风。“南风谓之凯风，诗曰：凯风自南；东风谓之谷风，诗云：习习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诗云：北风其凉；西风谓之泰风，诗曰：泰风有隧。”
在人类的意识尚不足以认识天地之时，天地之间自然是“百神之所在”，天理地理都是神的道理。风，既然是神，就不光负责今生，还管得着死后。晋代郭璞传古本《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占卜术士将“风水”与方位融为一体，为生生死死又添了一分妖术之气。
图1.10 商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四方风”牛肩胛骨
风是空气的流动，本是空气的一种生命方式，但和人类生活产生联系后，风就变得不那么纯然了。总结出风的规律是人类的一大进步，而将风与方位之学神玄化后，不仅方位之学失去纯真，风也被妖魔化了。所以，在谈论古代科学时，要特别警惕术士挖的“风水”之坑。
以天分地的天经地义
“天下”这个词，看上去是讲家国权力的，其实，表达的也是古人的地理逻辑，即，地理在天。古人发现天上的恒星是不动变的，利用天上的恒星做标记，如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就可以确立基本的空间关系。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提高，又有了“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经·系辞上》）的对天地关系的概括。
远古观天是即重要又具体的大事，天官往往是由“三皇五帝”这样的部落首领来担当。所以有“天子观星，知民缓急，敬授民时”之说。天象万千，似神似兽，中国的先民与外国的先民一样都将星星做了形象化处理。在华夏文化中，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象”的萌芽。1987年仰韶遗址即出土了有东龙、西虎“二象”墓葬；而“四象”之形，在周初的青铜器上，已有成组了的图案形了。
古人心目中的天，是神的代言，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古人是把天文与地理“混为一谈”的。其中，对地理影响最深最广的即“四象”理论。古代的天文学家，把满天的恒星划分成为“三垣”和“四象”七大星区。所谓“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之中，“紫微垣”居中央，是天帝住的宫殿（故宫之所以叫紫禁城，其“紫”取的就是“紫微垣”的意思）；“太微垣”象征行政机构；“天市垣”象征繁华街市。这“三垣”环绕北极星呈三角状排列。所谓“四象”：即“三垣”外围分布的“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也就是说，东方的星象如一条龙，西方的星象如一只虎，南方的星象如一只大鸟，北方的星象如龟和蛇。
但天空远没有“三垣”“四象”那么简单，古人还发明了与“四象”相配的“二十八宿”。古人在黄道赤道附近，选择了二十八个星宿为坐标，借此定位大地空间。目前，考古为我们提供的“四象”与“二十八宿”相配的最早证物，是湖北曾侯乙墓中的战国漆箱盖，上面画着二十八宿和苍龙、白虎（见图1.11）。
二十八宿是古人观测天象的基础，按方位划分为——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复杂的星象，不仅为了分割群星，还有更广泛的用途：天文家利用它，以正四时；舆地家利用它，以辨九州；军事家利用它，以定方向。
《周礼》曾记载，星官“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每块分封之地，都有二十八宿之星名。《史记·天官书》也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以天经对地义，已具体到了星宿与州域相对具体的地理应用。如二十八宿之——角亢氏、房心、尾箕之东方七宿……对应九州之东的——兖州、豫州、幽州……《汉书·地理志》也是用星宿的分界，定地面州与州的分野。如“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以天分地，是古代天经地义的事。
图1.11 湖北曾侯乙墓中的战国漆箱盖，上面画着二十八宿和苍龙、白虎
那么，古人为何要依据天空，来给大地定位呢？这就是古人的大智慧，因为地面上的山川河流，只能提供相对方向与地面标志，而宇宙间的天体，如太阳、月亮、北斗星……则能提供绝对方位。所以，不仅古人以天定地，就是在今天，最准确的定位系统——卫星定位——也来自天上。
细分方位的二十四向山
杜牧是位“一句顶一万句”的大诗人，他说“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安徽几个省都争“杏花村”。他说“二十四桥明月夜”，后人就千年论证：二十四桥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
在扬州游瘦西湖时，我找到了“二十四桥”。但此桥是不是彼桥，没人能说清。其实，对于我来讲，它到底是不是杜牧说的那个桥，意思并不大。有意思的是，它让我想起了中国文化为何这么偏爱“二十四”这个数字呢？二十四桥、二十四孝、二十四史、二十四番花信、二十四向山——对了，三八——二十四，占盘中的二十四向山，或许，就是这个奇妙数字的源头吧？
河洛之学，藏着数字的阴阳变化。这些数字又被古人以方位之名镶在古老的罗盘之中。看似在破解一个八卦阵，实际又布下了一个迷魂阵。我们看一看占盘，就会发现单纯方位，被占卜者延展出诸多风水的“附加值”。占盘的中央是天池，内置指南针。外面是活动转盘，内盘是一圈一圈的，每圈叫做一层。最外是一个方形盘身，叫外盘或方盘。内盘之中，有一层是二十四山，即以八干四维加十二支，用来指占盘上的二十四个方位，即，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艮、寅。每个方位占十五度，正好三百六十度。
世界上用于测方向的罗盘，基本上分水罗盘和旱罗盘两种（后有高科技的，另论）。精细地表示所在与天地间的相互关系。但中国风水师门派众多，其罗盘种类无数，三元盘、三合盘、三元三合两用盘、易盘、玄空盘及各派所用的独特盘。西人只辨方向，鲜论凶吉。中国人则沉于凶吉，醉于迷失。
二十四向罗盘与八卦宫位，又有所不同。罗盘以“卯”代表东方，以“午”代表南方，以“酉”代表西方，以“子”代表北方，以“巽”代表正东南，以“坤”代表正西南，以“乾”代表正西北，以“艮”代表正东北。此外，每个宫又管三个山，如，巽管：辰巽巳三山。“巽”为正东南，而“辰”属东南内之偏向东方，称为东南偏东，而“巳”属东南内之偏向南方，称为东南偏南。二十四方位就是这样分配的，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等。
中国应当是世界上最早把方位做精细划分的国家，但精细的方位分配，却游于占卜者的卦象风水之中（见图1.12）。
图1.12 古代中国的风水盘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认识自然与人相互关系的一大进步，但“天人合一”也是占卜与迷信的核心。古老的伦理观念是由天伦开始，而后进入人伦的。天伦有天命的含义，也有王命的含义，人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其位置是无法独立的。在这样的理论中，地理之学，即是天的哲学，命运的哲学。所以，传统的地理学，看似很玄妙，其实很单薄，也很幼稚。包括号称“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
司南疑似指南物
先秦诸子，各为其主，参政议政，能言善辩。其政经方面的成果，为后世引为经典。其中，少不了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之论，不经意间，还为后人研究科学史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科学方面大家公推墨子为最能，其实，管仲、韩非也不是等闲之辈。
人们在溯源指南针的历史时，发现《管子》一书，不仅涉及了地图学，还兼论了地矿学。其《地数》最早透露了磁石的信息“山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春秋初期，铜铁界线不清，美金（铜）铸剑戟，恶金（铁）制农具。而关于磁石吸铁的特性，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已有了准确表达“慈招铁，或引之也”。而最接近指南针的叙述，则在《韩非子·有度》之中，“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但他们毕竟戴不起科学家这顶大帽子。那些关涉科学的文字多是为政论服务的片言只语，细究起来，往往又不知所云。比如，韩非子最早提到的司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司职方位的官员，还是个指南的器具？人们找不到下文。《鬼谷子》中也有“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的记载。大约400年后，在东汉的《论衡》中，我们又见到王充的“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简短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