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好像是个指南物，但怎么指也没说清。唯一的图像证物是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石刻：一个小勺子放在一个小方台上，旁边还绘有风水先生一类的人物（见图1.13）。人们据此推断，这就是传说中的“司南”，即指南针的原形，所不同的是那根“针”（勺）是石头做的。用磁针指南的历史，还要更晚一些。最早见于9世纪的《酉阳杂殂》，书中有“勇带磁石针”和“遇钵更投针”的记载，11世纪的沈括《梦溪笔谈》则有更详细的记载。
虽然，在各地的出土文物中，确实见到了石刻所描绘的方盘，盘多是用青铜做的，也有涂漆的木盘，盘子的四周刻有表示方位的格线和文字，是不是占盘？但磁石勺，至今没有出土实物。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司南实物，是国家博物馆里摆着的那个仿制品。其他博物馆也依此仿制（见图1.14）。
不过，据文物学专家孙机先生讲，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个司南是用人工磁铁做的。实际上，天然磁石加工不出能指南的磁勺。1952年毛泽东要访问3年前已造出原子弹的前苏联，郭沫若要求制作一个司南，作为毛泽东的出访礼品。钱临照院士找了最好的天然磁石，请玉工做成精美的磁勺，可是不论怎么转，它都无法指南。后来人们分析：一是加工过程的热度消解部分磁力，另外磁距太小，摩擦力又太大，使之无法指南。
我斗胆猜想：《韩非子·有度》中所说的“司南”，如果确有其器，也许是一种巫用的轮盘把戏之具；而鬼谷子记录司南，他本人就是一个四处游说的方士。后来，在汉代墓葬中，考古工作者见到了许多玉制的司南之勺。大家知道，汉代占卜之风大盛，最为流行的“三大避邪之宝”，既有玉司南，另两个是刚卯和翁仲。刚卯是由商周的玉管演化而来，四面皆刻有驱鬼之辞。翁仲，是一种驱鬼力士玉佩，采用“汉八刀”雕法，生动古朴。这些避邪佩饰，生时多挂在身上，死后随主人葬入墓中。所以，说司南是奇技淫巧之物，也未可知。
图1.13 司南唯一的图像证物是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石刻：一个小勺子放在一个小方台上，旁边还绘有风水先生一类的人物
图1.14 出土文物中至今未见磁石勺，现在人们博物馆里看到所谓司南都是后人按东汉石刻图像复原的仿制品
顺便再说一则汉代的故事，仅供参考。
西汉方士栾大，曾利用磁石原理做了一副“斗棋”，通过调整两个棋子的正负极，忽而相吸，忽而相斥。栾大为显示自己通神，便为汉武帝演示“斗棋”。武帝深信其神通，遂封栾大为“五利将军”，甚至，把女儿也许给了这位方士。
指南针的历史真相
“欧洲第一个磁罗盘是阿马尔菲人发明”的说法，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在意大利做沿海文化考察时，我曾到过这座历史名城。虽然，没看到那个12世纪的古罗盘，但小城依山面海的自然环境，让我相信，这里的人对航海罗盘会有强烈需求，且不说意大利产生的那些大航海家了。
我们的教科书，对“四大发明”介绍得很多。但课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我们的说法相冲突的西方科学活动。在说春秋初《管子·地数》“山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是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时，从来不提同一时期古希腊“科学元祖”泰勒斯（约前625——前547年），不仅发现了磁石，而且还明确指出了磁石吸铁的现象，“万物充满了神的意志，马格尼斯（磁石）吸引铁是因为它有灵魂的缘故。”
磁石的发现，东西方至少是同步的。
不过，磁石指南的现象，尚无证据显示西方这方面的认识比中国早。所以，我一直相信指南针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说法。关于磁石指南的最早记载，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有度》中即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三国时，魏国的马钧受魏明帝之诏做指南车。人们多以为，这是一个磁指南的工具，其实不是。那个立在车上的小木人，不论车行何处，手始终指着南方。那是因为，车行之前，已事先定好南的方位，车子利用差动齿轮的原理，通过齿轮的作用，使小木人的方位不再改变（见图1.15）。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是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谓“指南鱼”，即用一块薄薄的钢片做成“鱼”，令肚的部分像小船一样凹下去，将“鱼”人工磁化后，使其浮于水面，“鱼”就能指南了。
不过，古人的态度很端正。由先秦到晚清，先人从没说过“司南”或者“指南鱼”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也没说夷人的指南针是盗版。将指南针列入“四大发明”，这样“震惊世界”的说法，是英国人李约瑟提出的。此外，他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论水罗盘是从陆路传到西方的。但西方学者不这样看，他们认为阿拉伯人至少在11世纪之前，就先于中国在航海中使用磁罗盘了。
准确地讲，指南针分为两种，一种是水罗盘，一种是旱罗盘。中国人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见图1.16）。而欧洲人发明并在航海中使用的是旱罗盘。前边说过，意大利阿玛尔菲人在12世纪最先发明了旱罗盘。13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又将旱罗盘加以改进，将其装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为便携仪器。后来，这种携带方便的指南针被欧洲各国的水手广为应用于航海实践中。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将这种罗盘带到日本，又经日本进入中国。
说回“四大发明”，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可疑，当年确实“震惊世界”的说法。它是由李约瑟先生一手创建的。1941年，对中国科技史充满兴趣的李约瑟，来到中国实地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一年后，即推出“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当时，正值抗战进入关键期，这个说法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斗志，遂被广为传扬。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首卷正式出版，成为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权威著作。
图1.15 三国时，魏国的马钧受魏明帝之诏作指南车。车上的小木人，不论车行何处，手始终指着南方，因为车行之前，已定好南的方位，车子是利用差动齿轮的原理，使小木人的方位不再改变
图1.16 指南浮针
但全世界广泛使用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指南针是用两个不同词条解释：第一个词条为方向指定仪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磁指南发明于公元前3世纪，称为‘司南’……”第二个词条为罗盘：“航海或勘测时，在地球上使用的基本测向仪器……12世纪，显然，中国和欧洲的航海家都有各自的发现。”两词条分立，似乎罗盘才是真正的“指南针”。
我愿意相信“四大发明”的存在，但美国经济学家兰德斯的一个说法更让人深思。“欧洲人最大的发明是，他们发明了‘发明’这个观念与活动，从而热衷于不断地创新，对于中纪末以来欧洲人的生产起了重要的帮助”。而我们的祖先对待发明，常常是一言以蔽之——“奇技淫巧”。所以，多说一句：即使是我们第一个发明了指南针，我们也照样在历史进步的路途中迷失了方向：一是知识技术造就的工业文明，二是航海扩张后形成的世界经济。
河图洛书中的方位谜团
传统文化中最受宠的，往往不是那些朴素的真理，而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种传统似乎也对得起西方人给咱扣的那顶大帽子——“东方神秘主义”。
2007年夏天，那是第几次研讨《易经》了？恐怕河南人自己都不知从哪算起。但这次的研讨更旗帜鲜明，就叫“弘扬河洛文化”。河洛文化缘自“河图洛书”这个颇有引经藏典意味的文化词，读书人耳熟能详，但细究起所云何事何物，连《辞海》也未给出个定论：“河图洛书是古代儒家关于《周易》和《洪范》两本书的来源的传说。《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依“图”和“书”，画成八卦，成为后来的《周易》来源。另说，大禹时，上天赐他《洪范九畴》（也被认为是《尚书》的来源），大禹依此治水成功……
“河图洛书”由神而授，圣人依此办事——这个说法出自《易》，但又没有详解，圣人是依图办事，还是依文办事？“河图洛书”到底是“图”，还是“书”？从先秦到唐代，没有人见过“河图洛书”是什么模样。时至今日，就是开了无数河洛文化研讨会的河南，也拿不出这方面的考古实证。所以，大家仍沿着《易》布下的迷魂阵，一路瞎猜。
今天被大众所熟悉的八卦图，源于宋代。宋初，华山道士陈抟（音：团）将河图洛书演绎成两幅图。这两幅图从北宋传到南宋，从华山道观传入鸿儒书房。最后，经朱熹之手刊于《周易本义》中，遂成儒道共用的“河图洛书”的母本。“河图洛书”就这样弃“书”从“图”了（见图1.17）。
图1.17 “河图洛书”的复原图
说起来，一个道士演绎的图，竟成了大儒认可的经典，颇为荒谬。但若从考古发现而论，还是有背景可查的。从周原遗址出土的卜骨上看，周时已有用“-”和“--”表示的卦象。而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其图式就与洛书完全相符（见图1.18）。此占盘至迟为西汉时期文物。其正面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九宫八风》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过圆心划四条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与洛书布局完全符合。“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也与《易纬·乾凿度》相合。有人据此认为，“太乙九宫占盘”的出现，说明“洛书”至迟于西汉时期已经形成，而北宋道士陈抟演绎的“图”，也应该是有所本的。
图1.18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其图式就与洛书完全相符
不过，“图”虽确立了，但对那些非黑即白的小圆点排列组合的破解，一千年来从没有统一过：上古星图、阴阳五行图、东西南北方位图、阴阳数字图……还有人认为河图为上古气候图，洛书为上古方位图……总之，天伦地理，尽在图中。
近来读了西南师范大学编的《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书编得很好，但所收30多篇历史地理文献中，独独没有《易》的身影。《易》虽然巫气重重，毕竟反映了古代中国的核心地理观。《易》对天地方位做了第一次大整合，也为后代布下了一个解读天地方位的千古迷宫。
河伯献图与大禹铸鼎的地图梦
古代中国的地图，始于何时？
很久很久以前，大禹奉王命去治理水患，有位老伯在河边捡起一片青石送给了大禹；聪明的大禹发现，那片青石原来是一幅治水用的地图；大禹依图治河，终于取得成功——这就是《庄子》《楚辞》等古代文献中都记载过的“河伯献图”的故事。
大禹和地图的故事，《左传》中也记录：“惜夏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段话是说：在夏朝极盛时期，远方的人把地貌、地物以及禽兽画成图，而九州的长官把这些图画和一些金属当作礼品献给夏禹，禹收下“九牧之金”铸成鼎，并把远方人画的画铸在鼎上，以便百姓从这些图画中辨别各种事物——这是“禹铸九鼎”的故事。
至少在夏朝，中国就已有了青铜器。商周时把需要保存的重要文字铸于青铜器上，已是寻常之事；若将地图铸于青铜器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我们拿这些源于战国的文字描述当史实，就会得出中国至少有4 000多年绘制地图历史的结论。不过，这些传说都没得到考古实证。中国出土了许多型制不同的九鼎，至今没有见到铸有山川形势的铜鼎。
除了夏禹的传说提到地图之外，关于西周的一些文献也提到了地图。
比如，西周厉王时的散氏盘铭文，即记载了西周散与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矢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协议订约。矢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地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
再如，《尚书·洛诰》记载：西周周公旦辅政时，按照周武王的遗愿，决定营建东都洛邑，由召公到武王选定的地区，测量地形，作建都规划，新都洛邑建成后，称为成周。其中就提到了为选建洛阳城址而特意绘制的地图。
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商周时已有了很好的地图。但至今考古实践中，仍看不到商周的地图实物。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地图是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板地图（见图1.19），它几乎就是青铜地图中的“孤本”。
图1.19 目前发现最古老青铜地图是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板地图，它几乎就是青铜地图中的“孤本”
这幅战国青铜地图，实际上是中山王的陵园规划图，图纵48厘米，横94厘米，铜图版上镶嵌着金银丝线条。图中详细整齐地排列了五个享堂的方位，图面规整，线条匀称，并注有相应文字说明。专家将其命名为《兆域图》，“兆”为古代墓与祭坛之称。此图现藏于河北考古研究所。
不过，《兆域图》毕竟表现的不是一个地域的方位图景。它还不能称为真正的中国最早的地图。传说早期的《孙子兵法》竹简上曾附地图卷，但至今没有找到考古实证。不过，依我在湖北九连墩出土文物展览中见过的绘有花纹的竹简卷子推断，当时应有在竹简上绘制地图的可能。
除了竹简，木版也是一种古人刻画地图的材料。《论语·乡党》中有“负版”之说，但是不是背着木版地图，专家说法不一。幸运的是在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发掘中，人们见到了战国木版地图，此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木版地图。
这组战国末期的秦国县区地图，以黑线绘制在纵18厘米、横26厘米、厚1厘米的三块松木版的两面上，共有七幅。根据同时出土的竹简纪年和随葬品的特征推断，专家认为这些地图应为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的物品，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木版地图（见图1.20）。
放马滩木版地图反映了秦国统一后诞生的我国最早的县之一：邽县的地理概况。地图不仅绘有山川、河流、居民点、城邑，并有82条文字注记，特别是标注了各地之间的相距里程，其中的2号图中，还标注了北为“上”（与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的方向相反，或表明了秦汉时代地图版式方向还没有一致规定，可以是上北下南，也可以是上南下北）。这些地图的目的性，可以从它的描绘内容去推想：它可以是地方官的《行政区划图》，也可以是《治水工程图》，还可以是《林木资源图》，更可以是保家卫国的《军事地图》。
图1.20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版地图6号图（墨线图）
秦汉以前的地理学在绘制地图方面是否有严格的标准，史无明确记载。晋代地图学家裴秀总结前人制图经验，提出了“制图六体说”，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作为绘图六原则。放马滩木版地图除没有明确的“分率”外，余皆具备。所以，这组地图被专家认为是“古代中国第一图”，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如果说《河伯献图》和《九鼎图》是后人借大禹这个传说中的人物，来表达祖先的绘制地图的愿望，那么，“放马滩地图”则可以说，是将人们带入了科学描绘空间世界的地图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