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天下，华贵夷贱
在水一方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依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依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依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首诗出自《诗经·秦风》，名为《蒹葭》，所谓蒹葭即芦苇。这首诗令我感兴趣的不是它借芦苇变化抒发的相思之情，而是它一口气用了6个“在”字。《蒹葭》中的“在”字，用得十分流畅与精确，营造了非常美的意境。我由此猜想：最初，古人是怎样确认自身所处的方位与存在的？
“在”字是由“才”字演变而来的。“才”字最初的字形有很多，大都描绘的是草木生长的形象，近于“十”字，有枝有根。我猜，它应该有点“存在”的意思，也有点标示方位的意思。所以，甲骨卜辞中，借这个“才”，来当“在”用。
甲骨卜辞中的“才”，有很多近于今天“在”的用法，表达行为所涉及的空间与时间。如，“王才亳”“才六月甲申工”“彝才中丁宗才三月”。金文的“才”，旁边加了“士”，小篆将“士”又变为“土”，更加明确了空间概念的表达。金文中，“在”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仅《殷周金文集成》中，计有428次，可见古人对于“在”的重视。
中国的“在”，非常实在。圣贤之书，言之凿凿：《论语》有“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此言存在；《易经》有“在下位而不忧”，此言所处。市俗话语，情之切切：即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目标锁定；又有“新晴在在野花香”的处处留情好风光。
西方的“在”，非常玄妙。比苏格拉底资格还老的巴门尼德，一上手就用古希腊文将“在”涂抹得不清不楚：“存在物是存在的，存在物是不存在的”。巴门尼德用“在”这个词，指明了认识世界的两条道路，而后人多数迷离于这个“在”字之外，大致能辨认出它是个包含着“是、有、在”三层意思的一个动词。
“在”是一门重要的功课，漂浮于时空之间。时间不会变长，因为没有长度；空间可以变大，因为没有边界。时空中，“在”因事起意，有事则“在”，无事则“恒”。海德格尔写《存在与时间》，他的门徒则写《存在与虚无》。
没有“无”所启示出来的原始境界，就没有自我的存在，就没有自由。“无”并不是有了存在者之后才提出来的相对概念，而是原始地属于本质自身。这是海德格尔说的。在哲人那里，我们所说的“在”，它一会儿“在”，一会又不“在”了。方位与处所渐渐消失，剩下的不是指涉内心，就是关乎自由。
一个动词就这样升格为一个哲学的根本命题。
接下来，我还要说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一次不说“在”了，而是猜想：在水一方的“方”，最初是哪一方？
方字，甲骨字形与今天几乎没有大差别，有专家说是起土的锸，后引申为方形、方圆，沿着起土成形的意思，方圆与方国在空间概念上，找到了重合的理由。方与国的表达也就融为一体。
从考古上讲，商朝与“气血两亏”的夏朝不同，商有甲骨文撑腰，凝聚了信史的底气。商的国家在甲骨刻辞中，多以“方”记。如“危方以牛其蒸于甲申”，其“危方”即危国；再如“伐羌方”，即讨伐羌国；“鬼方”，即后来的匈奴（见图2.1）。甲骨刻辞中这一类记载，有一百多个。因而，后人称此时之诸侯国为——方国。
图2.1 鬼方是历史上著名的方国，即后来的匈奴。考古发掘出的甲骨中，刻有“鬼方”的甲骨，目前仅有3块，此为其一
商朝的方国，按《吕氏春秋》讲“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比现在联合国统计内的全世界国家多出十倍有余。这些方国虽多不可考，但从已知的方国地望，如周方（今陕西岐山一带）、商方（今河南商丘一带）、井方（今山西河津一带）、危方（今淮阴之西）……将其连接起来，可略知商朝方国的区域和文化圈。
方，在商朝除了代表国家、方国之外，还代表方神，即四方之神。方神不像其他自然神，它没有物象，只有方位。如“其求年于方，受年。”即向方神祈求好年成。方神有四方之神，也有单一方向的神，何方神圣都可以拜，都可以求。如“甲子卜，其求雨于东方”“南方受年”，即求东方之神，求南方之神，授雨顺丰年。商朝人能够将方向转化为一种崇拜对象，可见，斯此的人们对方位的认识已达到一定高度。
方是对自然的认识，也是对生活的感悟。但到了庄子时代，明明白白的方向，却被上升为玄玄乎乎的哲学。庄子说，彼方出于此方，此方也存于彼方，方是对立且互生的。所以，又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之论。庄子所说的“六合”，即天地及东南西北。本来各自分立的方，向外无限伸展的方，有多种可能的方……被庄子加底扣盖弄成一个“论内不论外”的盒子，谓之天下。显然，这是一种偏于消极的天下观。
倾国倾城
东北的忽悠，实际上是从河北学来的。这里就不细论二人转的“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的渊源了，仅讲一个古代河北人忽悠皇上的光荣事迹。
那日，汉武帝闲来无事，令中山（今河北定州）歌手李延年，弄个小曲解闷儿。李延年知道皇上那几道弯弯肠子里想的是啥。放胆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的“馋虫”一下被勾了出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速将那个能亡国的美女给我找来。有人告诉皇上，那北方佳人就是歌者李延年的妹妹。小女子即刻被召入宫，歌舞果然了得。龙颜大悦：赏，举贤不避亲的好干部李延年——协律都尉。
这不是我瞎编的，是班固录在《汉书》中的事。
倾国倾城的故事，多是用来讲女人是祸水的道理。其实，最初的“倾国倾城”，讲的是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诗曰“哲夫成城，哲妇倾国”。说的是聪明的男人，可以成全一个城市；有心计的女人，可以弄垮一个国家。
古“国”字，说起来是一个很男性化的字，与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最早的“国”字，很像现在的“或”字。左边那个“口”，代表城防与地界；右边是一支“戈”，代表武装与守卫。到了小篆，这个“或”字，才被一个更大的方框给围上了，就成了繁体字的国（见图2.2）。
最早被“倾”的“城”与“国”，还不完全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概念。甲骨卜辞中的“国”，多是指国族，即部落、邦国、族群，也有一点方国的意思。“方”是族群与土地两个概念的合成，在甲骨卜辞中，我们能看到100多个不同名号的方国名字。在商朝，人名、地名、族名和国名，往往是不做区分的。《说文》说“或，邦也”，城与域，都与之相关。所以，城里的人，也叫国人。相对应的，城外为郊人，郊外为野人。公元前841年，国人不满于周厉王的统治，举行著名的“国人暴动”，就是一次“城里人”造反，推翻了执政国王。
但真正的国家之“国”，是西周之后的认识。国是个地域词，更是个政治词。它表达了复杂的权力与利益。西周以后不仅“国”的概念清楚了，“国界”的意思也一点点显露出来。到了东周列国时期，城与国，城防与国防，更是紧密相连。从秦人筑的长城，一直到明代筑的长城。这个“城防”一直是与“国防”紧密相连的。所以，从这个意思上讲，“倾城”也就“倾国”了。
图2.2 “国”字的古字形象和汉代石刻中的攻战图纹和很多相似之处
历代的文人，都将贪色误国的事，纳入到文学的主题中来，并有许多强调“软国防”的名句，千古传扬。如，“汉皇重色思倾国”。明言“软国防”，就是要防那些“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人。
大禹何时定九州
传说中，夏代也有自己的历史文献。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关于这些史前经典，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中有这样的解释：“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大家知道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夏的经典《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是春秋学人假托古圣先贤或撰写或传说的古老典籍。实际上，不论是《伏羲八卦》《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还是论述“九丘”的《禹贡》，最早成书都不超过春秋战国。
现在，说回刊定九州的禹。关于禹的文字描述，皆来自《尚书·禹贡》。但《禹贡》成书又在何时呢？我们只好求助中国文化中两个重要的宝贝；一个是青铜器，一个是甲骨文。它们保证了信史的真实性和可见性。谁也想不到历史老人会在2002年，为我们亮出一份关于大禹、关于《禹贡》的青铜证明。这年春天，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见图2.3）。，是一件古代用来盛梁食用的器具，也是一种礼器。遂公，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应是遂国之君，也是这个礼器的制作者。遂国在今天的山东宁阳西北，传为虞舜之后，春秋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被齐所灭。令学界感到震惊的是这个礼器内底，有一篇98字的铭文。铭文劈头就是一句：“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这句铭文与《尚书·禹贡》的第一句，“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何其相似。说的都是：禹，以山水为依，浚河分土之事。
图2.3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铭文，是大禹，以山水为依，浚河分土事迹的最早记录
此前，学者们只见到过春秋的秦公簋等青铜器上关于“禹迹”等片言只语。所以，学者多认为，《禹贡》成于春秋战国。只有王国维说《禹贡》虽“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之人所作”。而今，这件西周中期的遂公，为王国维的推论提供了证物，抚今追昔，王国维真不愧是大师中的大师。
大禹的业绩，历代传扬的多是他治水的故事；而他的另一伟业，则被淹没了。其实，大禹治水的同时，还借此机会，划分了中国最早的行政区“九州”。如《左传》所言，“茫茫禹迹，划分九州。”按《禹贡》所载，禹所划分的“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甲骨文的“州”字，源于“川”字，而“川”字又源于“水”字。所不同的就是“州”比“川”多了水中的小岛。所以，州的意思也非常明确，“水中可居曰州”。古人为何要依水而居，主要是便于农作和居家过日子。所以，甲骨文中就有了“川”的地名，如，“丁归在川”。但是，依水而居又要防止洪水，房子往往建于傍水的山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阳州”“瓜州”之名。而在历史悠久的中原，今天我们还能见到“商丘”这样有明显地貌特征的地名。
既然，有了各个“州”的地理存在，随着各族群扩张欲望的增长，自然产生了管理这些州的帝国。于是，有了“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伟大事变。大禹画出这九个行政区，不是简单地为九个州分出地界，而是为了让大家守好责任田，而后分头纳税，供养帝国。
“九州”是古代中原人活动的主要范围，并不是现今中国的范围。所谓冀州，即今之山西与陕西间的黄河以东，河南与山西间的黄河以北，和山东的西北部及河北的东南部。所谓雍州，相当于今之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及青海的黄河以南。所谓豫州，即今之河南全省及湖北的荆山以北。所谓荆州，即今之汉江以南，南漳以西，衡山北。所谓兖州，即今之河北沧县以南，山东济南以北。所谓扬州，即今之淮河以南，至长江南岸，东临东海。所谓青州，即今之山东德州和济南一线以北，及河北的一部分。所谓徐州，即今之山东东南，长江以北的江苏大部。所谓梁州，即今之陕西秦岭以南，子午河和任河以西，至贵州的桐梓。
《禹贡》“九州”中的各州之名，也不一定就是现今的各州。“九州”所指范围，大约在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江浙、两湖等地，或者更大一点，也许更小一点；当然，也有专家们认为，“九州”根本就是虚指。
虽然，禹的故事与铭文，都说得言之凿凿，但西周时，周王的力量毕竟还很有限，不可能统一天下，更不可能统治“九州”那么多、那么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说，西周时，中国人就有了“九州”的理想。
学者们认为，《禹贡》中的“九州”之“九”，虽然说得很具体，但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应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山丘的总称。因为，禹时天下未定，大一统的格局尚未形成。但后来“九州”所表达的统一思想被认可，进而引申为“全国”的代称。国人因此形成了以内外文野来区别地域，确立了一种讲“秩序”的“世界观”。如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蔡沈复原的禹贡山川的历史地图，《禹贡》中的九州等重要地名都有所反映（见图2.4）。
州在周朝时，已被用来做民户编制，“五党为州”。东汉时期，州成为正式行政区划。而后代“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有直隶州、散州等，辖区范围亦呈缩减之势。随着“州”的行政区的确立，人们为表达“水中陆地”的意思，又造了一个“洲”字，以示区别。
图2.4 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蔡沈复原的禹贡山川的历史地图，《禹贡》中的九州等重要地名都有所反映
不过，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讲，我以为，“九州”到底指哪，到底有多大范围，这些都不是重要。这个“九州”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道统地理的思想。“九州”虽不是一个标准的行政区划，但却是统一王权的世界观在地理上的反映。如此来看，西周并非只是分封制的历史，而是在分中求合的历史，“九州”即是大一统地域观的天下格局。
摊一张“畿服”的大饼
说到中国的行政区划，皆言尧因洪水之灾，分中国为十二州；而后，禹依治水之山河，又将中国划分为九州；再后之商周，又把中国以中原为中心向外扩张，分为五服、九服。当神话被当成历史来讲述时，所谓历史，只好姑妄听之。
《尚书》《国语》中都有五服的记载：九州划定，国都确立。此后，如何建立国家的纳税体系？如何建立国家的安全体系？
先王创造了五服区划制度。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具体讲，就是在天子的领地之外，每五百里为一个行政地段——服。各服依次向外延伸：“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绥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五服有服务、服役、服从的多重意思。如，甸服主要为天子治田出谷税；侯服为天子和国家服差役；绥服推行国家的文化与教育，并担当保卫国家的任务；要服区域内的人，要遵守王法，和平相处；最外边的荒服，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迁徙。依照王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周礼》进而将将“五服”扩展为“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古人这种“五服”“九服”的说法，实际是后世学者对前朝政治的一种理想表述，而非历史实录。众所周知商周实行的是“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封国内独立为君主，天朝并无任何行政区划。中国真正的行政区划始于西周之后的县郡制度。
自东周实行县郡制以来，分封制开始瓦解。自秦汉以来，郡县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分封制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也以与西周不同的形式长期延续存在。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体现形式，二者的长期对抗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
古人“五服”“九服”的理想主义行政区划，很像今天的北京城的一环、二环、三环……五环的道路规划，有着浓厚的“摊大饼”式的农民色彩（见图2.5）。但它却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一种独特理解，即“中心”与“周边”的亲疏与从属关系。从而确立以自我为核心，而后层层保护，或者，涟漪式向外扩张的政治策略。尽管历史上这张大“饼”，曾不断被胡夷之族扯破，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强化了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
图2.5 宋代《新定三礼图》中的“九服”示意图
周人初定“宅兹中国”
如果说“国”是武力勾画的势力范围，那么“中国”，则是国家对所处位置的定位与命名。有意思的是，在十万甲骨里，“中”和“国”都有近百个，就是没有“中国”一词。那么，“中”与“国”是什么时候扯在一起的呢？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多文章都说“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中国的第一部书《尚书》，如“皇天既付中国民”，但考古学家后来发现了最早的“中国”二字，证明早在青铜器时代，就已有了“中国”这个词。由于这个发现，晚之又晚，所以，鲜为人知。
话要从1963年陕西的一场大雨说起，雨水冲塌了宝鸡农民陈堆的后院土崖，露出一个闪闪发亮的铜器。陈堆和妻子用小镢头刨出了这个铜家伙，见它没什么用处，就拿到废品收购站——30斤——30元——当废铜卖了。两年后的一天，宝鸡市博物馆的佟太放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尚未送去冶炼的铜尊，一眼认出这是件文物。于是，宝鸡市博物馆仍以30元的废品价格将它收购。这是一尊西周初期的青铜酒器。高39公分、口径28.6公分、重14.6公斤。专家认定，这是一件精品文物。但其中暗藏的惊天机密，仍未被发现。
转眼10年过去，1975年国家调集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宝鸡的这件文物来到了筹展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手里。大师到底是大手笔，在清除铜尊蚀锈时，马先生发现内胆底部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的最高价值在于这122字的铭文，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我将中国作为统治地，亲自统治那里的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家作此尊，以示纪念。
何尊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建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同时，在表示定都天下的中央时，使用了两个惊天之字——“中国”——这是青铜器上首次发现“中国”二字，也是“中”“国”二字首次以一个词的面目出现。因铜尊铭文表明它是何姓人家所制，遂被命名为“何尊”（见图2.6）。何尊因马先生的“二次发现”而被列入64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中，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
“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青铜铭文中出现。这是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青铜铭文就是用青铜铸造出的宝贵历史，除了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外，它们又代表着真实与不朽。以周之青铜及铭文而论，何尊的价值远在毛公、大盂、大克三大鼎之上；以尊而论，它比商代的四羊方尊还有价值。但堪称“镇国之宝”的何尊，藏于宝鸡，几乎不为大众所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1982年发行的《西周青铜器》特种邮票，印上了它的身影。这套一共8枚的邮票，第一枚就是何尊。
图2.6 最早刻有“中国”二字的西周青铜酒器——何尊和何尊铭文
大中华概念的形成
如果说，西周何尊的铭文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是选一个中央的位置建都立国；那么，最早进入史书中的“中国”二字，讲的则是执政中国的任务与目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梓材》中的这段话，没有具体说中国的位置。但既是周公之言，所指当是关中、河洛地区，用现在的行政地理来论，即陕西河南一带。
周人的地盘不大，但“中国”这种说法却被后世普遍接受。春秋战国，列强分立，但都不排斥“中国”之说，如齐、楚这样的“边缘”大国，都在历史演进中接受或自觉使用了“中国概念”。
《管子·轻重乙》记述了管仲为齐国相时，曾说了一套治国与称王称霸的理论：“请在国家四方建立‘壤列’制度，天子在中央，统治地方千里，大诸侯国的土地三百里，普通诸侯约有百里，靠于海有子爵、男爵约有七十里。这样就像胸使用臂，臂使用指一样方便。这样就可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物价了”。
战国七雄不仅以“中国”自居，也相互认可皆是“中国”。所以，随着各诸侯国的“另立中央”意识增强，皆称中国，进而使“中国”的疆域越变越大。到了汉时，连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皆称为“中国”。
在2009年的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国宝展上，我见到1952年于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铜镜。周边刻有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钢。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这件铜镜，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见图2.7）。
图2.7 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铜镜。周边的铭文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
虽然，汉以后，曾有过西晋东晋，有过南北朝的割裂局面，但南北政权都争以“中国”为正统。隋唐两朝，天下再度走向统一，在修史的过程中，将历史上分裂的南北政权，皆归入“中国”，纳入正史，从而在道统上，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意识。
综观“中国”之意，不出下面几种：从文化本位与传承上讲，是指夏裔居住之地；从正统上论，是指京师首都，或天子直辖地区；泛而言之，可指华夏或汉人所建立的所有政权。
久而久之，“中国”就成了我国的通用名号，也形成了中国人的中国观。宋代一士大夫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观，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点点演进的。正如梁启超的“中国三段论”所言，先是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人以自己为世界的核心，其实，西方世界也以自己为中央。中国被他们称之为东方。其称谓五花八门：秦、汉、丝国、茶国、陶瓷国……更奇怪的是：从西周初青铜器上始刻“中国”之名，到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的绝灭，3000多年竟没有一个王朝以“中国”为正式的国名。明中晚期以后，世界各国渐渐统一使用“CHINA”来称呼中国，但直到那场改天换地的革命降临，“中国”才有了伟大的命名。
通常人们都讲，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时间是1912年元旦。其实，还应更早一点。1911年，趁清政府调湖北新军赴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号召全国推翻清政府。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正式定国号为：中华民国。2月12日，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国家为“中华民国”。
至此，“中国”正式成为我们的国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果仅从题目上看，《诗经》中有好多诗是写山的，有东山、南山、北山。但细读这些写山的诗篇，又都不是山水诗，而是借山言事。比如，《东山》写的是服兵役，背井离乡去打仗，久久不归；《节南山》写的是君权旁落，坏官当道；而本文要说的《北山》，尤其是那常常被引用的经典段落，写的几乎就是江山社稷。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汉初《诗经》已立为博士，成为经典。秦时对其“断章取义，予取所求”的研究之风，更是进一步“光大”。《北山》经常被引用的这段，即是个鲜活的例证。其实，它的前边还有诗的首段：“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土子，朝夕从事”；它的后边还有“四杜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等几个段落。
这首以山为名的诗，实是一首讽刺诗。它讲的是一个人上山去采枸杞，一天忙到晚，也干不完国王的差事，这样做还不一定能养活家中的老娘。天下的土地，都是国王的，所有的人，都是国王的臣民。那些当官的办事不公，让我干这苦力活。国王的事，永远干不完……
应当说《诗经》创作和编辑的时代，是个言论自由的时代。这些诗若是写在乾隆王朝，作者和编者早没命了。不过，《诗经》之所以能成为经，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某些内容显然符合了某种需要。比如，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即是对王道的高度概括与认同。这种思想被一代代儒生以“经”的名义，不断放大，反复引用，长久强调，就成了臣民们自觉接受的“帝王逻辑”和“国家主义”的现实，就成了臣民们认可的“王即天下”的世界观。
图2.8 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郡县制之后，一切贵族家庭与集团都瓦解了，全国之保留一个家，这一家就是国王之家。国土的“王化”，使国家也“家化”了
秦始皇之后（见图2.8），天下一统。中国成为一姓天下的“家天下”，如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自然是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所乐见，并极力张扬的。郡县制之后，中国进入了“化家为国”的漫长历史阶段，在此阶段中，一切贵族家庭与集团都瓦解了，全国之保留一个家，这一家就是国王之家。国土的“王化”，使国家也“家化”了。
将“国”与“家”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这是中国所独有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经过长期的鼓吹，渐渐深入人心。民众亦天真地认为：臣民天生就没有土地，土地天生就是王的土地。在王道之下，民众只知“王道乐土”，不思“民道乐土”。一切归王所有的生存格局，就这样假经典的名义，植入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中。而“民贵君轻”的话，也只有孟子敢说，但亚圣的观念，即使列入“四书”之中，也没被王朝所重视，甚至还被刻意遮蔽。如，朱元璋就曾把孟子从圣人的庙堂中赶了出去。
“诗”是“礼”的前奏曲，孔子编辑《诗经》之后，它一直是被当作祖先的“规章制度”来推广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而学诗的人在《北山》中看到的则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人，一个饱受压迫的人，却在认可王道，忍受剥削。两千多年来，只有汉文帝，搞过一次免除地租，历时十一年。此后，老百姓就在“王土”上，天经地义地为王而耕作。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传承了两千年的“经典错误”，但这个人类原始阶段的世界观、生存观，却伴着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黄帝梦游华胥国
找不到夏文化的“井冈山”，其“星星之火”，就难以得到“燎原”的证明。
祖先为何称我们的国家为华夏？夏，大家知道是我们的第一个王朝，华呢？说法就复杂了。有人说，我国西北地区，曾有一个华胥国。所以，中原先民自称“华夏”。从字义上来讲，“胥、雅、夏”等古字相通，华胥就是华夏。也有人说，华者，美也；夏者，大也；连缀而用，即雍容至美。
2006年初夏，我到陕西旅行。陕西是文化大省，到处都是文化遗迹，但最让人眼花缭乱的是祭祖神台，我们到底有几个祖宗？这里炎帝陵，那里也是炎帝陵，蓝田地区又多出了个华胥陵。
传说中的华胥氏，是女娲和伏羲的母亲（见图2.9）。记载中的华胥国，有《列子》的“黄帝梦游华胥国，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此外，《淮南子》《山海经》等古籍中，也有华胥的记载。所以，据参与祭祖的专家理直气壮地说：华胥是炎帝和黄帝的远祖，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我听着，这就像在推论谁是“二郎神”的母亲。但蓝田人愿意相信华胥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因为，这里有娲氏村、华胥镇，这里就该是传说中的华胥古国。
图2.9 华胥氏，神话传说中女娲和伏羲的母亲
于是，仅有4万人的小镇，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全球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当地打出的口号是“开发一座陵，建成一座城”。公祭使旅游经济到底增加多少，尚未算出，据说，那两天的甘蔗价至少翻了两番。
“华胥”也好，“华夏”也罢，这些词，显然晚于已铸于西周青铜器上的“中国”一词。它显然是一个稍晚些的文明区域的概念，所以，在地理方位的表达之外，又加了一层美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左传》，其襄公二十六年中，有“楚失华夏”之语。但“华夏”并非当时唯一的美化中国的名词。《春秋·穀梁传》中即有：“秦人能远慕中华君子”的说法。似乎在表达“中华”，即是“中国”与“华夏”的重组，是连缀压缩后的更美妙的说法。
我们的祖先为何要创造这么多美好的名词自称呢？主要是确立自己的核心地位和与其他部族的贵贱之别。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653年）颁行的法律文本《律疏》，对“中华”一词做了明确的解释：“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可称之为中华。
中华是中国的“自我”，这个“我”是中国的本体，也是存在的基点。以自我为中心，是本体对自身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自我为中心是民族国家必然的文化选择。中国人“华夷之辨”的这种文化，有自身的文化骄傲，还有自大和文野之分，但还没有发展成西方式的“优胜劣汰”，没有上升到要“汰”夷的冲突层面，融和仍是中华的处世主旋律。所以，唐代诗人韩偓，有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与“外国”对举，你来“朝我”的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但没有说要去打外国。
六亿神州尽舜尧
“曰若稽古”，言必称《书》。
《书》在先秦就已被认定是最古的一部上古史书，所以，后来称其为《尚书》和《书经》。稽古之事，不仅我们要查这部书，就连司马迁写《史记》，其上古部分，也都是从这里照搬照抄的。
后人说的“三代”，常指夏商周三代。而信史之前，还有一个“三代”，即《尚书》中记录的尧、舜、禹这三代。稽至这三代的地望，我们就找到了华夏的老家。
如果我们从旅游的意义上寻祖，像找炎黄一样，我们很容易撞到三祖的庙门。山西临汾，据说唐代就立了尧庙，后来又塑了尧的金身；山西运城也根据唐代建的舜陵，自认了舜都；河南登封也不示弱，这些年来不停地挖掘，说是找到了禹城。其他地方当然也不示弱，陕西河北也有三位老祖的根据。然而，稽古之事，终还要往远了探问，心里才会踏实。
尧的古字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但这个字描述的是窑包之意。后有尧居陶丘一说，故称尧号陶唐氏。《尚书》以《尧典》为开篇。记载了帝尧的伟业，其中有尧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观测太阳在四方运行的规律，“敬授民时”。如果破解《尧典》提到的东旸谷、南明都、西昧谷、北幽都，即可划定，尧之地盘。
清人汪之昌曾有《汤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释》，认为“旸谷”在朝鲜，“明都”在交趾（越南）……皆去国绝远，想来尧时，不会有这么宽广的地理视野。所以，说这些所谓“地名”是泛指东南西北四方，更为可信。细看那阳、明、昧、幽四名，也都是对太阳四时的描述而已。
尧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忽隐忽现，似与神灵有点关系。但这些尧字与方国没有关系，斯时，尧还构不成是一个方国，自然，我们也弄不清尧的地望。只好退一步，以舜推尧。舜的古字，不见于甲骨文，也不见于金文，只是出现于小篆之中，已属很晚的汉字。其字的本义被认为是蔓地连花，一种植物。更晚才被借用于上古帝王之名。“舜”实际是个谥号。舜所在部落的叫“有虞氏”，故有“虞舜”之称。
图2.10 汉代的大禹石刻图
尧禅让于舜，《尚书》亦二帝合志。舜承尧制，也关注四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但其地理指向更明确了，舜巡守四岳。当时的四岳指的是哪几座山，很难说清。唯一能说清的就是东岳，指的是泰山。如此来说，舜的部落至少是在泰山之西。
舜禅让于禹（见图2.10），《尚书》有很多关于禹的记载，如《大禹谟》《皋陶谟》《禹贡》等，其中《禹贡》是托名大禹治水，制定九州贡法的著作，最能反映当时的古人认知地理范围。但《禹贡》成书，王国维认为成书约在周初（后来的考古发现，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郭沫若认为成书约在春秋，顾颉刚等人则认为成书于战国。总之，《禹贡》所言的“九州”方位，去夏绝远，也不会是尧舜时代的地理认知。
至于三代老祖的地望到底在哪，《尚书》与《史记》并不看重，古人看重的都是“德自舜明”。今人对尧舜禹的怀想，也侧重于那个时代的德政与清明。于是，有诗唱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东夷的大人之弓
方位在有了领地之争之后，慢慢就族群化了，历史由此进入“以方代族”或“以族代方”的历史时期。东夷、南蛮、西羌、北狄等之说扑面而来，而记录四方外族的字，多从虫、从羊、从犬，含有野蛮之贬义。
唯有“夷”字，至少从字形上看不出贬义。有学者认为，最初的“夷”，应是神的名字，大约是风之神，随着风神崇拜的传播，四方皆称“夷”了。后来“夷”才与是与中原以东的部族联系起来，称为“东夷”。其“东”概指泰山以东，古之齐鲁一带，今之山东、苏北、淮北地区。东夷人最早的头领，为五方上帝之一少昊（见图2.11）。
先人为何选择“夷”字来代指东方部族呢？这又要回到它的字形上来论。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是这样解释的：“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注释说：“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按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象人形，而夷篆从大，则与夏不殊。夏者，中国之人也。从弓者，肃慎氏贡矢石之类也。”如此，我们就该这样理解“东夷”，它是指住在东方的腰上佩弓，身材高大的族群。
图2.11 东夷指今天的山东，淮北靠海的部分。东夷人最早的头领少昊画像
是夷吻合了东方人的形象，还是东方人塑造了夷的内涵，古人就没说清，或许两者都有吧。有意思的是古代人说“夷”的时候，多是指化外之族。而今，东夷人则用来证明历史悠久之荣光。胶东之莱夷，今天之莱州，左经右史地证明自己是东夷的“主力部队”，历史悠久顾盼自雄。实事上，东夷也确实创造了不少丰功伟绩。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就认为：冶铁技术极有可能是莱夷人发明的。因先秦时“铁”字的结构就是左“金”右“夷”。古字里暗含着莱夷人炼铁的秘密。近来，连韩国人都说自己与东夷关系甚深，也不足为怪。
东夷在融入华夏大文化圈后，“夷”这个字与“东”分手。随着大一统的王朝的建立和国朝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增多，“夷”的所指不断慢慢地向外扩张。一是指偏远族群，二是指番邦外国，其贬损与自大之意仍在其中。手头有本广东梁姓绅士写的《夷氛闻记》，这本关于鸦片战争的小书，开篇即言“英夷狡焉思逞于内地者久矣”。葡夷、英夷、法夷、俄夷、洋夷……进入晚清，众夷侵我。“夷”已不是一个落后与不开化的代名词的，而是坚船利炮的强国代称了。
这个夷，那个夷，说了两千多年后，中国人第一次认真研究“夷人夷国”。
伴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泪水，魏源编撰六十卷的《海国图志》。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惜，夷夏之辩又争了20年。待李鸿章等大兴洋务时，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怎一个“夷”字了得！
西边的胡子，东北的匪
文字掌握在中原人手里，中原人就有了文化的话语权。天下留下的也都是“中原视角”所描述的天下。如“中国”一词，就将皇天后土的核心地位与所处方位，作了毋庸置疑的一锤定音。
商是商朝，是正宗和核心，而西周自然就被商看作是西夷。西周时，周朝掌管天下，周自是正宗，夷又另有所指。秦原本也是西夷，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戎狄成分。但秦人坐了天下，就看不起戎狄了。自秦以西，又都被认为是外族。史家写的历史，说到底都是当朝的政治史，所有的历史都是为现实服务的。
西汉以降，胡又成了新的族群定位。据讲“胡”这个字，最初说的不是胡人，也不是胡须，而是指动物脖子下边的肉。把有攻击性的外族称为胡，是后来的说法。关于胡是怎么来的，陈寅恪先生认为，胡是匈奴的压缩读法。王国维在《西胡考》中说，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此斥北狄，而以此斥西戎。所谓“五胡乱华”是指鲜卑、氐、羌、匈奴和匈奴的支部羯族。
那么，胡与胡须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汉书·西域传》记：“自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后世以此为本，所言胡人容貌，无不将胡人与须髯连在一起。于是，貌类胡人者，皆呼之曰胡，亦曰胡子。至唐代，人已谓须为胡。外族之胡，就这样被胡须化了，胡人也同劫掠连在一起（见图2.12）。
图2.12 敦煌壁画中的唐人西行，在西域路被胡人打劫的图画
关于留胡之人种是“果从东方往，抑从西方来”的疑问？王国维先生的解答是：西域之地，凡征伐者自东往，贸易者自西来。“太古之事不可知，若有史以来，侵入西域者，惟古之希腊、大食……其余，若乌孙之徙，塞种之徙，大夏之徙，大月氏之徙，匈奴之徙，嚈哒之徙，九姓昭武之徙，突厥之徙，回鹘之徙，蒙古之徙，莫不自东而西。”
西胡，当年的地盘有多大，难说清楚。但十几年前，我曾到过《说文》所说的“鄯善，西胡国也”，乘车飞驰，几日未出其县界。古鄯善有多大，我不知道，但今天的鄯善，至少有四个海南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