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胡人，西晋初期，还都环居于中国的北方，并与边疆的汉人杂居。西晋时期，五胡和其他胡人入侵中原，占领了中原广大土地，并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史称“十六国”。胡人入侵，客观上促成了胡汉的民族融合，使胡人渐渐完全变成了新汉人。同时，胡入中原，一路烧杀。据史书记载，羯族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专门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性奴隶和牲畜，可奸淫，可烹食。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中原人大量外逃，造成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史称“衣冠南渡”。跑到闽、粤的那一支汉人，又成了新的“蛮”——“客家人”。
历史的方位，血腥而错乱，最后的结果，与当初的愿望刚好相反，占领化为了融合：汉人和南人结合，汉人和胡人结合，胡人和南人结合——各民族的大融合，到隋朝统一全国，东西南北的胡汉文化已融成了一个整体。
“胡子”这个说法，近晚之时被北方人挪去，当作对土匪的别称了。
丝之贵与南之蛮
“夷”这个字，是先贵后贱——先是高大的持弓之人，英雄也；后来指代为强悍的化外之人，外族也。“蛮”字的流变，也是如此，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
最初的“蛮”字，没有下边那个“虫”。金文中是两个“系”中间夹一个“言”，好似一个人挑起两捆“系”，也就是丝。中国的造丝史，少说也有5000年，所以“系”在甲骨文中就已大量出现。金文中的“蛮”字，表示的是蚕丝生产之意（见图2.13）。以丝之贵重推论，“蛮”字当属褒义词。
图2.13 汉代画像石，表现了织布、纺纱、绕丝的场面。屋顶的柱子上挂着一团丝
历史上的褒贬，多取决于胜败。随着华夏与周边诸多族群接触的增加，南方北方之间征战不断。商周时期，会生产丝的南方部落，不断被强大的北方部落征服，南方人沦为北方人的奴隶。为表示轻蔑和歧视，到了篆文时代，就有了加义符“虫”的“蛮”字。汉许慎在编《说文解字》一书时，即将“蛮”字放在“虫部”来解说：“蛮，南蛮，蛇种，从虫。”可见在汉代的“蛮”字已带上了“法定”的贬义。
秦汉以降，中原人的正统与高贵的意识不断膨胀，对中原以外的族群，“北狄从犬、西羌从羊”，多用贬词称之。并产生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具有方位限制与族群之分的名词，将中原以外的族群，皆看作化外之人。
蛮的方位在历史的演进中，也越扩越大：以数字而言有了六蛮，就有了八蛮，再后又有了百蛮，以地域而言，又有荆蛮、武陵蛮、黔中蛮、乌蛮、白蛮……范围包括了今天的湘、楚、黔、滇、川……正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的部族，虽通称为“蛮”，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族群。
说到族群，顺便说一下“族”字。“矢”（箭）所丛集谓之“族”，引申为“众”，成群之意。族群的意思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这句话说明，在古人眼里至少在尧的时代，“族”已代表着亲属或群体的合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汉语的“族”，并没有“民族”的含义。“民族”一词是近代从日语中引进的。梁启超先生在1899年所写的《东籍月旦》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民族”这个新概念。国父孙中山更是在政治意义上，将其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地位。从此，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所有歧视性称谓都被废除了。
不过，说回蛮。历史上的蛮，也不全是贬义。如《菩萨蛮》这个词牌，即是从古代罗摩国（今缅甸境内）引进，后经汉乐工改制而来的。“像菩萨似的蛮国人”的词牌，伴着先民制曲填词，走过多少“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的风花雪月。
被嘲笑的不知有“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虽然是个远离世事的洒脱之士，但《桃花源记》中对“不知有汉”的挖苦，仍显露出内心深处藏着的正统，即使是在战乱之晋，汉仍被士大夫尊为正朔。
那个尊贵的“汉”，我没见过它的开头，却感受过它的结尾——我说的是大汉之源——汉水。2002年，我曾以选手的身份参加了“武汉国际抢渡长江挑战赛”，抢渡终点就设在汉水与长江交汇的南岸嘴。那次的比赛成绩，对我来讲是个遗憾。不遗憾的是，我却由此亲近了汉水，并用我的思绪逆流寻根：先游荆门，再上溯襄樊，而后进入陕南，最后在汉水之源——汉中登岸。莽莽秦岭，是汉的源头，更是周的故里。
“三代”之说，起自西周。当年是周灭的商，自然不愿意以商为正朔，于是就把自己说成是夏的承继者，遂有华夏、诸夏之说。周将诸夏之外，皆称夷狄。如，苗、黎、荆、淮夷、徐戎、嵎夷、莱夷、和夷、岛夷、百越、巴、蜀、庸、卢、微、彭、氐、羌、濮、西戎、骊戎、犬戎、北戎、山戎、鬼方、赤狄、白狄、义渠、林胡……此时的诸夏部族还没资格称别的族群为“少数民族”。
诸夏成为“多数”，要感谢春秋战国的天下大乱，是大混乱促成了大融合：北之燕、赵，征服兼并了许多狄人的部族；东之齐、鲁，征服同化了东夷各部族；西之秦，本身就是戎夏混合的族群，又征服西夷与巴蜀一带的氐、羌；南之楚，原本南蛮，又吞吴并越……各方的“华夏化”，为秦并六国提供了大一统的基础。
秦建立了第一个帝国，拥有了真正多数的族群，依此而论我们该叫它“秦族”。事实上，外国人至今还用“秦”的洋音来称呼我们。但秦不争气，只坐了15年天下——汉接收了一个现成的“大户人家”（见图2.14）。
图2.14 西汉天下形势示意图
汉高祖刘邦本是江苏沛县人，原本与汉水一点关系都没有。为秦朝当差的刘邦，听说陈胜吴广反了，就随大流去抗秦。楚王因其抗秦有功，派刘邦到汉中，当了汉王。此后，楚汉相争，刘邦得了天下，遂将汉王之号升级为汉朝国号。汉朝以降，虽然汉的意识形态被历朝所承继，但各朝一直以华夏人自称，直到元朝以后，才正式称汉族。
发源于秦岭之阳的汉水，南下武汉与长江相会，原本是上天的一个水系布局。但无意之中，却编织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网络。从很古的时候起，汉水就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为“江河淮汉”。这一古老的水系打通了文明通道，使黄河文化圈与长江文化圈得以交汇融合，从而完成了华夏文化的伟大架构。融合了不同族群与不同文化的汉族，而今人口已达13亿，不仅是中国人口最多，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汉”的古字，《说文》解为“漾也”，本意是水名，指的即是汉水。也有人将古“汉”字解为“滩”。其实，滩也是江水的另一种描述。汉朝一统天下后，汉这个字渐渐脱离了水名，成为了一个巨大王朝与族群之名。北方少数民族称汉朝的人为“汉子”，后来，被代指男子，成为“男子汉”。“汉”这个字，一步步被美化，一步步被夸大，再后来，连说银河之事都用上了这个“汉”，叫“星汉灿烂”。
楚河汉界一沟分
秋天是怀古的季节。
那地方，两千多年前叫荥，现还叫荥。虽然，荥阳已称市了，但对于我这个游客来说，它就是郑州的郊区。出郑州城北上，中巴车狂奔30多公里后，把我抛到一片荒野之中——前边就是鸿沟了。
一个农民指着沟边的一段土坝对我说，这就是古城，西边是汉王城，东边是霸王城。听着像是信口胡说，两千多年前的两位豪杰或流氓，怎会在这里放下屠刀，以一条荒山沟为楚汉分立的边界？
话还要扯回两千多年前，眼前这条300米宽，百十来米深的大沟，魏惠王在公元前360年挖的一条与黄河相连的运河。因为沟在广武山下，当年人们称其为广武涧。不论是运河也好，广武涧也罢，都说明古时这沟是有水的，河水是后来才干的。关于这一点，比我早一千多年来此考察的韩愈已经发现。他在《过鸿沟有感》一诗中叹道“力尽乌江千载后，古沟芳草起寒云”。芳草也好，荒草也罢，眼前这了无生机的沟沟坎坎，刚好成就了凭吊古战场所需要的那种凄美。
1986年，这里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实，古代这里就是名胜了，阮籍来过，李白来过，韩愈也来过。康熙年间，这里还立了刻有“鸿沟”二字的石碑（见图2.15），当是清朝的“文物保护单位”。放眼荒沟，保护也没什么可保护的，开发的空间倒是很大：立个塑像、堆个土台、夯段土墙……就能说事了。
话说，刘项两个一起抗秦的哥们儿，走到这里已成势不两立的对手。
刘邦自立为汉王的第二年，乘项羽进攻齐国之机，从都城南郑（今汉中）出兵，攻占了项羽的都城彭城（今徐州）。项羽连忙率30万兵马回救自己的老巢，大败汉军于睢水。刘邦狼狈跑回了古荥。第二年，项羽恢复军力，重整旗鼓，包围了荥城。刘邦逃出城外，双方遂于广武山前，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两军对垒，久攻不下。气急败坏的项羽，将俘虏来的刘邦父亲绑缚于高台上，隔沟高喊：“刘老哥，快投降吧。不然，我就把你爹放锅里煮了”。亭长出身的刘邦，当即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魄回应：“项老弟，你我是结义兄弟。我爹就是你爹，要是煮了你爹，可要分我一碗汤啊。”
他们就这样隔着大沟吵了一年，直到公元前202年晚秋，楚军粮尽，汉军兵乏，无奈之下，双方讲和：以此沟为界，中分天下。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后来，司马迁在记录这段历史时，把它称为“鸿沟”。这个名字，显然比《竹书纪年》中的“大沟”有意味，也比古时的“广武涧”，有气势。尤其是将它用在刘邦与项的对峙的故事中，更是意味深长……
楚汉相争时，项羽30岁，而刘邦已是54岁了。说是结义兄弟，其实刘邦的岁数，给项羽当爹，还有余头。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滑，战争哪能玩“诚信”那一套？养精蓄锐一年后，刘邦撕毁“停战协定”，挥师东进——历史在“鸿沟”后面，留给项羽的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和“霸王别姬”。
图2.15 康熙年间，这里立了刻有“鸿沟”二字的石碑，当是清朝的“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这里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站在烈烈风中，远眺黄河，猛然哼起“问天下谁是英雄？”的嚎歌。
黄河，这条洗不清历史是非的河，用滚滚滔滔的浑水，告诉我：所谓谈判，就是双方都想喘歇；所谓边界，就是为了喘歇而划定的地理借口；所谓和平，也绝非利益均等的人间版图；所谓英雄，就是得意一时的历史过客。
最早的全国行政地图《九域守令图》
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始有大政行区与疆域的概念。虽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曾“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但“三十六郡”具体是哪些郡，并没有详记。历史留给后人的仅是三十六郡、或四十八郡的猜想。
汉比秦的江山稳固，疆域管理登上了新的高峰。成于东汉的《汉书·地理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完善的一部以疆域、政区为纲领的地理志书。它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全国各行政区的户口数字。是以“郡、国”和“县、道、邑、侯国”两级行政区为框架，叙述全国各行政区状况的著作。
汉和秦代留下的遗憾是一样的，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行政区地图。不仅如此，连古代中国最高峰的唐代，也没有留下一幅行政区地图。我们只能在地理文献中，有一点点关于版图的文字慰藉。
据文献记载，汉代曾用缣八千匹画成全国地图——《天下大图》；西晋初年，中国第一位地图大师裴秀曾在《天下大图》的基础上，以一寸折地百里的比例尺（约1：180万）缩绘成一丈见方的晋代全国地图——《地形方丈图》，此图后来失传了。汉以后，西晋虽统一疆域，但时间很短；八王之乱后，经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隋朝二代，也不长久。唯李唐天下，有近三百年的长久统一。史料载，唐代杰出地图学家贾耽沿袭西晋裴秀的制图方法，令绘工又绘了一幅唐代的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几乎比裴秀《地形方丈图》的面积大十倍，可惜《海内华夷图》也没能保留下来。
历史把展示大型地图的机会全留给了宋朝，我们得以借助北宋的地图一览古代中国的“全国”。宋朝廷特别重视地图制作与管理，不仅多次组织编修全国或诸州府图经，还在大观元年（1107年）成立了中央地图管理机构九域图志局。鉴于锦，缣等物绘制的图极容易损坏的历史经验，宋人们将地图镌刻在永不消损的石碑上。接下来要说的《九域守令图》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碑刻按形制、铭文、作用大体可分为：墓碑、墓志、书画碑、记事碑、宗教碑、天文碑和地图碑等九类，可谓“无事不可入碑”。《九域守令图》碑，属于地图碑。以刻石年代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碑。
在说《九域守令图》碑之前，先说一下比它还早的另一个《守令图》。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公元1076年，他奉旨编绘的一套州县地图，比例为九十万分之一。历时十二年方才完成，全套地图共有二十幅，包括全国总图和各地区分图。可惜的是这幅重要的地图集失传了。所幸我们还有与之相近的这件《九域守令图》（见图2.16）。
1964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省荣县文庙的正殿后面，发现一块北宋末年刊石的《九域守令图》碑，碑额上有“皇朝九域守令图”字样，正面刻有《九域守令图》。地图刻在碑的正面，纵130厘米、横100厘米。四边的中间部分刻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下方是42行共409个字的题记。题记表明此碑由荣州刺史宋昌宗所制，刻石时间为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碑文绝大部分已剥蚀，仅残存76个字。幸而图上的山脉、河流和州县名称除个别地方有剥落外，大部分都完好。这对于考定此图的绘制时间，非常重要，说明它距今已有近八百多年的历史。
沈括的《守令图》和这个《九域守令图》，皆以“守令”来为地图命名。依《苏洵集》中“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系牵绳联，总合于上”来推论。地图应是以“守令”代郡县，“守令”图，即为行政图。所以《九域守令图》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天下州县图》。
图2.16 《九域守令图碑》是现存最早的全国行政区划地图
《九域守令图》确实较好地反映了北宋后期，大宋的“天下州县”。地图上标注了1 400多个宋代地名，几乎包括了北宋末年中央政权所管辖的全部州县。而且，从元丰元年（1078年）至宣和初年（1121年）40多年间，宋朝廷升降废置的州县有几十个，这些变化在此图中大都有所反映。如，建制最晚的是徽州、严州，循州的雷乡县，衢州的盈川县，吉州的泉江县，袁州的建城县，越州的嵊县，处州的剑川县，京兆府的樊州等。地图内容大部分完好可辨，绘出了山脉、湖泊、江河、州县等内容。黄河、长江的走向大体正确，河流主支流分明。可以说，《九域守令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行政区划图。也有人把《禹迹图》和《华夷图》两幅著名的石刻地图，称为最早的全国行政区划图，但依上石的时间看，它们比《九域守令图》还要稍晚上十多年（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
在欣赏《九域守令图》的行政区表现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它还是中国最早的海疆地图。《汉书·地理志》是对我国疆域、政区的最完好的记述，其中海疆所记，东至今日本海，南至今越南中部。《九域守令图》的海疆描绘，北部绘到北岳恒山，东边绘出大海，南至海南岛……较完整地绘出了宋朝的海疆。尤其可贵的是这幅海疆图，较详尽地描绘了我国的海岸线，其山东半岛、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轮廓已接近今图。专家称“除清代在实测的基础上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等外，《九域守令图》的海岸线是传世古地图中画得较准确的一幅”。此外，在符号运用上，它还首次使用了“波纹”符号来表示海洋。这些出色的表现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幅海疆地图。
值得注意的是，这块碑的背面，还刻有一些重要的文字。一行是两个大字“莲宇”，另一行是小字“绍兴乙末眉山史炜建并书，郡守□□□（□为模糊不清的碑文）”等。这些题刻表明：刻石与立碑，不是一个时间，也不是同一个人。刻石是荣州刺史宋昌宗，时间为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立碑是荣州知州史炜，时间为南宋绍兴己未年（1139年）。
碑立在莲宇山麓的文庙之内，此时的大宋，仅剩半壁江山了，版图上的许多标示转瞬成为“历史”。谁能想到宋人刻的《九域守令图》，到最后是守也没的守，令也无处令，大海竟成为宋王朝的归宿。1279年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赵昺，由大臣陆秀夫背负在南海崖山投海而亡，年仅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