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都城，天下之中
禹都，传说中的夏王城
2007年秋天，很久没有什么重大发现的考古界，弄出了一个大新闻：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五千年古城，其价值堪比殷墟。甚至，可以推论中国最早的朝代不是夏——事实上，2008年4月公布的上一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良渚古城只排在第3位。
现在的一些人，包括学人，和当年的“大跃进”没什么两样——什么大话都敢说。其实，这样的古城，或者说，有人类活动痕迹的遗址，中华大地上少说也有几十个。这一个只是体量大些的“土围子”罢了。而且，就是这个超级城，人们也没弄清他到底是不是个城，也有人认为它是个防洪堤。但是，想立项、想申遗、想开发旅游的等不得了，先造出声势炒一把再说。
夏尚且找不到祖坟，怎么还敢往前说呢？
中国人寻找先朝地望的急切心情，据说，是负责搞考古工作的领导同志到埃及参观后，受了强烈的刺激。我也如此，在埃及看到人家公元前2788年修建的阶梯金字塔，历近4800年风沙，至今安在；而我们远古的祖坟，还漂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争议与猜想之中……
国家花了大本钱请一流的学者上马的宏大断代工程，其成果是断出了时间上的夏，但空间上的夏，仍飘忽不定。如此说来，也就是说断“时”这部分有了说法，而断“空”的部分仍没着落——夏仍然是个疑点。
夏作为“三代”之首，其名字就十分可疑。甲骨文中有没有“夏”这个字，本身就有争议多多。专家比较认同的“夏”字出于金文，但没有人能说清这个近于张牙舞爪的“巨人”形象，当初是什么意思。一说是先公之形，另一说是只大猴子。不管“夏”的概念是什么，它都不能自我指证。这一点与在商言“商”的商朝不同。殷墟契书中，像“今夕王入商”这样的表述比比皆是。
给起始王朝讨个最遥远的说法，这种文化寻根的焦虑，并不是起于离夏最近的商，而是灭商之周。商的历史是有案可查，但不论是甲骨文献，还是青铜礼器，都没有将“夏”作为一个王朝的记载。按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说法，所谓夏商周的“三代”之说，源于西周。周人自称是夏人的后代，周人越过商朝，“创立”夏朝，是为了确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三代”之说，对于西周是“别有用心”的说说而已，但却让后人找不着北了。即使在知识高度繁荣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也没有人能说清夏墟的具体位置。
夏就这样飘浮在实证之外，生长于想象之中。
新中国寻找夏墟的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半个世纪过去，认定河南是夏之地望的学者们，仍对登封王城岗狂挖不已。中华文明史“大跃进”的思想仍鼓舞着部分学者对这片不大的土地进行推想。据说1996年的那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在王城岗根据碳十四数据等成果，确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如果夏与商的文化圈是相叠的，为什么商的卜辞中没有夏的先王唐尧虞舜的记载，而商的先王又都是以“甲、乙、丙、丁”来记录的。值得注意的是，以时间证空间，虽有科学的一面，也只是一面而已。夏的地望最终还是要靠考古实证来解决。
图4.1 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王城遗址示意图
2003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王城，其遗址年代被测定为据今3700年左右（见图4.1）。这个王城到底是商的前传，还是夏的正史？在所谓“禹都”的“身份证”没有出现之前，谁也不敢下定论。
关于夏的地望，所有的考古活动皆依据西周之后的描述，如果西周人别有用心设下“三代”的陷阱，那么这两千年的寻找不就白忙活了吗？我不是在这里重起疑古之心，只是想：我们那么急切地想挖出夏墟，是不是有点文化上的虚火攻心？
殷墟，中国都城的雏形
夏在理论上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但因为此朝没有文字传世，终难成为信史。虽然，自1959年人们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后，就有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持续挖掘了半个世纪，但仍没有挖出个夏王城，或者禹都。因而，古代中国的都城史，还要从商朝起笔；事实上，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是商代。
像有人群就要有领袖一样，有居所就要有核心，都城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承中诞生的一种特殊的城市。随着原始部落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在黄河中下游率先涌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市，同时，国都也随着各王朝的建立而产生。
2009年11月16日，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在河南安阳开馆。为什么要在安阳建中国文字博物馆，因为它是甲骨文的故乡，信史是从这里开始的，同时，它也是考古证明的商代故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都城雏形。
商原本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落，为东夷族的一支，如果说有夏王朝的存在，商应是其“诸侯国”的一员。约公元前16世纪，夏亡商立。商汤决定在夏的核心地区建一座新邑，因商汤是从南亳迁此地，故史称此邑为西亳。据汉代写的《史记·殷本纪》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又云：“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如果这个描述可信，商王即忽而居河之南，忽而居河北，河南有亳，河北有殷。
从1930年代起，人们开始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现已发现有王陵区、宫殿宗庙区、族邑聚落遗址、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等众多城市遗迹，它至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城市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据考证，自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于殷（今安阳市小屯村），安阳遂为殷商国都，直到武王伐纣，殷商王朝在此历8代12王，使这里成为一座有254年历史的都城。虽然，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国都这样的字与概念，但殷实际上就是商晚期的政治经济中心。
近百年的出土文物证明，这里已具备了都城所应有的一切：一是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二是出土了反映古老的中国礼仪的青铜器，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亦称后母戊鼎），该鼎是商王武丁之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三是发现了武丁夫人妇好墓，它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及其墓主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此外，在殷墟的宫殿或宗庙建筑中，已具备后来的周礼所说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对称的都城规划（见图4.2）；而殷墟的大王之墓的四个墓道，又喻示“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王所管辖”的统治格局，隐约透露出“王者居天下之中”的都城概念。所以，1956年9月，郭沫若先生在此留下了“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
殷墟遗址在今天的河南北部的安阳，地处晋、冀、豫三省交汇处，它是商朝从东向西移的产物，虽然，从方位上看这是向内发展，但它寻找的确是华夏的中心。因而，殷已具备了国都的雏形，也可以看作“中国”概念的萌生地。
图4.2 宋代《新定三礼图》中的“王城”示意图：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京都，从两都制到五都制
有人在网上发帖问：“什么时候国都被称为首都？”几大门户网站上有人跟帖，但都没回答上来。中国首都是北京，日本首都是东京，京即国都，现在已是通识；但国都是不是一开始就谓之京呢？京又是如何成为京都的呢？后来京都又怎么成为首都了呢？这就要费一番考据，且不一定能说明白。
先说说“京”字，这个甲骨文中就有的字，看上去像是一座高台，大约表示的是崇高与聚集的意思（见图4.3）。甲古文中与“京”相对应的字是“鄙”，京引申为城邑之意，而仓廪之形的鄙，则引申为郊野之意。今天仍保留着的“鄙人”之说，表示的就是乡下人的意思。不过，“京”作为城市之首，国家核心城市，是商代之后的再度引申。
近年清华校友捐赠的“清华简”被专家鉴定为战国简册，此中最引人的是《尚书》残简。这是迄今见到的最古老的《尚书》，将《尚书》成书年代至少推至战国。这部最古老的史书，记录了“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记录了“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但再涉及国都时，用的是“邑”，而没有用“京”与“都”来表示；也就是说殷，虽有商王居住，但它是不是后世所言的国都，还不一定；至少，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国都概念。
“京”作为国都的代称，或成熟的国都概念，始于西周；而文王也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君，而不是部落首领。在周朝诗歌总集《诗经》中，可以找到“京”的记叙，如《大雅·文王有声》即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大雅·文王》中有“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京在此时已是国都的代名词。同时，《诗经》中也出现了“京师”一词，如《大雅·公刘》中有“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如《公羊传·桓九年》所言，“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
图4.3 甲古文中与“京”相对应的字是“鄙”，京引申为城邑之意，而仓廪之形的鄙，则引申为郊野之意
周朝的京，或京师，已不仅是一个皇帝居住的城的概念，而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如《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言：“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就是说，王城周围有千里辖地。王畿后来被更明确地称为“京畿”，一指国都及其附近的地区，二也代指国都。如《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八年诏》中“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
比之甲骨文中就有的“京”字，“都”字就是个晚辈，是比京更晚的概念。汉代的文献《史记》中可以看到关于“都”的解释：据“五帝本纪”讲，先王受人追随，舜住到哪里，人们就跟他到哪里去住。于是“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将“京”与“都”连成“京都”一词，则始于魏晋之时。当年，因避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死后追尊景皇帝）的“师”字之讳，“京师”被改为“京都”，后来这个词，也成为了国都的代名词。
顺便说一句，古代热衷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去了京师的设置，甚至还有一个都城，叫京都。794年，日本将国都定在平安京，“京都”慢慢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称。后来的东京，古时叫江户，即江水入海之门户。1457年人们以江户村为基础建起江户城，幕府执政时期，江户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天皇所在的平安京（即京都），则徒有其名。1867年，明治天皇迁都于江户，因已有京都存在，江户更名为东京。
京都虽然是一国之都，但在唐代，似乎觉得仅靠国都指挥全国似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又创立了陪都制度。在长安之外，又设了东、西、南、北四京：东京洛阳，西京凤翔，南京成都、北京太原。这种陪都的做法被后世多个朝代承继，以至不是历史专业的人真是分不清随朝代而变更不定的东京、西京、南京、北京。
比如，宋承唐制，就设了三个陪都，北京为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市）、南京为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西京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京师开封府自为东京。不过，由于各陪都的历史不一样，城市的发展也有差异。最突出的例子是应天府，这里是赵匡胤起家之处，所以城市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其他几京。据《宋史·地理志》载：“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架势甚至不输国都开封。
虽然，辽、金、元是游牧民族政权，但对汉人国都传统也很推崇，京城设置也照搬照用。辽代的五京是随着统治地盘的扩张逐步形成的。辽以北方的上京临璜府为都（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中京为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大明城）、东京为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为幽都府（后又改为析津府，即今北京丰台区）、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辽代五京是各区域的统治中心，在行政上又称“五京道”（见图4.4）。金王朝的“一都五京”政权格局，基本上是从辽那里承继而来，只不过是地盘更大了。
元蒙灭金，废了元的中都，在其东北的旷野上重构新城，因金已有上都，中都，元朝遂将新建的国都称为大都。此后，明灭元，曾有过一段定国都于江南应天府，但燕王朱棣夺权王位后，又将国都定在了燕京，清承明制，仍以北平为都，至今，国都没有再变。
最后，说回首都的问题：即将国都称为首都始于何时？
笔者查过1979年商务版《辞源》，古汉语中没有“首都”一词，它是一个没有“典故”的新词；后来又查1999上海辞书版《辞海》，此书收有“首都”条，但只有其定义，也没有出处。权威的辞书似乎证明，它是一个清代以前没有过的新词。有外国学者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汉词典》中，也没这个词。1931年上海出版的《华英词典》中，有了这个词“CAPITAL”，拉丁语的“CAPT”的主要意思就是“头”“首”。看来“首都”一词是现代中国从外语中借用过来的词。其实，拉丁语中国人也不陌生，1294年，元朝时意大利的孟高维诺就来到北京，是教中国人拉丁语的第一人。现在西直门天主堂，俗称西堂，彩色玻璃上有他的像。
首，即是头，一个国家似乎不可有个首都。但笔者前些年到南非旅行，在那里就见到了这个国家的三个首都：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开普敦；司法首都布隆方丹。虽然，三个首都是1910年南非成立联邦政府时各方商讨出的结果，但延续至今也没见有多少坏处。在我这个外国人来看，就是每个城都没那么大、人那么多、车那么堵。首就是头，三头六臂，总比一个脑袋的厉害。
图4.4 南宋编撰的《契丹地理之图》描绘了辽国的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五京制”。辽代五京是各区域的统治中心，在行政上又称“五京道”
洛阳，王在天下之中
显然，罗马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但其历史地位显赫，所以，每年它的建城日庆祝活动都会成为一条被全世界广为采用的新闻：“2008年4月20日，众多历史爱好者身着古罗马服饰，聚集在古斗兽场前，庆祝罗马建城2761周年。传说中，‘战神之子’罗穆卢斯和雷穆斯被一头母狼哺育长大，并于公元前753年4月21号创建了罗马城……”
我的“民族自豪感”被这条新闻勾了出来——中国有没有可与罗马相媲美的古城？于是，想起曾经到过的洛阳……
洛阳素有“九朝古都”之称，实际上比九朝还要多。我更关注的是洛阳建城第一朝。“自豪感”比我还强的人说，洛阳城建自夏朝，指的是1959年就开始挖掘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但时至今日没有弄出有力的考古实证。说洛阳建城有4000年历史——去掉这个最高分！还有人说，商人是洛阳城的建设者，但商都于西亳，即今天的商丘一带，扯上洛阳，实在牵强。说洛阳有3600年建城史——再去掉这个最高分。
时空上都比较贴近历史真实的是周与洛阳的关系。后世谈“三代”的文献，基本上缘自《尚书》，关于洛阳城的记载，即出自《尚书》中的多个文告。其《召诰》云：“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记载了周公、召公，先卜宅，选定城址于洛的事。洛邑建成，时称“新邑”，亦即成周。
关于成周，还有比《尚书》更可靠的文献，即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西周实行镐、洛共同为都城的两都制，镐为西京，洛为东京。依此说，洛阳建城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比之狼孩儿建立罗马城的传说，要早300年。
洛阳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也是最“中国”的都城。但目前所能找到的古代建筑图纸，只有战国中山王（今河北平山县）留下的一幅墓园规划平面地图——“兆域图”（约制作于前323——315年）。最早的城市地图，仅有东汉的壁画式城市地图。所以，最早的洛阳古城的位置，没有存世的古地图，只能靠遗址发现来提供了。
1992年我到洛阳时，洛阳还没有争“中国第一古都”的意识。城中那个建于1958年王城公园，被指认为西周洛邑遗址。但公园里看不到任何西周的东西，那个时代的“文化堆积”或许藏在公园的底下。东周洛都的实证出现在2002年，这一年，人们在洛阳市中心发现了：东周天子车马陪葬墓——“天子驾六”（见图4.5）——这个最新的考古发现为东周洛阳城提供了可以触摸的实证，后来，人们在洛阳城中央广场上建立了一个下沉式的天子驾六遗址博物馆。
图4.5 洛阳发现东周天子车马陪葬墓，“天子驾六”为洛阳城提供了可以触摸的东周实证
周族原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与夏、商两族同称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三大部族。夏、商两朝时期，周是它们的属国。商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武王时，周的势力已很强大，决心灭商。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乘机率众东下，经洛阳北部孟津渡河，一举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商亡周兴，史称西周。
武王灭商后的第二年便在镐京病故，成王即位。因成王所幼，由其叔父周公辅佐代政。成王执政的那年，“使召公复营洛邑”。从此，西周有了两座都城。西都镐京称宗周，东都洛邑称成周。说到成周，还要说说那个著名的“何尊”。这件1965年在陕西宝鸡县出土的青铜器，是我国第一件有纪年铭文的青铜器，它制作于周成王五年（约前1031年）。铭文中记载：“惟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惟王五祀。”也就是说，成王执政五年即迁都成周的王城。西周自成王始，诸王均来成周居位、施政。这在周器铭文中都有所记载。为什么周最终要选洛邑为都，“何尊”铭文说：“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它表明以成周为都，是因为它地处“中国”，这也是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青铜器。建都于“天下之中”，可以说是周朝开创的建都传统。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都镐京被抢劫一空。平王即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决定废西都全迁东都，史称东周。国都也由西周的两都制正式变为以洛邑为都城的一都制（见图4.6）。居中制和一都制，对于维持统治秩序起到了非常实际的稳定作用。所以，后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承继了“居中”和“一都”的传统。
洛阳作为东周国都长达500余年，后来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从周到宋代之前，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所以，洛阳也是史册之中，被写得最多的都城，河南社科院曾有人统计过，在《二十五史》中，“洛阳”的名字出现了3 549次，这是其他古都无法相比的。
图4.6 《周营洛邑图》是元代所绘地图，图中的伊水洛水等水系，标示出西京镐城，东京洛城。反映了《尚书》中周公、召公。先卜宅，选定城址于洛的内容
洛阳的建城史，无疑比罗马还早，但除了与车马坑合影，我找不到东周洛邑留下的任何城市遗迹，汉魏的洛阳故城也仅剩黄土几堆。而我在今天的罗马，却依然能逛2000年前的古罗马的议会广场，依然可与巨大的斗兽场合影留念。在古代城市建筑上，我们的所有古城都无法同罗马相比，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用石头架屋建城呢？
开封，“城摞城”的都市
开封坐落在黄河冲积扇平原的顶端，像一把铲子可以轻松地把这一地区的粮食收入自己的粮袋。
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克段于鄢”，平息了叔段的内乱，走上了扩张之路。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郑庄公先后两次派兵强割周王室温地（今河南温县）、成周（今河南洛阳东）的庄稼以示威。今天的开封城，即是当年郑庄公修筑储粮仓的一座城邑，取名为“启封”，有“启拓封疆”之义。后来，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启封”改名为“开封”。
开封的“七朝都会”的都城史，是从战国时的魏国开始的。魏惠王九年（前361年），自安邑迁都大梁（今开封城之西北一域），从此魏亦称梁。由梁开始，五代之梁、晋、汉、周，以及后来的北宋均建都于此。灭宋之金也以此为都。
开封虽有“七朝都会”之美称。但五代之梁、唐、晋、汉、周的所谓朝廷，都是正史里加了“后”字的短命小朝廷，其首都也不是统辖中国之首都（后唐都洛阳）。但开封府却是在这几个朝代的修建中一步步完善，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大都市。
开封真正称得上国都，是在宋王朝。一切恰如大众所熟知的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后晋称开封为东京）所描绘的那样：从陈桥兵变到南宋偏安，开封历经九帝168年，“人口逾百万，货物集南北”，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有着“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
这座都城的衰败是从金兵入侵开始的。金兵灭宋，破开封城，在带走徽钦二帝之时，也差不多把整个都城刮光了。贞佑二年（1214年），金宣宗迁都汴梁（开封），称其为南京。至1130年，金兵放弃它时，这座都城早已不像个都城了。
不过，金时开封再破败，也还算是一座都城。但是到了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围开封时，明巡抚高名衡决堤灌起义军。但李自成发觉得早，移营高地。洪水反而灌入开封，几米厚的黄河泥沙把整个城市基本埋没了。清初重建开封时，等于在老城上又盖了一座新城。于是，民间留下了“开封城，城摞城”的传说。
这个传说一直到1981年才被破解。在开封明清时代的宫殿式建筑龙亭旁，有两个湖一个叫杨家湖一个叫潘家湖，在这一年的潘家湖底清淤过程中，人们在湖底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明代周王府遗址。据史书记载，周王府是在宋、金皇宫基址上修建起来的。那么，周王府的下面，还有金、宋、五代的开封城吗？经过20多年的挖掘，人们不仅在清城下面挖出了明城，而后又在明城下挖出了宋城。
考古发掘情况表明：北宋的东京城（开封）是一个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由内向外依次筑有皇城、内城、外城，并各有护城壕沟的都城（见图4.7）。它不仅城高池深，而且墙外有墙，城中套城。外城遗址全部淤埋于地下2~8米的深处。考古勘探还证实，位于“城摞城”最底部的唐代的汴州城。汴州城建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由时任永平军节度使兼汴州刺史的李勉重筑南北朝时的汴州城，也是如今开封城墙历史的开始。这次重筑后的汴州城，实际上已奠定了直到今天的开封城墙的基。
走在今天的繁华的中山路上，就是走在开封旧城的中轴线上，其地下8米处，正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衢大道——御街，中山路和御街之间，分别叠压着明代和清代的路面，这种“路摞路”的景观还意味着，从古代的都城到现代的城市，层层叠加起来的数座开封城，南北中轴线居然没有丝毫变动。
图4.7 《东京旧城之图》刻于南宋，原本已佚，现为元重刻本。此图着重描绘了东京城的城门与宫殿的位置形状，城内交通道路，水渠桥梁的设置情况
开封，随着考古的脚步，未来还会开启更多的秘密。
长安，汉唐风范千古存
与长安关系最密切的，有两个人，都写进了历史。
一个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出生于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丰县）的一个农户家里，成年后考试做了泗水的一个小保长“亭长”。据传，在秦都咸阳服徭役时，见到秦始皇出游，曾发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后来，在一次押解犯人的途中，由于气候因素延误行程。刘邦知道延误行程的结果会是被处死刑，决定谋反抗变，于是发动了斩白蛇的“起义”，所押的犯人就成了他早期的兵力核心。再后来，天下皆反秦朝廷，刘邦又跟着楚军反秦，这才阴差阳错地进了关中。公元前202年，刘邦灭了项羽，天下归了刘姓。高祖刘邦盘算着该给大汉定个都城了，高祖文化不高，原打算学着先人在洛阳或者咸阳定都。
这就要提到另一个人物——齐人娄敬。娄敬向刘邦进言：洛阳乃周朝败落之地，咸阳是秦朝灭亡之地，皆不适定都。刘邦与张良一合计，于是改在咸阳之南的一块平原兴建新都城。为去亡国的晦气，新都被定名为“长安”（娄敬因此被赐皇姓，升为汉朝重要谋臣）。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连接欧亚大陆的通道。长安由此成为了古代最“现代化”的国际贸易大都市。
这就是西安城的正史。
胆子大一点的，都拿周人定镐京为都说事，把西安建城史确定为31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周从岐山周原迁至关中平原，在丰河的西东两岸，分建立两城。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后又都洛），但丰与镐具不具备城的形制，还是一个聚落建筑，都说不清。考古所能提供的只是无砖无瓦的有夯土层的“城址”。
3100年的西安建城史，以建筑来说，有点牵强；以地点而论，至少是把长安扩大化了；从族群源头上讲，周与秦的先民皆起于岐山之下，汉与周、秦完全没有承继的关系，汉都城更有明确的另起炉灶之意。此外，若用现在的西安市行政所辖的区县范围，来定位“古长安”城，这个龙袍是不是做得太肥了？
所以，我以为将西汉作为这个都城的起点，而后新莽、西晋、前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八个王朝，比较贴切。如果再要算上赤眉、绿林、大齐（黄巢）、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时以此为都城，西安是十几朝的古“都”，真就论不清了。值得提出的是，西安今天的这个名字，不是作为都城时的名字，而是朱元璋当皇帝的第二年（1369年），废元的奉元路，改设西安府，而传承到今天的。
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驻西安，他在城东北部建秦王府，为了保卫城内的秦王府，占据有利的地势以利防守，洪武三年（1370年），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东城墙向东扩展了近千米，北城墙向北扩展了五六百米。城墙高至三丈，厚至四丈七尺，全部用黄土分层夯筑，每层厚8~12厘米。城垣周长约14公里，面积115平方公里。城设四门：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每处城门都有三重城楼，即正楼、箭楼和谯楼。四隅有角楼，环城墙上有堞楼98座。城内配有登城设施。明中期以后，西安城墙又经历了几次修葺。隆庆二年（1568年），陕西巡抚张祉在城墙外壁和顶部砌了一层青砖。一直到崇祯死的前一年（1363年），陕西巡抚孙传庭，又在城门外四关增修了四个郭城。今天的西安古城的格局，基本上是在明朝几次修建后定形的。
令人安慰的是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西安老城的城墙基本上保住了，所以，现在去看仍还有个“古都”的样子。
临安，不得已的国都之选
在中国3000多年的信史中，有过统一，有过割据，有大一统的王朝，也有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但不论大小王朝，都要有个国都。这样算下来，古代中国曾经有过大大小小的国都200多个。不过，真正统辖过华夏大地，有显著遗迹可寻的古都，少之又少；所以，民国时人们盘点中国历代国都，提出一个“五大古都”之说：即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和开封。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六大古都”之说，那个后加上的一都就是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
宋朝丢人的事很多，最丢人当数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被金人抓去北方，史称“靖康之耻”。知耻而后勇的南宋，“勇敢”地抛弃开封，落跑江南，勇敢地把杭州改为临安，过起了偏安的小日子。
游西湖的时候，我倒是见过一些宋代的遗迹，如苏轼的堤、岳飞的墓；但作为南宋都城的遗迹不多。“临安”偏安了一百多年，随着1276年元兵破城，宋走向了灭亡之路。算起来，临安仅是半个王朝的短命国都，收入“六大古都”实在勉强。但作为古代中国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国都，和作为有国际知名度的港口，它还是可圈可点的。
杭州古称钱唐，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南渡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历时140余年。当年诗人林升在谴责宋人丢下开封，偏安江南时，曾写下了著名的讽喻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其实，西湖只是临安生活的表象，真正使南宋得以苟安百年的是钱塘江的江海物流之利。
钱塘江发源于黄山，古名“折江”，到了杭州附近，它又称为“之江”，最后，在舟山一带流入东海。有着通海之便的钱塘江，自古就是江海运输的重要码头。唐初，杭州港即是漕粮大港，同时，也是制造大型江船、海舶的重镇。北宋不仅在此设立设两浙（钱塘江以南为浙东、以北为浙西）市舶司，并且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须向设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办理手续。所以，临安不仅是偏安之都，还是大宋著名的通商口岸。
杭州唐代之前的模样已看不到了，好在咸淳四年（1268年）由潜说友编纂的《咸淳临安志》里留下了一幅《京城图》（见图4.9），我们可以借此看一下700多年前的杭州。从图上看，杭州南起凤凰山，北到现武林门，西接西湖，东至中河，万松岭脚下则是皇宫大内。“赢於南北而缩於东西”，南北长度是东西的一倍。《京城图》绘画精细，标识鲜明，山水城阙、宫殿衙门、街道坊肆、桥梁仓库，近千个地名布满图上，展示出南宋都城的庄严与繁华。
由于志书地图的受图面布局因素的制约，《京城图》的方位取向是上西下东、左南右北，但文字叙述却“东西南北”相混。图以大内中主殿的方位（坐西朝东）为图的方位，而志文将宫城厢的东西南北方位，叙述成北南东西形成一个假的上北下南方位，这种方位取向和叙述的“混乱”，具有明显的皇权观念。另外，由于志书地图受到矩形雕版尺寸的约束，使地图的比例总是失真。
咸淳《京城图》的图符以城墙、城门、河流和山峰最为明显，带有很深的传统山水画烙印。图中的城墙和城门均用写景法绘制，既淳朴又厚重，犹如宋人的界画，实受当时南宋画苑画家的影响，同时反映了宋代城楼建筑的华丽景象。《京城图》的图注除了有方位表示外，字体还分大小等级，如“大内”太庙”“五府”“朝天门”和“御街”等图注明显大于其他图注，表示了封建等级观念。
图4.9 咸淳四年（1268年）由潜说友编纂的《咸淳临安志》里留下了一幅《京城图》，我们可以借此看一下700多年前的杭州
大宋重视海外贸易，对远道而来的外商视为嘉宾，杭州羊坝头、新四三桥均有外国舶商居住地，城东崇新门内荐桥附近多住犹太人、基督教徒之富族；荐桥以西为回族人所居，俗称“八间楼”。外国商人居住地称“蕃坊”，由市舶司会同当地政府共管。杭州市舶司还经常为外商举行盛大“犒宴”，进港接风，离港饯行。宋代杭州舶商馆驿很多，著名的有：浙江亭是一所政府开设在杭州港候船的宾馆；都亭驿是馆专接待外国使人宾馆；怀远驿是南宋最早的国宾馆，绍兴七年（1137年），接待过三佛齐国的贡使；其他，还有北郭驿亭、仁和馆、邮亭驿等……如此热闹的海上商贸往来，西湖的歌台舞榭，能不“繁荣”一时吗？
杭州城的繁荣兴于大宋，但在西方的国际知名度，则得益于元代，这是因为元代，威尼斯商人和探险家马可·波罗游历过此城，并在他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以最多的笔墨记叙了“行在”，即杭州。所以，在欧洲许多版本的关于东方的描绘中，都有行在的图画了。这些图画将这座城市画为一个西洋城市的样子。
蒙元政权在陆上禁止汉人经营西域商路，但马背上诞生的蒙元政权不熟海路，所以，允许汉人参与海上贸易，也允许阿拉伯人为蒙元打理海上贸易。因此，杭州和泉州在阿拉伯世界很有影响，并由此将中国海上贸易的信息传递到了欧洲。所以，这两个大港成为当时许多世界地图上一定要标注出来的两个重要的中国港口城市。
南京，从“六朝古都”到大明南都
其实把历史不长的大明国都南京，放在“五大古都”中，也很勉强。
南京被称为古都，并不完全因为它是大一统的明朝的第一个国都，而是因为它有个很唬人的名头叫“六朝古都”，不过，很多人弄不清南京的“六朝古都”是个什么概念。多数人的脑里，王朝就是一统天下的王朝，如汉唐之类；对偏安一隅的小王朝，往往忽略不计，而南京的“六朝”恰好就是那些被忽略不计的“小王朝”。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南京这个地方叫金陵，秦统一中国后，将此邑改为秣陵。“天下三分”时，东吴改秣陵为建业，并在此建都。于是，有了“六朝古都”的“第一都”。三国归晋之后，建业又被分为秣陵、建邺两县，并在此地增设一县为江宁，南京的“宁”字别名，即由此而来。313年，这里又改名为建康。西晋灭亡后，司马睿于317年春在建康称帝，建立起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于是，又有“六朝古都”的“第二都”建康。东晋偏安江南103年而终结。此后，历史进入了改朝换代最为频繁的时代，史家称这混乱的一段为南北朝，偏安于长江以南的宋、齐、梁、陈四个小朝代，在此后的169年的时间里，不论谁当朝，均以建康作为国都，于是，有了“第三至第六都”。这就是由“小王朝”构成的“六朝”和短命的“古都”，全加起来也就300多年的历史。
现在能见到的古都的最早城图是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出版的《景定建康志》中曾刻有的《府城之图》，它描绘了南宋建康府，即今天南京城的一部分，原宋本已佚，现为清嘉庆重刻本。但现在的南京城已找不到“六朝古都”遗迹了，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六朝”之后的另一个王朝——明朝的遗迹，而真正使南京成为一统天下的国都，恰恰是大明王朝。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领反元义军攻克元集庆路，遂将这里改为应天府。这里要多说一句，宋代也有个应天府（今商丘），取的都是《周易》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意。此时，朱元璋不仅没有称帝，甚至还没称王，仅被拥为吴国公。应天府也仅仅是一个反元的基地，而非一国之都。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歼灭陈友谅60万大军，次年在应天府即吴王位。随后，又用几年时间，打败张士诚，攻克平江（苏州）；并迫降割据浙东的方国珍。此后，才有条件命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上攻元。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定都应天。此后，朱元璋又展开了长达22年的统一天下的战争：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随后四面出击，先平定福建、两广，继而发兵征漠北；接着遣军入川，灭夏国，取云南，平辽东；一直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大明才统一了全国。这之后，朱元璋仅过了八年太平日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病卒，终年71岁。
轻松承继一统江山的是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但这个文弱皇帝仅坐了五年天下，就被叔父朱棣夺权，连应天这个国都也被废弃。朱棣改北京为国都。明英宗时，为了表示对祖上的功业的敬重，才于正统六年（1441年）改应天府为南京，设有与中央一致的政府机构，它也称南都或留都。
南京作为古代都城，有比较成规模的古城墙。西安的城墙，号称是隋唐的，主体还是明代的，南京古城墙更是以明代为主了。我到过南京多次，每一次都少不了看看那留在现代新城里的古代城墙、城门。当然，仅有城墙印证不了它当年的繁华，和开封人以《清明上河图》为骄傲一样，南京近年来，也有了讲解其繁荣史的历史画卷。
图4.10 《南都繁会图》（局部），通过店铺前高悬的“西北两口皮货”“万源号通商银铺”“东西两洋货物具全”等店招，可以看出南京不仅是全国的商业中心，还是国外商品的销售中心
此画全名为《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简称《南都繁会图》（见图4.10），卷首署“常熟翁氏旧藏”，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历史博物馆从翁氏后裔那里征集。卷尾署“实父仇英制”，经专家研究，从绘画技法看，并非明四家之仇英所绘，但可确定是明代宫廷作品。画卷绢本设色，卷长355厘米、宽44厘米。该图属国家一级文物，画面多处损伤，模糊不清，一直藏之高阁。2004年，南京秦淮河建设指挥部，为开发秦淮河文化资源，两赴北京，请国家博物馆技术部的大力支持，才得已见到南都“繁会”的真容。
现在我就依据画面解读一下大明南都。此画的最左边，师假借了仇英大名，所以，此画应作于仇英成名后，大约在明中期。画中央有一个元宵灯会才有的“彩山”，此物兴于永乐年间，那么其表现的应是明初至明中期的南京。画中描绘地是秦淮河两岸，画由郊区农村田舍始，在明故宫前结束。画上方表现了明城门外最繁华的临水街区长干里，河面宽阔，有大船行走，画中央描绘了“南市街”和“北市街”，这两个“市街”均于南北走向（即今天的雨花路、东西干长巷），是当年城中的繁华之地。此画主要表现的是都市的繁荣与市井百态。画中有茶庄、金银店、药店、浴室，乃至鸡鸭行、猪行、羊行、粮油谷行……百多商行，应有尽有；画中的侍卫、戏子、纤夫、邮差、渔夫等，约有1 000多个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它也因此享有“南京本土的《清明上河图》”之盛誉。
南京是商业广告的先祖，是传统广告“龙灯”的发源地。此画中共绘有109家商店及招幌匾牌，这一图景形象而具体的展示南京的商贸特点。
通过店铺前高悬的“西北两口皮货”（两口，即冀西北的张家口与密云东北的古北口）“立记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发客”“京式靴鞋店”“川广云贵德森字号”“南北果品”“万源号通商银铺”“东西两洋货物具全”等店招，可以看出，大明南京已是各地百货云集的全国商业中心。
同时，“东西两洋货物具全”招幌匾牌，告诉人们，这里还是国外商品的销售中心。“东洋货”指的当然是日本货，似乎为了印证“此言不虚”，这个店的旁边，还展现了一个“走海倭子进宝”的民间文艺表演。商业活动与文艺活动是此画卷的两个重要内容，画中有固定的戏台，也有踩高跷等行进演出。在“东西两洋货物具全”店铺旁边，一出名为“走海倭子进宝”的表演这在进行中，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两头狮子，随后，是举着三块“走海倭子”牌子的人物表演，几位艺人正在表演日本商人来中国进贡宝物的场景，其中，最为突出的进宝倭子举着一大枝日本海峡盛产的红珊瑚……这些内容表明，虽然，明廷有严格的海禁，但中日海上贸易仍然存在。大明南都，真是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