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即天下，万国来朝
古代中国的“天下”有多大
“天”与“下”这两个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但凑成“天下”一词，则是西周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天下”一词，最早文字样本存于《尚书·大禹谟》之中。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此时的“天下”，从词面上看就是“天之下”，即所有土地的意思；若从民以王为“天”的角度看，它又是“天子脚下”王权表达。
如果说“天下”在春秋战国时，还多是纸上谈兵，但到了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时，“天下”已有了真正的“一统”意义。秦统一中国后，不论是从“所有土地”，还从是“王的世界”来讲，其“天下”都偏于内指。此时的中国，北是荒漠，西是流沙，西南是高山，东与南皆是大海；其“天下”观也好，观“天下”也罢，终究跳不出先秦以来形成的“中原视野”。
秦以后，尊重“传统”的中国，渐渐成为“传统的中国”。祖先说：我们居天下之中；后人就认为：中国是天下的核心。汉代的“天下”，已不仅是指君临所及的王土，大汉已将“天下”观扩展为“华夷”观。华夏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华之外是夷；从中心向四边延伸，越处边缘，就越野蛮荒芜。这种以中国眼光看世界，以中国方式对待世界，成为中国式的天下观和中国式的方法论。
当然，这种认识也不是没有来由。让我们先看一看秦始皇的“天下”——秦的版图。如果仅从海疆来看，秦的海岸线与今日中国的海岸线差别不大：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越南湾；但我们若观察陆疆就会看到，西部与北部变化巨大。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清代的“海棠叶版图”，就会感到海陆两疆的变化完全不成比率。从陆上变化多、海区变化少的版图现实看，天朝“宁边”的诉求，远远大于扩张的需要。尤其是当我们再以长城作为历史回望的焦点时，就会看出历代君王为“治边”“抚远”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事实上，秦以后的中国皇帝都失去了以武力获得“天下”的扩张意识（这一点，元朝是一个例外）。相反，儒学传家的中国人，汉以后多以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的思想对待“四夷”。古代中国的“天下”实非侵吞小国的扩张“天下”，尤其是西部与北部，那是汉唐以来的战争与和亲、分治与一统的多重政治变奏中，一步步经略成的边疆的现实。
两千多年来，中国确实拥有着巨大无比的“天下”，其版图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东方老大。
处于“居天下之中”的中土王朝，对边缘政权或周边国家都不存在“食货”之需求，即使是人口最多的清朝，也就4亿人，中国也基本是自给自足。滋长“天下一家”和“四海归一”思想的不仅是中国之内因，外因也起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边缘小国就对天朝的商贸、文化与政治有着依赖性。唐宋以来，日本、朝鲜一直是以中国的文化典籍为正宗。日本遣唐使来中国取经的故事就不用说了，宋时高丽使团每次来华，也都要带回大批书籍。史载，淳化二年（991年）高丽使者从中国带回《大藏经》《九经》《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多部书籍。而宋理宗时（1225——1264年），即日本镰仓时代，日本商业迅速发展，但铜钱跟不上流通，日本市场干脆使用大宋的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中国不仅在文化经济上影响周边小国，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要以宗主国的名义摆平这些小国的内部斗争和外来侵扰，而小国领袖也都以到中国领到执政大印或诏书为王权正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有了一种超越地理意义的人文构想：在“天下”这个最大化的空间单位里，中国是核心，所有的次级空间，都如“五服”“九畿”一样围绕着它。在这个“天下”里，所有的“外”，都是“内”。如这幅朝鲜人绘于17世纪的《天下图》（见图5.1），它可能源自中国明朝的地图，中国被描绘成一块巨大的中央大陆，外圈是内海，再外一圈是岛屿或环状大陆，再外一圈是外海。虽然，地图名之为“天下图”，但中国仍是天下中心、文明中心，从中心向四边延伸，就是野蛮荒芜的“马蹄国”“长臂国”。对尚未认知的地方，皆为八荒海外，则是圣人存而不论的。
图5.1 这幅《天下图》，可能源自中国明朝的地图，虽然，地图名之为“天下图”，但中国仍是天下中心
在这样的“天下”观影响下，古代中国形成了中土王朝的最为简单的外交关系：“华夷”和“朝贡”。这种观念一直维系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之后，我们很少再用“天下”这个词了，末世王朝在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中发现，这个世界已非“一姓天下”了。连“天下”这个词，也被后来的“世界”与“国际”这些词一点点取代了。
云一样游动的“行国”
短命的秦朝，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国家，却没有来得及编纂秦的国史。立国前后，曾有吕氏集百家之长，编出名为“春秋”的大作，但记录的却不是国史。秦灭六国，百废待兴，无暇写史，也无暇修史。大汉代秦，天下再度一统，文武二帝，天下太平，这才有闲编纂大历史，这才有了编史第一人司马迁。
司马迁是我国史官中的开创性人物，他的遣词造句就成了后来的定式与规矩。比如，这里所要说的“行国”，就是他的创造。太史公的创造这个词是否得之于《诗经》，我们不得而知。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行”与“国”的粘连，似乎也止于《诗经·魏风》中的《园有桃》。其诗曰：
园有棘，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关于这句诗，郑玄释为：“聊出行于国中，观民事以写忧。”这里的“行国”，也就是行游于国中。这个意思显然不是太史公的“行国”之意。那么《史记》中出现的“行国”是什么意思呢？
《史记》没有将国别史分章列出，这类的东西都放入到“列传”中，太史公的“列传”十分庞杂，既有人物，又有列国，既有经贸，又有风俗。“行国”就出现于《大宛列传》之中。《大宛列传》是一篇人事与邦国混杂记叙述的列传——“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它主要记录了“张骞通西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又借此事件记录了几个西域国家。“行国”作为名词，首次出现于此：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大月氏同俗。”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太史公的“行国”，已讲得明明白白，就是“随畜移徙”的游牧政权，汉代的壁画中也有这类内容的反映（见图5.2）。后世，也有进一步解释“行国”的，即“不土著”，也就是不依土地而居的居国，不以农耕为本，逐水草而居，不筑城建郭。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要找的月氏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游牧之国，忽而东，忽而西，后来还分出了大月氏和小月氏。
其实，这些行国早在商朝就和中原人打交道，后来的于阗国，也就是今天的和田一带，那里出产的美玉，曾经贩运到了商的首都。而先秦的许多国家，也都是“行国”，就连秦国的先民，也是从甘肃东部的“秦夷”，慢慢向东移动进入了今天的陕西。秦的子子孙孙，打打杀杀，东移南下，最后“行”出了一统疆山。“行国”固定后，其统治核心基本不动，只有周边时不时地向外扩张。
图5.2 此为西汉匈奴人的牧羊图，反映了西域行国“随畜移徙”的游牧特色
汉代，汉文化对于边周边地区，或者说对于周边“行国”，完全称得上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汉实行的是封建制度，而匈奴等“行国”实行的则是奴隶制度。但是，汉人的农耕文明却不是当时华夏大地的主流，中原之北、西、东诸“夷”都是“不土著”的游牧政权。这些逐水草而居的马上英豪，经常风一样地侵入中原，又风一样地离去。“行国”的不断侵扰，令汉武帝头痛不已。只有摆平了“行国”，大汉的天下才能安宁。
于是，比文帝更有征伐资本的武帝，在公元前138年启动了摆平西北“行国”的宏大构想，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即是派使西行。西行带回的信息，不仅开阔了大汉的眼界，也直接促使了许多“行国”，在后来的或战或和之中，渐渐融入到大中华的版图之中。
“西域”到底有多远
经过高祖高后、文帝景帝等几代领导人的经营，汉至武帝，政府已有消除边患的资本，但对待风一样飘来飘去的匈奴，刘彻还是寻不到一个彻底根除边患的办法；思来想去，还是先秦远交近攻的老办法——选使西去和匈奴身后的游牧政权大月氏联盟，即使构不成夹击之势，至少也可钳制匈奴。这个算不上英明的决定，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伟大壮举——“张骞通西域”。
公元前138年离开长安西行的张骞，没等走到大月氏，就如预料的那样被匈奴抓到了。张骞不仅做了俘虏，还被“和亲”，娶妻生子了。后来，张骞成功逃亡，辗转找到了大月氏。但已定居西域的大月氏，无意再做行国，也不愿回师东进与匈奴为敌。灰心丧气的张骞靠着运气逃回阔别了13年的长安。虽然联盟失败，但大汉却从张骞那里得到了闻所未闻的玉门关以西的信息。这些信息后来成为《汉书·西域传》的原始线索，“西域”这个新鲜的地理名词，也是从这里第一次载入历史。
张骞赴西域之前，汉朝投向西方的视野，基本上停留在玉门关一带，没能跳出《禹贡》所说的九州。公元前119年，朝廷决定派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再赴西域，游说乌孙王东返。乌孙虽然没有答应东归，但却派使者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其中，大汉与西域马的“贸易”，成为双方最初的交换。1969年在甘肃武威发掘的东汉“守张掖长张君”墓葬中出土的铜奔马（见图5.3），即后来被命名为“马踏飞燕”（中国旅游标志）。它反映的不仅是汉代“通西域”的良马贸易和尚马之风的延续，同时也反映了武威因汉人尚马，而发展成“凉州畜牧甲天下”的良马交易、繁殖基地的历史事实。
图5.3 1969年在甘肃武威发掘的东汉“守张掖长张君”墓葬中出土的铜奔马，反映出汉代“通西域”的良马贸易和尚马之风的延续
汉朝派出的使者与西域通商……这些交流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是前无古人的，西域，渐渐进入了大汉的掌控之中。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这是“西域”一词，作为行政名词的首次使用。其治所在乌垒城，即唐代诗人岑参所说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轮台，地处今天的乌鲁木齐以西360公里处。西域都护所辖的地区，史称“西域三十六国”，大约是现在的新疆南疆地区。
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西端，有一幅壁画表现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此图是现存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见图5.4）。这个佛教史迹壁画以山峦分隔故事情节，共四组画面，每组画面都有榜题。第一组画面位于全图右侧：上部是一座宫殿，殿内立金像两尊，匾额上书“甘泉宫”三字。榜题仅存方框。下面是一王者，手敬香炉，跪拜顶礼；左右各立三臣，躬身合掌，持笏顶礼。榜题：“汉武帝将其部众讨凶奴，并获得二金［人］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第二组画面位于全图下层：一王者骑于马上，臣八人跟随左右，后有侍者执曲柄伞盖。王者对面，一人手持笏，跪拜辞行。后有二侍从，持双节，牵四马。马上驮着物品。榜题：“前汉中宗既得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第三组画面位于全图左侧下部：一人骑马在先，二侍从持节骑马随后，穿行在荒无人烟的山峦中。榜题仅存方框。第四组画面位于全图左侧上部：三人行至一西域方城，两人手持双节。城内佛塔高耸，城外两僧人向城内观望。榜题仅存四字：“［至］大夏时”。这组画表现的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题记中“前汉中宗”应是画工笔误，“问金像名号”是唐朝人为造像需要编的故事，将张骞去西域招兵卖马，改成请佛问号，借此扩大佛教的影响。
画中说的大夏国是西域古国，在今阿富汗一带。从政治地理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张骞把“西域”这片陌生的大陆带进了中原政权的视野。自《汉书》以来，“西域”一直是古代中的一个特殊地理名词，在历朝历代的《地理志》中，西域都是单列一章，都是浓墨重彩，都有故事可说……这个“西”到底有多远，“域”到底有多大，随着祖先的探索脚步，它不是不变的，而是一步步移动着的，从历史的时空讲，“西域”是漂移的地理概念。
图5.4 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西端，有一幅壁画表现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此图是现存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汉代的“西域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当时的一个“国”，也就万人左右；龟兹人口最多，约八万余。所以，“国”之兴灭，转眼之间。
北魏时的“西域”分为“四域”：一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二域“自葱岭以西、河曲以东”；三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四域“西海之间，水泽以南”。这是《北史·西域传》的记载，其中的后三域，在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以西以东。今天的中亚许多地区，被看作是“西域”的范围。
大唐的“西域”范围很大，在《旧唐书》列传中，尚无外国概念，用的是夷、狄，还有西域。当时的西域为：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均为“西域”。唐代的大西域概念，来自初唐的广阔疆域，当时设有安东、安西等六大边疆督护府和许多边州督护府，其西边势力，一度远达大食（波斯）。
经历了元蒙西征，“西域”的概念更加广阔。《新元史·外国》将西域放在“外国列传”中，这个西域甚至包括了东罗马（今土耳其）。
清代初的地理观念是最接近当时的西方地理，这一时期的“西域”，在乾隆时期撰修的《西域图志》中，有明确解释：“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今蒙古国）、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蕃藏，轮广二万余里”。也是在这一时期，西域作为前朝故土，始被“新疆”一词取代；嘉庆时，“新疆”一词就完全代替了“西域”。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
明史中的西域与外国同置于《列传》之中，在外国之后，单列西域。但在《清史稿·地理卷》中，不再单设“西域”一栏，代之以天朝诸省中的“新疆”。从此“西域”成为不再飘移的地理名词，凝固于历史文献之中。
远西“大秦”的时空定位
有些“历史结论”看上去合情合理，细究起来却发现有令人怀疑的“历史成因”。比如，历史学者常常诟病的“明清两朝对西方的了解，远不如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倒退”。此说常以《明史·意大里亚传》为例，“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但哪个历史文献又能证明，意大利自古以来，或汉唐时就“通中国”了呢？
“意大利”原是亚平宁半岛南部部落的名字，公元前6世纪，罗马共和国成立时把亚平宁半岛正式命名为意大利。但千百年来“意大利”并不作为一个国家名字出现，这个帝国的大名或是罗马，或是东罗马，直到1870年撒了王国统一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才正式成为统一王国的国名。也就是说，此前的古代中国，如果与意大利打过交道，史料上留下的也是别的名字。
在西方作为洲际概念出现之前，中国的古代文献都是以“西域”来描述西方的。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曾有“大秦”一说，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指古罗马：“大秦国，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秦统一中国后，先民有了对外的整体形象“秦”。它可以是自称，也可依“有类中国”而他指。但这个西域的“大秦”到底在哪里，“海西”不足以指证它的确切位置。《后汉书》没能弄清的事，后来的史书，也跟着语焉不详。在弄不清“大秦”是否就是西方或罗马时，《隋书》和《大唐西域记》等文献中提到的“拂菻国”，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坐标。有学者考证“拂菻国”即指拜占庭帝国及都城君士坦丁（今伊斯坦布尔），希腊人称“斯丹波菻”或“波菻”。从希腊语转而为突厥语，又由突厥语转译成汉语，就成为“拂菻”。如依此说，我们或可认定，隋唐二朝所指的“拂菻”或“大秦”，也就是东罗马帝国。这一点在《新元史·外国列传·西域》中已有明确表示“在黑海之南，古拂菻国也”。
更有力的考古实证是，明天启五年（1625年）初，在西安的周至附近，农民在挖土建房时，从地下挖出了一块大石碑，碑额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图5.5）。碑正面刻有楷书的2 000字碑文，碑的下面及两侧用叙利亚文刻着70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称。除8位外，皆用叙利亚文与汉字对照。碑的正文叙述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说到大秦国的景教主教阿罗本到长安，受唐太宗的礼遇起最初的150年景教的发展经过。此碑的出土，证明了至少在唐代，“大秦”所指的是波斯，约今天的伊朗一带。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东罗马毕竟不是罗马，这种“东西交流”，并没介入地理上的西方。实际上，自东西方宗教冲突以来，尤其是阿拉伯人封锁了西亚贸易通道后，东西方的隔绝一直延续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此前，西方对东方的地理描述，多止于印度；中国对西方的地理描述，也止于君士坦丁。
如此说来，我倒是以为《明史》的记载，至少表明：元朝时到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其踪迹及影响在大明王朝是没有什么反映的；《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大秦”，明朝也不认为它就是意大利亚或罗马。“大秦”作为汉代就写入中国史册的“远西”大国，千百年来一直就指向不清，直到意大利传教士都来拜见万历皇帝了，少数国人才从《坤舆万国全图》中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才第一次看到利玛窦用中文标注在地图上的“意大利亚”。
图5.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和大秦国的景教主教阿罗本到长安受唐太宗的礼遇。此碑证明，至少在唐代，大秦所指的是波斯，约今天的伊朗一带
事实上，直到今天也找不出什么文献，证实明代以前的中国人或天朝使者，真的到过欧洲腹地罗马。即使是成吉思汗的部队，最西，也只打到莫斯科左右；即使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旅行家，元代的汪大渊，也止步于东非。古代中国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的西方，真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
妖魔化的“西游”
地理的妖魔化是世界性的“传统”。西方人自《荷马史诗》开始，就创造了折磨英雄的冥界唐塔洛斯和环绕大地的俄开阿诺斯河等虚构的地方；中国人至少从《山海经》开始，就有“山经”的怪兽，“海经”的妖魔（也难怪，清人编“四库”时，没将它收入经史部）。在地理认知上，东西方都有过漫长的“神秘主义”时期。古代交通不发达，对于去不了的地方，有过度想象，也属正常。但是，已经实地考察过的地方，又要妖魔化一番，则是另一种心态的折射。
古代国人的开阔视野，汉代就可圈可点了。那时人们似乎找到了通往“海西国”（东地中海一带）的道路。反复向西域派使团的汉朝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如邻居串门般稀松平常。到了唐代，去西域的手续麻烦了一些，但玄奘“私自出访”最终还是得到大唐政府的认可。受唐太宗之命，玄奘口述辩机记录，遂成《大唐西域记》，玄奘也成为后世歌颂的传经偶像，大雁塔壁刻《玄奘译经图》，即刻画了玄奘译经的业绩（见图5.6）。
图5.6 大雁塔壁刻《玄奘译经图》，刻画了玄奘译经的业绩。但到了元朝末年，唐僧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就变成了神魔传奇的“西游”话本
可是，西天取经光辉业绩，到了宋末或元初已经变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西游”话本（《永乐大典》收入其残本）。此唐玄奘取经故事，共分三卷十七段，将玄奘和尚远行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神魔夹道的传奇；西行成功不是靠玄奘的伟大毅力，而是一只“泼猴”拔棍相助人的故事，取经成功变为神的功劳；丑化海外，美化神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朝心态呢？
显然，我们的文化中藏着一种“刻意的遗忘”。郑和七下西洋是国朝大事，但没出大明王朝，郑和七下西洋的国家档案就在皇宫里消失了，远航的事迹与所历的国家，半真半假，若有若无了。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时，坊间正流行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作者在叙言的最后说：“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叙……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此时，海上倭患严重，五年前，丰臣秀吉攻朝鲜，妄图进入中国，朝鲜有失，则北京震动。所以，虽然是魔怪演义，也表达了对外患的不安，所以，其作品不乏夸耀之词，希望有郑和与王景宏这样的民族英雄，以振中华之威风。希望“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
此作品成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国势日衰，全书偏于用兵，鲜于外交。
那段辉煌的历史已被编成神话，国朝人士不仅不知道利玛窦的大西洋国，甚至，连两百年前郑和远航所至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不楚了。在这部“演义”中，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被写成一个蛤蟆精；牵星过洋的史实，转眼变得不可思议玄幻故事。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退回“妙想方外，神游八荒”，妖魔化的“传统”之中。
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中讲，“所述故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鲁迅据序文，虽认为，它有讽谕当局之意，但“惟书则侈谈怪异，专尚荒唐，颇与序言之慷慨不相应”。
此书志怪之事，也不能全怪作者罗懋登，他也多有所本，其中除了“所述故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外，还有大半故事，直接摘自马欢的《瀛涯胜览》（载二十国）和费信的《星槎胜览》（载四十国）二书。仅《西洋记》所引二书相同之处，就有三十余处，两种“胜览”，信史不少，志怪也不少。
西方之极谓“泰西”
历史学家都认为，汉唐中国是最为开放的中国。但站在地理学的角度看，较为科学的“世界观”是在明朝形成的。中国人心中的天下，也是在那个时代中进入了地理认识的“突变期”。
明以前的中国，以南岭之南的海域为南洋，将南海之西的中亚细亚及印度洋一带为“西洋”。此前的中国人在所谓的“西洋”之中，来来回回跑了上千年，但没能见识到“西”之外，还有更西——即万历年间所说的“泰西”。
泰，太也，极也。泰西，极西也。另，《尔雅·释天》关于四方之风的说法，也可参考。即，南方凯风，东方谷风，北方凉风，西方泰风。如此，说来泰西，是西之又西了。
大明王朝在宣德时，停止了“宣教化”的海外巡游，关上了国门，不许片帆出洋了；但洋人来“朝”还是允许的，利玛窦正是此时进入中国的。天朝恩威，四夷宾服。可利玛窦自报家门，谓之“大西洋人”。历代朝贡典录中，没有大西洋国家。他们在四夷之外，是鞭长莫及之“极”。为了区别传统中的“西洋”，自万历时起，国人把欧洲称为“泰西”。
利玛窦来自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为何称自己是“大西洋人”？因为，斯时大西洋航海风头正劲，他是经过葡萄牙的批准，才从大西洋绕好望角到达印度，又从印度登陆大明。1585年，利玛窦在肇庆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知府王泮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西来的利玛窦，由此开始推广他的“西”。
利玛窦用对话体写的《天主实义》，对话人即为“东士”和“西士”。这位西来之士，想归化东方，但在传教上并取得多大成就。在西学传播与文化融合上，功劳就太大了。利玛窦不仅译介了重要的西方学术著作，还是第一个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人，开汉语拼音化之先河（1955年周有光等搞汉语拼音方案，即沿用了利玛窦的方法）。
自利玛窦起，西学东渐，渐被称之为“泰西之学”。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的介绍欧洲水利工程著作，即名为“泰西水法”。明末成书的《火攻挈要》，书上即题“泰西汤若望授”。此后，中国的学界就不断遭遇这个“泰西”。
今天还被我们广为引用的“哥伦布立鸡蛋”“牛顿与苹果”“特洛伊木马”等西典，皆源自近晚出版的著名西方掌故书《泰西五十轶事》（见图5.7）。而百年中国大学史，及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其办学理念主要也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地理方位，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方位。
图5.7 《泰西五十轶事》晚清传入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初版，后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其中英对照版《泰西五十轶事》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最佳读物
事实上，当大航海打开了世界之门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们对西方的整体性认同，已经超越地理指向，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指向，即“两希”（希腊与希伯来）传统、基督教信仰、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宪政。
几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最终是东化，还是西化，抑或是全球化？还未见分晓，一切只能留给下一个世纪去盘点。
天涯海角“下南洋”
齐国徐福从秦始皇那里游说来投资，带上三千童男童女到海中仙山寻找长生草，结果一去不归。东临大海的齐国，爱以海说事，徐福只是一小巫，他的前辈邹衍才是大巫。邹衍曾在战国的“百家讲坛”——稷下学宫讲“海洋学”，眼界远在“海上仙山”之外。他认为：九州之外，“有裨海环之”；“裨海”之外是“赤县神州”；再外“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齐人最远也就跑到日本，没有远洋的实践，但邹衍却推导出了近海与大洋的概念。
不过，真正将大洋与近海做出相对明确的地理区分，是明朝的事情。如同祖先以中原为中心指认“四海”一样，大明也是以中国为核心指认“四洋”。在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之中，与天朝在移民、商贸、海外行政等方面联系最为广泛、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南洋。
“南洋”在明、清两朝，近——可以表示江苏以南的沿海诸地，如清朝就将这一带称为“南洋”（江苏以北沿海称北洋），清末设有“南洋大臣”管理诸项事务；远——可指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南半岛沿海等地。
南洋的岛屿是各大洲中最为破碎的，仅印尼一国就有上万个岛屿。这里的先民，依人类学家的说法，多是马来人。但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行走处，在他们的博物馆里，我却看到浓重的中国文化印记。似乎印证了“南洋的海水到处，皆有华人的踪迹”的说法。
古代中国与南洋是一种悲欢离合式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一直把南洋看做海天之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入海南渡。西汉时，南越王朝的最后一主赵建德，被汉军追至珠江口，逃生无路，遂率军南下入海，后被马弘将军所擒；南宋最后一个皇帝，8岁的少帝赵昺，也是被追兵所迫，最后由丞相陆秀夫抱着在珠江口跳崖投海；明建文帝朱允炆，被造反的叔叔朱棣追杀，一路南逃，后来消失于南海之中……
亡命天涯的不仅是皇上，老百姓在大陆待不下去，也选择“下南洋”。自唐朝起，为避黄巢之乱，即有众多汉人逃难于南海之上。南宋时，为避北方政权之奴役，汉人再度大举南迁，并漂洋过海；在南宋景定年间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中，南方部分已标示出了三佛齐真腊交趾占城（见图5.8）。明末之时，为摆脱异族统治的前朝子民，背井离乡“下南洋”，又掀起了史上最大的海外移民潮。
汉人南下渡海，使南洋的汉人越聚越多，他们在带去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甚至，在南洋的三佛齐、暹罗等建立了一系列的汉人政权。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国力超强的大国，使得南洋的一些王国颇依赖于中国，连马六甲国王都是到中国领取的龙袍和玉玺。
不过，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发生了历史性大冲撞，南洋的大小政权，最终都消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狂潮之中。风云变幻，“南洋”又成了西方人的“东印度”。
图5.8 南宋景定年间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局部）古代印度的佛教典籍称中国为“震旦”。此图的南方部分标示出了三佛齐，真腊，交趾，占城，东部标示出了日本
不辨东西“下西洋”
古代中国的海上交往体系是一个自大的体系，许多说法、看法、做法皆不与“国际接轨”。中国人不仅认为，华夏之外皆是“夷”，而且，以天朝为“上”，往哪里去都是“下”，遂有“下南洋”“下西洋”。其实，中国人是西洋南洋不分的，在天朝有限的视野中，印度即是“西天”，印度洋即是“西洋”，而真正的西洋——大西洋，国人从未听说，或者，“不知有汉”。但中国人对“东洋”是熟悉的，定位也是准确的。只是“下东洋”，没能形成气候，或者说，中国不屑于“下东洋”。
中国人为什么对“下东洋”兴趣不大呢？一是，华夏的外交传统，自汉唐以来一直是“向西”，西边有商贸，西边求和平。二是，受自身的地理环境影响，中国东边除了小岛小国，实在没什么国家可以联系。
元蒙一朝，两次过海打日本未果，但日本列岛上的政权，也未对中国构成什么威胁，至多是不纳贡而已；明初，永乐帝登基后，即派使日本，告之改朝换代了，并遣在太仓筹备下西洋的郑和，到日本晓谕平定海患之事。永乐三年（1403年），日本主动示好，国王源道义（即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不仅遣使大明入贡，同时送来倭贼20人。成祖为显示天朝大度，请来使按日本的规矩自行惩治倭贼。于是，日本人在明州（宁波）支起大锅，将这些在日本也被通缉的海盗，投入沸水煮后，抛尸大海。东洋太平，大明更无“下东洋”之必要了。而日本列岛以东，则是看不到头的太平洋，当时中国人称日本海域为“小东洋”，称太平洋为“大东洋”。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既缺少泛舟太平洋的可能性，也没有什么必要性。但西洋的情况大不一样，西洋不仅国家多，而且物产丰富，同时，海上交通也有近岸远航的便利条件，一直是中国海上交往的“主战场”。
从史料上看，唐末五代时，中国开始有了“东西洋”的概念。明代人是以婆罗（今文莱）为分界线，称婆罗以东为东洋，称婆罗以西为西洋。古代中国的“东西洋”主要是指南海海区的东与西两个海区。后来的“西洋”也指今天的印度洋。中国人的“西洋”航海实践，从汉以来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是注重文字描述的中国文人，没能留下清晰的“西洋”地图，仅仅是在汪洋之中画上几个小圆圈，略作注记。
首次为中国人描绘出清晰的“西洋”地图的是利玛窦。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六条屏式的《坤舆万国全图》，即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由宫中太监依照利玛窦5年前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摹绘的。此图由于采用了将中国放于地图中央的椭圆形投影方法，所以，图中的东亚地区绘制得最为详尽，既有“小东洋”的标记，也有大小爪哇和马六甲海峡及印度洋的详尽描绘，其翔实的描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见图5.9）。
虽然，早在汉代中国船就已到达了印度，后来，又远抵波斯湾；但在清朝之前，中国船根本没有进入过地中海，更不用说大西洋了。中国之西的许多地方，比如印度、波斯，从现代地理与历史文化意义来看，这个“西”也皆处在东方之中。甚至，唐代以来中国人就到过的东部非洲，仍然没跳出文化上的东方。
此西洋非彼西洋。
“东洋”入“西”的错位幻影
在千百年来的华夏各王朝的眼里，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西方所指称的“东方”，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古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这个“气派”一直是到康乾时代都没有丝毫改变。
图5.9 明代以前，中国一直没有清晰的“西洋”地图。首次让中国人看到清晰的“西洋”的世界地图是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局部图），人们这才知道“西洋”在世界的位置
不过，由于“对外交流”的需要，海外的概念也一步步明晰。当然，定盘星仍是以中国为“中”。有人考证说，“东洋”一词最早散见于宋书之中。宋时的东边，与中国打交道的，一是朝鲜，二是日本。在天朝眼里，这个“东洋”，只是东边而已，都是来中国朝贡的，一点“洋气”都没有，大唐、大宋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所以，一直到明代，中国对日本的地理描绘都是很粗糙的，即使是在《筹海图编》这样抗倭意识明确的海防地图中，日本岛的轮廓也描绘得不清不楚，“东洋”似乎上不了天朝的台面。
元、明两朝，有了相对宽阔的海洋视野，但在东西洋的问题上，常常是东西混杂，语焉不详。但错误的认识，或落后的认识，与刻意把地理方位意识形状化是两码事。
事实上，自唐以后，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在接受汉唐中国的“天下”观，模糊和有限地认同中国人赋予它的“中华中心主义”内涵之时，日本也创造了“神国”的立国观念，并在10世纪，借助佛教瞻部洲的观念，在日本大力宣扬“三国”世界观。从14世纪日本绘制的《五天竺图》（见图5.10）来看，瞻部洲的中心是天竺，中国是偏远的国家，海上是日本国。这个基于佛教思想的“三国”观，到16世纪中叶之前，已成为日本人传统的世界观。日本国的这种淡化和摒弃“中华为天下中心”的中国人的天下观的做法，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局中，也自然而然地迅速将眼光投向西方以及整个现实的世界，并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动作。
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早就指出：日本对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单词解释，不仅与中国完全不一样，而且别有用心。近代日本的东洋与西洋，是从Orient与Occident翻译过来的。西洋大体指欧洲，而东洋的范围不甚明了，有时指全亚洲，有时指远东。但在近代日本的表述中，东洋通常是不包括日本的。
图5.10 从这幅14世纪日本绘制的《五天竺图》（墨线图）来看，天竺（印度）在瞻部州的中心，中国和日本一样而是偏远国家，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日本列岛与其中国大陆隔海相望
据中科院日本研究所王屏先生研究，近代日本之所以赋予“东洋”一词特殊的含意，是有战略考虑的。它不仅表达了脱离传统的中国属国的旧体系的意愿，而且表达了日本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全新的自我定位。当面对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时，日本人的“东洋”是外指的，如对西方说“大东亚共荣”，此时日本是被包括在东洋之内的。而当“东洋”内指时，即在东洋内部，日本却把自己排除在“东洋”之外。
大航海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对东方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西方社会开始将崇拜了上千年的东方，矮化为落后的东方。东西方的方位，进而意识形态化了。“西洋与东洋”在地理概念之外，又多了“文明与野蛮”的定位。“东方”或“东洋”被矮化，大清国根本没有感觉，日本却早早体察出来，并有意识地将自己从“东洋”中渐渐剥离出来。
1894年，即有日本人提议，将其教育科目中的“支那史”改为“东洋史”。日本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新东洋”概念，就是要将自己混同于“西方”，因为西洋等于文明，东洋等于野蛮。而混入西洋的日本，则在文明的名义下，对中国和朝鲜施以拳脚。初入20世纪时，更有日本学者强调，遣唐使时代，日本已经吸收了唐以前的中国文化；德川时代，日本又吸收了唐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现在，日本向中国文化学习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
在“脱东入西”的进程中，日本从“远东”的一员，一点点变成“西方”的一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高喊“东洋鬼子”时，日本已从“理论”上，跳出“东洋圈”了。这是件既滑稽又严肃的事情。
脱东入西，是日本当年的“远见”，而今它已成为一种时尚。同在一条经度线上的朝鲜半岛的南北两个国家，韩国已然和日本一样将自己划入西方。而比中国还要东方的澳大利亚，好像从建国那一天起，就“西方”了，现在连它的邻居新西兰，也脱东入西。“西方”这个概念，在东方脱离地理方位而被美化已然成了一种抬高自我的“传统”。这是一种世界观的异化，是东方的悲哀。
忽近忽远的“佛郎机”
四百多年前的一个早晨，两个失去方向感的红毛洋人，登上了中国南部的一个荒岛。红毛向两个晒网的渔民，不停地问：“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叫什么？”渔民不胜其烦说了一句“妈的”。红毛摇着头想了想，依此为这个岛起了一个至今也说不清由来的洋名，第一个字母就是个M。
那是一个缺少沟通却相互指认的时代，东方西方各自命名对方。
最早侵入天朝地盘的是葡萄牙。对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人，不论是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有何公干？不甚了了。中国人给这些番人，起了一个绰号“佛郎机”或“红毛夷”。
1517年即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使团从海上来到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这些“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葡萄牙的“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这件事《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中国人从何时开始称西人为“佛郎机”，又为何以“佛郎机”称之？我们从《元史》及一些元代的文字中，可以看到，那时已即有“富浪”或异写为：茀郎、法郎、佛郎、拂郎、发郎的译音。如，元代诗人顾瑛《天马歌》中即有“至正壬午秋之日，马天西来佛郎国”。可见，元人已将欧洲称之为“佛郎国”。这里的“佛郎”译音，也就是明代的“佛郎机”。
“佛郎机”之名，应当是历时几个世纪，经东罗马、阿拉伯地区辗转传至中国的。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西亚人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与西亚素有往来，便随了他们对欧洲人的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这个称呼，最初并无恶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