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阻隔，海陆通达
古长城，自然切割与防御之功
依我走过的长城来看，最不受看的长城，就是八达岭长城，一点古意一点沧桑都没有；近不如金山岭长城的雄、奇、残、险，远不如甘肃长城的古、朴、真、壮；它不像一道界线，更像它现任的角色——中国首席景点。
在甘肃、宁夏眺望山脊上的土墙，我不知道，与八达岭的相比，它们该不该叫长城。然而，长城最初的样子，就是这一段段独立的土墙而已——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战国——西周破灭后，封国各自为政，天下大乱，诸侯纷纷修筑自己的防御体系。燕国修城、赵国筑墙、秦国也是如此……秦厉公和秦简公先后在黄河和洛水西岸修筑长城，史称“堑洛长城”（“堑”就是掘的意思，“堑洛”就是削掘洛河岸边的山崖以利防守）；秦昭王时西线吃紧，于是修建了西起甘肃、东至宁夏的西北长城。
秦之长城最为经典，具有双重防御意义：东边的有“互防”之功，西边的有“拒胡”之用。秦统一六国后，列国之间的“互防”长城失去了作用，“拒胡”长城的任务则更加突出。于是，秦始皇下令将战国时期的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的连成一线，构筑了统一之后的天朝防御体系，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长城，始有“万里”之称。
长城是古代国家概念的最直接的建构。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我断断续续考察过若干段长城。长城之长，给了我雄伟壮阔的感受。但长城之荒，却让我迷惑不解：祖先为什么在这么荒凉的山岭上修筑长城，先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展开拉锯战呢？最终是2006年夏天出版的《大科技》杂志，为我解开了这个谜团。那篇题为《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神奇的巧合》，让我相信这是长城选址的可信理由。
地理专家发现：在全国降水分布图上，有一条几乎与长城完全吻合的线，斜穿过中国北部，它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线。这条线恰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的地区分界线。此线的东南，是适宜农业发展半湿润地区；此线的西北，是游牧生产的半干旱地区；400毫米等降水线在地理上讲，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分界线。从文化上讲，它也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文明形态的分界线。
两种不同的文化，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上相遇：和平时期贸易往来，战争时期兵戎相见。然而，游牧人来去无定，农耕区却固定难移，彼动我静，注定了农耕人在军事上的被动状态。为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中原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不断修筑长城，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早在宋代，中国的地图上就已把长城作为一种重要的地理标记绘入图中。如刻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的石刻地图《华夷图》，是最早绘出长城的地图。城垛口状的长城符号蜿蜒于中国北部边疆，它不仅描绘出华北长城，还描绘了西部居延汉长城。虽然，长城以北的地形没有详绘，但注记了北狄、肃慎、契丹……等北方部族。玉门关以西也没有详绘，但也注记了鄯善、碎叶、于阗等几十个西域国名地名（见图6.1）。长城这道防线，一直到明代还在完善，直到清兵入关，长城才失去了它防线上的意义。清代基本上不再修筑长城，应当说是大清朝的英明之举。
图6.1 《华夷图》墨线图（局部）原图为石刻地图，刻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是最早绘出长城的地图。城垛口状的长城符号蜿蜒于中国北部边疆，不仅描绘了华北长城，还绘出了西部居延汉长城
但清代对于海上长城的轻视，最终把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昏天暗地。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慈禧不听李鸿章等人的意见，硬是把7 000万两银子用于内陆防卫，仅将2 000万两银子用于海防。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长城从这一刻起成为了真正的古迹。
长城挡住了打猎的族群，或者说融合了放牧的族群；但长城挡不住捕鱼的外族，或者说是无法抵御海上强盗。我们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打也好，和也好，终归是一种文明——大陆文明；对于海洋文明，对于海盗文化，对于海所架构的世界格局，我们是在长城退为历史背景之后，才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慢慢反省……
大运河，两千年的内陆物流传统
每去扬州，我都会绕瘦西湖一圈，一直当它是道风景。其实，它的前身可不是风景，而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就是运河之母“邗沟”连通的水系之一，也有人说，瘦西湖就是最早的开凿的那一段古邗沟。
在“2007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召开之际，扬州复建了邗沟大王庙，新庙虽不是建在古庙的原址，但庙后面那条流淌了两千五百年的古邗沟，述说的却是曲曲折折的春秋故事……
汉代始建的邗沟大王庙，供奉的神灵即是开凿邗沟的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故事使夫差成了一介有勇无谋的武夫。但庙堂上的夫差则是个志向远大的大英雄。当年，夫差在灭越国俘勾践，取得称霸的阶段性胜利之后，决定北上争霸。但吴军主力皆是精锐舟师，必须依托水路才得以施展。于是，夫差决定借鉴楚国沟通太湖和长江的“堰渎”和太湖通向东海的“胥浦”的经验，利用江、淮间湖泊密布的条件，局部开挖把湖泊串连起来，打通一条江、淮通道，北上伐齐。这项前无古人的工程，不久就被“载入史册”：（鲁）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所记载的这条“沟”，因以吴国邗城为起点，后被史家称为“邗沟”。夫差到底从这条“沟”里运送了多少吴兵和粮草，史家似乎兴趣不大，载入史册的是：哀公十一年，吴伐齐得胜。邗沟成为一条胜利之“沟”。
春秋的邗城到战国时改称广陵，北周又改称吴州，隋代又改吴州为扬州……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的夫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年的一条沟，成就了千古名城扬州，更想不到那利用天然湖泊沟通的200公里邗沟，千年之后，在隋炀帝手里被打造成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 700余公里的物流之河。
扬州总是给帝王以地理上的暗示。
杨广还没有成为炀帝时，其封地即是运河的滥觞之地扬州。杨广在扬州做晋王时，好像是个职业书生，不仅写书，而且主持编撰了一万多卷书。或许是权谋的书读多了，城府日深的杨广，用计让父王文帝，废掉了哥哥杨勇的太子位，自己取而代之。后来，夺权阴谋败露，杨广索性杀了父亲隋文帝和哥哥杨勇。
洛阳夺位称帝的杨广，颇感京师陆路交通之不便，南北沟通之困难。身上沾着江南的水气，让他想起了扬州的邗沟，遂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开河工程。这条人工河以洛阳为中心，将工程分为四段：自沁水入黄河处至涿郡（今北京），名永济渠；自洛阳至盱眙（今江苏盱眙）入淮，名通济渠；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名邗沟；自江都至余杭（杭州），名江南河。比之小小的邗沟，它自然被人们称为大运河了。
大运河工程自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起，至大业六年（610年）即告完成。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开河工程，可想用工之众，劳役之苦。晚唐文人韩偓写的《开河记》中载，隋炀帝派遣了酷吏麻叔谋主管修河，强制天下十五岁以上的丁男都要服役，共征发了三百六十万人。另派五万名彪形大汉，各执刑杖监工。不到一年，死者竟达二百五十万人。大运河修成后，隋炀帝倒是享受了三次乘龙舟游运河威仪天下的荣光。但修河暴政激起的强烈民怨，转化为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修运河的隋朝和修长城的秦朝一样短命，二世而亡。
唐宋两朝好日子都和大运河有关，但使大运河面貌大变的是元朝，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京杭大运河。从成吉思汗伐西夏，到1276年忽必烈大军攻占临安，南宋小皇帝恭宗降元，历七十载，马背民族用了70年的时间，结束了公元907年唐亡以来的300年乱世，初步奠定了中国空前的大一统疆域格局。
改朝换代，运河的服务中心再度转移。拿下临安之际，元朝廷即着手南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运用大运河北运漕粮。但旧运河多有阻塞，走海路又受制于信风。于是，元朝决定重修大运河。从1276年开始，元朝廷以大都（今天的北京）为中心，对河道进行了截弯取直的大规模改造，河道南行越过黄河、淮河、长江、太湖流域，直达杭州。这条大运河自汴河以南利用了隋朝以来的旧有河道。汴河以北主要是新开的河道。新开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向西北至临清，接通原有的运河河道。再有一段是通惠河，从大都到通州。从通州顺白河就可到天津，然后接通隋朝修的旧御河河道，到达临清。这条新河道直接从山东境内穿过，不再绕道河南洛阳，形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长1 794公里，比经洛阳的隋唐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见图6.2）。
图6.2 绘于清乾隆年间的《潞河督运图》，图长6.8米，此画描绘了潞河尾闾天津三岔河口一带的漕运盛景和民俗民风。此为“过浮桥”部分。
南北大运河的修通，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同时，大运河的也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内地的最好通道。那年，我参加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的聊城年会间，得到主办此会的陈清义馆长的两部大作《聊城运河文化研究》《运河图鉴》，话就由运河人物与文献说起……至少明代，即有两个从海上漂来的外国人是从大运河访问中国、了解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一位是明弘治元年（1488年）从朝鲜半岛来的崔溥，他写了《漂海录》，另一位是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受幕府之命两次进入大明的日本使者，高僧策彦周良，他写了《入明记》。这两个人的两部书——就是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的最好例证。
中国有两个伟大的工程，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大运河。这两件工程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融合都起了积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长城，国家肯定会四分五裂；没有运河，也没有南北融合与国家的繁荣昌盛。
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在没有汽车、火车和飞机的时代，修运河是一个了不得的创举。很多人都会骄傲地说：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其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是巴拿马运河的33倍。这句话的前半句没说错，后半句有点不靠谱：不要忘了，中国大运河再长，沟通的也仅仅是中国的南北，而那两条大运河，则是沟通大洋的海运之河，不论它的运力不知又要超我们多少倍，更重要的是，它沟通的是世界。
秦直道，一条没能高速发展的“高速路”
秦国早在统一六国之前，就尝到了“要想富，先修路”的甜头。所以，在说秦直道之前，我们必须先说说“秦蜀道”。先秦时，古蜀没有通往外界的比较像样的陆路通道，一般都是取道重庆从三峡水路出川。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为了富国强兵，秦南攻蜀国，东击巴国，出三峡以图楚国。
巴蜀福地，沃野千里，物产富饶。但剑门之险，江河之阻，让秦国无处下口。无法强攻的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诈言秦得“天降石牛，夜能粪金”，愿将宝物石牛馈赠蜀王。请蜀国开一条大道，迎接宝物入川。蜀王不知是计，便派力士在大、小剑山和五丁峡一带峭壁处，日夜劈山破石凿险开路，入秦迎接石牛。
其实，在周原发现的甲骨文中，已有“周王伐蜀的铭刻”。也就是说，远在三代之时，蜀与秦之间，至少已有一条低等级的“乡道”了。此后，秦人和蜀人也都对它进行扩修，只是缺少记载。最早的记载扩修入川之路的，就是石牛道“国道”工程。历史就这样为秦蜀道，插上了一个“引狼入室大道”的标签。
秦国等蜀道开通后，就暗派大军长驱直入，蜀国没有防备，前线军队又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蜀国随之灭亡了。蜀国没了，但石牛道则被广为利用。因古人在开辟道路时就懂得在路的两边种植柏树以保护路基，后人又不断维护柏树和路基，使古道保留至今，连名字都刻记着那个滑稽往事，如今它仍叫石牛道（又叫金牛道）。
统一六国后的秦国，深知边防在国防中的作用，亦懂得道路在战争中的作用。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整顿疆土，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人，北逐匈奴，占据河套，并修筑和连缀古长城。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不甘于消极防御匈奴，采取了积极反攻的策略，命蒙恬率领30万人，修筑一条快速驰往北方边境的道路——秦直道。
秦直道是名副其实的“国道”（见图6.3）。它北起九原郡（今包头市西），南抵秦都附近的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从直道考古来看，路面一般宽23~26米，最宽处达47米，道路坡度平缓，相当于今天的二级公路标准。展开秦朝古地图看，这条全长约700多公里的大路，保持着几乎垂直的南北走向。所以，古人称它“直道”。由于这条大道宽阔平坦，可供大队人马疾驰，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驰道”。当年，在这条大道上，铁甲骑兵仅用3天时间就能够从秦国的都城咸阳赶到北方的阴山脚下。所以，今天的人们更愿意说它是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
图6.3 秦始皇非常重视道路建设，在不长的执政时间内，在秦国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直道的便利，使秦军能够在匈奴来犯时，火速赶到阴山进行抵抗。史载，直道修好之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可见这条直道的威力之大。
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秦直道生土路面距地表的平均堆积厚112厘米。按年平均堆积厚度计算为352年，即路土形成的时间贯穿几乎整个汉代。如果考虑到路土层的密度和坚硬超过其上的两层，其堆积的时间要超过352年，这表明从两汉到魏晋或稍晚，是秦直道频繁使用的主要时期。
专家们认为：秦直道修筑之初，主要是考虑它的军事用途，但真正用于作战的时间反而很短。在汉代以来，秦直道在经贸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途径。
公元前214年，蒙恬率领30万人修筑长城。
公元前212年，蒙恬又领30万人修筑秦直道。
两大工程都是秦国的重点工程。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没有“人海战术”是绝对完不成的。但我实在算不出当时的秦国，究竟从哪里弄来左一个30万大军筑城，右一个30万大军筑路？只能依据史料进行猜想。
在古代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有专家推论战国时，秦的人口是最多的，超过六国任何一国的人口。那么多的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天时地利都帮了秦国。秦在华夏大地上，属于一个边缘国，有着巨大的可扩展空间。不像韩国、魏国夹在中原诸国之中，也不像齐国在海边，没有多少扩展的可能。而赵国北临草原，草原气候恶劣。燕国偏居北端，气候寒冷，唯南端的楚国，面积广大，都是气候适宜的好地方。
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先获得了陇西与蜀，不仅国土面积变为最大，而且也获得了巨大的天然粮仓。这使秦国在人口总量发展上，获得了优势。有学者粗算，十年统一战争时，秦国的人口大约有500多万，其中100万人充了军，遂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至于治国方略，其实与六国大同小异。
在郑国渠完工的那一年，秦始皇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全面战争。统一六国后，天下优势全归了秦国，其人力物力在当时世界来讲，都是老大。修两个让全世界吃惊千年的工程，亦在情理之中。
历史给秦以独一无二的机遇。秦创造的是空前绝后的历史。
秦直道的终点是北部的九原郡（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善于攻城掠地的秦始皇，一定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九原郡是阴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后人总结这里的地理环境说：前有抱（指黄河环绕），后有靠（指北靠大青山），东有川（指土默川），西有套（指河套地区），中间有照（指阳光充足）。九原郡不仅是秦直道的终点站，也是北部边疆的前哨站。这块风水宝地，解决了驻扎在阴山的大批秦军的部分粮食问题，成为了秦军的最后，也是最靠前的一个战略要地，为秦始皇实施“北抗匈奴”的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包头后来成为“塞外通衢”、北方地区重要的“水旱码头”，奠定了坚实基础。
司马迁似乎对直道的修筑，没有太好的印象。他在巡游北方，沿秦直道返回时，眼见长城、直道工程之浩瀚，人民为其付出之艰辛后，发出了“吾适北边，沿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的感叹。所以，在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对秦始皇筑直道的原因，他只留下“始皇欲游天下”这6个看似负面的记录。其实，“游”在古代皇帝那里，并非游玩，其真正的意思是“巡行”“临察”“游观”等意。
秦始皇参没参加直道竣工的“剪彩仪式”，史无记载。
秦始皇到底用此直道，“游”了天下没有？也是史无记载。
太史公倒是选择了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将秦始皇与他的直道一并写入历史。那是公元前210年，当了12年皇帝的秦始皇，在第五次视察天下的归途中，病死于沙丘平台。随同出巡的赵高、李斯决定密不发丧，从直道归。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这是秦始皇“走”秦直道的唯一记载。
东汉以后，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的东移洛阳。秦直道的功用就开始减退。而且，随着秦直道地区水土流失，气候变化等因素，直道的很多地段被洪水冲垮。另外，秦直道的重要功能也被更多方便快捷的道路所代替，它渐渐荒弃，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而今残存的一小部分，也已经模糊难辨了。
通西域，为招兵买马而开的丝绸之路
在中国古文献里，我们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它完全是外国人生造出来的。事情要追溯到流行跨国旅游的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弗尔南德·李希霍芬借助旅行与访问，先后6次进入中国。1877年，他开始整理出版五卷本的《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在第一卷谈及中国经西域与希腊至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将这条东西干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个地理学新名词，后来被德国的赫尔曼所接受，并将自己1910年出版的东方学著作题名为《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真正使这个名词成为20世纪的学术用语，并推向跨世纪显学位置的是斯文赫定。这位终生未婚的瑞典学者，在中国的最大名声是发现了“楼兰古城”，而在西方，他几乎是东方学的代名词。他在德国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认识了创造“丝绸之路”一词的弗尔南德·李希霍芬，后来，他将自己的西域研究著作定名为《丝绸之路》，也是一种天然地传承。从此，“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扩大到了整个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
毫无疑问，这个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命名，在二战后并没有得到更高的国际认可，因为，还有漫长的“冷战”期。后来，“丝绸之路”渐成焦点，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再一次与“国际”融合。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此前中国许多地方都立着“外国人止步”的牌子。这两个节点打开，为世界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于是有了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活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为期10年（1988——1997年）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原本还有人认为应是“玉器之路”“瓷器之路”“皮货之路”“骆驼队之路”等的诸多说法，都因联合国的这个以“丝绸之路”来冠名大型活动而终止了。
关于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外国的“传统”说法，都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的，——这完全是一种因果颠倒的理论。如果我们相信《史记》，尊重《汉书》，就应看清楚这些文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张骞两出使西域，皆为“招兵”，李广利两次远征西域，皆为“买马”。如果，我们依班固的史笔来论定东西政治经济通道，此路应为“招兵买马”之路。至少，在《汉书》及《后汉书》的框架里，这条西域通道与丝绸贩卖，完全是两档事。
如果与丝绸西去的时间与路线而论，劫掠与迁居的丝绸传播显然先于商贸。有人认为，先秦时已有了丝绸之路。西晋武帝时，汲郡（今河南安阳地区）魏襄王墓出土的“汲冢书”中的《穆天子传》载，大约公元前963年，周穆王经河西走廊，赴阿尔泰地区与“西王母”宴饮，并赠“锦组百纯”，即带花纹的丝织品，这是丝绸之路活动，先于西汉文献的记载。
再进一步讲，最早若不是匈奴人把丝绸带出中原，也是安息（波斯）人将丝绸，弄到了罗马城。史有所载，罗马人很想知道，这种曾被波斯人作为战旗的东西是哪里出产的。但安息人封锁消息，不告诉丝国的位置在哪里。如此说来，张骞在西域的出现，只是证明他来自丝国的意义上，指明了丝绸出产地的方向，真正将丝绸贩运到更远的西方，并非是中国商人，相反，是西域人在一直扮演丝绸商贩的角色。
如张骞对汉武帝所说“蛮夷俗，贪汉财物”。王国维在他的《西胡考》中曾说过，“自来西域之地，凡征伐者自东往，贸易者自西来，此事实也”……乌孙之徙、大月氏之徙、大夏之徙、匈奴之徙……“莫不自东而西”。西域与东部各族的主要联系，至少在秦以前，并非以贸易这主，而是征战与迁徙。其后，西域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是以和亲与朝贡为主。
德国地理学家弗尔南德·李希霍芬1877年首次在他的《中国旅行记》中提到“丝绸之路”时，其“路”所指即：中国经西域与希腊并至罗马社会的交通。同时，李希霍芬还在他的书中绘制了一幅《中亚地图》，并用明显的橘色标示出“丝绸之路”，它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幅丝绸之路地图（见图6.4）。
西谚所言：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古代中国真的有人到过罗马吗？汉史文献是最早记录“大秦”的，后代的史学家多认为它指的是罗马帝国。但是，至少在汉代的史料中，没有中国通大秦这方面的记载。《后汉书》中曾有“和帝永元9年，派甘英使大秦”的记载：甘宁临大海欲渡，而安息（波斯）的船家告诉它，海水广大，渡海顺利要三个月，不顺利要存三年的粮食，才能渡海。甘英于是放弃了渡海西去。
那么，中国独有的丝绸是怎么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呢？据法国的丝路研究专家布努瓦尔夫人讲，最早记录中国丝绸传入西方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拉丁作家，但在这条通道上，中国与欧洲绝少有直接往来。所以，罗马人不知道丝绸是从哪里来的，更不懂它是如何生产的。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中，“赛里斯人（丝国人）从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羊毛。”是波斯人在中间，不让两头见面。这种方式一直保持了几个世纪。
图6.4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1876年绘制的《中亚地图》中，用明显的橘色标示出“丝绸之路”，它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幅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与真正的欧洲国家，绝少直接往来。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只是听说过“赛里斯”国，而见不到生产丝绸的“赛里斯”人。所以，用物资流动来代指人口流动，或者以物资流动来代替文化流动，都是不客观的。后世命名的“丝绸之路”，在当年，并没有那么多的实际内容，也没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西域这个地方，对于“丝绸之路”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重要的连结点，只有通了西域，才会打通欧亚商路，如，西安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反映了那个时期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正是因为这一点，“张骞通西域”才会有那么高的历史评价，甚至放到古代西域之交通的开山祖师的神位上，认为张骞是前无古人。
不过，一直有个流行说法：玉石之路早于丝绸之路。其“理论依据”即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挖掘出“软玉”，专家曾鉴定产自新疆，推论“3200年前，昆仑山的玉石就运送到了安阳”。不过，这个说法近年又受到怀疑。
2017年春天，“商代王后妇好玉器特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此展再次引发关于妇好墓“软玉”来源之争。专家丘志力观点是，妇好墓里的玉石应该叫“透闪石质的玉石”。在世界范围内，俄罗斯、加拿大、韩国等地都有这种玉石产出；在国内，如青海、甘肃、辽宁、四川、江苏、贵州、山东等地也都有这种玉石产出。新疆开采玉石的时间很晚，新疆也很少有遗址出土古老的玉器；而古玉又太珍贵了，也无法切割验证，所以，此前对妇好墓玉料来源的“大胆推测”，并非科学测试的结论，自然不很严谨。想象中的“通西域前传”，或“丝绸之路前传”，都因没有考古实证，无法更好地实证，“玉石之路”，才是欧亚贸易的最初通道，也只能是假设。
但有一点可以落实，就是张骞之路，或丝绸之路并非一条通道。按专家的说法，至少有三条路通往西域。第一条是南道，沿着昆仑山北麓到达安息（今伊朗），直至印度洋。第二条是北道，顺天山南侧行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和波斯湾等地，这是西汉时的通道。汉以后，天山北路又增加了第三条丝路，通往地中海各国，称新北道；原来顺天山南侧行走的那一条老北道，改称为中道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丝绸之路”。
汉朝真的需要一条通往西边的商路来贩运丝绸之路吗？如果汉朝不需要，那是唐朝需要一条通往西边的丝绸之路吗？大家知道，中国一直是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对西域市场和波斯市场，没有大量的实际需要，而即使有商业需要，也不是单一的需要。中央政府是不经商的，也不鼓励其他人经商，商人在中国被中国文化所鄙薄。但民间贸易或走私始终存在，在欧亚商路上，至少有百余种物产被运输、交换、掠夺、朝贡；此中的某些产品如丝绸、香料，其原料的原产地和生产技术也随之移动。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最理想的帝国秩序，就是所有的人民都是农民，所有的农民都固定在故乡的泥土上。这样它就不动，就稳定。而商是动的，从体制而言，中国历朝帝王都不喜欢商人，也不善于经商。
所以，就算有这么一条丝绸之路存在，也多是人家来进货，很少我们出去贸易。因而，丝绸之路绝非前朝的政府经济目标，它更多的是政治愿景。这个愿景更想看到的是万国来朝，世界通过丝路涌入中国。这一点我们看一看宋代摹本《职贡图》（见图6.5）所描绘的12国（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国）使臣像，就会领略些许外国人来中国访问的盛况，以及天朝当时接受“朝贡”的中央之国的心态了。
图6.5 《职贡图》原为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年）所绘，原图共绘有25国使，反映了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的盛况。但存世的宋摹本上仅余12使臣，及题记述各国风情。此图为宋摹本局部
《职贡图》原为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年）所绘，他应是已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艺文类聚·杂文部一》引梁元帝《职贡图序》曰：汉氏以来，南羌旅距，西域凭陵，创金城，开玉关，绝夜郎，讨日逐。睹犀甲则建朱崖，闻葡萄则通大宛，以德怀远，异乎是哉。……晋帝君临，实闻乐贤之象。甘泉写阏氏之形，后宫玩单于之图，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关蹶角，沿溯荆门，瞻其容貌，讯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贡职图云尔。《职贡图》原图共绘有25国使，反映了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但存世的宋摹本仅余12使，并有题记述各国风情。
元明两朝，更有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来到大元，有意大利的利玛窦来到大明。他们的著述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但此间中国则没有作家、僧人或使臣到访过真正的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所以，说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文化，至少在交流主体上，古代中国是处在被动地位的。
海上探索，丝绸仅是个美丽的开头
中国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我有幸从东端鸭绿江的黄海入海口，考察到了西端北仑河汇入的北部湾，虽然是蜻蜓点水，但还是为我考察古代中国的海上探索积累了一点资料和思索。
中国古代的海上探索，南北两个海区起步的时间大体相同，但目标却有不同：北方入海，以求仙为先导；南方入海，则是贸易先行。在蓬莱，我所见到的多是先人的求仙遗迹；而在北海的合浦、湛江的徐闻，感受的是古老的开海之风。所以，也很认同广东学者把中国最早的远洋始发港和出口港定在徐闻与合浦。
秦统一中国后，在建立三十六郡的基础上，又在南中国建立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等三郡。此三郡，濒临南海，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很早以前，南越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在海上从事渔业生产。在广州，今天仍能看到秦汉的造船工场遗址，能看到古船厂的滑道、枕木，还出土有锛、凿等铁质工具。但我们却看不到专家所说的“可以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所幸的是，手工精巧的先民在汉墓随葬品中，留下了他们的泥塑船模。这些陶船有前、中、后三舱，前舱低矮宽阔，蓬顶为拱形；中舱略高，呈方形；后舱稍狭而高；船尾还有一间矮小的尾楼。据说，这种船吃水深，负载量大，适合深水航行。但我没见到塑有风帆的陶船。
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个记载，说明至少从汉武帝时，南中国的船队，已开始了跨洋远航，甚至远及印度。
汉黄门译长“赍黄金杂缯而往”，显示出当时中国海外贸易靠的是黄金和丝绸。汉代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种桑养蚕和掌握丝绸纺织技术的国家，丝织品自然成为主要输出商品。不过，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战乱，使中西国家与中国的陆路丝绸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于是，波斯人转而改走海路，从中国南方进口丝绸原料。此时，波斯人已掌握了丝绸的加工技术，他们从中国大量进口生丝和素锦，进行织染加工，然后转手高价卖给罗马。
330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不满波斯从丝绸贸易中盘剥，于是，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自己进口丝绸原料，并在现今的叙利亚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丝绸加工业，以此对抗波斯的商业封锁。在大英博物馆时至今收藏有一匹原本有0.5米长，后来断成两段的公元3世纪至4世纪的丝绸（见图6.6）。它既是一匹进口的丝绸，同时，它也是可以当做硬通货来使用的丝货币。这是目前所以见到的最早的一匹完整的丝绸，或丝货币。大约在550年，东罗马人成功地将蚕桑卵种移植到君士坦丁堡，使桑蚕养殖业在国内迅速建立起来，随后，丝绸生产技术进入西方其他地区。
图6.6 大英博物馆至今收藏有一匹原本有0.5米长，后来断成两段的公元3世纪至4世纪的丝绸。它既是一匹进口的丝绸，同时，它也是当做硬通货来使用的丝货币
此时，不独东罗马、波斯开始自己生产丝绸制品，印度的细棉平纹布，也受到欧州人的追捧。因为这种三尺宽的细纹布可以从一个戒指也中穿过去，罗马人称其为“云雾纱”。这种布在罗马人追求透明服装的时代，是最走俏的东方商品。
汉代以来，中国的所谓贸易即是朝贡，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二是外国政府遣使来访。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海上丝绸的贸易量有多大，是否统治了西亚市场，还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真正的海上商贸活动，还是唐宋以来的商贸活动最为兴旺，而那时的大宗贸易，陶瓷已占了主流。这种情况，甚至延续至元明两代。因而，转借陆上的丝绸之路，指称海上贸易为“海上丝绸之路”，多少有些勉强。
在海底沉睡千年的南海1号，2007年随沉箱移步水晶宫之后，我专程赶去一睹其真容：目前发掘的这200多件文物，主要是福建德化和江西景德镇的瓷瓶、碗、碟等。景德镇的瓷器色泽偏青色，而德化的瓷器则色泽洁白。根据发掘的情况分析，在船体的表层下面，还有大量的瓷器存在，它们整齐叠放在一起。估计，此船至少有6万多件瓷器。而在波斯的古代图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青花瓷的突出形象，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瓷器是古代波斯最受欢迎的商品。
同样，我还关注了关于勿里洞沉船的新闻：勿里洞沉船是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一艘满载货物的唐代沉船，船上装载着运往西亚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万件。这次打捞出水大量长沙窑瓷器、金银器和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这艘沉船被打捞后，文物长期处于保密状态。2005年，最终以3 500万元的价格，整体卖给了新加坡政府的学术机构。作为新建的海洋博物馆的展品。因出水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结合船上的八角茴香的碳十四测定等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从南海1号和勿里洞沉船打捞出的文物看，至少在唐、宋时期，中国的外销产品是以瓷器为主，次之为香料，当然，丝绸制品也有一些，但不是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海上贸易，在唐宋时代是双向的。勿里洞沉船，据专家考证就是一艘阿拉伯沉船。此时的西亚，丝绸早已不是神秘的宝物，这里早在唐以前，就已来料加工丝制品了。波斯的丝制品，甚至，还有返销于中国上流社会的。这一时期，西亚主要是从中国进口陶瓷。勿里洞阿拉伯沉船上出土的文物中有98%是陶瓷。
唐代的陶瓷，没有宋代那么讲究，但产地与品种都极为丰富。勿里洞阿拉伯沉船上的陶瓷就烧造于中国的各个窑口。其中长沙窑的数量与品种最多，如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壶、瓶、杯、盘、碗、枕、灯等。其艺术装饰主要表现在釉下及釉中彩绘、印花、模印印花、模印贴花、堆花、刻花、彩色斑点等手法的运用。纹饰有花草纹、鸟兽、鱼、人物、园景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窑器大量采用文字作装饰，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另外，也有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见图6.7），有的瓷器上还写有“茶盏子”字样。
比之勿里洞沉船，南海1号打捞出的陶瓷制品要高级多了。我们曾专门采访过，参与打捞的广东专家，他告诉我们，这艘商船至少有6万件瓷器。目前一期打捞出来的瓷器有200多件，有中国瓷都为景德镇的产品，也有福建德化窑的产品。
勿里洞沉船和南海1号出口的陶瓷，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这是一批出口方向明确的商品。比如，勿里洞沉船中的一些器物装饰，已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看得出它们是以伊斯兰工艺品为模板，为迎合伊斯兰市场制作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专为中亚国家而生产的。而在南海1号发掘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到，带有鸡冠花纹的石砚台，鸡冠花纹石砚台倒置后是一个高脚玻璃杯的造型。据专家介绍，鸡冠花纹和高脚酒杯是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流行纹饰。
图6.7 勿里洞阿拉伯沉船上的陶瓷就烧造于中国的各个窑口，以长沙窑的数量与品种最多，其中还有以汉诗文字为装饰的陶瓷
这些打捞出水的文物告诉我们，这两条沉船的出口目标是中亚，而不是欧洲。它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古代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客户群体、商品集散地点。值得一说的是，海上贸易远远超过了陆上的所谓丝路之路的作用。我们仅以泉州1973年出土的34米长的海船为例，这艘船可装载200吨的货物，相当于丝路上700头骆驼的承载量。海船借助季风，即使是去东非，160天也就够了。东西贸易无论是速度上，还是运量上，海上运输都是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
繁忙的东西海上贸易，在宋元时代成就了中国名扬海外的澉浦、泉州、广州等几大世界级名港；开创了从南中国到南洋、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洲的海上贸易之路，它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长古代海上贸易之路。
不过，中国人与海洋的亲密接触，在接下来的改朝换代中，频遭破坏。明代虽然有过开放式的海上交往，但纠其根本还是以海禁为主的。仅明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撤销了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连下四次“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令。宣德之后，更是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最终没能达成开放的共识。
晚明与清的海上贸易，更是乏善可陈。即使民间尚余一点走私贸易的胆量，但“国际大环境”已不同宋元时代了。此时的中国以为关上大门，或是在海边建几个卫所，看住自家的船不要出海，不要与海外势力勾结，就可与外部世界相安无事了。没有料到，以前中国人兴致勃勃地开辟的经马六甲北上进入印度和波斯湾的商路，撞入了一伙接一伙的西方强盗。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后，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转眼就变为了西方人改变世界的“香料之路”。对于中国人而言，更不应忘记的是它在1840年前后，又变成了英国等西方列强，打入中国的“鸦片之路”“殖民与奴役之路”……
唐宋市舶司，开放口岸的伟大开端
“在中国，出了个叫黄巢的人物，他从民间崛起，非皇族出身。此人初时，仗义疏财，后来便打家劫舍。他在众多城市中，选择了攻打广州。攻破城池后，屠杀居民。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所以，有十二万寄居在城中的外国商人被杀，这个确凿的数字是根据中国按人头数课税而算出的。此外，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都砍光了，为的是让阿拉伯各国从此断掉丝绸的货源。”——这是9世纪末阿拉伯作家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记载的黄巢广州屠城的历史事件。
由于口岸开放，朝廷给予番商以种种优惠与保护，大食、波斯南洋诸国的商船，荟萃广州。据统计，广州每日有蕃舶十几艘入港贸易。走私盐商出身的起义领袖黄巢，自然知道广州的份量。在王仙芝战死，他独统十万农民起义队伍后，就以广州节度使为招安条件与朝廷谈判。朝廷也不是傻子：“广州市舶宝贷所聚，岂可令贼得之”。欲讨广州节度使而不得的黄巢，于乾符六年（879年）攻打广州，并在屠城数日后，又北上杀向长安。这一切，似应了黄巢当年不第后的“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大唐与阿拉伯世界的红红火火的海上贸易，因黄巢之乱而停止。中国与番商的海上贸易另一个春天，还要等“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乱世过去，等到大宋王朝的到来。
赵匡胤建宋的第11年，即开宝四年（971年），在消灭盘踞岭南的南汉政权后，随即恢复广州的口岸功能，建立了大宋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紧接着，宋太宗灭掉割据江南的吴越政权后，又设立两浙市舶司；宋真宗继位，将两浙市舶司分为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舶司。至此形成宋初的广州、杭州、明州“三大市舶司”的格局。这三个贸易港中，广州贸易量最大，约占“三司”总收入的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