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上商贸活动的发展，海上来的番商越来越多，大家不可能都到“三大市舶司”去办理贸易手继，而设立市舶司显然又是一项重要的升财之道，于是北宋中后期，又建立了秀州、温州、阴州、澉浦、泉州、密州等市舶司。尤其是密州市舶司的建立，使北方沿海终于有了一个国家级的“海关”，形成从北到南的较完善的口岸布局。一千多年过去，这些古老的市舶司遗址多已湮没，唯泉州市舶司遗址的残存部分水仙宫尚在（见图6.9）。
唐代留给后人的口岸建设史料很不完整，连研究者也说不清，唐代的广州市舶使在职能上是否等同于宋代的广州市舶司。但宋代就完全不同，不仅市舶司一个接一个的建立，有着完整布局，还有相对完整的管理系统。
虽然，宋代没有全国统一的市舶制度，但其经济职能还是十分清楚的。如，阅货、抽解（征收舶税：通常是十分抽解二分）、禁榷（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博买（收买舶货：官府抽买以后，剩余的货物，才可卖给商民。通常为抽买十分之三）等。此外，还有治理港口、接待和管理外商、组织祈风、剿灭盗贼等。
图6.9 一千多年过去，这些古老的市舶司遗址多已湮没，唯泉州市舶司遗址的残存部分水仙宫尚在
北宋前期的市舶长官和唐朝一样，也称市舶使，其职由所在地知州兼任；北宋后期，市舶司地位不断提高，改设专职提举市舶。不断升级的市舶司，都反映出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和朝廷对市舶贸易的重视。《宋会要》记高宗诏曰：“市舶之利甚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而。”
市舶制度拉动了海上贸易，当时与宋贸易的国家有50多个，中国商人主动出海贸易的国家也有20多个。口岸繁荣，也带起了都市商业，黃河沿岸的长安、洛阳及黄河与运河交汇之汴州、南方的扬州、广州、泉州、杭州等，都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