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蒙扩张，东学东来
蒙元帝国的陆海扩张与国际视野
中国文化中的虚妄，至少有两点是对不起子孙的。一是乱认祖宗，或者说制造祖宗，君可见每年清明时，各地纪念人文始祖的乱象。二是替祖宗说话，比如“和平崛起”，本是一种当代追求，但为了迎合当下需要，一些学者把列祖列宗也归为“和平崛起”一族。在中原之内，通常不提秦灭六国；在世界之内，通常不提蒙元扩张。
古代与现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遮蔽历史、虚拟祖先的想法，是对历史与子孙的不负责任；而回避和遗忘蒙元王朝，就会丢掉中国最大的“开放”经历，使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或世界观时，出现不应有的断层。所以，有必要回望一下古代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蒙元往事……
伏尔泰曾说过“蒙古帝国给欧洲留下的只有马粪”，蒙元与世界的关系确实是在铁蹄下展开的。这种扩张从“蒙”的时代就开始了，1206年，经过铁血整合的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成吉思汗，建立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相混杂的蒙古汗国。从此，蒙古铁骑便以牧羊放马的姿态向西推进。关于这一段的历史，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丁（1247——1318年）的《史集》，提供了比《元史》更加宽阔的视角，尤其是书中那些插画形象地记录了蒙古铁骑血腥扩张的历史（见图7.1）。
图7.1 《史集》是研究中世纪亚欧各国历史，特别是蒙古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插图描绘了蒙古西征中用木枷押送战俘的场景
经过3次大规模的血腥西征，蒙元帝国打出了自己的版图——如《元史·地理志》所言：“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此外，蒙元帝国还在战争中将俄罗斯、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蒙古王国家底不厚，全靠自然经济生存，建立大元之前，甚至连商品交换都不懂。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建立大元后，蒙元政府极需强有力的经济支撑。所以，元蒙政权一方面不断扩大陆上地盘，建军立最大的陆路帝国，同时不断开展海上征战，企图建立海上帝国。
通过和亲的方式，蒙元先与高丽王建立了良好的朝贡关系，但日本则对新兴的蒙元王朝不理不采，并拒绝朝贡。1274年忽必烈命忻都挂帅东征，统蒙军2万、高丽军5 600、高丽水手6 700，计3.2万大军，从朝鲜半岛的合浦，攻过对马海峡。蒙元大军打败日本10万抵抗军后，不愿跨海恋战，很快撤回中国大陆。但日本并没因此而被吓倒，依然在高丽东南沿海不断袭扰。1281年，应高丽王请求，元世祖再次攻打日本，忻都统蒙汉及高丽军4万人，战船900艘，东路取道高丽，南路从庆元（宁波）跨海，两路进攻日本。但由于不善海战，又遇台风，这次攻打日本，终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没有打下，但忽必烈海上扩张之心并没收敛，至元十五年（1278年），他诏行中书省唆都及蒲寿庚等：“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脱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但朝廷赴爪哇通款的使者，却被爪哇国刺面遣回。元朝遂派遣史弼等率海船五百艘征伐爪哇。
1292年，从福建、江西、湖广征集的战船，由泉州出发，直抵爪哇。爪哇国斯时正与邻国开战，他们利用降元为条件，请元朝大军帮助他们打败邻国。后又，巧妙施计，打败失去警觉的元军。最后，损失3 000人的元军，只好退回国内。这场跨海远征的海战以失败告终。
尽管忽必烈东征日本、西征占城（今越南）、南征爪哇都以失败告终。但从海洋战略的角度看，忽必烈以攻代守的策略，还是具有现代眼光的。同时，这里还藏着另外一份海洋经略：即打通中南半岛过马六甲至阿拉伯半岛的海上通道。
自忽必烈自立为汗，推行“汉法”以来，许多蒙古贵族拒绝归附忽必烈，并导致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的“四大汗国”纷纷脱离蒙元中央政府的统辖，各自发展成为互相独立的国家。虽然，蒙元政权与这些汗国关系紧张，但它一直没有放弃通过几个汗国控制中亚的努力，在陆路因战乱而不便通行之时，从海上进入伊利汗国的航路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开拓这条海上通道的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意义，即现实又深远，更不是后来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所能涵盖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许多不义之战，确实给邻国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灾难。但它在客观上，扩大了帝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声望”，也吸引了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北非的伊本·白图泰等人的东方旅行，进而通过这些海外旅行家，又将中国神话般地介绍给西方世界，再度放大了中华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或许，这就是蒙元王朝魔鬼般的魅力。
开发海道北运漕粮
虽然，蒙元一朝起家于马背之上，但却深知海上之利害。忽必烈定帝国京师于大都（今北京）后，朝廷需要大量的粮食来使这个新的中心城市运转起来，所以，一方面仍用传统的运河，北上运粮，另一方面紧急招募海运水师着手解决海运漕粮问题。因为海运比运河漕运节时省钱。这段重要的开发海洋的历史被详尽记录于《大元海运记》之中。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朝廷命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大型政书《皇朝经世大典》（即《元经世大典》）。赵世延任总裁﹐虞集任副总裁﹐次年五月修成。全书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大元海运记》即出自《皇朝经世大典·海运》。它是一部记载元代海运漕粮活动的专志，其中保存了许多有关海漕事业的原始资料。
《大元海运记》共二卷。上卷为分年纪事，收录有关海运漕粮的案牍文件之类。下卷为分类纪事，分为岁运漕粮数，江南及南北仓鼠耗则例，海运水脚价钞，海漕水程，航道设标、潮汛气象观察等项目。记述自长江口直达天津航道的水流、沙浅、岛屿以及全程所需时日。
《大元海运记》公正客观地记述了朱清、张瑄为海道漕运所做的贡献。为何说其公正，因为，朱清、张瑄皆为海盗。南宋将亡之时，宋将朱清加入了海盗张瑄的队伍，并被尊为军师。当朱清得知朝廷筹建海运队伍的消息后，就劝说张瑄改邪归正，降元为官。
朱、张二人降元后，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首次派遣他俩载运从南宋掠走的大量皇室库藏图书，从南方海道运抵京城。此时，恰逢朝廷决议海运漕粮，伯颜旋即推荐了朱清、张瑄二将，两位南宋海盗摇身一变成了元廷海运大员。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海道总管罗璧，偕同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沙船60艘，试运糟粮六万四千石。由此打破了700多年南北中国靠运河河运的历史格局，揭开了元代大规模海道运粮的序幕。
朱清、张瑄也不负蒙元冀望，很快就将年运粮4万石，提升至160万石。朝廷遂将朱、张提升为都督海运万户府事。此后，朱清因功又加官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南行省左丞。张瑄也累官至骠骑卫上将军、淮东道宣慰使（1303年因犯行贿罪，朱清在狱中自杀，张瑄被处死）。
大元的海道漕运，除朱清、张瑄二位功臣之外，还有他们麾下的“五虎将”，即五位海运万户：黄真，官昭武大将军，海道运粮正万户，佩三珠虎符；刘必显，为信武将军，海运副万户；殷明略，始为海运千户，后升副万户；徐兴祖，为昭勇大将军，海运副万户，追封东海郡侯，谥宣惠；虞应文，朱清女婿，海运副万户。此中，要特别一提的是殷明略，他是大元海运新航线的真正开辟者。
海上运粮并非蒙元一朝开创，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有了，那时的船只，仅来往于沿海各地之间，一般途程较近。唐朝时候，朝廷也曾调运南方的粮食到河朔和辽东，但海运航线仅是近岸海道。元代的海道漕运，北至直沽（俗语说，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东至高丽，是远离大陆的真正的海洋运输。
据《大元海运记》所记，1282年（至元十九年）由朱清等人的海运船队，开辟航线是：自刘家港（在今江苏太仓）北经崇明州入海，沿着海岸线航行，最后到达直沽。此为近岸航线，沿途曲折危险，航程长达13 350里，航期快则两个多月，慢则一年半载。1293年（至元三十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在海运漕粮赴高丽的过程中，又探出了一条新的海道：从刘家港入海，至三沙、崇明后入黑水洋，在深水中越过东海（今黄海），再绕山东半岛尖端进入渤海湾。由于航道便捷，“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顺风仅需10天，即可驶抵直沽码头（见图7.2）。
从至元三十年（1293年）起，元廷启用了殷明略所开辟的新航路，航程大大缩短，海道漕运也改为春、夏两季开运。为此，元廷曾下诏，命造“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的海船。元代海漕船大致两类：一类是平底沙船，称为“遮洋船”，可载八百石；另一类是较大海船，称为“钻风船”，船之“大者五千料，中者二千料、一千料，小者四百料”。这种船大大提高了运力，所运粮食也从原来的年运数10万石猛增至100多万石。从1309年起，年运200万石以上。到1319年，每年运粮常在300万石以上。最多一年，自刘家港发运的漕粮高达350万石。
太仓港也因此成为百万海运仓，名扬天下。直到明朝，还有景泰年间的进士、监察御史高宗本咏诗赞叹：
图7.2 元代海运航线示意图：一条是自刘家港入海，沿着海岸线航行，到达直沽。一条是从刘家港入海后，入黑水洋，越过东海，再绕山东半岛尖端进入渤海湾。前者最快也要两个月到达，后者顺风仅需10天，即可驶抵直沽码头
雕甍接栋春何在，野草含烟绿更长。
戍鼓声乾逃雉兔，征旗影落下牛羊。
元戎功业难为继，独对寒潮酹一觞。
百万当年海运仓，可堪风雨变荒凉。
“官本船”创建海上商贸新模式
1271年建元后，蒙元大军挥师南下，又用了8年时间，彻底消灭南宋。在占领浙、闽等地之后，漫长的南中国海岸，已尽在蒙元朝廷的掌控之中。于是，新王朝开始大举恢复和兴办海运事业：在国内，蒙元一朝开辟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海运漕粮事业；在海外，蒙元政府在继承大宋市舶司的同时，又创建了全新的“官本船”海上商贸模式。
宋代海上贸易已相当发达，朝廷特在几个重要的港口设立了相当于今天的海关的“市舶司”，其中尤以四州——杭州、明州（南宋称庆元，今宁波）、泉州、广州的四大市舶司为最盛。蒙元一朝继承了宋代海港开放的家底，又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澉浦、太仓等港口，使太仓不仅成为海运漕粮的“百万海运仓”，而且成为中外闻名的“六国码头”。据《元史》卷《市舶》载“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解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四大市舶司的设立，使这些港口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的“冲要之地”。
当时东部的庆元市舶司，主要是对日本和高丽贸易，由于日本不肯臣服大元，拒绝入贡，曾使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所以元廷的市舶司对日本商人多抬高税价，贸易不很畅顺。但蒙元与高丽关系相对好些，海上贸易也因此活跃。高丽运来的货物多以人参、红花、茯苓等药材为主，其次是虎皮、兽皮等。还有蒙古人喜欢的新罗参、高丽松子，商贸货物多属今天所说的“土特产”。而高丽从中国贩走的货物，则多是轻工产品，如瓷器、丝绸、文房四宝，最为重要的是高丽商人文益渐，在与太仓人做贸易时，偷偷带走了棉花种子，此举对解决高丽衣服穿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西洋的贸易，以刺桐（今泉州）港名气为大，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为当时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这一点，我们在西方最著名的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航海图》中可以看到。在这幅1375年的航海图上，中国被描绘成一片富裕的大地，大汗的京城（北京），南方的刺桐港，皆在其中，可见刺桐港当年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国家在口岸城市设立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十分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出海贸易政策。了解世界航海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大航海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条件是，皇家与商家合作出海探险，而后利益分成。它的第一个成果，就是1492年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虽然，古代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没有任何发现可言，但官商合作出海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却早于西方两百多年。
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海上贸易是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的，个人办海运，仅造海船一项，不是大户商家，根本承受不了。此外，还有易货资本、海上费用等等。如何化解风险，提高利润，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拿出办法。没人能想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竟然是骑马打天下的蒙元王朝。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元廷接受了中书右丞卢世荣的建议：朝廷银根吃紧，可依市舶贸易原则，实行“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
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这样“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如是一来，出海船为“国有”，贸易本钱是“国资”；而其贸易所得，百分之七十归“国库”所有，百分之三十则为己所得，商船尽可放心拓展海上贸易了。这种“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的国有民营办法，唐、宋两代均未实行，实是元朝廷首创，在当时的国际海洋贸易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见图7.3），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这种远洋大船在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把大批的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货物运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被大批地运往海外，甚至几经转运贩卖远及欧洲。
图7.3 “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图为日本人绘制的清初福船
“官本船”政策由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实施，至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而止。此后“官本船”制度再没有大规模推行过。但作为余波，元政府偶尔也以种种方式向海外派出官方贸易船，如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赊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后至正二年（1342年），有人试图恢复这种贸易，即遭到权臣的反对，“恐远夷得以窥中国，事遂已。”至此，官本船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告结束。
“官本船”制度实施不足半个世纪，但在元朝内政外交上，功高至伟。首先是它支持了国家经济，有史料记载，刚刚实行了几年官本船，至元二十六年，仅江淮行省的市舶税就达“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倘若汇总全国各大口岸，税银就相当可观了。再以明州港的进口舶货为例，宋代《宝庆四明志》记载的进口货物为170余种，而元代《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的舶货为220余种，比宋代增加了50余种。这两项差距充分说明元代贸易活动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前代。
“官本船”开拓的海上贸易，不仅影响了经济，也引领了“时尚”。由于打通了波斯湾的海上商路，波斯的地毯、波斯布和产于印度、东南亚的平纹细布等“西洋布”源源流入中国，使得富足人家皆以“西洋布”为馈赠佳品。元末著名隐士、诗人谢应芳曾有《全佥宪自黄州以西洋布遣骑见惠，作诗谢之》一诗，形象地描述了他收到“西洋布”礼品的有趣情景：
十月北风方怒号，
故人西布似绨袍。
远劳使者传书信，
笑看家人落剪刀。
汪大渊“中国的马可·波罗”
西方人不太了解，14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不了解元代中国对世界的描述。西方人熟知的是，这一时期西方到东方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们的伟大著述。相比较而言，世界对中国古代的旅行家，知之甚少，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对自己的古代旅行家，也是宣传得太少，大众只知道有个仅限于“国内游”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而不知道元代就有了“中国的马可·波罗”——汪大渊。
其实，蒙元一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际视野最宽的王朝。这一时期，西人东来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而国人西去，也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伊本·白图泰的《异境奇观》告诉我们，他到访过中国的泉州；同样，汪大渊的《岛夷志》也告诉世界，他曾访问过非洲，甚至，有可能到过伊本·白图泰的故乡摩洛哥。
古代中国把全部智慧都投入到“四书五经”的考据之中，不重视海外地理作品的研究。以至于今天，我们也找不到更多关于古代中国成就最大的旅行家汪大渊的资料，只有《岛夷志》序言与后记中留下的星星点点的生平线索。
出生在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少年即有远游大志，足涉半个中国。元代的海外商业活动带来的海外信息，促生了他对海外风土人情的兴趣，苦于国内找不到介绍海外风情的书籍，于是，他毅然搭上商船出海旅行，去亲身感受真正的“西洋景”。
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搭商船出海赴“西洋”旅行。“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汪大渊归来之后，又用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海外游记，整理自己的旅行记录，发现其中有许多描述与自己亲眼所见的“大有径庭”。大约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的冬天，汪大渊路过刺桐（泉州）港，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认为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特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此后，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又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在至正十年（1350年），正式发行于世。
汪大渊的原书名为《岛夷志》，清代之后改名《岛夷志略》。由于元、明抄本均已亡佚，所以，今人见到的多是清代的《岛夷志略》。此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信；只有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
《岛夷志》是一部开创性的海外交往文献，以往这种海外志，非亲历记录，多是传闻集萃。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皆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而汪大渊的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岛夷志》记录了的沿海国家和地区是97个，比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38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对14世纪的东西两洋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了考察。
《岛夷志》对各国各地的民情风俗有大量记载，如越南交趾“俗尚礼，有中国之风”，其国民“戴冠、穿唐衣、皂褶、丝袜方履”，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印尼东爪哇民风敦厚，社会秩序井然，“民不为盗，道不拾遗”；印尼坤甸“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其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缅甸“民专农业，田沃稼茂”，“岁凡三稔，诸物皆廉”；印度马都拉盛产珍珠，当地商人收购后，“求售于唐人”；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地多旷漠”，“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岛夷志》首次对外国的地理、地脉进行了分析，如“万里石塘”条就认为“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如三岛（菲律宾马尼拉湾附近）“屿分鼎峙，有叠山层峦”，麻逸（今民都洛岛）“山势平宽，夹溪聚落”，琉球（今我国台湾岛，入明以后琉球则专指冲绳岛）“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同时，还对各地的气候特征按照冷、暖、热、凉、温进行了分类，还就季节和降雨情况进行了记载，对各地土壤进行了三级二等的分类，对各地树木、农作物做了记录。
《岛夷志》记录的汪大渊下西洋，不仅比郑和早了70多年，而且其著作《岛夷志》也成为大明国家舰队下西洋的指导性文献。这一点在郑和下西洋硕果仅存的三部重要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可以得到证实。如，马欢在其《瀛涯胜览》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其《星槎胜览》许多记述是从《岛夷志》中直接抄录的；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又基本上抄录了《瀛涯胜览》；可见《岛夷志》对郑和舰队留下的三大著作的影响。
元蒙帝国的海外游历记录，不仅有汪大渊的《岛夷志》，还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虽然，这些地理著作的分量都不如《岛夷志》，但看得出元蒙已有很强的世界意识和海洋意识，仅从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空间来看，元蒙的天下观，可谓“洋洋大观”了。
当然，蒙元时期中国学者遍访天下，与元帝国的对印度洋地区几大汗国的统治密切相关，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作为统治者，同时也吸收了这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如这幅现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世纪的波斯纸本水彩画（见图7.4），就记录了在大不里士的蒙古王子在大帐里学习伊斯兰经典的场景。这些海外信息直接影响了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和地理学家，他们根据这些异域记录绘制了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声教广被图》，遗憾的是这幅东方人最早的世界地图，传至明代就散失了，更为遗憾的是，元代海上渴望与追求，对世界的描述与认识，却被明清两代扭曲和抛弃了。
图7.4 这幅现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世纪的波斯纸本水彩画，记录了在大不里士的蒙古王子在大帐里研读伊斯兰经典的场景
“东学东来”对蒙元帝国的影响
先讲一个西方的故事：
1483年，德国纽伦堡的青年制图家马丁·贝海姆，为制作新海图来到航海经验丰富的葡萄牙搜集海上探险资料。此时，哥伦布正在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西航东方的“印度计划”。马丁·贝海姆受到论证西航中提出的“如果能在一个圆球上标明航海路线，一切就会更加清楚明白”的启发，立即着手制作地球仪。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他完成了西方世界的第一架地球仪。这是西方地理学界关于“地球仪诞生”的标准版本。这个故事忽略了东方关于“地球仪诞生”的另一个故事。
再讲一个东方的故事：
大约在贝海姆制作地球仪的两百多年前，一个叫札马鲁丁的西域天文学家，从伊儿汗国马拉盖天文台带出七件天文仪器，来到元蒙初兴的中国。这七件仪器的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皆载于《元史·天文志》。这七件天文仪器在元亡明兴之即，被从上都带至应天府为大明王朝服务，此后就消失了。后世，对于七件天文仪器的性质用途看法不一，但对于七仪中有一件是地球仪，大家都认可。这个仪器形象地展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是中国第一架地球仪，比之1492年德国马廷·贝海姆制作地球仪的纪录早了225年。
这里讲述东西两个地球仪的故事，并非想说东方的地球仪领先于西方，而是说早在元蒙时代，中国就见到了世界的球形样貌。这种世界观比利玛窦带来全新的世界观，要早上300多年。
由此，我想说，东学东来要比西学东来，对中国的影响要早。为何要称阿拉伯、波斯之学为“东学”，因为此地区一直被西方世界指认为：东方或者中东；以此学对应欧洲之西学，称其为“东学”，似乎更加贴切。
由于西亚和中亚与元蒙帝国的特殊政治与地理联系，决定了“东学”先于“西学”进入中国，或者说，西学通过“东译”（阿拉伯、波斯的转译），进而影响了中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东学东来”也不是“一刀切”地皆由元蒙开启，以天文学为例，在河北宣化的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1116年）上，就已有了来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图（见图7.5），图上有精彩的巨蟹宫、天蝎宫等十二星座的描绘。它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中外十二宫就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元蒙一朝，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东学”引进，成一代风尚。
成吉思汗建国时，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不识字的成吉思汗，选择了由古粟特文发展起来的拼音文字畏吾尔文（古回鹘文）作为蒙古国文字。后来，虽请畏吾尔人八思巴创立蒙古官方文字，但民间的畏吾尔蒙古字仍行用不衰。元蒙和阿拉伯世界这种特殊的文化联系，及其对阿拉伯与波斯的领土深度侵入，使得元蒙有条件将这一地区的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带入中国。
元蒙引进的“东学”有许多，但主要科目是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学和地理学。
图7.5 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1116年）上，即有来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精彩的巨蟹宫、天蝎宫等十二星座的描绘，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中外十二宫就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
对星空的把握是每个王朝的大事：一要问命于天，以知运程；二要掌握四时，以定历法。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大元之初，忽必烈就在上都建立了回族司天台，此后又在大都（今北京）设“汉儿司天台”。朝廷任命西域天文学家札马鲁丁为提点（台长），官从五品。札马鲁丁掌管七件从西域带来的天文仪，为大元观天测象：用浑天仪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用方位仪观测星球方位；用斜纬仪观测日影，定春分、秋分；用平纬仪观测日影，定夏至、冬至；用天球仪分析天文图像；用观察仪（星盘）研究昼夜时刻；用地球仪研究天地之关系。札马鲁丁在为元蒙朝廷观测天文之时，还翻译了伊本·优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天文学著作。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还依据伊斯兰教历法撰写了《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天下。
札马鲁丁不仅是将阿拉伯天文历法较全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传授阿拉伯地理学的重要人物。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任命札马鲁丁为集贤大学士，官位升至二品，由他主持纂修《大元一统志》。这是第一部由朝廷主持编辑的全国地理志，全书共600册，1 300卷，附有彩色地图和一幅《天下地理总图》。此书后在战乱中散佚，残存的《大元大一统志》，仅剩《辽海丛书》等44卷，不及原来卷数的5%。
在阿拉伯、波斯的科学知识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科学研究也与阿拉伯、波斯的研究产生了良好的融合与碰撞。据科学史专家江晓原博士研究，元蒙虽是乱世，但至少有两份双语天文学文献传世：一份是保存在俄国普耳科沃天文台的两份手抄本天文学文献，文献的内容是一样的，都从1204年开始的日、月、五大行星运行表，书写年代约在1261年。两份抄本一份为阿拉伯文，一份则为汉文。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猜测这两份抄本可能是札马鲁丁和郭守敬合作的遗物。另一份，双语天文学文献是阿拉伯天文学家撒马尔罕第于1362年为元朝一王子撰写的天文学著作，手稿原件现存巴黎。此件的阿拉伯正文旁附有蒙文旁注，标题页则有汉文。
中国学者王恂与郭守敬等学者，在反复学习、稽考外来的《哈基姆星表》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在全国多地建立的河南登封观星台（见图7.6）的观测数据，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全新历法——《授时历》。这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它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近于现行公历，却比公历使用早300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科学交流都是汉或蒙与阿拉伯或波斯的交流与文本互译，而不是与欧洲人或拉丁文的交流与文本互译，它再次表明这种交流是在“东学”文化圈之内。
图7.6 河南登封观星台，郭守敬建
元蒙一朝，战乱不断，又经元、明交替，使得元代地图传世的少之又少。但在存世不多的元代地图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中亚地图学的清晰印记。其中，最为地理学界所熟知的即《元经世大典》中收入的地图。这部官修大型政书，又名《皇朝经世大典》。元至顺元年（1330年）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全书近900卷。明初修《元史》时，还曾大量引用此书。但到万历年间，此书就失传了，仅剩一点点残本。所幸《元经世大典》的许多内容被明人收录《永乐大典》之中，一些内容借明人抄写得以传世。后来《永乐大典》也逐渐散失，现存《永乐大典》残本中，甚至找不到著名的《元经世大典地图》。今人所能见到的《元经世大典地图》，是晚清地理学家张穆从《永乐大典》中摘出，才得以传承。张穆是一位经学研究者，为防外敌从海上来犯，他特从《永乐大典》中选出《元经世大典地图》，摩绘后送好友魏源。此时，魏源正为“开眼看世界”而编撰《海国图志》，遂把这幅重要的元代地图收入书中。
这幅地图初看上去与宋代刻石地图《华夷图》一样，皆有方格，似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绘图法。但细读就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绘图方法。《元经世大典地图》采用的是经纬线方格画法，图中只标注地名与所在方位，没有地形描绘；因而，在伊朗北部没有画出里海，南部没画出波斯湾；在土耳其没有画出地中海，在埃及没有画出红海；它更似一幅坐标图，与中国传统地图相去甚远。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受阿拉伯绘图方法影响的中国绘制的地图，也有人认为它是阿拉伯“中国通”绘制的，总之，它不是传统的中国地图。
这幅阿拉伯样式的地图，其内容与功用完全是为中国所制。图中运用的地名，多是《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的官方地名，说明这幅地图相当“官方”。此图原名《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即“大元西北地图”的意思。此图东起“沙州界”“别失八里”，即今甘肃敦煌和乌鲁木以东的吉木萨尔一带；西至“迷思耳”，即今之埃及。南至天竺，即今之印度；北方特别标注：“月祖伯所封地即太祖长子术赤之后”。所谓“月祖伯”，即今之乌兹别克。它看上去，就是一幅小型的中亚和西亚“世界地图”。但在元蒙铁蹄之下，它只是元蒙帝国势力的“西北”而已。恰如《元史地理志》所言“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最后，我们再说回札马鲁丁制作的地球仪。据《元史·西域仪象》记载，地球仪“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舌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广一道里远近”。它形象地宣传了“地圆说”，比之我国古代的“天圆地方”说是一大进步。在中世纪末期，中国能有反映大地形状的地球仪，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地球仪采用了经纬网络即“小方井”控制，也是中国地理史上最早的经纬度制图法的记载，比之西晋以来的“计里画方”是一大飞跃，比之利玛窦来华画经纬地图，早了几百年。
据说，这个地球仪是札马鲁丁依据11世纪的波斯花刺子模地理学家比鲁尼的理论制作的，因为在中亚天文学家与地理学家中，只有比鲁尼主张海洋的面积要远远大于陆地，而此前无论托勒密、伊德里西，还是巴里希都把陆地画得比海洋大。所以，这个地球仪传递的陆地海洋比是十分正确的。
“东学东来”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如我们今天仍在用的阿拉伯数字，就是从元朝开始引入中国的，还有那丢失的世界最早的地球仪。但它们到底被中国人消化吸收了多少，这种知识大融合对后世中国科学进步和世界观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还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