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威四方，西学东进
郑和开启东方的大航海
朱棣当上皇帝后，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编辑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二是组织国家舰队下西洋。朱棣为什么要违背太祖海禁之制，组织声势浩大的下西洋活动。有两个历史文献，交代得一清二楚：
一是，至今仍立在南京静海寺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这是朱棣在永乐十四年郑和四下西洋回国后，亲自为天妃宫撰写的碑文。朱棣对神言明：下西洋是“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
二是，《明史·郑和传》中，“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考，上命（郑）和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就是最不受一些人欢迎的郑和下西洋之“追逃说”与“耀威说”。如果用一个现代词来概括朱棣的这个大动作，它应是大明政府的“形象工程”。因为刚刚夺权的永乐帝，需要得到国内外的认可，要建立高大的或强大的国内与国际形象。朱棣是借此告之天下，大明朝如今是朱棣的天下，大明是天下的老大。
虽然，《明史·郑和传》中确有“宣天子诏，因给赐君长”的记载，但不研究文献的人们，不知道这句话后面还明确指示“不服则以武慑之”。在郑和的列传里，还有不少动武的记载，如“俘旧港酋长”“锡兰山国王”。这是明帝国的霸气，是中国当年历史地位决定的。
实际上，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朱棣已先派人下了一次西洋，而且效果很好。1403年，朱棣夺权登基后，即派太监尹庆巡访南洋。尹庆到达马六甲时，拜里迷苏剌向尹庆倾诉自己深受暹罗的侵扰之苦，希望得到大明的保护。尹庆回国向朱棣报告，“其地无王，也不称国”。永乐三年（1405年）拜里迷苏剌派代表来大明朝拜，朱棣遂封拜里迷苏剌为马六甲国王，并赐诰印、彩币、龙衣盖等物——马六甲王国，就这样在大明的“委任”下诞生了。
这么好的西洋，何不多下几次呢？
于是，大明派郑和“下西洋”，请注意是“下”不是“上”，因为中央之国的大明高高在“上”，到哪里都是“下”。那么，明朝所谓“西洋”在哪里呢？基本上是南洋和印度洋，所以，严格地讲我们没有理由说“郑和是沟通东西文化的伟大使者”。郑和七次“西”行，前后28载，从来没有与任何欧洲国家打过交道。但在亚非之间，确是作了多次访问。现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表和所到之地列在这里：
第一次，永乐三年至五年（1405——1407年），至古里、三佛齐国等国。
第二次，永乐五年至七年（1407——1409年），往爪哇、古里、暹罗、柯枝等国。
第三次，永乐七年至九年（1409——1411年），经锡兰山等国。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十三年（1413——1415年），往苏门答腊国，忽鲁谟斯等国。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十七年（1417——1419年），往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京国、卜剌哇国、爪哇、古里国。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二十年（1421——1422年），往忽鲁谟斯等国。
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八年（1431——1433年），往忽鲁谟斯国等十七国。
史载，郑和的船队各色舰船200多艘，共载官员、士兵、商人二万多人。
不论是从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航行之远，都堪称世界之最。完全可以说是当时的东方，甚至包括西方在内的，最了不起的大航海。
但有一点要说明白，从已知的史料看，郑和船队所到的地方，都不属于地理上的“未知领域”。所到“三十余国”，早在汉、唐、宋、元时期都有海上与陆上的友好往来。说到远及东非，比郑和早近百年，元朝的航海家、旅行家汪大渊就已到访，并有著作《岛夷志》传世。而远远晚于郑和的西方几大航海家，他们的海上探险规模都大大逊于郑和。迪亚士只有3条船；哥伦布也是3条船；达伽马是4条船；麦哲伦有5条船。但他们小小的船队，却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理大发现。
郑和下西洋最可靠的原始有碑记和著作两种，现今已知的郑和立的下西洋相关碑记（有的石碑已佚，仅于文献中录有碑记）有七件：
《故马公墓志铭》永乐三年（1405年）立于云南昆阳；
《布施锡兰山碑》永乐七年（1409年）立于锡兰（今斯里兰卡）；
《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永乐十四年（1416年）立于南京；
《郑和行香碑》永乐十五年（1417年）立于福建泉州；
《静海寺郑和残碑》约永乐十九年（1421年）立于南京（已佚）；
《娄东浏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绩碑》宣德六年夏（1431年）立于太仓浏河（已佚）；
《天妃灵应之记碑》宣德六年冬（1431年）立于福建长乐。
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人，也在碑上留下了下西洋的印记。如《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宣德九年（1434年）立于南京牛首山；《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天顺八年（1464年），立东莞赤湾天后庙；《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侯声远墓志铭》（声远即参加了郑和三、四、五、六、七次下西洋的周闻）成化六年（1470年）立于太仓浏河……如此算来，至少有十大碑记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实证。
另外，还有三部记录郑和下西洋的著作（见图8.1）：一是马欢的《瀛涯胜览》，二是费信的《星槎胜览》，三是巩珍的《西洋番国志》。
图8.1 郑和下西洋最可靠的原始文献有三部：一是马欢的《瀛涯胜览》，二是费信的《星槎胜览》，三是巩珍的《西洋番国志》
这些都是极宝贵的研究中国古代大航海的文献，但最为重要的皇家档案中，却找不到郑和的原始航海文献。郑和死后的半个世纪，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更迭，海禁政策一以贯之。至成化十三年（1477年），忽一日，明宪宗皇帝朱见深提起郑和七下西洋旧事，欲调档案看看。太监汪直请兵部尚书项忠即刻去找。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愤怒的项忠把管档案的人一顿暴打后，兵部侍郎刘大夏才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两，军民死伤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这就是郑和下西洋原始文献失踪的著名公案。
此故事在明嘉靖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和明万历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等著述中都有记载。所以，后人都认为是刘大夏把档案烧了。但细查史料，这事在历史表述上，也颇蹊跷。兵部尚书项忠是军界最高长官，侍郎刘大夏本是下属，怎敢底气十足地以下犯上？另外，焚烧国家档案，是触犯大明律法的大事，怎能不了了之？《殊域周咨录》和《客座赘语》等“个人叙事”是不是有所夸张或传奇？更为奇怪的是，这等大事在官修的《明史》里，竟没有明确记载，“国家叙事”为何在此失语？
我不得不做这样的推测：如果《明史》在刘大夏“焚稿”一事上，像后人修春秋“三传”那样，一会儿是当“笔则笔”，一会儿是当“削则削”，一切皆“以史为鉴”，又皆“为我所用”。这事的真伪就无从考据了。给刘大夏定罪，真还有点“证据不足”。
更加奇怪的是，在郑和七下西洋的“第一档案”不明不白地消失后，在郑和下西洋二百多年以后，崇祯元年（1628年），天朝突然又冒出一张详述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全图。
刊载郑和航海图的是一本有关军事与边防的著作《武备志》，作者叫茅元仪。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一位军事家，在兵部为官。其孙茅元仪承祖业，也是军人出身，官至副总兵。这部写于金陵的著作，运用了大量前朝的军事档案，所以，此中才出现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简称为《郑和航海图》。
《武备志》里的《郑和航海图》，有一个142字的序言：“茅子曰：禹贡之终也，详哉言声教所及，儒者曰，先王不务远，夫劳近以务远，君子不取也。不穷兵，不疲民，而礼乐文明，赫昭异域，使光天之下，无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于西，故玉关之外将万里，明起于东，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天实启之，不可强也。当是时，臣为内览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但它是否就是郑和所用之图、出自何时、何人、是抄本还是改写本……皆没有交代。史家猜测，此图应是茅元仪的祖父茅坤，参加兵部尚书胡宗宪筹海图编时留下的地图。但茅坤的这张图又从何而来，又无从考证了。
《武备志》在辑录这幅自右而左的一字长卷海图时，将其分为书本式，自右而左，录图20页，共40幅，并附有两幅“过洋牵星图”。全图有地名500个，能考出的350个，150个考不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幅海图还注记了天体高度“指”，利用天文导航的方法来测定船位及导航。中国古代星图虽早，但专门用于航海的过洋牵星图，却仅见于《郑和航海图》（见图8.2）。
图8.2 《郑和航海图》卷尾所附“丁得把昔到忽鲁谟斯”“锡兰山回苏门答剌”“龙延屿往锡兰”“忽鲁谟斯回古里国”4幅《过洋牵星图》
虽然，《郑和航海图》的数学精度很低，出处不明，但它仍折射出了古代中国航海科技的伟大光辉。它不仅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而且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其制图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也都是天下第一的。
《郑和航海图》是以行船者的主观视觉来绘制的，遇山画山，遇岛画岛，突出了海岸线、离岸岛屿、港口、江河口、浅滩、礁石以及陆地上的桥梁、寺庙、宝塔、旗杆等沿岸航行的标志。航海者观海看图，只要依“景”而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中国古代的江河航行地图，大多是这种山水画式的绘法。
与西方的对位图不一样，《郑和航海图》是一种对景图。它不知道目的地的确切方向，但是利用航线各处的山形、水势、星辰位置可以判别船舶的位置，一步步地前进。“土办法”虽然不与世界上的海图“接轨”，但亦实用可行。如上水时上北下南，下水时上南下北等。《郑和航海图》的比例混乱，航程总图和山陆岛屿放大图绘在一起，但又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加以区分和说明，比如用虚线表示航线，在离岸较远的航线上注记了针位（航向、方位）和更数（航程、距离），有时还用文字注记出航道深度、航行注意事项，是中国最早不依附海道专书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
图中外国地名约300个，大大超过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所收的外国地名。从它所标注的亚非广阔海域来说，《郑和航海图》称得上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在世界地图学史、地理学史、航海史上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绘制世界地图这一方面，未留下什么与西方“地理发现”可以抗衡的“发现”性成果。
从《郑和航海图》所列地点来看，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这也是多数学者赞同郑和远航最远到达东非肯尼亚的主要证据。图中列举自江苏太仓至忽鲁谟斯（伊朗霍尔木兹）的针路（以指南针标明方向的航线）共56线，由忽鲁谟斯回太仓的针路共53线。往返针路全不相同，表明船队在远航中已灵活地采用多种针路以适应和利用季风洋流，体现了高超的航海技术和较高的海洋气象科学水平。
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之际，真正的大西洋国家——葡萄牙，正在向非洲西海岸进军：1415年，亨利王子随父王攻克北非城市休达（摩洛哥）；1434年，葡萄牙人越过欧洲航海家的北非极限——博哈多尔角（西撒哈拉之西海岸），1445年，航海家迪尼斯·迪亚士越过西非沙漠海岸，发现了佛得角——西方世界正式拉开了大航海的序幕。
但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走到了东非就不往前走了。从郑和个人来看，他不是冒险家，也不是科学家，更不是商人。仅就个人而言，他没有“发现”的必要。从大明王朝廷来看，永乐皇帝朱棣，并不喜爱航海，朝廷也不缺外国的银子，帝国没有任何殖民与掠夺的愿望。所以，朱棣支持了郑和远航，但他的儿子朱高炽却废止了郑和的远航。宣德支持了最后一次下西洋后，也终止了这一伟大壮举。
郑和历二十八载，七下西洋，声威远扬。可在皇家的账本《明史》里，留下的仅是语焉不详的几百字。人们无法指出他：生于何年？死于何时？葬于何地？也就是说，郑和功绩再大，在封建帝王的政治体系中，仍是走卒而已。不过，有一点算是万幸，跟着明朝皇帝干大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但郑和历三朝皇帝，下西洋也履遭反对，却没有被杀掉，这实在是个奇迹。
郑和下西洋以郑和的消失而告终，大明再次进入海禁。正如开明的郑学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此后，西方人完成地理大发现的200年，正好是明朝实行海禁的200年……在西方文明将国家政治扩张、军事征服、宗教传播与民间航海发现、贸易开拓、海外殖民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文明整体的力量走向世界进而称霸世界的时候，华夏文明却由于其内在机制的矛盾自残了向外发展的势力。郑和的远航，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他的辉煌也恰是历史的悲凉。”
帝国是一样的，世界观各有不同。西方世界是这样解释封建中国的——“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海洋”（黑格尔语），而转过身去的中国没有想到，让这个民族遭受的灾难性打击恰恰是从海上袭来。
海商变倭患的历史脉络
说倭寇之前，先要弄清倭。“倭”不是一个古文字，甲骨金文都没有，大纂小纂中也没有。这个字的早期应用是在《诗经·四牡》中，其“周道倭迟”的“倭”，在此不单独显示意义，“倭迟”作为一个词，有逶迤之态。
用“倭”来指称日本或朝鲜等中国东方的古代部族，大约始于战国。“倭”字正式进入国家文献，大约在汉朝。《后汉书》中即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的记载。可谓传奇的是，1784年日本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整修农田水沟时，竟然挖到“汉委奴国王”金印。从而印证了东汉光武帝赐日本倭奴国金印的历史事件。
从这颗明治时被定为日本国宝的汉赐金印来看，印上的“委”或者“倭”，似乎没有贬义。史料也能证明，当时的日本也接受这样的称呼。南朝刘宋（420——479年）时，日本贡使来华，自称为“百济、新罗、任那、秦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直到唐代，这一“国名”才发生变化。据《新唐书·日本国传》载：咸亨元年（670年），日本派遣使者，祝贺平定高丽。使者说，学习中国文字后，不喜欢倭的名字，改名为日本，因为国家靠近日出的地方。但改称日本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倭”之旧称仍在日本使用。连圣武天皇（701——756年）的宣命书里，仍用“大倭国”自称。
“倭”字产生贬义是与“寇”字相连之后。据专家考证，正史里出现“倭寇”一词是从《明史》开始的。最初“倭寇”中的“寇”字，是作动词使用的，表示“侵犯”。如，“倭，寇福州”“倭，寇浙江”“倭，寇上海”。如此往复，“倭寇”终于作为名词而被使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意思。“倭”也由此成为蔑称。
“倭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倭作为一个与中国邻近的岛国，汉唐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文化往来，也有商业往来。唐以后，国家重心从中原大陆向南方转移，海洋成为大宋朝廷的经济仓库。所以，大宋与日本、高丽海上交往频密。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舶货以黄金和木材为大宗，还有一些工艺制品，尤以日本倭刀最受中国人喜爱。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欛沙点星。
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
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缾。
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
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
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
这是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赏玩日本刀的一首诗，名为《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据说，北宋欧阳修是最早写《日本刀歌》的，后来“日本刀”就成了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抛开诗家的故事不说，可见日本刀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之物。
海上商贸活跃，走私与海盗也相伴而生。由于日本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货币广泛流通，使得国内铜矿匮乏的日本，铜钱流通量严重不足。于是，日本市场交易干脆使用中国铜钱，虽然，南宋朝廷严禁走私中国铜钱，但日本海商铤而走险，并大获成功。这大约就是日本早期的海上走私。
虽然，《宋史·日本传》中有“倭船的火儿滕太明打死郑作”的记载。但宋代的中日海上走私，并没有形成武装贩运的规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兴起于朝代更替的特殊时期。比如，南宋灭亡时，一批宋末将领，先后下海为盗。有意思的是蒙元兴办海运时，这些海盗又被招安成为海运功臣。如，元代海运漕粮的万户朱清，就是下海为盗的宋末将领。元末明初时，海盗也多有蒙元军队的背景，这伙人不仅抢劫海上商船，还大举攻击海岸目标。这种朝代更替时的海盗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交替之时。
所以，“倭”和“倭寇”对中国来说是很特殊的词，它不单单指日本，也不单单指日本的海盗，而是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军人有商人的混杂的海上利益集团。
大明代替蒙元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朱姓王朝，拒绝承接蒙元发展起来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虽然，永乐明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也只是大明王朝的“形象工程”，为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非为了开放海上贸易。所以，明廷在太仓造了那么多大船，那也只是供朝廷下西洋之用，老百姓是绝对不许造大船的。当然，从朱元璋开始就定下的大明海禁的基调，也有着海防的意思，因为大明初立，“倭寇”多为流亡海上的蒙元军水师旧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军队。东南沿海的岛屿与大陆之间，海防任务艰巨。所以，明代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密集的海防。这一点，我们从《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以对日海上贸易而论，中日的海上贸易，早在蒙元一朝就已结仇。
元世祖忽必烈曾因恼怒日本国不肯臣服，两度征讨日本。此后，日本与中国的往来，多以“入元僧”为主。这些“入元僧”归国以后，利用寺院空地，摹拟吴山越水，营造出日本独有的“枯山水”庭园。同时，倭商也利用僧侣往来之便，进行中日海上商贸活动。但蒙元朝廷的官吏对倭商深怀敌意，抬高货物进出关税，由此还引发了倭商焚掠庆元府衙事件。日本与蒙元的仇恨越结越深，倭商铤而走险的事也越来越多，日本海商慢慢沦为海盗倭寇。大明实施严厉海禁之后，穷途末路的中国海商，干脆和倭寇合流成为海盗。此外，还有趁机浑水摸鱼的日本浪人，以及真正的倭寇——流窜在外的日本国罪犯团伙，这些复杂的成分和在一起，构成了大明中国的“倭患”。
说到“倭患”，有一点还应明确：日本之倭寇，并无官方背景。日本朝廷非常支持大明朝廷海上剿匪。据明王忬《题本》载，永乐初，朱棣命太监郑和等招抚四番，日本独先纳贡，同时送来倭贼二十人。成祖让日本使节自己去处置倭贼。日本使节回到明州港，即在海边支起大铜锅，将这二十倭贼丢入沸水蒸腾的大锅中。
明代的海禁制度始于朱元璋，这在《明太祖实录》里记录得很清楚：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罢唐宋以来就存在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大明律》为海禁规定了严酷的惩处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明朝廷的这一制度，本想是巩固海防，结果不仅没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反而在沿海地区激化了矛盾。商人不许海上贸易，渔民“禁民入海捕鱼”。结果是“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在长崎，明时曾住有二三万华人。可以说，明代的海禁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但明朝廷，不仅没有调整这一制度，相反又不断升级海禁政策，倭寇非但没受到多少控制，相反越禁越多，到了嘉靖年间，倭患达到高峰（见图8.3）。
史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秋，倭寇在当地贼首陈东引领下，突袭刘家港。三十二年，海盗汪直引倭船十一艘，掠宝山、闯浏河，登岸剽劫；此后，萧显又引倭寇两千多人大举登陆，沿娄江袭太仓、昆山，转而掠嘉定、青浦、松江，进犯上海；贼首徐海领倭寇数百人，直入青浦白鹤进犯太仓，还有一股倭寇700余人，在贼首何八带领下，直奔大仓，两股倭寇协同作战，合围太仓城……
图8.3 这是绘制于1558年的《倭寇图卷》中的《出征图》，此部分表现了大明正规军出征场景，前有刀盾手、长枪兵为先导，后有肩扛斩马剑、蝎子尾……现藏日本东京大学
历史记下了，像俞大猷这样的南直隶兵备总兵，扫平倭寇的大英雄；同时，也留下了有识之士对海禁的批评与抗争。
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番人失利乃为寇”“而王五峰、毛海峰等，遂以华人居近岛，袭王者衣寇，假为番寇，海上无宁岁矣”“御史董威，乃复请宽海禁，是浙倭之乱，咸浙人自致之。”
明王世懋在《策枢》中说：“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曷能已也。”随后，王世懋建议说：“莫若奏闻于朝，修复旧制。沿海凡可湾泊船处，及造船出海处，各立市舶司。凡船出海，纪籍姓名，官给批引。有货税货，无货税船，不许为寇。若是国则利其用，民乐其宜，皆唯利而不复敢为寇矣”。
但这些批评与建议，并未被明朝廷所采纳，海禁未止，倭患未绝。
在大明王朝三令五申地实施海禁之时，世界恰在这时，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大航海运动。一面方是西方世界，向海洋进军，一方面是大明中国，拒绝海洋文明。在封闭的大陆体系中，大明把自己关在了世界的门外。古代中国，从这一王朝开始，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渐渐脱离了文明社会。更为可悲的是，明朝的海禁制度，到了清朝不仅没有得到反省，反而升级为“闭关锁国”制度。这一次的中国，面对的已不是倭寇了，而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红毛夷”，历史由此变成了我们不愿看到的另一模样。
中国人最早绘制的世界地图
古代中国的先人们走出国门去认识世界的历史相当悠久。他们靠着古老的传说，靠着坚定的信念，在没有什么明确的标示，甚至连东西南北都无法准确定位时，仍然踏出了坚实的探索之路。这种最伟大的行迹，最初是由传经人一步步开拓的。
公元前2年，大胝国派使者伊存到长安，将佛教传入中国；公元67年，天竺高僧用白马驮着佛像、经书来到洛阳传经。这些从西方来的使者留下了佛像、经书，但却没给我们留下东行的地图。
公元56年，汉明帝派蔡惮、秦景等12人出使天竺取经；公元399年，东晋的法显和尚又带9个人西行天竺取经。中国取经人回国后，写出了著名的《佛国记》，却没留下西行的地图。
唐代以来，西游的中国人更多了，走得也更远了。大唐的杜环，大元的汪大渊，都远及非洲，但他们都没给历史留下可以一窥世界的地图。中国古代的地理大发现就这样定格在只留下文字未留下地图的遗憾之中。
《元经世大典地图》是一幅相当“官方”的世界地图。此图东起“沙州界”“别失八里”即今甘肃敦煌和乌鲁木以东的吉木萨尔一带；西至“迷思耳”，即今之埃及；看上去是跨了大洲，但也仅是搭上非洲一个边。总体而言它仍一幅小型的中亚和西亚地图。
虽然，《大元一统图》算不上世界地图，但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一定是出自元代，因为在《大明混一图》（见图8.4）中，我们看到了元代世界地图的伟大身影。我是2004年去过南非之后，才知道南非有一幅在由中国复制的原大的《大明混一图》。此图是南非国民议会议长金瓦拉女士访问中国时，看到曹婉如等专家1994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代地图集》中印刷的此图，才恳请中国政府为2002年底在南非举办的“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提供该图复制件。我是在不久后的一个电视专题片中看到《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电视里的非洲小姐说：地图上显示着明显的非洲大陆的形状，甚至详细地标出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海峡。这幅古非洲地图从未在世界上向公众展示过，南非政府获得特许，从这个相当精致的历史艺术品上获得了一个原样摹本。这幅名为《大明混一图》的地图，制作年代显然比西方探险家和地图绘制者最早抵达南部非洲的时间要早上100年。
这幅巨大的古地图原件一直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看过那个专题片后，我曾专门带着介绍信到这家档案馆，找到馆里的负责人，想看看此图。但他摇着头说，此图从不给任何人看，也从未对外展出过。令人安慰的是2012年，我在新建的上海中国海事博物馆看到了《大明混一图》的原大可能是国内唯一复制件。《大明混一图》原图纵3.86米，横4.75米，彩绘绢本，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属国宝级珍贵历史文物。它所绘地理范围东至日本、朝鲜；南至爪哇；西达非洲西海岸、西欧；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当然，南非人最感兴趣的是这幅图对南非的完整描绘。因为，对于非洲它是“第一次”，目前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描绘南非的地图。在这幅明代地图上，还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满文标签，是清政府取代明王朝后，将这幅图内1 000余个汉字地名，全部按等级贴盖上了大小不同的满文标签，表明满族人正统治着这片土地。
图8.4 《大明混一图》（局部）所绘地理范围东至日本、朝鲜；南至爪哇；西达非洲西海岸、西欧；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其中，对南非的完整描绘，是非洲的“第一次”，同时，它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
《大明混一图》上没有留下绘图的时间与绘制者的名字。专家们只能根据地名标注等对照分析来判定：此图约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其中国内部分是依据元朱思本的中国全图《舆地图》绘成；非洲、欧洲和东南亚部分是依据元末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绘成；而印度等地可能是依据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鲁马丁的《地球仪》和彩色地图绘制；北部还可能参照了其他地图资料。
因而，谁是欧洲与南部非洲的最早描绘者，成了千古之谜。
尚未“混一”的疆理图
与《大明混一图》同样受地理学界关注的还有一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地图也绘出了整个非洲，包括好望角。比《大明混一图》好些的是《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见图8.5）上留有重要的跋文。
“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
建文元年（1399年），朝鲜贺使金士衡在中国看到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4年后，即公元1402年（比《大明混一图》晚了13年）经金士衡、李茂初步考订和李荟详细校对，后由李荟和权近补充朝鲜和日本部分。最后，在绢上绘制完成这幅纵158.5厘米、横168.0厘米的彩绘地图。从图的比例看，权近将朝鲜半岛画得比日本列岛大四五倍。
图8.5 朝鲜贺使金士衡在大明看到了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并将这两幅图的复本带回国。4年后（1402年）由李荟和权近补充朝鲜和日本部分，完成这幅纵158.5厘米、横168.0厘米的彩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这幅地图的原图早已亡佚，现存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公元1500年日本人摹绘的，先藏于日本的一古寺中，后被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但据日本古代地图研究专家海野一隆重说，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馆有一幅更好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复制版。这幅保存着元代绘图风格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描绘范围：东自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绘出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绘有渤泥（婆罗乃），三佛（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等；正西绘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陆及北部地区；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以北一线。这幅地图同样告诉我们，早在欧洲人绘画的世界地图出现之前，元王朝就已对亚洲、非洲等地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现在的问题是，这幅地图的重要母本——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中的非洲大陆是怎样绘图出来的？由于李泽民和清浚的舆图均已失传，史料中也没留下他们任何故事。关于这两幅图的详细内容以及李泽民和清浚是否有航海故事，也就无从得知了。日本地图学专家海野一隆认为：《声教广被图》应成于元代中期1330年前后，其对非洲东岸和南部海岸的描绘之底图，应取自伊斯世界的地图。因为古代印度洋毕竟是伊斯兰的世界，而那里的航海技术与地图知识也一直是世界先进水平。此外，中亚来大元的阿拉伯人札鲁马丁曾为元朝制作过一个地球仪（早已消失），或许对中国人描绘世界另有帮助。
但无论如何，首次描绘出南部非洲的《大明混一图》和《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在世界地图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明朝的皇上从这张图中，也只能看到半个世界。当然，这时欧洲的君王也在蒙昧之中，他们看到了也是不完整的世界。
东方人在东方，画东方人的世界地图。
西方人在西方，画西方人的世界地图。
迪亚士1488年绕过好望角后，欧洲人才“发现”南部和东部非洲，并将这一部分“发现”并入欧洲的世界地图；再后是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欧洲人又将这个“新大陆”并入他们的世界地图中；再后是麦哲伦环行世界，世界地图才算真正“混一”了。东方与西方的世界地图，才在激烈地历史大碰撞中融为一体，生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地图。
完整的世界地图和全新的世界观进入中国，还要等待另一次东西文化的大碰撞。
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世界地图
当大明中国停止远洋航行之际，西方世界正酝酿一股席卷世界的航海狂潮。1488年葡萄牙的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后，达·迦玛沿着他的航线跨过印度洋，在印度登陆。此后，以印度为基地，葡萄牙人展开了占领东方市场的宏伟计划：占领亚丁——控制红海通道；夺取霍尔木兹——控制波斯湾通道；攻占马六甲——控制东部通道。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对这一切竟浑然不觉。
据《广州通志·夷情上》载：“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大明边境上的香山澳（今澳门），就这样生出一个“番鬼城”。葡萄牙人以修船为名赖在香山澳不走了，顺着葡萄牙人开出的航路，西班牙人也来了；意大利人也来了。这些洋人将东来第一站选在了肇庆。
肇庆位于珠江三角洲顶端的西江边上，江海交汇，水陆交通便利。早在西汉时，这里即立高要县；隋时，高要升为端州府；宋时，书法家皇帝宋徽宗赵佶，穿上龙袍之前曾为端王。后来，为纪念福之肇始于端州，遂将此地改为“肇庆府”，并亲题了三个瘦金字。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提督吴桂芳正式开府肇庆。这里又成为两广政经中心，自然成为西洋人登陆南中国的首选之地。
1579年6月，36岁的罗明坚抵达澳门，他被称为首位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其实，1552年，西班牙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就已抵达澳门。更早的元朝，也从海上来了不少洋教士）。1582年春天，通过当时最有话事权的葡萄牙驻澳官员疏通，罗明坚得以在肇庆落脚，并很快将正在印度果阿（葡萄牙东方殖民活动的中心）传教的玛提欧·利奇调来当助手。为融入中国社会，玛提欧·利奇给自己起了一个载入中西交往史册的中文名字——利玛窦。
师徒二人在肇庆落脚，仿照和尚的样子剃光了头发，改穿僧服；并请求地方官批一小块地，让他们建一座敬神的小房子。斯时正在西江边上兴建镇河宝塔的知府王泮，就在他的宝塔旁边，批给西僧一块土地。万历十三年（1585年），漂亮的小教堂与王泮的崇禧塔同时落成。不知这西洋教为什么宗教的王泮，亲题两块匾额送给教堂：一块“西来净土”，一块“仙花寺”。1588年，王泮升任湖广布政使，并离开了肇庆（同年，罗明坚回意大利）。临走的前一年，当地人为了纪念来自绍兴的王泮，在肇庆为官八年的贡献，特在崇禧塔西侧为他修了一座“王泮生祠”。这座建筑的后殿仍在，崇禧塔仍立在西江边上；但今天已无法找到利玛窦“故居”——仙花寺了。旧址上，而今只有一个石碑，上书“利玛窦仙花寺遗址。
有了仙花寺这个阵地，利玛窦便摆开了西洋文化的场子：西方书籍、自鸣钟、望远镜、地图……在这个图书馆、展览馆兼文化沙龙的寺院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带来的那幅《世界地图》。利玛窦指着地图，讲述自己在哪里出生、从哪里来到中国、经过了哪些国家……饱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书生，大开眼界。知府王泮是个精明人，即刻请利玛窦把这幅地图翻刻成中文版的世界地图。于是，利玛窦与中国朋友一起绘制了一幅比原图更大的，并且有汉字注释的世界地图。王泮为此图题了一个中国式的名字：“山海舆地全图”。
肇庆就这样拥有了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
外国人最擅长捕捉中国人的弱点，尤其是他们要进入中国社会的时候。利玛窦很快就发现，在中国人看来“世上没有其他的国家、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发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发自卑……另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也就是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仙花寺出现，并非偶然。借助世界地图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进而改变对欧洲人的看法，是利玛窦的文化策略；但他没有料到，地图中的中国位置会成为东西文化一次耐人寻味的碰撞。
《山海舆地全图》绘成后，王泮的目光在地图上扫了半天，才找到“我泱泱大国”，知府大人对“置中国于地图之极东一角”，表示了不满：“世界唯中国独大，馀皆小，且野蛮”。刚刚落脚肇庆的利玛窦感到了主人的不快，决定以东方视角重新安排中国的位置与世界图景。
非常遗憾的是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早就消失了，它到底是啥模样，没人能确切描述出来。2000年以郝晓光为首的几位地图学学者，根据史料加推理，复原出了一幅《山海舆地全图》示意图，使人们对最初的那幅地图有了形象的认识。而据地图史学家考证，最接近《山海舆地全图》的是明代的理学家九江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1585年编撰的《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名字已经不一样了）。这张地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仿制图。《舆地山海全图》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这似乎证明了：除《山海舆地全图》外，利玛窦后来画的所有世界地图，全都是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的。400多年过去，直到今天，这款“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虽经无数次修正，越画越准，但却从未走出“利玛窦框架”。
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许被利玛窦改图而“事件”化了，但它确实是研究中国封建思想史的一个值得反复思索的“经典”。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他的学生游文辉为纪念引他入教的老师，很快绘出了布上油画《利玛窦肖像》（见图8.6），画纵120cm，横95cm。画中利玛窦身穿汉服直裰（音duō），这种衣服斜领大袖，四周镶边，因后背中缝直通到下面，故名直裰。这幅著名的利玛窦儒服肖像后来由传教士金尼阁带回罗马，现保存于罗马耶稣会总部Chiesa di Gesu大教堂。这幅画也被美术史学认定为中国第一幅油画。
作为耶稣会学习油画的信徒和利玛窦的学生，这幅肖像可看作游文辉两重的“反哺”吧。利玛窦去世后，1617年游文辉转到杭州继续画画与传教，直到1633年逝于杭州。
新世界观并没改变中国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不论是把中国放在中央的，还是置于一边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也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世界图景。这是中国与世界亲密接触的极好机会，但机会并非变革的必要条件。
图8.6 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病逝，他的学生游文辉为纪念引他入教的老师，很快绘出了布上油画《利玛窦肖像》。这幅画也被美术史学认定为中国第一幅油画
直到1601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年，利玛窦才等来了进京拜见万历皇帝的机会，此时四十岁当了三十年皇帝的朱翊钧，已经称病不朝。但这位“西洋陪臣”还是献上了系列礼品：天帝母图像、天帝经、自鸣钟、建筑绘画、铜版画、西洋琴、沙刻漏、乾罗经，还有一张被叫做《万国舆图》的世界地图和不久前在荷兰出版的奥特里乌斯编辑的有五十多种各国地图的《世界概观》地图册。万历皇帝是否看了世界地图集，我们不得而知。但那幅《万国舆图》万历皇帝非常喜欢，他令工匠把这幅世界地图分成12幅，做成屏风。世界地图就这样变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