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最为我们熟知的为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的李之藻原刻版，共有七件，都保存在国外）。国内保存有此图的彩绘摹本，为六屏幅，纵168厘米横380厘米，原藏北平历史博物馆，1936年为避战火运至南京，现藏南京博物院。此图是当时世界的最接近于真实的地图，上面有9条船，15头海洋动物，南极大陆有8头动物，还用中文记有各种传说和猜想。图称中国为“大明”。
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观，并没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在世界地图面前“崩溃”。虽然，此后的中国绘制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至于，中国皇上的世界观，仍然坚挺得很，也固执得很。直到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进北京后，中国上上下下的世界观，才在枪炮声中“崩溃”。
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并非只有中国人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央，很多国家都是把自己放在地图的中央，欧洲的地理学也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从便于使用地图的角度讲，把自己的国家放在世界的中央，是合乎“情”，也合乎“理”的。
2010年是这位伟大的西学传人，在北京去世400周年。从1582年澳门登陆到1610年病逝北京，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漫长的东方岁月里，利玛窦留下了大量的世界地图，据古代地图专家曹婉如考订其版本有十余种：《山海舆地全图》（王泮付梓，肇庆，1584年）；《世界图志》（南昌，1595年）；《世界图记》（南昌，1596年）；《山海舆地图》（赵可怀勒石，苏州，1595——1598年）；《山海舆地全图》（吴中明付梓，南京，1600年）；《舆地全图》（冯应京付梓，北京，1601年）；《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付梓，北京，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刻工某刻板，北京，1602年）；《两仪玄览图》（李应试付梓，北京，1603年）；《山海舆地全图》（郭子章付梓，贵州，1604年）；《世界地图》（李应试刻板，北京，1606年）；《坤舆万国全图》（诸太监摹绘，北京，1608年）。
400多年过去，如今在中国可以看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仅剩下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见图8.7）、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线仿绘本《坤舆万国全图》、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刻本《两仪玄览图》、禹贡学会影印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少数几个版本。其他的版本流散于亚欧其他国家。所以，抛开其他不谈，就是仅仅从地理学来论，利玛窦都不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2000年，为与上一个百年，或上两个千年作别，北京修建了中华世纪坛，坛内雕刻了一百位对中华文明有贡献的历史名人，其中仅有两个外国人入画，一位是马可·波罗，一位是利玛窦。
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利玛窦则把世界介绍给中国。
图8.7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
西儒送来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
1610年，给中国人送来“第一张世界地图”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死在北京，同年年底，澳门岛上又来了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他就是为中国送来“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职方外纪》）”的艾儒略（见图8.8）。我不想说这是天主之意，但事实上，这两位死在中国的意大利人，确实用生命完成了一次载入青史的西学知识的大接力。
1582年出生的艾儒略和利玛窦一样，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威尼斯神学院毕业后，艾儒略加入了耶稣会，并由此踏上了异域传教的道路。1613年经过三年的努力，艾儒略终于得已进入中国内地，为了讨好中国人，他为自己起了个“艾（爱）儒”的名字。
图8.8 艾儒略版画像
沿珠江口北上的艾儒略，先在利玛窦生活过的肇庆落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沿韶州、南京一线北上，顺利到达了北京。在北京他找到了利玛窦的老朋友，已经入洋教的徐光启。不久后，他跟随辞职返乡的徐光启到了江南。在杭州传教的过程中，他接纳了杨廷筠、李之藻两位重要人物入教，并开始用中文出版著作。从1623年到1624年，艾儒略在江南先后出版了他的最为重要的三部著作：《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
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并非原创，或者说，它就是一部向利玛窦致敬的著作。这是一本他与杨廷筠联合编撰的“世界地图册”，其底本就是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艾儒略将自己的名字题于地图的左上角。
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说起来也不是他的原创，此书封面上印着这样一行字：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这十几个字告诉人们它是一部书的译记。此中的意思有点复杂，要分头来说，才能把它说清楚。
先说什么是“职方”？“职方”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官职。远在商周时期，便有“职方”“外史”一类的官职，专司地理文献方面的管理及考编工作。接着说“外纪”又是一种什么“纪”？商周设“职方”之官时，也有“外史”之官。凡外出之史，记录的地理文献方面的文字，称之为“外纪”。这方面的早期经典，即晋释法显的“外纪”之书《佛国记》。此后，这类舆地志书，渐次盛行。
“西海艾儒略增译”，所谓“西海”是明朝对弄不清的西方来客的统一称谓。所谓“增译”，《职方外纪》的署名的多种，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四库全书》中的署名“艾儒略撰”。但在最初的刻本上，写的就是“西海艾儒略增译”。当初刻上“增译”二字，艾儒略是想告诉人们这部书是有所本的。它是从西人庞迪我、熊三拔的西班牙底本上增扩而来的。
“东海杨廷筠汇记”，言明此书有中国杨廷筠的润色整理之功。事实上，没有护教骨干杨廷筠将身为传教士的艾儒略藏在杭州家中，艾儒略不仅无法完成《职方外纪》，或许，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教案中，连小命都搭进去了。所以，天启四年（1624年）此书初刻时，当然要署上杨廷筠的大名了。
现在，该说说这个西洋“职方”是怎么跑到中国写上“外纪”的了。
艾儒略和利玛窦的经历几乎是一样的，都是从澳门进入中国后一路北上，而后进入北京。在中国，一边传教，一边译介西方书籍，这是那一代的传教士的重要使命。利玛窦先后出版著作十余种，而艾儒略则是出版了二十二种著作。此中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即后来收入“四库”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
《职方外记》全书共分五卷：卷一，亚细亚总说；卷二，欧罗巴总说；卷三，利未亚总说（非洲）；卷四，阿莫利加总说（美洲）；卷五，四海总说。附七幅地图——《万国全图》《北舆全图》《南舆全图》《亚细亚图》《欧罗巴图》《利末亚图》《南北阿莫利亚图》。
这是西方人地理大发现之后，最为全面的一部世界地理大全。它不仅记录了大发现之后，重新认识的非洲，和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大陆美洲，还有欧洲人并不十分了解的远东。所以，它不仅是由“西方人编写的第一部中文版的《世界地理》”，同时，它也是“17世纪西方世界的最新版的《世界地理》”。
虽然，这部《职方外纪》有着“欧洲中心观”的视角，但它对世界的全面翔实的介绍，还是吸引了千百年来关门过日子的中国学者。杨廷筠在《职方外纪序》中说：“《楚辞》问天地何际，儒者不能对……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考图证说，历历可据，斯亦奇矣。”而后学之人，更是称赞“兹刻之大有功于世道也”。杭州版刻过之后，艾儒略入闽，由于《职方外纪》深受欢迎，“闽人多有索者，故艾君重梓之。”
艾儒略的《西学凡》，虽然只有一卷，但却将西式学科第一次展现在中国学子面前。此本言西洋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皆其事业，道科则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
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内阁首辅福建人叶向高退职归里，途经杭州，在杨廷筠寓所与艾儒略结识，便邀请艾儒略南下入闽传教。1624年12月29日，艾儒略与叶向高坐船到达福州，开始了在闽25年的传教生涯。
福州是耶稣会在中国刻印出版汉文著作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也是艾儒略出书最多的时期，总共出版了《性学觕述》《三山论学纪》《涤罪正规》《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扬淇园园先生事迹》《弥撒祭义》《利西泰先生行迹》《几何要法》《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天主降生引义》《西方答问》《圣梦歌》等十五种书，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等诸方面知识，因而该时期也成为了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艾儒略一心在福建传教之时，中国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大事变。大清灭明，“爱儒”的艾儒略介入了反清斗争，与史可法讨论在澳门筹备抗清之事，但史可法的军队才到浦口，清兵便已经进入北京。艾儒略只得折返福州。1645年，南明隆武帝于福州登基，赐匾予支持抗清的福堂。次年，清军攻入福州，艾儒略随反清人士逃亡，后因疾病缠身，至1649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灵柩被移往福州，葬于城外十字山。但现在人们拜祭艾儒略时，那个墓园已不是当年的十字山了。1999年，因为福州房地产开发，土地开发商以莲花山墓园一隅辟作天主教公墓来与教会交换原有墓地的产权，艾儒略遗骨被火化后迁至新了墓园。还好，这位来华36年的西学传播者，总算留下了一个“安身”之地。
鉴于这位西来的“职方”尽职尽责地在中国写“外纪”，受其开眼之惠的中国儒生送给艾儒略一个极高的称号——“西来孔子”。
西文善本的中国传奇
2007年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记录网上还能查到：一页正反两面印刷的古登堡《圣经》，标价45万港币。哇——以前只知宋刻本是按页论价的，每页与金箔价格差不多，甚至还高。首届古书展我没赶上，2009年的这一届总算赶上了。在香港展览中心展览馆，我有幸看到了传说中的西文善本。
进入古书展的展厅，我直奔那部4开的英文《圣经》。它的来历可不简单，当年亨利八世为与老婆离婚迎娶第三者为妻，毅然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成为英格兰僧俗两界的最高领袖，1536年又下令用英文诵读《圣经》，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教国家——而这里展出的即是1611年英国皇家“钦定版”英语《圣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最早的“雅思”教材，英格兰语文就是从这本英国的“书经”起步的，它对英语的普及与规范功高至伟。英国历史学家格林宣称，“英国人是一本书的民族，这本书就是《圣经》”，英国文学史家圣茨伯里则说，只熟读一部《圣经》就能成为文学家——这本标价155万港币的古书，“古”得不一般。
书展会上还有一半展品是中国的善本书，这些书有很多来自海外。有人把这些本子的流动解说为“中西文化交流”。但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善本多是被殖民者以各种手段从我国以“文物”的目标掠走的（比如，敦煌经卷），那是流血一样的流失。而中国现有的西文善文则是当年西方殖民者以文化和科技输出方式进入中国，这种文明养料，味道复杂。
借此展览，我很想说一下中国的西文善本。
西学入华的历史，依我粗浅地划分，大体是两块：一是汉唐一脉，为首次西学东来，实是“东学”东来，因为此“西”多集中于印度与西亚；二是明清一脉，为第二次西学东来，这一次的“西”则涉及整个欧洲。由于西方金属活字印刷诞生于1450年左右，所以印刷品意义上的西文善本，只能产生于第二次西学东来。西文善本于明代进入中国，具体讲是万历年间，我们就有了今天被称之为“西文善本”的宝贝。
利玛窦1582年来华，翻开了西学东来划时代的一页。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当是引入《几何原本》。这部在西方世界影响仅次于《圣经》的科学巨著，在1482年有了第一个印刷版本后得到了更加广泛地传播。利玛窦在印刷版本诞生百年之后，为中国带来的是它的1574年印刷版本，此书经过了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翻译整理。恰好是香港举办首届国际古书展之日（2007年11月上旬），利玛窦的后裔利奇先生和徐光启、熊三拔（非直系后代）的后裔在上海相聚，纪念徐光启、利玛窦合译（熊三拔也参与了其中部分问题的研讨）《几何原本》400周年——当年，正是利玛窦“科技开路，曲线传教”的思想和后来的那本《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才引发了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今天看也是西文善本史）的重大事件。
似有冥冥中的承继关系，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的这一年（1610年），又一位传教士在澳门登陆，他就是比利时的金尼阁。5年后，他在回国的船上用拉丁文翻译了利玛窦以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他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之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潮。正是这次回国期间，佛兰德的大画家鲁本斯，在1617年为金尼阁画了一幅油画肖像（见图8.9），后世才得以知道这位伟人的模样。
1618年的春天，金尼阁率领20余名新招募的传教士再次踏上来华旅途。海路遥遥，有7名传教士病死在路上，其中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同船来华的有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泛际等学养深厚的传教士，他们都成了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力。
图8.9 佛兰德的大画家鲁本斯，在1617年为金尼阁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后世才得以知道这位伟人的模样
金尼阁二次来华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即为中国耶稣会建立一个图书馆。为此，他与同伴邓玉函从欧洲各地挑选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加上教皇所赠的500册书，共有7 000册书装船运往中国——如此规模，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大型图书馆。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阁携书抵达中国澳门，由于此前发生过“南京教案”，这批西书只好分批运进大陆，并辗转被带到北京，但后来也只有部分运到耶稣会图书馆。耶稣会撤销后，这部分西书又进入北堂图书馆。
参观过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人，将有幸见到1543年德国首次出版的《天体运行论》，标价150万美金。而金尼阁带入中国的7 000部西书中，恰好就有1566年的瑞士巴塞尔的第二版《天体运行论》。这部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巨著，在1616年曾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但它却能辗转进入中国，实在是万幸。不幸的是《天体运行论》没有像《几何原本》那样被翻译成中文，和那批东来的西书一样寂寞地躺在异乡，成为“没人读过的好书”。
事实上，金尼阁来华之初曾拟定庞大的翻译计划，并联系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徽、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但金尼阁在杭州早逝，最终除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徽等人翻译成中文外，绝大部分西文书籍不仅没发出华夏之声，而且不知所终，死不见尸了。
只为后世留下一个凄凉的名字——“金氏遗书”。
300多年过去，即使找不回“金氏遗书”，人们也想知道，金尼阁带来的7 000西书都是些什么书。我曾请教过一位正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小姐，请她查一查欧洲是否有这7 000部古书的书目。她没能找到这方面的东西，西方没有这些西书的答案。唯一能透露出一点“金氏遗书”信息的，只有那个著名的编目——《北堂书目》。它以书目的形式显示：“金氏遗书”曾经“存在”，今且“活着”。
所谓北堂，其“堂”即教堂；北京当时有东、西、南、北四大教堂；北堂即后来的西什库教堂，坐落在旧北京图书馆的斜对面。所谓《北堂书目》，是北堂图书馆明清藏书的目录，是300多年西学东传的文献缩影，其中包括“金氏遗书”的部分遗存。
北堂藏书十分复杂，它有老北堂藏书和新北堂藏书之分。新北堂藏书是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天主教财产被归还以后，南堂藏书与北堂藏书正式合流以后的北堂藏书。由于老北堂藏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书目，所以，“金氏遗书”的书，就这样混入新北堂的书中，想《北堂书目》中分辨出来，实在不易。
中国是一个书国，即使是看不懂的西书，知识界也高看一眼。《北堂书目》就是应北京知识阶层的请求，于1939年启动的。此工程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介绍，得到美国洛氏基金的支持，由辅仁大学负责编辑。1944年出版了北堂藏书的第一部书目，即法文部分书目；194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拉丁文书目和其他各国文书目。1949年《北堂书目》交由教会出版社正式出版。
虽然，《北堂书目》中难辨“金氏遗书”，但它却是目录意义上的“西文善本大全”。找不到也摸不到“金氏遗书”的中国文献学家，只好把研究西文善本的热情投入到研究《北堂书目》的工作中，是他们的精细统计使我们得以知道：当年的北堂收藏了法文、拉丁文、意大利、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德文、希腊文、荷兰文、英文、希伯来文、斯拉夫文和波兰等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古书。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拉丁文古书，而后是法文古书。据参与过1978年“北堂书”清点的专家说，其中至少有两种是1450——1500年的印本书籍，属于西善极品“摇篮本”。
“北堂遗书”名声极大，但绝大部分来自南堂所藏，大约1 300种；而东堂、西堂和北堂三堂的藏书加起来，才300余种。此外，还有镇江、济南、杭州、南京、上海、正定、武昌、开封等住堂的藏书，和几位主教的私人藏书近千种，加上来源不详的图书2 000千余种，共4 101种5 133册。但“四堂”总藏书量，仍不及金尼阁的“七千遗书”。
如果不做统计，人们很容易认为传教士带来的书都是宗教书。其实不然，《北堂书目》中的宗教类图书，仅占所藏的三分之一。计有圣经、教父学、神学教义及伦理学、辨证神学及神秘主义、教规法及民法、布道及教义问答、祷告书、禁欲主义等，共2 000余种。北堂藏书的三分之二，是自然与社会科学类。计有历史、自然史、哲学、文学、几何学及水文学、数学、天文学及日晷测时学、物理学及化学、机械学及工艺学、医药学、语言学、传记、杂类等，共3 000余种。
不能不叹惜：当年若把“金氏遗书”或“北堂藏书”全部翻译过来，我们的大明、大清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面貌？但历史不是游戏，历史是你不得不接受那个结局：明清一脉，中国人依然热考“四书五经”，不问科学，遑论民主。
“金氏遗书”显然是见不到“全尸”了，但还有北堂藏书。这么多身世复杂、价值连城的西文善本，而今，都在哪个“高阁”里“高就”？
据说，《北堂书目》及北堂所藏的西书善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其中，至少有四种（五册）1450——1500年间出版的珍贵“摇篮本”，其次才是这里所说的那些西文善本，这些古书有的在西方已经失传。
据说，有人见过第二版的《天体运行论》，它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里，蓝布函套，犊皮封面，扉页上有与金尼阁同船来华的传教士罗雅谷的拉丁文名字。
两年前，我曾拜访过国图善本部，原打算走“后门”拜见善本，结果是“没门”。不久前，见到上海交大的科学史博士江晓原先生，与他说起此事。他说，当年为做毕业论文也曾找过“北堂遗书”，结果也是见不到。他告诉我：“此中说法颇多”。
公开的信息称，国图善本目录中收录了1 953种西文和日文书籍。但北堂藏书不包括此目录之内。由于“种种原因”吧，北堂藏书还不能对内或对外开放，“金氏遗书”的最终面目，仍无从揭晓。
我只能祝愿这些西文善本——大善存焉。
大明王朝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
范文澜先生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话并不一定错了，但却完全忽略了明朝——中国就没闭上眼睛。不说郑和下西洋后，《武备志》里展现了“郑和下西洋航海图”，单说万历朝，利玛窦给中国带来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令大明知识界乃至皇帝都看到了全新的世界地图，大开眼界。
所以，仅从地图的角度看去，不仅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够准确，连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划在鸦片战争，也值得商榷。我更倾向于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位于明代，至少在与地理学的意义上是有依据的。
文艺复兴是西方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它靠着两个致命的武器，终结了欧洲的封建社会，使欧洲开始向全新的社会形态过渡。文艺复兴并非如它的四不像的汉译命名一样是“文艺”的“复兴”，而是一种再生，是自由意识觉醒。它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一是发现“人”；二是发现“世界”。前者是将神权的统治扭转到人文主义的轨道上来，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文化的进步，进而为资本主义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后者是发现“世界”，大航海带来了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东方与西方、旧大陆与新大陆，相互碰撞，世界格局因此而改变。
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事外，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虽然，这种参与有着极大的被动性，但相对于西方而言，整个东方差不多都是被动的，被动地从传统社会中拉扯出来，加入到世界的“三千未有之大变局”。
此后的世界史，此后的中国史，已无法再简单地归入各自的独立的编年史中，世界史、世界近代史与各国的国史紧密相连。中国历史也是如此，从此刻开始，已不能再单独书写，它将进入到世界近代史的大格局中，重新定位这一段的中国史和中国的近代化。
虽然，中国以自己为世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将中国图景绘入世界地图，一直是西方的一项伟大地理工程。
在西方地理学先师托勒密公元2世纪描绘的最早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是不存在的，印度是世界的最东边。这样的认识在西方足足持续了一千年，直到1375年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航海图》的诞生。在这幅细密画风格的地图上，中国被描绘成一片富裕的大地，大汗的京城（北京），南方的刺桐（泉州）港，皆在其中；但元蒙帝国的边界完全不准确，比例也和实际相差甚远。这是马可·波罗东方旅行之后，最清晰地描绘了中国的西方世界地图。不过，此时离新大陆的发现，还有一百多年，世界仍是残缺的。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507年德国教士瓦尔德西缪勒绘制并出版加入了美洲的全新世界地图——世界终于成为一个整体。
奥特里乌斯《世界剧场》，即《世界概观》的世界地图集1570年首次出版后，大受欢迎，此后，这部地图集经过多次增补，在1584年荷兰安特卫普版的《世界概观》中，出现了西方世界第一幅单张中国地图，并以“CHINAE（中国）”作为图名（见图8.10）。这幅中国地图由葡萄牙地理学家路德维科·乔里奥（Ludovico Georgio）绘制，他的另一个名字叫乔治·德·巴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
图8.10 奥特里乌斯1585年在荷兰安特卫普出版的《世界概观》地图集，它收录了一幅葡萄牙地理学家乔里奥所绘制的《中国地图》，这是西方世界的首张单幅的中国地图
此图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打通马六甲航线后，有机会自南海接触到中国和中国地图。据信，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已于1574年传入西班牙。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10年后，乔里奥的这幅中国地图。这幅中国地图也是一张中国分省地图。它标出了明朝当时15个省份中的13个省份的位置及名称，这些省份有：广西（QVAN CII）、广东（CANTAM）、福建（FOQVIEM）、浙江（CHEQVIAM）、南京（NANQVII）、山东（XANTON）、京师（QVINCII）、贵州（QVICHEV）、陕西（XIAMXII）、山西（SANCII）、云南（IVNNA）、河南（HONAO）、江西（FVQVAM抚州）。四川和湖广则没有标出。其中，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一些港口城市和海岛也标注得较为清楚，如：澳门（但误为珠江口东岸）、厦门、宁波、海南岛、台湾岛等。这幅地图的另一贡献是，第一次在西文的中国地图上绘出了长城。
1584年，西方通过《世界概观》知道了中国的图景与位置，这一年，中国也首次拥有了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全图，即利玛窦在广东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1585年，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就这样连在一起了。
海洋外交引领大明跨入近代史
现在，我们换一个视角，从海洋外交来看大明朝。
虽然，1500年到1700年之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是在平和中进行的，甚至，一直到1840年前，中国社会一直与西方世界都没有大的正面冲突。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同西方人打外交战，甚至小的战争。恰恰相反，晚清的屈辱，在大明时已留下了伏笔。
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被马可·波罗的游记所激发。在1492年哥伦布西行寻找中国撞上美洲之后。葡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在里斯本出版。虽然，1502年这个葡文版比1307年的法文版，晚了二百年，但它激起的到东方去的欲望，却非同凡响。葡文版的前言中说：“向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鼓动对那片叫做Syne Serica（中国）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访Catayo（契丹，古欧洲人对中国北方的称呼，一度代指中国）。”
中国与西方世界相遇，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1508年，葡萄牙人塞戈拉（Diogo Lopesde Sequeira）自里斯本率六艘船只远航满剌加（马六甲）。葡萄牙国王特颁指令，要求他汇报在满剌加的中国人的情况：“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1517年，已经拿下了马六甲的葡萄牙，派出特使皮瑞兹沿南中国海北上，先后到达广州和北京，要求通商，但被大明政府拒绝了。1553年葡萄牙人不再提通商要求，而以修船为借口，在澳门“借住”，一住就是446年。
利玛窦在广东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和此后艾儒略神父编成《职方外记》等著作，天朝中国总算有人明白，天外有天，如万历朝进士谢肇淛在他的博物著作中《五杂俎》所言：“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此时的国人，不仅借地理学开阔了眼界，而且，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并列而谈，没有摆出“华夷”的鄙视外来文化的大架子，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全球化心态。新的地理学为大明开启了一个融入世界的良机。
1604年大举进入南太平洋的荷兰人，首次占领了澎湖岛，1624年二次占领此地失败后，转而占据了南台湾。以制作地图名闻天下的荷兰人，很快画出了荷兰版的台湾地图。
西班牙人，在荷兰人占领南台湾的第二年，也就是1626年，以保护吕宋的中日贸易为名，率几艘大帆船侵入北台湾，随后在基隆建起了港口，定名为特里尼达德。
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亲率25 000将士，战船数百艘，从金门出发，经澎湖，突进台湾西南部的台江内海，于第二年元月，攻打大员（今台南），收复台湾。瑞士阿尔布列·赫波特1669年出版的《爪哇、福尔摩沙、印度和锡兰旅行记》中，刊载了这幅《郑成功围攻热兰遮》插画，它也是郑成功1661年攻打台湾的纪实海战图（见图8.11）。
这一切，表明早在16至17世纪，大明政府已经在主权、军事、贸易、文化、宗教诸问题上与世界展开了正面交锋，包括直接与海上进犯澎湖台湾的洋人开战。
同时，西方列强，如西班牙与荷兰的战争也打到了中国南部海域。
中国的外交，从此不再是昔日的西域式“和亲”外交，南洋式的“朝贡”外交；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已进入了世界的视野与纷争之中。不过，此时的大明王朝，尚以帝国的姿态雄霸东方。不仅周边邻国多听命于大明王朝，连刚刚介入东方纷争的西方列强，也对大明敬畏三分。所以，大明直到垮台，也没有遇到来自西方的太大的挑战与威胁。
图8.11 《郑成功围攻热兰遮》原载于瑞士阿尔布列·赫波特1669年出版的《爪哇、福尔摩沙、印度和锡兰旅行记》。它是一幅精美的插画，也是郑成功1661年攻打台湾的纪实海战图
可以说，明代的中国与世界，是在温和中握手。由于没能完全融入新的世界之中，中国又在温和中与世界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