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世界，师夷长技
三朝《职贡图》固化的“天下观”
古代中国存世的有三大《职贡图》，前文说到两个，一是南朝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职方图》，二是唐代阎立本所绘《职贡图》，另一个就是清乾隆谕旨绘《职贡图》。
中国古代政务与外交文献中，有两个“职”被常常提及，一是职方，即古代职掌方面之官，是古官名。同时，也代指版图，泛指国家疆土。二是职贡，是指藩属或外国对于朝廷按时的贡纳，这两个词先秦就已存在了。
最早的《职贡图》已不可考，存世最早的是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年）所绘《职贡图》，南朝梁都建康（今南京），宋、齐、梁、陈先后在此建都，所以，此画顺理成章地收藏在南京博物院。不过，此画已是宋代摹本，今存残图为，纵25厘米、横198厘米。原图共绘有25国使，残本仅为12国使，即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国等使臣像。反映了南朝与各国友好交往。
唐代阎立本所绘《职贡图》为手卷，绢本，设色，尺幅为，纵61.5厘米、横191.5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唐强大的国家，长安已是国际性都市，是欧亚大陆上的一个活动中心。阎立本的《职贡图》描绘的是唐太宗时期，此画主要表现的是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的国使来大唐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唐代存世的还有中唐画家周昉的一幅《蛮夷执贡图》，现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残画上有一胡服贡使，手牵一剑羚。画上有金章宗的题签，职贡，误题“执”贡。
宋元的《职贡图》存世的极少，北宋有李公麟的白描《五马图》，是西域向宋朝贡马的实录，也可算为《职贡图》。原画二战后失踪，珂罗版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元末有画家任伯温的《职贡图》，绢本设色，纵36.2厘米，横220.4厘米，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藏。此图描绘的也是游牧民族入元朝进贡宝马的情景。
按理说，明代有郑和下西洋，应留下一批《职贡图》，但实际上，明代《职贡图》极少传世，仅有仇英的《职贡图》手卷，绢本设色，纵29.8厘米，横580.2厘米，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此图绘边疆少数民族进京朝贡的情景。此外，苏州昆山昆仑堂美术馆还藏有一幅明代佚名《职贡图》。
现在说说大清，乾隆可以说是一位关心国际事物和世界科技的皇帝，1751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颁降寄信谕旨：“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侍，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清廷以此开始编绘《皇清职贡图》绘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编辑而成《皇清职贡图》一书（见图9.1）。
《皇清职贡图》共绘制有各类男女服饰图像99幅，图像后附有简要的说明，扼要介绍了各该民族的史略、生活习俗以及与清王朝的关系。全书共9卷，卷1为域外各国，卷2为西域各族，卷3至卷8基本上为清朝版图内的少数民族，卷9则为补遗。
《皇清职贡图》排列顺序来看，朝鲜被排在第一位，其后，依次为琉球国、安南国、暹罗国、苏禄国、南掌国、缅甸国、大西洋国、大西洋合勒未祭亚省、大西洋翁加里亚国、大西洋波罗尼亚国、大西洋国黑鬼奴、大西洋国夷僧女尼、小西洋国、英吉利国、法兰西国、日本国、马辰国、汶莱国、柔佛国、荷兰国、鄂罗斯、宋腒朥国、东埔寨国、吕宋国、咖喇吧国、嘛六甲国、苏喇国、亚利晚国、巴勒布大头人并从人即廓尔喀、哈萨克、布鲁特、拔达山、安集延、爱乌罕、霍罕、启齐玉苏部努喇丽所属回人、启齐玉苏部巴图尔所属回人、乌尔根齐部哈雅布所属回人……共计40处。
图9.1 《皇清职贡图》中的《荷兰国夷人》
从图说的表述看，与大清关系最亲密的是“庆贺大典俱行贡献礼”的朝鲜国，其次是“屡赐匾额”的琉球国，其后是“十年一贡”的南掌国，再是“朝贡惟谨”不知几年一贡的暹罗国，而后是“五年一贡”的安南国和苏禄国，然后是“贡市不绝”的荷兰国，及“朝贡贸易每岁或间岁一至”的鄂罗斯，接着是只进贡过一次的缅甸国和大西洋国。研究此图的专家们特别指出：清朝将“鄂罗斯”也纳入在朝贡“国家”。其实，清朝与沙皇俄国之间，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前后起，即已是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了。但大清仍强调朝贡。关于西方的小西洋国、英吉利国、法兰西国等，有些强调朝贡，有的丝毫没有记载朝贡，有的以前朝贡，到了清朝什么关系都没写，只描述了其风俗习惯和服饰等。而且没有关系的“国家”比有朝贡关系的还多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清初的国际视野比较宽阔了，不是为了强调“朝贡、献贡”的上下关系而编绘，其真实用意还在于认识和了解国内外诸多“民族”及“国家”的现状，以及这些“国家”，及其与清朝间的关系，但除了“朝贡、献贡”的传统意识，天朝似乎也没想出能与世界接轨的“平等”方式。
《皇清职贡图》，后来又有多次增补，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最终完成。这一年恰有重要的贡使来朝——英国首次向中国派出的国家使团，由马戛尔尼率队来到中国，由此引发了“礼仪之争”的著名外交公案。
闭关锁国的“鸵鸟”策略
满清帝国的建立与北方部族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满蒙联合，使东方之满与北方之蒙形成合围之势，最终灭了大明。此后，康熙一朝，又经过10年的努力，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了一统江山的霸业。若以版图最大化和结束北部边疆分裂局面而论，“康乾”足以称为“盛世”。
话说回来，满清帝国大陆版图的出色经营，并不能遮盖它的海洋策略的失败。如果说，明朝的“海禁”失去的只是海上贸易的利益，那么，满清朝廷的“闭关锁国”则直接导致了这个帝国走向灭亡。
清初的“海禁”基本上是对内不对外的，在东南海域主要是应对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海上反清势力。所以，1683年统一台湾后，大清又放松了海上贸易限制，不断有外国商船来中国做生意，并商讨通关事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著名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引发的“礼仪之争”事件。后来，英国画家吉尔雷还专门绘制了一幅颇有讽刺意味的《乾隆会见英使马戛尔尼》，嘲笑大清帝国的傲慢（见图9.2）。
图9.2 英国画家吉尔雷绘制《乾隆会见英使马戛尔尼》的漫画，以讽刺笔法嘲笑了大清帝国的傲慢
马戛尔尼访华与马可·波罗到大元完全不同：马可·波罗是来大元游历的商人，不代表威尼斯政府；马戛尔尼则不同，他是代表英国来华的国家使臣；这是中西外交史上一次国与国的正式接触。所以，“国礼相待”成了接待与访问双方都很看重的事情。许多史料讲，中英冲突始于跪与不跪的“礼仪之争”。其实，那只是表面现象，事实是，有英使远隔重洋而来给清皇祝寿，已让乾隆很有面子了。真正令乾隆不高兴的是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物和礼物背后的通商条件。
如果说利玛窦给万历皇帝带来的世界地图和自鸣钟，表达的是一种全新而温和的“世界观”，那么马戛尔尼的礼品所体现的则是海上强国的强硬的“方法论”。在马戛尔尼使团近600件的丰厚礼品中（清王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还礼3 000多件），不仅有天文地理仪器，更有最新的军火样品：长短自来火枪12支；还有双管火枪；除了各式枪支外，还有铜炮西瓜炮数个，有意思的是英使团，随团还带来若干炮兵，准备在御前试演；作为新兴的海上强国，英使团还献上了一个高5尺余、长5尺余的装有一百门铜炮的风帆木质战舰模型。
英国人显然有炫耀武力之意，但也透露了当时最重要的国防与军备信息。可是乾隆帝却撑着面子，硬把这些当时的高科技成果，看作奇技淫巧。并让宫中的戏班子为英国使团演了一场昆剧《四海升平》的“朝贡戏”。戏中的唱词和乾隆后来写给英王的信，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
但英使团所提要求，可不是乾隆想得那么简单：①英国在北京开设使馆。②允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贸易。③允许英商在北京设一货栈。④请于舟山附近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商居住使用。⑤请于广州附近，准许英国同获得上述同样权利。⑥由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货物请予免税或减税。⑦请公开中国海关税则。
乾隆龙颜不悦，即令送客。送走了英国人，乾隆仍不放心，于是颁发谕旨，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闭关政策”，其具体内容有三：限定一口（广州）通商；严格约束外商活动；限制中国商民出海。与明代的“海禁”相比，清代的“闭关锁国”，更加“反动”。
明代的“海禁”只是禁止了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但通过“朝贡”和官办的方式仍可进行海洋贸易；而清代的“闭关锁国”，不仅是不与外国商贸往来，还严格限制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交流。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乾隆起，一直延续到道光时鸦片战争前夕。
当然，从自我保护的角度讲，满清一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当时对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国防作用，它防止了中外反清势力的联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这种策略也不止中国一个国家使用。1600年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即开始驱逐在日本的欧洲人。除了中国人和少数向日本提供西方商品的荷兰商人外，禁止外国和日本通商。从1615至1854年，日本经历了250年的“闭关锁国”，也维持了250年的内部和平与经济繁荣。
中国和日本的“鸵鸟”策略，完全能自给自足，但却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乾隆时期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半个世纪后，英国军队用坚船大炮都得到了：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
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中国海关税应与英国商定……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即使150多年过去，魏源的经典意义仍被后人不断提起，他那部大书像一根隐身于历史暗影中的古藤，只需轻轻扯动就会发现，那些具有某种暗喻的枝枝蔓蔓……1840年英国人打到大清的门口时，道光皇帝尚不清楚英国在什么地方。奉旨南下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也不清楚生产鸦片的土耳其是否归美国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源受林则徐之托，根据梁进德等人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编写出划时代的大书《海国图志》。
1794年生于湖南邵南的魏源是怎么与福建侯官林则徐一起成为“开眼看世界”的一代宗师的呢？话还得从魏源父亲说起。林则徐早在江苏任布政使时，就与魏源的父亲魏邦鲁相识。魏邦鲁当时是其门下的一个九品小吏，由于清廉能干，深得林则徐的敬重。1830年，林则徐服阙抵京，在京逗留3个多月，与在京会试的魏源和龚自珍相遇。林则徐因为与两位才俊的父亲相识，所以相处十分愉快。两年后，林则徐赴江苏接任巡抚，遂延请已近不惑之年的魏源入幕，共议政事。正当魏源一心在江苏整顿盐务、兴办河工之时，海上事端突起，大清天下一片乌烟瘴气。此后，林则徐赴广州禁烟，魏源赴杭州参与定海抗英。不想，分手两年后，再见面时，林则徐已是革除官职的戴罪之人。
1841年，57岁的林则徐被朝廷以“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及“废弛营务”等罪名，革除四品官职，发往新疆伊犁充军。这年7月，负罪北上的林则徐在京口（今镇江）与魏源相遇。二人把酒浇愁，百感交集，彻夜长谈之后，林则徐把在广州组织梁进德翻译的《四洲志》手稿，和美国人裨治文用中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及其他资料，郑重地交给魏源，嘱托进一步搜集华夷资料丰富此书，编出一部能令国之上下了解世界的大书，即《海国图志》。魏源接过这一历史重托，想到英雄末路，想到家国天下，挥泪赋诗：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风雷憎蠖屈，风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次年7月，魏源挟《圣武记》不了之情怀和林则徐之嘱托，展开《海国图志》这一前无古人的宏大书卷。在梁进德翻译的《四洲志》基础上，历时5个月，编出皇皇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并于当年12月排出木活字本，即《海国图志》第一个版本（现藏于湖南图书馆）。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其叙言开宗明义：“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全书57万字，文字比《四洲志》增加了5倍之多。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为魏源亲自写的《筹海篇》。从议守、议战、论款三个方面，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系统论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对策，实为全书之纲。第二大部分为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物产矿藏、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中西历法、中西纪年对照通表等等。突破了“中国是天下的中心”的陈腐观念。第三大部分为鸦片战争的有关档案材料及国外情报资料和武器的制造图样、西洋技艺、远镜做法资料、用炮测量方法及测量工具等等。第四大部分为《地球天文合论》，系统介绍了地球形状、运行规律，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1842年底刻印第一版后，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和咸丰二年（1852年），魏源两次大规模修改《海国图志》，将50卷扩充至60卷，最终增至120卷。《海国图志》打破了传统的“夷夏”文化价值观，首次将西学纳入到中国学问中来，摒弃陈旧的世界观，开辟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
从未走出国门的魏源，通过整理资料，在这部巨著中，提出了很多“制夷”的具体对策：
在国防建设上，他主张：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置造船厂、火器局，按西人之法养兵练兵，还要建立情报部门，要悉夷情、师夷技，以抵制其殖民扩张。
在经济建设上，他主张：迅速发展海运，应对海上列强。同时，基于鸦片贸易，造成国库空虚，提出发展金融业，按照西法铸造银钱，以充实国库。支持林则徐提出的“互市”政策，在平等基础上公开进行海外贸易。允许商民开矿。要像西洋强国那样“以商立国”。
在政治体制上，魏源认为英美的议会体制体现了“公”和“周”：每四年选举更换总统，可谓“公”；民主选举，议事听讼，可谓“周”；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魏源说：“呜呼，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显然，他强调要用开明的心怀，开通的脑筋，开放的眼光来对待真正的“天下”。因而，魏源是比他的同代人站得高看得远一代先师。
对于当时的大清国来讲，《海国图志》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奇书。它不仅辑录了世界地理概况，而且突出介绍了各国的政治与法律，并不时插入批判的声音。在《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魏源指责英国为“无道之虎狼”，颂扬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赞扬了美国的总统选举任期制。这在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认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极具先觉意义。
然而，魏源的济世泽民、拯救国家危亡的先进思想，并未被大清所采纳。虽然，我们说它宣告了我国闭关自守时代的结束，而实际上，新的时代久久没有来临……更为可叹的是，这部为中国写的醒世救世之书，没有引起大清的重视。相反，《海国图志》迅速进入日本，引起了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有识之士的重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引起日本的高度警惕。日本的盐谷世弘在《翻刻〈海国图志〉序》中，甚至为魏源鸣不平：“从前，汉人以华自居，视外番不啻犬豕。间有《异域图志》《西域闻见录》《八荒史》之类，大率荒唐无稽之谈。此编……名为地理，实为武备大典，岂琐琐柳书之比哉……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去！”《海国图志》的思想，促进了日本由“尊王攘夷”转向“倒幕开国”的明治维新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海国图志》是一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辉煌巨著，也不算过格（见图9.3）。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经六次会试已经52岁的魏源，在儿孙满堂之时，终于考取进士第三甲，分发江苏。次年，魏源母亲过世，按礼守制三年后，补受高邮知州。一直在幕府为朝臣议事的魏源，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官职。但世道变化，时年58岁的魏源，也难有更大作为……1853年，太平军攻克扬州，魏源因“玩视军务”，“著即革职”。两年后，虽有人保荐他复职，但年逾60的魏源心灰意冷无心仕途，转而向佛到杭州避世潜修。
图9.3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引起日本的高度警惕。所以，《海国图志》进入日本后，引起了日本知识界的高度重视，促进了日本由“尊王攘夷”转向“倒幕开国”的明治维新运动。图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古本《海国图志》
1857年，在一个雾色迷茫的日子，久病的魏源似乎感到生命已至尽头，晨起洗濯之后，他凝坐僧舍，在太阳西沉之际，嗒然仙去。让我们以大事记的形式，简单记下近代史上两位重要人物相继离世时间，算作“开眼时代”的一个小结：
1850年，林则徐死于潮州普宁。
1857年，魏源死于杭州僧舍。
变法维新的思想家和一代新学领袖梁启超，还要再等上十几年，才会在广东新会降生……
大清的翻译班底与西学东来
古代中国的国际交流，依地理特征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陆路交往，这个交往至少在秦汉时就开始了。二是海上交往，这个交往没有陆路那么方便，但在秦汉时也开始了。不过，真正与世界进行广泛接触的主要通道还是海上。
大量的、鲜活的外国语，都是从海上飘来。比如，明代人称香烟为“淡巴沽”，这个词就是从荷兰占领的南洋传来，是荷兰语香烟的音译。16世纪，打开东方海上通道的葡萄牙人率先在广东澳门登陆，各色西洋话随着西方列强的东侵，涌入了中国南方。最先与广东人打交道的是葡萄牙人，这一时期岭南的通事，也就是翻译，基本以口译为主，葡萄牙语、拉丁语作为对华交往的重要外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上半叶。
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第一个官方使团访问中国，此团的副使（老）斯当东的只有十一岁的儿子（小）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随团访问中国，这个小童极具语言天赋，跟船上的华人传教士学习汉语，使团到达中国时，他已成为团中唯一会说汉语的英国人。小斯当东随使团拜见乾隆时，因会听中国话，深得皇帝的宠爱。后来，他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行服务，1808年任中文翻译。1810年他将《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这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译为英文的书。1816年当亚美士德率英国第二个官方使团访问中国时，小斯当东已成为使团的副使，担当翻译的是（老）马礼逊。后来，他在马六甲办了一个英华书院，是中英文译介的引路人。他的儿子（小）马礼逊出生在澳门，长大后继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秘书及通译员。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出时，小马礼逊随英国将领义律直接参与了战争与谈判。中英交涉的英方文件全由他经手翻译成汉语。
正是由于英国对华交往增多，和英国“日不落”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张，中国的英语翻译开始替代澳门葡语翻译，以及拉丁翻译，而这些中国通又带出一批懂英文的中国翻译，中国和英国都有了可以参与交流的翻译。
19世纪，中国这个不想开放的封建帝国，不得不应对来自海上的“红毛夷”的挑战。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首先应对的是一场语言的备战，于听说读写中体味这个世界的刀光剑影。
林则徐有两顶后世送他的帽子，一是禁烟英雄，二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前一个，毫无疑义。后一个，其说不一。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是因为前朝大明的眼睛从来就没闭上。至少徐光启等人是见过利玛窦为大明绘制的第一代中文版世界地图的。不过，这个命名是由范文澜先生提出的，他是新中国初期的史学界头牌，这说法也就定了下来。今天看，也无修改的必要，毕竟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代翻译工程的组织者。
不过，在说林则徐之前，要先说一个人。他叫梁廷枏（音：南）（1796——1861年）。他曾担任粤秀书院监院及两广总督林则徐幕僚，以献策抵御外侮获内阁中书衔。1834年（道光十四年），中副榜贡生，次受聘入海防书局，编纂《广东海防汇览》。1836年梁被任命越华书院监院。在越华书院的红云明镜亭编纂《粤海关志》。两年后完成此书。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来广东禁烟，梁廷枏为之出谋划策，大力协助禁烟工作。1844年写成《合省国说》等，后刊行为《海国四说》。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即《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伦偶说》《粤道项国说》，分别介绍了西方宗教、美、英法、意等国的概况，历述了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以商品和宗教打开中国大门的情况，反映了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变中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他至少是比魏源还早的，看世界第一人。但晚于《海国四说》的《海国图志》，影响更大，主旨更明确，所以，我们还是说它吧。
翻开最终完成于1852年的《海国图志》，首先看到的即是著名的《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两广总都林尚书所译《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叙接下来说了那句重要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里我想说的不是“师夷”之事，而是想说清楚，《四洲志》并非“林尚书所译”。《四洲志》是他指派梁进德由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摘译而成。按今天的说法，林大人应算是“出品人”。
那么，梁进德又是何许人，怎么会得到林则徐的重用？话还要从梁进德之父亲梁发说起。梁发至少有两个“名号”是载入中国近代史的。其一是“中华第一报人”，其二是“中华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其故里就在广东佛山高明荷城区的西梁村。
算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梁发隐身于西梁村居民区中的破败老宅，在他逝世100多年后的2004年得以复建，现作为“梁发纪念馆”对外开放。那段尘封的历史，从退色的图片中渐次显影……
梁发1789年出生在一个务农人家。由于家境贫寒，11岁才入村塾读书，15岁时又因生计所迫辍学。读不起书的梁发，只好离开西梁村，在广州十三行求得一份制毛笔的工作，后来改为雕版印刷工。1810年，以东印度公司中文翻译身份进入广州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看中已有些印刷手艺的梁发，请他秘密刻印传教读物。由于清廷禁止传教，马礼逊和米怜两位传教士改赴马六甲发展，并把梁发带出了国门。
梁发一生除了跟随几个重要的传教洋人之外，还见过或者说影响过两位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一位是洪秀全。梁发1821年回故乡成亲时，因印布道书和私自离国出洋旧案，被当地政府判了30大板。在家养伤期间，编写《劝世良言》一书。1836年到广州参加童试的洪秀全，在逛街时邂逅正在散发《劝世良言》的梁发。梁发和他的《劝世良言》深深地影响了洪秀全。
另一位是林则徐。1839年，奉命到广州禁烟的林则徐，与两年前就曾写出《鸦片速改文》的梁发结识，两人相谈甚欢。林则徐不仅认真阅读了梁发的《鸦片速改文》，并且采纳了其中许多禁烟建议。
战事初起之时，道光皇帝不知贩烟夷人来自何方，林则徐也是一头雾水。所以，奉命到广州禁烟的林则徐，一到广州，即刻寻找通译人才，收集“夷邦”的情报。
最先加入林则徐翻译队伍的翻译叫袁德辉。此人也有留洋背景，曾在马六甲天主教会学校学习，因成绩出众而获得马六甲英华书院奖学金。不到20岁时，即编译过《英语与学生辅助读物》。1827年回国后进入北京，被清廷聘为理藩院通译，曾两次奉命到广州收集西书。袁德辉第二次到广州收集西书时，被林则徐收为幕僚，随后与美国传教士伯驾一并翻译了瑞士法学家华达尔的《各国律例》。这是林则徐翻译工程的第一个学术成果，其译文不仅为林则徐谈判时使用，后来还被魏源收录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夷情备采部分中。
随后加入林则徐翻译队伍的就是梁发的长子梁进德。曾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过英文的梁进德，经父亲介绍进入林府，不仅每天要为林则徐翻译澳门、印尼、马来西亚出版的英文报纸和商务信函，还翻译一些世界地理、科技文化资料，让林则徐对国外有更多了解。后来成为《海国图志》母本的《四洲志》，就是这一时期梁进德为林则徐翻译的。
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广州搭建的“翻译班子”，共有四员大将，除袁德辉、梁进德之外，还有亚林和亚孟。其中，亚林比号称“中国留学第一人”的容闳，还早20年赴美留学。这个强有力的“翻译班子”相继编译了《各国律例》《四洲志》《华事夷言》《中国人》《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等西洋著作，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译介的外国文献。也正是有了这些通晓西文的人，才使林则徐和魏源等不识洋文的大人物得以成为“开眼看世界”一代领军人物。
中国人学习洋文，少不了要有洋师傅，也少不了要有洋教材。
对于外国人来讲，中国的文字好比天书，所以，西洋人进入中国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纽霍夫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刊出的“中国文字符号”（见图9.4），简要地介绍了汉字的笔画添加，汉字的形和义就发生变化。同样，习惯了象形文字的中国人，也把洋字母视为天书，而帮中国人打开中文与洋文的译介通道的首要功臣当属明万历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图9.4 西洋人进入中国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纽霍夫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刊出的“中国文字符号”，简要介绍了汉字的笔画添加，汉字的形义变化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深感语言沟通之重要，1584年，他就与罗明坚神父合编了《葡华字典》；此后，又于1589年编辑《中西字典》、1605年编辑《西字奇迹》；最为重要的是，他与郭居静神父合作，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对照的方式编成了一部《西文拼音华语字典》，开创了汉语拼音化的先河。这些工具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后世翻译打开了一条便捷的西文汉译之路，说其功在千秋，也不为过。
清代中后期，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西洋语言，已由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转向了英语。所以，英国传教士自然充当了通译的角色。对于大清来说，第一位英语老师当属基督教新教最早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由于满清政府不仅禁教，而且严格控制洋人进入中国。为了能够取得居留中国的合法身份，25岁的马礼逊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成为该公司的中文通翻译员，并以此身份进入了广州。
马礼逊具有很高的语言天分，他不仅很快学会了中国官话，而且还会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在翻译人才奇缺的年代，马礼逊的年薪高达500英镑。但马礼逊毕竟精力有限，无法完成大量的传教“教材”的翻译，和中英贸易中的商务翻译。于是，萌生了建立宣教士训练学校的念头，由于清廷禁止传教，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士训练学校，随他一起到马六甲的梁发，因此成为第一代英文翻译人才。他的儿子梁进德，后来也成为了一位出色的翻译。
1817年，马礼逊因成功编写《华英字典》，获得了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1834年律劳卑勋爵被派到中国，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马礼逊为他的中文文书与通译员，此时，他的年薪涨到了1 300英镑。
华洋合一的现代报刊
自1450年德国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后，西方的印刷与出版业便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份印刷报纸是以17世纪初出现的欧洲国家报纸为标志。如荷兰的安特卫普的《新闻报》（1609年）、德国的《通告报》（1609年）、英国的《每周新闻》（其全名为《来自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河西岸地区、法兰西与荷兰的每周新闻》1621年），以及法国的《报纸》（1631年）。所以，当西洋人进入东方后，现代的传播手段也被带入东方，为其所用。
1815年，随罗伯特·马礼逊来到马六甲的梁发，加入苏格兰传教士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文期刊编辑队伍（见图9.5）。这本后来被史家认定为“世界第一本中文期刊”，登载各种宗教故事、地理知识和文学作品。没有新闻专栏，只在第二期登载过一篇题为《月食》的预告性新闻，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的第一条消息。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免费赠阅，传布于南洋群岛、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中国境内亦时有输入”。此刊每期6至7页（1张两面），每期初印500册，第五期起印1 000册，后增至2 000册。1822年，37岁的米怜患肺结核病故，这份历时7年，共出7卷的期刊亦停办。研究者从所刊文章中对文言文的熟练运用判断，梁发当时不仅是一名编辑，还是一个“记者”的雏形。所以，马来西亚官方出版的《华人志》中，称梁发为“第一位华人记者”。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尊梁发为“中华第一报人”。
在马六甲出版第一份华语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之后，传教士郭实腊等人编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期刊就在中国境内出版，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郭实腊在创刊意见中，明确提出创办这份期刊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和原则，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的途径以表明我们并非‘蛮夷’，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很多的东西。”
图9.5 1828年绘制的表现罗伯特·马礼逊与他的中国朋友办报的版画
据研究近晚中国思想史的学者统计：从1815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刊；而到了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时，外国教会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32家；而到了1890年，外国教会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76家之多。
西洋人在中国扩张出版业，有他们的政治经济目的，但也为近晚中国知识界送来的世界的先进文化。中国的维新派、洋务派领袖无不受到西学的直接影响，中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那个两千多年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将被彻底改变，新的世界正在阵痛中降生。
向内视野创造了最先进的大清版图
西方大航海浪潮没有拍击中国大门之前，大明王朝如处“不知有汉”之境；自万历朝利玛窦来华之后，不仅一些书生与官员见识了世界地图，连皇帝都知道世界有四个大洲，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但这个重要的世界观启蒙，没走出多远，甚至，从进入清朝那一刻，它就被有意识地回避和消解了。
清代与明代完全不同，清廷不是不了解世界，它明明知道世界不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世界是由东方和西方共同构成的世界，而东西方的文化也是各有所长，但是，大清依然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西学为用”的器物层面的接受和世界观上的选择性拒绝。比如，下面要说的清初三朝实测中国全图，不仅技术上采用了西洋绘图法，甚至，请洋教士来主理这一重大工程，可以说，在技术层面上已“全盘西化”了。
大清建国于极特殊的历史时期，若将这一时期放到世界历史的大环境中看，西方的军事势力虽然还没有强力介入这个封建王朝，但西方的文化影响已经进入了帝王的生活。大清第一个皇帝顺治的身边就有几位传授西学的洋教士，传说德国汤若望还间接地指定了大清帝位的继承人。
清初天花病流行，帝王家的金枝玉叶也难逃此劫。顺治的6个女儿，有5个夭折，她们甚至都没活过8岁；而8个儿子，也有3个夭折。汤若望告诉顺治得过天花而活下来的人将在下一次天花降临时免于染病。于是，顺治选择了得过天花而幸存下来的三儿子为太子，他就是后来的康熙帝。顺治在24岁时，没能逃出天花的魔爪，继位的康熙，延续先帝对西洋传教士的重视，专请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西学之师。
中国皇帝虽然没有明说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但在“术”的层面上，还是很推崇西学的。1678年，当了17年皇帝的康熙，请南怀仁代皇上给欧洲耶稣会写信，请耶稣会派人到中国传授西方算学。10年后，6位被冠以“国王的数学家”称号的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白晋等人来到清廷，为康熙建立了蒙养斋算学馆。
康熙是在位最长的皇帝，但8岁继位的他，不可能在少年时做出政绩，直到康熙八年，也就是康熙十六岁时，才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走向亲政。康熙执政后，做了许多大事，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漠西蒙古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1697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故土新地稳定之后，康熙开始整理这份巨大的“家业”，历史上最大版图工程《皇舆全览图》，由此拉开序幕。
《皇舆全览图》不仅名字中强调了皇权，实际上，它也确实是由皇帝还有皇子挂帅指挥的工程。但最初的动议，则是在中俄进行尼布楚边界谈判时，由传教士提出的。当时被聘为中方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借准备边界谈判地理资料之机，绘出了最新的亚洲地图；他在向清廷进献谈判所用的地图时，不仅指出了中国东北部地理资料很不完善，而且建议清廷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此后，他又借入宫议事的机会，当面向康熙提出这个问题，最终引发了这项影响深远的测绘工程。
1708年，在皇帝宝座上坐了47年的康熙，启动了重绘中国全图工程。这支由洋教士领导的测绘队伍，抛弃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绘图法，运用了西方刚刚使用的三角测量、经纬线，及投影法等先进技术，花了10年工夫，先绘制出各省地图。1718年，由白晋将各省分图总绘制成一幅全国地图。它就是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古代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实测地图，成为后来大清绘制全国地图的母本。
康熙时的大清疆域，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么湖，东北到库叶岛，版图面积大约有1 300万平方公里。但《皇舆全览图》由于战乱等原因，一些地区没有完全靠实测表现出来。所以，雍正与乾隆二朝，又在此基础上，分别测绘和制作了《皇舆十排全图》和《皇舆十三排全图》。
有一则引人思索的国际新闻恰好与《皇舆全览图》密切相关，这里不妨说上一说。
2014年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此间到总理府访问习近平，并向习近平赠送了一幅1735年德国人绘制的中国舆图（见图9.6）。此新闻播出后，地图史专家们通过对现场新闻图片的多方考证，确认这幅舆图为《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汉译为：“传教士所绘康熙时中国本土舆图”，它的作者是德国制图家约翰·马蒂亚斯·哈斯（Johann Matthias Hase），此图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德国出版。
图9.6 德国总理默克尔2014年3月28日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幅1735年德国哈斯绘制的中国舆图，即是这幅地图。图纵224cm横200cm
早期欧洲绘制中国地图有3个里程碑：一个是1584年出版的葡萄牙人路德维科·乔里奥的中国舆图；一个是1655年比利时人卫匡国绘制中国新地图集；一个是1735年法国人唐维勒按照康熙朝丈量成就绘制的中国舆图。
1718年《皇舆全览图》编成后，虽然秘藏大内，但它毕竟由法国传教士白晋完成绘制，其资料很快流入欧洲。法国皇家地理官唐维尔（D’anville）1734年即根据这些信息完成了中国舆图，并于1737年将《皇舆全览图》出版，经增补修订，改名《中国新地图集》。此书是康熙时中国大地测量后最早公开的成果，包括彩印总图两幅，分省图十五幅，边外二十五幅，计42幅。德国制图家约翰·马蒂亚斯·哈斯（Johann Matthias Hase）的中国舆图，基本上就是参考了唐维勒1734年作品的德国修订版中国舆图绘制了自己的中国舆图。
据专家们分析，哈斯绘制的这幅中国舆图，其内容仍是康熙初年的汉地15省：图中只绘制了秉承明代的汉地，不含边疆满蒙藏青疆等军辖区和盟旗，所以，从区划上来说算不上中国全图，而只算大清汉地十五省图……此图纵224cm横200cm。据新华社的报道称，习近平主席赠送给默克尔一套瓷器花瓶，彭丽媛赠送给默克尔一套中国民族音乐CD。他们随后在总理府共进了晚宴……
这个故事并没到此结束。同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专门讲了大清舆图的话题。据公开的报道称，习近平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随后，他运用康熙和《皇舆全览图》的例子，巧妙解答了这个“大问题”：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罗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其时固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常识对我国经济社会成长起什么感化，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清朝当局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舆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程度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然而，这样一个重要成就恒久被作为密件保藏内府，社会上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成长起到什么感化。反倒是参与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凌驾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成长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看成奇技淫巧，那就不能对现实社会发生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