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罕见地讲起古代地图故事和其中的道理。
康雍乾三代绘制了最为精确的中国版图，这不过是运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代制图法，炫耀版图辽阔，昭示吾皇威仪。但对于世界以及新的世界秩序，大清一代仍以“皇朝威仪”的封建观念看待世界。所以，乾隆八年（1743年）完成的《大清一统志》中，仍认定西洋国在印度洋附近，也可能在西南大海中，而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仍然将外面的国家都列为“朝贡”之国，而西方国家，也仅记录了荷兰、西洋、俄罗斯、佛郎机等少数几个国家。
精确的国家版图与完全糊涂的世界图景，成为大清与世界的最终认识格局。
大清王朝为拒绝和惧怕西学
古代中国，否定西来世界观的并非是“愚昧”的老百姓，而是著名的学界巨擘。
乾隆一朝，最聪的人除了皇上，就是纪晓岚了。依纪晓岚的智慧与眼光，他完全可以理解舶来之西学，也完全可以将西学文本收入到他主持编撰的超级类书《四库全书》之中，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对当时已有一定影响的艾儒略的《西学凡》评介却是“皆器数之末”“支离怪诞而不可诘”，以一副“华贵夷蛮”的姿态，仅将这部重要的著作收录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中，以“提要”的形式，聊备一格。而在提要中，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也被贬低为：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图，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广异闻也。
嘉庆朝大学士阮元（1764——1849年），虽然，能编著《十三经校勘记》这样的学术巨著，但对地球说却竭力否定，认为这种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
晚清大学者皮锡瑞留学美国的儿子皮明举，为了普及地理知识，曾编了一首诗歌，其中谓：“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傍。”这本是常识。可是晚清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勃然大怒：“地球虽圆，无所谓中央、四傍之分，但总有东西之分吧？亚洲在地球的东南，而中国又在东南之中，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中国当然就是位居地球之首。外国人笑中国人自大，你怎么不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明朝以来传入中国的西学与世界观，转眼落入了一场历史大倒退。
大清学人为何要在新知面前，设置古怪的文化屏障？不是他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是这些新知将粉碎那些传承了两千年的旧识，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东西。
古代中国的“自大式自信”，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它因独特的地理背景而生，也因独特的文化背景而复杂多变。中华帝国背靠大陆，海上没有大的岛国对其构成威胁，这一特殊的地理现实使这个帝国，自先秦“九州”之说开始，就形成了以内外文野的天下观。那时中原人强调的“华夷之辨”的“夷”，指的是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随着秦统一集权国家的建立，这个“夷”进一步扩大到凡与中央政权相邻的地区；明清以来这个“夷”多指的是海外诸国，或者西方国家，如“红毛夷”。一直以内陆视野来面对世界的中国，构建起自成一体的“天下观”和能够自我掌控的“小世界”的格局。而地理知识贫乏与国际交往的局限，也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人的“天朝即天下”的唯我独尊的世界观。
所以，明代以来，西学进入中国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不是西学不高明，而是古代中国自作聪明的心理过于强大。这种自大的心理甚至到今天仍有回响，仍有当代学人在说“至清以前，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先进”，完全无视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还有大航海给整个欧洲带来的科技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除此之外，我们应当看到，每一种自大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种心虚。大清上下对西方和西方传教士带来新世界观，有着一种更深的恐惧藏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文化深处。
康乾盛世，三代皇帝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学天学，不仅任用传教士主理中国全图的测绘工作，而且还任用传教士编定新历主理天文工作，对西学的尊崇可见一斑。但是，这只是清朝接受西学的表象。据法国传教士张诚的日记透露：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很怕这些先进的学问传到“外族”手里。研究过这一切的梁启超等进步学人曾指出：康熙在位时对西方科技很感兴趣，并且还掌握了很多，但他却严禁自己之外的人学习，因为他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传开，将会极大地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的统治。梁启超说，康熙的西学是用来打击他人的一个工具，“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所以，梁启超说，“今日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言一语道破中国翻译的目的与取向。
梁启超的说法是给皇朝留面子，他应该看出大清是存心“窒塞民智”。大清朝廷不接受新世界观，在维护帝国的旧世界观。朝廷看得清楚，这不是简单的西学东来，不是简单的天地之学，而是一种摧毁旧世界与旧秩序与旧王朝的世界观。天朝、天子，以及他们的“家天下”都不喜欢，甚至是害怕全新的世界和世界观。
西学大举进入中国时，经历了文艺复兴与大航海的欧洲，不仅在科学上显示出它的进步性，而且，在人文理念与国家建设上，走上了更高的层级，已发展出许多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而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也慢慢进入到有了相对统一的国际秩序之中。这一切，与大清的中央集权，皇权至高无上，完全是两个世界。
如果中华帝国认可西学观念，就要接受这种地理格局所展示的世界政治格局，这就等于否定了帝国的旧知识系统，而天朝的旧知识系统，完全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系统，那必是“君将不君”“国将不国”的结局；大清“一姓天下”的封建王朝就将为“民主共和国”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大清王朝已经紧张地感受到，整个中国正由地理新知入手，接受重新构筑的新世界秩序。这便是大清王朝被迫开展“洋务运动”时，所采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策略的背景。
所以，明清之际的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没有开放的意识形态。
鸦片战争给大清带来不得不接受的“世界”与“秩序”。急操“洋务”的大清，没能挽救“甲午”败局。面对亡国之危机，终于有人从天朝大梦中醒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站在民众立场敢于叫板于天朝，提出“开议院”“废科举”“兴学校”“设报达聪”等颇具西方立宪政治制度特色的主张，使中国近代化历程，超越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
康梁变法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历史突破性。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见图9.7）、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限制皇权，或抛弃皇权的现代意识，使在“王即天下”的暗影里生活了上千年的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宪政国家”的曙光。这是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次历史性冲击，它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集权观念，这当然是封建皇朝不愿看到的。
图9.7 康梁变法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历史突破性。此为康有为所著《欧洲十一国游记》，清光绪广智书局初版
既然，皇权是现代国家的死敌；自然，宪政也是皇权的死敌。康梁要变“法”；朝廷要灭维新。历史用血的事实证明：这个封建帝国根本不需要新的世界观，更不需要西洋的宪政。在这个意义上，大清的态度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对待这群新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帝国只用一个字来回答——“杀”。
新知在血泊中被扼杀，又在血的教训中重生。
走出国门认知世界
1840年后，大清政府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学习如何与世界交往，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召开时，大清商人也来到英国参加了盛会，还受到了英国女王的接见。英国画家亨利·塞鲁斯的《女王在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前排的中国商人，据考证就是“广东老爷”希生（见图9.8）。这一时期，大清不仅是有人出国看西洋景，还做了一些“体制改革”：1861年大清成立总理衙门，1862年开办同文馆，1866年朝廷派官员出国游历……西学、西风，就这样再一次进入中国。
紧锁的国门被迫向世界打开，林则徐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仅是坐而论道的“开眼”人，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另有其人。比如，人们常说“近代留洋第一人”容闳。1834年容闳父母送他到澳门洋人办的小学读书，最初的想法，只希望他学会几句英语，以后到外国人那里当个听差，混个洋饭碗就可以了。但是容闳的聪颖好学，得到了几位外国朋友的赏识，大家资助送他赴美留学。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
图9.8 英国画家亨利·塞鲁斯的《女王在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前排的中国商人，据考证就是“广东老爷”希生
和容闳的留学一样，林针出国也是一次偶然。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厦门给美国商人当通事（翻译）的林针，有了一个随“花旗”商人赴美商开展务活动的机会，遂使他成为“近代出国考察第一人”。1849年林针返回厦门，在福州刻印了他的《西海纪游草》一书。此书用古诗加注和骈文的形式，介绍了访美所见。如美国于1842年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的情况。书中还写到了欧洲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称之为“神镜”。不过，赞叹之余，林针仍不放弃“华夷”之分，蔑视“蛮貊”和宣扬“节孝”的思想，溢于言表。
真正代表大清出访西方“开眼”的是斌椿。这位官员似乎觉得也有标示“第一”的必要，所以，在他的多首记游诗中都有“第一”的表述：“书生何幸遭逢好，竟作东来第一人。”“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令人玩味的是，近代中国官员走出国门的建议，却是洋人提出的。这个洋人就是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他的提议下，清同治五年（1866年），北京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有3名学生，踏上了游历欧洲的旅程，其领队就是63岁的满族官员斌椿。
容闳的出国留学是一次洋人的恩典，这一点容闳很清楚，所以，他在感恩的同时，也想到了更多的学子应当走出国门，官派留学应当成为一种制度。于是，有了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的壮举，从而跨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第一批幼童于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登陆。幼童们被分配到新英格兰地区54户美国家庭中生活。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5年的留学生涯。这批学生差不多都是应募而来的平常人家的子弟，他们皆能吃苦，勤敏好学。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幼童索性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幼童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这使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反而对个人权利、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1881年，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有90%以上的出洋幼童未能完成学业，绝大多数被召回国。当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学业。
容闳学人倡导的幼童留美计划，就这样在顽固守旧势力的打击下夭折。但毕竟这是一份中断了的伟大壮举，得失之间，人们感受到的是民族崛起之痛。
从“洋务”考察到“走向共和”
闭关政策被炮舰政策打败后，大清王朝中的“先进分子”终于逐渐认识到：不能不研究外国的政治，不能不引进外国技术，也不能不跟外国打交道。这就是从1861年起逐步形成的“洋务运动”，和大清派员出国考察的“大背景”。
如果说，1866年的斌椿只是初赏“西洋景”，那么，1868年，大清派出了第一个出访西洋的外交使团，则是更深入地观察西方。但从这个使团的人员构成，依然可以看出大清的外交粗糙与人才的紧缺。这个中国使团“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首席代表竟是一位前任美国驻华公使，此时受聘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另两位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郎中孙家谷（见图9.9）。
大清使团巡回访问了美、英、法、瑞典、丹、荷、普、俄、比、西等国，随大清使团志刚一起出访的张德彝，津津有味地叙述了他在各国的见闻，如在法国，亲闻亲见了普法交兵、法国投降、巴黎起义、凡尔赛军队攻占巴黎，以及对革命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等历史场面，他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写下了《随使法国记》，及出使“述奇”的系列著作。
图9.9 1868年大清派出的首个中国使团的首席代表，竟是一位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副使才是两位中国人。这是当时的《伦敦画报》的报道大清使团访问英国的版画。图中间站立者为蒲安臣，左一为副使志刚，右一为副使孙家谷
这一时期，大清出访或出使西方的中国官员，亲眼见到了传说中的西方世界，对西方的印象与看法大大改观。1876年，原来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驻英副公使刘锡鸿，到伦敦两个月后，就在《英轺私记》中写道：“经过详细考察，我觉得除了父子关系和男女关系两个方面以外，这里的风俗和政治都可以算得很好，没有不勤于职守的官员，也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人民和政府之间比较融洽，法律并不暴虐残酷，人们的性情也很诚恳直率。两个月来，我出门的次数很多，见到居民的表情都很安详快乐。可见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富足和强大而已，我们不应该再把它看作过去的匈奴、回纥了。”
1877年1月，郭嵩焘专为马嘉理案（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而赴英。郭嵩焘不仅超越了“天朝帝国”朝廷交给他的使命，而且还能够超越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形成的观念和教条，从而作出了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在“政教”“文物”等方面都已经优于当时的中华，中国若要自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
郭嵩焘认为推行西法，关键在于要有通西学行西法的人才。因此他除了建议“通商口岸开设学馆”外，还建议“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而后遣赴外洋，分途研习”。他特别反对李鸿章迷信“坚甲利兵”，只许出洋学生学习军事的做法。他认为枪炮谈得再多，也是“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
但是，就在郭嵩焘等人倡导西学之际，大清的守旧派大臣也不甘示弱，并也以游历西洋的身份，来反对西学。如曾赴英国考察的刘锡鸿，就是在前往英国前就做好了对一切“用夷变夏”的尝试都给以迎头痛击的充分准备，而且还准备努力去“用夏变夷”，克尽一个大清臣子的职责。如在参观《泰晤士报》时见到印刷机器，刘锡鸿却认为不如用中国式手工印刷方法为妙。他算了一个账，七万份报纸的报费及洋银四千余元，足可以养活这二千八百个工人及其八口之家：“是二万数千人之生命托于此矣，何为比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口食哉？”刘锡鸿还说英国书籍是“倒起来读”的，由此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对的，洋人的一切则和中国相反，不可理解的。对于西方的发达与强大，他则认为“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愚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
古代日本一直是向中国学习的纳贡国。西方人打开东方航路后，中日两国的遭遇是一样的。但日本在“黑航事件”被迫开放后，立即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短时间内便建成了一个“西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转而成了中国接受西学和认识西方的一条主要渠道。
日本维新以后，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因为地理和历史两方面的原因，在中国慢慢地走向开放以后，知识分子到日本去的，要比到欧美去得多。在这些人中，有由清廷特派出使和游历的官吏，有地方当局为了办理洋务推行新政资遣参观考察的人员，也有自费出游的士子。到了东洋的中国人，看到了许多西学的成果，许多感想与见闻散见于他们的各色笔记与游记中。如较早出使日本的何如璋，就著有《使东述略》，较为详细地介绍日本的基本情况。例如长崎及附近地方的地理、历史、民俗、国政个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涉及了。此后，经历日本各地描写莫不如此。
所有赴日的中国人，都看到了东洋的进步，觉得中国应该急起直追；思想保守的人，也感到了外国的威胁，觉得不能泰然处之。
但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了解，其关于日本的研究在国内产生真正大影响的人，应该算是黄遵宪。黄遵宪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个维新运动家，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爱国政治人物。他是第一个把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的。他的著作《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可以称为中国研究日本的空前著作。除了系统介绍日本人的天文地理国通的基本情况外，其价值尤在邻交、职官、学术、食货、礼俗诸志。它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各方面的情况。但书的核心是想达到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特别是了解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使维新之后的日本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明治维新史”。后来事实证明，黄遵宪的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但黄遵宪的书生之言，并没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中日关系一步步走向紧张，学习日本经验，甚至成为忌讳的话题。最后，没能打败西洋人的清政府，又在鸭绿江边和黄海海上败给了东洋人。
受戊戌变法影响，戊戌九月，梁启超开始了政治流亡的生活。走出国门的梁启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康有为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他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进步历史观，肯定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这个前提，认为“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完全在于能否自觉地适应“变”的规律。他向整个知识阶级大声疾呼，让大家都来看清“地大万国”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得出中国必须变法才能自强的结论。
清政府在戊戌、庚子事件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兴起之后，为巩固人心，确保清朝基础，特派出五位大使出访外国，寻求现代治国之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发出《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谕旨“分赴东西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当时慈禧太后说过：“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远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
五大臣都是深得清廷宠信的官僚。他们从来不能代表中国士大夫阶级中那些倾向进步的力量，但也并非特别昏庸，不算极端顽固。他们看到革命的危险，看到了政治不“善”是革命“逆说横流”的根本原因；同时也知道“方今各国政治艺术，日新月异。进步正速”。其中就包括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日、德、英、奥、意、比等国家，只有“实行其因革损益之方”，才能“收富国强兵之效”，从而“杜绝乱源”防止革命。
五大臣的考察立宪的结论，可见戴泽领衔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摺》。五大臣一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一发表。清廷中顽固守旧的一派突然觉得，纲常名教，世道人伦，国恩家庆，利禄功名，随着宪政即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建立，都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们不能不誓死力争。因此，五大臣说：唯有立宪，才有可能避免革命。反对五大臣的人说：唯有不立宪，才有可能制止革命。
这样的情形下，慈禧太后又一次运用了平衡的驭下权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发出一通“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的上谕，一面表示“仿行立宪”；一面强调“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所以只能先做预备，“俟数年后”查看情形，“妥议立宪期，再行宣布天下”。两年以后，又宣布了一个“九年预备立宪”的计划，比五大臣奏请的期限实际上推迟了七年。但进步的世界不会等了，中国人民不会等了。另一种人，另一种思想，像风暴一样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变革，那是一场摧毁旧世界的革命。
面朝大海，一曲悲歌
中国发明了火药，是世所公认的事实，但说中国是大炮的故乡，还有不同的看法。现存最早的中国火炮是元朝至顺三年（1332年）的铜制大炮。但意大利的古老交易文件显示：1326年佛罗伦萨城订购了铜制大炮和一些铁质炮弹。折中的说法是：中西火炮是相互独立发展起来的，大约同一时期出现在中西战场上。但最能展示近代军事实力的“坚船利炮”，无疑是西方世界所独有的。
关于大炮在舰船上的应用，西方最早的记载是：在1340年英格兰与法国在斯普鲁斯港的海战，弱小的英格兰率先在船上中使用了火炮，海战由此进入了热兵器时代。1522年，葡萄牙的5艘战舰企图占据珠江口一岛屿，被大明守军击败，两艘战舰和20余门舰载大炮被缴获。按当时大明对葡萄牙等西洋国家的称呼，中国人遂将这些舰载大炮称之为“佛郎机”。这种大炮当时的有效射程，已达500~600米，45度仰角发射的时候，最大射程可达1公里。“佛郎机”大炮不仅是后装炮的祖先，而且是近代金属定装弹药的原型。
大明王朝完全没有意识到西洋人的海上扩张，仅仅把他们当成了武装海商，只要“海禁”就万事大吉了。而此时的英国航海家罗利，则将航海与国策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白：“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以控制世界贸易，而能控制世界贸易的人，便能控制陆地资源和陆地本身。”事实上，英国也正是靠着“坚船利炮”攻开中国大门的。
1860年，工业革命为英国提供了铁制战舰“勇士”号，它标志着钢铁战舰的时代拉开了大幕。有着悠久造船传统的中国，此时，已无法在造船这出戏里唱主角了。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请英国买办为中国购买战船。人们很容易这样想：大清是从鸦片战争汲取了教训，才想起打造帝国舰队的。事实上，当时急切需要战舰的大清，并不是用战舰来抗击外国侵略者，而是要用它来镇压太平天国。所以，英国人在卖船的同时，提出《英中联合舰队章程》，规定这支舰队要由英国人任司令，这个洋司令还将是中国海军的总司令，他甚至有权不执行清政府的命令。
清廷断然拒绝了将兵权移于国外的合同，进口外国战舰组建中国海军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破灭了。而此时，在美国炮舰的威慑下，日美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由此打破了日本延续200多年的锁国状态。1868年借“明治维新”之新风，日本从美国购入铁甲舰，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海军。
在外族侵略和日本建立海军的双重压力下，1875年由李鸿章牵头，掀起购买外国军舰的浪潮。大清把用7.6万两白银从英国买回的第一艘军舰，命名为“龙骧号”。此后，清廷又从英、德等国订购了大量战舰，其中就有国人所熟知的德产“定远号”和“济远号”。
当时的大清与日本舰队装备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待遇优厚的大清海军，管理混乱，实战功夫差，更重要的是清廷愚腐且无能，注定了中国海军的悲剧命运。在1894年7月爆发的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巡洋舰“浪速丸”，以不宣而战的方式，在朝鲜牙山口外击沉了大清租来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此后，黄海海战（见图9.10），威海海战，大清连败。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一位舰队司令丁汝昌服鸦片自杀。几天后，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
奇怪的是，海上战败的清廷不去总结海洋策略的失误，却把北洋营建海军当成了错误。战败后，清廷不仅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而且下令撤销了大清海军衙门。至此，辉煌一时的中国海军覆灭了。
为大清管理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对大清的认识似乎更加清楚，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睡着的中国”后来被形象地绘入那幅今天中学生所熟知的《时局图》中，那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时局”：此图最早版本刊于1898年7月的香港报纸《辅仁文社社刊》，当时的名字叫《时局全图》，当时正值戊戌变法，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1900年沙俄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机，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中俄两国于1902年4月8日在北京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按规定1903年4月8日，是沙俄第二期撤军的期限，俄军不仅没有退兵之意，反而想要独吞东北三省。为唤起国人对东三省前途问题的关注，1903年12月底，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份以抗俄为主旨的《俄事警闻》期刊。并在创刊号上推出了一幅漫画地图——《时局图》，它是《时局全图》最早的内地版本（见图9.11）。
图9.10 日本在日清战争间，出版了大量浮世绘，宣传日本海军的胜利。此为画家小国政描绘黄海大战的《日清海战之大孤山冲大激战》
依时间算，它应是中国第一幅近代报刊漫画和漫画地图；而到了1903年底蔡元培等人主编《俄事警闻》刊出时，《时局全图》已变了模样。首先它比原图多出了5个中国人的形象：一个手举铜钱的贪官；一个酒生梦死的人；一个倒在地上的大烟鬼；一个文状元和一个武状元。新加入的人物形象多了一份自我批判的意识。此外，5个动物也有了一点变化：原来代表英国的犬，换成了老虎，近珠江口香港的位置上有爪痕；德国的肠不见了，似乎被老虎尾巴所代替；代表日本的太阳，其光线不只延向台湾，更延伸至辽东半岛、福建及中国内陆。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时间深处总藏有我们错过的“峰回路转”的节点——在大清重臣痛苦思索来自海上的种种危险与应对策略时，远在地球的另一边，却有人给出了指导当下并影响未来的答案：1890年美国出版了海洋史专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之影响：1660——1873》，它和此后接连出版的《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构成了“海权论”三部曲。
但不论是在1894年甲午海战之前，还是在此后，清廷都没有关注到：凭借海上力量控制海洋，以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构想的海权理论。相反，那时的海上列强则都以海权为立国之本：英国对马汉之海权思想推崇备至，在1889年英政府提出海军扩充计划时，海权理论成了最强力的辩护理由。美国高度重视马汉的海权思想，突破传统近岸防御思想，相继吞并了夏威夷、威克岛、关岛等一连串“踏脚石”，走上了大洋扩张之路。在海权论的直接影响下，日本上下形成了大力发展海军的统一意志，在短时间内建成了远东一流舰队，相继打赢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两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海战，一举成为西太平洋上的海洋强国。
图9.11 1903年12月底，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份以抗俄为主旨的《俄事警闻》期刊。并在创刊号上推出了一幅漫画地图——《时局图》
马克思曾说：“不能想象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够与海洋相隔绝”，而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却不幸被言中。古代中国与大海结缘就是几个短暂的好光景，又都好景不长。生于黄土败于大海的帝国，至死都没有看清楚大洋与国家的关系，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海洋观。
那么，我们还为它的命运哀叹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