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官任上，刘平还有机会显示超常的应变能力。不久，他调任南充县（今四川南充市）知县，又奉命以泸州（今四川泸州市）代理知州的身份率三千土丁，击退周边夷人部族的进犯。
大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刘平因父亡而解官奔丧。在返京途中遭遇十余匪徒抢掠，他操弓连发，当场击毙三人，其余惊骇逃散。刘平的强干作风和事迹，引起大臣的注意，故相寇准还亲自向朝廷举荐。于是，他被正式提拔为泸州知州，其官衔也迁为正八品的殿中丞，夷人部族慑于他的声威，都不再敢侵扰生事。
翌年，刘平调任内地州郡。赴任路上，先行的家人再遭盗贼抢掠，他因未能同行而无可奈何。好在他为官清廉，行囊有限，只失去一把银扣长剑和一条值点钱的腰带。
天禧元年（1017）五月间，刘平奉召入朝，出任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依本朝规矩，监察御史是朝廷最高监察机关的御史台的官员，官阶虽不显赫，但肩负监督弹劾百官之责，从来受到天子和朝臣的重视。初任言官，他就勇于论事，直指弊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两年后，刘平兼任三司盐铁判官，也就是获得中央最高财经机关的兼职。三司下辖户部、盐铁、度支三部，判官属各部的副职，权责也不算小。当年，他又被选为出使辽朝的贺正旦使臣，代表本朝持节出使辽国祝贺新年。就在天禧四年，他迁任从七品的殿中侍御史之际，几年前抢劫其家属的盗贼被抓获，失去的两件物品退了回来，天子获悉案情后，对其清廉颇为赞赏。
从政十四个年头，从地方到中央，阅历已不算浅，而47岁正是精力旺盛之时，加上有皇帝的好感，于是刘平放开手脚，不避权贵，数次上疏批评朝政。但因此得罪宠臣丁谓，从此埋下倒运的种子。
据记载，宋真宗因赏识刘平才能，打算重用他。善操权术的丁谓却找机会对皇帝说：刘平是将门之子，素来知兵，若派他到西北统军，足以克制党项。丁谓的这番恭维言语，其实暗藏算计，不仅当即打消了天子的念头，以后也断送了刘平光明的文官前景。
宋真宗晚年多病，大概患有中风偏瘫症，故时常不能理政，丁谓遂与刘皇后结为内外同盟，党同伐异，将复职不久的宰相寇准和继任者李迪先后排挤出朝，就此把持朝政。寇、李二人都与刘平有关系，一位曾是保人，另一位则是同年，可谓其朝中奥援。靠山倒了，其官运自然不畅。当陕西转运使出缺时，刘平虽获得委任，但不久就因与副职发生不和，被贬到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做知州。
二
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病死，年仅十三岁的独子即位，是为宋仁宗。由于新皇年幼，刘太后便顺理成章垂帘听政。这位原本蜀中舞姬出身的太后，虽出身卑微，但凭借美色和过人的心计，专宠后宫多年，在宋真宗晚年已掌控宫中实权。不过她却有一大憾事，就是不能生育，最终只得将李姓宫女刚出生的婴儿收在身边养育。为使唯一的皇嗣绝对孝顺自己，她除了严令宫人、宦官不得议论小皇子身世外，更采取了严厉的教养手段。在这样的环境下，宋仁宗被调教成十分温顺的孩子，对母后相当敬畏。
刘太后垂帘之初，朝中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斗争。首相丁谓弄权多年后，结怨甚深，大失人心，已成为政治包袱。于是，当参知政事王曾密奏丁谓与大宦官雷允恭勾结及专权不法时，刘太后便抛弃了昔日的盟友，下旨将丁谓及其党徒贬逐出朝。朝堂风云变幻之际，对身处襄州的刘平而言则是拨云见日。他先是被提拔为从六品的侍御史，此官在御史台是仅次于长官御史中丞的职务，又可接近天子。次年，也就是天圣元年（1023）初，再被征召回朝，恢复三司盐铁判官的差遣，时任三司长官的三司使李谘，正是刘平的同年故交。看起来，他在年过半百时好运仿佛又都回来了。
有道是运道不定，命运无常。当年六月间，对夏前线的环庆路副都部署田敏，因故免官。距开封几千里外的这次武官人事变动，原本与刘平扯不上任何关系，但不知是何人何居心，又以何种方式提醒垂帘太后，在商议接替人选时，让刘太后想到昔年丁谓对先皇夸赞过刘平的浑话。于是，朝廷下诏令刘平由文官改换武职，从侍御史、盐铁判官转为衣库使、环庆路兵马钤辖，兼任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依照惯例，衣库使名为负责内廷衣库，其实只是复杂的武职阶官之一，官衔不过正七品。钤辖才是差遣带兵的实职，但级别却低于副都部署。事实上，受当时文尊武卑风尚的影响，文官少有从武的意愿。总之，在朝臣眼里刘平新任官位，比之于原来职务要差得多，也与其本人多年的夙愿相悖。从此，他无奈脱离文士圈子，踏入武人行列。
邠州地接对夏前线，沿边又有许多归属的羌人部族，故武装冲突在所难免。以刘平的出身性格来看，绝非无为怕事之辈，因此很快就适应了新的角色。当时，明珠、磨糜等部落反复无常，不仅首鼠两端于朝廷和西夏之间，有时还协助党项人骚扰边境。为了稳定边防，刘平大胆潜师出击，杀伤其数千人，遂收服诸部。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先后调任鄜延路、泾原路兵马钤辖，仍在西北前线统军，也有值得称道的业绩。
大约在天圣六年（1028）初，刘平以泾原路钤辖的身份兼任渭州（今甘肃平凉市）知州。渭州乃军事重镇，防守职责甚重。就在刘平打算进一步施展拳脚之时，老冤家丁谓的门徒胡则出任陕西转运使，成为他的上司。早已心存积怨的刘平，哪里还能忍受下去，于是上奏天子，抨击胡转运为丁党余孽，并表明自己素与丁谓不和，担心受到其余党报复。当是之时，失势的丁谓已沦为阶下囚，其党羽也都声名狼藉，因此刘平的奏疏很快得到回复，他被调往内地的汝州（今属河南），胡则也被免除陕西转运使的差遣。
刘平到汝州上任不久，又改任淮南江浙荆湖六路制置发运副使。此职是朝廷负责漕运管理的副长官，衙门设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很快，当政者就意识到理财非其所长，所以他仅走了几个驿站，便接到新任命状，改任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
雄州位于河北对辽最前线，辖区不大，但军事防务十分重要，宋初以来，知州一职都由武将出任，通常还兼任缘边安抚使，即负有处理边界事务职权。刘平在此做了四年郡守，好在当时朝廷与辽朝关系正常，边境无事，他除了解决本地民事问题、提出防御建议外，重点在于侦察辽国各种情报，及时上报中央。明道元年（1032），他的加衔从刺史升为团练使，改任成德军（今河北正定）长官。
次年，专横的刘太后在垂帘十二年后死去，宋仁宗亲政。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专制时代的政治法则一贯如此，缺乏远见的人迟早都要自食其果。一时朝堂上再度发生重大人事变动，逢迎追随太后者大多被驱逐出朝，而另一批人得到重用，其中包括刘平的同年故交李迪、李谘等人都入主中枢。于是，刘平从武以来的官运转眼就顺畅起来。
之后一年间，也就是景祐元年（1034），刘平先后官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加衔也从团练使迁为防御使，并先后差遣定州（今属河北）知州、环庆路副都部署。须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都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军职，当时被称为“管军”，其中后一职务，又是禁军三大统兵机构之一的侍卫亲军步军司的第三把手，官阶从五品。
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本着分权和抑制的原则，禁军主帅职务——殿前司正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正副都指挥使等，已不再轻易授人，侍卫亲军马步军司也逐渐一分为二，被肢解为马军司、步军司两个机构，形成鼎足三立的禁军统军三衙，分别以正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管军将帅。到第三代的真宗朝以来，三衙都指挥使因地位显赫，故间或缺位，又将低一级的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升入管军之列。
当然，刘平获此委任，是不用到京师就职，但却标志其军中的地位。至于防御使，则是本朝武将特殊官衔序列中的一级，属中高级武官加衔。定州是河北对辽防御体系的战略中心，重兵云集，从来都是大将高官坐镇，是故定州知州为刘平此次最重要的差遣。
这里还得说，按宋朝官场规矩，官衔仅表示地位和俸禄的高低，但并不反映职权所在，差遣才是实际掌握的权责，因此宋人重差遣而轻官阶。像欧阳修、苏轼曾分别官居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却从不理兵部和礼部里的公务，而是分别差遣到青州（今属山东）、定州做知州，青州和定州衙门才是其实权所在。
在刘平赴定州上任时，宋仁宗对身边臣僚感慨地说：刘平，真所谓诗书之将也！天子金口玉言，颇有倚重刘平这位儒将的意思。同年，当元昊骚扰边境后，他又受命接任环庆路副都部署。临行前，宋仁宗亲自在宫中召见了刘平，交谈之下，对其将略颇为赞赏，称道：“知卿有将略，故委以边寄，卿其勉之！”表达了朝廷对他寄予的厚望，并当下赏赐铜钱百万。
人得意时不免忘形，刘平一朝发达，竟有些把持不住自己。在环庆路就职期间，一次他喝醉了酒，兴头上不顾禁令，命手下破开武库的铁锁，入库翻看兵器甲仗。本朝最忌动武兵变，平时各地的甲仗库都是紧锁大门，只有战时方能开启动用。陕西转运使苏耆获悉，立即奏劾刘副部署乱纪，监察机关的言官接着弹劾。他当年也做过御史，自然熟悉这套路数，所以反复自辩，但最终还是被罢免了步军都虞候的军职，调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知州。当时，李迪遭到首相吕夷简算计，已离开次相之位，好在李谘升任知枢密院事，此职与枢密使同为枢密院长官，因此中枢格局对刘平不会有太大影响。
不久，刘平上疏陈述御边方略，得到天子召见。宋仁宗显然对他仍存好感，于是恢复其管军官衔。随之，改任澶州（今河南濮阳市）知州、沧州（在今河北沧州市东南）副都部署。
历练政坛多年后，当年直言弊政的刘平已发生不小的变化，年近花甲的他也熏染了官场的一套权谋，必要时也迎合朝中权贵，因为下属官员的前程皆操于其手，真是一言可废，一举可得，荣枯两重天。景祐三年（1036），代理开封府知府范仲淹不满首相吕夷简多年主政，致使朝政积弊丛生，遂连续上奏天子抨击吕氏专权。吕夷简素受宋仁宗信赖，亲信故旧又遍及朝廷要津，敢于附和批评者只有余靖、欧阳修等几位文官，因此范仲淹自然遭到打击报复，被贬黜出朝。当官员们群起围攻范仲淹之际，身在河北军营的刘平也乘势投机了一把，他上书攻击范仲淹诋毁大臣，又有越职行为云云。显然，此举属讨好当权者的行为。果然，随后他迁官殿前都虞候，并改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以东）副都部署。
三
宝元元年（1038）十月，蓄谋已久的元昊抛弃了宋朝赐封的各种官爵，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正式称帝。十二月，西北前线才将消息报送到开封。面对这一事实，君臣不免感到愕然，因为就在三个月前，朝廷才处理完一件涉及元昊谋乱的棘手事件。此事原委大致是这样：
是年九月中，元昊的一位堂叔赵山遇派人到金明寨（位于今陕西安塞县东南，延安市以北）请降。据来人说，元昊不久前召集境内部族首领聚会，商议分兵三路伐宋，凡有人提出异议，立即遭到杀戮。赵山遇因曾数次劝谏过元昊，惧怕被杀，所以打算归降朝廷，并愿意提供西夏内情。随之，赵山遇又与驻守金明寨的守将李士彬约定，由他率妻儿亲属数十口及所属部落来归，并将自己积存多年的大量珍宝寄放在李士彬处。
然而，当西夏降将举族抵达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时，该区域最高军政长官的延州知州郭劝却狐疑不敢接受。李士彬看到上司态度消极，也改变了主意，他为了私吞贵重的宝货，竟背信弃义地否认了与对方的协议。郭劝随即传令沿边守军不许擅自接受西夏降人，又向朝廷上奏反映了处理意见。于是，天子降诏陕北各地，如遇到赵山遇手下的人，当即令其返回，以免影响边境安宁。接到诏书后，郭劝便要遣返来人。此时，赵山遇告诉这位朝廷知州，自己出降前曾遭到许多亲属的反对，母亲为了不至于拖累他，竟让儿子烧死了自己，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返回。但是，郭劝等人惧怕生事，又不愿相信元昊会撕毁数十年的议和条款，所以冷酷地拒绝了降人的恳求，最终还是派军队将他们押送出境。当赵山遇及家人被递解到西夏境内后，元昊率骑兵赶来，一阵乱箭将出逃者射杀。
正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以往藩臣骚扰边疆，甚至于烧杀抢掠，朝廷尚能容忍，以宽厚的态度对待这些不知礼义的戎狄，而其一旦自命天子，便是对本朝权威的对抗，自然就无法再宽恕下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朝廷与西夏的政治冲突既然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剩下的解决办法唯有一条，就是武力对付。
宋廷得到元昊称帝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做出了强硬的表示：首先，任命三司使夏竦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兼永兴军路都部署，吏部侍郎范雍为延州知州兼鄜延路都部署及鄜延、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同时授予夏、范两位文臣节度使头衔，令他们二人分别负责陕西地区的防务；其次，向陕西和河东地区下诏，断绝沿边与党项的边境贸易；再其次，向各地诏告搜捕西夏间谍，有捕获一人者赏钱十万；最后，授予吐蕃大首领唃厮罗节度使官衔，赏赐财物，以动员其对元昊用兵。
第二年六月，宋仁宗再向天下传诏张榜，宣布削除元昊一切官爵，并招募人刺杀元昊，如有人能献其首级者，即授予定难军节度使之位；西夏境内各族首领有能归顺者，也予以推恩奖赏。看到这一诏书的文字内容，不知葬送了赵山遇举族性命的官员作何感想。
就在元昊公开反宋之前，刘平已从河北调往西北，出任环庆路副都部署。当年年底，朝廷因备战需要，又改任他为鄜延路副都部署，兼鄜延、环庆路安抚副使，加衔由防御使提升为正五品的观察使，驻守延州（今陕西延安市）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一线。翌年，再兼任管勾泾原路兵马，管军头衔升为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加衔则提升为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这还要说，步军副都指挥使是三衙中的侍卫步军司的副统帅，北宋历史上从未有过文官出身者担任此职，唯有刘平一人而已；而节度观察留后则仅次于节度使，属正四品，通常加授高级将官。更值得关注的是，刘平一人身兼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将职，是朝廷御夏四路防区最有实权的武将。就此而言，刘平的确成为当世转换武职的儒将中地位最显赫者，前后与其有类似经历的人还没有一位获此殊荣，包括同时代战绩超过他的良将张亢。
在此期间，刘平根据多年的带兵经验，针对敌我态势数次提出攻防对策，《宋史》本传保留了其中的一段文字，扼要如下：
党项割据以来，虽曾称藩臣，但占据疆土，坐拥蕃汉民户，蓄甲治兵，窥视内地，朝廷不得不在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严加防备。
如今元昊在位，政刑惨酷，众叛亲离，又与西面土蕃唃厮罗部结怨，此乃天亡之机。臣闻寇不可轻，敌不可纵。一旦党项西与唃厮罗结盟，北与契丹联合，则何以应对？
现元昊势力未强，若乘此集中四路兵马，加上蕃汉弓箭手，可得精兵二十万，三倍于敌，分兵两道，不出一月，可收复横山（即今天陕北的横山山脉，原名白于山，位于今陕西定边、靖边以南，吴旗、志丹、安塞、子长以北）高地。再遣使招抚唃厮罗部，以压迫元昊。然后从河东北部渡河西进，分化其控制的其他部族，削弱其实力。最后以大军出征，元昊只能逃窜为穷寇，何能为患！
另外，西夏境地不产五谷，每岁粮秣，取自于洪、宥州（今陕西定边、靖边之间）。而当地羌人骁勇善战，党项恃此以壮声势。我若取得此处，可以横山为界，依高据险，下瞰沙漠，屯兵镇守，拥有天险。
但他的建议却未见回音，大概违背了本朝太宗以来奉行的用兵原则，即宁肯分兵把守，也不愿集中军力，其宗旨是防范将帅擅权。
刘平虽说是本朝科举文臣出身的大将，且地位颇高，但依当时惯例，只能出任文官主帅的副手，这就是宋仁宗朝“以文驭武”治军原则的产物。他自转为武官身份后，便不能真正独当一面，所以无论是在陕西还是河北，总是只能做副都部署的原因所在。当日他的顶头上司是刚从内地调来的文臣范雍，他的行动必须服从哪怕是没有沙场经验的书生调遣。对此，刘平即使不服，也无可奈何。
说起来，用兵作战原本属于军事将领的专责，武将的角色要求其精于兵略，勇于拼杀，正如同文臣既要通晓文翰，又要擅长行政管理一样。也就是说，文武官员角色分工有别，而这种分工又不能彼此混淆。自古以来，还少见依靠毫无作战经验与军事头脑的文官取得胜利的。战国时代，赵国书生赵括的“纸上谈兵”葬送了四十万大军，即是教训。然而在宋朝就设计出这样的规矩。一切仿佛命中注定，刘平就要栽在这身武官的外衣上了。
话又回到开头的三川口之战。康定元年正月初，元昊遣人向延州知州范雍伪降，素无军事经验的范雍竟轻易相信了对方，他一方面立即向朝廷汇报此事，另一方面便放松了警惕。元昊利用范雍大意之际，亲率十万大军从土门（在今陕西安塞县西北70公里与靖边县交界之处）一路南下，声言进攻延州西北的保安军，却突然袭击并攻陷延州城北面的要塞金明寨，俘虏守将李士彬。这位曾私吞党项降将宝货的李士彬，原是当地部族豪酋，人称“铁壁相公”，手下部众甚多，被朝廷委任为金明寨都巡检使，负责守卫延州北面的要塞。
元昊攻破金明寨后，随之兵临延州城下。事发过于突然，因为在西夏军南下之初，范雍命令驻守庆州的刘平与驻扎保安军的石元孙率军急赴土门阻击。眼见党项大军突然袭来，延州城面临危险，范雍惊惧之下又火速派人将刘平、石元孙从前线召回。刘平等人无法自主用兵，只能服从命令返回。当他们冒雪昼夜跋涉，于正月二十二日抵达三川口时，便与西夏主力相遇。从有关记载来看，元昊用兵大胆精妙，常常采取围点打援的灵活战术。这一次，刘平率领的万余步骑便正中埋伏。
面对强敌，刘平倒是胆气不减当年，依旧敢打敢拼，他指挥军队在河边以偃月阵迎战，屡次打退对方进攻，杀伤党项军数千人。但宋军到底是实力有限，招架不住骑兵连续围攻和密集的弓弩射击，亲自督战的刘平左耳、右颈都被流矢击中。激战两日后，位于后阵的监军宦官黄德和，竟率领部下千余人临阵脱逃，导致军心动摇、阵营溃散。第三日清晨，元昊举鞭指挥大批骑兵四面合击，遂全歼宋军残部，并俘获刘平与石元孙。
三川口之役是宋朝对夏交战后的第一次惨败，损兵过万，又连失两员大将。消息传到开封后，朝堂上一片唏嘘之声。以后该惩治的惩治了，该抚恤的也抚恤了，但天朝上国为何败于一撮西戎之手，却是朝野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从传世宋夏两方支离破碎的文献记载中，后世大致还是能理出个头绪。细究宋军败绩的原因，固然是实力对比悬殊，西夏军不仅兵力占据优势，其战斗力也十分惊人。当年元昊蓄谋反宋，故昼夜打造兵器、训练士卒，组建了一支重装甲骑兵，号“铁鹞子”，行动迅捷，冲锋陷阵，无坚不摧；元昊又是一代枭雄，用兵既大胆又老辣，善于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歼灭对手。反观宋朝，虽总兵力超过对方，但在漫长的防线上分兵固守，造成兵力分散；全面防御，使得主动权操于元昊之手，致使处处被动挨打；骑兵数量有限，军队缺乏快速反应和机动性。还要提到的是，此次战役暴露出书生文臣指挥的失误。素昧兵略又无战场经验的范雍指挥无方，临阵便乱了方寸，先是派兵主动远程阻击，接着又撤回防守，全无缜密应对之策，最终将万余部下糊里糊涂送上了死路。
三川口之战后，范雍从吏部侍郎左迁户部侍郎，失去节度使头衔，被调往内地州郡任职，这只能算是对其失职的薄惩，因为主政大臣们也无法在既定的框架下追究其责。
四
刘平和石元孙家人在蒙受无比伤痛之后，因朝廷的抚慰、赠典，也就渐趋平和。两家虽身世背景不同，但子弟们倒是因祸得福，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先说石家的情况。这位石元孙身世非同一般，他乃是本朝开国第一元勋石守信的孙子，当年若非负责开封城防的石守信积极配合，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也不会顺利“黄袍加身”。因此，本朝创建后石家满门富贵，石守信之子石保吉还做了宋太祖的驸马，官居节度使。真正是一人功成，全家享福。
石元孙年纪不大便因祖父缘故荫补入仕，一出道就是从八品的东头供奉官。到三川口战前，已官居殿前都虞候、鄜延路副都部署，加观察使衔。这次献身疆场，又为家人带来荫福。当朝廷得知他战死后，即追赠其定难军节度使和隆高的太傅名号，并录用其子孙七人为官。
再看刘家的情形，更是不同一般。刘平之弟刘兼济，早年因兄长让位，获得荫补机会，做了低级武官。刘平出事前，他的官衔才是正九品的左侍禁，差遣为前线的笼竿城（位于今宁夏隆德县）守将。因朝廷抚恤乃兄缘故，特授正八品的内殿崇班，升任原州（今甘肃镇原县）知州。临行前，宋仁宗召见并勉励他说：国忧未除，家仇未报，卿不可不尽力啊！他日后历泾原路钤辖、雄州知州兼河北缘边安抚副使等，官至正六品的西上閤门使，加刺史衔，这都是后话。
除刘兼济外，刘平的其余十五位子弟也都得到官职照顾，真是皇恩浩荡。其中刘平次子刘贻孙荫补从武，以后也官居西上閤门使，除长子从文职外，其余五个儿子皆荫补武职，后来大致做了下级至中级武官。
命运有时就是会摆弄人，将本已圆满的结局撕破。庆历四年（1044），元昊向天子称臣，签订“庆历和议”，朝廷大松了一口气。次年五月，朝廷却突然收到西夏的报告，说要将石元孙送回。当年褒奖过的忠臣烈士竟然活着，也就是苟活做了俘虏，这真是令君臣大失颜面，以后还如何向国人提倡“杀身成仁”？朝臣们义愤填膺，不少人要求将其斩于边界，以雪国耻。最后还是首相贾昌朝清醒豁达，劝解天子宽恕了事。好在本朝天子历来宽厚待臣，少有杀戮，秦朝动辄荼毒臣僚、汉代灭绝李陵一门之类的事，一直是作反面教材宣讲。当然，人可以不杀，但赠予的所有官爵都要追回，再将本人押送到偏僻的全州（今属广西）监管起来，并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这位降将的子孙无法显于官场。
石元孙此时已到垂暮之年，在全州被软禁了一段时间，因范仲淹等人的同情，才内迁到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居住，但仍受到监管。他最终在郁闷无奈中死去。
石元孙的回归，还带来了另一个坏消息，刘平不仅也活着，而且在西夏这五年间还娶妻生子，真正是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该忍还得忍，毕竟刘平没有踏入国门，党项官方也没有正式通报此事，大概知情的人也没有几位。为了本朝的脸面，只能佯装不知，将此信息视作传闻甚至谣言，严密封锁起来，石元孙被监管至死，可能也与此有关。因此，刘平及其家人获得的好处没有丢失。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知情者的衰亡，此事也逐渐湮灭，至今仍留给史家太多空白。
看起来，刘平究竟是文臣出身，知书达理，特别是从古今史书中了然历代降臣的下场，所以绝对不返回故土，纵使乡愁折磨难耐，也隐忍不发，否则不仅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家族也要蒙羞受累，更不用说还要让家人丧失多少利益。两厢相较，便分出了高下，贵胄出身的武人石元孙就明显看不懂这些，放不下身段，竟执拗地要求回来，其下场凄惨实属咎由自取。
刘平在兴庆府如何度过余生，又死于何年，已无人知晓。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尸骨埋在了今天银川的沙土之下。至于这位老将娶戎女后还生有孩子的事，也许真的是谣言，因为他被俘时年已六十七岁，显然过了生育年龄。
身处贺兰山下，遥望几千里外家乡的热土、京城的宫阙和那些熟悉的面孔，再回想从文换武以来走过的路，尤其是凛冽风雪中三川口那场恶仗，诗书将军刘平必定心潮起伏，难以平抑，又恍若隔世。
刘平也不必过于惆怅，因为多年后朝中仍有人念及他的声名，并因此关照其后嗣。在二十多年后的宋英宗朝，宰相韩琦还曾向皇帝称许儒将刘平的御边之策。他的幼子刘季孙，虽不过属于中级武将，却因其身世颇得士人同情。张耒便有“君家将军本缝掖，叱咤西摧贺兰石。一时成败何足论，要使英名垂竹帛”的诗句相赠。到五十年后的宋哲宗朝，做过天子老师的苏轼也曾向朝廷举荐他，理由是：刘季孙练达武经，研习边政，是因出自家学；而奋不顾身，临难守节，应当不减乃父。
阅刘平其人其事，不免使人思绪万千，而观其结局，则令人感慨叹息。作为蜚声内外的儒将，他并未在疆场上展示出足够的才能，从而建立赫赫战功，似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若非最终三川口之役的结局，大概不会引起其生前死后更多人的关注。其实，从刘平的经历来看，其能力显然不成问题，完全有可能取得不俗业绩，但最终却武功不兴，酿成悲剧。但他终究没有获得过足够的用兵空间，倒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正是：“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陆游《关山月》）要说刘平命运不济的话，实在与当世复杂错乱的体制设计及时代氛围脱不了干系。
儒将张亢
一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张亢出生于今山东菏泽市西北一带，当时叫临濮县。其父张余庆，其兄张奎，但家世不详。好笑的是，张奎以后发达，在西京洛阳做了知府，当地人奉承他长相与后唐的河南尹、齐王张全义一样，于是张氏兄弟便冒称张全义的七世孙。显然，张家出身并不显赫，才采用古人惯用的贴金伎俩，找来名人做祖宗。
张奎、张亢身世虽不足道，但兄弟俩倒是争气，先后科场折桂。张亢是在天禧二年（1018）进士及第，时年仅二十岁。按当时科举规定，一、二等成绩赐进士及第，三等赐进士出身，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说，张亢是在几万考生里高第考中。还得说，他生逢其世，正是朝廷大力鼓励弘扬文儒之时。据说是宋真宗御笔的《劝学诗》，亲自劝说天下有志之士锁定读书科考为人生目标，一旦成功，既有黄金屋、千钟粟等万贯家财，还有颜如玉。这足以说明张亢进士及第的荣耀，实为世人艳羡不已，大可光耀门楣，无愧先人。
张家兄弟科场得意，先后做官，不过两人性格、体貌倒不一致。宋人笔记称，小弟长得肥大，老兄身材瘦弱，彼此性情更是迥异，“奎清素畏慎，亢奢纵跅弛”，“世言：张奎作事，笑杀张亢；张亢作事，唬杀张奎”。大约是说为兄谨慎严肃，做事认真；乃弟性情粗犷，不拘小节。显然，张亢属喜好功名、豪放不羁类人物，这便与当时文人大多推崇儒雅意趣有别，由此埋下倒霉的种子。
如同时代进士入仕者一样，张亢先在地方任职，做过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判官、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推官，属长官的僚佐一类。在应天府任内，他有过治理河渠、消除水患的惠民政绩，直到南宋还被追忆。宋仁宗天圣后期（大约1030年），他调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通判，地位仅次于长官。宋太宗以来，西夏崛起，从此西北狼烟不断，直到其酋李继迁死去，彼此才缓和关系。镇戎军是对夏前线重镇，防务职责甚重。张亢就任后，适逢西夏首领赵德明死，其子元昊继任。当时形势看似平稳，但颇懂军事谋略的张亢，却通过情报意识到隐藏的杀机，于是上疏皇帝提出预警，并连续十多次向朝廷献西北攻守之计。宋仁宗有意用其策略，不巧的是，张亢却因遭逢母亡而停职守丧。按规定，官员为父母守丧名为三年，实际折算为二十七个月，如因朝廷需要，也可随时对臣子夺情恢复任职。
时隔不久，辽朝在幽州（今北京）一带聚兵，宋廷获悉后不得不关注河北防务。张亢因此前的表现，遂立即被夺情，但却由原正七品的屯田员外郎转换如京使，即转任为同样品级的武职，调往对辽前线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任长官，时间约在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间。上任前，他除了向皇帝表示愿身先士卒外，也分析局势，认为契丹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上述经历表明，张亢初出道为地方文官，已非平庸之辈。而后有机会接触西北边防时，性豪放、有胆识、喜功名的特性，又促使其积极报效国家，未雨绸缪发出预警，并不厌其烦地陈情“攻守之计”，因此得到朝廷的关注。由此也毅然走上弃文从武之路，起码从文献上没有看到他拒绝或者推卸的任何记录。
自宋初收兵权大致完成后，“崇文抑武”在朝廷已初露端倪，一些敏感的官员也嗅出个中深意。开宝五年（972）冬，宋太祖因四川动荡不安，镇守的行伍出身将领无力应对，便相中有武干之才的文官辛仲甫，令他改换武职，以出任兵马都监一职。辛氏满腹委屈，推托不过才被迫就任。此后，政坛形成明显的文尊武卑格局，很少有文臣愿转换武职。欧阳修笔记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人物陈尧咨，自幼好武，曾在与一卖油翁比试技能后，大受启发，终于练就超凡射术，博得了“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手名叫养由基）的佳号。宋真宗朝，陈尧咨以状元入仕，平步青云，成为天子近臣。后来，宋真宗受不了辽朝使臣炫耀武功，就打算提拔他改任高级武官，以接待辽使。陈尧咨因此遭到母亲棒打，只得推掉皇帝的安排。以后，还是由于遭到权贵报复，无奈从武，郁闷而终。而极个别主动换武的文官，后果似乎都不妙，如宋太宗朝的文坛俊杰柳开，主动换武后，仕途坎坷，长期困顿于地方，最终死于七品如京使的武官位上。不仅如此，他因有从武的经历，最终在士人笔端留下了嗜杀，甚至喜食人肝的传闻。正因为如此，武臣因长期遭受猜忌、歧视，精神状态和素质水平普遍下降；士人又少有愿意投身军旅者，这都导致宋朝存在将帅乏人的严重问题。宋太宗、真宗两朝边防常常吃紧，军队屡屡败北，便与此有关。由此看来，张亢慨然投身军旅，实属不易。
二
宋代官制下，挂名武官头衔的人，并不见得都参与军务，许多执掌仓库、监管税务、效力案牍、厕身宫闱，甚至服务医界的人，都归属武职系列。如宦官就全是依照武官资序升迁。但张亢不仅像前辈柳开、陈尧咨那样赴河北前线就任地方官，更长期在西北对夏战场出任带兵军职，或镇守一方，或指挥作战。可以说，他是真正经历了战火血光的戎马将军。
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宋夏关系破裂。大致在此不久，张亢被调往西北，出任泾原路兵马钤辖，兼任渭州（今甘肃平凉）知州。渭州乃西部重镇，泾原路则为陕西前线四路防区之一，正北方面对西夏的中心地带，如当时人所指出：地势开阔，易攻难守，直接关系关中安危，“关中震惊，则天下之忧也”。当战争尚未爆发之际，当政者显然是看中张亢的才略和胆识，才赋予如此重任。
正是英雄须得用武之地。谋勇兼备的张亢适得其所，便大展拳脚。在对夏开战后，张亢多次针对宋军战场失利的原因，提出解决之道，如建议集中兵力和指挥权、减少主将与部队的调换、加强通讯保障、提高训练质量以及避免盲目出击等等，部分建议得到了采纳。从传世的宋代文献中，可以读到张亢的许多论兵奏议，其见解可谓有识、务实，多切中要害，确非一般武夫悍将或未经战阵的文臣所能虑及。但集中兵力和指挥权的良策，因关乎宋代分权御将的传统禁区，故被束之高阁。
张亢并非仅善于纸上谈兵，难得的是还勇于和善于用兵。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攻陷宋边陲要地丰州（今陕西府谷县西北至内蒙古准格尔旗之间），致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城以北）与府州（今陕西府谷）之间联系中断，彼此军民只能困守孤城。当年，这一带都归属河东路，而非陕西路。当地原本缺水，围城以后，饮水更紧缺到“黄金一两，易水一杯”的地步。消息传到京师，执政大臣忧心忡忡，朝堂上讨论的结果，是考虑放弃两城，退守黄河东岸的保德军（今山西保德），以免受到拖累。就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张亢受命出任并代钤辖，火速被派往前线了解实情。他以超人胆魄单骑抵达府州城下，由于周边不时有西夏游骑出没，守城军人不敢相信来者何人，经出示符牌后，才被放入城门。张亢考察一番后，毅然承担起防守职责。他一改前任被动防御的做法，抓住敌军松懈的有利时机，派人出城采伐薪木、收集涧水，修筑外围堡寨，控制水源，加强练兵并调动士气。又乘夜出奇兵收复了要塞琉璃堡，从而巩固了府州的城防。
张亢进而主动用兵，力图打通与西面麟州城的联系。大约在来年初，张亢亲率三千士卒运送物资增援麟州，返回途中遭遇上万夏军的包围，他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激励将士：你们已陷于死地，向前厮杀还有生还的希望，后退或者逃跑只会遭到惨杀。就在此时，突然狂风大起，他机智地借助风势，带领勇气百倍的部下发起冲锋，不仅大败对手，还夺取了上千匹战马。不久，张亢又在一处叫兔毛川的地方精心设下圈套，在川道周围高地埋伏了数千弓弩兵。当时，朝廷为补充西北战场的兵力，在开封内外招募了一批市井无赖子弟，组编为“万胜军”。但这些士卒因训练不够，素质低下，所以来到前线后以怯战而出名。张亢便利用敌人轻视万胜军的心理，令精锐的虎翼军扮作万胜军，然后率领他们与夏军对阵。战斗开始时，掉以轻心的党项军发起进攻，然而没想到却遇到强手，屡攻不下。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埋伏的宋军射手从侧后翼发起猛攻，遂大败党项人，取得了斩首二千余级的重大胜利。两次战役结束后，张亢不失时机地在要地赶修五处堡寨，终于打通了麟、府二州的通道。
通过张亢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压制了党项的攻势，提升了宋军的士气，极大地改善了麟、府地区的防御状况，这也是当时北宋御夏战争中不多的胜利之一。难怪元人修《宋史》时，对此称道：张亢起于儒生，但通晓韬略，敢于用兵，“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丽哉”！有关西夏的文献记载，也承认被张亢连败两次的事实。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地带，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很难对付机动灵活的党项骑兵。通过实战经验，张亢充分意识到堡寨体系阻遏骑兵的重要作用，故十分重视修筑堡寨。不过，以后张亢继续实施修筑堡寨的计划，却遭到个别上司的阻力。庆历四年，张亢升任并代副都部署、河东沿边安抚使兼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负责河东中北部的防务。他积极主张在麟、府与西夏接壤地区扩建堡寨。此时，“庆历新政”夭折不久，主持其事的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离朝，六月间，以河东、陕西宣抚使的钦差身份出使河东。范仲淹长期在西北抗击西夏，富有军事经验，所以对张亢的计划予以支持，并奏请宋仁宗下诏，令张亢负责完成这一计划。但是，并州（今山西太原）知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明镐却不同意。按照当时官场规矩，明镐是河东地区最高军事统帅，是张亢的顶头上司。所以，明镐屡次下达停修的公文。倔强的张亢并不买账，表示：自己受诏行事，也不怕得罪长官。他将送来的每道牒文也不开阅，都封存起来，督促部下日夜赶工。等到全部竣工后，张亢才将那些公文启封，同时上奏请罪。如此一来，河东前线的防御大大增强，每年还可以减少戍兵万人，日后韩琦经略河东时，看到这些堡寨也称赞张亢的远略。不过，张亢虽没有受到处罚，却开罪了明镐。
以后，张亢调往河北镇守瀛洲（今河北河间），遇到的顶头上司河北安抚使夏竦，又是以往在陕西得罪过的上级。夏竦属老资历的官僚，元昊反宋时，是陕西最高指挥官，既胆怯又无能，曾受到党项人的嘲笑。夏竦心胸狭窄，当年因张亢批评过自己，一直心存怨恨。因此，当张亢提出对瀛洲城池进行扩修，以加强防护功能时，夏竦便刻意制止。但张亢依旧不顾阻挠，完成了工程，其敢作敢为的特点令人佩服，却为自己埋下了祸端。
张亢作为称职的将领，还有其他值得称道之处。他驭军严明，领兵驻扎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好的口碑。他善于使用间谍的特长，特别为宋人称道。在著名文人苏辙笔下，还保留了张亢用间的生动故事。说的是，张亢在镇守高阳关（在今河北省高阳县东）期间，为掌握辽军动向，不惜花费重金招募间谍。某日，有一人来见，要他屏退侍从再告以要事。张亢先将其谩骂一番，然后才打发走身边随从。来人对张亢说：你使钱如粪土，但所用非人，不如用我。张亢又对其胡乱骂了一顿，佯装不懂，此人只得告诉内情。原来，该人外甥女不仅容颜秀美，而且能歌善舞，自被契丹人掠去后便受到国主的宠幸。最近，其外甥女派人到本朝境内买东西，他便想借机了解契丹人动向。张亢非常重视这一关系，不仅赏给大量金钱，而且将自己喜爱的一条“紫竹鞭”也给了间谍。从此，辽军一举一动都能及时掌握。的确，为了搜集重要情报，理应舍得花费资财。然而，张亢的这些做法未必能获得文官们的理解，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
三
自元昊反宋后，张亢先后在泾原路、鄜延路、并代路、高阳关等地镇守，时间大约在宝元元年（1038）至庆历七年（1047）期间。任职的地方都是陕西、河东及河北对夏和对辽前线边防重地，其军职由一路统兵官（兵马钤辖、副都部署）到方面将帅（经略安抚招讨使）。与此同时，按照宋代官场叙迁惯例，张亢还先后获得右骐骥使、遥领忠州刺史、西上閤门使、四方馆使、遥领果州团练使、引进使、遥领眉州防御使等武阶官衔。其中引进使为从五品，遥领防御使乃遥郡官第三级，为中上级武官加衔。
张亢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显露于军界，一时颇得一些主政者的倚重，多次被委任应对突发事件或紧张局面。庆历元年那次调任并代钤辖，即是解决麟、府二州困境。到第二年中形势缓和后，适逢辽朝陈兵要挟，又被立即调往河北前线。同年十一月，当宋军大将葛怀敏惨败定川砦（位于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一带）后，一时西北震恐，宋仁宗想派范仲淹镇守渭州和泾原路，以应对局面。范仲淹自感力不从心，遂推荐张亢出任。于是，张亢临危受命，出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渭州知州。此职实为陕西对夏四路战区之一的统帅，也是张亢毕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可以说走到其从武生涯的顶峰。
张亢堪称北宋中叶的一代良将，其见识和胆魄为一般文臣出身的将帅所不及，其战场表现又超过许多武官同辈，其事迹可谓足以传世。但张亢却屡遭弹劾、压制，甚至一度身陷囹圄，晚年还颇受非议，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
张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击是与公使钱有关。公使钱是朝廷发给地方官的一笔经费，用以应酬宴请、馈赠及交通等等支出，实际上使用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由官员们支配。庆历二年十一月，张亢就任泾原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渭州知州时，正是本路宋军惨败不久，人心惶惶。张亢为了弥补公使钱的不足，只得派手下牙吏从事贩运盈利活动，增加经费收入，以犒赏部下，激励斗志。如《宋史》本传所说：张亢轻财好施，凡宴请犒赏，常过于他人，“以此人乐为之用”。这原本属于边将传统做法，以往宋太祖还特别给予边将这方面的特权。不过，由于张亢与上司郑戬意见不合，因此遭到郑戬的报复，告发他滥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乘机弹劾张亢营私谋利，进一步夸大成贪污罪。因此，次年张亢与另一位情况类似的官员滕宗谅一度被收于邠州（今陕西彬县）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