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政期间，吕蒙正还不失时机地规劝天子关心民瘼。某次宫廷赏灯宴会中，太宗皇帝自满地对在座的吕丞相说：五代乱世，生灵涂炭。像周太祖率军入汴京，官员庶民家都遭受剽掠，人间大火不绝，天上彗星横现，真是全无太平之日可待。朕亲躬政务，现在可谓万事粗理，天顺人和，京师已是一派繁荣气象，看来治乱还在人为！听到君王如此高论，他竟离席到皇帝面前奏言道：天子所居之处，士民荟萃，自然繁盛。但在都城外不过几里的地方，为臣就曾看到许多饥寒而死的人，其他地方不必说了。故期盼陛下能由近旁发生的事推及远方，则苍生有幸啊！真是不识趣，也不看场合，明摆着扫天子的兴嘛。太宗听罢脸色都变了，闭口不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倒安然归席。执政们因此都暗暗佩服其直率敢言。当然，这些出自《宋史》本传的记载，或许有些溢美之词，但大致事实倒还可信。
在古时帝制王朝时代，宰相是臣子们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只有到了其位上才明白着实难做，上伴君王下面百官，千头万绪，时刻处于矛盾的聚集点上，尤其是在宋太宗这样猜忌心重又专断的皇帝座下供职，更是轻不得重不得，真不得假不得。外人眼里的体面风光背后，阴霾苦水多了去，明智之举只能是照民谣“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说法去应付。
熟读经史的吕蒙正，当日就以雅量服膺朝野，有两条记载颇能说明。一件事说的是：卢多逊任宰相时，其子依照门荫条件入仕，被授予水部员外郎，属正七品官，从此成为定制。吕蒙正入相后，儿子也可循旧例享受如此待遇，但他却上奏皇帝：为臣忝位科举甲等及第，授官不过九品京官，何况天下有才之人终老于民间，不能享有尺寸俸禄者众多。如今臣之子才离襁褓，便获殊荣，我怕遭到报应，乞求以为臣科举授官时的标准给臣之子补官，就此足矣。看到和听到这样的奏言，太宗及臣僚们自然对其多一份敬意，由此修订了规则，成为以后的定制。还有件事是：一位朝官家藏一面古镜，据说可观看二百里，此人为巴结吕丞相，遂将此物献上。不料吕蒙正对其笑道：我的脸面不过碟子大小，哪里需要照二百里？此事传出，闻者无不叹服。
吕相公为官尽管持重守正，一路顺风顺水，仍不免要遭遇波折。淳化二年（991）九月间，言官宋沆与冯拯等人上奏请立许王元僖（太宗次子）为太子，忤逆了天子，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位宋官人正是吕蒙正妻子宋氏的兄弟，他的冒失举动自然引起太宗对其当政姻亲的猜疑。就在这时，枢密副使温仲舒乘机攻击宰臣欺下媚上，致使民怨沸腾。须知此时赵普早已因病辞职，唯有吕蒙正一人独在相位，矛头所指当然就是吕蒙正。
说起来，温枢密与吕丞相原本是好友，当年两人同时科场中举，有同年之谊。温仲舒在任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期间，因与当地驻军的监军家婢女私通，被告发出来，实在辱没官声，结果被朝廷削职为民。温某人穷困潦倒，只得到京师投奔昔日同年，吕蒙正出于友情和同情伸出援手，不仅接济其生活，还做工作恢复其官员身份，又一再推荐和拔擢，使这位名声欠佳的地方官进入中央。彼时，双方过从甚密，他对恩人更是感激涕零。有道是世道险恶，小人最是恩将仇报。当好友遇到难处之际，已居执政之位的温枢密不是挺身而出，反倒落井下石，无非觊觎更高的官爵。由此，其为人终为士林所不齿。
受到姻亲的牵连和温某的攻击后，吕丞相却并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因此天子迁怒于他，下诏罢其相职，由老臣李昉和吕蒙正的另一位同年张齐贤接替。罢相诏书的言语相当刻薄，其中有“援引亲昵，窃禄偷安”。虽保留了吏部尚书头衔，其实只是闲职。他听罢天音，未发一言就离朝返回故里。这一年吕蒙正45岁，在相位上才坐了三年。
四
北宋时，开封固然是都城所在，天子脚下公卿百官云集，禁卫如林，号令天下，里外一个帝国的政治中心之地；但洛阳府也非寻常城市，其早期历史不说，就从隋唐时算起，便是关东的中心，定名东都，首都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则称西都，两城并号为两京，其城池宫阙不下于京师，如隋炀帝、武则天及唐玄宗等等帝王，大半时光不是在长安城定居，而是在洛阳城度过。唐末五代期间，长安毁于兵燹，洛阳城就成为最大的都会。随后，汴梁定名为东都开封府，西京就让位洛阳府。
因历史人文的背景，西京洛阳城聚集了大批养闲退休的官僚，故多园林别馆，引得文人骚客也多荟萃于斯，于是此地成为北宋的文化中心所在。
吕前丞相回到家乡，聚首亲朋故旧，回忆昔日的艰苦日子，满足之感油然而起，加上早年就感悟过佛陀，胸怀一贯开阔，因此心情倒并不郁闷，遂陶醉于修筑园池，打算享受轻松闲适的生活。
据说，他还在相位的时候，曾喜食鸡舌汤，每日必餐。一天，他游自家的后花园，看到远处围墙旁有座山包，便不解地问随从是谁修筑的，仆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么能堆积如此之大？仆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相公一顿汤须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他闻听后默默无语，从此舍弃这一嗜好。但毕竟今非昔比，饮食不说，故相家的园池就老大不小，濒临伊水，并为纪念少年时吃到弃瓜一颗，而专修一亭。
常言道“无欲则刚”，此非虚言。吕蒙正有心洒脱，不愿贪恋权位，反倒甩不掉庙堂之责。居洛不过两年零一个月，宣召入朝的诏书又抵达家门。显然，崇尚儒雅的太宗没有忘记一手栽培的状元宰相，对其亲家人妄议皇储之事恼怒过后，才察觉到与他无关，自然不再怪罪。日子久了，天子厌烦了老官僚李昉之流的昏庸，更觉得吕状元清新宽厚的难得。
淳化四年（993）十月，吕蒙正复相，李昉离朝，加上数月前张齐贤已先期罢相，吕蒙正又是独掌相印。
说到吕丞相的同年张齐贤，也是位值得一提的不俗人物。他与吕蒙正为洛阳同乡，但年长三岁，两人还同时拜师学习过。这位贫家子弟，身形壮硕，胃口极大。据说，他在青少年时总吃不够，只有遇到村里人办红白喜事时才能饱餐一顿。某日，他又去参加一家人的斋事活动，事后竟将主人悬挂在墙上的一整张牛皮煮熟吃光。即使日后贵为公卿，他依然食量过人，尤其嗜食肥猪肉。与吕蒙正同年中举入仕后，彼此风格迥异，一个是儒雅豁达，一个是粗犷敢为，如早年王道士所预言，前后脚做了宰相。可在太宗皇帝心目中，还是更欣赏吕相公的气质风范。不用说，这两位内心不免存有竞争之意，倒是不伤官场和气。
在重回中书的一年半多之中，吕蒙正施政依旧崇尚宽简，不过该照章办事时，也不随波逐流。如某次推荐出访外藩的使臣，他便不顾皇帝的不满，一再坚持，以至太宗终于叹服道：吕卿的气量，朕也不及。
怎奈宦海无情，君王心底难测！到至道元年（995）四月间，晚年的太宗皇帝为将来储君顺利继位考虑，需要一位宰臣辅佐，以防意外发生，最终看中了“大事不糊涂”又果决的吕端，而放弃了儒雅的吕蒙正。于是，下诏授予吕蒙正右仆射的隆高官衔，出判西京兼留守。在此需说明，按照宋朝的规矩，宰执重臣离朝出任要地长官，称“判”不称“知”，以示敬重，尤其是判洛阳府兼西京留守，带有替天子镇守之意，故更受世人尊崇。
再次荣归故里后，除府衙中大事过问之外，其余一概交于下属处理，他则依旧与故交亲友往来，流连于游赏宴饮之中，了无政务烦恼，真是快意人生！如此洒脱豁达、不为名利困扰的举止，令多少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官僚叹服不如。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皇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真宗。新天子大赦天下的同时，也对众多臣僚加官晋爵，吕蒙正的官阶升迁为左仆射。朝廷在洛阳郊县兴修大行皇帝的奉熙陵，他主动贡献家财三百余万钱，以表达心意。国葬之日，他匍匐于陵前恸哭不已，这当然是真心实意，令出席葬礼的君臣深受感动。
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里，复相两年的张齐贤因朝会期间喝醉了酒，举止失态，有失大臣体统，被传诏罢职。其实此事不过只是表面文章，背后真正隐藏的笔墨，则是他与更受真宗信赖的另一位宰相李沆矛盾的结果。当日坊间遂传唱道：“李相太醒，张相太醉。”
真是一对冤家同年关系，张丞相才罢官离朝，三个多月后，吕蒙正又回到中书成为首相，并加授昭文馆大学士，与李沆共掌相印。此时吕相公55岁，仍是精力未衰之时。
五
本朝建国以来，三度入相者唯有吕蒙正与开国元勋赵普两人而已，又都历经两朝皇帝，因此，就其仕途而言确是光彩无限，朝野无不羡慕。
真宗继位后，朝政大致沿袭前代路线，国内建设倒是蒸蒸日上，不过来自边关的压力却与日俱增。辽朝大军不时进犯就不用说，西北一隅的党项势力也日渐猖獗，一时狼烟不绝，令君臣为之宵衣旰食。
面对如此严峻的边防形势，当日宰执大臣班子的构成却几乎是一个和平内阁的架势。往细里说，中书里的宰相有吕蒙正、李沆和向敏中三位，参知政事有王旦、王钦若二人；主管军政的枢密院正职长官为周莹、王继英，副职是冯拯、陈尧叟。这些衮衮诸公中，除了周莹和王继英两人出自武官外，其余都是清一色的科举士人，懵懂军务。而仅有的周、王两位武人，还出身太宗、真宗藩邸随从，因此一路升迁主掌枢密院，既缺乏战场经验，更无高明的军事谋略可言。以此观之，朝堂应对边患自然乏力。
正是在此背景下，吕蒙正开始了第三任主政期，前后有两年多时间。不用说，从事内部各项建设，他得心应手，但解决边防困境就力不从心。好在局势尚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年轻天子又是自幼深受儒家文化培育的君王，素来不好动武用兵。因而，君臣相持着支撑偌大的江山。
吕丞相到底是个明白人，眼看国家面临无穷的边患，自己乏善可陈，一筹莫展，加之年岁渐高身体多病，遂萌生了退意。到咸平六年（1003）九月间，他已连续七次上表请辞，天子只得恩准，特授予太子太师官衔，并赐封莱国公。他就此卸下千钧重负，赋闲于京城。
翌年，也就是景德元年（1004），是宋朝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当年闰九月间，辽朝专政的国母萧太后带着辽圣宗挥师二十万大举南下，双方上演了一场生死大决战。吕蒙正真是有先见之明，他的先期让位于公于私都恰到好处，既为一代豪杰寇准的出山铺平了道路，也使自己避免了难堪的境地。
同年七月末，宰相李沆病死任上。八月初，参知政事毕士安、三司使寇准被任命为丞相。新班子新气象，尤其是刚毅果决的寇相公敢作敢为，迅速做出了迎战的准备。于是，随后宋军的抗击和天子的亲征打破了契丹人入主中原的梦想，最终双方休战妥协，订立“澶渊之盟”。这一结果，倒是吻合了“化干戈为玉帛”的说法。
这一年，吕蒙正在家中密切关注着庙堂的变化和战场的形势，为最后的结局感到欣慰，对寇准的表现更为钦佩，确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云于一时。他是个知足的人，该享有的都已享有，该领略的也都经历，是到了彻底引退之时。
来年春天，吕蒙正上表天子，恳请返乡养老。真宗理解花甲之年老臣的心意，遂予以恩准，并特意安排其两个儿子搀扶着父亲入宫觐见。君臣见面时，老相公表态对议和充分支持，认为属“古今上策”，天子深感慰藉，当即口谕升迁其两子官职。
返回洛阳城后，晚年的吕蒙正过着轻松优游、儿孙绕膝的日子。他先后娶妻两位，前妻宋氏封广平县君，不过早死，续弦薛氏封谯国夫人。他共有十子，皆为朝廷命官；女儿六人，也都嫁于官户，其中二女婿赵安仁、四女婿丁度官至参知政事。他还有二十五个孙子、三十一个曾孙。就此观之，真是多子多福，满门富贵，完全符合古人福禄双全的成功标准。
他还一直受到朝廷的关怀，爵位一再提升，先后改封徐国公、许国公。天子在巡幸途经西京时，两次驾临其家，赏赐不菲。老丞相一贯气量大，当真宗关切地询问他哪个儿子堪当大用时，他却仅推荐更具才干的侄子吕夷简，由此同门晚辈得到天子的器重，日后官居宰相。他又好奖掖后进，一位门客之子读书无门，他便安排其与自己的儿孙一起就读，这位寒门子弟就是以后历仕仁宗、英宗和神宗的三朝宰相富弼，这都是后话。
大中祥符四年（1011）四月，吕蒙正寿终正寝，享年68岁。按照惯例，朝廷予以追封抚恤，赠予中书令的显赫官衔，礼官们会商后奏请给予“文穆”的谥号，故后世称为吕文穆。
观吕蒙正其人一生，可圈可点之处不少，诸如少年时就甘于清贫，苦心读书，志存高远；入仕后为人老成持重，处理上下关系妥当，又能把握分寸对待权势诱惑，知所进退，遂以“厚重”赢得不小的名声。但最引人注意的一点，还在于一介寒儒仅凭读书科举出身，而终究执掌国政的事实。这确是宋代崇文风尚的一个写照，也是当世文人成功的一个缩影，正如他自己的一首诗所云：“昔为儒生谒贡闱，今为宰相出黄扉。两朝鸳鹭醉时别，万里烟霄达了归。羽客渐垂新鹤发，故人犹着旧麻衣。洛阳漫说多才子，从昔遭逢似我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感怀。吕蒙正算不上是万古流芳类的人杰，不过其洒脱的为官之道却值得后人体察玩味。
“吕端大事不糊涂”
说到中国古代的官场，过来人常谈“难得糊涂”，尤其是清代名士郑板桥好此名言，且书写成条幅，从此更为世人所熟知。其实，此“糊涂”并非真是彼稀里糊涂，骨子里透着的是些许圆滑、超脱和许多无奈。面临错综复杂的人事纠纷，确非一言两语能够厘清，也非快刀斩乱麻可以解决，老到者便体悟出其间难处，发出如此感叹。不过，虽说游戏潜规则令不少人为难，但高明者却自有办法拿捏应对，该出手时还得出手，岂能一味糊涂！宋初的名相吕端就因此载之史册，为后世所传颂。
一
吕端能以“糊涂”而主政并扬名，还得先从其身世说起。
吕端，字易直，生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家乡乃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祖上为唐末五代时官宦之家。祖父吕兖应是读书人，曾任横海军节度判官，后因受到节度使叛乱牵连，举族遭到杀戮，唯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逃脱，这便是吕端的父亲吕琦。吕琦幼年遭此灭门之灾，却并未自怜自艾、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到后晋时官居兵部侍郎，终于重振家门。如此家庭环境背景，必然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极大的影响。
父亲一定多次讲述过祖父和家族的凄惨悲剧，这使吕端自小就明白了命运无常的道理，随着年龄的增长，又见惯了世间百态，从而养成性情恬淡的特性。成年的吕端长得身材高挑，仪容俊朗，胸怀更是豁达无涯。
吕端和兄长吕胤（后因避讳宋太祖名讳，改名余庆）都凭借父亲的官职特权，先后荫补入仕。吕胤以后进入赵匡胤幕府，参与了“陈桥兵变”，成为宋朝开国功臣，在宋太祖时代官至参知政事，属天子身边的亲信。而吕端踏入官场后，也很快熟知了许多的明规矩潜规则。不过与常人相比，这位富家公子往往不计较长短，不在意得失，一句话便是缺乏急功近利之心，因此不免给某些精明者留下糊涂的印象。
本朝建立时，年方25岁的吕端调任浚仪县（今河南开封）知县，也就是都城直辖县的长吏，位处天子脚下。以后，胞兄在朝中的地位多少使他受益，遂顺风顺水，一路从知县做到知州。有一年，朝廷派遣使臣出使辽朝，他被选出担任副使，因他当时的官阶不够，还被特别假以更高的太常寺少卿的官名履职。到太祖皇帝晚年，他已出任西南重镇成都府的知府。须知，蜀地人烟稠密、物产丰饶，从来是称王割据的宝地。宋初以来，此地时常动荡不安，故非朝廷极信任者不能到此就任。到开宝九年（976）兄长因病故去时，他已41岁，不能说政治上完全成熟，倒也深明大义，懂得了政坛的基本路数。
吕端的性格决定了他从政的特点，便是为政宽简，抓大放小，所到之处上下相安，百姓也免了不少折腾，故官声口碑颇佳。
太宗皇帝登基后，皇弟秦王廷美出任开封府尹。亲王挂名首都长官，自然不可能亲自料理各种庶务，朝廷须配置得力官员予以辅佐。于是，吕端被朝廷相中，从成都召回京城，出任开封府判官，成为京师地面上的实际管事者。
上面说过，太宗以非常手段登上宝座，出于巩固皇位的需要，打出了“金匮之盟”的旗帜，秦王廷美一时加官晋爵，并沿袭太宗过去的惯例，挂帅开封府。但老练的政治家早已洞悉其中的隐情，且不说赋闲在外的元老大臣赵普猜到个中内幕，看起来糊涂的吕端也明了此间的微妙之处。话说回来，他毕竟是有底线的人，既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不能怕棘手便袖手旁观，既要尽本分，也要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能帮就帮。
太平兴国四年（979）二月，天子亲征北汉前夕，考虑委任秦王为京师留守，负责内部一应事务。当幼稚的廷美打算接受如此重任时，吕判官立即私下劝说道：陛下不顾风雨辛劳，吊民伐罪，殿下乃天子至亲，应当做扈从皇上的表率，若就这样留在京城，怕是不合适的。听罢如此肺腑之言，秦王马上明智过来，便恳求随驾出征，就此赢得了太宗的好感，答应了这一要求。此举足以说明吕端在大事上的清醒程度，非常人可比。
有道是，自古在京城当官都是件不易的差事，且不说当年皇亲国戚、公卿百官定居于城内，还有各种来头的人也都群聚于斯，稍不留意，就立马惹来议论，弄不好还反映到宫里。故吕端在开封府的日子，总少不了高高低低、七七八八的事情。不过，他忙碌归忙碌、操心归操心，却是习性不改，但凡遇见细碎琐事，多大而化之，或交由下属处理，有时实在抹不开面子就随口应承。因此在朝臣中留下办事糊涂的看法。这样的糊涂，有时不免要付出代价。
时间久了，秦王府内一些亲随人员熟知了吕判官的脾气，便找他通融办事。对上司身边的人，他不能不给点方便，于是发生了贩卖违禁货物的事。此事举报出来，天子就借机敲打威胁皇位继承人秦王，于是下诏查办。吕端因此遭到惩罚，被连降几级，贬为商州（今属陕西）司户参军。殊不知此次贬官，却意外地使他及时脱离秦王府的圈子，避免了日后的危难，还成就了一番功业。
二
宋朝政坛的规矩还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官员只要没有重大罪行，遭贬之后总有复出的机会，这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突出。吕端贬谪外地后，不急不躁，淡然处之，时过境迁，也就被宽恕了。不久，他便获得迁转，先后在地方州衙、中央御史台及太常寺任职。
吕端自幼聪颖好学，成年后属于有大智慧大聪明的人。他自知无科举功名，学养欠缺，与当日政坛讲究科举出身的潮流不符，于是一面自己读书，一面虚心求教他人。据记载，他入仕之初虽官位不高，却因家底殷实，已开设专门的厨房，招揽文人食客，谈古论今，讲经论典，以弥补早年学业不足的缺陷，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多年不变。如此一来，随着学识的不断提升和阅历的日渐丰富，加上为人宽厚沉稳，练达人情，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从而受到高层的关注。
当朝廷讨论派使臣赴高丽国时，吕端再次入选。此时他的官阶已够，自然成为正任使节。在出使途中，暴风一度吹折了帆樯，船夫们惊恐起来，他却镇定自若，如往常一般照旧读书，如此豁达气概，令同行者钦佩不已。回朝之后，他的表现想必给天子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不久就被钦点为皇储身边的属官。
自皇弟廷美和皇侄德昭被逼死后，天子就开始考虑自己的继承人。太宗共有九个儿子，长子元佐最早被作为太子培养，先后册封为卫王、楚王。但当秦王廷美遭到父皇迫害时，这位皇嗣对官员们群起围攻的做法深为不满，不谙世情的他曾孤立无援地为皇叔求情，却无法说动父皇，为此他深感痛苦，郁闷不堪。当秦王冤死荒山的消息传入京城后，他受到刺激，悲痛欲绝，精神失常，以至于持刀随意伤人，甚至纵火焚烧宫室。雍熙二年（985）九月，天子眼见楚王不可救药，只得将其废为庶人。此事对太宗的心理打击不小，也算是一种报应。
到翌年十月，天子经过仔细斟酌，决定另选次子陈王元僖为继承人，遂进封元僖为许王，同时按照惯例委以开封府尹头衔。
皇储从来是关乎王朝政治稳定的大事，历朝历代因此引发了多少流血争斗、战乱，甚至导致亡国的悲剧发生，故君臣乃至于百姓都无不关心。有鉴于以往的教训，太宗亲自为新皇储挑选僚属，以辅佐其熟悉政务。这一次，开封府判官一职又相中了吕端。此时，吕端官居右谏议大夫，正当50岁。
对吕端而言，重返旧职是件喜忧难断的事。以往秦王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外地做官，因此幸免于难。而在那次惊心动魄的政治案件中，多少人的命运都因此发生巨变，失意多年的赵普重返中书；告密者柴禹锡等人摇身显官要职；一批秦王府属吏被斩杀街头；许多与秦府有往来的官员被贬官流放。残酷的现实使他懂得了保护自我的重要，有时唯有“难得糊涂”，才能相安无事。可以说，面对险恶无常的官场，富有经验的官僚往往采取大智若愚或装糊涂的处事方式，来保护自己并对付政敌，乃至对待多疑的帝王，其效果常常比工于心计还要略胜一筹。来自祖上惨痛的教训和秦王事件的前车之鉴，都使吕端重回开封府衙署后谨慎行事，他显然掌握了“糊涂”的精髓，翦锋锉锐，任人评说，尽可能避免卷入是非。
许王元僖入居东宫并挂印开封府，天子为之心安，臣僚为之欣然，看似一切祥和如意，岂料上苍不佑，时隔六年又出现意外。
人要碰上倒霉运，任你如何努力也无法摆脱。或许吕判官命中注定还要在同一位置上再遭磨难，正所谓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淳化三年（992）十一月间，许王元僖早朝进殿，方才坐下便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天子立即令其回府休息。随后，心焦的太宗顾不得许多奏章议论，亲自驾临王府探视。当天子来到病榻前时，元僖已陷于昏迷状态，虽然还能回应几声父皇的呼叫，须臾间却呜呼毙命。眼看着爱子在自己面前撒手人寰，历来刚愎自用的君王真是五内俱焚、肝肠寸断，联想到昔日长子元佐发疯的悲剧，此时再也按捺不住伤痛，恸哭不已。发生如此变故，天子早已无心政事，遂传诏废朝五日，追赠元僖皇太子，并安排后事。
据《宋史》记载，元僖相貌堂堂，沉静寡言，深得父皇的喜爱。他的忽然离去，令太宗悲伤许久，以至于彻夜不眠，涕泣达旦。作为父亲，还写下《思亡子诗》，以表达思念。
悲伤过后，天子下令追查许王的死因。情况很快就反映上来：元僖被身边一个嬖妾张氏迷惑，备加宠幸。另外，奏报还提到，张氏恃宠专横，私下打死过婢女，还曾在京城的西佛寺为亡故的父母招魂安葬，明显僭越违制，等等。报告内容中与皇储死因直接有关的，就是暗示张氏迷惑年轻的许王，致使房事过度、纵欲伤身。太宗闻听雷霆震怒，当即派宦官将张氏用丝带勒死，又毁去其父母坟墓。至于王府内的侍从亲吏，都一律施以杖刑驱逐。到此还不足以泄愤，对许王挂名管辖的开封府属官也要予以审查、惩罚。
要说许王之死，纯属个人生活问题所致，即使追究起来也应仅限于王府内部人员，实在与开封府无关。不过专制王朝时代就是如此，但凡有所关联者，都在株连范围。
当负责审讯的御史武元颖和宦官王继恩来到开封府衙时，正在处理公务的吕判官立即明了来意，便徐徐站立起来迎候。来人宣诏审查，他神色自若地对随员道：取我帽子来。两位审查官发问道：何至于如此？吕端回答：天子下诏审问，我即是罪人，安敢在堂上回答使者？言罢，他从容走下公堂，一一回答提问。审问下来，自然与上司之死毫无关系，结果他仍被贬为卫尉寺少卿。
不久，天子亲自坐镇对朝官进行考核，凡不满意者，当即就被贬为闲散之职。那些遭到降级的人纷纷哭诉求情，诉说家庭困难。轮到吕端时，他则主动自责道：为臣以前效命秦王手下，因不能管束王府属吏而被贬，陛下不计前嫌仍提拔使用。如今许王暴毙，是与我辅助无能有关，陛下又不予严惩，还使我继续忝列朝中，实在是罪莫大焉！今日朝廷考核百官，臣若能得到一个颍州副使，就足矣了。在此须注明：颍州即今天安徽的阜阳，副使主要包括节度副使、团练副使，当年是专门用来安置一定级别被贬官僚的闲差。听完吕端一席话语，太宗既觉得此人深明事理，也感到他有些冤屈，遂对他说：你的情况，朕自然清楚。事后，天子一想到吕端心甘情愿接受贬责，不免为其从容大度所心动，不能不高看一眼，也对其糊涂的传言有了自己的判断。
次年五月，因为有皇帝的好感，吕端官复原职，并加授枢密直学士。此职乃是枢密院中的重要职务，专掌军事机要。一个月后，再升任参知政事，成为中书大臣中的一员。这一年他58岁，可谓几经周折，大器晚成。
三
淳化年间，宋朝整体的形势大致安稳。就外部环境而言，此前两次北伐幽燕的行动虽然失败，辽朝转守为攻，频频南下骚扰，不过双方实力相当，一时形成对峙局面。至于其余周边地区，倒是烽烟少见，朝廷的权威不容动摇。从内部情况来看，经过太祖、太宗两朝三十余年的整顿，君臣义理严明，秩序稳定，社会经济与文教持续发展。
吕端进入中书后，依旧照章办事，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两位宰相李昉和吕蒙正不卑不亢，对同僚和下属宽厚相待。据说，经多见广的元老重臣赵普观察了他的行事风格后，说出了这样的评语：我观吕公上朝奏事，得到嘉奖未尝就喜，遇到抑压也未尝便惧，言行得当，不形于色，真乃台辅之器也！的确，他的恬然大度出自内心，外圆而实则内方，自然得到有识者的叹服。当日的一件事，便颇能说明赵普所言不虚：
淳化五年（994）九月，寇准从枢密院副长官转任参知政事，吕端虽然先入中书，却主动要求排在其下。这得说明，寇准的本官为左谏议大夫，吕端则为右谏议大夫，位序倒是先左后右。不过，自古官场上都极为看重排名先后，计较争执并不少见。看到吕端如此谦让，太宗倒替他着想，当即将其官阶也改为左谏议大夫，以排在寇准之前。
君臣接触久了，太宗皇帝发自内心地欣赏吕参政，时常单独召见议事，一谈便是许久。吕端渐渐在天子心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太宗晚年，对皇储的问题视为头等大事，皇位要顺利平稳交接，必须有可靠的人来主持朝政，以保驾护航。此人须头脑清醒，能断大事，以坚定贯彻自己的意志和选择。此时，宰相只有吕蒙正一人，以往重用过的故相赵普已亡，另外不久前还用过的两位宰相李昉和张齐贤，一个已是七旬多的平庸老臣，一个属性情粗放的汉子，两人显然都不符合要求。唯有一手提拔的状元吕蒙正还算满意，但所谓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吕丞相学养深厚、儒雅洒脱，为人却不够果决，危急时刻恐怕难当大任。因此，还得再起用一位宰相，这个人选当以吕端最为合适。
至道元年（995）四月间，太宗向吕丞相征求任用吕端入相的意见，吕蒙正认为：吕端为人糊涂。这大概是朝臣们的普遍看法。但太宗却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太宗皇帝从来独断专行，一旦做出决定，便不受外人影响，况且吕蒙正独居相位发此非议，反而引起了天子的疑心：是否意欲独揽大权？于是，在随后某天的后苑宴会上，太宗作《钓鱼诗》一首示意吕参政，其中有“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之句，暗喻自己是求贤的周文王，而吕端则是垂钓溪边的姜子牙。几天之后，天子的任免诏书下达，吕端升任宰相，而吕蒙正则罢相出局。
吕端独任宰相后，保持一贯风格，即老成持重，为政清简。翌年，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吴忠）遭到党项人的围攻，形势极为紧张。天子便召宰相吕端与知枢密院事赵镕商议对策，命令分别提出解决方案，吕端却请求共同提出对策。于是，有文臣上奏指责他缄口不言，是企图逃避责任。对此，太宗置之不理。同僚们上奏多有争议，唯有他不轻易表态。一天，太宗下达手谕：今后中书讨论的政事必须经过吕丞相审定，才能上奏。由此足以反映天子对吕端的器重。据记载，太宗皇帝对吕端眷顾至深，犹恨起用太晚。
当日中书之内，宰相之下有两三位参知政事，其中寇准最为天子看重，称之为本朝“魏徵”。要说吕相公与寇参政相较，前者深沉寡言，后者性格外向，直言敢谏，但两人志趣相近，关系甚好，昔日寇参政还极力推荐过吕端。因此，吕端拜相后，担忧老友内心不平，就请求皇帝恩准修订规则，从此中书大印由宰相与参知政事轮流掌管。
光阴就这样逐渐流逝，太宗皇帝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其生命就要走向尽头。夕阳之下，想必太宗时常掂量自己不顾非议选中吕端是否妥当。其实，帝王从来最是无情，暮年天子之所以对吕端信赖有加、寄予厚望，并不按旧制再任命一名宰相，无非是希望他能辅助新近册立的太子顺利继位。上苍佑宋，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了这一选择没有失误。
四
至道三年（997）三月间，天子终于一病不起，朝堂风云顿时出现微妙变化，几股力量开始暗中较劲。
在此要对太子的背景略作交代。当第二位皇储暴毙一年多后，太宗痛定思痛，又将第三子元侃晋封为寿王，寓意健康长寿，同时依例授予开封府尹之职，也就是定为皇位继承人。到至道元年八月，眼看自己病体难愈，太宗遂正式宣布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恒”，同样代表长久之意。
要说太子乃当今天子钦定，并诏告天下，又有一年半时间的亮相，原本不存在异议。然而，古代宫闱政治素来变幻莫测，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时常发生。据史书称，宫廷宦官首领王继恩深忌太子英明，忧虑未来自己权势受到限制，眼见天子来日无多，便暗中与参知政事李昌龄及草拟诏书的知制诰胡旦等朝臣密谋，还说服了李皇后，准备拥立已康复的前楚王元佐继承皇位。这位李皇后因不能生育，自己并无子嗣，却同情被废黜的楚王，就此在皇宫内外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平时看起来随和谦让、很少表态的吕端，此时却扔掉了“糊涂”的面具，一方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另一方面坐镇中书稳定人心。他除了督促臣僚各负其责外，每天都亲自陪太子入宫探问天子的起居情况。太宗病危之际，吕端闻讯立即入宫探视，发现太子竟没在宫中，便马上在随手携带的笏板上写下“大渐”（即病危）两个字，派亲信随从持笏板火速召太子进宫。不久，太宗就驾崩于万岁殿中，时年五十九岁。
大行皇帝刚刚咽气，王继恩便请李皇后赴中书与宰执大臣商议立新天子的事。在王继恩前来通知吕相公时，吕端将对方诱入太宗书房，随之果断地将其锁于屋中，并派人看守起来，旋即立刻去见皇后。李后因同意王继恩、李昌龄等人的建议，就对他说：皇帝驾崩，立后嗣应以长兄为先，此顺乎常情，你看怎么办？吕端高声干脆地答道：先帝立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皇后毕竟是没有经验的妇道人家，听了宰臣强硬的回答，只能默不作声。于是，吕端指点太子登殿即位，同时宣召群臣入宫朝贺。及至臣僚到齐后，细心的吕端望着垂帘后面新皇帝模糊的身影，还怕被李皇后实施“调包计”，就站在殿下不拜，要求卷起帘子，然后亲自登殿查验。当看清楚确实是太子赵恒时，他才返身退到殿下，率群臣山呼万岁。新天子遂顺利登基，是为真宗皇帝，时年29岁。
在真宗即位面临重大威胁之际，吕端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些许徘徊，不惧风险，也不征询意见，关键时刻当机立断，以过人的胆识化险为夷，从而为本朝立下了盖世功勋。由此，在当日就验证了“吕端大事不糊涂”绝非虚言，而又为后世传为佳话。
政治上的对决就是如此残酷，有一方胜利，便有一方失败。那几位投机家耗费心机，却阴谋落空，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按说，发生如此谋逆事件，凡参与密谋者及其家族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历代王朝无不如此。但难得的是，从来宽宏大量的吕端却不搞无情打击，更不做株连之类的事，一律予以宽大处理。对于李前皇后就不予深究，还尊为皇太后，该给的待遇一样不少；对主谋当然必须惩罚，却是不开杀戒，其中参知政事李昌龄被贬为忠武军司马；大宦官王继恩被贬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安置监管；知制诰胡旦被除名流放浔州（今广西桂平县），没收家产；其余一概不问。如此这般，迅速稳定政局，朝野不惊。
真宗皇帝入居宫廷后，自然视恩公吕丞相为当今第一功臣，感激备至，优礼有加。如年迈的吕端因身躯庞大，攀登大殿的台阶门槛有些困难，天子看见就下令让匠人专门加宽木质台阶，以方便爱卿行走。在军政大事上，更是悉心听取其意见。吕端也稍改昔日作风，向天子有条有理陈说时政急务。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忠心耿耿的吕相公到第二年夏天便身罹疾病，无法正常行使肃穆有序的入朝仪式。天子考虑到老臣的身体状况，特下旨请他不必入宫参拜，只需每天去中书裁断即可，并且一再委婉地拒绝了辞职的请求。
直到第二年十月，真宗才不得不批准了吕端的辞呈，给恩公加上太子太保的隆高官衔，请他安心养病。按照惯例，大臣退休后，俸禄就应该中止，但天子又下特旨依旧发放。
当吕端病重时，真宗皇帝还亲临其府探视慰问。然而，天不假年，皇恩虽然浩荡，吕太保却不能继续享受。他的沉疴拖至咸平三年（1000）四月，终于无法挽救，溘然长逝，终年66岁。
吕端死后，天子下诏给予诸多优渥抚慰，赠其司空官衔，定谥号正惠，又追封其亡妻为泾国夫人，录用其四子为官，等等。即使如此，真宗仍觉得无法表达感激之心，以后还继续关照吕家后人的生活。数年后，听说吕端的子弟长进不大，特传诏迁转一子官职；得知其家因经济拮据典卖宅第，便拨付内府钱五百万赎回，另外再赐给大量金帛。
就吕端从政一生来看，政绩可谓平平，唯有在确保太宗选定的继承人之事上有精彩表现。而仅此一点，恰是古代王朝对忠心臣子的最高评价，如伊尹、周公之所为，安社稷定邦国者非如是大臣不可。因此，当日已足以使他成为名臣，理所当然地受到朝野的尊重，后世的许多政治家亦常以他为揣摩的对象。
其实，吕端还是属于有大智慧的人，他很早就看透了宦海的无情与残酷，故一贯韬光养晦，淡定应对各种挑战，并不在乎给外人留下“糊涂”的印象。到了关键时刻，他才显山露水，果断出击，置对手于措手不及，从而一锤定音。在此借用皇帝给吕端拜相制词中的几句话，可对其一生予以总结：“简直夷旷，宣慈惠和，挺王佐之伟才，负人伦之硕望。顷自擢参枢轴，再历炎凉，运奇兵于庙堂，询谋惟允，贡昌言于帷幄。”
亲将张琼与杨信
要说宋朝初年的那批武将，张琼和杨信虽然不是其中声名最显赫者，却也是握过禁军实权的要角。两人因性格脾气迥异，命运与结局遂大相径庭，一个最终被逼自杀，另一个则荣至而归，由此或许暗合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
不怕死的张琼
在五代那种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兵燹不息、社会动荡不说，即便是王权也更迭频仍，朝纲败坏，而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乃在于武力因素失控，就连当时目不识丁的武夫悍将都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一时，野心勃勃的将帅无不招兵买马、招降纳叛，胆大妄为者还争先恐后地挤到政治舞台的前列亮相表演。
未来建立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出任后周朝禁军殿前司首脑之日，也逐渐聚集起一批自己的势力。张琼便是彼时赵匡胤身边的一名亲随军校。
说起这位张琼，祖籍在河北大名府馆陶县（今河北馆陶县），他出身行伍世家，父祖几代都做过河北藩镇的牙将。此人长得粗壮威猛，膂力过人，且射术高超。要说张琼最大的特点，就是强横无比，拼打起来不顾死活，遂以硬汉的身形折服众多壮士。由此，他被赵匡胤收为帐下卫队头领。
张琼追随主帅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其表现之勇猛常常令人望而生畏。一次，在与南唐军水战中，赵匡胤的坐船被敌军战舰包围，对方一员勇士持盾挥戟猛冲过来，众人都抵挡不住。在危急时刻，多亏张琼一箭将其射倒，才打退了对方的攻势。
随后，在攻打寿春（今安徽寿县）城时，赵匡胤乘坐一艘皮船进入城壕水中督战，城上突然弓弩齐发，张琼为了保护主帅，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躯阻挡飞矢。结果他大腿被射中，箭镞深入肌骨，坚不可拔，他一时疼痛得昏死过去，史称“死而复苏”。张琼不愧为军中豪杰，返回营地后，他要来一满杯酒，痛饮之下令军医破骨拔箭，“血流数升”，他却神色自若。这一幕颇似以后小说《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的描写，旁观的赵匡胤不能不大为赞叹。如此看来，张琼可称得上是赵大帅帐下的第一条好汉。
宋朝开国伊始，外有地方藩镇林立的威胁，内有功臣统兵大将的掣肘，再加上大批积习已久的跋扈将士，都对天子的权威和地位构成极大的威胁。
出身武将又熟知军旅习气的宋太祖赵匡胤，自登基之日起就不能不考虑收兵权的问题。但只有自己腰杆子硬，才能收拾对手；若要腰杆子硬，便须牢牢控制禁军队伍，而禁军的核心又是皇帝的宿卫亲军。于是，太祖即位后马上就任命张琼典领宿卫亲军，不久又授予其内外马步军都军头的军职，并加封给刺史的官衔，也就是说张琼获得了中级武官的待遇，这当然是天子对这位猛将的信任和奖赏。
在开国天子身边，张琼担任扈从职责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皇弟赵光义任殿前都虞候，是张琼的顶头上司，也是太祖皇帝安排在禁军重要统军机构中的自家人。自家兄弟加上亲信，当然是控制禁军的最佳搭档。
建隆二年（961）七月，赵光义升任开封府府尹，殿前都虞候一职便空缺出来。当考虑殿前都虞候继任人选时，天子钦点张琼接任。之所以如此，显然是首先考虑到此人的忠心，但其威名和震慑力也是重要的因素。太祖当时就对身边人说：殿前卫士如狼似虎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从御口中说出的这句话，正说明殿前司掌管的京师禁军将士既枭悍擅战，又是何其难制，而张琼则具有足够的控驭能力，大概论武艺论胆气都无人能出其右。
值得注意的是，张琼当日的身份还只是一员中级军官，资望俱浅。因此，太祖皇帝在发布任命书的同时，将他的头衔越过团练使直接超迁为中高级的防御使，但其地位仍不能与那些节度使级的将帅相比。从职位来说，殿前都虞候之上还有殿前正副都指挥使，通常由节度使级的大将担任，至于殿前司原本最高的军职——正副都点检，则已空置不再委任。由此看来，张琼虽位居禁军殿前司的第三把手，却是最受信任的一位，这正是太祖以小制大的一招。
正是这位张琼，两年之后却被皇帝赐死，其缘由颇值得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