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历史上，北方游牧部族的汉子因身强体壮，擅长骑射，常常被中原朝廷招募从军，一些强悍的勇士还因战功卓著成为名将，远的不说，唐朝的尉迟敬德、哥舒翰等人便是如此。当然，鱼龙混杂之下也不免出些跋扈叛将，像安禄山、史思明之流。不过，叛乱归叛乱，使用胡将的传统却是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在延续。到五代之时，大小割据君王穷兵黩武，唯武力是崇，胡人从军为将的现象就更为普遍。
今山西北部地区，历史上长期为胡汉杂居之地，也是交战频仍之区，特别是在唐末五代之际，以当地李氏沙陀人为核心的武装集团能征惯战，先是助唐天子打击黄巢造反农民军，以后干脆入主中原，草创后唐王朝。于是，一时河东的胡汉男子蜂拥而起，从军如云，视军功为安身发迹要途，呼延琮、呼延赞父子自不例外。
受到家庭环境与当地民风的熏染，呼延赞自幼习武，练就一身过人的功夫，年轻时便已从军，成为一名骁骑军的骑兵。正是因缘际会，这支队伍归属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统辖，因此他在行军作战中的表现，自然受到未来宋家天子的留意。宋朝开国后，太祖皇帝因赏识这位士兵的强健勇敢，遂将其调入近卫部队，并很快提为殿前司东班承旨，也就是进入天子的宿卫诸班直卫士队列。而诸班直的卫士，通常非武艺绝伦者不得入内，由此足见呼延赞体质与武功之超群。
据说，呼延赞因追慕唐初胡族名将尉迟敬德，遂自称“小尉迟”。这一名号就此传出，其后流传甚广，也为后世话本提供了素材。
宋初，朝廷倾力征剿各地的割据势力，因此大批军队投入战场，呼延赞也被派往前线，参加了讨伐盘踞四川的后蜀之役。他作为前锋部队中的一员，冲锋陷阵，一路拼杀，结果身负多处创伤。战后，他因功升为骁雄军的一名副指挥使，并返回京师继续承担卫戍职责。这得说明，按照宋朝军制的规定，营级编制辖有五百士卒，以正、副指挥使来统领，也就是说呼延赞属于骁雄军中的营级副官。
寻常的驻防工作不显山不露水，这位强悍的军官便难有用武之地，其能力便湮没于单调的练兵之中。故一直到太祖朝末年，呼延赞的军职都没有变动，始终停顿于下级军官之位上。
舞剑盘槊的功夫
一个人的命运起伏，既与自身的资质能力和所处的环境形势脱不了干系，也往往与偶然的机遇有关，政界军界人士更是如此。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宋太宗登基不久，为了迅速控制兵权和笼络军心，就亲自出面考选禁军将校，以提拔一批效忠自己的武将。不用说，高级将帅首当其冲，而身居下位的军官也有了出头的机会。这一次，呼延赞因表现出众，被选为铁骑军指挥使，也就是由副转正，并调入更重要的一支骑兵队伍。从此，他开始踏上了军旅生涯的快速干道。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皇帝亲征北汉，呼延赞随同大军出征。在行军途中，这位武将身骑乌骓马，手持重达数十斤的多种自制兵器，铠甲衣装也不同寻常，又将额头涂成绛红色，令人望而生畏，也不免使人感到怪异。宋太宗目睹后，甚感不快，觉得诡异惑众，曾有过将其斩首的念头。在围攻北汉都城太原期间，呼延赞如同一头出笼张牙舞爪的猛兽，冒着刀枪锋镝冲锋在前，先后四次攀上城堞又坠下云梯，但全无惧色，依旧不顾死活地拼搏。天子闻听，大为惊叹，就此打消了此前的恶感，于是当面赐予金帛以示嘉奖。
灭亡北汉后，宋朝大军继续北伐辽朝的行动功亏一篑，天子只得下诏班师，暂时屯军防守河北要地，此事前面已经说过。呼延赞随大将崔翰驻守于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在随后抗击辽军进攻的活动中，他当然还是勇于拼杀，因此被主帅奏报到朝廷。此时，正是抗辽和筹划继续北伐之际，良臣猛将自然受到朝堂的关注，呼延指挥使遂被先后提拔为马军副都军头、内员寮直都虞候。他获得的这两个军职都属骑兵武官头衔，而后者更是宿卫皇帝的骑兵诸卫队之一的长官，能就任此职想必与太宗的印象深刻有关。
雍熙三年（986），朝廷发动的第二次北伐又告失败。在这次三路伐辽军事活动期间，呼延赞作为负有宿卫职责的武官未能参加，失去了纵马挥戈疆场的机会。翌年，他升迁为马步军副都军头。还得说明，当时的马步军头司属禁军中的闲散机构，副都军头即为副长官。不过，呼延赞挂此官衔便标志着已跻身中级武将行列。根据他五代末从军时的年龄来推算，此时他四十七八岁。
官爵地位的提高，肯定令人欣喜，由此带来的功名利禄之类好处自不须多说，呼延副都军头至此已超越父亲，算是将门有后，也可光宗耀祖。但这位执拗的将军却是志不在此，一心向往金戈铁马的沙场，内心炽热的血性总难以抑制，若就此过起闲散舒适的日子，又何必多年持续不断地苦练武功和研习作战阵法？于是，他主动向天子献上自己琢磨出来的作战阵图、用兵要略以及安营扎寨之法，同时请求赴边关任职。太宗皇帝看到这些后，心有所动，便决定专门召见这位武将。
呼延赞接到入宫的通知后，想必异常激动，他精心准备，要抓住这次机会，通过展示自己浑身的解数，以表达武将们不甘屈服的决心。他还有四个儿子：长子必兴、次子必改、三子必求和四子必显，在他的亲自训练下个个都身手不凡，也有必要引荐给君王。于是，他带着儿子们全副披挂来到皇宫。在宫廷的大院内，天子下令呼延将军表演武艺，他身披全副盔甲，跨上战马，双手先后挥舞着两条铁鞭和一支枣形钢槊往来奔跑，时而疾驰，时而击杀，确是威风凛凛，锐不可当。他自己结束演示后，又请求陛下给予恭候在外的几个儿子操演的机会，得到太宗的欣然同意。呼延赞的四个儿子也全副戎装，先后都演示了一身的刀剑、矛槊的功夫，史书称“迭舞剑盘槊”。真是虎父无犬子，天子对呼延父子满门的武功自然赞叹，遂当即赏赐白银数百两，并赐给四位年轻人每人一套衣带。
然而，此时朝廷两次北伐先后失败，朝政追求的目标及价值趋向已悄然转移，天子及执政大臣都视内部整顿和建设为关注的重点，不再热心向外武力扩张发展。因此，呼延赞要求上前线带兵打仗的愿望自然未被接受。
呼延赞只得继续在开封城的军营内度日，闲暇之时教习诸子操练武功，光阴就这样一天天消失。三年之后，依照论资排辈的规矩，他获得了刺史的加官头衔，不久又由副转正，升迁为马步军头司的都军头，但边关前线似乎依然遥不可及。
“可怜白发生”
呼延赞作为一名武将，身怀超群武艺，作战异常勇猛，史称“有胆勇”、“鸷悍”，这便吻合了“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传统古训，具备了本职角色应有的素质和能力。时势造英雄，但英雄更受制于时代和环境提供的空间。
据记载，呼延赞深受朝廷恩典，便以身许国，发誓与北方强敌辽朝不共戴天，故经常表达宁死沙场的意愿。他性情虽颇为粗悍，却极有胆魄，其全身遍体刺上“赤心杀契丹”几个字，不仅他本人如此，甚至连妻儿和家仆也不例外。他还与诸子都在耳后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由此足见呼延将军满怀强烈的报国杀敌之心。
说到面部刺字，乃五代以来普通士卒与罪犯所共有的标志，本含有耻辱之意。眼见宋辽双方时常发生激烈的战争，特别是本朝第二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此辽军不时南侵，边关烽烟不绝。特别是雍熙三年冬季的君子馆（今河北省河间市北）之战，朝廷损兵折将，军队斗志大受挫伤，“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因此，呼延赞全家不忌耻辱的刺字行为，正表达了坚定投身抗辽事业的决心。
为了锻炼下一代的体质，呼延赞甚至还做出一些极度违背人情的事来。史称：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并能耐住严寒，竟然在隆冬季节用冷水浇在孩子身上。这些做法，常为世人不理解，其实也反映了他严酷培养子弟的用心，以便为将来迎战做好准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父亲虽对其子训练起来严厉得不近人情，但并非毫不关爱。某次，其子生病，他依据传统说法，不惜在自己的大腿上割肉，与药烹煮，“为羹疗之”。
既一心投入御辽事业，呼延赞便思索对付敌方的阵法，有机会就献给天子。他还自己设计兵器，先后打造出降魔杵、破阵刀和铁折上巾等特殊武器，破阵刀两面都开成利刃，皆重达十几斤。显然，这些兵器是为针对辽军铁甲骑兵而设计。日后，宋仁宗朝的一位武官杨偕也向朝廷献“神楯劈阵刀”，在对付西夏重装甲骑兵中发挥了作用，杨将官的劈阵刀便是效仿呼延赞之破阵刀。
自出任马步军都军头之后，又时隔三年，也就是淳化三年（992），呼延赞终于获得赴前线的机会。这一年，太宗天子降诏，调任他为保州（今河北保定）刺史，兼任冀州（今河北冀州市）副都部署。保州地处对辽边界，属于防御要地，刺史作为地方长官既要负责军务，也要管理民事，而冀州副都部署则是这一带数州防区的副总指挥官。
当此之时，辽军虽偶尔还会南下，但大都不过属于骚扰掠夺性活动，宋辽双方间激烈的大战已结束。本朝则实施了全面防御的战略，终止了大规模的出师行动，更不允许武将擅自出击。如此一来，呼延赞到任后的主要职责便是管理日常兵营事务，诸如点名考勤、发放粮饷以及案牍之类的事情，他对此显然并不热心也不擅长。故不久，他被改调到内地的辽州（今山西左权）任刺史，而这一新职属于纯粹管理地方民事的行政长官，真正是角色错位，恰如猛张飞绣花，如何能有好结果。因此，在辽州衙门任内，呼延赞又因不善治理民事，大概闹出些笑话，结果被奏报到朝堂。淳化五年，他被召回京师，结束了两年困惑的外任经历，重返昔日军头司都军头的闲散职位。随后，他获迁团练使的加官头衔，地位又有所提升。
到本朝第三代天子真宗皇帝登基后，呼延将军已近暮年，当年的“小尉迟”也早已熬成“老尉迟”，其雄心壮志即将消磨殆尽，那些专为对付辽军铁骑而打造的兵器长期搁置，几乎生锈，惯用的一副沉甸甸的铁鞭也难得派上用场。看起来，通往战马嘶鸣的疆场之路似乎要消失于视野之外。
但老将要完全熄灭内心深处的激情斗志，却不容易，每每酒后梦里，炽热的战斗场景总挥之不去。大概南宋辛弃疾的《破阵子》最能吻合其心头感受：“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咸平二年（999）十二月间，辽军大举南犯，年轻的真宗皇帝不得不下决心率百官亲征。在天子亲征行动之前，呼延赞与另一位武将王潜被朝廷选中，出任扈从大军的先锋之职。深冬季节的寒风，止不住老将再度澎湃的热血，他兴奋地收拾起沉寂已久的自制装备，披挂上阵。然而，九五之尊的天子亲征，从来并非直抵前线战场，故真宗北上抵达大名（今河北大名）行宫后就驻跸下来，就此坐镇指挥。呼延赞遂由先锋官改任行营内外都巡检，也就是参与承担皇帝行宫内外的保卫任务，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参战的机会。
隆冬时节作战，对交战双方都实在是件过于艰苦的事，但宋军肩负保家卫国重任，又有天子亲自督战，自然顽强抗击，而辽军不过是侵略掠夺，也就知难而退。到次年正月间，辽军北撤，随之真宗结束亲征，班师返回开封城。
马革裹尸梦的破灭
呼延赞随军返回京师后，卸去兵权，再度回到冷清的军头司衙门消磨时光。此时到了花甲之年，他强壮如铁的身体已大不如以往，身心更感疲惫，眼见朝政趋向如此，北伐无望，遂看淡了军旅和仕途。
据《宋史》本传记载，真宗在某次亲自选拔禁军将校时，许多武将都争吵着表功，只有呼延赞对天子说：为臣每月有俸钱百贯，所用不及其半，所以很知足了。自念无以报国，也就不敢再求升迁，唯恐福过而灾生。这番表述固然反映出呼延赞身上的谦让品德，但仔细品味之下，又似乎可以窥见他一丝抱恨无奈的心迹。
当年四月初夏，朝廷为亡故的皇太后举办隆重的下葬之礼，呼延老将军受命负责葬礼期间的护卫和仪仗职责。中国自古极重葬礼，尤其是皇家帝室就更为重视，耗费巨大不说，礼仪就复杂繁琐至极。因此，凡参与的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精心操持多日，真正是劳累不堪。
当这场葬礼终于结束后，呼延赞返回家中不久即死去。显然，他辛劳过度，老迈的身体难以承受。这位志在报国又剽悍无比的武将，最终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亡于一场繁重的皇家葬礼之余，确是死不得其所，马革裹尸的梦想，只能伴随其亡灵于地下。
呼延赞死后，诸子都继承父业，继续从军为伍，不过只有第四个儿子呼延必显留下官名，其军职至军副都军头，大致不过位居中下级而已，而这些身怀绝技的儿子也没有留下什么事迹，甚至在正式史籍中难觅其踪迹。但呼延赞的子孙后代，必然一直受到其事迹的鼓舞、感召。呼延赞死后一百多年，在激烈的宋金战争中终于又涌现出其后人的身影。
南宋初年，呼延赞的后裔呼延通成为抗金名将韩世忠麾下的统制官，曾多次率军打败金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绍兴年间一次战斗中的表现，极具戏剧化斗将的色彩。
据记载，绍兴六年（1136）初，韩世忠率军在宿迁县（今江苏宿迁）与金军突然遭遇，当时韩大帅仅偕呼延通一军先行，其余诸军尚在后面听令。面对强大的对手，呼延通率先一马出阵，金军猛将牙合孛堇也跃马出阵，这位金军将领极为骄横，喝令来人解甲投降。呼延通则策马驰至对手面前大呼道：我乃呼延通也，我祖上呼延太保在先朝时杀契丹立下大功，发誓不与契丹人共生。况尔女真小丑胆敢侵我疆界，我岂能与尔辈俱生乎！言罢，他挥枪刺向牙合孛堇，双方拼死厮杀，交战多时，以至于彼此都失落兵器，两人又在马上互相以手相击。当双方都扭打滚落马下之后，牙合孛堇情急之下抽出篦刀刺向呼延通的腋下，鲜血立即淌出，呼延通顾不得疼痛，双手用力卡住对方咽喉，致对手几乎气绝，最终将牙合孛堇生擒。如此激烈的搏斗场面，令双方军阵内的将士都大为震惊，金军惊惧之下只得败退而去，于是宋军大胜。由此来看，不难发现呼延通极其骁勇敢战，颇有乃祖遗风。
呼延通后官至观察使，其亡父呼延昌因此而获得武义郎的赠官。遗憾的是，数年以后，这位呼延猛将却投运河自杀而死，据说是与不堪忍受韩世忠欺辱自己妻女的行为有关。
呼延赞以勇猛出名，以至于被当时人视为粗悍的代表。以后宋代文人还常以他为讥讽对象，如宋人阮阅的诗话《诗话总龟》云：在仁宗朝，有个“轻薄子”写诗讽刺某人：“文章却似呼延赞，风貌还同富相公。”这里即以武将呼延赞与文臣富弼为粗野和儒雅的反衬对象。这当然是数十年后的事情，在一派尚文风气之下，兵武气息自然受到士人贬损。的确，呼延赞疏于文墨，也拙于行政，但观其人其志，实在是为战争而生，如此骁勇强悍的战将，唯有投身于边防沙场之上，方能尽显其英雄本色，对朝廷而言也方能人尽其才。
然而，在宋朝内政外交演进变化的过程中，呼延赞却逐渐陷入了角色错位的尴尬境地，以至于毕生抱负未竟，终究难跻身古代著名将帅之列。就此想到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宋朝既然不以推进边防为重，又何须猛士驰骋疆场！
士林豪杰柳开
一
说到宋朝的儒将，早期的柳开也能算是一位。只是他一生特立独行，意识行为中夹杂着不少的新旧冲突，与北宋中叶的儒将张亢、刘平等人迥然有别，以至于身上总纠缠着许多真伪难辨的轶事传闻。
五代后晋天福十二年（947），柳开降生于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一个官宦人家。这大名城是河北腹地一个大都市，从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朝时属魏州所在地，也是祸乱最烈的河朔三大藩镇之一的魏博镇驻节地。
说起来，柳开的家世渊源非同寻常。河东柳氏是中古时代的一个显赫姓氏，早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已成高门大姓，开始活跃于南北许多地区，也出了不少风云人物。如在南朝官场，柳元景、柳世隆、柳庆远等人贵为公卿，子弟们也多占据清要官职，家族还与皇室联姻。在北朝，他们中既有在中央做高官的，也有在地方称雄的。唐朝时，士家大族在政治上已经走向下坡，不过在世人心中依旧保持着尊崇地位。其中京师长安地区，柳氏与韦、杜、薛、裴等家并称显赫门第。后人最熟悉的唐代柳氏人物，大概就是文学家柳宗元和书法家柳公权了。如柳开不无炫耀的诗句所称：“皇唐二百八十年，柳氏家门世有贤。出众文章惟子厚（柳宗元），不群书札独公权（柳公权）。”
祖上如何风光，都已是过去的辉煌。到柳开父辈时，家境虽还属于豪富一类，不过官位已限于中下级，更重要的是当时门第观念已经不再流行。他的父亲柳承乾最终做到监察御史，那已是宋初的事了。
大名所在的河朔地区，自中唐乱世以来兵火不熄，强藩悍将打斗不已，故民风颇为剽悍，百姓习武蔚然成风。柳开虽是富家子弟，但受到当地风气熏染，自幼也喜好操弓舞剑，不仅练就一身过人的射箭功夫，而且胆子特别大。
说到柳开的胆子，少年时已经显露出来。《宋史》本传记载：后周末年，柳承乾任南乐（今河南南乐）县令。某日夜间，突然有强盗闯入家里，大家都惊恐不敢动，才十三岁的柳开抽剑就冲了过去。强人只得翻墙逃跑，结果被柳开挥剑劈掉两个脚趾。
改朝换代的事自古就有，尤其在五代时更不少见，“禅让”、兵变的悲喜剧不时上演。公元960年年初，后周禁军将帅赵匡胤再次“黄袍加身”，造就大宋王朝。正是大乱导致大治，宋太祖不满武夫轮番坐江山的格局，向天下释出了长治久安的新气象。柳开毕竟是世家子弟，自然明了世道人心所向，所以没有因尚武而荒废学业。
本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文坛也是荒芜已久。柳开自小就性格张扬，心高气傲，对当时浅陋的文风大为不满，读书作文遂以唐代韩愈、柳宗元为楷模，便起名肩愈，字绍先，大有延续“韩、柳”古文功业的志向。经典阅读多了，他深为先圣道统人伦义理所折服，于是奋笔道：“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就是认为“道”重于“文”，辞章华丽不如道理明晰。于是，他自觉学问升华，便改名为“开”，取字“仲涂”，立志再开“圣人之道”，又自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还以此署名著述。这都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他具有突破旧藩篱的新意识新主张。
年轻时的柳公子，已写出不少名篇，从而博得许多知名学者和官员的青睐，像大名知府王祐和翰林学士卢多逊都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一时他声名鹊起，与另一位古文家范杲并称“柳、范”。又与梁周翰、高锡、范杲等名士并称“高、梁、柳、范”。对于柳开的文学成就，元人修的《宋史·儒林传》这样评价：宋初，杨亿等仍沿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自欧阳修出，倡导古文，王安石、苏轼、曾巩继之，“宋文日趋于古矣”。由此足见其在宋代散文史上不可小觑的地位，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古来读书人大都遵循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教导，柳开属功名心特别强烈的人，不甘于仅仅扬名文坛，当然更要走这条道。彼时最方便的路子，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他报名科考。到底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一试中举，此时他26岁，是最终被录取的二十几人中的一位，可称得上是科场得意。
当年的柳开意气风发，自负学问深厚、文章无人可比。不过百年之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却写了一个故事，揶揄了他不少。说的是：柳开应举考试时，相当狂傲，将自己的千轴作品载于独轮车上，径直投于考官帘前，想以此惊世骇俗。另一位叫张景的考生，仅携文章一篇拜见考官。主考官对那车千轴文字未加关注，倒是读罢短文大加赞赏，结果将张景的名次拔在柳开之上。因此，当时人慨叹道：“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此事真伪的确难辨，但有关柳开的类似轶闻从来不断，只能说他张扬的性子不大为以后的士人所欣赏。
二
柳开入仕后，官运一度顺畅。他先做了五年多州衙里的司寇参军、录事参军一类幕僚官，协助知州处理文案和刑狱。当年，文教复兴才刚刚起步，官员素质普遍低下，各级衙门充斥着庸官俗吏。因此，他稍显才能就受到上司的肯定。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率大军征讨五代余孽——北汉，他奉命督运淮南八州的粮草供应军需。不幸的是，朝廷在荡平北汉后，随即匆忙展开第一次北伐辽朝的行动，却以失败告终。此事对柳开倒是影响不大，战后他升任常州（今江苏常州市）知州，又调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都是江南富庶之区，同时获得监察御史的官衔，这已是其父最终做过的官位。几年后，改任河北路的贝州（今河北清河县西）知州，官衔也迁为殿中侍御史。按照本朝规则，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都是中央监察机关的官职，但可以授给外任官。由此看来，柳开到三十七八岁时，已经做过三任州级长官，与同辈文臣相比，毫不逊色。
但人在少年得志，往往以后免不了麻烦。就柳仲涂而言，富家子弟养成的放纵脾性，是影响仕途的最大障碍。柳开从来性格鲜明，不拘小节，好使性子，好出言不逊，但为人豪爽，喜交豪杰，甘为朋友倾囊解难，由此名声在外。早年在家乡时，就因此结识了日后贵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赵昌言。那时赵昌言还是一介布衣，出游河北途中听说柳仲涂好周济朋友，便前去拜访。柳开热情接待了并不相识的来客，交谈下来竟引为知己。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家事由叔父主持。看到新交友人囊中羞涩，他就开口向叔父要钱，也许是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其叔父拒绝了这一要求。柳开做事从来胆大，眼见无法兑现许出的诺言，当晚就在家中放了一把火。叔父看到侄儿如此蛮横，无可奈何地拿出30万钱息事宁人。从此，柳开恣意施舍钱财，再无人敢拦。
不仅如此，以后的宋人笔记小说还称，柳公子在赴京赶考途中，曾干过一件骇人的事。说的是：柳开住在驿舍，晚间听到隔壁有妇人哀婉啼哭，第二天早晨便过去询问。得知女子的父亲乃是一位县令，在任时经常贪污，经手人则是家内一个仆人。现在到了离任途中，那仆人竟挟持主人将女儿嫁给自己，否则就要举报，县令无奈只得同意。女子想到沦落至下嫁此人，就伤心不已。柳开听罢，勃然大怒，官员贪污的事他不管，但一个下人竟敢如此犯上，还欺负一个弱女子，便容不得不出手。当晚，他就用匕首杀死恶仆，然后煮成一锅肉，次日再招呼那位贪官共同享用。临别时，县令询问仆人何在？柳开回答刚才吃的就是他的肉。这段打抱不平细节记载的真实性，有些令人怀疑。但类似的传说，却都反映柳开在宋人心目中的豪侠印象。
据说，柳开在润州做知州期间，还做过两件为后人说起的事。其一：主管漕运的江淮发运使胡旦也是自命不凡，好以文章动天下。胡旦自比孔子，作《汉春秋》。书成之日，邀柳知州赴附近的金山上欣赏。柳开仅瞧了几眼，就拔剑怒骂：你小子竟敢祸乱明教！自古无人能比孔夫子，你是何人？胆敢冒充圣人！今天要你吃我一剑，以为后世狂妄者教训！说罢，他举剑直指对方，胡发运吓得连忙逃跑，几番差点被锋芒刺中。
其二：有位姓钱的供奉官，是归顺本朝的吴越王的近亲。某日，柳开到钱家拜访，在书斋见到一幅美人图，得知画中人是钱供奉的妹妹，丧偶多日的他心喜难耐，便想娶为继室。钱某说要等父亲入朝回来再议，他恼怒起来，竟强行将钱家小姐娶到家里。事后钱父向皇帝控诉，不料天子竟安慰道：卿不知道柳开吧？真是一位豪杰之士。你可是得了个好女婿，朕来做媒如何？天子一言九鼎，钱大官人只好同意。
上面说的两件事，前者倒是称赞他维护孔圣人，而后者则是指责他强横不讲理。显然，宋初的文坛翘楚还染有五代剽悍世风的恶习，这就难怪他以后要倒霉。
雍熙二年（985），在贝州任上不知为什么事情，柳开与当地驻军的监军发生了冲突和争吵，因此被贬为上蔡（今河南上蔡县）县令。这一年他38岁，正是精力旺盛之时，不料官运却横遭挫折。要说遭贬的原因，想必与他的坏脾气有关，但也不能不说与当年文臣地位尚未完全提升存在关联。也就是说，此事若发生在北宋中叶，倒霉的一定是那位武官而不会是柳开。
三
遭遇贬官处分后，志向远大而自恃才高的柳开哪能就此甘心，便思忖翻身之道。不久机会就来了。
雍熙三年三月，在宋太宗亲手策划下，朝廷大军兵分三路再次北伐契丹。但最终的结局仍是本朝大败而归，还演出西路军杨业父子壮烈死难的悲剧。
在这场北伐过程中，柳县令曾随东路大军押运军粮。在即将抵达涿州（今河北涿县）时，大将米信遭遇到辽朝万余骑兵的阻击，当双方交战僵持不下之际，辽军将领派人前来请降。懂些兵略的柳开闻听，连忙主动向米信建议：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对方肯定在使计，我军应抓紧进攻，必能取胜。但米将军犹豫不决，过了两天，敌军果然再度发起猛攻。事后获悉辽军当时确是弓矢用尽，用缓师之计麻痹宋军，以争取时间赶运装备。
当宋军班师撤回后，柳开直奔京师宫门向天子上书，声言愿效死北疆。不用说，他对米信不听其言耿耿于怀，也深刻体会到行伍出身将帅有勇无谋的短项，于是对军旅生涯充满期待。宋太宗阅览奏书后，对他遭贬的事表示同情，便下令其官复原职，不过对其他事则未予答复。
翌年五月间，朝廷派柳开出使河北。此时，经历了北伐激烈的战事，他尚武的本性已经无法按捺。前代多少名将壮志豪情，驰骋沙场，扬名史册，令血性男儿振奋不已。一时他心中郁积已久的热血沸腾起来，便不甘心继续从事地方文官的案牍琐事。于是再次上书皇帝道：为臣蒙受非常的恩典，没什么可以报答朝廷。臣今年刚满四十岁，胆力正壮。现在匈奴未灭，愿陛下赐给臣下步骑数千，我愿出生入死，攻取幽蓟，虽战殁沙场，死而无恨。他既决心已下，就全然不顾以后的事了。
这时正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后的次年，朝廷上下笼罩在一派恐辽的悲观情绪之下，契丹军队气焰嚣张，出没河朔各地，烧杀抢掠，根本无视朝廷驻军的存在。此时此刻，竟有文官自愿上前线任职，宋太宗不能不为之感动。于是下诏：凡文臣中有懂武略、善兵器者，愿意改换武职，一律予以鼓励。一时，还真有三位像柳开那样的文官也表示响应，愿意在国难当头下“投笔从戎”。朝廷便将这四位文臣改换为武官，其中柳开由殿中侍御史转为崇仪使，出任宁边军（今河北博野县以东）长官。宁边军属宋朝边境沿线设置的地方机构，与州同级，不过防务职责往往重于民事。
这得说明，此时官场的文武分工仍然相当严格，文臣可以转换为武官身份，但通常并不能进入军队中指挥作战。文官承担统军将帅角色的事，那还要到北宋中期才出现。
柳开来到河北前线后，干劲十足，力图在防务活动中也展现出过人之处。由于不能直接统管军队，他便发挥自己善兵略的特长，向辽境展开分化瓦解工作。经察访，获悉一名真定（今河北正定）籍的汉人白万德已做了契丹将官，手下有七百多帐的军兵，他因家乡在内地，所以常与故里亲戚往来。柳长官便利用其亲属攻关，以裂地封侯的条件策动白氏做内应，以配合朝廷夺取幽州（今北京市）。在柳开的劝说下，对方表示愿意配合。然而，当白某在同年年底派人来约定出兵日期时，柳开却已被调往南方的全州（今广西全州市）任职，这一计划遂因人事调动而告寝。其实，柳开也过于天真，自第二次北伐失败后，朝廷已彻底放弃收复幽云的计划，采取了全面防守的战略，自然不会真正支持主动进攻的任何方案。他虽抱憾壮志未酬，也只能服从调令。
全州地处荆湖南路西南端，与南部边疆的广南西路接壤，属不发达的汉蛮杂居之地。当时，州城西面有粟姓部落数百人经常抢掠闹事，前任一直未能解决。这对柳开来说算是小事一桩，既然无法在北疆战场纵横，那么在此边荒之地也不妨牛刀小试。他恩威并施，几番下来，很快就招抚了这些闹事的人，因此获得朝廷30万钱奖赏。
但在全州期间，柳开强悍粗糙的作风也暴露出来。一名军卒大概不服处罚，就向上面提起控诉，结果被他下令痛打了一顿，又被在脸面刺上字押往开封。正当柳开准备接任桂州（今广西桂林市）知州时，军卒的冤情反映上来。当此之时，朝廷正大力整顿五代遗留下来无法无天的弊政，树规立矩，禁止官员滥施刑罚。结果，他受到御史台的查处，被连削两级，贬为团练副使的闲差。
以后，柳开官复原职，先后到陕西、河北数地做知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大概也渐趋缓和，出格的事少有发生，只是在邠州（今陕西彬县）任内，为了减轻当地农民繁重的负担，他才做了一件向上司威胁摊牌的事，从而取消了这一苛政。
宋真宗登基后，他按例获得升迁，由崇仪使转为如京使，不过官阶相同，都属七品衔，改任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这一年，他已51岁。在回朝述职期间，柳开曾向新皇上了一道奏疏，希望天子励精图治、宰执大臣恪守原则、边关武备不可松懈、地方衙门务汰冗员、官场浮躁尤当戒除等等。遗憾的是，朝廷对他洋洋洒洒的献言，并未加以重视。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1001年，柳开死于调任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以东）途中，享年54岁。朝廷按照惯例，赐予其子柳涉三班奉职之衔。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必儿子受到父亲从武的影响，没有走读书科举之路，最终只能凭借父荫，混得一介无品级的低级武官。
柳开因生前官衔至如京使，故后世遂称为柳如京。
四
柳开的官场生涯结局如此，不能不说是受到改换武官这件事的影响，而这又与当时国家路线的转向存在某种关联。宋朝自第二次北伐失败后，朝政的目标及价值趋向已经悄然转移，汉唐外向发展之路遭到主流意识的否定，内部整顿和建设成为执政者关注的重点。因此，若再怀抱军功梦想来博取远大前程，就自然不合时宜了。
这就难怪柳仲涂自壮年转换身份后，虽然头顶武官头衔，却未能真正踏入军界统军打仗，转来转去，仍不脱地方官的角色。若称作儒将，手下能调动的最多不过几百个地方武装。事实上，与他同时换武的三位文官，其结局也差不多。真是十年一觉沙场梦，到头仍在衙署中。
如此一来，在不文不武的岗位中忙碌，岁月不知不觉已然蹉跎过去，柳开便陷入了失意的困顿之中。蓦然回首，他能引以为荣的武官事迹，不过是曾联络过辽朝叛将、招抚过骚扰地方的边民之类的几件事，再也找不到什么突出的业绩，而这些事与他转武的抱负和志向实在是相去甚远。于是，不平之气在他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来，“……舍羊犬猪用彪虎，气包茫昧廓区宇。刓发披缁心有取，蜕免羁跼脱潜去。身投西佛学东鲁，尘视诸徒飙远举。狂呼饱醉贱今古，公室侯庭迎走户。如攀乔柯腰俯偻，搜经抉诰将完补。声号大荒铿簨簴，笔诟斯冰卑尔汝。戟枝曳阵孰御侮，二十游秦老还楚……”（《赠梦英》诗）其中“狂呼饱醉贱今古”之句，道出了他豪放不羁又心存不甘的郁闷心境。
柳如京独特的仕宦经历和行为，使他远离了大多数文臣，过于豪爽甚至暴戾的脾性，也受到不少的疑问和指责。他最后死于地方官任上，官位仅仅刚够得上中级武官的边沿。而与他先后科举入仕的许多同辈们，在文官的道路上大都一帆风顺，有的已官居执政，有的也具有了封妻荫子的高位。在他们眼里，柳开实在只是一位举止可笑的人，所谓“非我族类”，其官运不佳，乃咎由自取。
话说回来，柳开本性中确有嗜杀的成分，因此不能全怪后世要谴责他。据说：在全州时，柳开常传令将抓获的造反蛮人押到宴席前，再当着下属的面命令士卒剥取俘虏的肝脏。当充满鲜血的人肝端上桌时，他竟用佩刀将人肝切割成小块，涂抹上食盐，然后饱餐一顿。以后，他调任荆州（今湖北荆州市），仍然嗜食人肝，每听说邻州有罪犯被诛杀，立即就派健卒跑去挖取肝脏。这种事在唐末五代乱世时并不稀见，当年许多人都相信生吃人胆，可以给自己增添胆气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汉时的藩镇赵思绾。史称：他喜食胆（又有记载为人肝），特别是就着酒水吞食，他还自豪地对人说：“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还有正面的记载也免不了与此有关：一个叫张藏英的人，幼年时父亲遭到惨杀，他长大后立志报仇，不仅手刃仇人祭奠亡父，而且挖出仇人心肝生吃下去，因此博得“报仇张孝子”的美名。
想当年，生灵涂炭，全无王法，生命在强者眼里已失去了宝贵的价值。一些军阀还以杀人来解决短缺的军粮，甚至出现儿子杀死母亲的人伦悲剧。对于前代战乱下出现的父子相残的极端现象，宋代理学家深叹“天理灭绝”、“三纲沦丧”。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则评论道：
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其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残害。
这样看来，有关柳开吃人肝的事，确有可能发生，大约秉承前世遗风，不过是否如此嗜食，并当着下属的面活剥俘虏，却不免令人生疑。但不管怎么说，战乱早已结束，世道也已转变，谁再有这种举动，自然难容公议。特别是随着社会理性的回归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到北宋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对此就更为愤懑。于是柳如京在他们笔下便成为“性凶恶”的怪人，各种版本的传言遂流散开来，以至于真假难辨。
以后宋人还写有一个故事，说他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柳仲涂胆大妄为的性子常遭到潘阆嗤笑。某次，柳开途经扬州，潘阆与他相聚。驿站中有间房大门紧锁，他问何故？驿吏回答以往客人凡住宿于此，无不惊吓，故闲置十多年。柳开听罢，对众人说：“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随之破门而入。晚间，潘阆涂红抹绿，穿作牛头马面，爬进屋内梁上，装神弄鬼，柳开竟被唬住，一再告饶。此事意在挖苦柳开以胆大自居，但碰见鬼神也不免心虚。
若要只责备柳开一人性情暴躁，还是有些不公。其实宋初许多文士，纵然才高八斗，也颇乏儒雅气质，并且行事不守规矩。如与柳开同时代的著名词臣梁周翰，写得一手好文章，其《五凤楼赋》曾传颂一时，后官居翰林学士。但此人在地方官任内，就动辄体罚下属，并因杖杀人命遭到贬官处分。不久，在任官方的绫锦院监官期间，又对手下织锦工匠滥施杖罚，结果又被控诉到朝廷。宋太祖见到匠人一身的血肉模糊，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将他抓来，并对其痛骂道：难道你不清楚他人肌肤与自己无异吗？怎么就下得了如此狠手打人！震怒之下，天子几乎也要教训梁某饱尝棍棒的滋味。由此看来，宋朝开国时代，士风依旧粗糙，确有改造的必要。
读罢柳开事迹，令人百感交集。他虽然在学问上富有创新，但在行为上却拖着过多旧时代的习气。故后人评价他“行不如文”。最终，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不是微不足道的军功事迹，还在于气冲斗牛的文学作品。门人编其诗文，成《河东集》十五卷，传世至今，仍为佳品。
名相寇准
少年得意
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间，宋太宗皇帝亲自主持科举殿试，录取状元苏易简以下进士119人，同时选拔其他诸科533人。从千余年前的成功标准来衡量，这一榜可谓人才辈出，以后出了四位宰相和多位执政大臣，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声威显赫，故被宋人誉为“龙虎榜”。
正是在此次科考中，年仅19岁的寇准进士及第，是其中最年少的折桂者。按照宋朝科举规矩，以年龄最小的中举者为“探花”郎，此不同于明清时代的进士第三名的称呼。须知唐朝以来，全国无数书生头悬梁锥刺股，皓首穷经，都狂奔并拥挤于狭窄的科场小道，而最终能斩获功名者许多已年过半百，如唐诗云“五十少进士”。因而寇准不到二十岁便金榜题名，确属少年得意。
据记载，寇准在参加考试之前，有知情人曾私下向他透露：当朝天子素来不喜欢年轻的举子，以为年少轻狂，每每在殿试过程中将其逐出。所以建议他虚报岁数。但他却回答道：我刚步入进取之路，怎么可以欺君呢？此事足以窥见其刚正品格之一斑。
这位日后名动天下的少年进士寇准，字平仲，出生于建隆二年（961），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二年，家乡在华州下邽县（今陕西渭南市以北）。其父寇相曾在五代后晋时做过藩王府的幕僚，故寇家属本乡有地位的官户。
由于家境富裕，据说少年寇准曾一度染有公子哥儿习气，不修小节，沉溺架鹰走狗。其母时常严加管教，都收效甚微，一次实在气愤至极，便随手拿起秤砣投向儿子，结果将儿子的脚砸出血来。从此，寇准才痛改前非，专心治学。
寇准自幼天资超群，书本一读便懂，遂泛滥诗文经史。但他尤其喜好阅读的书，还是《春秋》。在这部记述先秦春秋时代的史籍中，他读到诸侯之间的角逐争霸和纵横捭阖，了解到国家兴亡之理以及战乱带来的无穷危害，也熟悉了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因此少年时代便立下了高远志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关中学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受到乡土民风的熏染，身上有着鲜明的刚直性格，或者说还有一股子倔强劲。
初出茅庐的寇探花，做的第一任差遣是巴东（今湖北巴东县）知县。巴东是归州属下的一个小县，地处长江三峡之间，人烟稀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19岁的书生来说依然需要熟悉当地政务民情。这位年轻的父母官倒是很快适应角色，既宽刑简政，又雷厉风行，故颇得民望。多年以后，他亲手种植的两株柏树还被当地父老比之于“甘棠”，称为“莱公柏”（以他日后所封莱国公命名）。
在此，他曾放眼滚滚东流的大江，抚今思古，心潮起伏，题写了抒怀诗《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之后，寇准又调任河北成安县（今属河北）知县，依旧保持以往风格。彼时尚处于宋初，五代遗风多存，地方上充斥贪残昏庸官员，百姓深受其害，因此他的积极作为自然超越大多同僚，从而受到朝廷的关注。于是，他在23岁时升任郓州（今山东东平）通判，也就是该州级机关的二把手。
端拱元年（988），寇准从地方衙门调到中央最高财经机构的三司，并很快出任盐铁判官，承担起一份重要的财政管理公务。这一年他不过27岁，可谓仕途坦荡，分明是得志青年。
本朝“魏徵”
寇准进入三司衙署后，立即感受到京师与地方存在的巨大差异，相比于中央庞大的运行体系，州县衙门那些关系和那点事实在是简单多了。三司因关乎全国的财赋收支管理，所决定的各项政策和规定，都牵涉到广泛的利益，因而既要与朝廷其他机关交涉，也要与各地政府经常打交道，更须满足天子的意愿，故其官员的言行举止，都难免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