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繁重的政务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寇判官秉承一贯的耿直作风，遇事敢言，常常不顾忌官场许多潜规则暗习惯，直指积弊，这当然属于“不欺君”的大忠表现，因此引起了天子的注意。某次，太宗皇帝传诏百官就朝政各陈己见，他便上疏直言朝廷利害，有条有理，切中要害。天子阅罢奏言深为所动，对这位年轻的官员愈加器重，迎合顺从的臣子固然令君主舒心，但朝廷毕竟还需要敢言敢为的直臣。
翌年，太宗就打算提拔寇准，宰相建议授予开封府推官之职，太宗不满地说：此官岂能用来相待寇准？宰臣只得再提议迁官枢密直学士，天子这才答应。于是，寇判官转升枢密直学士，步入最高军事机要决策机关，同时还兼任判吏部东铨，也就是负责一部分考察选拔官员的工作。不久，寇准母亲去世，按照惯例官员须辞职“丁忧”，守丧三年，但太宗正要重用寇准，哪能就此让爱卿离朝许久？皇帝就是皇帝，一纸诏书便予以“夺情”处理，令孝子打破常规继续留任，这可是古代天子对特别信任臣子的一种礼遇。
蒙受如此浩荡皇恩，寇准更坚定了报效国家之心，对朝廷尽忠尽责。据记载，一次上殿议事，他因言语过于直率，惹得太宗恼怒地站立起来，他竟上前拽住龙袍请天子坐下来继续听，直到事情决议后才退去。当朝君王可是从来猜忌心重，又刚愎自用，君臣关系向来疏远，故很少有人敢如此逆龙鳞，因此寇准的举止风格实在超乎常人。必定是他言之有理，敢言他人不敢说的话，太宗皇帝觉得这位年轻人难能可贵，反倒极为欣赏，遂感叹地说道：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太宗之有魏徵！
魏徵乃是唐太宗朝著名直臣，曾多次不顾冒犯天子颜面而批评弊政，被唐太宗视为自己的一面镜子，由是以直言敢谏闻名于史。天子一言九鼎，寇准获得如此评语，自然声名大起，引得朝臣们又赞叹又妒忌。
初入执政
寇准出任枢密直学士，大约有两年时光。在此前后，京师朝堂上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官僚们私下里争宠相斗不已，宰执之位也几度更迭。其中元老重臣赵普因年老体衰，不久辞官，状元出身的吕蒙正独掌相印，分居要津的大臣，一度也多为吕相公太平兴国二年（977）那一榜的同年。但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进者也逐渐崛起，寇准受到太宗的格外器重自不用说，还有如他的同年李沆也已出任翰林学士，成为天子身边的近臣。
年轻气盛的寇准因有天子的特别眷顾，自然不愿甘居人后，他要抓住机遇更进一步，以施展远大的抱负。
淳化二年（991）春，天下大旱，民怨沸腾。于是，太宗召见近臣询问朝政得失，众臣们都以自然规律的言辞予以解释，实际上就是回避敏感的现实问题。寇准则上言道：《尚书·洪范》中的天人感应之说，应有道理，现在大旱就是验证，可能与朝廷刑政失常有关。他的这种言论，是有意将朝政问题与严重的旱灾挂起钩来。天子听罢大怒，当下就起身返回内宫。正当众人面面相觑之际，宦官传旨寇准入内。太宗一见到这位素来耿介的官员，便追问究竟有何刑政失常问题。他沉稳地回答：请陛下召见二府宰执们前来，为臣要当着他们的面说。当几位惶恐的大臣被召来后，他才对天子陈说道：之前有祖吉、王淮两人贪赃受贿，祖吉受贿数额不大就受到诛杀的严惩，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监守自盗至千万，却不过受到杖刑处罚，以后又官复原职，此非刑罚不公又是什么？太宗当即质问王沔，王参政只得顿首称罪。于是，王沔受到天子的痛责，寇准则得到嘉奖。
古来官场拉帮结派的现象从来就有，此乃帝王最忌讳之事。在君主眼里，若就此形成集团势力，轻则结党营私侵蚀国家，重则架空天子危及社稷。不过，要完全杜绝此类事情发生却非易事，只能必要时加以打压，采取的手段当然很多，起用一批新人制衡就是一种办法。
寇准揭露参知政事王沔包庇胞弟之事不久，就被太宗皇帝钦点为枢密副使，从而跻身执政之列。这一年，寇枢密年仅31岁，属于二府大臣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年九月，寇准的科举同年李沆也官拜参知政事，苏易简则升任翰林学士承旨，当然最受天子赏识的还是寇准。而那位倒霉的王沔则遭到贬责，吕蒙正也因姻亲宋沆妄议立太子的事受到牵连，罢相离朝。继任宰相的老臣李昉和粗犷的张齐贤，显然不是天子理想的人选，不过属过渡性人物。
寇准的前景看似一派光明，拜相好像只是时间迟早的事，也就是再熬上几年的资历，便可走马上任。但寇准还是少年得意，仕途太顺了，政治上也就不够成熟，加上性格过直，好使性子，易遭人忌恨，一时光鲜的背后其实却埋下了隐忧。
起伏与定策
寇准为政作风强硬，固然有天子撑腰，成为制衡其他大臣的新锐，却不免树敌过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如此一来，他便成了出头易烂的椽子，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此时，别的文官大臣不说，枢密院的长官张逊就与寇准过不去。张逊出身太宗藩邸时的亲随武臣，靠着攀龙附凤骤然升至高位，寇准自然看不上，因此在议事时与其多次发生争执，因此结下怨仇。张逊见识和能力虽都存在问题，但官场那套斗争的手段却不缺乏，他要找机会报复自己的这位副职。
淳化四年（993）六月的一天，寇准与同僚温仲舒一同乘马行走在街上，突然被冲出的一个疯子拦住连呼万岁，恰巧又被负责巡逻的一位武官看见。此事纯属精神病人的荒唐举动，或许还是受人指使，本与两位枢密副使无关，但张逊闻听后立即唆使那位武官上告，矛头却直指寇枢密一人。天子下诏询问，寇准深感冤枉，遂要求请温仲舒出来作证，张逊则坚持由上告者单独入宫汇报。最终，寇准与张逊两位在天子面前互相指责，相互揭短，甚至于声色俱厉，令太宗大为恼怒，这简直成何体统？天子对此事当然有自己的判断：张逊显然是牵强附会，打击报复，必须收拾！但寇准也缺乏涵养，既不分场合，又不识大体，惹得上下不满，应该给他点教训。于是，太宗当即将两人一同免职，张逊被贬降为闲差，寇准也离朝外任。
遭此意外打击，性情刚烈的寇准出任青州（今山东青州市）知州，远离了朝堂，自然心情郁闷。对他来说，青州衙门的事很简单，可以抓大放小，一般事务都交下属办理，自己有空便与僚属饮酒，以排遣烦恼。据宋人记载，他酒量极大，无人匹敌，这倒是吻合其性情。他肯定也反思了这次教训，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但遗憾的是其秉性难改，以后还要为此付出代价。正如荀子所云：“不知戒，后必有。”
皇宫里朝堂上，不见了寇准的身影，太宗皇帝时常闷闷不乐，想到寇爱卿的坦诚好处，便念念不忘。寇准离朝不久，天子就多次对身边人说：也不知寇准在青州是否快乐？近臣们安慰道：寇准去的是好地方，应当不会受苦。这样的问话多了，宰执大臣揣摩到陛下有召回的意思，这当然是他们不愿乐见的事，便对太宗说：陛下经常思念寇准，听说他却整日纵酒作乐，不知是否也思念陛下？天子听罢，遂默然不语。这些谗言虽能令太宗一时不快，却难改变天子对寇准的赏识和思念。
次年九月，寇准奉诏回朝，升任参知政事。此时，天子已到晚年，最操心的大事莫过于立储。之前已说过，两次册立皇储的失败，令太宗既伤感又烦恼，东宫便长期空置。这引起了朝臣们的忧虑，唯恐天子一旦突然谢世，势必会因嗣位之争，引发一场政治危机。于是，个别官员上奏请立皇嗣，结果引起猜忌心极重的太宗不满，将他们贬斥外地。
但天子眼见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臣僚们私下里又议论纷纷，猜测未来的人君，长此以往难免人心不稳，拉帮结伙，甚至有发生意外事变的可能。看起来，是该到确定太子的时候了。太宗从来独断宸纲，立储当然由自己拿主意，但也有必要听取信赖臣子的意见，以免考虑不周。
寇准返京后，立即被宣诏入宫觐见。天子一见到他，便撩起龙袍，一边让他看自己伤重难愈的足创，一边动情地发问：爱卿为何来得如此缓慢？他连忙回答道：为臣没接到诏令是不能进入京师的。太宗接着问：朕几个儿子中哪一个可以继承皇位？寇参政当然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之前几位朝臣都因冒昧提议而遭贬，但他从来敢说真话，便直率地答道：陛下为万民选择储君，不可与妇人、宦官商量，也不可与近臣谋定。唯有陛下自己斟酌，来挑选负有天下众望者。话说到此，天子沉吟良久，屏退身边人，独自询问寇准道：襄王如何？他当即回答：知子莫若父，圣意既已明确，就应马上确定。于是，太宗皇帝随之确立了襄王的储君地位。这位襄王便是日后的真宗皇帝，而寇参政则就此立下了定策大功。
襄王元侃晋封寿王，并依照惯例出任开封府尹。一年后，也就是至道元年（995）八月，寿王再被正式宣布为皇太子。据史书称，诏书公布之日，京城百姓涌上街头，夹道围观出行的太子，一些人还喜悦地说：真是少年天子！消息传入宫中，太宗皇帝感到不快，就召见并发问寇准：民心这么快就归属太子，如此将置朕于何地？看到多疑的暮年天子猜忌到太子，寇准的大智慧派上了用场，他立即祝贺道：百姓爱戴，正是社稷之福啊！言简意赅，明着是称颂陛下英明，选对了接班人，暗里却是保护寿王。太宗转身进入后宫，告诉后妃们寇参政的话，自然也是一派祝贺声。天子这才转忧为喜，重回殿堂，当下设宴感谢本朝“魏徵”，君臣俩一醉方休。
二度受挫
寇准重返庙堂后，出任的虽只是副宰相之职，但因有天子的格外信任，其影响力却非同寻常。像在决定中书大政及其他重要事务上，他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此时唯一的宰相吕端和几位执政大臣也是在他的引荐下获得重用，故对这位天子亲信相当谦让。不过，在一往无前勇担责任的同时，寇准没有从之前遭贬的事上汲取教训，过于外露的老脾气依旧，仍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时常一意孤行。
说起来，寇准的风格与当日大多数科举出身的文臣明显不同，他性格外向，欠缺谨慎持重，性情又过于刚直，疾恶如仇，做事常常不顾及同僚和下属的脸面。如此这般，不免受到许多人的怨恨，以至于陷于孤立的境地，最终连天子也帮不了他。
至道二年（996）七月里，朝廷举行南郊祭天大典结束后，依照惯例百官都获得叙迁。在安排此次人事变动的过程中，寇准素来印象好的官员多得美差，而他反感或不熟悉的人则很少获得好处，从而招致一些人的非议。这得承认，他既有打破陈规选拔人才的一面，也存在主观偏见的一面，欠缺政治家必要的容人之量。
当时，有位名叫彭惟节的官员，其排序一直居于另一位朝官冯拯之下，这次叙迁后，前者转官屯田员外郎，后者转为虞部员外郎，也就是说彭某排位超过了冯某。但上奏列名时，冯拯却继续要求保持在彭氏前面。寇准素来对圆滑投机的冯氏缺乏好感，便大为恼怒，遂以中书公文的形式斥责冯拯扰乱朝纲。冯拯本非良善之辈，接获堂帖后愤懑不已，哪里肯善罢甘休，就上奏指责寇参政擅权，接着又条陈其对待岭南地区官员的任用不公。他这么做，自然有一批人支持，广南东路转运使康戬便积极予以配合。康戬也向天子上疏反映：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和李昌龄皆寇准所引荐，吕丞相心存感激，张参政曲意奉承，李参政则畏惧不敢抗衡，是故寇准得以为所欲为，变乱规矩。如此言辞，可谓相当大胆，牵扯到当朝地位最高的几位宰执大臣，背后必然有复杂的势力撑腰，很可能是得到反对太子一派的李皇后、大宦官王继恩等人的指使。既然有把柄可以被抓，政敌当然不会手软。
太宗皇帝阅罢几份奏疏，龙颜不悦，再赏识的人也只是臣子，若要擅权或重新拉帮组派，照样是绝对不能接受。
当寇准奉命主持太庙祭祀事务之际，天子召见了吕端等人。吕相公受到太宗的责问，已顾不得情谊之类的事，连忙解释说：寇准性格刚强，为臣等不愿与他争执，也是考虑到怕有伤国体。随之，带头顿首谢罪。品行不端的张洎为求自保，恩将仇报，乘机落井下石，竟揭发寇准私下里说过批评天子的话。
结束太庙公务后，寇参政上殿汇报，天子质问他有关冯拯反映的事，他这时竟犯了老毛病，不知掌握分寸，一味地为自己辩护，还请求在朝堂官员面前互相对质。显然，他过于自信，不惧公开辩论。太宗听得不耐烦，说道：若就当廷分辩的话，有失大臣之体。话已至此，寇准犹不知退让，仍坚称自己无过，又拿出中书有关官员的簿子，一一指出先后，无非要争个是非曲直。他只顾倔强，不知变通，势必“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天子愈加气恼，不由得对昔日爱卿叹责道：鼠雀尚知人意，何况人呢？就此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随之传诏罢免寇准的要职，出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州。
追逐权力本是政界的通病，也是每位政客的本能，本朝“魏徵”寇准自不例外。而权力的拥有，往往不是简单论品行论能力论远大的抱负，就能公平衡量分配，尔虞我诈、明枪暗箭、阳奉阴违、调虎离山、针尖对麦芒等等，以至于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之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来便是如此。寇准显然不精通权术之道，大概还反感这些东西，常常仅凭一颗赤心一腔热肠对待君王和政务，自是简单粗糙，难免陷身孤立，甚至授人以柄。对此，他的同年和好友张詠以后曾叹息道：寇公实乃奇才，可惜学术不足耳！此所谓“学术”非今日意义上的学问之学术，而是指学习揣摩历史经验所获得的政治权术。还是知己者说到点子上了，遗憾的是当事人终生也没有真正掌握。
再度失意之下，寇准离开了朝廷的权力中心，落脚地方衙门。这一年，他才35岁，就绝大多数官员而言，这个岁数还只是出道伊始，他却已实实在在辅佐过帝王，虽两度跌宕，却品尝过位高权重的滋味。
好在寇准还年轻得很，有的是时间资本，尤其是他立下了定策之功，今日的太子不久就要登基继位，对于他的大恩，未来的天子哪能轻易忘却？还有他的多位旧友、同年也分居高位，如吕端、李沆、向敏中及王旦等人或为宰相，或居执政，多少都受过他的荐举之恩，也不会绝情至极，而他的政敌则行将瓦解。
在邓州任内，寇准仍旧保持豪饮的习惯，时常设宴款待宾朋。他特别喜爱观看刚健有力的“拓枝舞”，往往一边欣赏舞蹈，一边放开来饮酒，每次都能畅饮三十盏之多，罕有对手，令人惊叹。寇准还是年轻气盛，志向大酒量也巨。而仅就酒性一点来看，也折射出他万事不服输的秉性。
不过，外人眼里的这种惯常纵酒作乐，掩盖的却是一颗苦闷的内心，陪酒者恐怕未必能完全体会，唯有他自己清楚。纵使醉里梦中也不甘心就此放手，正如他早年在巴东县写的诗句所表露：“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庙堂运筹、朝廷命运，舍我其谁？这便是寇准！
入主中书
从至道二年（996）七月出贬之日算起，寇准有五年多时光徘徊于外地，先任邓州知州，随后又调任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和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等地方长官。最初的艰难形势，随着皇位的更迭逐渐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有道是：旷世奇才，上苍终究不会埋没。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因为宰相吕端的有力保护，太子登基称帝，是为真宗皇帝。与此同时，反对太子派一班人马顷刻遭到清算，而这些人正是昔日处心积虑报复寇准的幕后势力。
新天子入主大位后，当然会想到昔日寇准在确立自己太子之位上的贡献，于是即位不久便升迁其官衔，由给事中提拔为工部侍郎。不过，这只是官阶头衔的提升，其实际的职务差遣却未变动。
话说回来，在真宗心目中，本朝“魏徵”寇准的忠诚和才干都不成问题，还对自己曾经有恩，应该重用。但此时朝中的形势和人际关系却相当微妙，唯一的丞相吕端对自己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自当感激不尽，眼下还要倚重其稳定局面，因此必须考虑他的感受。遗憾的是，吕相公虽与寇准的私人关系尚可，两人却性格迥异，一个老成内向，另一个则锋芒毕露；另外两人年龄相差悬殊，前者已年过六旬，后者还不到四十岁，彼此做朋友恐怕没有问题，但若要合作起来不免存在抵牾。而其他多位执政大臣，包括寇准的同年李沆和向敏中，往日也领教过寇参政的专断，未必热衷欢迎他回朝。如此这般，只能先优待这位爱卿，重用的事仍需留待时日再说。
咸平三年（1000）初，因辽军南下，天子亲赴河北大名坐镇指挥，其间曾召见寇准于行营。此次会面，想必君臣间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寇准的坦诚果决也给年轻的君王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两年之后，寇准终于结束外任生活，被召回京师出任权知开封府，也就是代理首都开封的长官。经过几年的地方磨炼，寇知府算是想通了几许门道，言行举止稍微收敛了一些，如上朝时主动要求排序在官阶低于自己的三司使陈恕名下之类。这自然引起天子的好感，觉得能识大体，于是不久便提拔他接替三司使之职，以负责全国的财经要务。
当此之时，辽朝铁骑频频南犯，北部边防形势日益严峻，致使真宗皇帝忧心忡忡，宵衣旰食。环顾左右，老臣吕端已亡故多时，先后接任相位的李沆、吕蒙正和向敏中三位，虽都属君子一类大臣，颇得众望，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也得心应手，但却皆非谋勇兼备之人，应对边防大政时，往往束手无策。显然，这属于太平宰相班子，难以担当战时内阁的重任。因而，天子还是相中了寇准，打算起用他辅政。为此，先罢免了向敏中的相位，随后又接受老臣吕蒙正的辞呈，在中书仅保留李沆一位宰相，以便为寇准踏入庙堂铺垫道路。
不曾想，景德元年（1004）七月，唯一的宰相李沆突然病逝，中书一时无人支撑，而原来用李沆与寇准配合的设想也被打乱。在国难当头之际，天子考虑到非起用有胆有识者不能替自己分忧，遂决定将寇准从三司使直接升任宰相。为了避免臣僚们的非议，真宗便先将自己藩邸旧臣出身的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迁为参知政事，时隔一个月，就同时任命毕士安与寇准为宰相。
据说，天子事先曾就使用寇准的想法征求过毕士安的意见，这位老部属对陛下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为臣我不如他。真宗反问道：听说寇准性格刚强，又好使性子，这怎么办？毕士安答道：寇准忘身徇国，故不为流俗所喜。当今北有强敌，“跳梁未服”，正是使用寇准之时。听罢如此肯定意见，天子方才打消了所有顾虑，下决心重用寇爱卿。
这一年，寇准刚43岁，终于入主中书，成为本朝操持国政的新一代宰臣。当命运将他推向政治舞台最前列之际，国运亦将随之而起舞。
力主亲征
景德元年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更是风云激荡而具重大影响的一年。
就在同年八月寇准拜相之时，河北前线已不断传来辽军频繁调动的情报，根据以往的经验分析，辽朝必有大举南侵的意图。
到闰九月间，辽朝萧太后偕辽圣宗一同率铁骑南下，兵力超过二十万，可谓倾全国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辽军此次行动采取快速推进的战术，凡遇到坚守城池，便绕道而行。显而易见，其志在夺取中原，而非掠夺子女玉帛，实乃前所未有之举。
战报传至京师开封，朝堂上顿时一片哗然，多位朝臣请求天子南渡避祸。眼见众多臣僚慌乱不堪，真宗皇帝一时也六神无主，信心随之动摇。
真正是“天下皆醉我独醒”。对于某些臣僚发起的避祸议论，寇准深不以为然，因为他秉性从来不服输，并且早已深思熟虑过对策。
在寇准看来，昔日历史上无数先例已验证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在出现北方强敌威胁的形势下，如果皇帝带头南逃，必然造成军心涣散、防线崩溃乃至于丧失北方的后果，最终君臣只能偏安江左。以本朝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财力之雄厚以及军队之庞大，虽不至于北伐灭亡辽朝，但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持久抗战，尚不成问题。五代后晋末年，辽朝国主耶律德光曾兵洗开封，似乎已控制了中原，最终却在内地军民的反抗下被迫撤退。有鉴于此，寇丞相决心说服天子亲征，以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将来犯者驱逐出境。
于是，当天子向寇准征求南迁意见时，他明知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两位大臣，一个是江南人，一个是四川人，所以提议避难金陵或成都，却佯装不知。他故意大声回答道：谁为陛下出此下策？其罪可杀！今陛下神武，文武齐心，如若御驾亲征，敌军自当逃遁。纵然不能马上败敌，也可出奇兵以乱对方阵势，坚工事以老其师，彼劳我逸，最终我必胜算。怎么能弃太庙、社稷不顾而去南边远方，到那时人心崩溃，敌兵乘势追击，天下还能再保吗？听了寇准这样透彻犀利的分析，又受到他大义豪气的感染，真宗终于被打动了，遂下决心亲征。
不过，寇准无所顾忌的言辞，却得罪了心机颇深的王参政，为日后遭到的报复埋下了伏笔。
据记载，真宗皇帝于十一月向天下颁布亲征诏书后，在百官和军队的陪护下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南城时，又犹豫起来，因为辽军先锋已在北岸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羯鼓声声入耳。
澶州城古称澶渊，夹黄河南北岸修筑两座城池，为京师以北重镇。真宗毕竟没有先皇太祖、太宗那样的沙场经历，难免紧张心虚，所以只答应驻跸南城，不愿再渡河踏入北城，随行的大多数文臣因恐惧也都反对渡河。寇相公只得反复劝说天子道：不渡黄河不足以鼓舞士气，也不足以震慑敌军气焰，况且各路大军不断赶来，陛下大可不必疑虑。然而，诸臣都心存畏惧，因此真宗无论如何不愿再向前迈出一步，亲征行动眼看就要半途而废。
此时，支持寇丞相的人相当有限，并主要是随行的军队将领。寇准就是寇准，认准了路子绝不回头，他要施展自己的毅力与胆魄化解僵局。
寇准在天子面前碰壁后，从临时议事厅出来碰见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他对这位果毅的禁军统帅说：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怎么报答？高将军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是武人，愿意效死。得到明确的支持意见后，寇丞相偕高琼再次去见天子。他来到堂上，竟厉声对皇帝说道：陛下不以臣下意见为准，还可试问高琼等人。高琼立即上奏道：寇相公所言极是。接着又对天子说：陛下不赴北城，北城的百姓如丧考妣。闻听此言，陪在皇帝身边的另一位枢密院长官冯拯立即喝道：高琼休得无礼！高将军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当即反唇相讥道：你以文章起家做了二府大臣，如今敌军出没如此，你还在责备我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受到这样的嘲讽，这位自视甚高、又与寇准素来不和的大臣，一时语塞，竟羞愧得无言以对。
据说，真宗一度不想再听寇准讲道理，准备抽身回到内室，寇准大呼：陛下不可入内，进去就出不来了！
真宗毕竟身披神圣的天子外衣，面对两种对立的意见，也要考虑龙颜体面，到底是寇丞相、高将军站在道义一边，退缩举动不管说到哪儿都易遭人指责。年轻的天子思前想后，觉得不能让臣子们小看了自己，因此虽不情愿也得勉强答应渡河。
不过，当御辇来到两城之间的浮桥前时，天子又再度犹豫下来。见此情景，高琼冲上前用手杖敲打辇夫的后背，一边敲打，一边对辇夫们喝道：为何不快走！事已至此，还疑惧什么？无可奈何之下，真宗只得命令踏上浮桥。此时，贵为九五之尊的帝王也只得委屈自己，听由寇准安排。
正如寇准所料，当天子的黄龙大旗在澶州北城上竖起后，黄河北岸的守军顿时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广大宋军将士看到皇帝不顾御体安危来到前线，抗敌的斗志立即高涨，于是与辽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澶州城的那些日子，寇准受命全权调度军队作战，有效地挫败了辽军的攻势。为了打消天子的紧张与顾虑，他便发挥自己的特长，多次在营帐里与下属饮酒作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宗私下里派人探视到此情此景，便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自我安慰道：寇准如此，我又何忧？
另有宋人笔记描写道：天子在澶州城期间，每天都派人暗中了解寇准的动静，得到的报告或称寇丞相白昼间沉睡，“鼻息如雷”，或称他刚令庖人下厨宰鱼。看到他起居如常，天子遂为之心安。据说，真宗还曾当面对寇准戏说道：“相公饮酒矣，唱曲子矣，掷骰子矣，鼾睡矣。”
外人眼里的这些举止，大有昔日东晋宰相谢安超然坐镇淝水之战的风采，其实不过是寇准有意安抚天子的一种方式。而他所付出的各般操劳，却未必为天子所知。
如此一来，辽朝君臣便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两三个月的行军作战，辽军虽然取得预期的一些进展目标，却已成强弩之末，而宋朝天子既未仓皇出逃，宋军也没有涣散瓦解，反而摆出拼死大对决的态势。再说，孤军深入宋朝境内，远离自己的后方，大有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加上先锋大将萧挞览在澶州城下中连发弩而死，士气受挫，还能坚持多久完全没有把握，进攻的前景可谓一片暗淡。
在此局面下，辽萧太后与近臣们决定议和，以便体面撤军，并借机攫取必要的经济利益。
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十二月中，前线将领突然给澶州城行营报送来辽方的一封信件，负责的官员打开一看，竟然是以往被俘的本朝将领王继忠所写的信函，主要意思是辽朝有议和的愿望，希望天子体察其诚意，予以接受。王继忠乃是真宗称帝前藩邸的亲信，于咸平六年（1003）一次与辽军的交战中下落不明。战后，真宗悼伤不已，特追赠其节度使官衔，并对其家属予以超等优抚。不曾想他现在还活着，不用说是当了俘虏，但关键时刻却发挥了信使的作用。
真宗获悉辽方有休战议和的意图后，异常兴奋，身边的大多数朝臣也顿时安然，都希望见好就收，以此释去心头的千钧重负，换得一片安宁。
据记载，力主抗战的寇准最初坚决反对议和，指出和议仅能维持数十年光景，以后则难保对方不变卦，因此向天子提出了应敌对策，认为实施该策可保朝廷百年无边患。寇准所献对策内容，因史书记载阙如不得而知，推测起来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打击措施，也就是一面拖住疲惫的辽军，另一面调集各地军队实施合围，利用地利人和的优势打持久战，即使最终无法歼灭对手，也可迫使其狼狈逃窜，再乘胜收复幽云十六州，从而根本扭转被动的北部边防形势。
但已成惊弓之鸟的真宗，早已惧战厌兵，急于求和，遂对寇准说：数十年后的事哪里管得了，到那时自有抵御者，还是先考虑眼下停战议和之事。
此时，又有朝官向真宗暗奏谗言，称寇准企图借助用兵来垄断朝政。毫无疑问，这种话出自寇相公政敌之口，很有可能就是王钦若或枢密院的官僚冯拯之流所为。自古以来，无端的流言蜚语常可混淆视听，置人于尴尬境地，政坛尤其如此，甚至可置人于死地。因此，寇准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与辽方会盟。
不过，寇准还是尽可能利用了剩余的机会，他将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帐中，告诫他道：陛下虽允诺每年可支付百万银绢，但你去谈判时却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过了此数，我就要杀你的头。
宋代正式文献有这样的记述：曹利用代表朝廷赴辽营谈判，经过讨价还价签署了协议，当他返回澶州行营时，天子正在吃饭。为了马上知道所付出的代价，真宗便派宦官出来询问岁币数额。此时，这位使臣尚不知天子态度如何，就要求当面上奏。宦官随后又出来传达皇上询问大致数字的意思，曹某不愿细说，仅以三指加于面颊上。宦官入内对天子说：三指加颊，岂不是三百万吗？真宗听罢失声道：太多了！既而，又表示能了却此事，三百万也罢。之后，当曹利用当面上奏岁币额为三十万时，真宗大喜过望，对其大加奖赏。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双方博弈妥协的产物，就此签订澶渊之盟。其主要条款有以下几项内容：
其一，双方维持原有边界线，相互约为兄弟之国，年长的宋真宗为兄，年幼的辽圣宗为弟，辽朝的萧太后则成为宋家天子的叔母；其二，宋朝每年向辽输送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称“岁币”；其三，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领土，只能对现有边境城镇修葺完整，不得增修城堡及开挖河道，不得向对方疆界动武，并禁止收留对方逃亡人员等等。此外，还约定在辽军北撤之日，宋军不得乘势拦击。
当日，前线的许多将领都反对签订和议，名将杨业之子杨延昭等人还曾乘虚率军攻入辽境。当辽军裹挟大量财物撤退之际，一些将帅建议利用对手行动迟缓的机会，派兵实施打击，以削弱其实力，并夺回被掠夺的资财，但都遭到天子的拒绝。
若分析其时双方当政者的心理活动，不难发现彼此有如下考虑：
就辽朝而言，既然武力占据中原的目标无力完成，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和约彻底结束与宋朝的敌对状态，从此消弭来自南部的军事威胁，这便是以战促和的一种可接受的结果；同时，每年可以坐收数十万的收入，以后不必再兴师动众南下抢掠。
在宋朝看来，借助和约首先能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其次，以此可换得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宁；最终，则能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朝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从事内部建设。至于幽云十六州，既然无力或者说无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那笔三十万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帝国而言仅仅在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可轻松解决问题。
真宗皇帝与大多数朝臣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百余年间辽朝也大体遵守了盟书条款，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消失，彼此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皇室婚丧嫁娶，都互派使团庆贺吊唁。这当然都是后话。
功高震主
澶渊之盟订立后，天子回銮，百官朝贺，一时庙堂充满喜庆气氛，寇相公自然成为朝野瞩目的对象。
在深宫内，平静下来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场景，仍不免心有余悸，幸亏有寇爱卿力排众议，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尴尬境地，朝廷也躲过了一场浩劫。看到辽军北撤，江山依旧，一纸盟书换来太平气象，真宗不能不对寇准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赏赐外，中书大政更愿听取他的意见。
以寇准一贯的风格来看，他想必颇为自负得意，史称“颇矜其功”。他内心一定有这样的念头：若非自己的坚持与调度，君王还能否回到京师？群臣又不知身处何方？天子理所当然要感谢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下，刚直的习性又开始故态复萌。
至此，因为有澶渊之盟前后的赫赫功业，加上天子的特别眷顾，寇准一时威望无人可比。而毕士安在相位上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因病去世，中书遂仅由寇准一位宰臣当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里。然而，他还是忽略了权术在官场中的重要性，更不该以功臣自居。他为人刚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气，却难免遭人嫉恨。据说，好友张詠曾劝他读《汉书》中的《霍光传》，暗示须谨防居功自傲，并提醒老友若“不学无术”，必将倒运。但也许是天性使然，寇准并没有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反而恢复了原来爱憎分明的处世风格，对天子大胆直言，对同僚和下属更不客气，以至于专断中书。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错误，既给政敌以攻击口实，又终将遭到君王的猜忌。
常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日渐吹向寇准的这股邪风，源头乃是当初力主南逃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正是这位以柔媚见长的江南文士王钦若，最终却扳倒了强硬无比的北方豪杰寇准。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此前说起。当真宗终于采纳亲征的意见不久，寇准乘势奏请将王钦若调离中书，派往河北驻守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县）。在大名城里，远离天子的王参政满怀怨气，也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寇准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并最终迫使辽朝议和退兵。
澶渊之盟签署后，王钦若返回京师，不久即被免去参知政事的要职，仅挂名刑部侍郎和资政殿学士的空头官衔。当然，朝廷还是给他安排了适合的工作，就是负责整理典籍图书。于是，他有一年多时间花在主持编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上。寇准因素来反感王钦若，还有意将资政殿学士排序在翰林学士之下，王学士便向天子诉说不公，结果真宗特降旨升迁其为资政殿大学士，以提高位序。
自命不凡的王大学士，工于心计，善于取悦君主，哪里甘心遭到压制。他思前想后，摸透了当朝君主的脾性，遂决定利用天子珍惜名誉的心态，展开一场巧妙的反攻。
自从回銮以后，天子一直视寇准为大功臣，既敬佩又信任，给予了很大的礼遇。景德三年（1006）初，一次百官朝会结束时，寇相公先离开大殿，真宗目送着功臣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视野中。这时，心怀叵测、蓄谋已久的王钦若乘机对天子说：陛下如此敬畏寇准，是否因为他有功于社稷？真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王某进一步说：为臣我没想到陛下说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竟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社稷。听他发出如此话语，天子感到愕然，便要他把话说清楚。看到天子满脸狐疑，王钦若便将早已深思熟虑过的话说了出来：城下之盟，虽春秋时的小国犹以为耻，如今以我万乘大国之尊而签订澶渊之盟，其实不过是做了一件城下之盟的事，何其耻辱啊！他才说罢，但见真宗皇帝顿时不悦，无话可说。眼见收到预期效果，王钦若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的事吗？赌徒即将输尽钱时，便豁出老本一搏，即所谓“孤注”，陛下正是当日澶渊之役时寇准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听罢此言，真宗马上想到当初讨论亲征时寇准曾说过只有以“热血相泼”的话，又回想到寇准硬逼自己渡河赴澶州北城的情景。随着王某的诱导，联想到当时寇准强硬的态度以及口气，许多淡忘的委屈不快都被唤醒。看来，正像眼前这位臣下所说，寇准竟然将天子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赌注，这哪里还有什么“爱君之心”可言？由此，真宗开始对寇准产生了怨气，疏远了与他的关系。
与王钦若谈话之后，又在事过境迁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澶渊之盟，天子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刺伤，进而想到当日抗战派臣子逼迫自己冒险亲征的举止，又顿生怨恨。于是，真宗改变了对寇准的看法，而一旦抱有了成见，率直的性格和为政作风也引起了真宗的不快。
据记载，寇准主政期间，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旧规矩，大胆用人，一旦发现有为的官员，就超等拔擢任用，御史出现空缺，又以直言敢谏者填补。有一次，中书安排官员任命事宜，同僚屡次指使吏人持有关人事升迁的资历簿给寇准看，他则对诸位说：宰相的职责便是进贤能抑庸才，如若全按资历办事，只需一个吏人就足矣。至于在其他事项上，他也多自作主张，从而引起了同列的不满。
还得承认，寇准在用人上既有打破陈规陋习的勇气，同时也不免夹杂一些偏见。像他固执地认为江南人轻巧，不如北方人厚道，因此在科举考试中故意压制南方举子。一次殿试结束，论成绩头名应归来自南方的萧贯，寇准却对天子说：南方属下国，不宜取状元以冠多士。结果将北方考生蔡齐拔为状元，不仅如此，他从贡院出来后，竟得意地对同僚炫耀道：今天又为中原夺得一个状元！他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对考试基本规则的干扰，给人以意气用事甚至孩子气的感觉。凡此种种，自然招致不少官员的积怨，树敌过多，引得朝野风言风语。
类似的事情自然不断反映到天子耳里，再附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议论，寇准遂成为独断专权的典型。
景德三年初春，天子终于厌烦了昔日信赖过的宰臣，解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令他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做地方官。从罢免寇准的制词内容看，皇帝还算客气，如“蔚有壮图，出逢昌运，器干标于国栋，符采冠于时髦”，“缉熙帝载，眷言机务，不欲重烦，解黄閤之剧权”等语句，一方面赞颂这位前宰相的功德风采；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不便再继续辛劳他的意思。这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话，说到底就是请寇准下台。
这一年，寇准44岁多，主政不过一年半时光。
再起再落
寇准离朝之后，真宗钦定性情温和、待人谦逊的王旦接替相职，与此同时，则提拔王钦若为知枢密院事，也就是最高军政机关的长官。可以说，天子受够了直臣硬汉那一套，转而选择一批善于体察上意的臣子，以辅佐自己理政。好在此时国家不再面临危难，也就用不着寇准了。
本朝政坛的习惯，倒是大臣能上能下，从宰辅之位上降为州郡地方官，以后再重返庙堂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昔日元老重臣赵普、状元宰相吕蒙正等人都无不如此，即使是寇准、王钦若两个对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大起大落之下，寇准还是心情郁闷，心有不甘，大好年华难道就此了却？好在他自有解脱之道，一面寻找复出的机会，一面吟诗畅饮，正好过几天舒坦日子。
从黯然调离京师之日起，他先后在京西的陕州、河北的天雄军两地做了七年左右的地方官。在这几年里，他将本署衙门的事交给僚属办理，自己又时常纵酒取乐与浇愁。
宋人笔记称：寇故相在地方州郡期间，生活豪奢，尤喜大摆宴席，以此声名远扬，世人却并不以此非之。以后，有位执政大臣夏竦亦好奢靡，曾不解地问门客：寇公自奉奢侈，而未遭非议，轮到了我为何就议论纷纷？门客回答道：曾经听说寇公在地方时，闲暇之日与下属到郊外聚饮，席间偶然听到驮铃声，就遣人去查看，当得知是一个卸任的县官途经此地后，寇公当即招呼此人来一同饮酒。而大人您对待出入京城的士大夫，很在意官阶地位的差异，以分别礼数高低，何况其他事情呢！因此世间的品评自然有别。这段非正式的记载，恰好说明了寇准直率坦诚的品性，也折射出他在地方衙门排遣时日的一个侧面。
需要指出的是，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初开始，天子为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听信王钦若的建议，搞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迎天书、东封西祀祭天地以及名山大川之类的迷信祥瑞运动，以转移国人的视线，意在证明本朝天子的神圣合法。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在封禅泰山的巡幸活动中，天子特召寇准随行。此事颇值得玩味，或许是真宗略感过意不去，有意借此抚慰昔日的功臣。而通过这次随扈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王钦若一伙装神弄鬼的闹剧，寇准洞悉了君臣愚弄天下背后所暗藏的动机，也多少体察到天子的难言之隐。
大中祥符六年（1013），寇准奉诏返回京师，出任以往做过的开封府临时知府。时隔一年，他升任枢密使，主掌最高军务，老对头王钦若则被逐出枢密院，暂时赋闲。当日的宰相王旦、向敏中都是他的科举同年，相互都属同道中人，形势似乎一下子好转了。
不过，寇枢密疾恶如仇、褊狭的本性终究难改，他不仅揭露和打压王钦若的同党、三司使林特等人，并当着天子的面与林特发生争吵，引得真宗十分厌烦。至于枢密副使曹利用，澶渊之盟中受他指派完成使命，本对他充满敬意，寇准亦因此人出身行伍而不放在眼里，就此结怨。更重要的是，寇准未能处理好与丞相王旦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