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本朝最高权力机关“两府”的运行规矩，宰相负责的中书与枢密使掌管的枢密院，既分别向皇帝上奏汇报，彼此也须依照制度往来公文。一次，中书发给枢密院的公文略有不符手续之处，寇准竟公事公办地反映给天子，结果王旦遭到真宗的批评，下属吏员受到处罚。不久，枢密院给中书的公函也犯了类似的失误，属吏一看可抓到对方的把柄，便报告给王相公，岂料王旦并不计较，只是令人送还而已。
还有，王相公在天子面前经常夸赞寇准的才能，寇枢密却多次向皇帝揭王旦的短处。时间久了，真宗不仅不怪罪王旦，反而觉得王旦厚道稳重，倒是对寇准有些反感。其实，王丞相因熟知自己这位老同年的毛病，故常多加宽容，但内心未必愉快。当天子为寇准与林特争吵之事生气，对王旦说出“寇准刚忿如昔”的话时，王相公也只能如实说道：寇准喜好他人记住给过的恩惠，又要人们畏惧他，此皆非大臣所应该。可想而知，连最好的盟友都疏远了他，他又如何能久居高位。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也就是又过了一年，天子便降诏罢去寇准的枢密使职务，给予其武胜军节度使头衔，并加授同平章事官衔，打发他到西京河南府任知府，并兼西京留守。也就是说，他是以“使相”的极高待遇离朝，输了里子得了面子。若算上其他官衔，他还有兵部尚书、检校太尉及上柱国诸衔，爵位则是上谷郡开国公。值得一提的是，寇准的冤家王钦若接替了空缺下的枢密使位置。
据说，寇准得知自己要外放，就事先私下里找王旦要求使相之位。王旦一听便对他说：官爵乃国家名器，岂能自己索取？何况我也不敢私相授受。他碰了一鼻子灰，衔恨告辞。之后，天子询问以何官位安排这位下台的枢密使，还是王相公给天子说情：寇准不到三十就进入二府，深蒙先帝器重，且素有才能威望，还是授予使相之衔为妥，以此出守地方，其风采亦可光耀朝廷。这才得到天子的恩准。当委任诏书宣布后，寇准感动得向真宗涕泣道：非陛下知遇，为臣如何能获此殊荣！真宗如实相告，他才如梦方醒，自然惭愧难耐。出宫之后，他不得不对人感叹道：王同年器识，非我所能测也！
从老不知退到流放至死
寇准带着一堆隆重的头衔来到洛阳就职时，年已54岁，过了知天命之年。要说天子的本意，是请他就此养闲，西京城又是地位仅次于开封的大都市，园林名扬天下，特别适合从宰执大位上退下来的重臣生活。
次年，寇准调到关中腹地的永兴军任长官，此地乃是隋唐故都长安，也是其桑梓之地，可谓衣锦还乡。在家乡任职的三年多里，他保持了一贯在地方的工作特点和生活习惯，不问细事，纵酒长歌。
据说，在酒宴上，寇准不论官品高低，只问酒量大小，以此排出座次。有一个小吏大概酒量不小，颇得他青眼相加，经常陪酒。但时间久了，便苦不堪言，即使生病了也逃不过。小吏的妻子只得当庭向寇大人喊冤，这才被免去陪酒。一天，一位道人来拜访他，自称能饮，要求以罐对饮，寇准一见大喜。结果道人举起一罐酒一饮而尽，他算碰到了高人，只好服输。这位道士便劝说他以后不要强迫人喝酒，从此他才有所节制。
还有宋人笔记称：寇准的一次生日宴会，排场摆设几近皇帝生辰。散席后，他还身穿黄色道服，头顶花朵，纵马行走。因其举止颇有僭越之嫌，遂被驻防长安的监督官奏报给天子。真宗一听寇准有反叛之举，顿感惊异，当即将奏报出示给宰执大臣。好在宰相王旦了解寇准为人，看着报告笑道：寇准挺大的年龄，还痴迷骑马，可劝诫他以后注意。几句笑话，才轻松打消了天子的疑虑。
但说到底寇准还是寇准，逍遥只是幌子，纵酒也仅是他生活的一面，其志根本不在于赋闲地方，最打动他的依然是念念不忘的权与势。
照常理说，寇准少年得意，年纪不太大便已出入二府，先后做过宰相和枢密使的高位，位极人臣。尤其是在景德元年，独领风骚，立下盖世功业，又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宦海的酸甜苦辣皆已尝尽，若换作旁人早该知足了。但他却并未知天命，依旧不甘寂寞，时刻关注朝政动向，不知所进退。
为了再度返回朝堂，重掌大权，寇准仔细观察分析了朝廷的状况与走向。从大势来看，此时朝廷与辽朝通好，又招抚了西陲的党项势力，周边环境大致平稳；就内部而言，虽因土地兼并、政府赋税加重，引起下层百姓不满，社会矛盾日积月累，不过局面总体还算稳定。不用说，已近晚年的天子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乐见太平景象，因而臣僚们都投其所好，以图进用。当然，像王钦若及后起的丁谓一类人，更因善于迎合，不断制造祥瑞景象，满足了君王的虚荣心，都分居要津。
揆诸朝政现状，再回想起以往随天子封禅泰山的情景，寇准意识到若要复出，自己也必须投身到这场热闹的潮流中去，以引起朝廷的注意，并打动皇帝。正是在此心态下，他竟糊涂地做出追随天书祥瑞活动的决定。
天禧三年（1019）三月间，负责永兴军治安的巡检使朱能向长官寇准报告特大喜讯：天书降临终南山！此事原委十分蹊跷，背后自有隐情。据文献记载可知，朱能本是天子亲信宦官周怀政荐举之人，以旁门左道做官。朱能到长安后，纠集一批人于终南山修筑道观，制造神符咒命，无非是借此讨好当权者。寇准作为本地大员，应当也了解其人其事，天书降临很可能就是在寇准的默许甚至指使下而来，只是史书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将寇准参与其间的事隐去。
寇准得到喜讯后，立即向朝廷汇报。真宗皇帝接到来自寇准的奏书，颇感疑惑，怎么搞的？这位以刚直出名的大臣也相信这一套？便询问亲近大臣，估计是王钦若对天子说：最早不信天书的人是寇准，现在天书降临他的辖区，不如就令寇准公开献于陛下，如此天下百姓必将信服天书确有其事。真宗觉得有理，不久便下诏宣寇准赴朝。
五月中，寇准接到入朝的诏命，便收拾行装准备起程。他的门生闻听后深感不妥，给他献了上中下三策：东行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时，可称病坚决请求外任，此为上策；中策是入宫觐见陛下时，揭发终南山天书实乃虚妄之事，尚可保全一世清名；下策则是重返中书拜相。
寇准并未采纳弟子的好意，于该月底抵达京师。于是，时隔数年，君臣再次相见。此时，身体多病的真宗皇帝也在思考未来的国政。两年前，王旦病重之际，天子曾询问相位可托付给何人，王相公回答说：以臣愚见，莫若寇准。真宗不情愿接受，又问道：寇准刚褊，可推荐另外人选。王旦答道：至于其他人，为臣就不知了。随后，王旦病逝，王钦若进入中书，与向敏中同为宰相。
说起来，寇准的能力魄力与品行，真宗都很清楚，所不满的是不善解人意。但这次主动献天书，表明他明白了事理，懂得顺从君主。而王钦若一伙长期的溜须奉迎，已了无新意，也逐渐厌倦。因此，天子决定换人，传诏寇准回到中书，同时罢免王钦若相职。政治就是如此反复无常，两个冤家一喜一悲。
这一年，寇丞相58岁，年岁不算很老，但心态却已老矣。
这一回复相，是寇准的最后一次，并且仅做了一年有余。此时，朝中的新贵已经崛起，尤其是以理财见长又心机极深的丁谓，深得天子赏识，与寇准拜相的同月获任参知政事，半年后再升迁为枢密使。而旧臣中的枢密院首脑曹利用以及冯拯等许多人，都与他关系不睦。与这些新老官僚打交道，他还是不够老辣，时常故态复萌。岂知世事变迁，他这位刚直有功的宰相，在政敌看来已是过气老派之人。
寇准本不善于处理和同僚下属的关系，这时又与副职丁谓搞僵了关系。据记载，最初丁谓对寇相公十分尊敬，但寇准倚老卖老，不把丁参政放在眼里。其他的事不说，仅一件事便得罪了丁谓。一次，中书里大臣会餐，寇准的大胡子上沾了些汤汁，丁谓立即站起身用手替他仔细抹掉，这本是示好讨好之举，他却不领情，竟当着多人面取笑道：你也是大臣，如何能干为长官擦胡须的事！搞得丁参政十分尴尬。可想而知，深受天子宠信的丁谓哪能受如此之气，遂就此忌恨在心。
翌年，因真宗患病日深，经常晕厥，权力欲极强的刘皇后遂于宫中操持权柄，并与两位枢密使丁谓、曹利用及翰林学士钱惟演等人结成同盟，形成控制朝政的强大势力，一时宫廷朝堂形势诡谲多变。寇准看不惯，便向天子建议传位太子，由可靠大臣辅政，还特别指出丁谓和钱惟演皆为佞人，不可辅佐未成年的少主。
得到真宗同意后，寇丞相就秘密指派另一位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诏书，内容主要是由太子监国和寇准辅政。他还许诺杨亿，事成后予以提拔。结果这一密谋很快外泄，刘皇后与丁谓合谋以天子的名义罢黜寇准相位，授予其太子太傅的虚衔和莱国公的爵位。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寇准的下场还不算惨。当时，大宦官周怀政也不甘寂寞，同样试图终结刘皇后的参政权，并筹划谋杀其同党大臣，随之奉真宗为太上皇，由太子登基，再恢复寇准的相权。周宦官的计划是否得到寇准的支持与参与，已不得而知。后世所知道的结果，是再次败露。
刘皇后一干人不愿束手就擒，遂发起反击，将周怀政处死，又将寇准贬为太常卿，驱逐出朝。当寇准以知州身份抵达安州（今湖北安陆县）不久，再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可谓连贬十几级，也就是遭到流放处罚。这时，寇准年已六旬。不久，真宗驾崩，这位君王至死都不清楚寇准遭贬的事。
乾兴元年（1022），年幼的仁宗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宰相丁谓一时大权在握，寇准只能是继续遭殃，被流放到更偏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县），隔海便是天涯海角。据说，丁丞相还数次派人企图谋害寇准，幸赖有对方忠实的门客保护才未能得手。
要说还是因缘轮回，因果报应。不久，丁谓也失宠倒台，同样被流放到岭南。当他途经雷州时，寇准派人送去一只蒸羊，这位昔日的宿敌感动地请求相见，但遭到拒绝。寇准的家仆气愤不过，打算刺杀报仇，也被主人制止。由此可见，品格有高下，境界有分别，寇准当然不会行小人暗算之举。
来年，朝廷降诏宽待寇准，将其北迁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市）。他搬迁到新流放地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62岁。
综观寇准一生，可评说之处甚多。他勇担天下大任，不惧艰险，性格鲜明，豪爽坦诚，爱憎分明，都令人难忘；同时，他身上的弱项也不少，诸如性情偏激，甚至意气用事，不拘小节，不善于处理上下关系。这些毛病，在知己者眼里十分可爱，在政敌心中却难以容忍。若作总结的话，寇准具有治国的大智慧，缺乏权谋的小聪明，大是大非上清醒，而小事上糊涂。但政界最讲细节，再大的才能功业也会因小节被当时人忽略。如他的同僚毕士安所说：“寇准忘身徇国，故不为流俗所喜。”他的最后败笔，还在于不该恋权，不知见好就收。以后，欧阳修即指出：寇公之遭到流放，“由老不知退尔”！
不管怎么说，寇准都是古代政坛上的一位奇才伟人，功绩赫赫，因而赢得身后英名长存。不用说，他死后不久就被平反，位列当朝名臣。而由宋至今，流传甚广的戏曲、评话以及小说，更赋予其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至于那些平庸、奸巧的帝王与显贵，则早已被世人遗忘。
“鹤相”丁谓
宋朝史上，名相确实辈出，往早了说有赵普、吕蒙正、吕端、李沆、王旦和寇准，中间续着王曾、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和司马光，朝后看还有李纲、张浚、虞允文、范成大、魏了翁及文天祥等等，其事业功绩无论大小高下，都多少能名垂青史。但若只记得他们，还是不足以反映宋代三百多年间历史的复杂多样性，因为所谓的奸相庸相并不比前者为少，似乎还要多些，其斑斑劣迹同样载于史册。
宋真宗朝后期的丁谓，便是这样一位从勤于政务走向投机弄权，并影响当时朝政的重要人物。
江南才子
丁谓之能登上仕途的顶峰，又呼风唤雨于一时，还要说是生逢其时，换句俗话说就是摊上了好时光。
因为丁谓是生活在宋代，而不是往昔。
在中国早期的夏商周三代之时，政坛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卿世禄”，各级贵族与他们的后裔坐享封地与世袭官爵，钟鸣鼎食，无所堪忧，至于庶民百姓则绝无出头的机会。
秦汉以降，王朝的政治传统依然是注重出身门第，彼时能够跻身庙堂而执政者，仍不出高门大姓，其子弟未离襁褓已拜官封爵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出身寒门平民者纵然再有才华，也只能附庸于权贵集团。像汉代的才子司马相如之流，整日里围着达官显贵歌功颂德，以博取安身立命之所；东晋时的陶渊明，也因出身低微熬到县令便已到头，无奈之下遂归隐田园，采菊望山而已。
从唐朝开始，选官制度在科举考试的冲击下才逐渐转变，普通书生初步尝到了学而优则仕的甜头。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平民子弟在门阀世族面前还是有些心虚气短，狭小的科举门径也不足以令士子们尽显风流。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命，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离开太祝之位。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都属低下官位。由此可见，这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与仕宦无干。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其实，唐朝著名文人仕途的坎坷遭遇又何止以上诸位？还有典型者如韩愈科场中举之后，也不能如愿从政，只能沉沦于藩镇幕府多年之后，才曲线入朝。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世道的迅猛变迁常在令人难以察觉之间发生。
时光流转到宋代，显赫多年的士族门阀已悄然消失，科举遂成为选官入仕的主流。至此，凡学有所成又能通过科考的学子，几乎不问出身都可晋身政界，其佼佼者自是执掌国政。而那些官宦子弟若仅靠门第入仕，大都不过厕身下僚之位，就此几世下来也不免沦为百姓。所谓“富不过三代”，即大致始于斯。
有了如是环境背景，对包括丁谓在内的读书人而言，岂不是前所未有的好时光？
丁谓，字谓之，以后改字为公言，于宋太祖乾德四年（966）降生在苏州城郊。他显然是出身普通人家，无足夸耀，所以没有留下家世的记载。不过，丁谓虽与官宦之家无缘，却着实生在了好地方。
苏州一带，乃是天下富饶之区，当时即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丰厚的经济实力造就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当地人但凡家境允许，都鼓励子弟读书科举。
还得说，从唐朝中叶以来，南方在经济和文化上都逐渐超过了北方，至宋朝立国后，长江中下游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域格局的差异特点，自然也影响到科举考试的结果，每每金榜题名之时，江南举子常居大半壁江山，可谓独领风骚于科场。
丁谓这位寻常人家的儿子，受家乡民风的熏染，也走上读书科考之路。他自幼虽长得体格瘦小，倒是天资特别聪慧，更加上欲望极强，故读书勤奋，一点就通，因此学业出众。
儿时的他，聪明是不用说，想必心眼多歪点子也多，或许还干过什么出格的事，曾令教书的先生吃苦不少。日后他衣锦还乡，专程去看过郁姓老师，并当面道歉，场面隆重，不料想郁老夫子不久便死去。很可能郁先生昔日教训过这位顽劣弟子，眼见如此炫耀态势，不安加上冲动一下子引发了病魔，遂撒手人寰。
另据沈括记载，丁谓入仕前曾游访过赋闲在家的官员胡则，受到很好的款待。他大概手头拮据，便想出献诗索取钱粮的点子。翌日，主人家原来考究的餐饮器具全被陶瓦器皿取代，他以为遭到厌弃，就怒而离去。胡则连忙追出，拿出许多银两相赠，并解释道：自家原本不富裕，唯有餐饮器具值钱，所以只有变卖换钱相送。他闻听此言，才释然接受。此事多少反映出丁谓既自负又心胸狭窄的特点。
但必须承认，丁谓年轻时已才华超群，写得一手好诗文。当时有位叫龚颖的文官自负文学修养深厚，对他人少有赞许，碰到来访的丁谓，却大感惊讶，交谈终日，以为自唐朝韩愈、柳宗元以后，罕有如他这样可比肩者。
以后，文坛领袖王禹偁也对丁谓的文笔备加赞赏，认为其诗颇得杜甫意境，并对人说：若将其文章杂于韩、柳文集中的话，竟莫辨真伪。因此，王禹偁将丁谓与另一位才子孙何比之为当世的“韩、柳”。
还有一位文坛俊杰柳开，读罢丁谓的诗文，同样给予很高评价，还预测他和孙何必登科举高第。
由此看来，丁谓是当之无愧的江南才子，若沿着文学道路走下去，大有可能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大文豪。当然，他不会满足于此，仕途发达才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方26岁的丁谓进士及第，成绩位列甲等，但状元的桂冠却由孙何摘得。据说，此次科考放榜出来，他排名进士第四，换作旁人，早喜不自禁了，他却耻于居孙何之下。有人反映给天子，太宗皇帝发话道：甲乙丙丁，他姓丁就合该位居第四，还有什么话可说？这大概属于宋人戏谑之言，不可全信。
中举之后，丁谓获得大理寺评事的官衔，出任饶州（今江西波阳县）通判。从此，他如弄潮儿般踏入宦海，开始了兴风作浪的一生。
官府能臣
聪明人丁谓入仕后，可谓一帆风顺。他在饶州任职不过一年多，就被调入中央的史馆，编修过本朝国史。随之又外任福建采访使，负责调查当地民俗与政情。至道元年（995）回朝后，他除汇报常规的履职情况外，特别就福建存在的茶盐利弊问题，向天子提出了改革建议。不用说，精于计算的他，很快便发现了症结所在，积压已久的难题经他一条析，自然可以化解。由此他在君臣眼里留下了精明干练的印象，于是被超等提拔为福建路转运使，也就是福建地区最主要的行政长官。此时，丁谓进入政界才三年多时间，就已跻身地方大员之列。
在太宗晚年至真宗即位初的近十年间，丁谓先后在地方与京师的几个位置上调换，皆以讲求实效而出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任夔州路（今重庆地区）转运使期间，他不仅轻松解决了本地的许多民事问题，而且通过安抚的手段化解了纠缠多年的民族冲突，并借此推进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互通有无，既满足了少数部族的需要，又增加了官方的财赋收入和良马供应，可谓一举多得。
丁谓读书多学问多，文采上本已超过大多数文士，而作为一名官员又勤于政务，善于化解疑难问题，其务实的作风更为众多书生出身的文臣所不及。这就难怪他会受到执政大臣的关注，帝王对他也青眼有加，一句话：业绩突出的能臣谁不欣赏？
景德元年（1004）初，春风得意的丁谓奉诏回朝，暂时代理三司盐铁副使，主持部分财政要务。旋即升任知制诰，并兼管铨选部分官员的职事。这一年，他38岁，在官场业已历练了十二个年头，上自朝堂下至州县，衙门里的规矩门道都烂熟于胸，正所谓渐入佳境。
同年冬季，发生了辽军大举南侵与宋朝顽强抗击的大战。在真宗亲征澶州期间，丁谓奉命出守郓州（今山东东平县），并兼任山东一带安抚使。这一次，他不能说是投机，而是清醒地把握了形势，没有卷入朝中关于南逃与亲征的争议，在稳定京东局面上尽了一份力。如：辽军兵锋一度由河北插入郓州，大批恐慌的百姓为躲避战火逃亡，当人群蜂拥到济水一个渡口时，一些急于发财的船夫竟向难民索要重金，结果致使渡口人满为患，撤退受到阻挠。他闻听后，当即发出凡刁难渡河者以死罪论处的告示，并斩杀了几个带头的人，才使渡河行动顺利完成。
因此，当朝廷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后，论功行赏，他迁官右谏议大夫，出任代理三司使的要职，成为朝廷最高财政长官。
在主掌三司期间，丁谓发挥自己精于理财的专长，花费一番工夫厘清了朝廷的收支家底。为了方便管理，他还以此前的全国户口和赋税收入数额为基数，编订了详尽的《会计录》，作为当时赋税收入和以后调整财政收支的依据。这可是宋朝第一部详尽的国家财政收入总册，在千余年前的全球范围内都不多见，就此解决了以往长期混乱不堪的糊涂账，并当即清理出许多隐瞒的耕地与民户。当他将《会计录》呈报给朝廷时，立即受到天子的嘉奖。
他还主持了茶叶专卖制度的改革，通过调整政策同样增加了茶利收入。
三司的案牍繁复不堪，时间久了，连吏员们都难理清数据，但丁谓精明过人，一目了然，下属无不佩服。
要说丁三司使能人尽其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得到当时宰相寇准的器重，因为他此时仍保有“能臣”的形象，尚未步入奸邪的行列。
投机高手
自从入居三司首脑之位后，丁谓有机会经常接触天子和宰执大臣，更了解到朝中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与矛盾斗争。像他这样聪明绝顶的人，深知自己还只是政界高层里的新人，需要有业绩巩固地位，在脚跟未稳时不能轻易跟风，因为风头与风险并存。在此心态下，他依旧认真办事，对君王和上司毕恭毕敬，给各方继续留下好印象，尤其还受到宰相寇准的赏识。
景德三年（1006）初，也就是丁谓入朝两年刚过，朝堂的权力斗争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以前参知政事、现任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为首的一股势力赢得了真宗皇帝的欢心，对寇准展开了巧妙的围攻，最终加重了天子的猜忌心，导致功高震主的寇相公下台。
王朝的政治游戏规律原本如此，天子既是神圣的社稷主宰，也是七情六欲缠身的凡人，总是行走在维护帝国利益与个人欲望之间，而守成皇帝未经历创业的艰难，更容易将自己的好恶置于江山之前，这便是帝制不可避免的悲剧所在，也是历代奸佞得势的根源。
丁谓对庙堂上发生的变故洞若观火，眼见率直有功者不容于帝王，反倒是奉迎溜须者得宠，如何不令他为之思索而心动。从来不甘居人下的他，在强烈的欲望野心推动下，迅速转身，轻松自如地踏入投机之路。
丁谓熟读史书，潜心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学以致用，很快便如鱼得水般适应了新形势。就此，宋朝政坛崛起一个弄权的高手，而失去了一位治世能臣。
前面已说过，在王钦若的启发谋划下，真宗打算营造一场全国性的神话祥瑞运动，以便为自己和朝廷渲染神圣的光彩。但天子也不糊涂，考虑到搞如此宏大的精神活动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就必须先了解国库的底子，此事自然得问丁三司使。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丁谓早已揣摩清楚天子的心思，遂肯定地答道：国家财计充裕有余！真宗这才安心拍板。因此，这场劳民伤财的荒唐之举，可谓发端于王钦若，却最终决于丁谓。其实，很可能事先王、丁二人已密谋商议过了，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皇帝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据记载，天子最初尚担心宰相王旦反对，便专门设宴款待一番。临别时，又赐给一樽酒瓶。王丞相回家将酒瓶打开一看，发现装满昂贵的珍珠，这才被封住了口。
大中祥符元年（1008）元旦之日，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以及三司使丁谓等大臣突然接到入宫通知。当大臣们踏入崇政殿后，真宗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晚，天子在寝宫偶遇神人，神人告诉他可在宫内正殿设道场一个月，然后上天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最后，神人告诫不得泄露天机。于是，天子按照上天的旨意，一面在朝元殿精心安排道场，一面斋戒素食。正是心诚则灵，这天早晨就有卫士前来报告，在宫廷正门的承天门屋顶发现了大幅黄色丝帛。经宦官仔细察看，才获悉黄帛长二丈多，呈书卷状密封起来，隐约有奇怪文字露出，想来便是神人启示的天书。因事关重大，故请众臣前来商议。等天子絮叨完事情的经过，王旦马上代表大臣表示：陛下仁孝爱民，与邻邦和睦，励精图治，五谷丰登，以至感化上苍，降下祥瑞天书。说罢，群臣跪拜高呼万岁。
随即，真宗亲率众臣来到承天门下，先焚香拜谢一番，然后令宦官从房顶取下天书。当天书被传到道场后，学贯古今的陈尧叟奉命启封辨认，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竟然是先秦篆文，内容也还认得。于是天子下令陈尧叟宣读天书内容：“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赵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真是大吉大利，上天开眼，独爱本朝，当今天子实在是有福之真龙啊！
面对眼前的一切，大多数朝臣可能摸不着头脑，懵懵懂懂随声附和，王旦、王钦若和陈尧叟三人自然心知肚明，而机智过人的丁谓即使不知详情，应该也能猜个七八成。亮相的机会来了，丁谓决心紧抓不放，力争挤到前台表演一番。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举朝欢庆，大赦天下。当然，天人感应之下，朝廷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同年十月间，真宗皇帝顺应天意民心，决定亲赴泰山大祭九天，此即所谓史称的“东封”大典。
在声势浩大的东封活动中，丁谓出任随扈计度使，负责所有物资经费的调度安排工作。他的聪明能干再次得到发挥，保障了此次行动的顺利完成，从而赢得天子的一片欢心。
也是在本次活动期间，他还小耍手腕为自己捞了点便宜。事情是这样：泰山典礼结束时，天子传诏奖赏八位随行大臣每人一条玉带。遗憾的是，当时只有七条，真宗便决定将一条价值数百万的御用玉带拿出来凑数。丁谓管财物，当然清楚这条玉带的价值，他想据为己有，却明白因自己排序最末而无缘。于是，他略施小计，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小衣带可以用，不必动用陛下玉带，等返回京师后再另行赏赐也不晚。果然不出其所料，天子召见八位大臣之际，看到七位都佩戴上体面的玉带，唯独丁谓的衣带仅有一指宽，显得十分寒碜。真宗过意不去，遂当即将那条珍贵的御带赐给不争不抢的丁谓。这件看似无关宏旨的小事，多少也能反映出其工于心计的性格。
已沉溺于神道的真宗，东封之后又亲赴亳州（今安徽亳州市）拜谒供奉老子的太清宫，随之到汾河之阴大行祭祀后土典礼。在这两次活动中，丁谓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其无微不至的安排进一步讨得天子的欢喜，被视为贴心之人。
四处奔波到底是辛苦，真宗遂提出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不过，搞如此浩大的土木工程，势必耗费巨资，所以就有朝臣上奏劝谏。的确，前代许多暴君因此落下劳民伤财的恶名。真宗有心修建，又怕因一意孤行而玷污自己圣明的名声，于是需要寻找合理的理由，这便再次给丁谓提供了表现的机会。
天子为修建玉清昭应宫的事召见丁谓时，他出谋划策道：陛下拥有天下之富，修一座供奉天帝的宫观又有何妨？况且也可祈祷早生皇子！若有人再阻拦，可以此与其理论。天子一直未得皇子确是实情，这倒是条关系帝位延续的理由。随后当宰臣王旦密奏规劝时，真宗乃以丁谓传授的理由予以相告，搞得王相公哑口无言，就此无人再敢提出异议。
朝廷确定下工程议案后，丁谓兼任兴修玉清昭应宫使，全权负责营造事务。他为了讨好真宗，把原来设计的方案一再修改，使建筑规模不断扩大，他又督促工匠们日夜施工，将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前到七年就已完工。当玉清昭应宫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建成后，都城内凸起一片内含两千六百一十区的巍峨宫观，令人叹为观止。
在修筑另一处钦定的会灵观时，丁谓继续总领其事，也同样是不计工本。这些辉煌壮观的景象迎来君王满意的笑容，也照亮了他的仕途。
随着天子依赖程度的加深，他的官位也不断提升，先由代理三司使转正，接着升任参知政事，官阶也先后获迁给事中、礼部与户部侍郎、工部和刑部及兵部尚书，成为红极一时的执政大臣。
从大中祥符五年（1012）到九年，丁谓在参知政事的官位上连续干了有四年之久的时间。皇帝对他倒是十分宠信，但其他宰执大臣对他却不满意，分析起来，既有嫉妒其得宠的成分，也有反感其行为过分的因素。想必宰相王旦和枢密使寇准便对他投机乱政的举动不抱好感，而王钦若之流则对这位同类中的后起之秀心存妒意。
当年资深朝臣张詠临死前，给天子上了一份奏言：朝廷不该竭四海民力修造宫观，这都是奸臣丁谓蛊惑陛下的结果。乞求陛下斩丁谓之头，悬挂国门以谢天下，然后再斩自己的头，悬于丁氏家门以谢丁谓。
因此，丁谓最终只得暂时离朝，以躲避风头并替天子背上骂名。真宗皇帝自然不会亏待他，授予其节度使的优渥头衔，安排到金陵故地的昇州（今江苏南京市）做长官。
鹤相
丁谓到昇州就任时，年已50岁整。经历十余年朝堂的摸爬滚打，他已是精通官场门道的顶级高手，政治经验丰富不说，在体察上意方面的心思更是少有人可比，依照当时的形势来看，他离位极人臣的日子已不远。
根据宋人的记载，成年时的丁谓长得身形瘦弱，一副怕冷挨饿的样子，不过这种尖嘴猴腮的相貌，在相面者眼中却是难得的大富大贵之相。观其体貌，当然主要在于体质使然，不过也与耗费心机过度有关。
在六朝金粉旧地及其他地方，丁谓赋闲和蛰伏了三年时间。当不利的风头逐渐散去后，他于天禧三年（1019）六月奉诏回朝，重返参知政事之位。但同月寇准也回朝就任宰相，成为他的上司，如此一来情况又变得复杂起来。
丁谓与寇准的关系一言难尽。说起来，寇准最初对丁谓的才干十分欣赏，在参知政事任内曾向朝廷推荐过他。以后，寇准还多次向宰相李沆荐举丁氏，却未得到结果，他不解地问李相公缘故，经多见广的李沆反问道：你看看其为人，是那种可以放在人上的人吗？寇准不服地说：像丁谓这样的人，丞相终究能抑制于人下吗？李沆语带深意地笑道：他日后悔时，当想起我说过的话。城府不深的寇准没有听从李相公的规劝，就任宰相后还是重用了丁谓。
当寇准罢相后，丁谓转身与王钦若一类同流合污，投机取巧，误导君王，从而一路迅速蹿红时，寇准才发现认错了人，从此两人关系日渐疏远。以后，寇准一度回朝出任枢密使，虽与昔日的部下丁谓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却从心底鄙夷其为人。寇准的脾气是爱憎分明，有话直说，骂人的话可能也有。丁谓自然清楚与寇枢密使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好在两人不在一个机关供职，能回避便回避。
这一次，丁谓与寇准同时返回中书，彼此形成正副职的关系，若双方任由心中芥蒂发作，就难免造成难堪处境。能臣丁谓是玩权谋的高手，极其善变，他深知寇准刚直的性格，既然不能回避，自己只能争取主动，谦恭让步，以柔克刚，先维持住关系，再静观事态发展。
上面已说过，丁参政对寇相公表现出十分尊敬的姿态，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替寇公擦胡须上的汤汁，岂料寇丞相就是不给面子，竟当众讥讽他下贱巴结。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看对方丝毫不予让步，他遂决意斗争到底。
丁谓先利用真宗的宠信关系升任枢密使，以离开中书，接着与刘皇后结成政治同盟，借天子晚年多病的机会促成刘后参与宫廷决策的局面，从而对政敌构成巨大的威胁。最终，当寇丞相试图限制后宫干政时，丁谓伙同刘皇后一伙儿势力大打出手，将寇准罢官流放。与此同时，他如愿以偿登上相位。
天禧四年（1020），丁谓将最大的对手寇准流放岭南之后，又巧妙而专横地将另一位新任宰相李迪驱逐出朝，随之安排老官僚冯拯接替次相之位。此时，真宗已重病缠身，时常陷于神志不清的地步，宫里由刘皇后主事，朝堂则唯丁首相马首是瞻。以此观之，他比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李林甫更高一筹，因为他不仅善于奉迎与阴谋，更长于施展诡计独揽大权。
这一年，丁谓54岁，可谓权倾一时，风光无限。
也许是多年参与朝廷神道活动的缘故，丁谓自己对谶纬占卜一类事也深信不疑。据说，他每天早起必观察是否有喜鹊鸣叫，晚间留意灯芯的跳动状况，每次下朝回家则一定窃听人语，以此占卜吉凶兆头。因此，有人投其所好，竟获得意外的收获。
据说，开封城内有个叫于庆的无赖，生活实在窘困，就向一位落第的老儒生求救。老儒生熟悉历史典故，又知道丁某的喜好，遂出主意让于庆先改名为丁宜禄，然后再去投奔丁宅。此时，丁谓还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一听说有叫丁宜禄的人求见，当即大喜。原来在记述南朝刘宋历史的《宋书》中，有叫宜禄的宰相家仆的记录，这名投靠自己的人又正巧姓丁，他自然觉得是个好兆头，于是加以收留。时隔一月，丁参政便如愿拜相。当然，之后仆从丁宜禄得到重用，那位老儒生也被援引入仕。
要说丁谓最惹人的话语，还要属仙鹤的事。早在东封泰山期间，他就屡次报告天子看见无数仙鹤飞临山间；真宗每次在玉清昭应宫中醮祭时，他也奏报群鹤飞舞于殿阁之间；至于每每天书降临之际，他必奏称仙鹤为之先导。许多人因此嘲讽他，如寇准在关中期间，某天看到一群乌鸦飞过，便对身边僚属笑道：若让丁谓看见，定当称为黑鹤矣！但天子偏爱听这样的话，因为仙鹤乃禽中君子，传说中常与神仙形影不离，其突然出现自非偶然，必是吉祥的象征。
既然仙鹤已是丁谓的口头禅，世人便送给他一个“鹤相”的雅号。不管仙鹤是真实还是幻象，惊鸿一瞥之后，他的政治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流放天涯
古代政坛的游戏，无论一时是多么热闹精彩，最终也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潜规则。对于热衷弄权的重臣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以势压人，树敌过多，口碑欠佳，连新主子都有所忌惮，即使是同党及追随者也会心怀怨气，因此最终不免于众叛亲离的结局。
在真宗与仁宗朝交替之际，庙堂风云变幻莫测。当丁谓先后将寇准、李迪两位宰臣逐出中书并几乎将二人置于死地，自己则陶醉于专权虚荣时，其实也为本人垮台埋下了祸端。
在年幼的仁宗皇帝登基之初，刘太后垂帘听政，丁丞相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凡军国大事几乎都由他做主，然后仅仅通过宦官雷允恭报请太后恩准即予以施行，而其他大臣都很难过问。至于他加官晋爵的事更不用说，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太子少师、司空、司徒及侍中等等显赫官衔纷至沓来，晋国公的高爵也信手拈来。
但正如老子所言“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丁谓权势熏天现象的存在，引起了朝臣们的普遍怨愤，太后对此也颇为反感。于是，在乾兴元年（1022）六月，以参知政事王曾为首的朝官对他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出生于山东的王曾，曾是三级科考的魁首，最终以状元身份入仕。王曾步入政坛后，受到过宰相寇准的器重，因此得罪王钦若，一度遭贬。及至此时，他已回朝并官拜参知政事。若论关系亲疏的话，王曾显然靠近寇准，不属于丁谓的派系。
当真宗驾崩之际，丁谓为了泄私愤，竟将贬谪于道州（今湖南道县）的寇准进一步流放于雷州（今广东海康），王曾对此提出了异议。据记载，王曾曾将自己的宅第借给落难的寇准居住，于是专横的丁相公对他威胁道：出借房子的主人恐怕不一定能幸免。听了此话，王参政当然不敢再争辩。如此一来，王曾对专权者的不满上升为强烈的仇恨。反攻的机会不久便出现了。
在为大行皇帝治丧期间，丁谓作为首相依照惯例充当了山陵使，全面负责帝陵修建的各项事务，而当日具体监督工程者则是雷允恭。由于雷某不听别人劝告，擅自更改墓穴位置，结果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地下透水，使工程无法继续下去。消息传入朝中，刘太后立即派人对狂妄的宦官首领进行审判。王参政抓住这样涉及大行皇帝丧葬的重大失误，决定对负有失职责任的丁首相进行清算。
据宋人记载，王曾有意向丁相公靠拢，然后私下里多次表现出可怜涕泣的样子。丁谓感到奇怪，就询问缘由，王曾在屡次追问下才道出隐情：自家有件私事，羞于启齿。当年自己与老姐相依为命，如今本人发达了，外甥却早沦为兵卒，还经常受到军棍处罚，老姐为此多次相告。言毕又淌下眼泪。丁丞相深表同情，便建议他向太后求情免除外甥军籍，他却依旧表现出羞愧难言的神情。某天，诸位大臣奏议完毕，丁谓专门安排王曾单独留下，以便向太后诉说家事。
在太后面前，王曾并没有提及家事，而是先反映丁丞相包庇雷允恭的罪过，接着揭露丁谓长期专权的种种劣迹，并特别指出：此人阴谋诡谲，随时可能引发变乱。太后与陛下若不早下手，以后不仅为臣粉身碎骨，恐怕江山社稷亦难保矣！当日丁谓恰巧有几件事违背了懿旨，于是太后越听越气愤，遂决定驱逐丁谓出朝。
看到王参政多时不出，在外等候的丁谓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他顿足捋耳，气急败坏道：悔之晚矣！及至王曾终于出现，却是一脸的怒相，也不打招呼就径直而走。一贯心思缜密满腹计谋的丁谓，这次却被别人巧妙地算计了，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在丁谓罢相不久，朝廷又通过审问他调教过的道姑刘德妙，掌握了有关虚造祥瑞欺骗先帝的大量证据，于是又将其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市西北）司户参军，也就是流放到古人眼里的天涯海角。而其兄弟、子侄都遭到贬责，积聚的无数家私也被没收充公。
在流放途中，丁谓还遭到过盗贼的抢掠，其中一个玉碗数十年后辗转到某位富家手里，继续为世人提供有关他倒霉的话柄。
风光消尽，曲终人散，权臣自然落得凄楚下场。而按照宋代人的说法，丁谓倒霉是早有先兆。
早在当年东封泰山期间，时任三司使的丁谓听说东岳中有条叫“奈何黑水”的河，乃属人间阴府地狱，他素来迷信，遂有感而赋诗一首：“黑水溪旁聊驻马，奈何岸上试回头。高崖昏处是阴狱，须信人生到此休。”后人从这首诗中发现他一语成谶，最终放逐“崖”州是命中注定之事。
本朝开国之初，还流传过一段凄婉动人的传说：南唐国主对女儿十分钟爱，立意要选位满意的驸马。有臣僚献言说：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刘参谋年纪不大，长得丰骨秀美，又博学多文，足可入选。国主一见刘某便大喜，立即确定了他与公主的婚配。刘驸马享受了非凡待遇，豪华富贵冠于一时。但不到一年，公主就死去，国主哀伤不已，遂对臣下说：我不愿再见到刘生，不用给他一件东西，遣还洪州罢了。刘某就此又回到故里，恍若经历了一场梦。
丁谓当国之日，某天忽然对宾客聊到此故事，感叹道：他日我亦不失为刘参谋。闻听其言，满座都大惊失色。果然不久他便遭到放逐。宋人又以此说他一语成谶。其实，他自知权势太过，日后没有好下场，故不知不觉就发出此感慨。
崖州是唐宋时流放官员最远的地方，也被视为难以生存的瘴烟之地。昔日，唐朝宰相李德裕曾被贬谪至此，宋初丞相卢多逊也沦落此地。由此看来，丁谓精神上也不孤独，不算是唯一的受难者。他在此居住了三年多，遇到大赦又先后被内迁至雷州、道州。以后，他继续运用智谋向天子求情，曾用“九万里鹏容出海，一千年鹤许归还”之类诗句打动天庭，终于得到仁宗皇帝的宽恕，给予其秘书监的官衔退休，安置于内地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