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丁谓死于光州，时年71岁，还算长寿。
晚年的丁谓，除了诗兴难以遏制，笔耕不辍外，便是陶醉于佛教因果之中。经历了太多的宦海沉浮，看透了世间百态，也做了许多昧心的事，想必他有所觉悟，遂潜心归佛，寻求解脱。
观丁谓其人一生，可评可叹者甚多。他早年以才子享誉文坛，入仕后曾以干练务实而获得能臣的令名，最终却走上投机奉迎，以至于弄权祸国之路，从而对北宋朝政与社会都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就此而言，他的人生轨迹可说是始于韩愈、柳宗元，而终于李林甫之流。
当然，丁谓所作所为及结局是与古代帝王政治密不可分。但就其个人来说，也在于权势欲过强，为一己之得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私害公，由此得归得了，失也失矣！终究以奸邪恶名载于史册。即如《宋史》所评说：“然而党恶丑正，几败国家，（丁）谓其尤者哉！”以史鉴今，此当可为今人留下一部值得回味的人生教材。
权相吕夷简
在宋朝史上，连续出过三代宰相的家族可谓凤毛麟角，因为贵族世袭与门阀荫庇的时代已然消失，选官规则乃是由科举考试制度所决定。此时，无论父祖辈官爵有多高贵多显赫，若其子孙不用功读书并科场中举，便很快淡出政坛要地，或降为下僚卑官，或沦为地方乡绅。吕氏就是北宋政界享有盛誉的大姓家门，不仅有三代宰相，更有吕夷简主政长达二十年，老谋深算、纵横捭阖，权倾一时，并搅起了朋党之争，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著名人物牵扯进政治的旋涡。
出身与出道
说起宋朝的这户吕氏，近代最突出的一位是五代时的吕梦奇，后唐时曾任户部侍郎的高官。吕梦奇因在洛阳做官，举家遂定居于此。吕梦奇的孙子吕蒙正，正是宋代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出身的宰相，历仕太宗、真宗两朝，风光荣耀一时，令朝野多少人艳羡不已。
古代农耕社会里，脆弱的小家庭难以应对天灾人祸，故需要相互照应，彼此帮衬，因此世人最重亲缘关系，甚至于裙带之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托吕梦奇之福，子孙繁衍不息。吕夷简是吕梦奇的曾孙，吕龟祥的孙子。而吕龟祥与吕蒙正之父吕龟图又是同胞兄弟，如此叙亲下来，吕夷简便是吕蒙正的堂侄。还是在五代时，吕龟图与龟祥兄弟俩都入仕为官，不同的是后者做的是地方官，以后出任寿州（今安徽凤台县）知州并在当地安家。寿州虽远离洛阳城，但两家的亲戚关系却是彼此都清楚。
吕夷简，字坦夫，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降生于寿州。就在他出生前两年，吕蒙正摘得状元桂冠，声名大噪，也为吕氏家门涂上浓重的书香色彩。
吕夷简幼年时，在听长辈絮叨的过程中，熟知了举族夸耀的状元故事。到他9岁时，其状元堂伯已入居宰相之位，更使大家族感到无比的荣耀。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堂伯的成功，为他树立了人生楷模，也成为他刻苦读书的一大动力。于是在奋发读书中，他度过了少年时代，成为才学出众的青年。
有关吕夷简早年事迹的记录不多，其中有限的一条笔记称：某天月夜下，他散步时突然发现身旁出现一位红纱遮面的女子，他却自顾自地散步。那位女子发话道：官人看我一看啊！他依旧不理不睬，对方连说数遍后，他才漫不经心地揭起红纱，结果看到的是一张布满眼珠的容颜，但他毫不惧怕，怒叱道：这般嘴脸还要人瞧！到底是邪不压正，那个女鬼只得当即隐去。此为小说家言，不足为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宋人眼里，吕夷简年轻时豁达无涯，胆识过人。
据说，吕夷简的父亲在川东州衙任幕僚，他也随父而行。当地大员马亮极善相面，一见到他便以女儿相许。马夫人不满地对丈夫说：你曾说女儿命该封国夫人，怎么就许配给一个小官之子？马亮从容回答：由此小女才可以做国夫人。此事说明尚未显达的吕公子，已是气度非凡，引人注目。
在真宗朝初年，刚二十来岁的吕夷简进士及第，从此步入政坛。要说一个政治人物的活动，离不开所处的时代背景。就真宗时代的朝政主线而言，是先经历了剧烈的对辽战争，再通过“澶渊之盟”结束了紧张的边防乱局，随后便是持续多年的举朝“祥瑞”的迷信运动，搞得“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在此期间，寇准之类直臣先后被贬出朝，王钦若、丁谓之流相继得势弄权，而王旦、向敏中、李迪等更多的所谓贤臣只能勉强维持局面，依偎其间。因此，政坛上下充斥着投机以及惰性的气息，这对整个官僚队伍都产生了莫大的消极影响。
吕夷简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了政治生涯。他做的第一任是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军事推官，也就是州衙里的幕僚官。彼时，其堂伯吕蒙正已第三度入朝为相，不用说伯侄之间的地位是天壤之别。不过，初出茅庐的吕夷简也顺风顺水，在出任数地州郡官后，步入中央的御史台供职。
以谦和儒雅著称的吕蒙正，其从政的特点是谨慎持重，因此得以几度秉政。老相公退休后，自知几个儿子没大出息，便将本家侄子推荐给天子，吕夷简因此受到真宗皇帝的留意。
在从政的早期，也就是四十多岁之前，吕夷简还是充满政治热情，不乏关心民瘼、直言敢谏之举。其中有三事最为突出：
第一件事，他在地方任内发现朝廷对农具征收赋税，认为不仅加重了普通农民的负担，挫伤了民间改良农具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最终也影响到国家的农业发展。因此上奏要求免除该项沿袭已久的杂税，得到朝廷的批准。毫无疑问，此属善举，百姓受益，宰臣王旦赞赏，他也获得各方好评。
第二件事，本朝大军在镇压四川李顺造反后，管事的人员将一个俘虏押送到京师，奏称是叛逆首领李顺。获悉如此振奋人心的喜讯，大臣们纷纷向天子祝贺。孰料御史台仔细审讯下来，却发现是个冒牌李顺。对此，高官的意思是将错就错，尽快了结案件，以免上下难堪。但吕夷简竟不顾大臣们的态度，秉公办理，向天子如实汇报了案情，结果引得当政者甚为不满。
第三件事，负责东南漕运的发运使李溥属当权派丁谓的党徒，为了迎合天子，给自己树政绩，遂拼命征调钱粮。吕御史查知后，便上奏弹劾其过分行为。此事自然也招致丁谓的不快。
除此之外，吕夷简还为被贬到关中的故相寇准辩诬，澄清了捏造的不实之词。
总之，尚处于中下级官位的吕夷简认真履职，虽一度令某些当权者不快，但他就事论事，照章办事，超脱于派系之外，权贵们也不便记恨，因为既无把柄可抓，其出身又不一般。与此同时，他的认真负责劲头，倒也赢得了许多朝臣的好感。
政坛新星
吕夷简属于有大才智的人，出道后不问派系纷争，只顾做分内的事，遂以出色的才干为多方接受。当然，他有利的背景关系也受到上层的关注，且不说堂伯吕蒙正给天子的引荐，宰相王旦与参知政事王曾对他便相当器重，觉得这个晚辈既非庸碌之辈，亦非投机取巧之徒。因此，他没有受到庙堂上下明争暗斗的影响，仕途顺畅，至真宗末年，迁官至刑部郎中，出任权知开封府，也就是首都所在地的开封府代理长官。
乾兴元年（1022）二月间，重病缠身的真宗驾崩，年幼的仁宗登基，刘太后垂帘听政。当日，首相丁谓权势熏天，独揽大权，由此不仅引起众多朝臣的愤恨，也为太后所忌惮。在如此复杂诡谲的形势下，吕知府开始接触权力中心，这既让他大开眼界，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到险象环生的政治旋涡中。
小皇帝即位不久，朝中便发生了剧烈的权力角逐。丁谓因久失人心，树敌过多，又遭到太后的厌倦，不可避免地走向绝路。
同年四月，参知政事王曾抓住宦官雷允恭处置真宗陵寝失误的契机，私下入见太后。面对这位权势欲极强的妇道人家，王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仅揭露了阉竖雷某的狂妄自大，更将丁丞相的罪责推向极致，就此打动了刘太后，为丁谓掘下政治坟墓。随后，吕夷简与东宫旧臣鲁宗道配合王参政调查雷宦官，并迅速定罪，将倒霉的雷某下狱处死。如此一来，肩负皇陵建设总责的丁谓自然脱不了干系，有道是墙倒众人推，锁定其亵渎大行皇帝的罪名，任谁都无话可说。
这一次，吕夷简算是首次触及尖锐重大的政治冲突，不须多说，他旗帜鲜明地支持王曾对决丁谓，虽然风险不小，但他倒是看清了大势，无所畏惧。
不久，丁谓遭到贬官流放，一棵靠权势与利益培植起来的大树轰然倒下，树倒猢狲散，大批追随者也被驱逐出朝。朝堂大洗牌的结果，是王曾拜相，与老官僚冯拯并主中书，而吕夷简和鲁宗道也官拜参知政事，成为副宰相。这一年，吕夷简43岁，分明是政坛升起的一颗耀眼新星。
吕夷简进入中书后，最初仍想有一番作为。于是，他支持王曾劝太后将昔年伪造的各种天书随先帝下葬，以绝劳民伤财的荒诞之举再起，由此标志着多年大规模迷信活动的终结。他还劝谏太后奖励忠臣，远离奸邪，匡扶幼主。
翌年，吕夷简奉命与参知政事鲁宗道、枢密副使张士逊主持茶法改革。在当年，茶叶这种产品可不能小觑，围绕其获取的利润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之一。但年经日久，实行的专卖茶法僵化不堪，生产者抱怨无利可图，政府的收入也在减少，实在是上下不满意。于是，代理三司使李咨提出以开放通商性的“贴射法”取代专卖性的“榷茶法”。吕夷简与几位主持者一分析，拍案叫好，便支持实施。
新茶法推行后，不仅茶农和普通茶商受益，更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新规则剥夺了旧时享有特权的大商人的暴利，自然招致猛烈攻击，与这些人利益密切的官员也先后上奏，一时议论纷纷。问题总会发生，好事也不例外。好歹冲突博弈的结果，通常是互相迁就，不问是非。
天圣三年（1025），当新茶法出现一些失误后，朝廷下令叫停，转而采用折中的茶法调和矛盾，同时决定对主持改革的官员给予处罚。张士逊素来私心重，为逃避责任，矢口否认支持过变法。吕夷简倒是坦然，既承认上报数字中存在水分，同时坚持认为改革卓有成效，但最终却不免受到罚俸的处分。由此可见，吕夷简执政初期依旧保留着兴利除弊、勇担责任的特点。
要说专制时代，人主意志裁决一切的原则，常使公道正义无立足之地，臣子们被迫唯命是从，以至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尤其是摊上太后深居宫廷听政，获取政情的渠道狭窄，亲近者除了外戚成员，就是少数宦官及亲信臣僚，故极易偏听偏信。此时，主宰天下的中年妇道人家刘氏，政治头脑有限，最操心的事莫过于自己的权位及亲属的富贵问题，因此喜用顺从之辈，就此形成令人无奈的局面。
当年官场中的潜规则，深深诱惑敲打着每个官员的心灵，以至于许多有抱负的人最终走向堕落。丁谓垮台与其说是由于奸佞不法，毋宁说是与失宠有关。与丁谓一丘之貉的王钦若因极其善于奉迎，“又性倾巧，敢为矫诞”，虽名声败坏，却照样能在天圣二年九月重登首相之位，虽不久亡故，但至死恩宠不衰。天圣初年的其他一些大臣，如枢密使曹利用、枢密副使夏竦和张士逊之流也都是恃恩投机者，即使无建树可言，却并不影响加官晋爵。
面对如此复杂状况，执政官单凭热情和认真已无济于事，因为最终的游戏规则由宫闱掌控，并且随意改动。这让人很无奈，或选择出局，或选择适应。当看清了代表朝廷最高利益的人主本来面目后，吕夷简的行为便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他当然不会放弃，他有更大的追求和目标。
天圣六年，次相张知白病死，首相王曾推荐吕夷简接替，枢密使曹利用则推荐张士逊。要说两位被推选人，优劣本是一目了然，但竞争就是不公道。
刘太后召见王相公，表示张士逊官资高于吕夷简，合该提拔。王曾苦心劝谏，指出选择辅臣应首先考虑才能。此时的吕夷简，已深谙朝中内幕：张某虽平庸无能，却是仁宗藩邸旧人，又有太后和曹利用的支持，而自己根基尚浅，不便与其相争。他从长远考虑，只得明智地采取了退让之策。于是，吕夷简主动向太后表示：张枢密是侍奉陛下最久的老臣，且具纯懿之德，还请先予重用。太后当然乐得顺水推舟，就势传诏起用张士逊。不过，吕参政的谦虚退让倒也给太后留下了好印象。
吕夷简的这次忍让举动，既是他加深理解官场的反映，也是其政治生涯中权谋的一次重要运用。功夫不负有心人，次年初，曹利用因恃恩骄横与太后发生了矛盾，遭到贬逐。张士逊因与曹某关系密切，主动说情营救，引起太后的恶感，于是一并被贬。机会又一次来临，当王曾再次推荐吕夷简时，“谦恭能让”的吕夷简终于获得了次相之位。
斡旋于两宫之间
坚持原则永远是正确的，但得罪了掌权者也要为此付出代价，首相王曾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此前，太后过生日时，要求在象征天子权威的天安殿接受群臣庆贺，王曾认为不妥，仅在偏殿安排活动，惹得太后不悦。以后，太后姻亲家的过分要求又遭到王相公的裁抑，便进一步加剧了太后的不满。于是，就在吕夷简拜相四个月后，王曾被贬出朝。
身处庙堂上的吕夷简，吸取经验教训，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从政方向和方式。也就是说，他剪锋锉刃，韬光养晦，放弃了直言敢谏的特性，转而热衷权术，以明哲保身为要务。
当此之时，仁宗已经成年，具备了亲政的条件，可年逾六旬的刘太后权力欲丝毫未减，继续控制最高权力，这就使得朝堂处于扑朔迷离的微妙境况之中。
吕丞相深知太后和天子都是主子，一个属眼下短期的主宰，另一位则是未来长久的君主，自己若太亲近天子，当下就可能下台；而若过分讨好太后，将来肯定会遭到清算。因此，必须拿捏好分寸，与两者都搞好关系。不须多说，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资源，足以调和两宫之间的矛盾，并为自己夯实根基。从有关记载来看，吕夷简在处理与两宫的关系时，可谓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机。
一方面，在涉及太后利益时，他尽可能地顺从、取悦对方。自刘太后垂帘以来，朝内外一些人为邀宠而投其所好，一位叫方仲弓的人，在宦官的教唆下上书乞请朝廷仿照唐朝武则天故事，为刘氏立宗庙。御史台的长官程琳也向内宫密献《武后临朝图》，暗含劝刘太后效法武则天改朝之意。吕夷简深知此类事必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没有支持附和，太后最终也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他为了赢得太后的信赖，在其他方面则能满足就满足。
当年冬至，又逢太后寿辰。作为唯一宰相的吕夷简，一改王曾的做法，不顾范仲淹等人的激烈反对，与天子率群臣赴天安殿朝贺，满足了太后的虚荣心。另外，对外戚封官加爵以及专横不法之类的事，他也不大管。如太后兄长家一个得宠婢女出入皇宫，收钱替人说情，刑部侍郎赵稹因此被擢为枢密副使，吕夷简对此就睁一眼闭一眼。
天圣九年，太后的侄子、蔡州团练使刘从德死去，获赠节度使头衔，还追封国公爵位，这本已大大超越规格。但在宫闱的干预下，死者的家属、门客及仆从近八十人又被录用为官，恩泽待遇空前。这的确太过分了，四位御史接连上奏批评败坏规矩。太后闻听大怒，下令将奏章交由宰相处理。吕夷简知道老妇人的厉害，便不问是非将为首的曹修古谪往外地，其余三人也分别加以贬降。
明道元年（1032），皇宫发生大火。灾后，依照天人感应之说的惯例，官员们可以议论朝政得失。秘书丞刘越等官员乘机上奏要求太后还政天子，吕夷简内心应有同感，却不表态支持。翌年，年迈多病的刘太后拜谒太庙前，表示想穿戴天子的衮冕，参知政事薛奎认为不妥，但吕夷简也不加阻拦，太后遂如愿以偿。从诸如此类事例中，可以窥见吕夷简顺从太后、尽可能回避冲突的事实。
另一方面，在关乎仁宗地位、感情的重大问题上，吕夷简也运用权谋据理力争，从而赢得了天子的感激和信任。
说起来，当今天子的身世也令人同情。刘太后因一直不能生育，没有子嗣成了最大的心病。仁宗是真宗皇帝唯一的血脉，从小却离开了生母，被当时还是皇后的刘氏夺去当儿子养育。但刘太后听政后，多疑猜忌，还是不放心小皇帝，总惧怕他背叛自己。为此她多留了一手，以真宗早夭长子托梦为由，将真宗异母兄弟之子允初养于宫中，一旦仁宗不如其意，可以随时取而代之。这的确对尚未亲政的仁宗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赵允初成人后，吕夷简深感情况不妙，担心发生变故，思前想后，他决定出面解决。在他耐心而坚决的说服下，太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传旨令赵允初出宫。此举使得吕夷简一直到死后，仍能深深打动仁宗皇帝，也是他长期获得眷顾的一块重要基石。
明道元年二月间，仁宗的亲生母亲李宸妃病死。当日，天子对自己的身世真相一无所知，只有少数知情者清楚死者的身份。太后当然不愿公开这个秘密，便打算以普通宫女的规矩隐秘治丧于宫外。这又是一个棘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天子亲政后一旦获悉真情，必然要追究，主政大臣自是难辞其咎。于是，吕夷简冒险主动入宫询问李妃死讯，太后一听就紧张起来，气愤地对他说：宰相也要管宫中的事吗？言毕即拉着年轻皇帝离开。随后，太后独自出来质问吕丞相：卿为何要离间我母子？吕夷简镇静地回答：太后日后不想保全刘氏一门吗？他说这话，是在暗示秘密不可能长久，如眼下不顾天子的亲情，刘家将来必受其祸。太后听罢，觉得言之有理，是为自己考虑，怒气才逐渐消退。随后，吕相公又坚决反对凿破宫墙运尸出殡的做法，请求以公开大礼下葬，并通过宦官向太后传达自己的忠言：李宸妃诞育陛下，而丧不成礼，日后必有受罪者，到时莫怪我今日不提醒。在他的坚持下，李氏才得以礼入葬，李氏胞弟李用和也获得提拔的安抚。
果不其然，次年太后刚死，天子便得知自己的身世。当有人反映陛下生母死后遭受非礼后，仁宗指派亲舅李用和开棺查验，结果看到在水银的保护下，死者面色如生，冠服也属皇太后的标准，才打消了对刘太后的怨气。
吕夷简在仁宗生母葬礼中的表现，又是其权术的一次高明运用。此举在消弭两宫芥蒂的前提下，既为赢得仁宗以后的信赖打下又一块重要基石，还替太后家族长远利益考虑，同样获得了他们的好感。他的这一表现，还在政坛博得了很高的赞誉，如以后苏辙所评说：“能以智辑睦两宫，无纤毫之隙。”
此外，吕夷简对尚未亲政的仁宗还不失时机地表现忠心。明道元年皇宫发生大火后，百官都赶往皇宫求见，但宫门却被紧锁。在宰执大臣的请求下，天子登上拱宸门，在城楼帘内接受群臣的朝拜。因为距离太远，看不清君王的面容，吕夷简担心“狸猫换太子”，所以独自不拜。仁宗遣人下来询问其故，他答道：宫廷有变，群臣希望亲见陛下容光。天子遂挑起帘子接见群臣，他这才放心朝拜。这一忠心之举，也给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夷简在太后垂帘听政期间的精明表现，对稳定政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博得两宫的一致好感，从而稳定了自己的地位。
操弄权柄
明道二年（1033）三月中，操持最高权柄十年有余的刘太后毙命，23岁的仁宗终于亲政。又一轮朝堂洗牌上演，曾热衷追随太后的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等一干人马被驱逐出朝。付出了多年的精心努力，吕夷简本以为“洗牌”与自己无关，他还找机会向天子解释了自己以往未能劝太后还政的苦衷：那时大臣若提出如此意见，太后必定怀疑出自陛下指使，母子间就此便不得相安了。仁宗觉得有理，也认为他老成忠心。可形势比人强，最不经意的地方偏就出了纰漏。
当年四月里的一天，吕丞相正在配合天子清除刘太后亲信，还上疏陈议八事，提出多项施政改革主张。但风云变幻莫测，仁宗回宫与郭皇后谈及此事，郭后很不以为然，随口说道：难道独有吕夷简不附和太后吗？他不过是多机巧，善应变嘛！言者或许无心，听者却是有意。天子最怨恨追随太后的人，一想到吕夷简就是当时做的宰相，并且还独任相位四年，幼稚的仁宗便忘掉此人的许多好处，当即决定将其赶走。
第二天早朝时，吕夷简率领百官入宫，众人刚排序站稳，突然却听到丹墀上宣读诏书，内容竟然是免去他的相职，授予使相官衔外放为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地方官。闻听此言，素来沉稳老练的他也吓坏了，懵懵懂懂，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
退朝后，吕夷简通过关系密切的宦官阎文应了解到真相，由此记恨上郭后。记恨归记恨，诏命却不能违，他只得打道去澶州上任。
所幸的是，继任的首相张士逊虽属东宫旧臣，但素来无德无才，赶上蝗灾、旱灾接连出现，里外应对失措，而次相李迪的能力也有限。因此，仁宗怀念起吕夷简身上的种种益处。
时隔五个多月，张士逊遭到罢免，吕夷简重回首相之位。经历了这次短暂的打击，吕夷简除了更加谨慎圆滑外，也寻找机会报复皇后。
说到这位郭皇后，当初就本非仁宗的意中人，无奈由太后圈定，小皇帝只得被迫接受。郭后也是无知，自恃有太后撑腰，不免有些骄横，由是帝后夫妻感情疏远。
仁宗亲政后，正是血气方刚之时，没有了太后的压力，自然纵情于后宫，美人尚氏、杨氏因此得宠。郭皇后不识趣，妒性依旧不改，屡次当着天子的面与新人忿争。一次，在与尚美人争执中竟误打到皇帝的脸上，引得仁宗怒不可遏。宦官阎文应眼见天子厌烦透了，便劝说宣召宰执大臣检验龙颜上的指痕，以便商议对策。于是，吕夷简不失时机地密劝废黜郭后，为了打消天子的顾虑，他还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废后为先例，说明此事古已有之。代理三司使范讽正在巴结吕相公，得到指使后也提出郭氏立后九年，“无子当废”的理由。但还是有人反对，认为皇后乃是国母，不可轻易废立。当吕夷简闻听右司谏范仲淹等人准备上奏劝谏时，立即乞请天子敕令拒绝接受奏章。就此终将贵为皇后的郭氏废黜，随后，再将继续劝谏的言官孔道辅和范仲淹逐出京师。
对待威胁到或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政敌，吕夷简更不手软。他总结了历史上官场中的诸种尔虞我诈的手段，既冷酷无情，又老谋深算，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常常通过三招两式便能击中对手要害，在不露声色中获胜。
李迪在真宗朝后期曾一度为宰相，吕夷简第一次罢相时，李迪再入中书为次相。吕夷简复任首相后，与李迪同主中书。李迪为人直率，知无不言，使独断专行的吕夷简深感不便，遂被视为政敌。吕丞相一面私下里向天子揭发对手的不是，一面寻找动手的机会。宋人对他俩的特点评价是：“李公直而疏，吕公巧而密。”李迪的“直而疏”，便为吕夷简提供了出手的机会。
据记载，李迪之子李柬之善于谋划，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吕夷简查知这一情况后，决定采取“欲取姑与”之术拆开这对父子。他对李迪表示：令郎李柬之能力强，一定要重用。当即推荐李柬之为两浙提点刑狱使。李家父子只顾高兴，却不明就里，结果正中其计。老父失去了最佳最亲的谋士，思考问题不免粗疏。随后，吕夷简又将被贬在外的王曾援引入朝，拜枢密使，以制约李迪。再利用惩治李迪亲家范讽狱案的机会，采取株连的办法打击对手，指使御史不断弹劾范讽。最后，还以李迪曾自己任命御史为口实，向仁宗影射李相公控制言路。
景祐二年（1035）二月，李迪终于被逐出相府。李迪事后对人说：我自以为宋璟，而以夷简为姚崇，不料他待我竟是如此！这得说明，宋璟和姚崇是唐朝玄宗皇帝时的两位贤相。李迪说此话，是以前人的贤能暗讽自己对手的刻薄。
王曾以前曾是吕夷简的恩公，正是在他的屡次推荐下，吕夷简才登上次相之位。想当年，吕夷简对王首相甚为恭谨。李迪被贬之际，有人代表王曾向他表达了复相之意，并说：王公对你不薄，要善待之，不要再像对待李迪那样。他不仅笑着答应，还表示要将首相之位让于恩公。这当然纯属姿态，不会得到君王的首肯。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纵然是昔日恩人，只要对自己的权势构成威胁，吕丞相同样不能容忍。直言敢为的王曾进入中书后，吕夷简专断大权，毫不谦让，昔日的上下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抵牾，最终两人势同水火。
两年后的四月，王相公忍无可忍，便依据传闻向仁宗控告吕夷简“招权市恩”。但仔细调查一番，却证据不足，惹得天子甚为不悦。事已至此，王曾只得自请罢相。为了消除天子的疑心，并博得进一步的信赖，吕夷简采取了暂时退让之策，主动辞去首相之职，赴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做地方官。这一年，他已58岁。
吕夷简之所以主动辞职离朝，是因为摸透了庙堂的门道，也琢磨透了仁宗的脾性，才敢于采取以退为进之策。当然，他不会一走了之，而是再施权术，通过荐用庸才的手法，为自己的复出铺垫了道路。在他的密荐下，天子拜王随、陈尧佐为相。
王随和陈尧佐二人，既年老多病，又庸碌无才，绝非宰相合适人选。果不出吕夷简所料，王、陈主政后，措置无方，又与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意见不合，经常发生争吵。于是，王随以养病为名，五日才去一趟中书，而陈尧佐年事已高，政事积压，迁延难理，中书一时被嘲笑成“养病坊”。言官们遂上疏抨击宰执的无能、徇私，要求罢免宰相，起用能臣，其中就提到吕夷简。在此形势下，时隔不到一年，中书大换班，但继任首相的是同样昏聩的张士逊。据说，这又是吕夷简密荐的结果。
张士逊为政与前任大同小异，自然又遭到谏官的抨击。张相公自知无力对付每日排山倒海般的政务，不得不数次上奏请老。至此，吕夷简的精明强干再度引起仁宗的思念。康定元年（1040）五月，张士逊尴尬退休，吕夷简如愿以偿地第三度入为首相。
此时，吕夷简61岁，已是炉火纯青的政坛不倒翁，虽然非议不断，却是天子离不开、朝臣也无奈的重臣。若有不识相者，只能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翌年，任布升任枢密副使。这位朝堂新人才学平庸，但好言事，多次与吕相公发生争议，于是惹恼了这位重臣。为了将对手逐出朝，吕夷简利用任布长子任逊既愚又狂、喜议朝政的特点，以谏官为诱饵，教唆其上书言事。任逊不知其中有诈，立马上书历数执政大臣的不是，并且指责自己的父亲无能。任枢密事先发现了此事，便将奏书藏匿下来。吕丞相便再唆使任逊上书，并揭露其父藏匿奏书之事。于是，任布遭到天子的责问，御史闻讯也上奏弹劾，指出任枢密的低劣，连儿子都看不惯。就这样，任布被贬出朝。可笑的是，其不肖之子还逗留在京师，巴望着谏官到手，却被吕夷简借其他事为由一并驱逐出去。
吕夷简城府极深，在他面前对手们一个个败下阵来。而对皇帝，他也经常以权谋应对。宋人笔记有段记载值得一提：他的夫人曾奉命入宫，仁宗皇后对她说：陛下喜食糟“淮白鱼”，因祖宗旧训不许到各地征调美食，所以宫中缺乏此物。吕相公老家在淮河边的寿州，当有此物吧！吕夫人回家后，马上收拾了十笸箩的淮白鱼，准备送进宫。吕夷简得知此事，说送两笸箩即可。夫人不解地问丈夫：这是送给天子的，为何舍不得？他感叹道：皇宫里都没有的东西，人臣家里怎能有如此之多呢！此属小事，却足见吕夷简心机之缜密。
朋党之争
宰相，乃是位极人臣的百官之首，故为官僚们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要想获得这一官职，肯定是难上加难，可要长久保住，亦绝非易事。经过多年的磨炼，吕夷简深知宰相不好当，难做久，帝王从来喜新厌旧，稍不如其意，就随时可能下台。但是人都有需求和弱点，天子也不例外，若这两方面被紧紧抓住，便能造成强烈的依赖感，自然不会轻易舍去。
吕丞相熟读史书，看不上也不会做千夫所指的奸相佞臣，那是短视的行为。但为了稳固自己的权位，他要做很多的事情，既要永保治世良臣、忠臣的形象，还要善解君意，体察入微，赢得圣上的欢喜。此外，也要笼络官场人心，包括与宦官搞好关系，有必要的话，牺牲原则也在所不惜。
因此，吕夷简在大政上恪守成宪，不事更张，既避免了风险，也少了争议。而这样施政的结果，正符合仁宗皇帝的优柔寡断。
对待天子，吕夷简始终不敢稍有懈怠，总是竭尽所能以取得信任，重大事项不说，细微之处也不放过。
如庆历初，仁宗因病多日不见朝臣，及至病愈，急召二府大臣入宫。接到诏命后，其他大臣都火速出发，唯独吕夷简却有意拖延时间，缓缓而行。入宫后，他又不顾宦官和臣僚的催促，行走得更加缓慢。当天子不悦地问他何以姗姗来迟时，他答道：陛下久病，中外忧虑，传言纷纷，一旦闻听急召近臣，臣等若急迫奔驰而来，恐怕人心骚动，以为发生意外。仁宗听罢大为感动，认为得宰臣之体。
又如御史台首脑——御史中丞一职一度空缺不授，天子不知其故。某日，有人向仁宗反映：吕夷简想用自己的人，听说已许诺过了。这引起了天子的猜疑。不久，仁宗就质问御史中丞久缺的原因，吕丞相回答说：此职乃言官之首，自宰相而下皆可弹劾，故人选当出自圣意，为臣岂可擅自决定？此事是否真的出自一片真心，值得怀疑，权谋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但却确实令仁宗感到满意。
在吕夷简眼里，皇室金枝玉叶们的利益，必须特别照顾，打破常规也在所不惜。按照以往规矩，宗室没有升迁官爵之法，只有遇到稀有大礼的机会，才普遍叙迁一次。景祐初年，仁宗因过度沉溺女色而体弱多病，吕夷简为博得仁宗的高兴，提议超迁宗室位秩，为此增加的俸禄超过旧时的十倍。宫廷、王府乃至于各地的宗子宗亲们，皆大欢喜。
为了及时了解天子的动向，使自己的举止符合圣意，吕夷简对皇帝身边的家奴——宦官，也广施恩泽。他在初次拜相之日，便利用独掌中书的机会，提高了一批宦官的地位。庆历初，又不顾非议进一步提高宦官的官秩地位。投桃报李，宫廷内管事的宦官自然愿意与吕相公保持密切关系，及时通风报信，他因此获得比其他大臣更多的回旋余地。
至于各级下属、各地的官员们，吕夷简手中掌握着他们最关切的前程路线，只需动张嘴、说句话，便是荣枯两重天。因此，绝大多数官僚都唯其马首是瞻。
吕夷简费尽心机做了这么多事，特别是许多超常规的事，得归得了，失也失了。因为世上总有一些人认死理，讲原则，不满于现状，他失去的便是这些人的认同。吕丞相在位久了，前后便受到一些指责，甚至强烈的抨击。且不说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清流官员的批评，就使他几度陷于难堪的境地。
当年吕夷简违反常规，率群臣陪着仁宗赴天安殿朝贺太后寿辰的做法，就遭到范仲淹等人的反对，他自知范仲淹有理，只是将其奏疏压下。以后，他支持天子废黜郭皇后的事一发生，再度受到范仲淹的批评。这一次，吕夷简怀着不可告人的私心，绝不允许他人阻挠，于是将范仲淹贬逐出京师，从而引起士林一阵骚动。要说他与范仲淹之间真正的交锋，还是发生在景祐三年（1036）。
这一年，代理开封知府范仲淹给天子上了一道《百官图》，排列官员资序，明确标出合理的升迁顺序，要求对官员升降、大臣进退的事，不宜仅听凭宰相专断。随即又上疏仁宗皇帝，抨击时政积弊，并以历史上权臣乱政之例告诫天子。显然，这些言辞是针对吕丞相的，表达了对专权者的强烈不满，将许多官员的心声呐喊出来。吕夷简对此极为愤怒，他除了在天子面前为自己辩护外，又运用权势寻觅罗织罪状，以打击报复对手。
范仲淹素来直言敢行，无论是品行学识还是为官做事，都无懈可击，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颇有声誉。要给这样的人随意定罪，并不容易。吕夷简最终挑中“朋党”的罪名，指责对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说起来，古代政坛忌讳公开拉党结派，帝王最担心臣子们因此形成集团势力，架空天子，把持政权。
结果，范仲淹被贬谪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知州，为他鸣不平和关系密切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多位官员被打为朋党，也先后遭贬。侍御史韩渎还在当权者的指使下，奏请仁宗批准，将有关范仲淹朋党之事张榜朝堂，禁止百官越职上疏议论，使反对派遭到很大的压制。这便是北宋中叶所谓“朋党”之争的发端。
但与丁谓之流残酷迫害政敌的做法有别，吕夷简给对手总留有余地，不置人于死地，通常是驱逐到地方任职即可，时过境迁后，还允许回朝，因而也没有结下死敌。对于范仲淹，他以后还在特殊情况下适当加以关照。事情是这样的：
康定元年（1040），吕夷简第三度复相后，同僚都畏惧其权势，遇事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参知政事宋庠自恃仁宗的“厚遇”，多次与他发生争论。他虽然厌烦宋庠，但忌讳得罪天子，未敢轻易动手。
来年五月间，身处战火前线的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知州范仲淹，从策略上考虑一度与西夏首领元昊互通书信，又烧过对方夹杂狂妄不逊言辞的来函。此事传到朝廷后，君臣都感到有必要追究。吕夷简略加思索，便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他在中书故意对宋参政说：“人臣无外交”，范仲淹怎敢如此行事？宋庠以为吕相公要严惩范某，于是在上朝时请天子斩杀范仲淹。这还了得，本朝祖宗早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遗训，谁敢轻易破坏规矩，自当引起众怒，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枢密副使杜衍一听就坚决表示反对。宋参政以为吕夷简必定支持自己，然而吕相公却不发一言。当仁宗询问吕夷简态度时，他答道：杜衍所言是也，只可轻责而已。处理意见就这样敲定。事情传出后，舆论哗然，都指责宋参政残忍无道。宋庠仓皇失措，有口难辩，终于在一片非议声中黯然离朝。随之，吕夷简又以“朋党”为名，将与宋庠有同年之谊的枢密副使郑戬贬出京城。这可真叫绝，吕夷简既缓和了与范仲淹的矛盾，又打击了政敌，可谓一箭双雕。
晚年的吕夷简，享尽了荣华富贵，也看惯了世间百态，心态逐渐平和了许多。有条野史即反映他的豁达大度：一位叫张球的儒生，大约家境困难，就给吕丞相献了首诗：“近日厨间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上相公。”他读罢该诗，即馈赠儒生百贯铜钱。
刚跨过庆历三年（1043）的年头，暮年宰相吕夷简染上了重病。天子闻知老臣生病，十分关切，当即下诏授予其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的罕有头衔，还依据传统说法剪下自己的胡须，赐作药引子。真是皇恩浩荡，眷顾不已。当吕相公病情稍愈，又特许几日去中书一次，以裁决大事。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吕夷简自知已病入膏肓，于是做好了收手放权的准备。当年春天的一天，他应召入宫，天子特意安排用人抬的乘舆来接，并免去繁文缛节的拜见礼。看到辅佐自己二十余年的老相公，仁宗皇帝充满感激之情，再给予司徒、监修国史的官衔。但吕夷简回府后，一再上表请求退休。天子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又授予太尉的隆高官衔。
时隔不久，一代重臣吕夷简在家中病逝，享年64岁。仁宗得悉噩耗，哭着对群臣说：“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这可是对死者最高的评价。按照惯例，朝廷追赠其太师、中书令的至高官位，谥号“文靖”。因吕夷简生前受封许国公，故以后宋人称其为吕许公。
吕夷简育有四子：公绰、公弼、公著和公孺，都入仕为官，其中吕公著在哲宗朝做到宰相，吕公弼在神宗朝官居枢密使，可谓后继有人，不辱家门。吕氏后嗣绵延至南宋，从政、治学者仍然不绝，遂以名门望族享誉于宋代。
终了要说的是，吕夷简是宋朝最有影响的宰相之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书，前后主政达二十余年。抛开他的功过不谈，其政治权谋大概少有匹敌，产生的影响也最为突出。史称：吕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元朝人修《宋史》时，对其总结道：“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清初思想家王船山在谴责他玩弄权术的同时，也对其难以言表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一丝同情。
宋庠、宋祁兄弟
北宋中叶，政界出过两位响当当的人物——宋庠与宋祁，人称“二宋”。两人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又在同年科举入仕，一个最终做到宰相，另一个也官居工部尚书，从世人的评判标准来看，他们都可归属孝子贤孙系列，因为家族门楣由此荣耀无比。可彼此也因一件事而不免心存芥蒂，并在仕途上分出了高下，给兄弟间的情分蒙上了一小片阴影，尤其是小宋心有不平，难咽一口永远无法对外人诉说的怨气。
花落谁家
说到二宋哥儿俩的芥蒂，起因于年轻时一同参加的那场科举考试。
天圣二年（1024）正月，全国各地初选出来的举子们会聚于京师贡院，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刘筠。省试的头筹由宋庠拔得，据说与考官的特别欣赏照顾有关，替他改动了一个重韵的字。到三月间，通过省试的考生接着投身殿试，也就是科考的最后一关，宋庠再犯了前次的小错，在作《德车结旌赋》时，重押一韵。最终的成绩出来，小宋排名第一，大宋是第三名。眼见状元的桂冠就要到手，宋祁岂能不激动万分，名满天下的声誉似乎即在眼前。可事情就是复杂多变，煮熟的鸭子飞了，偏就飞到哥哥的碗里。
当年，正是幼年天子宋仁宗即位之初，刘太后垂帘听政。太后阅罢录取名单，对二宋兄弟的次序感到不悦，便张开金口言语道：自古从来讲究长幼有序，人伦尊卑还得有规矩，哪有当弟弟的排在当哥的前头？深宫内老太太一句话，宰臣心领神会，当即安排大文豪、翰林学士晏殊重新审阅，就此改动了排名先后，宋庠成了第一，宋祁落到第十位。这个结果，大宋当然是喜不自禁，对小宋却是晴天霹雳。说起来，第十名也是颇佳成绩，在两百名进士中仍属高第，可与状元一比就逊色多了。
往日哥儿俩在家读书时，作文赋诗，小宋总是技压大宋，论才华论机敏，兄弟间早已分出高下。这一回凭什么？
宋祁虽心高气傲，甚至于恃才傲物，但熟读儒家经典，到底还是明了传统的人伦义理，因此纵有多少不平不满，也不能说，又能对谁诉说发泄？最终只得认个理，还得表示心悦诚服。不过，兄弟间的心结就此埋下，虽顾及亲情，但彼此心中都有数。
科场尘埃落定后，宋庠对小弟肯定是怀有歉意，如何表达已不得而知，但对考官的感激之情却溢于言表。他在致考官的谢启文中有如下词句：“掀天波浪之间，舟人忘楫；动地鼓鼙之下，战士遗弓。”语言多么巧妙，既如实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如同风浪中船夫疏忽了带桨、激战下士兵遗忘了携弓，又含蓄地表达了对恩公格外关照的谢意。
家门有幸
宋家一次出了两位进士，其中更有一个状元郎，可说是誉满朝野，倾倒天下。举目关注之下，有心人寻觅其出身家世，却发现并非显赫世家，要算只能说是个破落户，哥儿俩还是孤寒子弟。
二宋的原籍在荆湖北路的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县），后北迁至开封府属下的雍丘（今河南杞县），祖辈上曾做过县令。他俩的父亲宋玘，通过明经考试入仕，但最终仅做过地方衙门里的僚佐，位低官卑。父亲虽一事无成，生前却娶了五位夫人，原配王氏因很早谢世，接着又先后续弦高氏、王氏、钟氏和朱氏，也就是说宋玘命中克妻，继室夫人大多短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