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钟氏两次怀孕期间，夫妇虔诚祈祷，心诚则灵，结果在梦中得到朱衣神人的眷顾，先后赠送《礼记》、《文选》两书，于是在太宗至道二年（996）和真宗咸平元年（998），相隔两年分别生下二子。
说到这两本书，可非一般，一本是汉朝人戴圣编纂的儒家经典，后世称为“小戴礼记”，另一本是南朝萧梁太子萧统选编的诗文总集，后世称为“昭明文选”，一个教人懂得礼法，一个教人作文写赋。母亲能做这样的梦，岂非冥冥天意昭示？由此定下两人不同的性情与前程。
按照传统，父亲给两个儿子取名：郊、祁，取字：伯庠、子京，这便是后来的二宋兄弟。不幸的是，哥儿俩尚未成年，母亲就先死去，继母朱氏随后踏入家门。真是不幸的事还要成双，父亲不久也辞世。接下来，大概继母或许改嫁，或者厌弃了前夫之子，二宋顿时成为孤儿，被迫归依亡母的娘家。
母亲娘家在安陆，这里也是父亲的故乡，为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州城所在地，居汉水流域，属中等水平的农业区。外祖父也是位读书人，家境显然不富裕，但因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支撑，倒是可以提供浓厚的学习氛围。二宋俩寄人篱下，可谓相依为命。古人云：长兄为父。父母俱亡后，年长两岁的大宋对小弟自然要照顾，小宋对大哥亦多有依赖。由此形成不同的性格特点，大宋稳重周详，小宋张扬率直，这也在情理之中。在困境中，他们苦是吃了，书也读了，就此度过了少年时代。
确如先贤们所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贫寒出孝子，贫寒也造才俊！二宋视科举做官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互相砥砺，发奋求学。年轻人彼此争强好胜，尤其是聪明过人者喜好相互较劲，要分出个雌雄。这对亲兄弟也不例外，时常在文章诗赋间比试高下，你追我赶，就此才学出众，名扬一方，以至于引起了地方官的注意。
安州知州夏竦品行欠佳，但文采超群，曾在朝中做过起草诏书的知制诰的职务。他对州学里宋家兄弟的诗文极为赏识，于是召见并指点过。一次，夏知州命二人就“落花”为题赋诗，大哥遂咏出“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空到地香”的句子，小弟呈上的对联则是：“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存半面妆。”夏竦读罢，大为赞赏，点评道：咏落花而不言落字，大宋当状元及第，不仅如此，又相貌不凡，“风骨秀重”，日后当做宰相。小宋虽有所不及，但也能高第中举，成为帝王身边的近臣。夏某人的品评，正说明二宋才华的出众。
早年这段苦乐兼具的经历，不仅令当事人终生难忘，也为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据二宋一位同学的后人回忆：有一年冬至来临，大宋想召唤同学聚会喝酒，无奈囊中羞涩，翻来覆去搜寻后，发现唯有父亲遗留的一柄剑值点钱，于是将剑鞘上镶嵌的银饰抠下来，凑成一两白银，草草置办了一场酒席。席间，大宋先就饮食的简陋对大家表示歉意，接着笑道：冬至吃剑鞘，过年时就该吃剑了！也就是说，先卖了剑鞘来吃，以后再卖剑来吃，吃一剑不就是要挨一剑吗？一语双关，调侃又不失风趣，真是贫贱不能屈，同学无不为其气度所感染。
稳重儒雅的大宋
宋朝自太宗皇帝以来，用人最重科举背景，进士出身者大都仕途顺畅，更不用说状元、榜眼之类的翘楚了。27岁的大宋戴着状元的桂冠，入仕后自是不同旁人，可谓一路风调雨顺。
宋郊也就是以后的宋庠，做的第一任差遣是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通判，位居本州衙门里的第二把手。此地虽属京西南路，但离他不久前生活过的安陆并不遥远，都在今天湖北的北部，因此他能够很方便地衣锦还乡。
按照本朝官场的规矩，有能力的官员可以获得频繁交流的机会，进士出身者一般先在地方任职，若表现突出随后就能上调中央，再历练个几年时间，便可出任地方大员，若政绩不俗，接着再重返京师，其中佼佼者几经交流，最终就可踏入庙堂，执掌国政。当然，这都是表面流程，背后隐藏的人际关系、权谋机变以至于尔虞我诈相互争斗等等因素，就不必细表。
应当说，大宋正是沿着这条流程快马加鞭地奔波。在襄州任职没多久，他就被召回京城，先后在国史馆、三司户部、谏院等部门就任。随后，他出任负责起草天子诏书的知制诰一职，并兼任知审刑院，也就是说既是帝王的一支笔杆子，又是司法机关的首脑之一，这在后世官场是很难见到的景象。此时，伴随他的仕途成长，朝廷也正经历着仁宗皇帝从幼年到成年亲政的过程。
很早就当家吃苦的宋郊，很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他的性格属温和一类，棱角从来不鲜明，因此在朝做官很少出头，讲究的就是一个稳重儒雅。在这些年里，他留下值得一提的事迹不多，史籍中主要记载了以下两件事：
第一件事，天子在宰相吕夷简的唆使下废黜郭皇后，孔道辅和范仲淹等御史台、谏院的官员伏阙劝谏，大宋作为言官的一员也表态支持。与孔道辅、范仲淹的激烈举动相比，他只不过是一名追随者而已，因此仅遭到罚金的薄惩，没有被驱逐出朝。
第二件事，密州（今山东诸城县）有个叫王獬的大户，不顾朝廷禁令私自酿酒牟利，邻人发现后便去捉拿，无非图个赏钱。这位王财主明知来人的意图，却故意对庄客说是遭遇强盗来犯，教唆将邻家父子四口杀死。州衙门审判下来，只是把庄客论罪处死，独对王大户网开一面。冤情上诉到京师，丞相陈尧佐不知是糊涂还是接受了当事人的钱财，对王獬加以庇护，宋郊又是作为审刑院的首长，坚持按照规矩办事，终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大宋是文臣，也是一个杰出的文人，政务之余惯舞文弄墨，因此作品不少，并常常流传在外，引得众人吟唱。其中著名的《残春夜雨》，写情写景，意味深长，遣词造句，对仗工整：“春色无情老，宵云有恨低。轻寒借鸿驶，早暝入乌啼。晦烛风生幔，漂花溜涨溪。滴阶兼被草，聊此况凄迷。”
天子对自己登基之初诞生的这位状元极为欣赏，当然不仅仅是赏识其诗赋文采，还包括举止性情，于是打算将他从知制诰的位子上直接提拔为枢密院的副首脑，但却受到最高行政机关——中书内大臣的劝阻，认为从无先例，太过于超常了。仁宗是宋朝历史上著名的宽厚君主，却也是一位优柔寡断的皇帝，臣僚们只要坚决反对，并能言之凿凿，他便知难而退。天子无奈，遂退而求其次，降诏委任大宋为翰林学士，再给他创造资历和机会。此职也是负责起草诏书，但更贴近宫廷，权位也比知制诰要显赫。一句话，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此人即将获得重用。
出头的椽子先烂，纵使温文尔雅不招惹是非的人，一旦在官道上跑得太快，也会有人心存嫉妒，给使个绊子，扔个砖头，要不就干脆扯一把拽几下。大宋原名宋郊，并一直使用至今，并无什么不妥。可另一位翰林学士李淑小肚鸡肠，不情愿看着他比自己跑得快，便想出一个奇招，给天子进谗言：“宋”字，是本朝国号，“郊”字，有交替的意思，姓名中合有这两个字是很不吉祥的。明着讲，这种奇谈怪论就是说“宋郊”读“宋交”，是要宋朝被交替掉。仁宗倒不十分介意，对这种迷信的说法也不感兴趣，只是传口谕让宋郊改名。大宋虽然十分难过，因为名字来自故去的父亲，世间又从来讲的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拗不过皇上，只得改名“庠”，用的正是原来自己字“伯庠”中的一个字，然后再改字为“公序”。一场阴谋就此化解。
宝元二年（1039）十月，宋庠终于步入执政行列，出任参知政事。这一年他43岁，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之时。只是他太顺利了，缺乏跌宕起伏的历练，不熟悉政界内幕中的诡谲深奥，还没遇到真正的对手。
首相吕夷简是政坛老手和不倒翁，行事的风格是既长袖善舞，又专断自用，同僚下属凡忤其意志者，几乎都遭到清算。初入庙堂的宋参政不知深浅，自恃有天子眷顾，多次与吕丞相发生意见分歧，这种本属正常的议事问题却难容于重臣，就此成为对方的眼中钉。庆历元年（1041），吕夷简借处理范仲淹与西夏元昊通信的事情，设计圈套，引诱大宋贸然提出诛杀范仲淹的建议，结果惹下众怒，声名受损，只得黯然离朝，几位同年和兄弟小宋也受到牵连，一同被贬出京师。
这次为人所卖的经历，使宋庠实实在在地增长了见识，明白了政治的残酷性，更清楚了宦海的险恶，从此多了十二分的警觉和自保意识。
小宋的才情
大宋本已是文采飞扬，可小宋更高一筹，是绝对的盖世奇才。
自科考名次让位大哥后，25岁的宋祁怀着许多的委屈走入政界，拿到的第一任差遣就明显矮状元一等：州衙里的幕僚角色。好在其才学早已名扬天下，得到有识之士的推荐，才没有沉沦于地方。他被调入京城后，先任国子监直讲，也就是当时中央最高学府的教官，不久进入国史馆、太常礼院就职。
太常礼院是朝廷负责礼仪事务的机构，举凡礼乐、仪制、祭祀以及其他相关的诸般礼仪事情都归其管，在此供职若非知识渊博又精于典故者，很难胜任，小宋任副长官正是适得其所。当庙堂乐律陈旧过时需要调整时，他奉诏主持修订，一一指点乐官们进行调试，终于完成了全新的一套乐礼规范。
兄弟俩同城供职生活，来往是免不了的，昔日的芥蒂已渐渐淡忘，亲情还是时时涌上心头。小宋曾给大宋赠送过一首诗，其中有“静极禁关闻下键，暝深连阁见通灯。蕙薰浮篆才余火，酒滴供研自不冰。无奈此时怀共被，各分台署拥青绫”之句，描写了隆冬夜晚自己在太常礼院的清冷场景，表达了遥想翰林学士院内大哥的心情。
在乐礼改革上小试牛刀之后，宋祁接着又编修天子起居注、任职三司度支判官，一个是史官性质，一个则是财经官员，他照样做得有声有色。当时因元昊反叛朝廷引发西北战争时，军费开支陡然增加，而国家的财政负担过重，难以应对。目睹此情此景，他给天子上了一道洋洋洒洒的奏疏，指出问题所在，所谓“三冗”、“三费”所致。三冗指的是：官吏队伍庞大；非战斗序列的军人过多；不事生产的和尚道士太滥。三费则指：朝廷用于宗教活动的靡费毫无休止；京师道观庙宇的建设维护开支日益扩大；大臣离朝多挂名节度使，俸禄因此激增。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减三冗、去三费的建议。小宋的这份奏议，很快就传遍都城上下，成为士大夫谈论时弊的重要依据。即使后世读到其文，也佩服文辞洗练，意思精准，直指要害，其价值确非一般的华美诗文可以比拟。
但就因为大哥总压着一头，为了避嫌，他在仕途上只能慢个一拍两拍。若仅是这样还好，大宋位居执政要职后，与政敌不免角斗过招，败下阵时捎带着也将小弟拉下马。
积累了足够的资历，宋祁本该就任大哥早已做过的知制诰，但因宋庠刚当上参知政事，兄弟俩总不能一个去执政，一个管诏书，这还了得？小宋只得继续到太常礼院、国子监及太常寺几个闲散机构就职。宝贵的政治时光就这样蹉跎而去，少年才子也步入不惑之年。
当大宋与首相吕夷简角力惨败，被贬为扬州（今江苏扬州）知州时，小宋受到株连，也被驱逐出朝，落脚寿州（今安徽凤台县）衙门。真是一荣未必俱荣，一损却是俱损。这能埋怨谁？当然是自己的亲哥，但抱怨又有何用？他只得自认倒霉。
在寿州期间，小宋品尝过挫折的滋味后，也获得放纵自己的机会。早年无力买酒水，今日何不纵佳酿？失意归失意，才子却也写下了许多名篇诗文，其中有《寿州十咏》，咏景咏物，当然也免不了抒发伤感之情。他又有《浪淘沙》一首，写出了对人生的理解感受：
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觉韶光换。至如今，始惜月满、花满、酒满。扁舟欲解垂杨岸。尚同欢宴。日斜歌阕将分散。倚兰桡，望水远、天远、人远。
宋祁性格鲜明，自视甚高，不喜欢世俗那一套，更看不起平庸的官僚。他有诗云：“不乐俗人共，聒聒沸蝈集。纷纷臭孥众，怒迁多市色。”表达了自己厌烦流俗的心迹。可在官场中，从来才子未必胜庸夫。
好在本朝政治环境宽松，即使像吕夷简这样的权臣也不会置人于死地，遭贬的官员还有复出的机会。宋祁在寿州衙门停顿了一段时间，又转任陈州（今河南淮阳县）知州，不久便奉诏回朝。此时，没有了大宋在朝执政的拖累，小宋无须避嫌，遂如愿获得知制诰的官职。
宋祁的文学才华有目共睹，于是不久又升任翰林学士，并兼管京师国库事务，成为天子身边的近臣。他实在是聪明过人，为君王书写的诏书辞藻华丽，远胜他人，这是本分，而管理起诸库的出纳事务也是有条有理，还能不时革除一些积弊，这又为许多文官所不及。因此，他获得了上下的好感，尤其是次相章得象对小宋的能力颇为欣赏。如此一来，他官运亨通，很快转任审官院长官兼翰林侍读学士，加上原有的翰林学士，可谓一身三职，也就是说肩负起草诏书、管理官员考评、为天子讲解经史的重任。
此时，重臣吕夷简已退位并不久病逝，朝中的不利因素已然消失，看起来小宋的前景一派光明。
志趣不同
二宋真是不该同时降生于一个时代，他们是亲兄弟，有着割舍不断的亲缘关系；他们同在政界拼搏，又有着难以名状的牵扯妨碍，因为执掌国政的机会不能同时给予一家两口。就此而言，真是“既生瑜，何生亮”？
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离朝，空缺出一个参知政事的位子，已升为首相的章得象便推荐宋祁接替。这可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若就此得到提拔，小宋在仕途上就能赶上大宋，也不枉多年的苦苦追求，还可扫去当年科考让位大哥的心里阴霾。可老天就是不公道，偏偏要把机会再次从眼前拿走，又是给了有福的亲哥。
章得象的提议没有被仁宗接受，大概既有考虑长幼有序的因素，也有不喜小宋恃才傲物的因素。天子对章相公说：大宋可以，小宋不行。小宋每上殿来更无一人看得上眼。于是，宋庠被钦点为参知政事，从地方衙门上调中书。接下来的安排，自然是宋祁依照惯例离开翰林学士的敏感岗位，改任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真是让人无奈！龙图阁学士倒是地位不低，但却只是个空头名分，远不能与翰林学士的实职相提并论，史馆修撰则是国史馆这种闲散部门里的差事，本职工作是编修史书。
远离了热闹的朝堂，龙图学士小宋怀着万般的无奈，潜心于《唐书》的编纂。在此须说明，五代时官方已编修了《唐书》，对唐王朝的历史作了总结。然而入宋以来，士人对这部书一直评价不高。于是，在朝廷的支持下，宋祁遂决心重修此书。以后，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欧阳修等多位学者也参与此事，大家分工合作，由欧阳修牵头，前后历时十多年才完成。以前那本被后世称为《旧唐书》，他们新修的则被称为《新唐书》，位列二十四史之一，宋祁也因此以史家名垂青史。
宋庠重返中书后，显然汲取了以前的教训，凡事回避是非矛盾，明哲保身，一味讲求持重儒雅。因此，有关他的政绩少有记录，唯有议论前朝故事、本朝典制之类的言辞见诸史乘。不过，平庸之主，太平之世，正为大宋的无所作为提供了如意环境，加官晋爵的好处遂接踵而来。
翌年，宋庠升任枢密使。皇祐元年（1049）八月，他再获宰相高位，兼有集贤殿大学士的头衔，不久官阶也提升为工部尚书。这一年，他53岁，确是风光无限。
大宋在就任枢密使不久，小宋得到意外的机会重返翰林学士院，大宋迁官宰臣后，小宋依旧保留翰林学士的位子，这倒不多见，大概与仁宗皇帝的特别礼遇有关。但宋学士已看清了大势，知道在大哥的阴影下自己永无执政的可能。因此他放松下来，除了认真起草诏书和抽空编修《唐书》外，便是讲求享乐风流，游山逛水常有，声色犬马不绝，灯红酒绿总在，排场宴席不断。他的《玉楼春》一诗，正是这种生活的最好写照：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说到宋祁的风流，当年还留下一个故事：一天，他途经开封热闹的繁台街，碰巧有一群宫女乘车经过，其中一位宫娥挑起帘子瞧见他，脱口叫了声“小宋也”。回到家中，他心潮荡漾，信手填写了《鹧鸪天》一词：“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秀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这首词写得叫绝，很快便传遍都城上下，并飘入深宫。仁宗读了也深为所动，召来宫女们询问是谁叫的小宋，那位深锁宫中的多情女只得承认。不曾想，天子竟就此将宋祁唤进皇宫从容相问，惊得小宋魂不附体。仁厚皇帝成人之美，笑着对宋学士说：蓬山不远。当即将那位宫女赏赐给小宋。此为小说家言，不可全信。
与小宋相比，大宋就拘谨多了，毕竟身为宰辅大臣，不能不在乎外界的观感。他珍惜眼前的一切，早年吃苦多了，对现有的生活便很满足，故秉持节俭的原则，无意于浪漫的声色活动。看到自家兄弟的奢侈放纵，他颇不以为然，总想提醒点拨几下。一次上元节夜里，大宋在书房读《周易》时，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醉饮，第二天就派人去带话：相公寄语学士，闻听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是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学吃粗饭吗？小宋听罢，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真是毫不掩饰，绝不做作，令人叹为观止。
宋庠公务之余，一直坚持读书，日久天长，遂以博学多闻著称，除了挥洒大量诗赋外，还校订过《国语》，辑录过《纪年通谱》，先后撰写了《补音》、《掖垣丛志》、《尊号录》，可谓著作等身。他的《晨兴读书》一诗，反映了其老而好学的志向：
老病何为者，陵晨缥帙开。
终无经世略，似有著书才。
史记金藏匮，春秋玉作杯。
吾心聊自适，万事已焉哉。
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经世之才，说到底就是一介文人，所以对擅长的文墨不敢掉以轻心，可得也得了，失也失了，作为一名宰相终究没有留下值得夸耀的建树。
殊途同归
二宋早年以诗文扬名四海，以后虽在仕途中有高下之分，生活情趣上各有所好，分别演绎出刻板与风流的故事，但最终都不免于走向衰老，告别名利，可谓殊途同归。
大宋的拘谨固然无趣，却少了许多的非议与困扰，小宋则不然，率直放荡的结果惹来一堆的麻烦，最终还牵连到大哥身上。
天子最宠幸的妃子张美人被册封为贵妃，按照惯例有一套繁复的仪式程序，其中就包括翰林学士起草诏书制词的过程，以体现礼仪的庄重严肃。这种事若换作他人，早想借机讨好贵妃娘娘，精心照章办事。但宋祁就是不当回事，竟不顾规矩草率了事，惹得美人花颜颤动，怒发冲冠，当下就把他书写的诏书扔在地上。这还了得，君王哪里能容小宋冒犯心上人，立即将他贬出京城。
宋祁自作自受，告别翰林学士院到地方衙门做官。还得说宋朝政治的文明宽松，仅过去几个月，小宋又能返回开封，重任以前做过的翰林侍读学士、史馆修撰、龙图阁学士。可他的一贯放纵还是给自己与家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包括把自家的孩子给带坏了，以至于犯下大错。
宋祁有个儿子也是不拘小节，交游甚广，天子最宠幸的张贵妃的母亲越国夫人家有一个门客，就是他的密友。这位门客纯属投机无赖之徒，胆大妄为，竟伪造官方委任状，招摇撞骗。终于东窗事发，门客被论罪处死，小宋的不肖之子也被牵扯进去。“子不教，父之过”，宋祁因此再度被贬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市）知州。但以包拯为首的言官们依旧不依不饶，又对宰相大宋发起弹劾，抨击他不能管教子弟，同时指责他在位无所作为。宋庠只得向天子请辞，到洛阳去做地方官。以往总是大哥影响小弟的前程，这一次大宋终于也受到小宋的影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言官包拯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包青天”。
小宋来到地方后，又转换过定州（今河北定州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几个州郡衙门，继续编写唐朝历史，照旧生活放纵。宋人笔记称：在成都期间，每每夜宴结束，他下令燃起巨烛，在侍女的服侍下修订《唐书》，外人老远瞧见窗内的身影，都觉得恍若神仙一般。小宋可比神仙现实风流，他喜欢美女，喜欢怜香惜玉，家里也有许多姬妾。一次在江边宴饮时受到风寒，他叫唤一只手臂过来搀扶，姬妾们都跑来伸出一只胳膊。他望着眼前十余只粉臂，茫然不知所措，为究竟该扶哪一个而犯难，唯恐有厚薄之嫌，最后只好自己起来行走。
当几番论资排辈后，小宋又该升任最高财政首长——三司使，可任命诏书宣布之际，言官们再次发起攻击，御史台的长官包拯上奏批评他在地方上生活奢靡，尤其是在成都宴饮过度，有损官箴。当时的宰相韩琦对小宋同样缺乏好感，再加上此时大宋已重任枢密使，也成为他不宜任职三司使的理由。于是，小宋被改调为郑州（今河南郑州市）知州，继续跌宕于地方。在郑州任内，他最终完成了所承担的《唐书》任务，朝廷为此特升迁其官阶，授予工部尚书的官衔。按照本朝官场的规矩，工部尚书属高级官阶，俸禄可以增加，不过却无实权，他的实际官差还是知州。
年过六旬的宋祁，已是疾病缠身，到底是都城的医疗条件要好于地方，他遂请求到京城治病。天子降诏恩准小宋回朝，拜他为翰林学士承旨，也就是首席翰林学士，并特许他在宫廷值班期间，可以带一个儿子陪在身边服侍，真是皇恩浩荡。无奈他有心无力，身体难以胜任持久的值宿辛劳，只得改任群牧使，最后一次与二府大门擦肩而过。群牧司是管理全国马匹的机关，小宋作为长官不必亲自过问各地的马儿起居，可以安心休养。但天不假年，他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仅数月就溘然长逝，时年63岁。一代文坛巨擘就此消失，这一年正是仁宗嘉祐六年（1061）。
还是在九年前的皇祐三年（1052）三月间，因为侄子染上越国夫人门客伪造官方委任状的案子，宋庠被言官们弹劾罢相。此后，他在洛阳、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及河阳（今河南孟县）等地的地方官位置徘徊，他素来作风严谨，生活无可挑剔，就此过了六年多的清闲日子。嘉祐三年（1058），他奉诏入朝，62岁年纪上又被二度任命为枢密使，并获封莒国公爵位。
大宋年事已高，官位显赫却不揽权，他主管全国军政，但对国防建设少有作为，一句话便是维持现状，因此引起一些朝臣的不满。宋庠又与枢密副使程戡关系不和，大概是副职看不起正职的昏老无为，冲突的结果是程枢密被迫离职，不过大宋也遭到御史们的弹劾，罪名是昏聩懒散，他只得再次上奏请辞。此后，他身披使相的优渥头衔到地方衙门养老。
大宋在郑州养闲期间，小宋病死于京城的家中。噩耗传来，当哥的自然伤感不已。宋祁临终前给天子留下了遗奏，乞求一直没有子嗣的陛下选择宗室填补东宫空缺。小宋还亲笔为自己写下墓志铭，为子孙留下《治戒》的遗训，要求十四个儿子在自己死后不必为流俗所扰，三日内装殓，三月后下葬，棺材用杂木即可，勿用金铜贵重物件陪葬；墓冢高三尺就行，上植五株柏树，不设石翁仲之类；不得向朝廷申请谥号，不接受朝廷赠典。最后告诫道：唯两个儿子幼小，可托付给大伯，只要大伯在，就不会成为孤儿。
获悉这些情况，大宋自愧不如，回想到当年占据兄弟的状元头衔，再回顾这许多年妨碍兄弟的仕途，他更感到歉疚。能做的和能补偿的，只在那两个无知的小侄子身上。
治平三年（1066），有福的宋庠也死于病榻，享年69岁。朝廷追赠太尉兼侍中的隆高官衔，定谥号为元献，新天子英宗皇帝还亲自为其墓碑撰写了“忠规德范之碑”几个大字。
俱往矣！斩不断的兄弟情绵延于九泉之下，彼此的瑜亮结也已随着斯人的亡故烟消云散，唯有曾经发生在两人身上的故事，不时从尘封的故纸堆中伸出头角，诉说着那一段曲曲折折的往事，令人回味无穷。
庸将张耆与杨崇勋
宋朝的高级武将，要说身份显赫者倒也不少，可要论过得既富贵又安逸者，却不见得很多。因为将帅的天职所系，一旦上了战场，风险无时不在，平日里也免不了政坛的角斗牵扯，要想轻松舒心还真不容易。于是乎，没有超凡的本事或特殊的背景，是难以踏入军界的高层，更享受不了好日子的。北宋中叶承平之时，张耆、杨崇勋却是有过好光景的两位大帅。
早年的张耆（原名张旻），自己也没想到日后能够发迹。他出生在开封城，家世不详，大概属于寻常人家的子弟。不知何故，他在11岁时被选入韩王元休的王府，成为贴身服务的僮仆，或可称为小厮。元休是太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当初不过是个藩王，但太宗先后钦定的继承人：长子楚王元佐、次子许王元僖，一个先因神经错乱被废，一个后又突然暴死，元休这才有机会接替了皇储之位，改名“元侃”。至道元年（995）八月，元侃正式做了皇太子，再更名为“恒”。两年多后，太宗驾崩，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皇帝。这一下，张耆算是投对了主子，从王府的小厮跟班摇身为天子的亲信。
张耆除了服侍过太子，当日还为太子做过一件特殊的事情。真宗还在东宫时，曾对身边人感叹说：听说蜀中女子又漂亮又有才，何日能有一个就好了！主子一句话，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不久便将年方十五岁的蜀姬刘氏引入东宫。正是“寡人有疾”，太子对年轻美艳的新人备加宠爱，刘氏也是“乐不思蜀”。不曾想，此事被太子乳母报告给父皇。在太宗皇帝的干预下，赵恒不得不同意将刘氏放出东宫，但因舍不得抛弃佳人，便让亲随张耆把刘氏带入他家，暂时保护起来。谨小慎微的张耆安排好刘氏的食宿后，为了避免太子多疑，就再也不敢回到家里。真宗登基后，刘氏被接入宫中，以后再晋身为皇后。有了这样一段机缘，张耆又与刘皇后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可谓内外双保险，就此官运亨通，以至于终生享尽了荣华富贵。
按照宋朝官制的规矩，张耆授的是武职官，虽然他从未有过明显的战功，也不懂兵略，却并不影响升迁。景德元年（1004），宋与辽朝休战，签订澶渊之盟，此时距宋真宗登基帝位只有七年时间，张耆已从一个低级武官升至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加授观察使衔，成为禁军高级将领。此后，由于有天子和皇后的关照，他再升迁为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需要说的是，北宋时期军方有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三大统军机构，张耆做了马军副都指挥使，便是其中一大统率机构的副统帅，地位不可谓不高。可他这位大员除了会精心服侍帝王，并不擅长带兵。一次，他因处置选用士卒的事情不当，引起部下不满，几乎引发兵变，真宗只得将他调任枢密副使。枢密院是最高军事决策机关，权力比禁军统率机构更为重要，他出任副首脑一职，其实是受到重用。以后很可能是因为能力欠缺的缘故，天子只好安排他到地方衙门养闲，不过却给他加授节度使与平章政事的优渥官衔，即所谓“使相”。须知使相是宋朝官场上地位最为显赫的官衔，俸禄比宰相还要高，有了这样的待遇，张耆正落得过舒服日子。
乾兴元年（1022），年幼的仁宗即位，刘皇后成了大权在握的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刘老太太到底是妇道人家，国家大事操心的不多，为自家事考虑的却不少，但凡亲属和亲近的人都要照顾，老熟人张耆自然不例外。为了报答张耆早年的供养之恩，时隔三年多，刘太后便将张耆提拔为枢密使，让他做了最高军事首脑，附加给的官衔也是一个比一个高，包括邓国公的高爵。另外，还在开封城内为其建造了一座庞大的府宅，内中竟有多达七百余间的房屋。然而，张耆这样一个凭借攀附关系登上军界高位的将帅，既无足可称道的战功可言，又对国防无任何建树，只会坐享厚禄，在中枢充当木偶而已。
张耆发达后，曾奏请刘太后恩准，在府邸设宴招待诸位大臣。白日席间，场面之奢华、菜肴之丰盛自不必说，到了晚上还不尽兴，又撑起彩绸帷幔遮挡周遭，高燃红烛，恰如白昼一般，再令美女劝酒，如此殷勤不休。时间久了，来客都惊讶夜色何以不尽，等到撤去帷幔，已是次日晚间。这当然是撑脸的事，意在炫耀显贵，还有表露自己与太后关系特殊的意思。但据《宋史》本传记载，他虽然富甲一方，生性其实极为吝啬，尤其是对自己家人。他在家中竟设置店铺，家人、奴婢所需日用百货，都要在自家的店里购买，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还懂得一些医术，所以又亲自为府内人员切脉看病，并出售药材，所谓“欲钱不出也”。如此做派，也难怪遭到士人的耻笑，宰相王曾便公然当着太后的面轻蔑地称呼张耆为“一赤脚健儿”，即是将他视为一介兵丁。
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后，张耆才离开枢密院，以护国军节度使的身份出判许州（今河南许昌），之后历任六州长官，改封徐国公。最终，张耆在“安佚富盛逾四十年”之后寿终正寝。张耆死后，朝廷特赠以太师兼侍中的高官，但礼官们没有忘记给他选定了略含贬义的谥号“荣僖”。像张耆这样一个庸人，坐镇枢密院多年，在今人眼里真是匪夷所思，在专制王朝时代倒不稀奇，因为当年的同类者还大有人在，比如杨崇勋其人。
杨崇勋出身军人世家，早年与张耆一样，都在东宫追随过做太子时的真宗，故两人算是老相识、老伙伴。但他与张耆还是有所不同，他当年干的是卫士的事，不如张耆更贴近主子，另外与刘皇后也没有特殊关系，故升迁不如张耆那般神速。但不管怎么说，杨崇勋还是要比大多数人幸运，在真宗称帝后逐渐受到重用，短短十余年间便官至客省使兼领群牧使，加授防御使衔，也算高级武官。
杨崇勋较张耆心眼多，大约更急功近利些，故敢做些阴险投机的勾当。真宗晚年多病，时常神志不清，此时宰相寇准与枢密使丁谓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丁谓背后有刘皇后支持，这就为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风云变幻之际，杨崇勋迅速做出选择，站在了分量更重的丁谓和刘皇后一边。他密告寇准与宦官谋划拥立太子称帝，也就是图谋政变，为整垮寇准提供了口实，从而获取得势者的赏识，并得到超授观察使官衔的犒赏。仁宗初年，刘太后当权，杨崇勋自然受到提拔，历仕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等重要军职，跻身禁军主要统帅行列，并获得节度使头衔，先后在河北等地坐镇统军。就此而言，杨崇勋虽然与张耆都属于攀附上来的人，亦没有什么军功，但品行更为恶劣。
明道元年（1032），杨崇勋出任枢密使。说起来，他之所以也能与张耆一样担当此要职，还在于刘太后的提携。据说，刘太后对已经成年的仁宗皇帝说：先帝最信任杨崇勋，称道他“可任大事”，于是遂有这一升迁任命。真宗是否说过此话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依旧垂帘听政的老人家金口一开，谁敢不听？然而，杨崇勋除了曾在协助刘太后打击政敌寇准的活动中有过突出表现外，从其以往的经历上看不出有什么“可任大事”的记录，以后直至其死去，也未有什么惊人的业绩。倒是他喜好中伤他人的毛病相当有名，他经常利用私下入奏的机会揭发人之长短，故令人畏惧，令人生厌，因此偶尔也会遭遇点难堪。
当年杨崇勋任禁军大帅时，一次雨后应召赴中书议事，他满不在乎穿着带泥的靴子就要登堂，还是那位宰相王曾一瞧其举动，便不客气地阻止他继续向前，更不按常礼让座。想必杨崇勋颇为尴尬，只得在堂下汇报，然后悻悻退出。翌日，王丞相立即上奏弹劾他无礼。但王曾还算宽厚，理解武夫生性粗鲁，“不知朝廷之仪”，所以随之又入宫请求释免其罪。不过物以类聚，也有个别大臣眼见他与宫闱关系过从甚密，主动与他交往，昏老的宰臣张士逊便是一位。一日，朝廷举行一项隆重的礼仪活动，张士逊竟糊涂地跑到杨崇勋家园子里喝酒，一个是宰相，一个是枢密使，宾主俩一时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这下惹来麻烦。事后，御史弹劾他们醉酒误事，有失体统，他俩当即遭到罢官处分。此时，刘太后已死，杨崇勋失去靠山，被打发到地方衙门，不过他同样也拿到使相的丰厚待遇，不影响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以后，当辽朝以武力要挟宋朝增加岁币时，他主动请缨，遂被朝廷选为大将出镇河北要地定州（今河北定州）。但他上任后，昏老无能，惹得上下不满，所以不久又被调回内地。再往后，他因为受到不肖之子贪污罪行的牵连，才被勒令退休。庆历五年（1045），年老的杨崇勋病死，朝廷考虑其生前的地位，依照规矩特赠给太尉官衔，谥号则为“恭毅”，稍好于张耆。当日，史家在记述其死事时，没有忘记将其脾性及生前的一件趣事告诉后世：“性贪鄙”，曾役使属下士兵为自己打造“木偶戏人”，然后把这些木偶涂抹成红白两色，运往京师市场出售获利。真是贪心的本性难改，连大臣体面都不要。
北宋中叶出的张耆、杨崇勋，乃一时军界头面大人物，高居禁军大帅、军政首脑之职，却是十足的庸将，一生既无突出军功可言，也无任何政治建树可提，加之品行低劣，终为当世人所诟病。宋代史家王称为他俩写传时只能无奈地说：“耆、崇勋材质庸下，致位将相，盖出幸会云。”而元人修史时则毫不客气地讽刺道：“奋阘茸，位将相，皆骄侈贪吝，恃私恩，违清议，君子所不取也。”但两人却皆因为有宫廷的特殊背景，坐拥权贵，不必过多费心公务，也无须操心物议，实实在在享受过富贵安逸的日子，家族后裔也沾光不少。才能使然乎？机缘使然乎？时势使然乎？后世自有清晰的评说。
诗书之将刘平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元月间，正是黄土高原一年里最寒冷的时节，在今天陕西延安城西北不远的三川口，风雪交加中，万余疲惫的宋朝军队中了西夏主力的埋伏。激战三天后，除少数人逃脱外，其余人马全部覆没。随之，西夏皇帝元昊乘胜挥师东向，围攻北宋西北军事重镇延州城（今陕西延安市）。幸而大雪不止，延州城垣布满了冰霜，实在是严寒难耐，夏军无法得手，才被迫撤退。
战报传至京师开封，宋朝君臣为之震惊，因为自一年前对夏战争爆发以来，虽说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但尚未出现如此惨败，特别是两员统军大将刘平与石元孙也陷没沙场。震惊之余，又接到逃出来的监军宦官黄德和的一份奏报，指控刘平降敌，这在一贯讲求忠君气节的本朝眼里，实在是罪莫大焉。朝廷遂立即调发禁军包围刘家，将其家属收押，并命御史文彦博等人前往审讯，一时朝臣们议论纷纷。不过，大多数文官向来不信任阉竖之人，还是希望掌握实情，于是又派人专赴前线查访。
不久，调查结果出来了，刘平属于战败被俘，最终还因“骂贼”遇害，这自然是忠臣应有的结果。于是，诬陷者黄德和成为这次败绩的替罪羊，被勒令腰斩处死，刘平家属获得释放。随后，刘、石两位将军的忠勇事迹得到朝野的高度评价，获得诸多优厚赠典，封妻荫子，其中刘平被追赠朔方军节度使兼侍中，谥号壮武，其妻赵氏获封南阳郡太夫人，刘氏子弟中凡有官位者都获得优先升迁，无官名者则都予以录用。须知，从二品的节度使乃当世武臣名位的极致，俸禄甚至优于宰相，侍中原本是唐朝三省之一的门下省的首脑，最初为宰相之职，以后直至宋代都是高官大臣才能拥有的隆高虚衔，更不用说刘平的家人子弟也因此获得优抚。当年名将杨业父子英勇抗辽，战死疆场，其功业几无可匹敌，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也不过如此，是故刘平理应死而无憾了。然而，熟悉本朝军政界瓜葛的人，也许还要为刘氏鸣不平，因为这位死难将军原本是朝中一名前景看好的文官，若非意外踏入军旅，也不至于最后连尸骨都找不到。
一
刘平是一位经历颇为奇特的将官。他生于开宝六年（973），即宋太祖开国后的第十三个年头，家在京城直辖的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其父刘汉凝是一名行伍出身的武官，曾追随宋太宗亲征北汉，因连克两城而立有军功。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曾奉命以北边巡检的身份率军配合大将荆嗣，在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一带阻击过辽朝南伐大军。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休战，刘汉凝才被调回内地，以后出任淮南西路兵马都监。这得说明，宋朝除了京师开封驻扎重兵外，其余军队主要集中在河北、河东和陕西前线，内地各路驻军不多，因此刘都监在淮西统领的兵马数量有限。刘汉凝最终的头衔是正七品的崇仪使，只能勉强算是中级武将。
刘平出身将门，虽受家庭环境熏染，自小练就过人功夫，能骑善射，并形成了“刚直任侠”的秉性，但却没有走大多数将家子弟随父从武之路。显然，他深刻理解了朝廷倡导“崇文抑武”的决心，意识到靠武勇出人头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于是志在科举，发愤读书，而将荫补低级武职的机会让给了自家兄弟。
景德二年，刘平在33岁时科考中进士，虽说算不上少年得意，却已大大超越同类，跻身士人行列。唐人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这种情形在宋朝仍大致依旧，时人称“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还有自唐代以来惯例，便是科场出头者都极重同年之谊。刘平的同年进士共有247人，其中状元李迪最终做了宰相，探花李谘成为枢密院长官，还有宋哲宗朝宰相和大史学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等人。日后，同年中多位当权者的确对刘平多有关照。
宋朝官场最重科举，由此入仕为科班正途，公卿大臣几乎皆由此出，甚至平民子弟也能因此晋身宰相，而其他的官僚子弟荫补、吏员出职以及军功之类途径，都属杂班，其升迁远不及科举出身者。刘平生逢其世，既把握准了方向，随后便一路坦途。
刘平做的第一个官职是从九品的无锡（今属江苏）县尉，专责本县治安。无锡属太湖流域县份，本居朝廷财赋要地和富饶之区，但当时却从浙西流窜来一伙大盗，为首者擅使长枪，诨号“刘铁枪”，搅得四乡不宁。元旦之日，刘平去县衙拜访知县，不曾想昏聩的知县竟摆出上峰的架势，坐在椅子上慢待众人。刘平原本就看不上这位考经书出身的老朽，再遭到如此待遇，刚直率性的脾气哪里受得了，当下就冲上去将知县拉下坐椅，痛殴一顿，全然不顾惊慌失措的同僚劝解。当大伙匆忙救走长官后，他却从容回家，还酣饮至醉倒，竟不把发生的事放在心上。消息传出，满城的人议论纷纷，有说刘县尉胆子太大要倒霉，有说以后盗匪如何应付。“刘铁枪”一帮人闻知，更肆无忌惮，结伙到城外市场聚众喝酒。不料想，刘平早派人暗中一直跟踪，故及时获悉了强盗动向，他立即带领弓箭手将对方包围。刘平一马当先，亲手挥斩酩酊大醉的“刘铁枪”与五名骨干，随之将其余二十多人收捕。由此可见，青年时代的刘平胆气逼人，敢做敢当。事后，知县将他平贼和殴打上司的事一并汇报朝廷。想必是解除了难缠的地方祸端，所以负责本路民事财政的长官——转运使对刘平评价颇高，便予以荐举，结果他不仅没有倒霉，而且因功获得提拔，升任开封府内的鄢陵县（今属河南）知县。这倒确是少见，素来注重礼法的朝廷没有追究其以下犯上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