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研究何种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注意核心史料的掌握和利用，不清楚所研究问题有哪些核心史料，或者轻视乃至无视核心史料，所做研究工作就不能被称为专业、严谨的学术研究，所得结论自然也就很难经得起检验。对宋案研究而言，史料并不缺乏，其中可称为核心史料、对于破解该案谜团可起到关键作用者，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 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的演说
按照史料面世时间，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演说词的披露，比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于1913年4月25日深夜通电撮要宣布宋案证据，还要早近一个月，因此理应首先注意。
宋教仁被刺身亡一周后，北京国民党本部于1913年3月28日开会商讨应对策略，3月30日下午又在湖广会馆举行追悼大会，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代表赵秉钧出席，并发表演说。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王治馨为赵之属下，与赵为“烟友”，又与赵之心腹秘书丁惟忠为同乡，因此赵、王二人关系极为密切。[1]在追悼大会举行前，凶犯应夔丞、武士英已分别于3月24日凌晨及上午被抓获，与应夔丞关系密切的洪述祖则于3月26日晨由北京出逃至天津，两天后乘火车南下，辗转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于是，赵秉钧不可避免地受到猜疑。3月29日，共和党《亚细亚日报》突然发出如下一则关于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消息，称：
张继氏日前在该党本部对于钝初死事之演说，洋洋千言，大略谓：钝初之死，据外间消息，实为应夔丞所指使。应本上海流氓，虽为我们同盟会人物，但此人近恐已为人收买，故吾人对于应夔丞之外，仍须根究主使之人云云。其词中并及于现总理赵秉钧云。[2]
这则报道实际上暗示赵秉钧为刺宋幕后主使。《亚细亚日报》同时又报道，赵秉钧对于有人影射他与刺宋案有牵连，大为愤慨，于3月28日下午面见袁世凯，要求辞职，表示：
我不愿为总理，实以总统委托，不敢放弃国民责任。受职以来，朝夕劳苦，发白齿摇。不意区区苦衷，无人见谅。现在宋钝初一案，外间某党竟疑秉钧主使。此事毫无公理，秉钧万难缄默，拟请即行辞职，前往上海，与凶手对质，以期水落石出。[3]
就是在这样一种微妙时刻，宋教仁追悼大会于3月30日下午在湖广会馆举行。这让赵秉钧颇为踌躇，因他挂名国民党籍，又身任国务总理兼负责治安的内务总长，若不参加追悼会，不但无法向外界交代，也对不住自称与他关系甚为融洽的宋教仁在天之灵；更严重的是，外界将很可能因此愈加怀疑宋之被刺与他有关。但若参加追悼会，则难免有些尴尬，身处嫌疑的他，显然不能装聋作哑，若无其事；而若解释，则凭何取信于人？故由同样挂名国民党籍的王治馨代为出席追悼会，就成为赵熟虑之后的抉择。由王治馨以京师警察厅总监身份在追悼会上表明缉拿凶手的决心，也就等同于赵秉钧向国民党表明了自己对处理宋案的态度；同时，派代表而非亲自出席追悼会，又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有人怀疑他为幕后主使人的不满。
对于王治馨在追悼会上的演说内容，当时各报多有报道，但详略不一，较为完整者如3月31日《大中华民国日报》记道：
昨日（三十号）国民党为宋教仁在湖广馆开追悼会，党员赵智庵派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代表莅会，其演说词大致谓：赵与宋有密切之关系，其关系即由政党内阁而生。自宋被刺后，上海拿获凶犯为应夔丞，应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又有密切关系，不仅外间报纸啧啧，即总统亦不免疑赵，而赵则以洪述祖时往总统府，又不免疑总统授意。及前日赵与总统面谈，彼此皆坦然无私，唯总统说：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总统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云。现在既闹出此种乱子，难保非洪述祖藉此为迎合意旨之媒。唯有极力拿治，以对死者。鄙人现为警察长，已搜出证据多端，另抄一本，皆洪与应之秘密通信，可交吴莲伯，供党员参考，并通电各省都督，捉拿洪述祖，以期水落石出云。[4]
末尾有记者按语：“王所言如此，当时会场万目万耳，同见共闻。”演说中所云“吴莲伯”，即吴景濂，国民党重要人物，时任临时参议会议长。由“前日赵与总统面谈”云云，可知袁世凯是在3月28日，也就是赵秉钧去总统府辞职之时，向赵提及洪述祖曾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这一秘密。
3月31日《顺天时报》也对王治馨演说内容进行了报道，意思与《大中华民国日报》所记大体相同，但文字略有差异：
日昨国民党本部在湖广会馆为宋教仁先生开追悼会……巡警总监王治馨君代表赵总理到会演说，略谓：赵总理对于宋先生之死异常哀痛，盖由赵与宋实有特别关系。当唐内阁倒后，宋首倡政党内阁之议，第一赞成者即为赵总理。是时，宋时往赵第，昼夜筹商此事，惜袁总统惑于宵小之言，未能达到目的。因有此历史，故赵之哀痛尤甚于他人。惟近来外间因洪述祖为内部秘书，应夔丞又为洪之密友，故颇疑赵，即总统亦不能无疑。故赵于日前曾向总统辞职，并声明洪某系唐前总理荐来，与己并无关系。袁总统始言：前次洪某来总统府谒见时，曾进言谓：民党对公多方束缚牵制，何妨择其首要者除一二人，以为惩警。予当答以彼等一方面捣乱，已足破坏民国，吾何忍更为捣乱。想系渠误会政府宗旨，致出此等不法手段。于是，彼此疑团乃尽冰释……故赵总理今以二事自任：一务期捉到此案正凶，尽法惩治；二尽力促成政党内阁，以明心迹而慰宋君之灵云云。[5]
4月1日《民立报》《民主报》也对王治馨演说进行了报道，其中《民立报》所载演说内容与《大中华民国日报》略同，[6]《民主报》所载演说内容则与《顺天时报》略同。[7]
此外，还有两则材料披露了王治馨演说前后的一些内幕，可作为了解当时情形的补助。一则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的记述，他说：
宋案出后，在京国民党开会，要求赵秉钧到会说明，赵派京兆尹王治馨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答词中有“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云云，登载各报。次日，袁以此剪呈报纸给我看，说：“如此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言时词色甚厉。在我所得于府方者如此。[8]
照此则材料来看，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会上除了发表前述演说词外，还曾受到与会国民党人质问，因此才有“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的答复。王治馨显然是因为赵秉钧对他讲过洪述祖曾向袁世凯献策收拾反对党一二人之事，断定赵与宋教仁被刺无关，因此才有这样的答复。但他的答复却有暗示袁世凯应当为宋死负责之意，而忘了赵秉钧对他所言还是从袁世凯那里得来的，是袁在宋死之后忆及洪述祖往事，主动告诉赵秉钧的。因此，袁世凯非常恼怒，斥责王治馨讲话太不检点，并怪罪赵秉钧不该让王治馨乱讲。
另一则是国民党本部负责人之一张继的回忆，他说：
三月二十九日晨，陈明侯、商启予来访，言陆建章约宴，余答以三十一晚可赴约。晚赴醉琼林曾可楼约。偕王伊文、程仲渔访赵治安宅，王奇裁亦来。王君云：“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曰：“一面捣乱尚不了，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9]
按此则材料中，“赵治安”“王奇裁”“程仲渔”分别为赵秉钧、王治馨、程克。据《民立报》北京特派员报道，《亚细亚日报》于3月29日刊登张继在国民党本部演说宋案疑及赵秉钧，以及赵因此决意辞职的消息后，张继立刻否认，认为共和党报纸造谣，并于当晚邀请该特派员“同访赵总理，面揭该报之诬，兼探赵辞职确否”，[10]此即张继回忆录所记3月29日晚拜访赵秉钧的由来。而同去的“王伊文”就是那位特派员，本名王靖方，[11]与程克、赵秉钧为河南同乡。由张继所记可知，袁世凯在3月28日下午与赵秉钧面谈时所言，赵很快就透露给了王治馨，故3月29日晚张继来赵宅访问时，正在赵宅的王治馨可能出于为赵秉钧鸣不平，又向张继复述了一遍，其文词与王治馨隔天在宋教仁追悼大会上的演说大体相同，可与演说内容互相印证。
综合以上信息，王治馨演说内容的可靠性毋庸置疑，赵秉钧既于微妙时刻选择王治馨代表他出席如此关键的活动，则王必为其所信任之人无疑，且为其可以推心置腹交流的对象。赵必预先向王交代在追悼会上应当表达何种意思。其中，3月28日袁世凯与赵秉钧面谈时所言，应即赵秉钧授意王治馨演说内容之一，这从3月29日王治馨在赵宅提前向张继等人透露，并在3月30日演说中再次讲到相关内容，可以得到证明。然而，袁世凯对赵秉钧所说，毕竟是私下之言，赵通过王将其在宋教仁追悼大会上公开，固然有利于自证清白，却把袁牵扯了进来。故王之演说词披露后，《民权报》有“王治馨在国民党演说失辞，袁世凯闻之，极为焦灼……与赵秉钧均痛责王措词不谨”之消息。[12]《民主报》则说：“国民党在湖广会馆开追悼宋先生大会，巡警总监王治馨代表赵总理莅会演说，将政府与冯〔洪〕、应二人之关系情形流露词表，赵总理闻知愈不自安，一面责备王治馨，一面复向袁总统前坚请辞职。”[13]所谓赵“痛责王”“责备王”，恐怕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至于袁世凯的反应，透过张国淦所记，可知其早已怒不可遏。
王治馨演说词最大的价值，在于其中透漏了诸多与宋案相关的重大信息，为分析赵秉钧与宋教仁之关系，洪述祖与袁、赵之关系，以及袁、赵二人之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可靠的依据。特别是其中透露洪述祖曾向袁世凯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应成为宋案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王治馨演说词将成为破解宋案谜团的关键证据之一。
二 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宅所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
这是宋案各种史料当中，最直接、最核心，也是最有价值的史料。应夔丞、武士英分别在上海英、法租界被抓获后，捕房从应宅起获大量证据，其中最为重要者，便是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往来函电。紧接着，捕房又会同前沪军都督陈其美，至上海电报局查阅应、洪往来电报底稿，以为补充、校译。经过会审公堂预审，明确二犯暗杀成立，遂于4月16—18日先后将二犯及相关证物移交中方。在对证据进行仔细点验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于4月25日深夜向全国发表“有电”，正式撮要宣布宋案证据。随后又将53件证据以铜版纸刷印，这就是《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
在宋案证据正式公布前，各种关于案情的传闻早已充斥外间，来源不一，真伪难辨。因此，应宅所获函电文件究竟可以暴露出怎样的内幕，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这些函电文件能否作为“铁证”，必须以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为此，就需要对该项证据的搜查、移交、保管与宣布各个环节进行具体考察，并对其真实性做出判断。
1.证据搜查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在沪宁火车站遇刺后第3天，即3月24日凌晨，凶犯应夔丞由英租界总巡率领巡捕多名，在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抓获，并押解至捕房。[14]待至天明，捕房又派巡捕押解应夔丞至其家查抄，是为第一次搜查。《民主报》曾对搜查情况有如下报道：
应家住新北门外文元坊，门首有一长而大之牌，上书“江苏巡查长公署”数字，余一牌为“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盖应亦为共进会会长。共进会则从前之哥老会所改组者也。既至应家，分派巡捕多人，先行把守，入内检查。有二室最为紧要，查出公文信件甚多，只将信面略阅一遍，至其中作何语，则未及细阅，由法总巡封完，担负保存责任。尚有一铁箱未启，其钥匙存法总巡处。[15]
由于应宅所在文元坊属法租界管辖范围，因此搜查主要由法总巡及法捕房负责。3月25日下午及26日下午，法捕房及英捕房又先后对应宅进行了第二、三两次搜查，《民立报》续有报道：
昨日（指3月25日——引者）下午四时，法捕房捕头蓝君，带同译员赵振生，偕国民党一人，并西探三名，华捕四名，续至拱宸门外文元坊北弄第二号应桂馨住宅，入内搜查。应之门首，悬有牌子三扇，一为“中华民国共进会机关部”，一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公署”，一为“文汇公司经租处”。入门后，即派华捕两名、安南捕两名驻守大门，禁止闲人出入。蓝君等入内，仅搜查房屋两间，所得公文凭据甚多。后抬出红漆皮箱一只，上有长春栈封条，带回捕房。并抄得极要之证物，则六响手枪一把是也。该枪内尚存子弹三枚，未曾放出，当日在站前后共放出三弹。[16]拆验其中之枪弹，则与宋君所受之子弹同式，此其最要之证据矣。又闻是日检查时，卜总巡及陈交涉使与王宠惠君、陆惠生君亦至。应夔丞亦由捕房用手铐铐住送来，见人犹逐一点头，如无其事。检查时，陈交涉使不许他人跟随入内，国民党员与之力争，乃仅许一人，其人则陆惠生君也。至于应家内，巡捕看守甚严，即水龙皮带等亦均配好，以防凶徒纵火。计应之住宅共有楼房五幢，厢房两幢，其家人口甚多，法捕房搜查毕，即将其家之男妇一干人，带入捕房中……连来客共计二十六人，俟将来审明后分别拘留、释放。至昨日（指3月26日——引者）下午四时，又经法副领事李君偕同蓝总巡并赵翻译等至应宅搜查，抄出外国式、中国式箱子各一只，内储要件甚多，亦即带回捕房，留候检视；一面仍饬各捕看守前后门，候再查究。[17]
其中3月26日下午第三次搜查情况，《民立报》另有更详细的报道，说是日“下午两点三十分钟，英捕房卜总巡谕饬西探头目阿姆斯脱郎（又译作‘安姆斯脱郎’），带同西探至法捕房，向捕头蓝维霭君声请会同至应桂馨家第三次搜检证物。蓝君诺之，即偕同译员赵振生、西探二名、华探四名至应处，又搜得手枪一支，子弹两封，约十余粒，暨共进会簿据数本，皆有入会人名登载，秘密收藏者，亦为案中要紧证据，由应在捕房供认指出，前往吊取者也”。[18]对于从应宅拘押的26人，法捕房将其分为来客与眷属异室看守，然后对来客逐一审认，发现当中有一身材短小、身着新服者，颇为可疑，遂派人至沪宁车站觅得当时曾见凶手面目者一人至，经辨认，确认其人就是刺宋凶手，姓武，名士英，山西人，又名吴福铭。武亦供认不讳，亲自签字。
从上述情形来看，搜查过程中捕房首先对应宅进行了严密封锁，禁止闲杂人等出入。参与搜查者既有法捕房，又有英捕房；既有西探，又有华捕、安南捕；既有政府官员，又有国民党代表。而且在三天内进行了三次搜查，应该说是很彻底的。不仅如此，搜查结束后，应宅依旧派捕看守，“所有应之家人，除佣仆购物外，不得自由出入”。[19]又据《顺天时报》报道，应夔丞被拘押约两个小时后，即24日凌晨“二时许，即有应之党羽纷纷以电话警告，令将家中所藏信件、军械藏匿。此电话均为捕房中人所接，因将室中所有重要对象一一搜出，其余均加以封识”。[20]可见，由于搜查及时，避免了应夔丞家人及其党徒隐匿、销毁证据。英法两捕房将宋教仁遇刺“视为非常重大之案件，故于其种种人证，皆极注意。其最关紧要者，则凶犯行刺前后关于此案之往来电报也，故中西官预约会同查看，会同签字，封固保存，尤为此案搜检证据最紧要之关键也”。[21]总的来说，宋案搜查证据环节，并无明显漏洞，故无论政府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是外间舆论，此后均未就此环节提出异议。
2.证据移交
宋教仁遇刺系在华界所属沪宁火车站，而应、武二犯被擒分别在英、法两国租界，故二犯应在何处审理，中外意见不一。上海地方检察厅“以起案地点系在铁路华界，不涉租界范围，且敢暗杀民国伟人，不法已极，亟应并解地方官，按律严办”。英捕房意见则“以年来暗杀迭见，迄未一破，今既目罹法网，应将各人证移送英廨，归案澈究”。而法捕房则提出“应家宅、羽党均在法界，自应先由法界讯明，再行核办”。[22]最后经协商，决定先由英、法公廨会审讯明，然后再移交华界法庭审理。
从3月31日起，至4月12日止，英、法公廨先后对二犯进行了七次预审。其间，因审讯需要，会审公堂曾启示应宅所搜出铁箱内证物。为防止证据调包，国民党及政府方面代表进行了严密防范。铁箱启封时，“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推陆惠生君等前往监视。其铁箱中所贮藏之物件，一一以簿列号登记之；其重要之证据，程雪楼、黄克强两君暨交通部之特派员陆君，均于其上捺印，预防未来之更换也”。[23]至第七次预审时，“经总西探阿姆斯脱郎偕同法捕头，将所有英、法两捕房在应犯家抄获之文件证据尽行送案，计黑皮箱一只（箱面贴有上海新长春栈字样），油纸包四个，大木箱一只”。[24]于是进入证据检点、移交阶段。中国政府代表德雷斯律师提出，“此案原□且系江苏都督，堂上既欲移交，应请即刻将此案移交苏都督办理”，并提醒公堂“捕房保护此案证据如何竭力慎重，外人并无间言，将来将证据缴呈，亦请公堂照捕房办理，不使外人有间言”。[25]4月14日，公堂召集各方代表，当场对证物进行检查，以备移交。《时事新报》详细记录了点交情况：
昨日午后，英美总巡捕房总巡卜罗斯君，西探头目安姆斯脱郎，捕房刑事检查员侃克律师，将木箱一只、皮箱一只、油纸包四个送廨，并由华探目李星福偕同一百三十六号等两西探，将罪犯应桂馨押乘汽车赴廨，继而中国政府代表德雷斯律师，宋先生家属代表佑尼干、梅吉言两律师，应桂馨代表渥沛、爱理思、罗礼士三律师，先后莅廨。经正会审官关炯之会同英康副领事康斯定君、驻廨检查西员司疋林非而（又译作“司璧林斐”——引者）君，在领事间内检点文件。关防严密，不准傍听。周围预派荷枪西捕四名、印捕十六名及中西包探十余名，由驻廨八十五号西捕头督率巡逻。当由安西探头在领事间内将油纸包先拆一包，由关谳员与英领督同两造律师分件检视，编列字号，直至五下半钟，只点一包。因为时已宴〔晏〕，中西官会商之下，谕将此项要件油纸包带回捕房，应桂馨还押，候今日由原、被律师自至总巡捕房接续检点编号，以省周折。至移归内地法庭之地点，须候领事团议决后，即行并解，归案讯办。故昨日尚无确实解送之地点也。[26]
检核时，凡与应夔丞“有牵连关系处，均令伊自行指证明晰。因关防严密，禁人旁听，即录供吏亦不准入内，无从知其内容”。[27]
4月16日下午4时，武士英由法国巡捕两人押送至上海县模范监狱临时监禁，同时法捕房向上海地方检察厅移交了在应桂馨家抄出之板箱一只、皮箱一只，由检察厅当场妥收。板箱内系装证据文件各物，皮箱内则系衣服。移交后仍将板箱外用火漆盖印，封固严密。[28]4月17日晚，应夔丞由英捕房荷枪移解至南市，步兵第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率兵迎提，警厅亦派人荷枪护解，押入江苏海运局该团营仓，禁止家属及闲人窥探。[29]4月18日，武士英亦被押解至海运局营仓，与应夔丞分别管押。[30]同日，总巡捕房向江苏都督程德全的代表吴佩潢、陆惠生移交了总巡捕房及驻廨检察处保存的各项文件，各报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
自凶犯应桂馨由英捕房押解南市羁禁海运局营仓后，所有总巡捕房及驻廨检察处保存之各项文件，因当日不及点交，故于昨晨十点半钟，奉江苏程都督特派代表陆惠生、吴佩潢二君莅廨接收，并由中国国家代表德雷斯、捕房代表侃克、被告代表爱理思三律师，亦均到堂候示。旋由五十号西探总目安姆斯脱郎与检察西员史璧灵斐君，各将保存要件呈堂。关谳员即会同英康副领事升座楼下公堂，当将各种文件用皮纸包固，火漆烙印，并有木箱一只，因无铰链锁匙，故由谳员加贴本廨封条四张，连同公文一角、印批一纸，一并检交陆、吴两代表查收，即由陆、吴二君呈出收条各一纸交与关君，附卷备查。旋因陆、吴二君以各项要件门类纷杂，虽均封固盖印，然非一一点交，不足以昭慎重，要请关君同往陈交涉处，当面交待。关君允之，遂与安西探目、史检察员会同陆、吴二君，各乘汽车，将前项文件一并送至交涉使署，当面点交毕，始各分道而返。兹将移交文件清单一纸照录于下。计开检察处保存各件：纸盒一只，内储呈堂各项电报密本文件一包，共计二十三件；信函文件一包，共五十六件；枪子壳二枚，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两颗；图章六件，照片一方，京江第一法庭致各报馆信函四十二封。计开总巡捕房保存各件：紫木箱一只、文件五包。[31]
各项证物送至江苏交涉使署后，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地方审检两厅长，以及伍廷芳、王宠惠、黄兴、陈其美、黄膺白、陆惠生、吴佩潢诸人，均于4月18日先后到交涉使署办事处，与交涉使陈贻范一起将英公廨交来证物，分别启视，公同研究，并逐一拍照。所有在公堂讯问时当众揭晓之密电码等，以及子弹、手枪等物俱在。[32]同日，检察厅厅长陈英奉都督程德全之命，将法捕房在应桂馨家抄出的木板箱亦解送至交涉使署所在洋务局，报纸对此过程亦有详细报道：
法捕房前在文元坊应桂馨家抄出之木板箱一只，内容秘密。自解检察厅后，陈厅长饬另储妥当房屋之内，派警看守，防护周至。前日已奉江苏都督程君饬，将该板箱解送洋务局。陈厅长发电司法部请示后，昨晨陈厅长会同审判厅长黄涵之君，先备汽车二辆，停候福佑门外，陈、黄二君亲自督同巡长梅南枝君、司法巡警郝云、余涛，带同警备队二十余名，荷枪押解。先用电话知照，法捕房亦派西捕照料。陈、黄二君乘汽车一辆，木箱储放一辆。出城时，有见该箱似洋布木箱形式，颇极沉重，箱上有法捕房封条，及检察厅封条种种。及至洋务局，由黄、陈二君面交程德全、黄兴、陈其美、伍廷芳、陈贻范五君验收。当时程都督即请当场启视，黄兴、陈其美二君阻之，候今日当众订定时刻，到场启视宣布。闻此箱内系抄出武之往来信札要件各物，后因武解堂直认不讳，故此项往来信札要据，迄未察看，即由捕房藏入木箱封固，连武士英一并移解检察厅储藏。日昨法领事署尚要求查阅，陈厅长以内均要件，厅中未便启封，或派封固人到庭公同开看，以昭大公云云。现由聂谳员与李副领事会商办法，再行移覆。[33]
4月20日，陈贻范又邀请黄兴、程德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在办事处做第二次会验。[34]
由上述报道可知，证据移交相当慎重，程序相当严密。先是在移交前，由捕房、被告及政府代表共同在公堂对证物进行检查，牵涉应夔丞处还由其自行指证明晰，然后严密封固，用汽车载回捕房。向中方代表移交时，再次呈堂，由各代表将各种文件用皮纸包固，火漆烙印，无锁木箱则由谳员加贴公廨封条，然后连同移交公文一并交与接收代表。两名接收代表则各出收条一张，交与公廨正审官，并请其一同护送证物到交涉使署，当面点交。由法捕房移交检察厅的木板箱，在解送洋务局时，也是相当谨慎，先由检察厅长发电司法部请示同意，然后会同审判厅长亲自督同警察队荷枪押解。木箱上除了法捕房封条外，又加贴检察厅封条。至洋务局后，当面交与程德全、黄兴、陈其美、伍廷芳、陈贻范五人验收。正是由于证据移交相当慎重，程序极为严密，故此环节亦未引起任何一方异议。
3.证据保管
应宅所获证物最初由总巡捕房总巡卜罗斯负责保管，卜总巡对此项工作极为重视，据《民立报》报道：
总巡捕房在应桂馨家所获之紧要文件均存在卜总巡之办公室内，卜君以此项文件关系重大，亟应严密防范，除将室门钥匙随身收藏外，无论何人，一概不准擅入，并于每晚特派印捕一名，荷枪彻夜看守，以昭郑重。甚至平时每日清晨例有出店先行入室收拾者，现亦须俟卜君于九时莅止后，亲自启锁，始可入内洒扫。此可见卜总巡对于此案证据非常慎重矣。[35]
证物移交中方后，依旧严密保存。法捕房移交检察厅的板箱仍用火漆盖印封固严密，由检厅严重封守，室外置皮带及水车，以防火患。[36]英捕房移交的证物则保存在海运局，封于一大铁柜内。但因系程德全、黄兴、陈其美等接收，而黄、陈与宋教仁同属国民党，于是舆论有怀疑声音，如共和党《亚细亚日报》有评论写道：
自宋案发生后，南方人士因此案真象未易显露，颇多疑虑。国民党人则欲利用此机会，以为政治上之运用。即彼总统失败、投身实业界之孙中山，近日亦复野心勃勃，在上海宣言带兵北上。现在此案中吴（即吴福铭，亦即武士英——引者）、应二要犯以及种种证据，均已移交中国法庭，闻应夔丞之最要证据，均贮一大铁柜中，其间有应与政府交涉之函件，亦有应与国民党要人交涉之函件。闻现在保管此柜者，乃为黄克强、陈其美、王宠惠、伍廷芳等，此诸人皆隶名党籍，则将来此案果能成为信谳与否，尚属难言。[37]
这种带有一定猜度性质的论调显系针对国民党而发，认为国民党人欲利用宋案发生之机谋取自身政治利益，由此怀疑证物由国民党人保管，宋案能否成为“信谳”将是疑问。然而，这样的怀疑并无确实根据。关于证物移交交涉使署后的保管情况，曾有人以“良心”为名，在攻击国民党甚烈的《国报》上发表《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一文，谈及其中内幕，文中写道：
平心论之，黄之良心尚未丧尽；陈英士以与应有多年密切关系，惧急治之，并发其覆，故力持稳和态度；惟孙中山似中酒发狂，要亦因少数人之播弄；日为傀儡而不悟其人为何，则戴天仇、何海鸣、陆炜荪（即陆惠生——引者）、吴润斋（即吴佩潢——引者）等败类是也。黄膺白意气亦甚盛。前因武士英暴毙，多人在沪北洋务局会议，处置各项证据事。各项证据俱保存在大铁柜内，其锁匙为吴润斋所收执，不知何故，陈英士语侵吴，吴不怿，即以锁匙缴还程都督，陆炜荪向程索取，程不与，陆愤然曰：“吾只信吴润斋，他人俱不可信。”程笑语之曰：“然则吾亦不可信乎？”陆曰：“现在除了我皆不可信。”程曰：“还是阁下好，我则连自己也不信，惟锁匙终不能交与阁下。”陆曰：“请以手枪奉敬。”程仍不为动，曰：“听便，听便。”遂不欢而散……程都督在沪不能自由发一言，又无机会回宁，其所受苦痛不可言状，日惟硬留应省长为伴，迨法庭问题解决，始有可行之势。然恐程、应不拿定主意，将有不能安然离沪之情状。国民党之穷凶极恶，亦可知矣。[38]
“良心”自称“尝挂籍于旧同盟会”，与宋教仁“略有声气之雅”，因对宋案发生后国民党的政策不满，故作此文，“聊示长言当哭之意”。但就是这样一篇攻击国民党人的文字，当中透露出宋案证据移交中方后，保存证据的大铁柜钥匙实际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掌握，而非由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人掌握。当5月下旬准备预审时，上海地方审判厅代理厅长张清樾和检察厅长蔡季平因保存暗杀凶器之大铁箱钥匙“由程君携往南京”，曾发电请程德全派员到上海会检，程德全于5月24日复电云：“宋案证物已将铁箱钥匙备具正式公函送交贵厅检收在案，此次公判即无须派员会检。”[39]这也证实了铁箱钥匙确系由程德全保管。且程德全并非黄兴、陈其美等人傀儡，即便陆惠生以手枪威胁，索要钥匙，程也没有交出。曾有西报传言程德全已被国民党人“软禁在沪”，又说“德全志在为南方之总统”，“上海诸领袖请程都督协助建设新政府于南京，程未之允”云云。程德全为此特别致函报纸予以更正，表示“此等谰言，本不足辨，惟现值人心不靖，诚恐淆惑听闻，请登报声明，并无其事”。[40]其实，钥匙即便掌握在黄兴、陈其美等人手中，他们也没有机会作弊，因在租界预审期间，主要证据已经启视，为原、被告律师及政府代表律师还有程德全、黄兴等所见，而在移交环节，又众目睽睽，对证物逐一点交，并加封固，国民党代表也参加了接收，如动手脚，岂有不被发现之理。黄兴、陈其美等若真有争夺钥匙之事，也是为了防止有人作弊，而不是为了自己作弊。怀疑或担心黄、陈等人欲对证据下手，实际上是先入为主，视二人为刺宋幕后主使（当时有此谣言），而二人与宋案究竟有无关系，自非有确实证据，不能妄下结论。因此，就证据保管而言，实际上并无可疑之处。
4.证据宣布
租界会审期间，因捕房律师与被告律师讯明案情需要，曾将应宅搜获证物当堂启视传阅，并于双方问答辩难中提及部分重要证据，但公堂并未公开宣布，除两造律师外，只有主审官、政府代表及程德全、黄兴等少数人了解其内容。尽管如此，仍有部分证据外露，只是内容并不完全准确。如消息灵通的《民主报》曾准确报道证据中有一电，电文曰：“燬宋酬勋位。”[41]《大中华民国日报》曾报道3月17日有一封北京来电，内容为“宋事从速进行”，意思正确，但文字不太准确。[42]《顺天时报》则根据双方律师辩护时所述，罗列出如下九条证据：“（一）洪述祖为□□□请应桂馨迅即赴京受委任电。（二）十二月十二号□□□与应桂馨电，内有‘如此事能于各方面均无痕迹，余将敬以谢君’等语。（三）电谓：‘十日内某人必去，否则必死之。’（四）电谓：‘此问题重大，如果有效，其中必有激烈文章，读毕付丙。’（五）电谓：‘紧要文章已露一句，未下手时速电余款数。’（六）电述一某姓之交涉事。（七）三月十八号电谓：‘事须速行，空言无济，为人所笑。’（八）三月十九号电谓：‘事宜即行。’（九）为应桂馨致北京函，谓‘宋以巨款巩固势力。’”[43]其中有些与后来正式宣布的证据文字相当接近，有些差别较大。
对租界会审公堂未公开宣布证据，外间颇有不满。《民权报》曾就此发表评论道：
法庭何以公开审判？以征信于国民也。会审公堂为上海租界特有之公堂，即不欲征信于国民，亦应征信于上海市民也。上海为各文明国人士会聚之地，宋先生被刺案为世界人道上所最可悲之事，公堂审判此案，当然公开。今既公开矣，则一切证据之辩论，亦当然应当使听审者明白其真象。而既不宣布证据，亦不公开辩论，以至要之犯罪证据，乃仅以传观了之，然则公堂其以此案关系中国政府，于中华民国太不名誉，故不愿宣布之耶？苟然也，则会审公堂误矣。[44]
证据移交中方后，因其内容主要为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函电，故必须洪述祖到案，才有可能定谳。但洪述祖此时已闻风潜逃至德人所管辖之青岛，而德国总督“必索取证据后，始允交洪犯至沪，受法庭审判”。故4月23日，程德全会同黄兴、伍廷芳、王宠惠等齐集交涉使署，检验物证，决定将应、洪往来函电要件寄至都中，俾得凭证，索取洪述祖早日归案讯办。[45]众人“以此项证据关系匪轻”，“似未便将原物寄交”，最后由黄兴等提议“将此项证据制成铜版，印刷多份，分寄北京总统府及内务部、司法部各机关”，“其字迹与字码永远可以保存”。遂由陈贻范招一摄影师，在交涉使署当众将重要文件分别摄影，原物则“暂存在交涉使办公处妥为保存”。[46]
4月25日，上海《时事新报》率先公布10件关键证据。[47]当晚12时，程德全、应德闳通电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报告了案发以来租界会审应、武二犯，引渡二犯，移交证物，以及程、应等会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等检查、拍印证据情形，并将主要证据“撮要报告”，共罗列了22件。电曰：
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鉴：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害身故一案，经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暨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预审，暗杀明确，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即吴福铭，应桂馨即应夔丞，解交前来。又于十八日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呈送在应犯家内，由英法捕房总巡等搜获之凶器，五响手枪一支，内有枪弹两个，外枪弹壳两个，密电本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口；另由公共租界捕房总巡，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证据五包，并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将法捕房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簿籍证据一大木箱，手皮包一个，送交汇检。当经分别接收，将凶犯严密看管。后又将前于三月二十九日在电报沪局查阅洪、应两犯最近往来电底，调取校译，连日由德全、德闳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等员，在驻沪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德全、德闳均为地方长官，按照法律，本有执行检查事务之职权，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总统令，自应将此案证据逐细检查，以期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所有关于本案紧要各证据，公同盖印，并拍印照片。除将一切证据妥慎保存外，兹特先撮要报告。（下略）[48]
4月27日，“《民权报》抄证据43件，送各报登载”，随即《中华民报》于当日刊登《铁证》，公布了43件函电文件，并“送铜版印件，要求非国民党各报同登”。[49]《民立报》《神州日报》也在当日刊登《宋案证据之披露》，前者公布了44件，后者公布了43件。[50]随后几日，《申报》和《顺天时报》又先后连载《宋案证据全录》，均为53件。[51]
宋案主要证据由此大白于天下，举国为之震动。需要指出的是，在程、应发出通电前一天，由于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死亡，各方议论纷纷，《神州日报》曾为此发表评论，提醒当事者应尽快将证据全数公开，否则人心将更疑惑。其言曰：
凡应犯家中搜出之罪证，尤当及今从速宣布，尤不可不及今将搜得之物全数表示，以供研求，俾其真际豁露，不致再为造谣者利用，此固确不可易之办法也。若必掩此露彼，但为断章取义之宣布，不使事外之人窥见全体，则人心之疑，必且加甚，此案即欲祈成信谳，其戛戛乎其难矣。此又吾人所敢为当事忠告者也。[52]
证据宣布后，由于程、应通电中有“撮要报告”字样，舆论果然纷纷提出质疑。就在4月27、28日，一篇题为《宋案证据之研究》的文字，先后在《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申报》《时报》《民报》《民声报》等多家报纸刊出，随后几日又被《大自由报》《国报》《新世纪报》等转载。其中写道：
应夔丞家内所搜出之物件甚多，在理应一律宣布，无论其关系宋案与否，庶足以息群疑而见真际。若有所宣布，有所不宣布，则所不宣布者果属何物？有何原因而不宣布？由是所宣布者亦不足以坚国人十分之信心。此关于宣布宋案证据一定不易之理也。[53]
国民党《大中华民国日报》称该篇文字为“袁党公布”，[54]然而，文中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疑问。如《亚细亚日报》指出：“程督来电所纪应、洪之来往函电，均系断章取义，线索不清，而据沪上一方面之报告，其中不免有所偏重。闻所纪各电，政府多已抄得全文，其中有关系共进会者，有关于欢迎国会团者，有关于宋教仁所办提票及其骗案者，而程督之报告，仅其疑似之词，归纳于刺宋之一系，其中是非真象，当由全体之确据有以证据之，甚未可以片面之截取文词，即用以断斯狱也。”[55]这实际是批评程德全等人回避了宋案的复杂性，而将其情节简化为“刺宋之一系”，并据此有选择地公布证据。又如，“超然百姓姚之鹤”发文写道：“今者证据已由程、应二公以行政官之手续择要宣布，似此案之真相可以全形毕露矣。然而，今日一般舆论，对于该项证据，甲派之周内，乙派之辨护，观连日本埠各报所载，仍有绝对相反之点者，何哉？盖应犯家中所存之证据，阅程、应通电有‘择要宣布’之语，则原件必不仅止此数可知。且就所布各件言之，字句费解及言词闪铄、不甚明了者复居其半。综是各因，遂生出一种汉儒门户解经之现象。此实今日甲、乙两派相持之故也。”[56]这是将各件证据言词之闪烁、费解及各派对该项证据解释的纷歧，归因于证据原件未能全数公布。《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禅那也写道：“程督既通电后，国民党派皆以为证据确凿，政府万不能逃其罪者；而非国民党派谓程督在沪已失其自由，围绕于其旁者皆国民党人，其发电时必经国民党之手，其应夔丞铁箱中之证据尚不止此，其关于非政府一方面证据尚多，此电专摘其与政府关连者，断章取义，不完不备，不过欲坐实政府之罪耳。而所谓证据者，亦属于应与洪之关系，非赵与洪之关系，不能据洪、应一方面之词，硬坐为赵罪。此又程电通告后舆论之一班也。”[57]这又是明确指控国民党为“坐实政府之罪”，在宣布证据过程中作弊。而署名“剑农”者，则在其文章中批评程德全等以主观意思宣布证据，并对未来审判能否顺利进行表示担忧。其言曰：“至近来处理此案之手续，其最荒谬可笑者，则证据不完全是也。夫应犯家中所抄出之物，较之四十三件之书面，奚啻倍蓰，若谓其他各件皆无关本案，则此事纯属主观，又乌可之〔以〕行政官之自由意思为之？然则各报所传证物中牵连某伟人丑事多为程督所燬，或非子虚也耶？近日洪述祖将引渡矣，将来辨论公开之际，设洪、应二氏坚以证据不完为词而拒绝审判，则判决此案尚待搜罗证据，程都督咨京之五十三件尚未宣布者，容有一二可定爰书乎？”[58]
上述观点实质上是怀疑程、应及黄兴、陈其美等有意隐瞒、割裂证据，以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对处于嫌疑地位的政府方面及其支持者来说，很容易产生此种怀疑。然而，从证据搜查、移交、保存及检查、拍照等各个环节来看，均有多方代表参与，且程序极为严密，丝毫不存在程、应及黄、陈等人舞弊可能。宋案证据之所以最终只公布了53件，是因为程德全等人认为，从应宅搜出的其他大量文件，主要是关于共进会本身方面的，“与宋案无涉”，应“免于牵连”，因此只检核、宣布了“有关于此案信函证据”，“以为法律准绳”。[59]程德全等做出如此判断固然带有主观色彩，但不能因此判定程等作弊。即便是那位以国民党人名义攻击国民党的“良心”先生，也承认：“涉黄之函虽有其他关系，与杀〈案〉宋案却亦无涉，在余并不主张列入通电内。”[60]而不论是从程、应通电发表后紧接着公布的宋案53件证据检查报告来看，还是从今天在北京市档案馆依然可以看到的当时不曾公布的其他应宅搜获文件来看，程、应等人确无隐瞒、割裂证据之故意，反倒是有不少反映政府与应夔丞密切关系的文件，因程、应及黄、陈等认为与刺宋案无关而未予公布。[61]
应夔丞为宋案主犯之一并无疑义，其人与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黄兴、陈其美等均有关系，故应宅搜获证据实为破解宋案关键。从搜查、移交、保管到宣布各环节来看，“检查报告”所列53件证据，虽然不够完整，但其真实性不容怀疑，故其时无论是国民党及其支持者对政府的攻击，还是袁世凯、赵秉钧及政府支持者的辩解，均以该部分函电文件为最主要依据，只是各方解读存在歧义而已。当时及后来一般关心宋案者对案情的分析，也是以该部分函电文件为最主要依据。立足这一点便可明白，宋教仁被刺后至证据披露前出现的多封匿名信件，其实大多是应夔丞本人及其共进会党徒为混淆视听而玩弄的伎俩。[62]该会党徒极众，仅上海总部各科职员就有至少50人，其中文牍科有一等科员、二等科员及额外科员共10人，加上科长程海平，共11人。[63]应夔丞还委任18人任总部巡缉员，规定“军政各界发生大事件，应即电报本长，以便直报中央”，“遇有地方重要案件，应准合同该管地方官并报都督，以便会商办理”。[64]由于程德全主观上欲免牵连，这些人在案发后，除个别人外，其余均未被获。他们虽未必人人皆直接参与了刺宋，却可以在应夔丞被捕后，造出种种谣言，以淆乱视听。事实上，当时曾有报道称：“主唆行刺首犯应夔丞系共进会会长，自英法捕房缉获之后，该会中人皆无知识，日来百般计议，咸欲代应设法卸罪，以致外间谣言纷起。”[65]各种匿名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除了可以反映应党势力之大外，对于破解宋案本身并无多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