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应夔丞1913年1月14日从赵秉钧那里得到“应密电本”的时候，他的主要任务便是履行承诺，解散共进会。倘若事情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无论应夔丞最终能否解散共进会，刺宋之事都将可能不会发生，因共进会解散与否与国民党并没有特别关系，与宋教仁更毫无关联。然而，由少数激进派国民党人组织的欢迎国会团在上海忽然出现，成为事件的转折，不仅惊动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而且将国民党领袖牵连进来，宋案由此继续向前演进，并最终酿成洪、应杀宋惨剧。
一 沪上突现“欢迎国会团”与袁之应对
沪上欢迎国会团之出现，倡自国民党激进派所办《民权报》记者尹仲材、何海鸣等。先是1912年9月11日，尹仲材于该报发表《正式国会之殷鉴》一文，批评南京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后被军警威胁与“放任弹劾权”，称“参议院北迁之失败，可以为将来正式国会之殷鉴”，提出将来正式国会“当然自行集会于其他地点”。[1]次日，尹仲材又发表《自行集会与集会地点》一文，再次提出，鉴于“前此参议院北迁，如弱主受制于悍仆”，第一届正式国会应“自行召集，并自行择定相当集会地点”，并提议“先开预备会于上海，随即开成立会于南京”。[2]紧接着，何海鸣发表《参议院之末路——正式国会之殷鉴》一文，认为对于尹仲材之主张，“尤当表美满之同情”。[3]不过，由于其时距离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为时尚早，加之孙、黄相继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国政，相谈甚欢，尹、何之主张在当时并未引起若何反响。
进入1912年12月以后，随着国会议员选举工作展开，主张自行召集国会者开始有所行动。12月7日《申报》谓詹大悲“以国会开会在即，宪法问题关系重大，与诸同志商办‘政法学会’及‘欢迎国会团’，欲至各省发起协会，集合人才，为研究宪法草案之预备，故定不日起程，至皖、鄂各省设法联络”。[4]这大概是“欢迎国会团”名词首次出现。1913年1月1日，尹仲材等发表了由何海鸣主笔草拟的《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5]提出该团“以保持立法机关之安全，预防临时政府之纷扰，欢迎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开预备会于上海，自择集会所在地为宗旨”。强调共和国民有选择国会地点之自由，由于“参议院北迁失败，陷入于武力世界之漩涡中，故有今日之萎靡不振，则将来正式国会之议员选齐后，当然自行集会于其他地点，庶得尽立法之职权，而组织最强固之宪法”。[6]同时，尹仲材等在上海拱宸门外法租界诸家桥宝安里设立欢迎国会团事务所，派团员与沪上各党会接洽，并议决三种进行方法：“（一）由各党会公函分寄各支部机关处联合；（二）用该团名义通告各团体；（三）由个人名义加入公函为之介绍。”[7]
上海欢迎国会团发起后，“长江一带闻风响应者，日有其人”。[8]其中“有一班激进派鼓动迁都之议”，以致有人认为，“欢迎国会团发生，名为欢迎国会，实则主张迁都”。[9]并有报道说：“上海欢迎国会团对于迁都一事主张甚力，然恐多数人不解迁都之理由，致招反对，故该发起人现将其主张之理由，用腾〔誊〕写版刷印数千份，赠送在京之要人，以供研究”。[10]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京“辛亥同志团诸志士发起一‘国会地点研究会’，以为后盾”，“所抱宗旨与欢迎团大略相同”，以致论者惊呼：“前日所目为上海部分地方人士之意见者，今竟蔓延全国，且发见于政府肘腋之下矣。”[11]甚至有舆论认为，“国会地点研究会”就是由欢迎国会团改名而来，“其意并不在实行研究，盖不过藉此以动摇人心，以便其阻止议员北来之举，其主旨仍丝毫未变，国会决意拉往南京，国都亦即在南京建设，又有建都武昌之说”；并说“该团现在已在各要埠组织会所，四面派人运动，上海、汉口、浦口三处均已派有人，实行截阻议员北来；更有昌言某某等省军队已为其运动成熟，极愿助彼成事者”。[12]
对于部分国民党人发起欢迎国会团，时人还有更深一层的观察，认为其目的在于为反对袁世凯走向独裁预做准备。如日人所办《顺天时报》就此分析道：
上海有人近日设立欢迎国会团……兹据政界消息，该会设立旨意，决非一个单纯欢迎正式国会之团体，实系对于袁总统一派将来之态度为预备反抗所设立者。至设立该团者，多属国民党人物，如属于共和党、民主党者，毫不加入。窥其原因，则目下国会开设日近，宪法问题陆续纷起，议论嚣然。观总统一派所主张编订宪法根本主义，与《临时约法》精神大异，最大行政权全在总统之手，如国务总理将来不过一傀儡耳。如此，与革命精神实为背驰，名为总统，为共和，其实不异君主专制政治。故国民党中凡属旧同盟会者，或恐万一有如此异事，故先于上海设立欢迎国会团，纠合多数同志，其中使南省都督带有兵力者务多加入，养成实力，以待他日之用。故若袁氏将来态度平和稳健，所编宪法与《临时约法》大同小异，则不足深忧；万一袁氏若欲以威力压服政界，用老辣手段编订利己的宪法，蹂躏共和之大精神，为欢迎国会团者断然反对，再演出南北对峙之奇态，亦未可知。该团体意实如此，其前途亦不可轻视云。[13]
还有人指出，欢迎国会团之出现，其实是为了在选举正式大总统时，议员能够不受袁派之影响，自由投票。如共和党《亚细亚日报》分析道：
各野心家知议员虽得多数，然于北京投选举大总统票，欲舍袁而投他人，事亦不易，故特欢迎国会于南京，以便投票时无所顾虑。即令投票之后，大总统非袁而为他人，北方军民不服，亦可以办成南北分立，为最后之结果。且以为既已举定非袁，亦不患北方军民之不服，即袁亦不能于名义既去之后，别有何种方法以谋对待，其结果并不至于南北分立云云。[14]
组织欢迎国会团之议发起后，国民党内温和派人物、前安徽都督孙毓筠首先于1月3日通电反对，认为“斯议之发生，影响于民国前途安危者至巨”，“南北意见，自孙黄入都后，渐已消融，国民方相庆幸，以为国家政治从此可期统一……而斯说一倡，徒令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恶感，影响所及，大之则有全国分裂之忧，小之亦启扰乱公安之渐”。他呼吁各省新选议员，“务以法定集会期限齐至北京，勿为此种非法之言论所愚，以破坏我新造之民国”。[15]孙毓筠之后，各省都督纷纷发表通电，“言词激烈，群起反对”，“如奉、吉、黑三省及晋、汴、鲁、陕、甘、新、鄂、湘、滇、浙等省均极端不以为然，请大总统迅筹解散办法，以维大局，其中并多主张以武力对待者”。[16]直隶都督冯国璋之通电措辞尤为激烈，斥责该团人员“其罪既不容诛，其心尤不可问”，声言“国璋嫉恶如仇，爱国若命，凡有敢鼓簧其僻辞邪说，冀以动摇国本、蛊惑人心者，惟有执法以随其后”。[17]欢迎国会团方面，何海鸣于1月5日发表《再论国会自行集会与另择地点之理由》，答复孙毓筠，强调指出：“本报往者之所主张，与夫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倡议，第一届正式国会当然自行召集，并自行择定集会地点，先开预备会于上海，随即开成立会于南京，以保持立法机关之安全，预防北京军警之干涉，使议员得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以达真正共和之目的。”[18]接着又发表《三论国会自行集会》与《咄咄冯国璋之国法》两文，反驳“老圃”（即杨荫杭）对欢迎国会团违背《约法》的批评，并斥责冯国璋为“袁家之走狗”，其“口吻在在露出狞牙狰齿，启干涉立法之先声，尤足征欢迎国会团之主张确有见解”。[19]尹仲材也发表文章，斥责孙毓筠“素有神经病”，又斥责孙毓筠与川督胡景伊之通电反对，是“盲心而不盲目”，“老圃”之反对则“并其目亦盲之”。[20]
欢迎国会团声势渐长之时，孙中山正在上海。到了1月下旬，黄兴忽然坚辞汉粤川铁路督办职，也来到上海。[21]于是，“道路传闻孙、黄与该团有何等之关系”，或谓该团表面发起人为何海鸣等，“而内部主动者则为民国某伟人”。[22]《神州日报》甚至说：“闻该团系某党徒所组织，因此次国会选举，其党徒仍欲继任总统，不惜以金银作代价，暗使一班无赖设欢迎国会团于法租界宝安里，日来竟集有团员数十人，要挟各团体具函，分赴各埠，大肆运动，仍欲在南京自行召集国会，破坏《约法》第五十三条，经程都督切实劝谕，仍不肯实行解散。”[23]实则欢迎国会团乃国民党中激烈派如何海鸣、尹仲材等“南方一部分人士所提倡”，孙、黄及国民党本部“并未与闻”。[24]孙中山不但没有参与欢迎国会团，而且据《大公报》报道，他对欢迎国会团的主张并不赞同，曾在1月中旬密电袁世凯，提出应对办法，略谓：“此项团体并非有破坏现状，实系特别注重将来之宪法起见，请大总统即以将来宪法问题订明意见，预行宣布，则此项团体即可无形消减；若必强迫解散，则恐反对大总统之嫌疑愈深，风潮必益激烈。”[25]
由于国民党在其时正在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形势大好，欢迎国会团忽然出现，引起袁世凯高度紧张，特别是“其势力渐次扩充，重要人物加入该团者亦复不少，声气所加，有向北趋进之势，总统睹之，如眼中刺，殊为注意”。[26]据《顺天时报》报道，1月13日下午，“曾有重要人物面谒大总统，关于此事觇大总统之意见”。[27]此“重要人物”很可能就是孙毓筠，因为根据《神州日报》所登《总统府日记》，当日“孙毓筠到府请谒，并呈条陈一封”。[28]同日，大总统“特召赵总理至府开密会议”，“参预者惟梁秘书一人”，所议大略：“一、对于该团体必须速即设法解散，以免有碍正式国会之成立；二、对于鼓吹迁都之激进者流，必须急行设法取缔，免摇国本。”[29]1月16日，总统“以上海何海鸣、詹大悲、戴天仇诸人发起欢迎国会团，派人四出运动国会当选议员迁移开会地点，以避军警干涉，实为分离南北之危机，虽经孙少侯（即孙毓筠——引者）通电各省取消此议，然尚有大张旗鼓之势”，故又约见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诸人，“在府秘密会议”，商讨应对办法。[30]1月19日，袁世凯决定派人到各地方，采取“和平劝散办法”，谓：“此项团体系纯为反对本总统一人而发，若遽强迫解散，不惟愈增恶感，而本总统心迹益难表白，拟先由劝慰入手。”[31]1月20日，袁世凯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秘密调查该会中人物，并如有异才，电召北京，任以重职；或先由军警解散，倘伊等不肯解散，即当捕获，以内乱罪论”。[32]
1月21日，国务院接到“大总统特交议定对付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办法一件”，交各国务员讨论。内容略分四项：“（一）调查该团员之才具优长者，召其来京，或在各本省分别录用；（二）分饬江苏等省都督，设法劝令解散；（三）预先解释该团所倡政见与时事背谬并有关国本、妨碍边局之处，出示通告；（四）如上三项于实行后，或有违抗及其他之窒碍，即行捕获，治淆乱国本之罪，惟须电请中央等因。”[33]这四条基本上是1月20日袁世凯致程德全电内容的具体化。
1月22日，总统府接到程德全复电，报告劝导欢迎国会团解散失败，电云：
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旋据该团呈称：查《临时约法》第四条，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是某等组织之团体，并无违犯《约法》，且宗旨纯为欢迎国会之召集，绝无反对大总统之行为。至迁都一节，关系全国，须经将来国会议决，尤非某等所敢干预。贵都督谕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等因。相应据情电复，究应如何办理，仍乞示遵。[34]
同日，程德全又致电总统府，反对以强力解散国会团，指出：“上海发起之欢迎国会团，本少数人无意识之举动，凡持稳健者决不赞成，而直督冯华甫（即冯国璋——引者）日前曾因此事通电全国，虽系为维持大局起见，然详参其意旨，似将拟以强力解散。伏思此事既系少数人之私见，即无妨以和平解散，断无须施用强迫，致滋他故。请大总统、政府诸公务须审虑周详，决不可操切从事，反使此激烈派有所措词云。”[35]
袁世凯也意识到还是和平处理为好，一方面密电湖南、湖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七省都督，“因南省发起欢迎国会团，主张正式政府成立南京之问题，责令迅速设法解散，以维大局”；另一方面听从孙毓筠的建议，电约黄兴“来京面商要政，并调和南北感情”。[36]黄兴复电声明：“克强此次辞铁路督办之职，实因旧病复作之故，并无他意，乃外间有传克强此次辞职来沪，与欢迎国会团有关系，乱言惑众，用意安在。”表示“一俟贱疾稍愈，即行北来”。[37]袁世凯又致电孙中山，请其在沪就近劝解，解散该团，以便国会能在北京顺利召开。孙中山于2月7日复电谓：“此间人士组织欢迎国会团，只为欢迎国会议员、激发人心起见，缘无别故，文更未加入其间，非所闻问。惟当兹国势危急、强邻进窥之际，既承嘱命，自当相机向与文相识者妥为开导，以副雅命。”[38]
沪上欢迎国会团突然出现，给袁世凯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但对洪述祖、应夔丞而言，却是难得的出头表现自己的机会。由此，宋案开始向着下一个环节发展。
二 洪秘密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
欢迎国会团出现给袁世凯造成的恐慌，以及袁世凯竭力应对，使洪述祖、应夔丞看到了再次合作的机会。本来，在1月15日之后，应夔丞在京已经无事，可他却没有即刻南下，而是继续停留了一周。在此期间，因袁世凯对欢迎国会团的出现“非常震动”，欲派人采取和平劝散办法，洪述祖遂“乘机运动当局”，[39]并如愿以偿获得袁世凯“特委”，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洪述祖显然在袁世凯面前提到了应夔丞是可用之人，得到袁世凯认可，于是，洪述祖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应夔丞，将获得总统“特委”的消息告知，时间约在1月20日或21日。二人遂决定“秘密结约，以便进行”。[40]
1月22日晚，洪述祖偕同京妓苏佩秋及应夔丞乘火车离京，准备南下活动。[41]洪、应二人借政府欲解散欢迎国会团之机，处心积虑对付国民党人，并攫取私利的阴谋，就此拉开帷幕。1月26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径电”，这是目前所见他以“应密”电码向国务院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内容为：
北京国务院鉴：应密。洪正有事苏宁，准卅一号回淮运司，翌日来京……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夔。径。[42]
所谓“国会盲争”也就是“国会暗争”。此电意思是说，欢迎国会团真相已得，详情将由洪述祖回京后当面汇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所刊《国民月刊》于此电后附加按语道：“所谓‘国会盲争，真相已得’者，盖其杀机已动矣。”[43]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而《民立报》的解释则甚准确，谓：“此电系洪述祖来沪时应夔丞所发，所谓‘国会盲争，真象已得’者，洪之南下本为解散欢迎国会团而来，故下有‘洪回面详’语也。”[44]《亚细亚日报》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谓：“此即欢迎国会团起点。应、洪一面发起欢迎国会团，一面又以解散自任，故有此电之报告。”[45]这种解释意在说明应、洪自导自演了欢迎国会团，以欺骗政府。但实际上，欢迎国会团系国民党内激进分子如何海鸣、尹仲材等发起，与洪述祖毫无关系，与应夔丞的关系则有点微妙。应夔丞与何海鸣等的确很熟悉，欢迎国会团事务所所在地拱宸门外法租界，也是应夔丞家所在地。欢迎国会团发起之初，上海有26个团体曾组织旅沪团体联合部，支持欢迎国会团，共进会也是其中之一。后来在应宅搜获文件中，也发现有《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46]在孙毓筠、冯国璋、胡景伊等通电反对，以及政府电饬苏督解散该团消息传出后，该联合部曾计划发表通电以应对，并为此于1月23日致函包括共进会在内各团体，请列名赞助，时间恰好在洪、应南下到达上海前。[47]由于上述原因，洪、应对欢迎国会团的动向及真相，很快便得以了解，并向国务院报告。至于此电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关系，将在后面分析，此处暂且不论。
继1月26日发出“应密径电”后，1月27日，应夔丞又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一封1月25日晚写就的信件，其中写道：
应〇〇上言：所事已于宁、申查有实在。顷得湘、鄂回电，其中尚别有举动，离奇怪诞，十色五光，妙〔好〕在运用未能一气，措置尚易为力耳。详情另密陈。中山先生同马君武先生游东瀛，足见高人深致。顷读《民立报》所载，适洪老伯来沪，询以究竟，彼亦茫然，幸事实相离。但既有是因，不得不始终慎之。因悉府中每有人员泄露机要，可否要求极峰于见客时，如有机事商量，总宜屏却左右为妥，则捉影捕风，尽可消弭矣。（〇〇代夔丞二字）[48]
此信第一句是指南京、上海欢迎国会团事已经查实。第二句指欢迎国会团在湘、鄂“尚别有举动”，好在各处“运用未能一气，措置尚易为力”。第三句“详情另密陈”，与前引1月26日“应密径电”所谓“洪回面详”相呼应。第四句“中山先生”云云，是对孙中山东游日本的举动表示赞赏。其实，当时还只是有消息说孙中山将访问日本，实际成行是在半个月后，即2月11日，随行人员有马君武、戴季陶等。[49]由于当时传言孙中山与欢迎国会团有密切关系，而事实上孙中山对欢迎国会团的主张并不赞同，[50]因此他离沪赴日在外界看来颇具深意。如《新纪元报》谓：“欢迎国会团一举，因大半尽属某党派人物，于是外间物议，颇有议其党魁孙、黄二人者。孙中山具负高明，不肯为此无谓之举动，而劝止又不可，不劝止又难逃物议，遂乘势驶赴东瀛，以表明心迹。”[51]《大公报》亦谓：“孙中山既表明决无争竞正式总统之心，其对于上海发起之欢迎国会团甚不赞成，已连次电京主张解散。其此次之赴东瀛，即为避嫌疑起见，并闻偕行者有戴天仇、詹大悲两人，为发起欢迎国会最有势力之人，中山力邀出国，即消弭该团势力之意。此外虽尚有盲动之人，即易解散矣。”[52]
第五句“顷读《民立报》所载”云云，是指1月25日《民立报》所登一则专电，内容如下：
闻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见袁总统不悦欢迎国会团，说袁出巨款，交伊赴沪，担任解散该团。昨已请假，不日南行。[53]
《民立报》刊登此电时，洪述祖实际上已经与应夔丞到了上海。应夔丞看到此电后，向“洪老伯”也就是洪述祖“询以究竟”。由于二人正一起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应夔丞所询问洪述祖者，必非《民立报》所载洪“担任解散该团”是怎么回事，而是问洪“巨款”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见应对洪有无从袁世凯那里获得“巨款”十分关心，而洪则因为并未从袁世凯那里获得“巨款”，对《民立报》所言感到“茫然”。“幸事实相离”是指洪携“巨款”非事实，而不是指洪南下图谋解散欢迎国会团非事实。尽管《民立报》所载洪携“巨款”与事实不符，但该报能如此之快地获知洪南下消息及目的，应夔丞认为可能是总统府有人泄露了机密，因此第六、七两句，应夔丞一方面表示办理此事要“始终慎之”，另一方面要赵秉钧提醒袁世凯（也就是所谓“极峰”），在见客商量机密事情时，要注意保密。应夔丞的这一提醒让我们知道，解散欢迎国会团系总统府主动发起，同时也透露出“袁世凯与洪、应曾商量机事，事后恐府中人员泄露，故见《民立报》之专电而惧，告总理使专求总统注意也”。[54]所谓“机事”，即设法解散欢迎国会团。洪述祖见消息走漏，曾于1月29日致函《民立报》请求更正，谓“此次南下，与无锡荣氏结儿女姻亲，并无携袁款解散欢迎国会团事”，[55]然而这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洪述祖此次南下计一个多星期。1月31日，洪述祖离开上海。行前一天，应夔丞写了一份呈文与大总统，托洪述祖呈递，呈文名曰《制定宪法之必要》，专门阐述制定宪法应赋予大总统“解散议会之权”，呈文末并表示已经采取办法以达到这一目的。[56]2月1日洪述祖到达天津，2月2日返回北京。如果说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还只是洪、应二人阴谋对付国民党人的序幕或铺垫的话，那么，随着洪述祖回到北京，这一阴谋剧正式开始演出，且看洪、应二人，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之遥，是如何合演这一出跌宕起伏的“双簧戏”的。
三 “大题目”下所谓“要紧文章”之内涵
先是2月1日洪述祖到达天津当日，便立刻给应夔丞写了封短信，内容如下：
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阅后付丙。[57]
洪述祖此次南下的主要使命是调查欢迎国会团实情，由于“已得真相”，洪的使命可以说已经完成，但他却觉得还缺点什么。细揣此函语气，洪述祖似乎以为不乘机唆使应夔丞弄出点事情来，就不算完结，其内心之阴险可见一斑。而且洪述祖所欲达到之目的显然不可告人，故他提醒应夔丞“阅后付丙”。紧接着，2月2日洪述祖回到北京后，又给应夔丞发信道：
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似亦不宜太迟也。[58]
所谓“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是指洪已在“老赵”面前将“要紧文章”，“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则为“略露一句”的内容之一。“超然百姓姚之鹤”对此句的解释是：“‘说必有激烈举动’系赵（秉钧）说如此做去必有激烈举动，就洪函言之，其事实究竟如何，出于洪一面之词，此时固难定断，而字句之解释则不外是也。”[59]这显然是错误的解读，把洪对赵所说的话，当成了赵本人所说。正因为洪述祖已在“老赵”处做了铺垫，所以他才指示应夔丞“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否则“老赵”必觉突兀，不知所云。同时说明洪已告知“老赵”，这个“大题目”将与应夔丞一起来做。洪述祖的这一手法，与上年秋冬间他电邀应夔丞入京时，指示应夔丞先发一电，专门向中央索款，如出一辙。至“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有国民党人以“杀宋取偿”来解释，如《国民月刊》按语谓：“‘题前迳电老赵索一数目’者，谓必于下手前预索一巨数，以便下手后取偿也。若辈志在金钱，然非有以金钱利用若辈者，若辈亦何苦杀人乎？”[60]这显然是把“大题目”“要紧文章”及“激烈举动”“激烈文章”等均理解为了刺杀宋教仁。然而，这样的解释与函意并不相符，后面的分析将会证明这一点。
由洪述祖所发两信措辞来看，洪、应二人对于所谓“大题目”“要紧文章”具体指什么，彼此心照不宣，说明他们在上海已经有所谋划。那么，“大题目”究竟是指什么呢？《国民月刊》的解释是：“所谓‘大题目’者，盖倾陷国民党之手段也。”[61]应该说很接近该函真实意思。由于当时袁世凯正为解散欢迎国会团的事，设法对付国民党激进派，而派洪、应调查该团真相即是举措之一，因此可以断定，洪函所谓“大题目”就是指设法对付国民党这件大事。由两信还可以看出，“要紧文章”与“激烈文章”意涵不同。完成“要紧文章”，须有“激烈举动”，或须做一篇“激烈文章”，但此“激烈”并不一定指动用武力。而无论“要紧文章”还是“激烈文章”，最终都是为了做好“大题目”。
那么，洪、应为做“大题目”，准备写一篇什么样的“要紧文章”呢？就在洪述祖寄出2月1日信件当天，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了“应密东电”：
北京国务院赵鉴：应密。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现以文字鼓吹、金钱联合，已招得江、浙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除总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系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已力图。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夔。东。[62]
电文最后一句“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仍然是指应对欢迎国会团而言，“系解散国会团题中应有之文”。[63]但从全电内容来看，此事显然不再是重点，问题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通过操弄宪法起草来对付国民党人这个目标上，而这就是洪、应为做好“大题目”打算完成的“要紧文章”。电文开头一句“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方祖燊认为是指“国民党时由王宠惠执笔起草有‘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与‘草案’，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八起，连续刊载于《民立报》上”。[64]这个解释很明显是错误的，因王宠惠是广东人，而非“江、浙、川、鄂”人，而且王宠惠也不是国会议员。由于欢迎国会团主要诉求之一是“自由议定宪法”，反对政府干预宪法制定，这让袁世凯意识到必须尽快就此问题表明态度。因此，欢迎国会团出现不久，袁世凯便决定“颁布宪法起草之命令，将政府筹备之法布告全国”，“以免种种纷议”。[65]紧接着决定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并“电饬苏督转知该团，将中央所拟宪法起草各办法为之说明，并准该团公举代表来京，参与宪法会议。至其现在集合之团体，即令实行解散”。[66]由此可以理解，“东电”将对付国民党人的重点，由设法解散欢迎国会团转向操弄宪法起草，看似突兀，实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同时可以看出，洪、应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迎合袁世凯的需要。只是这样一来，洪、应就从原先对付国民党激进派，扩大到了对付整个国民党。
由“东电”可知，应、洪的宪法起草主张，主要强调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将来宪法中关于国务员的确定，除总理须通过国会投票外，各部部长均无须通过投票决定；二是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这样的构想可以保证总统享有较大权力。应、洪试图通过操弄宪法起草来尽量制定出一部符合袁世凯心意的宪法，为此，除了要进行舆论宣传外，还必须收买国民党议员支持这一计划，这就是“东电”所谓“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
具体讲，“文字鼓吹”，就是指通过舆论鼓吹上述宪法起草的两大目标，特别是鼓吹宪法应赋予大总统“解散议会之权”。如前所述，应夔丞在1月30日就写了一份呈文给大总统，名曰《制定宪法之必要》，专门阐述此意，认为：
采取内阁制者，大总统无不有解散议会之权，非为大总统扩充权力，实藉大总统以为监督。大总统监督议会，而议会不敢怠荒，议会监督内阁，而内阁不敢专擅，相维相系，而立法与行政两部，乃并流而进，不致有畸轻畸重之弊，而采用内阁制之精意，乃于是乎得矣。[67]
在呈文后，应夔丞还报告了自己已经采取的“运动”办法，称：“运动起点之办法，已使众议院之中心议员如杭辛斋等，密合各党有起草资格之议员提掖此义，兼侦反对者之意见，设法融化。一面令选举最占优胜之国民党报馆鼓吹斯旨。今将已刊之报先行粘呈备核，可使激动社会一般之心理趋向于一端，然后将预定之手续分道急进，庶得一发而收效也。”[68]该呈文由洪述祖回京后代呈大总统，洪随后在给应函中有“手折递后，甚为欣悦，云足见老弟办事出力”等语，[69]指的就是这件事。可知袁世凯对应、洪正在策划收买国会议员及国民党报馆，操弄宪法起草，是知晓的，并且予以鼓励。
应夔丞所谋划的两方面的“运动”办法，皆以金钱为手段。其中收买众议院议员杭辛斋“密合各党有起草资格之议员”进行鼓吹，可以从应宅所获1913年1月25日应夔丞致杭辛斋的一封信得到佐证。函中写道：
国会事设再无事自扰，只争南北地点，则大局不可救药。自此事发生以来，假款则违反常度，变借债为讨债，蒙事则易和平为威逼，盖外人窥见内状之不稳，有以致之也。□意不问将来总统为员为长，决从革命之根本上解决。解决维何？宪法是也。譬如老板要挡手负责任，又不许挡手用人，即此一条，已属不成为法，余可类推。公选议员，责无旁贷，□今南来，注重在此，虽倾家丧身，必达其目的。望公飞速莅临申。如为年用所羁，□当代筹区区，以济年关之急耳。特再奉达，即颂大安。□□立正。廿五日亥刻。[70]（□或□□代“夔”或“夔丞”）
此函开头“国会事设再无事自扰，只争南北地点”就是指部分激进国民党人组织欢迎国会团，主张自行召集国会，自行确定国会地点。接下来一句是指欢迎国会团的出现给大借款与处理外蒙独立事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再下来，应夔丞提出，不论谁做总统，要从根本上解决总统权力问题，只能通过宪法规定。“为员为长”之“员”与“圆”通，“不问将来总统为员为长”，意即不论谁做总统。“□今南来，注重在此”，是告诉杭辛斋此次由京南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宪法起草问题上用力，这透露出洪、应在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的同时，已经开始考虑操弄宪法起草之事。“公选议员，责无旁贷”，则是要求杭辛斋帮忙鼓吹。为此，应夔丞对杭辛斋采取了“金钱联合”策略。在应夔丞1913年2月所呈支出清单中，我们看到有“支杭辛斋洋四百元”的记录。[71]杭辛斋是否答应帮忙鼓吹，因材料所限，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应夔丞所谓“已招得江、浙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不过是张皇之词。
至于“令选举最占优胜之国民党报馆鼓吹斯旨”，则主要是以金钱收买国民党《民强报》而为之。先是洪述祖1月下旬到达上海后，正值农历岁末，该报馆负责人王博谦找到洪述祖，说应夔丞“允协一千五百元，为该馆卒岁之资”，希望洪述祖在应夔丞前“为一言吹嘘”，洪述祖答应了；王博谦“又属向中央说项”，洪述祖“亦允相机办理”。随即，洪述祖于1月30日写信给应夔丞告知其事，[72]并附王博谦与该报馆另一负责人章佩乙致应夔丞函，索要1500元。王、章于函中写道：
夔公大鉴：前晚畅领大教，快何如之。所谈宪法上之改革条件，晤洪君商定，已遵命属笔，于今日本报登出半篇矣。岁暮途穷，馆事危极，一路救星，专赖我公，无论如何，终须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维持过去。公我党伟人，既有志于建设事业，区区言论机关，想无不鼎力扶持也。彼此维系，伏乞援手，并希从速儩下，以济眉急。明日报已停刊，债户环伺，弟等筑台无术，避之无路，望勿坐视，以索我于枯鱼之肆，异日《民强》之存在，皆出自我公之赐矣。书不尽言，待命而已。此颂大安。弟博谦、制佩乙再拜。[73]
函中前两句明确透露了洪述祖和应夔丞收买《民强报》鼓吹其宪法主张的情形。所谓“宪法上之改革条件”，最主要的，就是“东电”所陈两纲。王、章二人接受了要求，并且很快就按洪、应的意思，于该报先登出半篇文字。故应夔丞在1月30日《制定宪法之必要》呈稿中，有“今将已刊之报先行粘呈备核”之语。而王、章二人则在文章只刊出半篇的情况下，要求应夔丞资助1500元，颇有敲诈之意。应夔丞接到王、章二人函后，批注了25字：“为国会事，已照拨八百元。此批。二年二月一日，即十二月廿六日。”此处“八百元”似为“七百元”之误，因王、章二人于2月1日收到款后，章佩乙曾于当天写信向应夔丞表示感谢，信中有“收到七百元正”之语。应夔丞于该信注有35字：“二年二月一日为国会宪法案，令其鼓吹两大纲，先贴羊〔洋〕千元，今先送七百元，余再补。夔泐。”[74]可知应夔丞总共打算给王、章1000元，而非1500百元。王、章二人对应夔丞先送700元并不满意，章佩乙紧接着又于2月2日致函应夔丞，提出还需要七八百元，并希望先付300元，函云：
夔公伟鉴：昨日承儩款，感感。惟区区七百元，撒手即空。今日已二十七矣，而百孔千疮，万难过去者，尚须七八百元之多。岁暮途穷，如老哥之热心慷慨者，能有几人？迫不得已，叩求援手。前晚所商之二百元万乞惠下，以济弟急。想老哥既维持于前，必能成全于后也。书到后即希宠锡三百元，将来《民强》之存在，皆为老哥所儩，弟等以全力办《民强》，即当以全力报答老哥也。如一时不便，弟当于晚间走领，藉聆大教。何时有暇，乞示知为祷。书不尽言，企盼而已。敬颂大安。制弟佩顿首。[75]
应夔丞于此函注有21字：“上海《民报》已照拨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饬员照送。夔泐。”“上海《民报》”即《民强报》，可知应夔丞并没有完全答应章佩乙的要求，仅于2月3日再给其送去100元，合前所送700元，总计送800元。
王博谦、章佩乙不仅得到了应夔丞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在洪述祖于2月初回到北京向袁世凯呈递应夔丞所撰《制定宪法之必要》手折后，洪述祖复函应夔丞道：
夔弟足下：……手折递后，甚为欣悦，云足见老弟办事出力。对于《民强》，允月协五百，先发四个月，顷已电博谦来取矣，免汇兑张扬也。[76]
据此，收买《民强报》一事，直接得到了袁世凯在金钱上的秘密支持，而这显然是洪述祖为达“文字鼓吹”目的，“向中央说项”的结果。比起应夔丞，袁世凯出手大方了许多，一下子就允诺先资助《民强报》4个月，每月500元，共计2000元。为防走漏消息，洪述祖要王博谦亲自到北京取钱，而不是通过邮局汇兑。此后，洪述祖还有几封信谈及资助《民强报》事，如3月6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又写道：“《民强》款必当竭力领取，惟望足下专一妥人来取（三等车所费无几），不便交汇矣。”[77]直到3月23日宋教仁被刺之后，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仍有“王博谦处之款，拟携票面交”之语。[78]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博谦、章佩乙这两位被袁世凯政府收买而背叛了宋教仁“政党内阁”主张的国民党人，在宋教仁被刺后，发起为宋教仁铸造铜像的聚资活动，一日之间就获得捐款万余元。[79]并且他们对应夔丞的批评毫不客气。《神州日报》为此发表讥评道：“《民强》为言论机关之一，彼虽自认为‘区区’者，顾何至乞怜于狗彘不食之应犯乎？既食其惠矣，则《民强》之得存在于今日，应（夔丞）实与有维持之力，而《民强》乃不能稍微回护，是可知公理所在，虽有言论机关之辅助，亦终至失其效力而已。此或应犯所计虑不及者也。或曰：《民强》非真为应犯机关者，特欲利用彼不义之金，预为宋先生铸造铜像之备耳。其然，岂其然乎？”[80]显然，评论撰者并不知道，给予《民强报》金钱支持的，并不只有应夔丞，袁世凯政府才是幕后主要支持者。
四 洪应构陷孙黄宋“激烈文章”出炉
如前所述，应夔丞“东电”与洪述祖“大题目”一函，都是在2月1日向对方发出的，洪述祖“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一函，则是在2月2日发出的。按照当时的邮递速度，从天津或北京寄往上海的信件，快则需要两天，慢则需要三到四天。也就是说，应夔丞是在还未收到洪述祖来信的情况下，便发出了“东电”，由此可见其对于实施阴谋计划迫不及待，甚至有些抢头功的意味。
应、洪图谋通过“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手段，在宪法起草层面对付国民党人，但这显然很难达到目的，因为议员来自各省，即便“江、浙、川、鄂”所有议员均为其收买，也无法达到目的，何况连这一点他们也不可能做到。应夔丞在“东电”中声称“已招得江、浙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除总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显然是夸大其词。至于赋予总统“解散国会之权”，应夔丞表示，“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已力图”，这实际上是为提出接下来要采取的别项动作预做铺垫，所谓“已力图”即是此意。那么，他们打算如何“力图”呢？接下来我们看到，时隔一天之后，也就是2月2日晚6时，应夔丞在根本不可能收到洪述祖当天所寄“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信件的情况下，再次迫不及待地向国务院秘书程经世发出“冬电”，请转赵秉钧。电文将洪述祖预先已在“老赵”面前“略露一句”的“激烈举动”和盘托出，并隐讳地索要30万元款项。电云：
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应密。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卅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一面又电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此事发生，间接又间接，变象万千，使其无计设法，无从捉摸，决可奏功，实裨大局。因夔于南京政府与孙共事最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黎使田来沪筹款，迄未成。夔。冬。[81]
至此，答案揭晓，洪、应所谓“激烈举动”或“激烈文章”，原来是要“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败坏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达到打击国民党的目的，而洪、应则可借机向政府索取一笔巨款。洪述祖知道，采取这样的“激烈举动”，或做这样的“激烈文章”，是不可告人之事，因此在2月1日函末特别叮嘱应夔丞“阅后付丙”。[82]由“冬电”来看，应夔丞计划这样做的理由，是“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也就是说担心操弄宪法起草之举反被国民党方面利用，因此，为保险起见，已向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等，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巩固政府方面支持者。应夔丞后来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影响越来越大，自己“无力防阻党人”，因此欲“藉毁损其名誉，以杜一般社会之盲从，稍阻危机于一发”。[83]洪述祖则说，这样做“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去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84]但这样一来，洪、应对付国民党人的手法和内容就再次发生变化，由“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操弄宪法起草，转为搜集所谓“劣史”，直接构陷国民党领袖人物。
为了让政府相信这样做有其必要性，应夔丞在“冬电”中不惜虚构、夸大事实，乃至以危言耸动政府。比如，电文首句以“孙、黄、黎、宋运动极烈”一语，来描述当时这几人“运动”正式大总统选举的严峻形势，但实际上黎元洪根本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早在1912年8月，德国《柏林日报》驻北京记者萨决曼就曾问黎元洪：“来岁正式政府成立，谁人将为大总统？副总统亦有意于此乎？”黎曰：“否。余不愿为大总统。余军人也，余愿仍服旧职，此人所望于余，余自忖亦能勉强承乏。至大总统一职，余友袁君将实膺之，余将竭余之全力以助。”[85]孙中山也早就表示自己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即1月29日，孙中山在接见日本驻沪人员宗方小太郎时，还表示自己“断不肯担任总统”，又表示：“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86]在电末，应夔丞更以危词耸动政府，称：“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另外，电文谓“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同样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宋教仁自1912年末以来就一直在湖南老家，直到1913年1月20日，方电告章士钊，将于1月21日到武汉。[87]而黄兴恰在宋教仁到武汉之前，辞去湖北铁路督办之职，紧接着就去了上海。[88]2月13日，宋教仁从武汉到达上海，这时孙中山已经到了日本。应夔丞发出“冬电”前一段时间，宋教仁与孙、黄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并不在一处，国民党不可能做出“忽主举宋任总理”的决定。事实上，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报纸仍然报道：“国民党则种种主张不一，首以黄氏为大总统，否则以黎氏为大总统，以黄氏为副总统，而实权为黄氏所握；再次则以袁氏为大总统，以黄氏为国务总理；如形势上有变更，万不得已时，则以宋氏为国务总理，维持势力。”[89]可见国民党并未确定宋任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