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借机索款，应夔丞又绞尽脑汁编造了“已向日本购”得“孙黄宋劣史”等材料的曲折细节，向赵秉钧报告说，他的计划已经被孙中山知道了，孙中山要黄兴遣“马姓”到日本重资买毁，他所派购得“劣史”者一方面向“马姓”索要30万元，另一方面“阳许阴尼”，在获得3万元后，又电告第三方要挟“马姓”，使得“马姓”顾此失彼，“虽百倍其价”，终于没能买毁“孙黄宋劣史”等。应又自夸，此事之所以能做得如此“变象万千”，使孙中山等“无计设法，无从捉摸”，是因为他曾在南京政府供事，知道孙中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一政策”，黄、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应在“冬电”中说，购得“劣史”者向“马姓”索要30万元，实际上就是暗示赵秉钧，需要花30万元才能得到“孙黄宋劣史”等。然而，从后来情况看，政府并没有收到这些材料，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些材料。应夔丞说“拟从横滨发行”，其实是因为他心里知道，根本没有“劣史”可以购回国内，说“拟从横滨发行”不过是要掩人耳目。正因为是虚构的，所以我们将会看到，洪、应合作的这篇“激烈文章”，不久以后就无法写下去了。
在洪、应的构陷计划中，还有一点须格外注意，即该计划的诋毁对象虽然包括孙、黄、宋三人，但很显然，孙、黄只是陪衬，宋教仁才是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主要是在宋教仁积极努力下完成的，其后孙中山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社会事业”，黄兴亦一度担任湖北铁路督办。唯有宋教仁仍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运动，大力宣讲其政党内阁主张，并为国会选举奔走呼号，舆论至有“在革命时代，宋实不如孙、黄，而在政党时代，虽孙、黄实不如宋也”之说。[90]应夔丞特别告诉赵秉钧“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其用心之险恶暴露无遗。在应夔丞看来，宋教仁是赵秉钧保住总理位置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不惜虚构事实，特别提出此点，欲以此来激刺赵秉钧。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导致宋教仁成为应、洪陷害的主要目标，即宋教仁于1913年1月下旬到达武汉后，欲行“以黎制袁”之计，一度与黄兴极力运动黎元洪出选正式大总统，而由国民党人出任总理，掌握实权。但黎元洪最终拒绝，并将内情“和盘托出，尽情以电告袁总统，并自陈述衷情，甚不欲为总统”，导致宋教仁的计划失败。[91]“冬电”所谓“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部分含义似即指此，而所谓“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云云，也似有所指。不管怎样，宋教仁此时已经被洪、应视为“出头鸟”，其后来成为被刺目标，实在此构陷计划当中已露出端倪。
对于“冬电”，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曾有一解释，谓：
此电乃洪、应勾结，谋挟制宋党，乃觅种种证据，其意盖欲献媚政府，为索款地步，以实行敲诈伎俩耳。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袁氏曲意敷衍民党，不独袁、黎沆瀣一气，无民党可言，即彼孙、黄、宋诸人，政府亦复供应不暇。若使意见差池，亦岂必藉欺骗证据，始能控驭。此电在法律上、事实上皆为洪、应二人自动之意思，不能指为政府之发动也。[92]
这种解释的第一层意思与“冬电”内容是相符的，第二层意思则意在为政府辩护，认为政府没有构陷“孙黄宋”的动机，洪、应所谋划“不能指为政府之发动”。然而，洪、应所谋划能否“指为政府之发动”，还要看政府接到“冬电”后是何态度，倘若政府不许洪、应干此勾当，则政府自然不能被视为发动者；倘若政府同意并催促洪、应实施计划，则政府当然就成为事实上的发动者。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中“大题目”“激烈文章”“要紧文章”等语，当时及后来尚有多种解释，但均不着边际，不能成立。如《民立报》按语：“‘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云云，可知其谋杀之事，蓄心久已。”[93]《国民月刊》按语：“做一篇‘激烈文章’者，盖谋杀伟人之初意也。鬼蜮伎俩，暗杀行为，已流露于兹矣。”[94]此二说皆失之主观武断。《中华民报》按语：“云‘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云云，则可知其必为谋杀之举。”[95]同样系武断之言。又说：“‘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即谋杀之意已示知于应犯之谓。”[96]则张冠李戴，将洪在赵前将“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误为洪将“要紧文章”向应“略露一句”。近人陶菊隐、方祖燊、何泽福等也错解其意为杀宋。如陶认为，“洪屡次打电报催应‘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动手的隐语”。[97]方认为，“‘激烈文章’，谓暗杀宋教仁”，“‘已略露一句’，洪谓已向袁、赵微露其暗杀计划”。[98]何认为，“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即指暗杀之事，这是袁世凯正式暗示要杀害宋教仁的开端”。[99]此外，袁世凯方面之《大自由报》所登“冷眼先生”《宋案证据姑记录》，在2月1日函后有按语道：“右证实洪要应之始，语内尚无一定主张，并未定将谋谁氏者。”[100]而事实是，洪、应早已密谋妥当，倾陷对象也早已确定。《时事新报》所登“超然百姓姚之鹤”文则云：“按所谓‘大题目’者，不知何所指，周内派确指为必系谋杀之举，愚虽不敢绝对赞成其说（盖当时尚有别种谣言，安知非此辈所为），然此等宵小聚谋，何所不至，其必非正当行为，固可必也。惟未得确实凭证，不便硬坐耳。”[101]显然也是貌似谨慎，实则不明就里之谈。
最有意思的是，刺宋案发生后，赵秉钧发表自辩“勘电”，谓“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之语，系洪述祖“藉解散欢迎国会以恐吓政府”，而“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之语，则为洪“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是时正沪上欢迎国会团发起之初，马迹蛛丝，尚堪寻索。”[102]前句解释尚有些许道理，因为洪、应二人所设计的“激烈文章”确有以危词耸动政府之意，但“勘电”故意不提洪述祖以怎样的“激烈文章”恐吓政府。后句云洪“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云云，则掩盖了解散欢迎国会团实由政府主导的事实，政府若不打算解散该团，又怎会派洪为特使南下？更有意思的是，在北大历史学系所藏宋案密档中，有一份《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03]其中写道：
方是团之发生，曾以团中名单及《宣言书》径致国务院。是时政府莫名其妙，而咸以该团影响统一甚大，听之不可，干涉之又有不能，而应、洪辈乃时以解散之责自任。而不知是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发生，欲阳以恫吓政府，而阴则假以讹诈钱财也。政府不察，堕其术中，亦已傎矣。观电文中做“激烈文章”“方有价值”及密电“索一数目”等语，即指《欢迎国会团宣言书》也。其假术售奸之情状，已不必燃犀而可睹矣。[104]
当时报纸亦有将“激烈文章”解释为《欢迎国会团宣言书》者，认为是洪、应合演的双簧。如《时事新报》称：“该团与应通气，洪亦知之，故洪与应电谓须有‘激烈文章’，乃能索价，按其月日，正《欢迎团宣言书》发表前后之时也。”[105]《新纪元报》则谓：“上海欢迎国会团于二月中旬发表宣言书，应实阴与通谋，外面故猖狂论，以警政府，里面令洪以调停为名，向政府索钱。所谓‘激烈文章’，所谓‘价值’，及所书月日合之，当时情状丝毫不爽。”又云：“所谓‘要紧文章’，即指欢迎国会团事，所谓‘略露’，即指暗告政府，而所露之一句，即‘必有激烈举动’六字，言已暗告政府上海欢迎国会团必有激烈举动，不可不防，于是而下面索款之言可以牵入。前后针锋，遥遥相对，阅者正可玩味得之。”[106]然而，事实是，《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早在1913年1月1日该团宣告成立时便已发表，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袁氏密档中之《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并驳书》又告诉我们，政府对于该团来历其实是清楚的，因该宣言书后明明写着发起人为何海鸣、尹仲材、李元箸、张汉英、江镇三等，与应、洪并无关系。[107]政府辨明书却说接到宣言书“莫名奇妙”，并说该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为”，“激烈文章”就是宣言书，可见政府一方面故意隐瞒解散国会团之真相，另一方面采取移花接木办法，将构陷“孙黄宋”之“激烈文章”与《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混为一谈，并将构陷“孙黄宋”的责任完全推到洪、应身上。
洪述祖后来在法庭接受讯问时，也对“激烈文章”一语有过解释，他说：“至作一激烈大文章之句，系民国初建，南北分歧，有谓总统制者，有谓内阁制者，应夔丞作一篇总统制论说，邀赵总理呈递总统，此即谓之‘激烈文章’，非系含有他种意味。”[108]洪所谓应夔丞所作“总统制论说”一篇，即前文提及之《制定宪法之必要》呈文，反对《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然而，此种讨论中国应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文章，在民初报刊比比皆是，称之为“要紧文章”可以，何能称之为“激烈文章”？洪述祖所言不过是故意将“要紧文章”说成“激烈文章”，从而掩盖其与应夔丞构陷“孙黄宋”的阴谋。
至于应、洪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有报道说应夔丞曾告洪述祖，“宋在东京时曾假造钞票，为日政府拘索……洪闻之，居为奇货，拟一面取其凭据，向政府诈钱，一面要挟宋，令出巨款为偿”。[109]然而，宋“假造钞票”并未见诸任何记载，不过谣言而已。革命党人“捄炎”则解释，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能与宋教仁《间岛问题》一书在日本印行时之纠纷有关，他说：
此案证据中，及赵秉钧之通电，均有宋在日本“骗案刑事提票”之语，颇足滋不知者之谣惑。夫宋先生之学问道德为世所推，断无不可告人之事。而若辈却又明明指实“刑事提票”，此与泛称“劣史”二字者不同，鄙人于此事稍知涯略，不敢隐讳，敢告国人而释群疑。盖当间岛交涉发生时，清廷颇为注意，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即饬驻日钦使李家驹物色熟悉间岛情形之人才。其时遯初正从奉天脱难后，调查间岛情形完毕，著有《间岛问题》一书，署名宋练。李家驹不知其为遯初也，知是书尚未付印，急设法延见钝初，索稿阅之，甚欢，遂以报告袁氏。袁即电复李，嘱令遯初进京，许以不次之擢。宋佯许之，而以川资不足为辞。李即劝将所著书稿售与留学生编译社，由该社经理毗陵人某君接洽，以二百元购其稿，并未兼买版权。在遯初之意，不过欲《间岛问题》一书得以流行祖国，使同胞稍知间岛之历史地理，目的本不在金钱，更不在川资，盖自始未有进京受官之意也。惟当时同志中颇因此疑遯初有贰心于满清者，遯初不得已，往商诸该编译社经理，要求买绝版权费百元。该经理不允，遯初遂谓：贵社若不兼买版权，则我须自行出版。该经理诺之，于是遯初在报纸上登一告白，中有“革命党首领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为好友某君（即指该社经理）将去印行，因原书错误太多，故自行集资再印，务求精美，以餍阅者之望”之语。此告白发现，该社经理大为愤恨，遂指为撞骗，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后因版权本未买绝，当然不成罪案。今应犯等所指“骗案”，盖即此事，欲利用之以为倾陷之具，可谓心劳日拙矣。终之，此项“提票”无可收觅，且亦不足以为倾陷之资料，遂出于暗杀之计，稍有常识者类能知之。且该案发生时，李家驹曾有电致袁世凯，痛恨钝初，则此事不特洪、应所不知，即赵秉钧亦未必深知，知之者惟直接李家驹之袁世凯耳，然则今之欲收买“提票”而主谋陷害宋氏者，舍袁世凯其谁属哉！[110]
徐血儿也说：“夫所谓‘宋骗案刑事提票’者，乃宋先生光明磊落，不愿为满清官僚所利用，而以未买绝版权之自著《间岛问题》一书，自行印行，为留学生编辑社经理某所诬控，未成罪案者，固无所谓‘撞骗’及‘刑事提票’也。今政府中知此事，惟袁世凯与李家驹耳。盖袁世凯忽忆及此事，以为是可以毁坏宋先生名誉者，乃密令赵、洪以巨款许应，使应收买此项提票也。此尤袁主谋倾陷之一大铁证也。”[111]此种解释同样不能成立，因构陷“孙黄宋”之“激烈文章”乃应、洪二人编造，并非“袁世凯忽忆及此事”而指使洪、应实施构陷阴谋。况且宋教仁印行其所著《间岛问题》，也不是什么“刑事”问题，袁世凯如何能让洪、应购得“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而且，应夔丞声称“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后来却一直拿不出这些材料，可见所谓“宋犯骗案”，不过是洪、应为构陷宋教仁并骗取钱财面壁虚构的情节。
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即应夔丞明知自己手中没有可以构陷“孙黄宋”的所谓“物证”，那么，他难道不知道，拿不出“物证”就不可能从中央索取到款项吗？唯一的解释是，应夔丞当时判断袁世凯会先付款，让他去购买所谓“物证”。等款项到手后，他再和洪述祖设法构陷“孙黄宋”，敷衍袁世凯，给其一个交代。从洪述祖2月2日函要应夔丞“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来看，二人确有先取钱后办事的想法。而这样做是基于既有的经验——5万元共进会遣散费就是袁世凯先付款，然后要应夔丞去办事，结果钱轻易落到了应、洪手中。只不过这一次应夔丞失算了，从接下来的案情我们看到，袁世凯似乎有所戒备，要求应夔丞先提供“物证”，然后再付款。于是洪述祖开始一次次催促应夔丞赶快将“物证”寄来，而应夔丞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回应，于是案情逐渐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变。
五 构陷阴谋未果洪唆使应对宋“乘机下手”
在2月2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冬电”后，构陷“孙黄宋”计划即进入行动阶段。2月4日，洪述祖写信给应夔丞，向其讲述了袁世凯看到计划后的反应：
夔弟足下：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用此飞函驰布。望弟以后用“川密”与兄，不必再用“应密”，缘（经）程君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处手续不甚机密。此信到后，望来简电，“函到”二字足矣，或加“件照寄”三字，以杜邮局迟误之弊（连邮局亦须防）。手此，即颂台安。名心启。二月四日。[112]
对此函，《民立报》附加按语分析道：“按‘冬电’即应夔丞故为大言，以倾陷国民党重要人物之电。赵付洪，洪呈袁，袁阅后喜悦，可见袁忌嫉之念，蓄之至深，闻有倾陷之谋，即深叹为颇有本领。又可见洪、赵朋比为奸，无所忌惮。民贼之手段，其辣如此。然应所云‘骗案’及‘提票’，实皆子虚乌有之谈，倾陷不成，而暗杀之谋亟矣。”[113]此种分析大体可以成立，不过此时谈杀宋为时尚早。又，国民党人徐血儿云：“洪致应电有‘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及‘面呈总统、总理阅过’等语，而所谓‘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即袁嘱洪转应之言，是则大暗杀案非特经袁世凯预闻，而且由袁世凯嘉许，令应进行也。此袁世凯与赵秉钧为大暗杀案之元凶正犯之确证也。”[114]这显然是过度解读，与原函意思并不相符。另一国民党人宗良则视此函为“袁谋杀宋先生间接之铁证”之一，“虽百喙而不能辩”。[115]这一表述稍微严谨一些，但显然也理解有误。袁阅过“冬电”以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证实了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计划的确主要由应夔丞提出。“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与“东电”中之“似已操有把握”，和“冬电”中之“其一已有把握”，隐相呼应，尤可指实袁世凯确实看到了该构陷计划，并指示进行。但袁世凯并未完全相信应夔丞可以做到，故在洪述祖“略提款事”后，袁表示需要应夔丞将“宋骗案情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于是，洪“飞函”告应。这是洪述祖第一次催促应夔丞提供构陷宋教仁的材料。因为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而且事属不可告人，故洪述祖为防泄密，叮嘱应夔丞以后改用“川密”发电，以防用“应密”时于程经世或赵秉钧处泄露消息。这说明赵秉钧、程经世虽与闻其事，但洪述祖因与赵、程关系并不密切，故对二人又有所提防。为防邮件泄密，洪述祖又要求应夔丞回电时只要简单写“函到”二字，或加“件照寄”三字即可，由此亦可见洪述祖确信应夔丞可以购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为此，他“屡次函电促其进行，催取此件”。[116]洪述祖此时既谋求获取“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则其无杀宋之意可知，否则直杀之可耳，何必多此一举。
对2月4日函，洪述祖1913年5月在青岛接受德国胶澳审判厅讯问时，曾试图推翻。其供词云：
二月初四日余致应书于上海，称余已将此事报告大总统，大总统面有喜色云云。而实则余并未如此办过。余如此写信，不过欲激动应耳。余又称大总统曾言须将该案详情查明，并须觅得拘票照片作据等语。[117]
洪、应合谋构陷“孙黄宋”，主要目的之一是借机向政府索款30万元，在当时财政极度困窘的情况下，这个数目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倘若真如洪述祖所言，他并没有将构陷计划报告袁世凯，则没有袁世凯之批准，30万元从何而来？洪、应谋利之目的又如何能够达到？因此，其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洪在青岛德国法庭接受讯问之时，正值各方强烈要求政府将其引渡归案，洪述祖极力否认他与应夔丞构陷国民党领袖的计划得到袁世凯支持，不过是为了自己不被引渡归案而与袁、赵讨价还价的结果，本书第六章将专门论述这一问题。
继2月4日函后，洪述祖又于2月5日给应夔丞发出一电：
冬电中央，即此进行。迅即寄宋骗案由、提票影片，藉可请款，仍旧折三分一。应将实在情形先电覆。初五日。荫。[118]
由此电看，洪述祖相信应夔丞很快就可以搞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因此要他迅即寄来，“藉可请款”。“应将实在情形先电覆”，则可见洪述祖迫不待之心情。这是洪述祖第二次催促应夔丞提供构陷宋教仁的材料。“仍旧折三分一”为二人约定的瓜分所得款比例，洪得三分之一。“仍旧”二字说明二人此前已有合作谋利之事，此次同样以谋利为主要目的。在洪、应往来函电中，有好几封内容是关于二人合谋以低折扣购买政府公债票之事，说明谋利确为洪、应合作的主要目的。不过，关于低折扣购买公债票的函电都是在2月5日电之后才出现的，因此，此电所透露的二人此前合作谋利，应当就是指上年末本年初以解散共进会为名在京骗取政府5万元经费之事。
洪述祖发出2月5日电时，应夔丞刚好离开上海外出，直到2月8日，该电方由应夔丞妻子薛氏抄寄应夔丞。[119]因为一直没有接到应夔丞回音，洪述祖又在2月8日写了一封短信给应夔丞：
夔弟足下：函电谅已入览。日内宋□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也……手颂台安。小兄观川手启。二月八日。[120]
这是洪述祖第三次催促应夔丞。原电“宋”字后面“□”字模糊不清，似“案”字，又似“辈”字。《民立报》直写为“辈”字，并解释道：“此函所云‘宋辈有无觅处’，当即应夔丞所捏称宋先生之‘骗案’及‘刑事提票’也。‘中央似颇注意’，足见袁、赵蓄意倾陷宋先生，无时或忘。”[121]《中华民报》也将“□”直写为“辈”，但解释与《民立报》截然不同，认为“此函系二月八日之函，其时袁、赵杀宋先生及其他诸人之意已决，故有中央‘似颇注意’之辞，‘宋辈有无觅处’，则探宋先生之行踪是也。逆谋非一朝一夕矣”。[122]如上所析，袁、赵此时正谋构陷“孙黄宋”，并无杀宋之意，故《中华民报》之说不能成立。“□”字以笔者判断，亦必为“案”字无疑，而非“辈”字，盖若为“宋辈”，则指孙、黄、宋诸人，若为“宋案”则指“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国民党为合法政党，孙、黄、宋皆国民党要人，行踪公开，并非通缉要犯，岂能无觅处？即便要觅孙、黄、宋，也不必非由应夔丞，可见《中华民报》之说并无道理。函中“中央”二字，当然既包括袁，也包括赵。“中央对此似颇注意”一句，政府方面辩称“纯系昔日书吏撞木钟技俩”，[123]或“纯系洪之主观”。[124]然而，这不过是政府方面试图撇清袁、赵与构陷国民党领袖阴谋相勾连的说辞。既然袁对应购买“宋骗案”材料说“既有把握，即望进行”，那么洪对应说“中央对此似颇注意”，也就有了根据，说明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计划已经吊了袁、赵胃口，同时洪述祖对应夔丞如此讲，也是为了催促其尽快提供“宋骗案”材料。由“日内”二字可见洪主张此事办理越快越好。但“有无觅处”四字又透露出洪对应有无把握搞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已经有所怀疑。
到了2月11日，洪述祖又有一函给应，提醒应夔丞：
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勿迟。[125]
政府方面对此函的解释是：
此电（实为函——引者）乃专指谋买“宋骗案提票”事，别无他义。“宋件”二字断非指取其性命而言。洪则假政府以嗾应，应则制宋以要洪，皆洪、应之诡计，政府正堕雾中未知也。如谓政府早有杀宋宗旨，则欲杀竟杀耳，乌用先得“宋件”，后再言杀乎？[126]
“宋件到手”非指取宋性命的解释是对的，但说政府对洪、应谋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之事不知，则与事实不符。此解释实际上是要掩盖政府与洪、应合谋构陷“孙黄宋”的事实。
2月11日函是洪述祖继2月4日函、2月5日电及2月8日函后，第四次催促应夔丞提供“宋骗案”材料，以便向政府索款。此后，洪述祖对应夔丞一直没能提供“宋骗案”材料大概已经有些失望，故在接下来的十天中，洪述祖既未给应写信，也未给应发电。直至2月22日，洪述祖才又给应夔丞发去一封包含了八项内容的长信，其中有两项内容如下：
一、近日国民党有人投诚到中央，说自愿取消欢迎国会团云云（云是原发起人），大约亦是谋利（不由我辈，另是一路），于所图略加松劲，然亦无妨。
一、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卅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127]
函中第一项所言如此露骨，可谓洪、应借机谋利铁证，足见“洪与应假解散国会团一事见好政府，从中渔利，处心积虑已久，故一闻有人自欲取消该团，不由若辈经手，恐渔利之术，不免中败，故有‘松劲’之说云云”。[128]“超然百姓姚之鹤”对此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批评：
按详观本条正文及夹注，则洪、应二人之狼狈为奸，其利用南北之隔绝，感情之不洽，因是居中簸弄，为渔利计，固已昭然若揭矣。观其云“大约亦是谋利”，而夹注则又云“不由我辈，另是一路”，是明明不以谋利为讳矣。而其居心之最险恶者，抑若深恐欢迎团立时解散，则我辈必无可挟，所图必致松紧，因重以为忧者。噫，此辈狗彘不食，本无天良之发现，然天下本无事，由若辈介居南北之间，造谣生事，使国家陷于分崩之象，已可杀矣。乃见大局略有转机，而若辈复以私图之不遂，致生种种觖望之词，是其居心之不可闻问，无日不以构成南北之恶感为事，而宋案即缘此生。即此数语观之，洪、应之为共同犯，而此外别无主使之人，尤可见矣。[129]
对函中所谓“近日国民党有人投诚到中央，说自愿取消欢迎国会团云云（云是原发起人）”，国民党人予以否认，认为这是洪述祖在造谣，称：“本党光明磊落，何谓‘投诚’？‘自愿’取消国会团，何所据而云‘自愿’？洪述祖造谣兴谤，其肉真不足实〔食〕矣。”[130]然而，由总统府秘书张一麐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密电可知，的确曾有人到中央代欢迎国会团发起人尹仲材传话，表示投诚之意。张在密电中告诉程德全：“有个叫岳嗣仪的人，到北京来，秘密晋谒了赵秉钧总理，说他在上海和尹仲材辩论了很多次，经过他的努力劝说，尹确实有悔过的表示，只是附从他们的人很多，解散需要经费，但听说要得不多，只是万把块钱。已经把情况向项城（袁世凯）汇报了，认为您就近根据情况解决比较容易下手。岳已经回到南京，请您酌情办理这件事。”程德全复电说：“欢迎国会团这件事，已经有人来索要过三千元了。这个团并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没有答应他们办理。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来南京的时候，也谈了这件事，他已经答应到上海后看情况办理，你们如果直接打电报给他，比较方便，也比较快。至于岳君来南京的话，我也会问问他情况。”[131]洪述祖能够得到这一秘密情况，并告诉应夔丞，再一次证明他与总统府之间保持着紧密关系，其消息有可能直接来自袁世凯，也可能来自张一麐。
从“自愿取消”“不由我辈，另是一路”可知，洪、应不过欲借政府解散欢迎国会团之机骗钱而已，并没有与该团接洽解散事宜，反而很担心该团解散，使他们失去骗钱机会。2月22日函在刺宋案发生不久后公开，使欢迎国会团得以澄清1月底外间所传该团曾受洪述祖运动解散之谣言，为此该团于3月27日特别发表如下通电：
北京国民党本部、民主报、国风日报、中国报、新闻团转津京各报、国会议员诸君鉴：窃本团始终主张国会自行集会，根据法律，宗旨纯正，以故南北议员，一时名流，翕然和之，而团员之艰苦进行，持之不懈，尤为海内所共谅。讵意自南北报纸揭载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挟资南下之风说以来，众指本团受其运动，诬蔑之语，时有所闻。夫三言杀人，曾母投梭，同人之贤，不为〔如〕曾子，而洪述祖挟资南下之事实，宁止三言。此本团无端受谤之往日事也。迩者刺宋案破获，乃知应夔丞曾与洪述祖在申接洽，且洪又挈应北上，程苏督亦有洪曾向渠保荐之证言。则知当日各报所载，谓洪述祖运动本团之误会，在今日已不辩自明。为〔惟〕恐远近犹未周知，特此恳登大报，藉为声明。至于本团进行一节，仍不少懈，而刺宋案之关系如何，祈议员分外注意，即日南来，筹备开幕事宜，是所为切盼。余详第二次宣言书。欢迎国会团。感。[132]
电文声明该团并未受洪、应运动解散，虽然是事实，但谓“团员之艰苦进行，持之不懈”，显与事实不符，作为该团发起人之一的尹仲材为谋利而于2月中旬通过岳嗣仪向政府输诚，便是明证。故2月17日《顺天时报》有该团“设立之初，风说种种，议论纷纷，耸动世人耳目，尔来该团消息渐归稳静”的报道。[133]吴稚晖甚至说早在1月下旬该团在上海就已没人当回事，要北方“不理他这事”。[134]从2月20日起，天津《大公报》开始刊登由叶公绰等十余人共同草拟的《铁路欢迎国会议员入京特别广告》，连登近两个月；从2月23日起，该报又刊登丁平澜等草拟的《正太、汴洛两路加入欢迎国会议员广告》，亦连登近两个月。[135]于是，欢迎国会团渐趋沉寂。上电末号召议员“即日南来，筹备开幕事宜”，不过欲借刺宋案发生后群情激奋之机，试图再起，然该团早已是强弩之末，大约十日后，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该团遂销声匿迹。
对于洪述祖2月22日函中另一项内容，《民立报》解释道：“‘请款总要在对象（原函实为‘物件’二字——引者）到后’，此‘对象’即指宋先生之生命；‘为数不可过三十万’，故三月十二日（实为三月十三日——引者）应致洪函痛陈去宋之必要，谓‘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盖即以洪所示之数，向袁、赵索偿也。”[136]《中华民报》也认为“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与‘宋件到手，即来索款’及‘题前迳电赵袁索一数目’前后相联，盖杀宋前虽索数，杀宋后须索款也。”[137]近人方祖燊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对象’指宋教仁生命。括号内的文字‘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可见暗杀的时间表，此时业已定下。袁世凯在国会召开之前，电催宋入京共商国是，用以配合其阴谋，三十万为杀宋代价的限额。”[138]以上三种说法均大误。3月13日应致洪函容后再论，2月22日函中所谓“物件”仍然是指“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无疑，断非指“宋先生之生命”，因“物件”与“到后”二字相连，若指“宋先生之生命”，则“物件到后”岂不意味着须将宋先生尸身送往北京，方可请款？如此则尚有何秘密可言？袁、赵至愚，当不为此。“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是说政府如果只是财政紧张还不要紧，但因对外借款未成，政府现在实在是穷，因此请款不能太狠，“为数不可过三十万”。之所以限以30万元，是因为2月2日“应密冬电”中曾提到孙、黄派人到日本，愿出30万元买毁“孙黄宋劣史”“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向政府请款30万元即以之为据。至于请款时间，洪述祖之所以强调在“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国民月刊》的解释是：“盖彼时五国团之大借款可以胁迫国会通过，夫然后杀宋之酬劳可得，一若逆料大借款可以唾手而得也。”[139]如上所析，此函所谓30万元并非杀宋酬劳，但洪述祖等待国会开后大借款通过，以便索款，则是有可能的。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洪述祖欲待国会开后，议员们准备草拟宪法及选举正式大总统工作之时，忽然抛出“宋骗案”材料，从而给国民党议员以打击，使相关工作朝着有利于袁世凯方面发展，从而借机向政府索取30万元报酬。[140]
2月22日函是洪述祖第五次催促应夔丞提供“宋骗案”材料。此后大约有两个星期，洪述祖没有函电给应夔丞，直至3月6日，洪述祖才又自天津向应夔丞发出如下一函：
夔弟足下：近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顺德里信，又驻沪巡署信计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交妥邮，今年阴历正月起）。观川启。三月六日。[141]
此函乃宋案证据中最关键之函，其内容已不再只是催促应夔丞提供所谓“宋骗案”材料，而是出现了关于“除邓”一案的表述。此案在宋案证据中仅此函提到过，案情不明。时人对宋案证据的各种解释也多不及此函，似乎此函与宋案关系不大。惟《民立报》曾分析道：“此函所云‘除邓’，未写明何人，然以事实揣之，必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君。邓君主张激烈，不畏强御，其为袁、赵所忌无疑。然杀邓君而以杀耗登《民强报》，《民强报》讵肯为之作此大逆机关乎？是又太忍矣。”[142]《民立报》国民党人显然不知，《民强报》其实早已在袁世凯金钱支持下被洪述祖、应夔丞收买了。邓家彦所供职的《中华民报》也认为：“此函所谓‘除邓一案’者，自其语意观之，当为邓君家彦。”[143]不过，应夔丞后来在上海地方审判厅供称，邓“系邓良财，因在外招军，经其报告中央，由徐州军官捕杀”。[144]洪述祖则于京师高等审判厅供称，“除邓”之函系赵秉钧令其代发的，“赵总理曾对其说明邓之名字，伊因日久忘记了”。[145]其实，细读洪函中“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一句，可理解为：“除邓”之前，“须将登载其反对政府文字各报先期邮寄”。既然可于各报发表反对政府文字，则“邓”为文人而非武人可知，《民立报》推断“邓”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就有很大可能，因该报正是以登载激烈反袁文字著称。不过，《民立报》和《中华民报》都只是就“除邓”对象为谁而论，并未注意到洪述祖何以在此函中忽然提到“除邓”一案。
由该函看，洪述祖是在收到应夔丞2月25日自下关所发各信，以及上海顺德里信、驻沪巡署信等一系列信件之后，在回复应夔丞时提到“除邓”一案的，这就说明，“除邓”一案在此前洪、应往来信件中很可能曾经提及，否则洪述祖于回信中忽然提及“除邓”，应夔丞将不明所以。退一步讲，即使洪、应此前往来信件不曾提及“除邓”，应夔丞也一定对此事有所了解，否则洪述祖不会以“除邓”这样的机密事件为例，来向应夔丞说明如何从中央领款。
洪函云“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意思是，现在中央财政万分困难，而我们取款的手续不甚完好，因此难以取款。紧接着，他举例告诉应夔丞，应当如何做才能取到款。他说：“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此刻近于无征不信），方是正办。”也就是说，若要“除邓”领款，必须将登载“邓”反对政府文字之各报先期邮寄，并就如何“除邓”提出办法，“除邓”之后还要在《民强报》登其死耗，这样才好领款。洪述祖举这个例子，是针对应夔丞迟迟未能提供构陷“孙黄宋”的材料而言，尽管两者性质不一，但都以从中央攫取款项为目的，从中央角度讲，都需要看到实际成效，方可给款。故洪述祖紧接着写道：“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所谓“印件”即“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既然原件、抄本都没有，“殊难启齿”向中央要钱。
接下来，洪述祖提出两个办法，供应夔丞选择：“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前半句洪述祖仍然要求应夔丞设法取得“印件”，不论原件、抄件均可，这是洪述祖第六次催促应夔丞。但自从2月2日应夔丞于“冬电”中向国务院报告已向日本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中间虽经洪述祖一次次催促，应夔丞始终未能提供材料，洪述祖对此显然已不抱多大希望，他甚至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应夔丞是想“空手套白狼”。事情到此，本应有个了结，可洪述祖却不这么想，他需要向袁世凯有个交代，更主要的是他并不想放弃谋取私利的机会，于是头脑中开始生出邪恶想法，笔锋一转，向应夔丞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即“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其实就是“或宋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之意。洪并举例：“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意思是，“邓”这个人反对政府主张激烈，所以比较容易找到下手机会，而宋并非激烈之人，所以需要在宋“有激烈之举”时，“方可乘机下手”。[146]不论“邓”为邓良财，还是邓家彦，所谓“除邓”“登其死耗”，均指置“邓”于死地无疑。洪述祖以“除邓”为例，向应夔丞指示无法提供“宋骗案”材料时对付宋教仁的另一办法，已明确露出杀害宋教仁之意。而且，洪述祖自此以后给应夔丞的函电中，“关于提票之事，并无一语道及，可见毁坏名誉之意思，业已变更”，[147]杀宋之意，自兹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转而产生杀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欢迎国会团经过三个多月的纷纷扰扰，渐归沉寂，也使他不得不另谋对待国民党领袖的办法。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于2月底在香港的一次演说中提到，有人问他欢迎国会团有无势力，梁回答说：“此系三五人把持，必不足为国会碍，现各省国会议员抵京者已有二百名外，广东也已到七人，正式政府必不致改期。”[148]一般舆论也认为：“该团体声焰虽炽，然其实绝非有力团体，不但革命巨子与该团无涉，且该团主义万难贯彻，势力渐归弩末。其中实状，早为明眼人窥破，故政府召集议员，组织议会，夷然进行，毫无窒碍。”[149]洪、应二人原本欲借政府欲解散欢迎国会团之机，操弄宪法起草，并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向中央索取30万元报酬，现在该团既然“势力渐归弩末”，甚至其发起人都向中央投诚，而二人又无法搞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因此不得不“于所图略加松劲”。但洪述祖显然不想放弃谋利机会，因此他很自然地想通过别的手段谋取利益，杀宋之意由此发生。
另须指出的是，应夔丞在受审时将“邓”说成邓良财，似有防止法官将“除邓”与“杀宋”关联之意，因应夔丞口中之邓良财为一武人，而宋教仁为国民党之思想家、活动家，两人差别实在很大，很难让人把二者联系起来。洪述祖则在1918年受审时，一方面将3月6日函说成是已经死去的赵秉钧授意，企图卸责于赵，掩盖其造意杀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称自己忘了“邓”之名字，回避应夔丞所谓“邓”即被徐州军官“捕杀”之邓良财的说法，以免法官由“除邓”联想到“杀宋”，其做法与应夔丞可谓异曲同工；洪甚至莫名其妙，将“邓”说成一“州官”，故意扰乱法官视线。[150]洪又说：“其‘激烈之举’者，非武力之激烈，亦系用文字鼓吹之激烈。”[151]试图否认“邓”为被杀之武人邓良财，却不料弄巧成拙，暴露出“邓”之激烈乃“用文字鼓吹之激烈”，然则非指《中华民报》邓家彦而谁？这样一来，“除邓”并“登其死耗”于《民强报》，不就是暗示要“杀宋”吗？京师高等审判厅1918年对洪述祖的二审判决，虽然采用了应夔丞的供词而未确认“邓”为邓家彦，但也指出：“‘邓’字既系邓良财，且死于被杀，洪述祖以之引譬‘激烈之举’，其为教唆应夔丞以‘除邓’之法除宋，事实已属明确。”[152]应该说这样解释基本还是正确的，未为洪述祖之诡辩所迷惑。[153]
宋案发展至此，毫无疑问，案情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由构陷“孙黄宋”，特别是构陷宋教仁，开始转向对宋“乘机下手”。洪述祖作为杀宋造意人确定无疑，他在3月6日函末要求应夔丞转嘱《民强报》“逐日”寄其一份报纸，意思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要密切关注该报何时会登载宋教仁“死耗”了。宋教仁的命运如何，接下来就将取决于应夔丞如何回应洪述祖3月6日函了。
六 应提低价购买“八厘公债”变相索偿
洪述祖在3月6日函中指示应夔丞可以乘机对宋下手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二人有数封函电往还，内容皆系关于低折扣购买公债票之事，案情似乎忽然变得与杀宋毫不相干，实则关系极大。首先是3月10日，应夔丞以“川密”向洪述祖发出如下一道电文：
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川密。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缴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克日成交起息。请呈转，当日复。夔。蒸。[154]
电中所云“八厘公债”，在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共发行过两种。一种是由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中华民国军需公债”，于1912年1月8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由临时大总统批准。正式发行日期为2月2日，发行定额1亿元，年息8厘，“由中央政府财政部发行，分派各省财政司劝募”，“照票面价格，无折无扣”。“此项公债专以充临时军需及保卫治安之用”，“以国家所收钱粮作抵”，“自发行第二年起，每年偿还五分之一，至发行后第六年还清”。[155]另一种名为“中华民国八厘公债票”，实际上是在南北统一后承接原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而来，由财政部于1912年11月15日印制告竣，经参议院议决、临时大总统批准，计划于是年12月1日正式发行。发行定额仍为1亿元，年息8厘，主要用以“充临时政府及保卫治安之用”，“由中央财政部发行，各省劝募”，“照面实收，不折不扣”，“以国税作抵”，“自发行第二年起，每年偿还五分之一，至第六年还清”。[156]应夔丞电中所云“八厘公债”，指的就是这种公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