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第二十四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1913年1月30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2页。按此函末原署日期为“廿□夕”。检查报告说“函末署日似‘廿四’，又似‘廿八’”。另外应夔丞注有“二年正月卅为国会事”九字，并盖有印章。经查，阴历“元年十二月廿四”正好是阳历“二年正月卅”，因此，洪述祖函末署日应当是阴历“元年十二月廿四夕”，也就是阳历“二年正月卅”。
[73]《第二十三件 王博谦章佩乙信七纸》（1913年1月30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1页。按第二十三件共包括王博谦、章佩乙致应夔丞函三封，此为第三函，由二人联名致送应夔丞。
[74]《第二十三件 王博谦章佩乙信七纸》（1913年2月1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1页。按此为第一函，由章佩乙致送应夔丞。
[75]《第二十三件 王博谦章佩乙信七纸》（1913年2月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1页。按此为第二函，由章佩乙致送应夔丞。
[76]《第三十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信封一个》（1913年2月囗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5页。按此函信皮有“京洪缄”字样，并有邮局“二月初四日”印。
[77]《第三十六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附一纸附信封》（1913年3月6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页。
[78]《第四十八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2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5页。
[79]《为宋钝初先生建立铜像募捐启》，《民立报》1913年4月3日，第1页；上海特派员通信：《关于宋案之要闻种种·宋钝初之铜像将铸》，《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3日，第2页。
[80]无言：《宋案证物中之异采》，《神州日报》1913年4月27日，第3页。
[81]《第二十八件 应夔丞寄国务院冬电稿一纸》（1913年2月2日晚6时发），《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4页。
[82]《第二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信封一个》（1913年2月1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2页。
[83]《应夔丞为宋案密呈大总统文》，《大公报》1913年11月10日，第2张第2页。
[84]《青岛洪述祖来电》（5月3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85]《黎副总统与德人之一席谈》，《神州日报》1912年8月27日，第3页。
[86]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762页。
[87]《宋教仁与责任内阁》，《中国日报》1913年1月21日，第2页。
[88]《黄克强辞职之决心》，《中国日报》1913年1月21日，第2页。
[89]《总统问题与五大人物》，《顺天时报》1913年1月30日，第7版。
[90]善哉：《哀宋君遯初》，《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3日，第1页。
[91]《不公开之总统运动》，《亚细亚日报》1913年2月18日，第2页；《正式总统问题及各党之态度》，《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日，第2页。按《中国日报》曾批评黎元洪此种不齿于人的做法，谓：“黎元洪近电中央，言国民党将运动举彼作正式总统，所附条件有三：（一）助国民党经费一百万元；（二）黄克强组织内阁；（三）脱共和党入国民党。黎并谓‘此种条件，元洪无力践之。即以第一条论，百万元从何而至，敢将此事呈明总统，听凭核夺’云云。夫国民党果有此种运动、此种条件与否，是尚疑问；即或有之，当是国民党一二人以私人名义为之。黎元洪以副总统之尊，至以此琐屑不入耳之事，列之电文，呈达总统，为见好于袁之计，何其不识大体、卑污龌龊一至于此也。民国而以此种人物高踞政治舞台，是诚不足亡矣。”见《卑污苟贱之黎元洪》，《中国日报》1913年1月26日，第2页。
[92]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93]《洪述祖致应夔丞信》（1913年2月1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2页。
[94]《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4页。
[95]《铁证·第七件洪犯致应犯函》（1913年2月1日），《中华民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1页。
[96]《铁证·第八件洪犯致应犯函》（1913年2月2日），《中华民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1页。
[97]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第165页。
[98]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第484页。
[99]何泽福：《宋教仁与袁世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76页。
[100]冷眼先生：《宋案证据姑记录》，《大自由报》1913年5月3日，第10页。
[101]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时事新报》1913年5月2日，第2张第2页。
[102]《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03]此底稿成于1913年4月底，现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原无标题，本书名之为《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据《顺天时报》1913年4月29日第7页“政府拟发表宋案辨明书”一则报道：“宋案发生，证据未布，群疑纷沓。二十五夜，程督雪楼通电国务院、参众两院暨各省都督、省议会，将宋案证据全部宣布，天下耳目，为之震动。昨据总统府消息，谓该案证据概属事实，然亦大有辨明之余地，政府现拟编一篇辨明书，以解群疑，现在府中正在起草，大约本日成印，或明日、后日即可发表，宣布全国云。”北大所藏底稿，应即此处所谓“辨明书”。该底稿还有另外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即《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5月1日连载的“至公”所写《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字句与底稿略有出入。第二个版本是现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宋教仁被杀之真相底稿》，成于1914年，是在原《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基础上，于开头和末尾各补充数段议论文字而成。第三个版本是奈良一雄所著『中華民國大事件と袁世凱』（天津、中東石印局、1915）中之“宋教仁暗杀案の真相”一节，是第二个版本的日文本，该书实际上是由袁世凯方面提供资料，并资助印行。
[104]《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按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对于“激烈文章”的解释与《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字句略有不同，但意思完全相同，谓：“方是团之发生，曾以团中名单及宣言书径致国务院。是时政府警其虚声，咸以该团影响统一甚大，听之不可，干涉之又有不能，而应、洪辈乃时以解散之责自任。然以记者所闻，是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利用，阳以恫吓政府，而阴则假以讹诈钱财。政府不察，堕其术中，亦已傎矣。观电文中做激烈文章方有价值及密电索一数目等语，即指《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及要索之解散费，盖已昭然可睹矣。”见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105]《北方对于宋案之研究》，《时事新报》1913年4月28日，第2张第1页。
[106]《宋案证据披露》，《新纪元报》1913年4月30日，第2页。
[107]《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并驳书》，1913年油印本，第14页。
[108]《驻守地方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9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09]本馆驻京记者禅那：《宋案悬谈》，《时事新报》1913年5月6日，第1张第1页。
[110]捄炎：《宋案勘言》（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按宋著《间岛问题》等情况，于右任亦有一段记述，可为参考，他说：“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理、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先生因在日经营事多，不欲以政治上之一鳞一爪急得表见，故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骚心述意，东方笔录《宋先生遗事》，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13—14页）马文义根据向恺然从刘揆一和覃理鸣那里得到的内幕，对此事也有记述，但所述情形大不相同。据马文义所述，《间岛问题》写成后，“宋为穷困所迫，将原稿请由覃理鸣介绍，求售于某学社，未被接受。有翰林某见此稿，颇赏识，愿出百元购之，宋不允，遂搁置”。“是时袁世凯在京，因欲查明延吉一带情况，令驻日公使杨枢物色留日吉林学生二人担任此项工作。适某翰林至，谈及此事，告以曾见有《间岛问题》一书。杨枢遂令从覃处取出原稿，将内容用二千字电报摘要告袁。袁复电极为赞许，并令赠洋千元与著者（款由覃、宋按四六开分了）……袁得书后，欲与日人会商解决此一问题，须得著者出面作证，遂电驻日公使令宋回国。公使馆命覃觅宋，告以此事。宋谓：‘我系通缉有案之人，焉能归国？’公使馆据以告袁，袁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授四品京堂官职。宋乃就商于孙（中山）黄（克强）及同盟会诸同志，得孙同意。宋方拟成行，忽收到由民报馆转来两信，封面书‘宋京卿启’或‘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云：‘你既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宋阅后痛哭流滴，遂决计不回国。”见马文义《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9页。
[111]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五续），《民立报》1913年5月7日，第2页。
[112]《第二十九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1913年2月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4页。
[113]《洪述祖致应夔丞信》（1913年2月4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2页。
[114]血儿：《综论大暗杀案》，《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第2页。
[115]宗良：《宋案与借款平议》，《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1913年，第2页。
[116]《青岛洪述祖来电》（5月3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17]《照译胶澳审判厅讯问洪述祖供词》（青岛，1913年5月31日特许钞录），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第229页。
[118]《第三十二件 应夔丞妻致应夔丞信一纸（1913年2月8日）钞电二纸》之《钞电二》（1913年2月5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6页。
[119]《第三十二件 应夔丞妻致应夔丞信一纸（1913年2月8日）钞电二纸》，《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6页。
[120]《第三十一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附一纸见说明信封一个》（1913年2月8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5页。
[121]《洪述祖致应夔丞信》（1913年2月8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2页。
[122]《铁证·第四十一件洪犯致应犯信》（1913年2月8日），《中华民报》1913年4月27日，第12页。
[123]《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按底稿中此句初写为“纯系假传命令”，旋将“假传命令”四字划去，改为“昔日书吏撞木钟技俩”。这一改动恰好透露出袁、赵很可能曾下过相关命令。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此句为：“云‘中央似颇注意’，纯系洪之主观，所谓书吏撞木钟技俩也。”见《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124]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125]《第三十四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信封一个》（1913年2月11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7页。
[126]《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127]《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3年2月2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页。
[128]《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29]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十一），《大自由报》1913年5月24日，第10页。
[130]《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6页。
[131]引自朱宗震《真假共和：中国宪政实验的困境与挫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45—46页。
[132]《宋先生哀电汇录·欢迎国会团通电》，《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第7页。
[133]《三大团体之密切关系》，《顺天时报》1913年2月17日，第2页。
[134]吴稚晖去南方数旬后，于1913年1月27日返京，有人问他上海欢迎国会团之事，他说：“没有这么一会〔回〕事。这是几个新闻记者闲谈无事，做篇文章开开心。我看见戴季陶，他在那里天天忙出洋，并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我回北京，看见几家报上把这件事认真讨论起来，方才注意。这实北京的人没晓得上海的情形，上海人早没把这件事当事了，却是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篇文章，把他们的热心挑拨起来，他们或者因此当一件事来作，也未可知。据我看来，我们最好是不理他这事，横竖没有人赞成的，怕他做甚。”见《吴稚晖与欢迎国会团》，《中国日报》1913年1月28日，第2页。
[135]《铁路欢迎国会议员入京特别广告》，《大公报》1913年2月20日，第3张第5页；《铁路欢迎国会议员入京特别广告》，《大公报》1913年4月15日，第2张第8页；《正太、汴洛两路加入欢迎国会议员广告》，《大公报》1913年2月23日，第2张第7页；《正太、汴洛两路加入欢迎国会议员广告》，《大公报》1913年4月10日，第2张第8页。
[136]《洪述祖致应夔丞信》（1913年2月22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2页。
[137]《铁证·第十二件洪犯致应犯函》（1913年2月12日），《中华民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1页。
[138]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第485—486页。
[139]《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6页。
[140]洪述祖2月22日致应夔丞函共有八项内容，其中前四项为：“一、来函已面呈总理、总统阅过。一、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因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全归兄一手经理。一、近日国民党有人投诚到中央，说自愿取销欢迎国会团云云（云是原发起人），大约亦是谋利（不由我辈，另是一路），于所图略加松劲，然亦无妨。一、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卅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3年2月2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7—28页]陈旭麓、何泽福所著《宋教仁》竟然随意删改、拼接，将以上内容改为：“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老（赵秉钧别号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指程克）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过三十万。”如此删改，不仅断章取义，大大扭曲了原意，而且出现将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误为内务部参事程克的低级错误。更令人吃惊的是，著者竟将此函写作日期由2月22日改为3月11日，并在引用该函后，接着写道：“两天之后，洪述祖再次致电应桂馨，答应他‘燬宋酬勋位’，并要他‘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十四日，应桂馨又电洪述祖：‘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第97—98页）这样“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就被曲解为“杀宋取款”，袁世凯、赵秉钧也就成了确凿无疑的幕后主使。
[141]《第三十六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附一纸》（1913年3月6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29页。
[142]《洪述祖致应夔丞信》（1913年3月6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4页。
[143]《铁证·第四十件洪犯致应犯函》（1913年3月6日），《中华民报》1913年4月27日，第12页。
[144]《驻守大理院巡官呈报洪述祖案判决书》（1919年3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45]《驻守高等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11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46]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谓“‘激烈之举’即人身消灭”，完全错解了该函意思。见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7页。
[147]《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京兆商会联合会，1925，第83页。
[148]《在旅港广东三水商工务局欢迎茶话会上的演说》（1913年2月28日），陈奋主编《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221页。
[149]《政府统一政策之进行》，《顺天时报》1913年3月5日，第7页。
[150]《驻守高等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11月8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51]《驻守地方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9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52]《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79—80页。
[153]朱怀远在《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中也注意到了洪述祖3月6日函，但他对“激烈之举”做了错误理解。他说：“所谓‘激烈之举’到底是什么意思，洪述祖举例只说‘邓系激烈’，并未说‘除邓系激烈’，因此，很难断定他说的‘激烈之举’是杀人。”（《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82页）洪述祖既然举例说“除邓”后要于《民强报》“登其死耗”，则“除邓”即是要置邓于死地，意思十分明确。“除邓”既然就是要杀邓，则当然“除邓系激烈”。至于“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的确不一定指杀人，难道只有在“邓”有杀人这样的“激烈之举”时，才能“除邓”吗？综合各方面资料来看，洪述祖所谓“激烈之举”，正如他自己所言：“非武力之激烈，亦系用文字鼓吹之激烈。”正是因为“邓”有“用文字鼓吹之激烈”之举，所以要“除邓”；如果“宋”有像“邓”那样的“激烈之举”，当然也可以“乘机下手”。错误的理解致使朱怀远未能注意到洪述祖至迟在3月6日就已经产生杀宋之意，而仍然像以往研究者那样，认为杀宋意图产生自应夔丞。
[154]《第三十七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二纸原告三纸》（1913年3月10日下午3点30分由上海发寄北京四等第5519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9页。
[155]《中华民国军需公债章程》（1912年1月8日），千家驹主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中华书局，1984，第33页。
[156]《中华民国公债票章程录要》，《神州日报》1912年11月12日，第4页；《民国元年公债一览表》，《神州日报》1913年1月4日，第3页。
[157]《国务院日记》（1913年2月4日），《神州日报》1913年2月11日，第5页。
[158]《第三十八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原码一纸》（1913年3月11日下午2点50分上海电报局接到北京发寄四等第2185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0页。
[159]《第三十七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二纸原告三纸》（1913年3月12日下午1点20分发寄北京四等第6150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9页。
[160]《第三十九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2年3月13日下午3点14分上海电报局收到北京发寄第四等2625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1页。
[161]《刺宋案第四次会审记（二）·电报局总办呈出密电原稿》，《顺天时报》1913年4月16日，第4页。
[162]《民国元年公债一览表》，《神州日报》1913年1月4日，第3页；《旧中国的公债统计表》，千家驹主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第366—369页。
[163]《特约路透北京电》（2月20日发），《神州日报》1913年2月21日，第2页；《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条例》（1913年2月20日），《神州日报》1913年3月3日，第6页。
[164]《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80页。
[165]《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附〈时报〉一纸〈民立报〉一纸》（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1页。
[166]《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附〈时报〉一纸〈民立报〉一纸》（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1页。
[167]《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80页。
[168]《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附〈时报〉一纸〈民立报〉一纸》（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页。
[169]《藤木商会致应夔丞函》（1913年2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5；《应夔丞致吴乃文函》（1913年3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藤木商会致应夔丞函》（1913年3月15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170]《藤木商会致应夔丞函》（1913年3月15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171]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5日，第1张第1页。
[172]《青岛洪述祖来电》（5月3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73]《照译胶澳审判厅讯问洪述祖供词》（青岛，1913年5月31日特许钞录），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第230页。
[174]《驻守地方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9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75]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44页。
[176]芦笛：《谁谋杀了宋教仁》，2011年网文。
[177]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第156—157页。
[178]《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第1062—1063页。
[179]《汉语大字典》，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1988，第2241页。
[180]《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83—84页。
[181]《洪述祖致应夔丞电》（1913年3月13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182]《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83]《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84]《致上海黄克强先生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85]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四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
[186]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187]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5日，第1张第1页。按“超然百姓姚之鹤”此文中所引宋案证据第十件、第二十一件、第二十三件，系根据当时各报所登43件或44件证据之排列顺序，与程德全、应德闳等所刊印的53件证据检查报告排列顺序不同。具体讲，“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十件，即检查报告第二十八件，也就是1913年2月2日应夔丞寄国务院“冬电”；“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二十一件，即检查报告第四十件，也就是1913年3月13日应夔丞寄洪述祖函；“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二十三件，则为检查报告第五件，也就是1912年10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
[188]按姜桂题、段芝贵、张勋、倪嗣冲、胡惟德等被授予勋位后，长沙革命党人柳聘农等数十人曾致电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表示“异常骇愕”，要求逐一宣布上述诸人“事前确在何种党会，临时光复何地城池，抑或建议画策，连合内应，及新闻杂志实行鼓吹，有无各项劳绩”。冯自由复电云：“大总统迭次所颁勋章勋位，本局概未与闻，无从宣布。”由此可见袁世凯在授勋一事上对稽勋局之无视。见《燕云惨淡使人愁·都门之鳞爪（三）·老袁目无稽勋局》，《民权报》1913年3月1日，第7页。
[189]《第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两纸》（1912年10月2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页。
[190]《第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附三纸》（1912年10月29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9页。
[191]《江苏都督程德全给驻沪巡查长应夔丞训令》（1913年3月17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J222-001-00002。
[192]《应夔丞致言仲达书》，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第196页。
[193]《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页。
[194]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四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
[195]《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96]《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97]《上海程都督应民政长来电》（4月26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按电文中夹注为手迹。又，应夔丞3月13日寄给洪述祖的是“快信”而非电报。由该信开头“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一句可知，应函系回复3月13日洪述祖“燬宋酬勋位”来电，而非先有应夔丞3月13日函，后有同日洪述祖“燬宋酬勋位”复电。当然，也就不存在“一日内往来两电”的情况。
[198]《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1日，第1页。
[199]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8页。
[200]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页。
[201]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43—44页。
[202]朱怀远：《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79页。
[203]《应夔丞致洪述祖信》（1913年3月13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04]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六续），《民立报》1913年5月8日，第2页。
[205]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206]《宋案证据披露》，《新纪元报》1913年4月30日，第2页。
[207]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208]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12日，第1张第1页。
[209]按应欲杀宋，中间是否有个人恩怨，尚可进一步研究。曾有报道谓应夔丞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长兼下关兵站站长时，“自以有功光复，骄恣跋扈。宋遯初时为法制局长，不善其所为，曾面斥之。后应夔丞落职，疑宋构陷，恨之刺骨，有‘不杀某不瞑目’之语”。既而，宋组织国民党，“独排斥共进会，不令混入”，应“尤怀怨愤”。（《宋案悬谈》，《时事新报》1913年5月6日，第1张第1版）然而，据应夔丞讲，他与宋教仁在南京时仅见过一面，“颔首而已”，两人之间并无私怨。另据时任孙中山侍卫郭汉章回忆，应夔丞“随中山先生到南京来，千方百计地把总统府庶务科长搞到手以后，更是唯我独尊，目中无人。遇有中山先生革命老友，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叫他招待，他竟对来的华侨说：‘临时大总统府倒象你们的两广会馆，只要来了，有得住，有得吃，什么都不愁。’来访问总统的华侨们便向总统反映说：‘此人万不可用，不但撤职，还要查办。’中山先生为了团结陈其美的关系，仅仅把他撤职，让他回上海去。应居然要挟总统说：侍从队四十名卫士，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应当仍由他带回上海去”。并要郭汉章下令把40人带回上海。郭不愿回上海，应竟拿了4支左轮手枪，交给4个亲信卫士，要他们找机会把郭打死。郭得知消息后报告禁卫军总司令洪承点，洪打电话给陈参军要他报告总统，总统立刻指派秘书长胡汉民处理此事。胡汉民了解情况后，“下令把四支左轮手枪没收，并传应去，大加训斥一番，教他好好改过自新”。（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95—296页）据此，曾经训斥应夔丞的并非法制局局长宋教仁，而是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在应夔丞所写革命履历中，也曾提到他担任庶务长时，“会中山兄孙眉至宁，从卅余人，径居公府，（夔丞）以窒碍诸多，强令遣出”。（《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一》（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又说：“中山兄来，驱逐之，因带人有三十余人之多。”（《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二》（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6）照此看来，郭汉章的回忆比较可靠，应夔丞并未受过宋教仁面斥。又据《胡汉民自传》云：“庶务长沈〔缪〕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又强役民间车马，不予值，余执付江苏都督庄思缄诛之。继者为应夔丞，兼卫队长，渐跋扈。余欲并诛之，先生（指孙中山——引者）不可，乃褫其职，而以朱卓文代。”（《胡汉民自传》，中华书局，2016，第100页）此亦可证与应夔丞关系不睦的是胡汉民而非宋教仁。
[210]《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1—32页。
[211]《答匿名氏驳词》（1913年3月15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67—568页。
[212]《宋案证据之研究》，《神州日报》1913年4月27日，第1页。
[213]孤愤：《互相诿过之大文章》，《时报》1913年3月11日，第1页。
[214]《苦口婆心医国手·城头顽石也点头》，《民立报》1913年3月11日，第7页。
[215]《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3月9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54—556页。
[216]《应夔丞致洪述祖信》（1913年3月12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17]《宋案证据之披露·程应通电宣布之证据》，《民立报》1913年4月26日，第11页。
[218]《北京专电》（三月八日午刻），《时报》1913年3月9日，第2页。
[219]《上海欢迎宋钝初君之大会》，《中国日报》1913年2月26日，第6页。
[220]《驳宋遯初演说词》，《新纪元报》1913年3月8日，第1页。
[221]《驳宋遯初演说词》，《大公报》1913年3月11日，第2张第3页；3月12日，第2张第2—3页；3月13日，第2张第3—4页。
[222]《宋内阁不能成立之先声》，《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12日，第2页；《北京救国团电》，《大公报》1913年3月13日，第2—3页。
[223]按《大公报》刊登《北京救国团电》末有记者附识，谓：“此电与连日附张所登来稿大同小异，惟来稿未署名，而此系救国团通电，故译录之。”“连日附张所登来稿”即《驳宋遯初演说词》，从3月11日起分三次在《大公报》登载。
[224]《宋教仁君之时事谈·驳某当局者》，《民立报》1913年3月12日，第2页。
[225]《驳某当局者》（1913年3月12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56—559页。
[226]宋教仁：《答匿名氏驳词》，《民立报》1913年3月15日，第3页。
[227]宋教仁：《答匿名氏驳词》（续），《民立报》1913年3月17日，第2页。
[228]《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第3页。
[229]《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24日，第3页。
[230]按宋教仁被刺次日，即3月21日，曾在沪宁铁路医院接到一封发自上海本埠的信件，信纸为上等洋纸，用红色墨水书写，落款为“救国协会代表铁民启”，信外署名“铁民自本支部发”，信内称刺杀目标本非宋，结果误中了宋，内容如下：“钝初先生足下：鄙人自湘而汉而沪，一路欢送某君赴黄泉国大统领任。昨夜正欲与某君握别，赠以卫生丸数粒以作纪念，不意误赠与君，实在对不起了。虽然，君从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因某君尚未赴新任，本会同人昨夜曾以巨金运动选举，选举结果，则君最占优胜，每票金额五千元，故同人等请君先行，代理黄泉国大统领。俟某君到任后，自当推举你任总理。肃此，恭祝荣禧，并颂千古。救国协会代表铁民启。三月二十一日上。”（《奇怪之信件》，《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第10页）有人认为凶手目标原本是黄兴，结果误中了宋，但此种说法并不能成立，《北京英文日报》有一段评论，最为精彩：“噫，何其自相矛盾若是之甚也！夫黄、宋之相貌迥乎不同，且每演说于大会场中，凡各都会之人，鲜有不能区别者，岂有行刺之人，反不能辨别者乎？即令始也不知，由湘而汉，由汉而沪，相送数百里，同行十余日，尚不能区别其为黄为宋，此又不通之论也。推是函之意，盖恐人之疑己，故欲藉是函以掩护之，殊不知若无此函，则人之疑之也或不如有此函之甚，尔以为人皆愚，而尔独智也？是诚所谓欲盖弥彰者也。”见冰《论宋教仁之被刺》（译《北京英文日报》），《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30日，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