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宗良：《宋先生死后之民国》，《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第2页。
[232]《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3年3月25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662页。
[233]《车站纪事》，《大公报》1913年3月9日，第6页。
[234]《关于刺宋案演说中之要闻》，《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1日，第2页。另参阅本书第247页相关内容。
[235]《第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两纸附信封》（1912年10月2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页。
[236]《第四十一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原稿一纸》（1913年3月14日下午7点2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四等第7863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33页。
[237]《在尚贤堂的演说》（1913年3月13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66—567页；《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1913年3月12日），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59—562页。
[238]《第四十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7日下午3点15分上海电报局接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495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3页。
[239]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240]《主使杀人者之权力何其大耶》，《民主报》1913年4月10日，第2页。
[241]《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42]《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43]《财政部公布民国元年六厘公债施行细则》，《大公报》1913年3月11日，第2张第2页；3月12日，第2张第2页；3月13日，第2张第2—3页；3月14日，第2张第2—3页。
[244]《周总长施行六厘公债之政见》，《大公报》1913年3月29日，第2张第1页。
[245]《六厘公债尚拟缓办》，《大公报》1913年3月30日，第2张第1页。
[246]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38页。
[247]《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48]《宋案旁征（五）·赵总理私邸之一席话》，《神州日报》1913年4月18日，第4页。
[249]《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50]《第四十一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原稿一纸》（1913年3月14日下午7点2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四等第7863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33页。
[251]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147页。
[252]《第四十一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原稿一纸》（1913年3月14日下午7点2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四等第7863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33页。
[253]《造专制乎造共和乎》，《神州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254]《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14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55]《宋教仁之被狙击》，《民立报》1913年3月21日，第10页。
[256]《苦口婆心医国手·城头顽石也点头》，《民立报》1913年3月11日，第7页。
[257]《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58]《第六次预审记》，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1页。
[259]《洪述祖之供词》，《申报》1917年8月1日，第10页。
[260]《洪述祖预审终结》，《申报》1917年8月3日，第10页。
[261]《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3年2月2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页。
[262]《车站纪事》，《大公报》1913年3月16日、18日，第6页。
[263]《第四十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7日下午3时15分上海电报局接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459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3页。
[264]《第四十三件 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8日下午3点7分上海电报局收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724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3页。
[265]《洪述祖致应夔丞密电》（1913年3月18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66]《刺宋案内之朱王供词》，《时事新报》1913年4月12日，第3张第2页。
[267]《第四十四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电底一纸》（1913年3月19日下午12点35分上海电报局收到北京发寄四等第3937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4页。
[268]《破获暗杀宋教仁案十一志·暗杀案中之朱荫榛》，《神州日报》1913年4月4日，第6页。
[269]《第四十五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1913年3月21日上午2点1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三等第11628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4页。
[270]《第四十六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电底一纸》（1913年3月21日上午9点20分由上海电报局发寄四等第11641号电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4页。
[271]《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21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72]《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1913年3月21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73]《委任本署探访员虞震寰、蒋瑞森、陈□□承缉行刺本党宋遯初君之凶手信牌稿》（1913年3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13。
[274]按应夔丞被捕后，虞震寰、蒋瑞森二人亦被抓。租界公堂第一次预审时，有“虞震槐”（即虞震寰）一人受审，据供：“嘉兴人，向在汉口某铁厂办事，光复时在沪军政府谍报科长应桂馨处当科员……问与武相识否，答并未相识，惟知其是售花瓶之人。应家住十余天，应曾嘱我侦缉此案，我因关系重大，未允。”又有蒋瑞森受审，据供：“无锡人，前在北京探访局当差，光复后回无锡，由应桂馨派充侦探只三个月。后应奉委巡查长，于阳历十四日（3月14日——引者）到申，由应给我牌票，令我侦缉九龙山匪党及宋教仁一案，与武复民、陈玉生等均不识。此次往应宅领取薪水，致被拘拿。”见《刺宋案会审记·法公堂讯究应桂馨羽党》，《顺天时报》1913年4月6日，第4页。
[275]《第五十件 应夔丞令朱荫榛稿一纸》（1913年3月20日送稿），《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7页。
[276]《第四十九件 应夔丞寄金台旅馆信一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20日亥正），《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6页。
[277]黄远庸：《闷葫芦之政局》（1913年4月7日），《远生遗著》卷3，商务印书馆，1984年影印版，第98页。
[278]吴叔班笔记、张树勇整理《吴景濂口述自传辑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60页。
[279]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四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
[280]《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言敦源之鬼话》，《民立报》1913年4月23日，第6页。
[281]《第九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2年11月29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2页。
[282]《第三十四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信封一个》（1913年2月11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7页。
[283]《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3年2月2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页。
[284]《第三十六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附一纸》（1913年3月6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9页。
[285]《孙宝琦致盛宣怀函五十》，王尔敏、吴伦霓霞主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第1495页。
[286]《欢迎国会团与洪述祖》，《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287]《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言敦源之鬼话》，《民立报》1913年4月23日，第6页。按此则材料为《民立报》记者采访言敦源的报道，言在谈到洪述祖之为人时称：“洪素来招摇撞骗，其特性在善窥人意，以为媚上之术。今举一例。一日，赵总理闲话，谓国事棘手，真欲入山，言次叹息。旋谓欲嘱人绘一山居图，门前立强盗二人，以示入山亦不能安居之意。此时在座者数人，均未留心。越数日而洪述祖忽偕一画师来，云是常州人，名张诚，荐之总理。此人寓赵邸月余始去，赵厌之而亦不便谢绝也。其善于逢迎如此。”
[288]《专电·北京电》，《申报》1913年4月17日，第2页。
[289]《宋案旁征（五）·赵总理私邸之一席话》，《神州日报》1913年4月18日，第4页。
[290]《青岛洪述祖来电》（5月3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291]《大总统与某政客之谈话》，《神州日报》1913年3月2日，第5页。
[292]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六续），《民立报》1913年5月8日，第2页。
[293]捄炎：《宋案勘言》，《民立报》1913年5月3日，第2页。
[294]《第二十二件 应夔丞呈制定宪法稿三纸附原稿一纸》（1913年1月30日），《第二十三件 王博谦章佩乙信七纸》，《第二十七件 应夔丞寄国务院东电稿一纸》（1913年2月1日午刻发四等电），《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0，21、23页。
[295]《宋案证据之研究》，《神州日报》1913年4月27日，第1页。
[296]《刺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可骇之暗杀布告书》，《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7日，第2页。
[297]《第四十七件 第一法庭油印品寄各报馆信四十二封》，《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5页。
[298]《奇奇怪怪国务院之通电》，杞忧子编《宋渔父》第2集，上海杞忧书社，1913，第26页。
[299]《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一》（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
[300]《此函发现又是诡计》，《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7日，第6版；《刺宋奸徒之函件》，《民主报》1913年3月28日，第6页。
[301]《应夔丞自造之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誊写品共四十二件），见《宋案逆证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4页。
[302]蔡寄鸥：《鄂州血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253页。
[303]陶菊隐：《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6，第105页。
[304]大悲：《宋案片言折狱》，《大自由报》1913年5月1日，第7页。
[305]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大自由报》1913年5月25日，第10页。
[306]《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一》（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
[307]《第三十二件 应夔丞妻致应夔丞信一纸（1913年2月8日）钞电二纸》，《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6页。
[308]《皖垣官报》，《申报》1892年12月10日，第9页。
[309]《安徽官报》，《申报》1893年7月3日，第9页。
[310]《上海县案汇纪》，《申报》1895年1月17日，第4页。
[311]《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二》（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
[312]《饬探再查私匿军火》，《申报》1906年6月16日，第18页。
[313]《破坏以原就被之定例》，《申报》1909年9月24日，第19页。
[314]《应桂馨又被控告》，《申报》1910年4月23日，第19页。
[315]《陈其美与应桂馨相识之颠末》，《盛京时报》1913年4月8日，第3页。
[316]《暗杀案开审前之种种·应犯之胡言乱道》，《时报》1913年5月27日，第7页。
[317]《宋先生在天之灵·胡翡云之叫苦》，《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第11页。
[318]《宋案过去之历史》，《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23日，第2版；本馆驻京记者闻雷：《北方对于宋案之研究》，《时事新报》1913年4月28日，第2张第1版。
[319]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75页。
[320]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版。
[321]就在刺宋前一周，应夔丞通告各处共进会云：“照得共进会之设，原以合三帮之旧团，使镕化于一炉，革除开堂放票之恶习，勉为善良，共趋正路为宗旨。组织之初，即宣布约法，并迭经训示，已不啻三令五申。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开堂放票之事，依然层出不穷，聚众敛钱，赌博伙劫，种种不法，皆以时为媒孽。即如九龙山一案，系洪帮之放票，芙蓉山一案，系青帮之开堂，株累及于无辜，扰害洎乎地方，言之真堪痛恨。兹特再行明白布告：本总长以维护治安、尊崇法律为前提，不问帮不帮，只辩匪不匪。如果在会者不知悛改，再有开堂放票、违背法律之行为，一经查实，不待地方官厅闻风捕治，定当据实先行报告，从严惩处，决不姑容，以清匪源而维秩序，庶免毁损会务，盖关于团体之名誉者犹小，关于地方之安宁者实巨也。”（《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刺宋前两天，应夔丞又一次向共进会会员发出训词，称：“凡在会员，亟宜痛自湔涤，互相惩劝，恪守会章，各安职业，庶免受人口实，致玷社团。本长办事惟以法律为依归，而又素抱人道主义，故不吝三令五申，谆谆劝告。嗣后倘再有红帮放票、青帮开堂情事，仍延旧习，怙恶不悛者，一经查察，例禁森严，自有司法官厅执法以随其后，决不稍事姑容。”（《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劝告共进会总支分部各会员训词》（1913年3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1）这些都说明，应夔丞并不想让共进会卷入刺宋案中。而宋案证据宣布后，共进会副会长宋伯飞等曾集合多人，公电政府，称“近因宋案发生，总机关原在应处，致逮捕时将本会图记、名册、证书，被捕抄去”。“今检查证据，确与本会无涉”，请饬江苏都督及上海交涉使，“将无关宋案之一切文件索还，以释群疑”。（《共进会竟敢请还文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8日，第3页）这也证明，应夔丞杀宋并非共进会组织行为。
[322]应夔丞在预审期间，曾与其律师爱理斯有过如下对话。爱问：“汝与刺死之宋教仁认识否？”应答：“不认识。”爱问：“从未见面否？”应答：“在南京政府时曾见过面，仅颔首而已。”爱问：“其时宋当何职？”应答：“法制局局长。”爱又问：“宋为何党？”应答：“国民党。惟在南京时，我不知其何党。”（《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可见，应夔丞与宋教仁并无个人恩怨，甚至可以说对宋教仁并不十分了解。
[32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
[324]《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2页。
[325]《撤销谍报科通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0页。
[326]《工商部无汝等位置矣·沪军都督陈批示》，《神州日报》1912年4月28日，第5页。
[327]《刺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应夔丞之历史》，《民主报》1913年3月29日，第6页。
[328]《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应夔丞之历史》，《民立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329]《覆应桂馨书》，海阳汪德轩编《程都督书牍》上卷，广益书局，1912，第17页。另，此函原件藏北京市档案馆，“合亟声明”之“亟”写作“即”。函末署“程德全再拜廿一日”，应为1912年6月21日，其时应夔丞正筹备成立共进会。见《江苏都督程德全致应夔丞函》（1912年6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33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