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及诸多舆论将暗杀主谋指向袁、赵的情况下，袁、赵本应采取积极措施，迅速抓捕洪述祖，将其交给法庭讯办，并就宋案证据中牵涉自己的地方到庭说明，以正视听，洗清嫌疑。然而，事实却是，袁氏虽然并非刺宋主谋，却在案发后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并且竭力阻止赵秉钧出庭应讯。这当中究竟有何内幕？袁氏所为用意何在？
一 袁纵洪逃离京津实情
宋教仁遇刺身亡当日，即3月22日，袁世凯发出命令，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1]同日，袁世凯致江孔殷电亦云：“遯初为海内重要人物，猝遭意外，惊骇莫名。昨闻耗后已迭电苏督等悬赏缉凶，按律惩办。顷据沪电，惊悉已伤重殒命，痛悼殊深。该凶手现虽在逃，惟当场必有目击之人，当不难设法购缉。一俟拿获到案，自应穷究主名，依律惩治，断不容幸逃法网，致死者含冤于地下也。”[2]很快，应夔丞、武士英二人就分别在3月24日凌晨及上午被抓获。经审讯，应夔丞供词牵连到洪述祖，于是程德全密电北京，“请拿洪归案审办”，“总统得电，当饬将洪拿获，讵洪消息灵通，已先闻风逃逸矣”。[3]另据报道，《民立报》驻北京某记者，自1912年底以来便一直追踪应、洪动向，案发后很快“断定洪为嫌疑犯”，于是一面向上海该社电告洪、应关系，一面于3月26日上午将电稿向内务部当局出示，“请其先行羁留”洪述祖，内务部“乃急遣侦骑往捕，而洪已于是晨远飏”。虽然“警察总监派五人往津跟追”，但洪述祖还是于两天后从天津顺利出逃，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至济南，然后转乘胶济路火车逃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起来。[4]由于洪系内务部秘书，时人对其迅速逃走，多疑为政府暗通消息，质疑“沪上来电（指程德全要求拘洪电报——引者）本系密码，何以泄露消息，使之逃走，又何以不发电至津浦一带缉拿（实际发过缉拿电报，详下文——引者），此中情节殊耐人研究也”。[5]又认为：“洪既预知消息逃走，其中自有特别原因，非寻常逃犯可比，政府通电缉拿，亦不过一种官场照例空文，按之事实，决无就捕之理，此中消息，明眼人自知之也。”[6]
洪述祖逃走是否为政府故纵，容后再论，但就案发后各种情况综合来看，洪述祖之所以能够很快得知自己已经暴露，实有其他渠道。据《民立报》载，洪述祖逃离北京前一日，即3月25日，该报一记者之友人曾亲历如下一件事：
念五日傍晚，一友谒都中要人某甲，叩其对宋案之感态。甲曰：“一人告我，报上说此案与洪某有关系，洪是何人，自不必说，以我想万不至此。总统府当有电来，待我问问。”遂由电话更唤出要人某乙，问凶手供出何人主使。此时座客虽少，远不辨所言维何，惟闻似列举人名，而甲色渐变，似甚惊讶，惟唯唯应之，最末谓：“晚上那边面谈。”是夜即有总统府之会议。[7]
由此则报道看，甲、乙二人都是可以参加总统府会议之重要人物。甲说：“一人告我，报上说此案与洪某有关系。”说明3月25日报纸已有关于洪述祖与刺宋案有牵连的报道。既然甲都间接知道了报上消息，那么，洪述祖也完全有可能通过报纸获得消息。经查，3月25日北京各大报中，国民党所办《民主报》确曾以《宋钝初先生被刺案之破获》为题，刊登了如下一封急电：
民主报鉴：宋君凶手已获，名武士英，山西人，曾充管带，系应某、冯某受某重要人之意旨，以千五百元购使行刺。余续详。汪。梗。午后一时。[8]
洪述祖于3月21日接获应夔丞报告宋已被刺的电报后，一定会密切关注两方面的动向，一是总统府方面，一是国民党方面。总统府方面，据《民立报》报道，洪在案发后曾见过总统一面，该报以“洪述祖之大胆”为小标题写道：
本报前电载总统对总理云：洪于宋案发前，曾面请总统处置几个人。兹复经详细调查，确是洪于二十三日又曾一谒总统。按：此日为宋先生毕命之次日，讣电到京，全都正为震动。洪以前既有此等危险议论，至此犹敢公然见总统，仿佛是去夸功，又仿佛似去辞行，真所谓大胆无敌者乎？至见总统后曾否谈及宋案，以及如何谈法，则未深悉。[9]
根据天津《大公报》“车站纪事”，洪述祖3月22日“由京来津”，3月24日“由津晋京”。又据应宅所获函电文件，3月23日洪述祖曾由天津向应夔丞发出过一封信件。[10]如此，则《民立报》所云洪述祖面见总统之事，应当发生在3月22日洪述祖赴天津之前，也就是宋教仁死亡当天，或3月24日应、武被捕消息尚未传到北京以前。总统见洪后，想起前些时洪曾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自然会问到杀宋是否为洪所为。当时问答情形，王治馨曾在赵秉钧私宅向张继等人做过如下描述：
宋遯初被难后，洪……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11]
照此看来，袁世凯虽然不曾指使杀宋，但在第一时间知晓杀宋为洪述祖等所为。袁世凯在3月22日就发布了“迅缉凶犯，穷究主名”的命令，却未立即对洪采取诸如拘押、限制行动等措施，实际上等于包庇了洪述祖。不过，洪述祖既见袁对此事“不豫”，自总统府回来后，必定有所不安，因此，必然会密切关注宋案消息。《民主报》为北京国民党本部所办报纸，洪不可能不关注该报。虽然该报3月25日所登急电中说此案系“冯某”和“应某”所为，但洪本人心中明白，“冯某”就是指自己，“应某”则指应夔丞。
除了《民主报》所登急电外，上海《时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等也在3月25日刊登了应、武二人被捕，以及从应宅搜获大批往来函电的消息，其中《时报》的消息节译自3月24日西文《文汇报》，可知3月24日西报就已率先报道了宋案破获消息。[12]洪述祖不可能完全不关注这些报道。虽然这些报道中并没有如3月25日《民主报》那样提及“冯某”（即洪述祖），但对洪述祖而言，应夔丞被捕及应宅被搜，意味着他已经暴露，原因就在于他与应夔丞有多封函电往来，洪当然认为已被搜去。特别是3月21日应夔丞向洪述祖发出关于宋已被刺的“号”“个”两电后，洪曾于3月23日复信，有“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等语。[13]此信经天津邮局发出，旋该局又嘱上海邮局接信后“将原件寄回”，显然是洪述祖发觉事情不妙，试图收回该信，但因上海邮局已将该信扣留并送交涉使署检查，洪之图谋未能得逞。[14]
洪述祖于3月25日发现自己已经暴露后，很快于当晚做逃离前的准备。他给同僚某君留了封信，假托要去天津看病，请代为请假，又交代了其他一些事情，托其去办，信的内容如下：
一、述祖腰痛又发，拟请赏假赴医院割治，明早出京。一、经手取来之红蓝二烟壶，前途共索价八十元，不肯少，倘不可，即交敝寓看门人石升可也。一、亚翁为我代陈明总理为幸。述祖托。二十五日晚留字。[15]
信中“亚翁”似指内务部次长言敦源。由“亚翁为我代陈明总理为幸”一句，可知洪系不辞而别。另据《大中华民国日报》记者调查报告：“洪于二十五夜至堂子胡同赵总理宅，急欲与赵谭话，适周学熙在赵处久坐不去，洪即告同事某君曰：‘我臀上现生一疮，急于赴津就医，拟请假数日，请代禀总理。’语毕匆匆即去。旋又回曰：‘我有鼻烟壶两个在总理手，请告之总理，明日将此烟壶交我之仆丁陈某可也。’语毕复去。某君见其神色张皇，且请假数日，何必索及鼻烟壶，一似与总理永诀者，颇疑之。此二十五夜情形也。”[16]这一报道恰可与洪述祖给同僚某君所留手信内容相印证。同时，《大中华民国日报》所述情节还表明，洪得知自己已经暴露消息可能比赵还要早，且洪离京前并未与赵面谈，因此不存在赵通消息于洪的可能。何况赵与洪关系疏远，并非杀宋同谋，即便赵先得知洪与杀宋有牵连，也不会通消息于洪。
总统府则不一样。按照王治馨所说，袁世凯在3月23日（实际可能为3月22日或24日）便已知杀宋为洪述祖所为，但他并未采取任何措施。3月25日晚“八钟后，总统因宋遯初君被刺身死种种问题，在府中特开会议，如段芝泉、段香岩、王揖唐、陆朗斋、陈二庵诸君均列席与议，直至夜半十一钟始散”。[17]此次会议即前引《民立报》报道中“某甲”所云“总统府之会议”。其时洪述祖杀宋消息不仅已为报纸披露，而且已为总统府人私下议论，但当晚总统府会议却没有决定立即对洪采取控制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会议，身为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的赵秉钧竟然没有被请去参加，而是在家与财政总长周学熙久坐。显然，袁世凯有意避开赵秉钧来处理此事。这或许是因洪述祖为赵秉钧之秘书，赵秉钧理应回避，但更大的可能是，袁世凯担心赵秉钧为了自证清白，不愿放过洪述祖。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赵秉钧确未与闻杀宋之事。果然，当3月26日得知洪述祖为嫌疑犯后，据王治馨言，“赵总理到总统府发电报捕拿洪述祖，总统府多人欲出而阻之”。[18]上述情况说明，3月25日晚总统府会议一定做出了放走洪述祖的决定，这才使洪得以在3月26日晨顺利逃离北京。
关于洪述祖出逃的具体情形，1918年9月京师地方审判厅审讯洪述祖时，审判长曾问：“当宋案发生后，汝因何逃跑？”洪述祖供：“系因赵总理转传总统之意，令我躲避，恐我被人暗杀，致我走后，有警察至我家中，将我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19]洪述祖为了卸责于人，把赵秉钧也说成放走他的人，但如前所述，这并非事实。洪述祖说“有警察至我家中，将我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也是为了将责任推到袁、赵身上，暗示袁、赵为主谋，因此他们将其家中“所有之文件、电稿全行抄去焚毁”，以掩盖真相。但实际上，洪述祖逃离前，至少有半个白天和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销毁罪证，他岂能将证据拱手留给警察？事实上，洪述祖逃离北京四天后，警察方去椿树胡同其家搜查，结果发现“家中紧要箱笼已全行搬去，所余书类文件全与此案无关，惟得程德全保应夔丞原电一通（即程德全保应为江苏驻沪巡查长之电——引者）而已”。[20]
袁世凯既有意放走洪述祖，那么洪述祖逃至天津两天竟安然无恙，跟踪至天津抓洪的警察一无所获，也就不奇怪了。而洪述祖于3月28日能够从天津顺利南下，到达济南，然后转车逃往青岛，同样是袁世凯有意放纵，无怪乎时人有种种疑问。《民立报》记者就曾提出四大疑点：
记者调查，二十六日时，警察方面已预备捕拿，而洪之南下也，实二十八日晨九时，相隔两日，竟令洪悠悠而去，一奇也。侦缉队之赴津也，据云在二十七日，即洪出逃之前日，此一日间，侦缉队所作何事，二奇也。二十八之南行车并非通车，一日始到济南，三日始达浦口，政府如于二十八日一电到山东，便可捉贼，乃总统之通电，偏偏二十九日始发，三奇也。自二十九始，至初一日，又已四天，无论洪述祖向何处走，既云开专车跟缉，应早就获，乃至初一日晚间，跟缉者尚无以后之报告，四奇也。一罪恶滔天之犯人，发见已一周之久，而令悠悠携眷而去。此内务部之责乎？抑交通部之责乎？要之，洪犯之神通广大于此可见，而某当局之心迹，欲见谅于国民，难矣。[21]
以上四“奇”中，第三“奇”所述不够准确。据报道，3月28日上午，也就是洪述祖乘津浦路火车由天津出逃当天，津浦路北局其实曾有一电致南局会办赵庆华（燧山），内容如下：
燧山兄鉴：顷由警察厅长杨以德来，称奉大总统面令，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携带女眷一人，乘津浦车至济南，由济南至浦口。此人面有红斑，黑须，务饬地方官一体严拿等因。奉此，查洪述祖既由本路南下，自应知照地方警厅遵令办理，惟本路兵警不准干涉云云。[22]
由电文中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称奉大总统面令”云云，可知该电实系袁世凯将杨以德召至北京，面授机宜，再由杨返津请津浦路北局发出。“此电系二十八日上午由津拍发，则是日即可抵沿途各埠，是时洪之踪迹不过达济南耳。乃电末忽加‘惟本路军警，勿加干涉’二语，且此电不即交发警务处（指此电系发给津浦路南局会办而没有及时交发地方警务处——引者），遂使元凶脱逃。”[23]可见袁世凯确是有意纵洪。迨至29日，袁世凯连发三道捕洪通电，然此时洪述祖已逃至青岛，连发三电不过掩人耳目而已。[24]
且说洪述祖于3月28日逃离天津后，警厅侦探从其宿纬路住所带回仆人二名，并录有口供。据二仆所供，洪述祖出逃前是比较从容的。其初欲于3月27日经海路逃往上海，旋因当日没有赴上海的轮船而作罢。3月28日欲乘火车至上海，又因当日没有通车直达浦口，故决定先至济南。[25]但据1917年8月洪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审时供称：
当时袁总统府差官来，向我声称，总统叫你至青岛，我即偕同出京。迨至天津，该差官即向我云，总统得有各处探报，有许多人欲图暗杀尔命，是以令尔至青岛暂避等语。我遂至青岛闲居云云。[26]
果如此，则洪在出逃前便已确定青岛为目的地，洪述祖对其仆人说欲往上海，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其仆泄其行踪而实施的瞒天过海之计。而他决定逃往青岛，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则青岛当时是德国人的租界地，便于藏匿。德国海军大臣曾在下议院发表演说，“谓中国人之避乱者，恒喜迁居青岛，盖以该岛在吾国保护之下，甚为稳静故也”。[27]二则因为“光复而后，凡满族领袖、前清贵官及一切逃犯，莫不以青岛为安乐窝”，[28]其中有与洪述祖极为熟识者，如同乡盛宣怀及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等，便于其在当地活动。[29]另外，洪述祖清末曾在中德合办井陉矿务局担任总办，与德人打过交道，这或许也是他决定逃往青岛考虑的因素之一。
至于叫洪述祖逃走的“总统府差官”的名字，洪述祖并未透露，但当时《民立报》曾刊登“北京电报”，称有传闻，洪述祖逃去“系其同乡总统府秘书张一麐密告洪知，令其早逃”，又谓“洪、应在外秘密行动，所需款银，概系张一手付给”。[30]为此，“总统府秘书厅同人”曾向《民立报》发出公电，予以否认，称“张一麐在厅办公，屏绝酬应，与洪素无往来”。[31]然而，当《民立报》驻京记者面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询问发电情形时，“梁氏答谓己并不知道”。[32]“总统府秘书厅同人”发表公电，秘书长却不知道，可见该公电极有可能是张一麐假借“同人”名义发出。从事实来看，洪与袁关系密切，“时往总统府”，张不仅是袁的心腹幕僚，也是洪述祖同乡，两人“素无往来”，显然说不过去。即以收抚应夔丞而论，应系洪介绍入京见袁，总统府方面负责接待应者即系张，洪、张如何能够不相交结？因此，通知洪述祖出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张一麐，当然并不是张私自放人，而是受了袁世凯指派，张之所以在案发后否认，一方面是因为此事与己不利，另一方面是为了不牵及袁。
二 政府引渡洪归案失败背后
洪述祖于3月29日逃至青岛。三日后，即4月1日，洪述祖被跟踪至青岛的京师警察厅秘书潘毓桂、侦缉队长李寿金等认出。潘、李等将跟缉情况向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做了详细报告。根据报告，潘、李等人于3月31日晚到青岛，比洪述祖晚到两天。4月1日，二人查得3月29日由济南到青岛火车内有一人貌似洪述祖，到青岛后住进亨利饭店四号房，自称王兰亭。经设法辨认，确定王兰亭即洪述祖，胡须已经剃去。潘、李当即电告山东都督周自齐，转电大总统、国务院，并电告王治馨，又向青岛德巡警衙门报告王兰亭确系洪述祖。4月2日，德巡警衙门将王兰亭即洪述祖传至警署问话。4月3日，周自齐派洋员司得赐来青岛接洽，向胶督交涉，兼探讯问情形。据德警云，问讯时，洪述祖“言不知宋案原因，向来与宋毫无关系”。德警讯以“何故更名，何故到青”，洪谓“宋案发生后，多有疑彼者，并恐有人暗杀彼以图报复，故更名逃赴青岛”。德巡警衙门据此向中方提出，“须有证据，始能将洪交出，并须速速”。当天下午，德警即将洪述祖释出。潘、李等将上述情形报告周自齐，并继续派暗探监视洪述祖。[33]据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后来讲，洪述祖之所以被德警释放，“系李经迈代为运动”，惟洪述祖“每日午后六时须到官署（指德巡警衙门——引者）挂号，证明其未离该处”。[34]
4月3日，周自齐致电总统府秘书厅及内务总长，报告洪述祖被拘情形，请政府从速提供证据，电云：
辰密。顷接胶督电开：东电敬悉。当即饬令巡警局将洪述祖拘获，但因洪称此案与伊毫无牵连，是以碍难照办。应请转呈北京政府，索取此案确实证据，庶可详查办理等语。已电复胶督，将洪拘留候办。乞饬部从速办理，并指示一切为叩。自齐。江。印。[35]
袁世凯接电后，于4月4日转电江苏都督程德全与黄克强，请将宋案有关洪述祖各项证据分咨外部、东督，以便与德方交涉，电云：
新密。据山东都督电称，接胶督电开：东电敬悉。当即饬令巡警局将洪述祖拘获，但因洪称此案与伊毫无牵连，是以碍难照办。请转呈北京政府，索取此案确实证据，庶可详查办理云云。已电复胶督，将洪拘留候办，乞饬部从速办理等语。希程都督查检牵涉洪述祖各确据，分咨外部、东督，以便双方交涉。洪既有着落，此案当可水落石出，藉释群疑。遯初有知，实阴相之。袁世凯。支。印。[36]
与此同时，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和国务院秘书程经世，于4月3日离京南下处理此案。据言敦源记述，二人行前曾见总统、总理，拟有三种计划：一是“酌带弁役，诱出环〔租〕界，然后掩捕”；二是“劝洪束身归案，免致累及政府”；三是“经世习于德人，设法交涉，庶几引渡交犯”。[37]4月5日晚9时，言、程带弁役10人至济南，与周自齐会商办法，获知“洪述祖已为德人拘留（实际此时洪已被德警方释放——引者），则在京筹议诱捕一节已不适用，所带弁役即令折回”。[38]4月7日晚，二人到青岛。4月8日上午，二人与胶督府文武官吏交涉洪述祖归案事，德人“仍坚执如前，非将证据提出，不能将洪述祖引渡提回”。[39]言敦源等见与德方交涉无法进行，遂改变策略，辗转设法与洪见面，“劝洪自行请求归案”，但“情遣理谕，百方诱致，舌敝唇焦，终不承诺”。[40]4月10日，言、程返回济南。关于此行经过，二人特别撰写《公出日记》，并在《大自由报》等报公开刊出。
4月12日，言敦源回到北京，当晚即去西堂子胡同赵宅见了赵秉钧。适逢北京《民立报》记者亦来访赵，于是言敦源向该记者讲述了青岛之行的一些见闻经历：
予此行有笔记（即《公出日记》——引者），改日当发表……余……七日到青岛……德人来诘余，余谓系来探亲，同行之国务院秘书程经式〔世〕君，则借口来购德文书籍。八日，胶督携其夫人去游曲阜，登泰山，亟不得归，其副官又不能作主，余乃偕程经式〔世〕君约会老洪，劝其自行投案。洪谓：德人叫我投案，我便投案。洪之气焰极大，自诩为共和功臣，谓唐少川可证，直认杀宋不讳，以为共和乃彼手造，宋主张政党内阁，是破坏共和，余故杀之。诘以何以逃去，洪谓：吾不去恐为人暗算耳。彼又谓：须将此事原委编为一书，译以英、法、德文，传诸世界。[41]
在此段讲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言、程到青岛后，当德人来诘问时，言敦源竟谎称“系来探亲”，程经世则谎称“来购德文书籍”。可以说言敦源在不经意间泄露了此行的一个重要秘密——原来二人并非受政府正式委派，去青岛与德方交涉引渡洪述祖归案之事，否则二人完全可以光明正大，何用鬼鬼祟祟？这个秘密的泄露让我们知道，后来发表的《公出日记》所谓“公出”不过是谎言，日记所记并不完全可信，将日记公开刊出，也不过为了敷衍世人而已。其实，从言敦源与洪述祖本有“戚谊”，以及程经世与洪述祖同为构陷“孙黄宋”嫌疑人这些情况，便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派二人到青岛的动机。再联系洪述祖逃至青岛本为总统府故纵，则言、程二人青岛之行究竟所为何来，就更加令人怀疑。《民权报》曾刊登“北京来电”揭露道：“闻言敦源此次赴青岛，表面上为办理引渡洪述祖交涉，而实则多方运动，冀勿将洪贼交案审办。现一切手续业已办理完毕，而洪贼仍逍遥法外，可见此事真相一斑。盖言本与洪为戚串，而又与洪同供职于内务部。此次青岛之行，闻系洪贼私党嘱言自告奋勇，临行时又经赵秉钧密授计画，识者早知其必有此种结果。呜呼，洪之罪诚不可胜诛，言之罪亦不在洪下矣。”[42]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所刊《国民月刊》也揭露云：“言敦源与洪有戚谊……乃当宋先生被刺案发，洪遁青岛，中央明知洪为案中要重，亦知此事将有不了之局，乃派言敦源与程经世赴青岛，程与洪、应之关系亦不可掩者，中央之故纵洪逃，于此已显然矣。”[43]
国民党方面，黄兴于4月6日致电袁世凯云：“宋案关于洪述祖之证据甚多，未便宣布。洪系内务部秘书，既属逃官，应饬由外交部向胶督交涉提回。”[44]4月9日，黄兴再次致电袁世凯，谓：“此间迭次审讯刺宋凶犯，搜检证据，洪述祖实与此案有绝大关系，现已在青岛拘获，请饬外交部向德使交涉，将洪索回，俾得归案，与各犯质讯，期早日解决，昭示天下”。[45]
然而，胶督对于引渡洪述祖归案严行拒绝。其中原因，北洋《德华报》曾有解释，称：“中、德二国间并未订有互行引渡罪犯条约，故德人无引渡罪犯之必要，而中国无要求德人必行引渡之权利。然此犹就未订有引渡条约而言之也，即使订有引渡条约，引渡国亦必分别被引渡罪犯所犯为何项罪案，以定其应行引渡与否，固不能谓一切罪犯均应引渡也。洪述祖之逃往青岛，确无犯罪之实证，故德人不能交出云云。”[46]言敦源也将洪不能归案，归因于“民国尚未经承认，所继续履行之前清条约又无交犯专条”。[47]
洪述祖迟迟不能归案，令国人难以理解，《亚细亚日报》4月中旬曾刊登如下一则短评，颇能反映时人困惑：
吾不解洪述祖具何种神通，乃能逸出北京，善避侦缉，而安然隐匿于青岛。吾不解胶澳总督据何理由而拼命庇护一杀人犯，致中国政府屡索而不与。吾不解政府何以坐令洪述祖逃逸，何以侦缉数日而不得，何以屡向胶督请求而不得引渡。小小交涉，尚犹如此，国际上大问题，更将何如乎？呜呼，果胶督之故意为难乎？抑政府之交涉不尽力乎？吾无以名之，不得已而只归之于洪述祖神通广大耳。[48]
国务院为防“远道传闻失实”，于4月4日发表通电，撮要叙述政府跟踪缉拿及向胶督交涉引渡洪述祖情形，“以杜谣疑”，称：“此案关系重大，幸查缉多方，破获尚速。即案内牵涉之洪述祖，亦已查有着落，经胶督拘留，将来检齐证据，公平裁判，必可按法惩治，以伸国法而尊人道。”[49]
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将宋案证据撮要宣布。随后，程德全又将宋案证据照片派专人送京，请饬外交部及山东都督向胶督交涉，将洪犯索回，以便归案讯办。[50]5月1日，外交部致函德国驻华公使，将程德全等抄录证据一份送交德方，请“转达胶督，迅将洪述祖归案讯办”，函云：
径启者。与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有关系之洪述祖逃匿青岛，业经迭次面请转达胶督，暂行拘守在案。顷准国务院函开：迭准江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二十五日电称：宋案搜获证据，内有应桂馨与前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电函多件。又二十八日电称，此案要据摄有影片，即日专员赉交外部。兹据二十五日电开各节摘出，另纸钞录，请照会德国驻京大臣，将洪述祖交出归案等因。除俟影片寄到，即行照送外，相应将另纸钞录证据一份，先行照录，送交贵大臣查照，并希转达胶督，迅将洪述祖归案讯办，实深感纫。此颂日祉。五月一日。[51]
5月6日，外交部收到苏督派员送到“确实证据密影十三张”，亦函送德使馆。[52]鲁督周自齐接到照片后并未立即与胶督交涉，而是致电中央，谓“此事须由中央派员前来会同办理，即请迅速遴派来东，以便同往交涉”。时人分析，“周之用意，明知洪犯决不能引渡，恐为舆论攻击，故作此不负责任之举”。[53]
与此同时，洪述祖于4月底在青岛做了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以1.5万元的价格，从德人警长威尔慈手中购得楼房一座。[54]这一举动透露了三点重要信息。（1）洪述祖与政府之间似乎已经达成某种交易，政府将不急于引渡洪述祖归案，因此，洪述祖可以购房久居青岛。（2）洪述祖手中并不缺乏金钱。犹记上年11月29日，洪述祖在给应夔丞的信中，尚称“待款孔亟”，[55]仅仅半年之后，洪述祖忽然出手如此阔绰，其中秘密，洪的妻弟史蓉生曾于5月中旬在京“亲口告人，谓洪于宋事，实得政府报酬金二十万元，现已在青岛购置巨宅，极园亭之胜，以为终老计”。[56]这就再次证实，洪述祖居留青岛，的确得到了袁世凯的金钱支持，袁是不会将其迅速引渡的。（3）洪述祖购买的是德人警长威尔慈的楼房，这就使他和青岛德国租界当局之间建立起了关系，不仅有利于保障自身安全，而且可以在引渡一事上与租界当局私下进行交易。这一切看起来都是经过精心盘算的。
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致电司法部，请迅咨外交部，促其与德方交涉，引渡洪述祖归案。[57]5月7日，程德全、应德闳所派之员将宋案证据解送到京，共计分甲、乙、丙三种：“甲种第一次检查者，二十四件；乙种系第二次检察〔查〕者，二十件；丙种系第三次检查者，十一件。共五十五件云。”[58]
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归案，且传出将要入籍德国，也引起众议院议员不满，由罗家衡提出，张耀曾、吕复、高旭、邵瑞彭、辛际唐等二十余人连署，于5月中旬提出质问案，请国务总理、司法总长、外交总长于三日内答复。[59]5月20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又呈文司法部，请行文外交部向胶督交涉，务将洪述祖引渡归案。[60]大约同时，黎元洪也致电袁世凯，请早日引渡洪述祖归案。[61]由于迟迟未接到回复，5月22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再次致电司法部，询问引渡洪述祖办理情况，请“速向外部交涉，归案讯办”。[62]同日，司法部复电，告知外交部“已将原函内容并附送影片十三张转达胶督，请查照办理”。[63]
5月31日，青岛德国高等裁判所开庭，研究洪述祖案究竟应否引渡。洪述祖以重金运动德国某律师代为辩护，主要辩文即谓“燬宋”之“燬”绝无杀意，不认谋杀宋教仁。[64]“胶督亦以证据中于实行谋害宋教仁之字样未有，以故此项证据未能认为有效，遂判将洪羁留青岛，一面先将供词抄送外交部核办。”[65]
6月11日，上海地方检察厅第三次致电司法部，要求其“转请外部，从严交涉，据约力争，务令克日将洪犯引渡，以伸国法”。[66]6月14日，司法部复电称：“接胶督函，洪述祖现正审讯，约数日必办毕。”[67]然而，外交部随后接到了驻京德代表照会，称：“中德两国所缔条约并未订有引渡罪犯专条，洪述祖侨居青岛，在德国治权之下，胶督对于该犯有应行保护之责，断不能贸然交出。惟为顾全睦谊起见，允将青岛法庭所讯洪犯供词录送，藉资印证云云。”[68]6月27日，外交部将德国驻华使馆交来洪述祖供词一件，译送总统府。[69]总统府旋批：“查胶督何时引渡洪述祖，此时尚未决定，所有德使馆交来洪述祖供词一件，拟请即由国务院备文，送交江苏程都督，转交上海地方审判厅查照。”[70]青岛德国裁判所还通过德使转告政府，称“洪述祖已经切实审讯，据其自供，确无犯罪情迹，目下尚未便引”。[71]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各方不再特别关注此事，引渡洪述祖遂不了了之。
引渡洪述祖最终以失败告终。面对此结果，洪述祖扬言：“刺宋案未有同谋之证据，不得谓余有罪；且内而政府，外而胶督，表里庇护，法庭其奈我何？”[72]可以说毫无顾忌地道出了他所以能逃脱惩罚的内幕。自此，洪述祖在青岛居住下来，不久他又在距青岛约60里的九水庵修建了一座别墅，名曰“观川台”。其地在崂山西部猪窝河之上流，道路平坦，汽车可以直达，对岸有老松十数株，下即洪述祖别墅。[73]
三 赵屡请辞职自证清白被袁拒绝
刺宋案发生后，因应夔丞被捕，牵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又因洪述祖逃离北京，致使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处于嫌疑之地，陷入漩涡。赵秉钧对于刺宋案态度如何，遂成为观察其与该案有无关联的重要视点。
宋教仁被刺一周、洪述祖逃离京城两天后，即3月28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党员开会讨论应对宋案办法。3月29日，共和党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忽然登载消息，称：“张继氏日前在该党本部对于钝初死事之演说，洋洋千言，大略谓：钝初之死，据外间消息，实为应夔丞所指使。应本上海流氓，虽为我们同盟会人物，但此人近恐已为人收买，故吾人对于应夔丞之外，仍须根究主使之人云云。其词中并及于现总理赵秉钧云。”[74]3月30日，《大公报》亦刊登消息云：“二十八日，该党开会讨论此案原因及一切善后办法，各党员极为愤激。张继演说，至谓应夔丞既系刺宋主谋之人，而内务部秘书冯〔洪〕述祖与应平日关系密切，赵总理又信用冯〔洪〕最深，则此案与赵总理不无关系之处等语。”[75]
赵秉钧对有人将他与刺宋案联系起来极为愤慨。据《亚细亚日报》报道，就在北京国民党本部开会当日（3月28日）下午，赵秉钧进谒袁世凯，愤言：
我不愿为总理，实以总统委托，不敢放弃国民责任。受职以来，朝夕劳苦，发白齿摇。不意区区苦衷，无人见谅。现在宋钝初一案，外间某党竟疑秉钧主使。此事毫无公理，秉钧万难缄默，拟请即行辞职，前往上海，与凶手对质，以期水落石出。[76]
《大公报》也报道，赵秉钧闻听张继演说内容后，“不胜愤懑，随即进谒总统，大声疾呼”，谓：
总理一席，我原不肯承认，因被总统追令就职，我劫于公义私情，乃勉力担负。今宋遯初被刺远在上海，与我无丝毫关系，而外间竟有疑我之语，令人愤恨。我今无以自明，今日惟有求总统准我请假，以便赴沪与应夔丞对质。[77]
3月30日，赵秉钧“复向总统前坚请辞职，谓无论如何，已决计不任总理。总统谓：临时政府已为日无多，国务员中无论被如何之嫌怨，万不能再有更动。且刺宋案之传说种种，实属外间无稽之言，何足深信。乃赵氏执意甚坚，总统慰留再三，毫不为动，且迫请总统即日下命令，准其辞职，总统亦坚不允许。赵氏最后谓：总统如不下命令，我即在此坐守，不赴国务院。总统竟亦无法”。[78]当晚，张继与《民立报》特派员往访赵秉钧，向赵说明自己并未发表过刺宋案与赵有牵连的演说，称该消息为“《亚细亚日报》捏载”，“面揭该报之诬，兼探赵辞职确否”。[79]赵谓：
余昨今两日（指3月29、30日——引者）见袁总统决意辞职者，原因甚多，尤以宋钝初死，且悲且惭。缘宋在京时，相处最久，相契更深，宋所主张，余极表同意。今宋果为政见死，余又〔有〕何心谈国事。且此案佥谓系洪述祖主犯，而洪为余属僚，余亦处嫌疑地位，余今犹不辞职，又何以谢国民。故决欲辞职赴沪，与凶犯等对质。至该报捏词挑衅，可不辩自明云。[80]
据此，赵秉钧在3月29日也曾向袁世凯提出过辞职，3月30日是继3月28日、3月29日之后连续第三天提出辞职。同日（3月30日），内务次长言敦源在给河南都督张镇芳的信中写道：“国务院存五日京兆之心，已料理交代，无复有人热心及此，此又政府之现状也。”[81]所谓“国务院”，即指国务总理赵秉钧。
3月31日，赵秉钧在总统府又一次提出辞职，袁世凯“始以和平之议再三宽劝，继谓：‘临时政府不过期年，总理已经三易，外人之觇我国者，其轻视我国可知。然或因政治之关系，或政见之差池，国务领袖负有完全，不得竟行其志，以此而辞职，亦各国所恒有；乃不谓以暗杀案之发现，外间之谣诼，遂欲藉辞职以自表白其心迹，毋乃近于无意识，非但贻外人以笑柄，国人其谓之何？故无论如何，总理辞职决无可以准予之理。’言时词气极为坚定，赵总理亦无词可进云”。[82]然而，赵秉钧并没有打算退让。据4月5日《大公报》引“国务院某员”消息称：“赵总理之辞职表，业于初二日呈递，闻大总统虽经慰留至再，而总理去志甚坚。”[83]
对于赵秉钧坚欲辞职赴沪对质，总统府除梁士诒赞同外，其余皆表反对。4月9日《时报》披露内幕道：
总统府秘书对于赵总理之辞职分为两派，梁士诒则赞成其辞职，而梁以外皆反对之。某秘书面斥赵之举动不合，劝其取回辞表，赵坚不允。某秘书拍桌呵之云：“如此不学无术，安可做总理。”并力争于总统前。总统云：“吾亦坚留，渠决不可，奈何？”赵又至总统前坐索命令，谓：“今日不得准免本官之命令，誓不出府。”总统无如之何，即饬办稿缮印，以段祺瑞兼着，不意国务员全体反对，无一人肯署名，总统命令不能宣布，赵无法，始去。[84]
但赵秉钧并未打消辞意。4月12日，他对来访的北京《民立报》记者表示：“余与钝初交极厚，终不负钝初于地下。以余刻下处境之难，宁为嫌疑犯入狱，不愿再一日居此地位。”[85]
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于赵秉钧当时的动向，也曾有如下一段记述，他说：
赵对我从来不提宋一字，宋被刺后，除于国务会议时自言自语外，次日递辞呈，移住法国医院，数日后又回本宅。某日，约我往（相处年余，此是初次），见面时，神色张皇，对我连揖不已，言：“有一事要君帮忙。”问何事，赵言：“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我说：“何至如此。”因欲得知宋案内幕，即问宋案究竟如何。赵言：“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芝泉（段祺瑞）军人，事事好办。”我茫然不解。次日，赵又亲笔致我一函，更反复言之。在我所得于院方（指国务院——引者）者如此。[86]
此段记述中，赵“于国务院会议时自言自语”，发生在3月21日获知宋被刺消息时，前已述及。“次日递辞呈”，说明赵最早在3月22日，也就是宋教仁身亡当日便提出过辞职，比各报所载3月28日提出辞职早了一周。“次日递辞呈，移住法国医院”两事连记，极易让人误解为赵3月23日入住法国医院，但实际上赵入住法国医院是4月17日，也就是武、应二犯4月16日、17日由租界当局移交中国方面之时。《民立报》曾刊登“京函”，对当时赵秉钧的处境进行过详细报道：
赵秉钧十七日忽入东交民巷之法国圣明拉病院，以养病为名，实则别有所为。记者向各处探访此事真相，据深知赵氏之某君云：宋案发后，赵氏曾表辞职意，而袁慰留之，谓彼自有办法，兼以四围状况亦不许其辞，遂勉强留任。而其后案情日明，关系日多，赵之境遇遂日陷于困难。辞职既不见许，故决计假养病名迁入医院，实际上则为变相之辞职也云云。又，宋案发现以来，赵氏之态度，闻大异囊昔，其原因系以洪述祖故而受嫌疑，已无有逃避之能力，故日在忧急之中，今入病院，实有不得已之苦衷云。[87]
可知赵秉钧入法国病院实为“变相之辞职”。该报记者又探访赵秉钧进入病院后的情形道：
赵秉钧移入圣明拉病院后，十八日记者特往该院询问赵入院后情形。据医员云：赵自谓胸中如有块垒，神经尤乱，心绪不宁。十七日投药十余次，夜间似未安眠。一二时后犹见醒坐，若甚焦虑。经医士力劝其安养，十八晨始少平和。大约一周间后可以复元也。[88]
结合张国淦所述及《民立报》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赵秉钧在4月中下旬间心绪极坏，内心极为不安。由于洪述祖逃走，赵秉钧受到舆论猛烈攻击，承受了很大压力。他屡次提出辞职，想以此自证清白，但遭到袁世凯及总统府绝大多数秘书和其他国务员反对。显然，赵秉钧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最终极有可能成为袁世凯向国民做出交代的牺牲品。他不像段祺瑞那样手握军队，而是孤立无援，因此，他才不得已请关系并不很密切的张国淦帮忙活动免职之事，并且说出了“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的话，可见其内心的惶恐及希望自证清白的急切心情。当张国淦问他宋案内幕时，他说“此事此时不能谈”，约有三层含义：一则他对袁世凯与刺宋案究竟有何关系，心中并无确定答案，因此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二则他心中很清楚，洪述祖刺宋与构陷“孙黄宋”阴谋失败有关，而他也曾卷入构陷阴谋，并且洪、应所用“应密”电本为他所送，这让他难以说清自己与刺宋案的关系；三则他正担心袁世凯欲牺牲自己，若所言对袁不利，或被袁抓住把柄，处境将更糟糕。因此，在主动辞职自证清白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请求免职以保全自身，就成为赵秉钧的选择。
很幸运，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四份经总统府修改过的、内容大体相同的《赵总理呈请解职文》底稿，其中两份末尾有“四月廿号已清”字样，说明草拟及修改时间就在赵秉钧进入法国病院之后。呈文云：
查该二员（指洪述祖、应夔丞——引者）虽经荐引，素乏私交，谓其才有所长，委以一定之事，其出范围之外，自非长官所期。至于犯法行为，更难代负责任。惟该二员尝以职务关系，曾与函电往来，而语不涉私，事可指实。其在该二员互相交通事件，则非所知。盖个人意思之与机关意思，司法问题之与政治问题，本截然两事，各不相蒙者也，理最普通，原易索解……惟是悠悠之口，愈传愈讹，随时辩解，则不胜其劳，坐任纷纭，则欲甚其惑。故秉钧在职，实于政府威信总有妨害，即司法检查，亦难以间执其口而折服其心，勿宁暂离政局，使个人行为与机关意思，司法事件与政治问题，两不相蒙，断绝关系，庶几政府之威信、司法之尊严两无所损，不至因此一案影响治安，而秉钧亦得静养调摄，以图后效。为此呈请大总统，解去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另行派员代理。[89]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府将呈文最后“解去秉钧”四字改成了“准予暂离”四字，说明总统府并不同意赵秉钧彻底解职离任。与呈文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总统府的批示底稿，最后一句为“赵□□应准暂离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本任，仍望加意调摄，勉为国事自重”，[90]与修改后的呈文中“准予暂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一句意思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