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呈文及批示并未正式宣布，原因当是4月25日晚江苏都督程德全、省长应德闳通电宣布宋案证据后，举国为之震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民立报》当日以《杀人犯之主名·欢迎赵秉钧》的醒目标题，发表评论道：
宋案发生一月余矣，人人欲睹此案之真相，人人欲知杀人之正犯，及今而证据之大部分，已共白于天下矣。自应、武获案而表面之证据中，得一洪述祖。自应、武引渡，而大部分之证据中，得一赵秉钧。呜呼，赵秉钧！尔非万恶政府之国务首领耶？尔之名字，何赫然发现于宣布证据之通电耶？海运局之营仓（武士英、应夔丞关押处——引者），检察厅之横舍，现已准备欢迎矣。呜呼，欢迎者，又岂独一赵秉钧耶！[91]
次日，《民立报》又开始连载血儿《综论大暗杀案》一篇长文，分析袁、赵为何要杀害宋教仁，以及国民及国会应当如何对待袁、赵，提出“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之法。倘若袁、赵不归法庭对质，则“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92]《民权报》则于同日刊登徐谦《布告国民》书，云：“我民国何不幸，而有此暗杀民党、阴谋不轨之政府！……此案实施犯罪者武士英也，共谋杀人者应夔丞也，故唆杀人者洪述祖也，而造意杀人者，非他，乃政府也……政府杀人之证据，今宣布于我国民之前矣。袁世凯也，赵秉钧也，洪述祖也，应桂馨也，若此诸犯，皆为刺宋之共同犯罪人，皆应受民国法律之制裁。”[93]4月29日、30日，《民立报》又连载《数袁世凯十大罪布告国民》，历数辛亥鼎革以来，袁世凯实行“武人专制”“军警干政”，滥杀共和有功之人等十大罪状。[94]
袁、赵不得不全力应对国民党及舆论铺天盖地的攻击。4月28日，赵秉钧发表自辩“勘电”。同日，袁世凯亦发表“堪电”，声援赵秉钧。很快，舆论又予以批驳，认为“宋案证据，不可以电辩了事”，“剖白大总统心迹，不可以一电了事”，“为赵秉钧计，宜赴有司受法律之裁判”，大总统“亦惟但赴法庭求伸辩于法律而已”。[95]5月1日，共和党人孙武亦上书大总统，提出“为保持全国政务进行计，似应准予（赵秉钧）暂行辞职”。电云：
大总统钧鉴：敬启者。武日来叠阅上海程都督、各〔应〕省长宣布宋案证据通电，及赵总理对于各项证据剖析申明通电，知将来非诉诸法律，必不能证清案源，以安英灵而彰公道。在证据中，一月十四日赵总理致应犯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一节，国务院为各部长官会同办事之地，私计阴谋焉能出此。即此一节，已足证赵总理与应直接交涉，断无特别隐事。直至三月十三日应犯致洪电，始有“若不去宋”之语，更可知谋宋动机，系当时由应动议主谋，洪且在被动地位，何论总理。将来水落石出，有罪无罪，必足以昭示天下，此固无庸为赵总理虑者也。惟是当此案未明之时，舆论分歧，赵总理不免处于嫌疑地位。国务总理既处于嫌疑地位，国人之信任心或因之薄弱，一切政务何能积极进行。武微闻总理前已提出辞职书数次，我大总统为保持全国政务进行计，似应准予暂行辞职，静候该案结清，再行复位，庶此案不致牵动政府，民国前途或增稳固。武困思熟虑，以为似应如此，始足以维持大局。一得之愚，是否可采，伏希酌夺，敬请钧安。孙武叩。[96]
在此情形下，赵秉钧又一次提出辞职。据5月2日《亚细亚日报》载，“赵总理日前面谒总统，力陈病体不支，坚求辞职。总统颇致慰留之意，而赵退志甚坚，回寓后即饬办免官呈文，立时呈递”。[97]呈文以“日来头眩益甚，困顿不支，力疾从公，倍形竭蹶，设有贻误，关系匪轻”，请求“准予免官，俾资调理”。但袁世凯并未批准免官，而是批示：“该总理病体未痊，应给假十五日，俾资调理。所请免官之处，应毋庸议。”[98]同时令段祺瑞暂代国务总理，接着又令言敦源暂代内务总长。对于这一人事变动，张国淦记道：
宋案出后，举国哗然，除公布文电外，空气紧张，日甚一日。府方正筹对策，适四月三十日，府秘书长梁士诒自沪返京（在宋案前梁以私事去粤），建议：“此事只有先免赵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民党之气。至赵有无嫌疑，再待国民评判，庶可缓和。”其时，赵辞职呈文已递多日，总统采用梁说，即令府秘书办赵秉钧免职、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命令。当电召我到府，嘱将命令带院，由总理署名，交印铸局发表。时有一人在座（不识其人，年约五十岁以上），力言为“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总统能始终迁就，即可牺牲晁错；若果有决心，今日万不必出此”云云。袁迟回半晌，将命令收回。至五月一日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之命令下矣（内务总长以次长言敦源代理）。[99]
此段中，“宋案出后”是指程、应4月25日通电全国，撮要公布宋案证据一事。“公布文电”指政府方面，袁、赵于4月28日发表“勘电”等事。“赵辞职呈文”当指前文所引赵呈请解职文稿。由张国淦所记可知，袁曾考虑接受梁士诒的建议，同意赵秉钧辞职，以应对国民党和舆论攻击，但在有人提出“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后，袁决定收回成命。由于外界普遍将赵秉钧视为袁世凯心腹，并且当时袁世凯事实上也已受到攻击，“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一说显然触动了袁世凯。袁让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却未准赵免官之请，而是给假15日，令其调养身体，用心十分明显：一方面做出姿态，以缓和国民党及舆论攻击，另一方面继续让赵秉钧充当“挡箭牌”。只要赵秉钧不免职，袁世凯就多一重“防火墙”。原本担心袁世凯会牺牲自己的赵秉钧此刻大概也明白袁的用意，知道自己对袁世凯还有用，但心里总是不舒服。故有报道云：“赵自迁三海后，终日吞云吐雾，忽曰：我老夫老妻，落此下场，实不甘心。”[100]5月15日，赵秉钧以“病体依然”，呈请续假15日，获得袁世凯批准。[101]6月3日，赵秉钧以“病体仍未就痊”，第二次呈请续假15日，又获得批准。[102]进入6月中旬后，宋案对袁、赵的冲击渐弱，心力交瘁的赵秉钧于6月16日再次呈请“准免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遴员继任”，但袁世凯仍不同意，批以“再给假半月，安心调治，所请免官之处，仍毋庸议”。[103]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与国民党人彻底决裂，赵秉钧完全失去“挡箭牌”作用，袁这才于7月16日同意免去赵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此时的袁世凯对赵秉钧应当是既感激，又愧疚，因此隔天便任命赵秉钧为“步军统领兼管理京师巡警事务”。12月16日，又委赵以直隶都督重任。1914年2月27日赵病卒任上。
由以上叙述可知，从刺宋案发生直至“二次革命”爆发的三个多月中，赵秉钧几乎一直在要求辞职或免职，但每一次都被袁世凯拒绝，并遭到袁世凯周围多数人反对。一些舆论对于赵秉钧坚欲辞职，也从一开就持反对论调。如《亚细亚日报》专门刊登社说，对闻听赵秉钧决意提出辞表，表示“较闻暗杀宋教仁消息之传来，尤为震骇”，认为“宋君为社会中之个人，其被暗杀亦为通常习闻之事，即极其关系之重大，不过为政党中重要分子与有学识之一人材”，“若因社会上杀一个人而总理辞职，则吾未之前闻；即杀一政党中人与有学识之人材，而总理辞职，吾人未之前闻”。又认为，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洪述祖之与刺宋案，为个人行动，为有所主使，尚未可知。但使能实行拿洪解沪，总理对于此案，即可不复过问。若谓社会中有嫌疑总理、指目总理者，则悠悠之口，何所为而不可。身当政局，焉有如许闲情，与社会争气，与报馆斗口”。因此，批评赵秉钧提出辞职“为无意识之行动，乃妇人女子负气之所为，岂当国重人之所宜出此乎？真所谓不识大体者也”。[104]又认为：
惟赵氏身任国务总理，自应对于国务员负完全之责任，乃因此偶尔嫌疑之风说，挟气辞卸总理之职。倘继任者后因偶被嫌疑，亦相继而辞职，国务总理何等重要，焉能儿戏若此。况临时政府行将告终，乃一切不顾，毋乃太不负责任，盖适足形其无意识而已矣。[105]
《时事新报》论调亦复相同：
赵之蒙此嫌疑，固赵之不幸，然堂堂总理，以此等嫌疑而即思辞职，视总理太轻，视自己亦太轻，可谓无意识，不负责任者矣。如负国务者皆以嫌疑而即须辞职，则凡欲推倒内阁者，但制造一嫌疑案而已足矣，又何须以万钧之力，与政府激战哉！然有中国之共和程度，乃有此不负责任之总理，固无足怪矣。[106]
《新纪元报》也刊登社说，对赵秉钧欲辞职赴沪对质表示“大愚不灵，大惑不解”，称其不仅“规模狭，局量褊小”，而且“视国家之轻，不如其视自身之重”。又云：
宋遯初虽政党之重要人物，而自社会方面言，乃个人耳。其死纵属可悲，然因社会上个人之生死，而使国务总理辞职，藉使违反法律须负政治上之责任，赵总理又将若之何？且国务总理者，国家之机关也……如宋遯初之遭暗杀，果其赵总理与之有关系，即辞总理之职，仍不能逃于法网之外；如其与之无关系也，则辞职只增政治上之纷扰，而轻视国家之机关。而赵总理者，其行动乃于小丈夫不识大体，而与妇人女子争负气之概，其有辱国务总理，虽沸东海之波，不足湔除其污者也。[107]
这些批评看似立于某种高度，出于理性，实则完全不顾宋案实情。宋案非普通刑事案件可比，对政局影响甚大，固不必细论。赵秉钧辞职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应夔丞“口供牵及部员（即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引者），己有管辖之责，若不离任，则于缉凶、搜据诸有不便，理应回避”。[108]这恰是识大体、负责任的行为，却被批评为“无意识”“不识大体”“不负责任”。退一步讲，就算赵秉钧的举动只是为了个人名誉计而不顾大局，也是为了向国民证明他并非刺宋案幕后主使，理应得到理解。而那些批评赵秉钧要求辞职的报纸，无一例外是支持袁世凯的，其目的无非是要在袁世凯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以稳定大局为言，助其一臂之力。
四 赵拒检厅票传实为袁幕后操纵
宋案经过租界会审公廨预审，决定移交中国法庭后，国民党方面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商量，决定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但遭到司法部、各省司法界和众多舆论反对，最终宋案决定按司法部的命令，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
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择要宣布宋案证据后，赵秉钧于4月28日发出“勘电”，力辩自己和政府与刺宋案无关。同日，程德全致电袁世凯，强调“此案一日不结，人心一日不安，并要求令饬赵总理亲身来申受审”。[109]社会各界也纷纷要求赵秉钧迅速到案。《大中华民国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政府既处于嫌疑地位，将来无论为普通裁判，为特别裁判，赵总理均应到案被质。果为赵主使也，当然受法律之裁判；果与赵无干涉也，一经审判，即可恢复赵氏之名誉。若避不到案，空言辨论，岂足以昭大信而服人心哉！”[110]该报还刊登了一系列电报，从中可见群情激奋之情。其中“上海全体公民”通电云：“宋案铁证披露，涉及二公，望总统务以国法为重，挈同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廷〔庭〕之裁判，以谢天下而安人心。”[111]国民党宁支部通电云：“宋案证据业经程都督、应省长‘有电’宣布，国务总理赵秉钧系嫌疑要犯，乞咨请大总统，速解职归案受审。”安徽省议会通电，要求“速行组织特别法庭”，“严究主名”。江西省议会通电，要求对袁、赵“提起弹劾”，并主张在组织特别法庭之后，“由各省议会员陪审，以公人民而昭郑重”。[112]华侨也纷纷发表通电，如新加坡华侨总商会通电云：“宋案经程都督、应省长正式宣布赵主谋，乞严裁判，以彰公理而平人心。”[113]甚至有华侨通电提出“不杀主谋，何以谢天下”，要求“速诛赵以谢天下”。[114]又有《河南同乡忠告赵秉钧书》现于报端，劝其辞职，定期赴沪受质，批评其“计不出此，乃通电各省以驳辨，假病请假以掩饰，复多方运动，使少数无意识者强为辨护，独未想此案关系若何重大，徒恃舌战，将欲盖弥彰，能有济乎？”[1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等发表通电，指出：“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迅办，赵总理既涉嫌疑，届时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便强辞辩护，抗不受理。”[116]此数人在当时均具有很大影响，因此电报一出，立刻引起各界关注。
在各方强烈呼吁声中，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经北京地方检察厅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内开：“暗杀宋教仁一案，本案经检查证据，该被传人迹涉嫌疑，着即来厅候质，限五月十九日到厅。”[117]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又致电北京地方检察厅，请代传赵秉钧、程经世，电云：
北京地方检察厅鉴：暗杀前农林总长宋教仁一案，业经本厅检查证据，除应夔丞、洪述祖外，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程经世均涉嫌疑。已于本月六号函附传票两纸，请贵厅协助分别代传，务祈按期解送来厅，并望先行电复。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齐。印。[118]
此消息传出后，徐血儿发表评论，认为“解决宋案当令赵秉钧早日到案归质，为第一着办法”，“赵秉钧果欲自白主使另有人在，则不可不归案诉之于法庭，以恢复平日之名誉”。但同时，徐血儿又对赵秉钧能否到案表示怀疑，认为“以袁之跋扈，或庇赵抗不到案，若是则法律终难解决”。[119]
果然，5月9日，袁世凯首先发表通电，以强烈态度反驳岑春煊等通电，为赵秉钧辩护，称：“即就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备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而感情用事者，日逞其不法之言论自由。”[120]5月11日，赵秉钧亦公开复电，反驳岑春煊等通电，提出不能出庭的三条理由。（1）“政府止负政治上之责任，不负刑事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因此，“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浑然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2）应夔丞与洪述祖究竟有何关系尚未判定，洪述祖青岛“江电”内称“述祖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等语，试问与秉钧何涉？出庭受质，与谁对勘？”（3）宋案证据中，应致洪函内有为黄兴将私存公债60万元转抵银行，及运动苏、浙、徐、皖军队等事，“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资，煽惑苏、浙、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黄克强获免于追诉，而秉钧则必须质讯？”赵秉钧在电文中同时批评“野心枭杰，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而岑春煊等“盲从附和者流，误信流言，愈滋疑窦”。[121]
5月19日，蔡光辉正式接替陈英任上海地方检察厅长。[122]5月20日，赵秉钧又致函北京地方检察厅长转复上海地方检察厅，就宋案证据中涉及自己与应夔丞处进行解释，辩解自己与宋案无关，拒绝赴上海对质，并以患病为由，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要求于所在地询问。其函云：
径启者……查暗杀宋教仁一案，前据洪述祖青岛“江电”称，“述祖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各节，已足证明秉钧与本案毫无关涉。即谓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证据中有秉钧致应夔丞、洪述祖函各一件，查致应函系发给密码电本一事，向例外省奉差人员，均得请用密电。应系长江巡缉长，故即照例发给，复恐藉此招摇，故又嘱其有电直达国务院，至公无私，已可概见。其致洪函，系答洪代应催询津贴一事。因应担任解散青、红两帮，曾由程都督电请中央，每月津贴二千元，及应派员领款，经秉钧饬查，国务院、内务部均无成案可稽，恐系大总统特允程都督电请之件，故函中有“应君领字〔子〕不甚接头，与总统说定后方好”语。词意显明，无难覆按，决不能据此两函，指为与本案有嫌疑之关系。故秉钧实无到厅候质之理，秉钧对于此项传票，当然可以拒绝。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且秉钧于宋案固无关系，而对于发给密码，及为请津贴两事，亦负有解释义务。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住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尚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规定，请就秉钧所在地询问。相应函达贵厅转知上海地方检察厅知照可也。此致，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123]
程经世同时也呈递“声明理由书”，称洪、应所为与自己无关，拒绝出庭。[124]由于赵秉钧迟迟不到案，邹鲁等在国会提出质问书，要求赵秉钧在三日内答复“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质问书云：
上海检察厅长于本月六号函附传票二纸，请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分别代传关于宋案处嫌疑者之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程经世，按期解送到厅。乃事隔旬日，不见赵总理等到案。查《临时约法》第五条：“中华民人，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刑法》第二条：“本律对于凡在中华民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赵总理为中华民国人民，宋案发生又在中华民国国内。上海检察厅既依法律票传赵总理等，赵总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谨依《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质问国务总理赵秉钧，请于三日内明白答复。[125]
上海《民权报》发表评论，批评赵秉钧为诬陷黄兴的“无赖贼”，认为“宋案中之赵秉钧，为共同造意犯，既抗传不到，又复迭发通电，文饰其罪，强词夺理，欲以自脱，狡展之实，已躬蹈之”。以赵秉钧所为度之，“则以通电自辩而人不之信，匿不到案而罪又不可逃，乃不得不于电致北京首索赵犯之黄克强，肆其诬攀，肆其反噬，以为抵制之计。其意盖以为彼实索我，我何妨索彼，既足以逞报复，又足以钳制之，彼若畏事，或可稍稍放松也。是则赵秉钧者，徒以不服从法律责之，犹未免视彼太高，直呼之无赖贼可矣”。[126]又批评袁世凯为赵秉钧辩护道：“传票出矣，果不袒护，则宜立使之到案；若不然者，则其言全打诳语也……而犹不顾厚颜，作几句门面语，曰‘无袒护理由’，曰‘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将谁欺？欺天乎？”[127]
赵秉钧是否赴沪对质，也引起英、俄、日、法等国“异常注目”。临时政府驻各国代表屡经各国政府询问并电诘，但“以远隔重洋，难得确实真相”，纷纷致电政府，“请即电复，以释群疑，并请赵氏迅速赴沪对质，以期水落石出”，但袁世凯决定“暂缓答复”。[128]
6月2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蔡季平（即蔡光辉）再次致电京师地方检察厅，仍旧要求协传赵、程到沪候讯：
北京地方检察厅鉴：养电谅达，赵、程虽经答辩，但察核案情，非直接讯问，不足以明虚实，仍请贵厅协传赵秉钧、程经世，务于一星期内到沪候讯。上海地方检察厅。冬。[129]
京师地方检察厅旋复电：“冬电悉。传票业经照发，兹由被传人等于期限内各出具答辩书。除邮递外，特先电复。”[130]但赵秉钧接到传票后，仍拒绝赴沪，并退还传票，其答复京师地方检察厅函称：“强迫病人远行，匪特事实上所不能，亦于法律上何贵有此规定。就所在地讯问，何得谓非直接讯问？用特再行申明，并检还传票。”[131]赵秉钧此答函实际上出自总统府。据《民立报》“北京电报”，赵在刺宋案发生后不久，就移居南海，“日以吞云吐雾为事”，有人去看望他，谓：“公居此得毋岑寂否？”赵曰：“老头（指袁世凯——引者）虽不常见，幸秘书厅时时有人来谈。前日上海检察厅又来胡缠，他们已为我代拟答辩书。”[132]
上海地方检察厅接到京厅的转复后，对赵秉钧、程经世引用尚未发生效力的《刑事诉讼律草案》予以驳复，并致函京厅请协助调查赵、程称病是否属实。其函云：
案查暗杀前农林总长宋教仁一案，所有案内被告人赵秉钧、程经世迭经函请贵厅协助票传在案，旋于五月二十四日及本月十六日叠准贵厅函，据该被传人赵秉钧、程经世均声称因病不能赴沪，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规定，请就所在地询问等语，先后函覆到厅。查《刑事诉讼律草案》尚未发生效力，该被传人贸然援引该《草案》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请求办理，殊属误会。至所称因病不能到沪，究竟是否实情，有无虚伪，本厅碍难悬揣，应请贵厅就近侦查，如果属实，自可照章准予酌量展限；倘或虚伪，仍应依法进行。为此函请贵厅严密侦查，相机协助，仍希将侦查情形迅赐见覆施行，实纫公谊。[133]
与此同时，赵秉钧呈文袁世凯，提出“欧美各国每遇疑难重案，向有延聘饱学知名之士进行调查，以资秉公判断之例”，“恭请我总统指派德高望重、精通法律之中外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该案，并据实报闻”。袁世凯随即示谕国务院：“查伍廷芳及莫理循博士二人，皆谙习中外律例，着即委任二人对宋案详尽调查具报。”[134]赵的这一举动表明，他之所以百般设法，拒绝赴沪对质，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于上海地方检察厅严重缺乏信任。莫理循认为：“国务总理赵秉钧先生要求由公正法庭调查案情这件事，本身就最好地证明了他是无辜的。”[135]但他拒绝担任调查委员，“认为如果有个外国人参加了委员会，也增加不了国家的尊严……难道偌大中国，竟找不到一个公正无私的人？这个建议本身就是荒谬的。外国人定会讥笑中国让一个外国人参加调查国务总理行为的委员会”。[136]“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荣誉，在目前这种时刻进行这种调查是不明智的。”[137]莫理循的看法得到了伍廷芳和总统府的认可，于是，组织调查委员会之事就此中止。
7月初，京师地方检察厅复函上海地方检察厅，通报赵、程健康状况，略谓：“本厅特派司法警察巡官亲赴被传人赵秉钧、程经世住所密查，兹据复称，赵秉钧、程经世均系实在患病，并呈出近月以来赵秉钧赴医院诊断书一件，药方十一纸，及程经世诊断书一件，药方十四纸。除将诊断书及药方暂行存案外，为此函复查照。”[138]不几日，“二次革命”爆发，于是，赵、程赴沪候质事不了了之。
从赵秉钧拒绝上海检察厅票传的过程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为自己辩护的情形，但拒绝出庭的态度却与他一开始便坚决要求辞职赴沪与凶手对质的态度大相径庭。《民权报》曾就其态度变化批评道：
综观宋案发现以来，赵秉钧之状态屡变。证据未宣布，则有解职备质之请，而袁世凯慰留之，盖以逆证未昭，而矫情自饰也。证据既宣布，则以一纸通电，强自辩论，盖以逆证既昭，罪名显著，而狡展不认也。及至传票北来，行将以狱吏之威，加诸总理，而法律上嫌疑犯之应讯问，又无可以解免，乃只得悍然不顾，以延不到案者与法庭死抗，与法律死抗。盖彼既敢于谋杀人，又何不敢于不到案。赵秉钧真目无法纪矣。[139]
然而，这不过是表象而已。赵在宋案证据宣布前屡屡要求辞职，均为袁所慰留，是因为袁世凯担心，“赵若辞职，恐将到申受审，故决意不准”，乃至有人以为，“大约宋案一日不了，则袁世凯将一日不准赵辞职”。[140]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赵秉钧自辩“勘电”，虽以其个人名义发出，实则“稿出总统府秘书之手”，或者说“由总统府秘书做主”。[141]袁世凯是不可能任由赵秉钧自辩，而不顾及自己处境的。“勘电”底稿的发现也证实，其中一些关键地方并非真实反映赵秉钧之本意。对于赵出庭一事，袁世凯更是想方设法助其抵制。4月28日，于右任代表孙中山、黄兴谒见袁世凯，提出“宋教仁被刺案须赵总理秉钧到案对质”，袁世凯断然拒绝，称：“宋案未经证实主谋为谁以前，不能悬断与赵有无关系，此时更不能由私衷揣定。予为国家大局计，自应保全总理人格，断无即令其到案之理由。”[142]上海检察厅发出传票后，袁更设法助其应对，前述过程对此已有反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5月11日所发拒绝赴沪出庭对质通电，就是由袁世凯亲笔改定的，现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该电底稿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为了不使赵秉钧出庭，袁世凯一方面不惜将黄兴牵入局中，另一方面尽量不使自己受到牵连。比如，原电底稿有句云：“查政府云者，乃大总统、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合同构成之有机体之谓也。此种有机体之政府，止负政治上之责任，不负刑事上之责任。若大总统则除《临时约法》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刑事责任外，其他刑事上及政治上均不负责任。”袁世凯亲笔将“乃”字后“大总统”三字删去，又将“若大总统则……”一句全行删去。[143]根据《临时约法》第30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第43条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第44条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144]因此，政府毫无疑问是由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各国务员构成的。岑春煊等人通电中有宋案证据“词连政府”之语，袁世凯偏偏对电文做如此修改，可知袁并不想让自己与宋案有任何牵连，为此甚至可以随意删改乃至无视《临时约法》之规定。赵秉钧对“政府”二字的理解并没有错，袁世凯的修改不可能不让赵秉钧产生某些想法。由袁世凯的这一修改，也可以看出袁、赵二人关系中袁世凯之强势。
不仅如此，为了抵制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出庭，袁世凯方面制造了一个“血光党”事件。根据军政执法处的报告，称有一位叫周予儆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生自首，说她由黄复生介绍到上海见了黄兴，黄兴交她4万元回京组织暗杀机关。她回津后，由黄复生、赵铁樵等创立“血光党”，“专以暗杀大总统及以次政界重要人，藉以引起暴动，颠覆政府”，公推黄复生为部长，黄复生南去，部长系赵铁樵，又财政长阮滢辞职，补推谢持为财政长。[145]据此，京师地方检察厅以该党牵涉黄兴，移请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黄兴到案。上海地方检察厅转致通商交涉使陈贻范，饬令公共公廨正会审官商请领事签字往传。[146]然而，黄复生登报声明并无组织血光党事，各报载登黄为会长，赵铁樵为副会长，谢持为财政长，概为捏造。[147]报纸亦纷纷披露内幕，说政府早在伪造证据，通过贿买周予儆，诬陷黄兴，以抵制宋案。[148]黄兴应传到公廨接受预审，但由于“既无原告到堂，又无证据呈出”，公廨决定“候原告到案并呈出证据，再行传讯”。[149]政府方面诬栽黄兴阴谋就此破局。
总之，从赵秉钧要求辞职自证清白失败，到发表自辩“勘电”，再到拒绝出庭对质，背后其实都有袁世凯在发挥作用。
五 洪赵不能到案真正原因
洪、赵以及赵的另一位秘书程经世迟迟不能归案，不断引来舆论对政府袒护三人及破坏共和法律的批评，《民立报》6月中旬的一篇评论文字可为代表：
宋案预审至今，为日已久，而赵、程、洪三犯仍依然逍遥法外。检察厅之传票，则不发生效力；外交部之与胶督，则一味敷衍。无切实之办法，模糊影响，愈延迟，愈难解决，致国民今日对于宋案，亦多漠然视之，淡然置之者矣；或者不过喟然太息，痛恨赵、洪等而已……赵秉钧者，宋案之主要犯也，赵永不到案，此案永无结束之日，而民国法律亦荡然扫地……夫明明杀人也，而可以狡辩抵赖之，明明法庭传讯也，而可以托故推辞之，法庭既难保持其独立，国民又不为法庭之后盾，法律解决云云，完全不足恃矣。民国有此怪象，共和精神澌灭殆尽，推源祸始，吾不得不痛恨于袁氏及其私党也。袁世凯及其私党，极力为赵开脱，以长赵之恶，使不到案，匿之于三海；代赵拟辩护电文，谬引以废止之刑诉律第三百零三条，欲移京办理，以遂其含混蒙蔽之计。法庭一再传讯，概置不理。而其次之要犯程经世，则更毫无消息，置传票于不问，盖赵既不到案，程亦可以推诿，假作痴聋，而政府既袒赵，亦不得不袒程也。夫赵、程固得权力之庇护，而暂时逃于法网矣，则洪述祖固明明为宋案之教唆犯，袁政府与国民皆一致谓其有罪，外交部且一再向胶督交涉，证据亦已交与胶督，如是则引渡洪犯当亦甚易也。乃日复一日，洪犯仍逍遥于法外。岂胶督之不肯交出欤？抑政府之阳为交涉，而阴为放纵，请胶督以暂缓引渡欤？吾知袁政府既袒护赵、程二犯，自无不袒护洪犯之理，何也？洪与赵、程有密切关系，有连带责任，洪犯而交民国法庭讯审，赵、程亦无所逃其罪也。况赵忝为内阁总理，赵之杀人，政府同负其责，袁更不能谓与己无关。是则袁政府为自卫计，宜乎其出全力以拥护此三犯也。而一般私党之依赖袁政府以谋利者，亦宜乎其为此三犯极力开脱也。[150]
此段文字把政府迟迟不将洪述祖引渡归案的原因，解释为“洪与赵、程有密切关系，有连带责任，洪犯而交民国法庭讯审，赵、程亦无所逃其罪”；而赵以内阁总理身份杀人，若不能逃罪，则“政府同负其责，袁更不能谓与己无关”。因此，“袁政府为自卫计”，这才“出全力以拥护此三犯”。然而，事实是，杀宋之意起自洪述祖，系洪假借中央名义，唆使应夔丞付诸实施，袁、赵与杀宋并无直接关系。这样一来，就必须回答如下问题：袁世凯既非杀宋幕后主使，何以要故纵洪述祖，并迟迟不将其引渡归案？又为何要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彻底改变百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宋案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即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如前所述，宋案案情错综复杂，实际上包括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此外，宋案证据中仅出现一次的未遂“除邓”事件，对案情发展亦起到关键作用。宋案四大关键人物袁、赵、洪、应，与上述各方面案情的牵连各不相同。宋教仁被刺后，在舆论和司法机关均将穷究刺宋主谋作为主要目标，甚至可以说唯一目标的情况下，与杀宋无直接关系的袁世凯，本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司法机关厘清案情，抓获真凶。然而我们却看到，在案发后出现了极为矛盾的一幕：一方面袁世凯极力辩解政府与宋案无关，另一方面明知杀宋为洪述祖所为，却故意将其放走；而对完全不知洪述祖杀宋计划的赵秉钧，则竭力阻止其自证清白。这些反常情况说明，袁世凯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谁清白，谁主谋杀害了宋教仁，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所真正关心的，是宋案中另外的问题，即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等案情如何才能不曝光于法庭之上，以及如何应对宋教仁被刺给其竞选正式大总统所带来的冲击。
很显然，对于志在竞选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而言，倘若洪述祖顺利引渡归案，赵秉钧欣然出庭接受质讯，那么，他以不法手段对付政敌的内幕，就将不得不在法庭上摊开。本来，宋教仁被刺时机就很微妙，“适发生于临时总统终局之时，正式总统将出现之日。有此一机会，足以施其攻击，灭国民信仰袁氏之心，加以背叛民国之罪，则正式总统不得安然属袁”。[151]而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之正式总统前景的确出现了危机。张謇曾谓：“宋案未发生以前，国民党实未尝梦及不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自宋案发生而后，生此一重魔障。迨至借款签字、派兵赴鄂、票传克强、解徐企文入京审讯等事相继发生，益胶结纠而不可猝解。”[152]据《大公报》报道，国民党内“激烈分子颇欲俟选举总统时”，在国会内公布宋案证据，“俾为打破举袁之计画”。[153]《大共和日报》则称国民党“欲借题发挥，一举而攫得政权”。[154]共和党上海交通事务所致新加坡共和党支部兼交通事务所电云：“宋案政府受嫌，然无确据，国民党欲借此推翻袁总统，强谓政府主使，乞告各埠侨商，勿受欺。”[155]《新纪元报》的报道也说国民党内“暴烈一派极力运动以黄兴一派为总统，且以本党组织政党内阁”，又说该派“拟举黎元洪为总统，袁副之，藉以杀袁之势”，“稳健派亦多附和之”。[156]而根据黄远庸从国民党内部了解的情况，“主事者多以刺宋案必与政治有关系，其疑反对党之心思尚少，其疑政府之意思特多，以是竟谓袁世凯决不可任为总统者”。[157]又说原先党中“法律派之排袁，仅在政党内阁，至宋案发生后，则一律主张不举袁矣”。[158]其时袁世凯方面正与五国银行团商谈大借款事宜，《亚细亚日报》透露孙中山、胡汉民要求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致电北京总行，阻止其向政府借款，谓：“袁总统必不能再被选为总统，请于袁总统任内万不借款。”[159]《大自由报》也说国民党“以宋案之关系通电各国，声明正式总统不能举袁，万不可借款于袁任内云云”。[160]孙中山并在3月26日会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明确表示，要“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一开头即弹劾袁之丧失立场，而假若我党主张之政党内阁方针得到贯彻，则陈述大总统乃一傀儡而已，任何人均可当之”。[161]在4月初会见有吉明时，孙中山又表示：“关于弹劾问题，须有全体议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和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数通过，如果万不得已，则在选举时或将排除袁世凯而另以他人充任总统……袁如怯懦，自当退让；否则兴动干戈，反可乘机锄除元凶，对国家前途，堪称幸事。”[162]
其他各界反对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如3月26日，长沙举行公民大会，宁调元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纵不为皇帝，亦必为终身总统”，“要求国会议员诸君，勿举彼为大总统，庶足以巩固民国，慰宋遁初在天之灵”。[163]4月底，公民陆非非发表“忠告国会议员书”，称袁世凯已为刑事罪犯，没有选举资格，告诫议员“珍重自爱”，不要受其贿赂，选其为总统，以免“遗臭万年”。[164]有一个名叫卜松林的人，甚至给袁世凯发出一封公开电，要袁“速引归林泉，以避贤路，否则杀机大动，咎有攸归，后悔无穷”。[165]5月1日，自由党、社会党、工党等在拱辰门内九亩地上海南市商团操场开全国公民大会，社会党干事沙淦提议：“要求国会即日提出弹劾临时大总统及国务院总理案，令临时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即日去职，受法律裁判；由临时副总统代行临时大总统之权，并剥夺袁世凯候选总统之资格；令国会议员不得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全体赞成。接着有汪洋、邓家彦、戴季陶等多人演说，“大旨均主张决不承认杀人犯罪之人为大总统、为国务总理，又须合全国同胞，拼死力不承认未经国会通过之大借款”。[166]全国公民大会还致电袁世凯，发出“最后之忠告”，谓：“宋案证据发表，公与赵君，确为主谋……如能自知罪戾，即日解职候审，并取消债约，以谢国人，庶几克洽舆情，不至受法律以外之制裁；万一执迷不悟，自趋死路，则仁爱俱穷，惟有声罪致讨之一法。”[167]就连日本也有舆论认为，“袁之无为大总统之价值，要可谓已定也”，并认为“支那人亦宜排斥如此不德阴险之枭雄，以绝内部之不安，而维列国之信用，庶乎其为良国民也”。[168]
在上述情势下，袁世凯虽然不曾主谋刺宋，但因无法洗清嫌疑，其考虑的首要问题必然会转向应对宋案给其竞选大总统所带来的冲击。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袁世凯一方面担心案情发展“恐与选举正式总统大有妨碍”，于4月6日晚“打出密电三十余处（密码字数不一），致各军队及北方各都督，以为选举总统之预备”；[169]甚至对孙中山低三下四，“每日数电前来”，一则“为其本人之立场开脱”，二则请求孙中山“予以推举”，而孙中山“尚未复其一电”。[170]另一方面，则在引渡洪述祖和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问题上，动作频频，由此出现许多诡秘情况。
首先，政府派人到青岛办理引渡洪述祖归案事，但派出的却不是外交部人员，而是与洪有戚谊的内务次长言敦源，和与洪同为构陷“孙黄宋”嫌疑人的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言、程对外宣称是“公出”，但面对德人诘问，却鬼鬼祟祟，或谎称探亲，或谎称到青岛购买德文书籍。诸多迹象表明，他们到青岛的主要目的，其实是要代表袁与洪达成一笔交易，其条件即是，洪将构陷“孙黄宋”之事一身承揽下来，而政府则可就引渡洪述祖归案一事暗中操作，以求不了了之。对洪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因此，我们看到，刚见言敦源时，洪还口出狂言，谓：“共和我洪某首功，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与我洪意见不合，故主使狙击，直言不讳。”[171]转眼间，洪便可以罔顾宋案证据事实，出尔反尔，于5月3日发表“江电”，采取“移花接木”之法，将他假托中央名义，以“燬宋酬勋位”诱应杀宋，强辩为他假托中央名义，促应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以毁宋名誉，将“燬”字强释为毁人声誉之意。这样，他就不但独自代政府承担了构陷“孙黄宋”的责任，而且将杀宋之事概行否认。这样一来，“江电”也就成了袁、赵为自己辩护的有力依据。于是，我们又看到，总统府幕僚蔡廷幹，很快便将洪述祖5月3日“电报英译本”交给莫理循，并要莫理循“提供一份各国知名人士、协会、学院和商会的名单”；而莫理循则答应“设法交给新闻记者”，并建议“散发这种文件，最好通过驻外各使馆”。[172]洪述祖“江电”竟然如此合乎袁之需要，若非私下有过交易，如何能够做到？而将电稿翻译成英文广泛散发，看起来不过是计划中的一步而已。洪述祖后来在京师高等审判厅接受讯问时称：“查我所供称关于‘江电’上之陈述，原为保护中央政府名誉起见，所以才不顾自蹈法网，俯认无疑。但我所认的并非杀人事情，且该‘江电’亦无杀人字样。”[173]一个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谋财害命之人，竟然可以高尚到“为保护中央政府名誉起见”，牺牲自己，“自蹈法网，俯认无疑”，这不正透露出他和中央之间有过交易吗？其实，对于此中秘密，当时就有电披露云：“洪犯述祖于江日（三日）通电中央及各省，力辩宋案与袁世凯、赵秉钧无涉。兹探得秘密消息，此事实由袁世凯密电青岛徐世昌，令以重金赂洪犯，使发此通电，将罪案一身担任，袁一方面并运动德人为洪护符，如是则洪虽自认罪犯，仍得逍遥法外。”[174]此说真伪难断，但确有蛛丝马迹可寻。《神州日报》4月14日曾刊登13日“北京专电”云：“政府以德国胶督仍不解交洪犯，今日特增派徐世昌赴青岛与德交涉。”洪发“江电”时，徐世昌的确在青岛，并且曾在4月24日与胶督麦维德会谈。[175]而对言、程青岛之行，如前所述，《民权报》也曾刊登“北京来电”揭露二人“表面上为办理引渡洪述祖交涉，而实则多方运动，冀勿将洪贼交案审办。”[176]
另外也须注意，引渡洪述祖乃中、德两国之事，德国政府对于袁世凯和宋案的态度至关重要。德方以尚未承认中华民国、两国尚未签署引渡条约为由拒绝引渡，但这不过是托词而已。真正的原因乃在于“德国政府认为，无论从某种程度考虑，袁世凯总应列为当前中国之头号人物，以其合法就任总统做为中国正常政府之确立而予以承认，可能有助于该政府恢复正常秩序”，因此“准备在袁世凯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总统时，即刻承认中国新政府，因为袁氏将能提供维持其国内安宁、秩序之必要保证”，故而“不必过问袁氏本人是否与宋案有关”。[177]换言之，德国方面关心的是袁世凯政权的稳定，而非宋案真相如何。引渡洪述祖将可能使袁世凯政府陷于被动，与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符，故而其对于引渡之事并不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