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消息传到北京后，袁世凯立刻下令，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等“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又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1]黄兴、陈其美及闸北巡警局、沪宁铁路局、上海县公署、上海地方检察厅等，也都悬赏捉拿凶手。[2]很快，国民党人就通过古董商王阿法及六野旅馆住客获得重要线索，并报告租界捕房，将应夔丞、武士英抓获。但远在北京的洪述祖被袁纵逃到了青岛，赵秉钧、程经世则称病拒不到案。引人注目的是，武、应、赵三人，还有那位在宋教仁追悼大会上为赵秉钧打抱不平的王治馨，在仅仅一年半时间内相继死亡，从而引发诸多猜测。其实，在对宋案案情进行详细考证之后，四人死亡之谜，大体已经可以解开。至于洪述祖，虽然一时漏网，终究还是未能逃脱严惩。
一 王阿法出庭作证及其后不知去向
王阿法，又作王阿发，河南人，一说湖南人。[3]他是应夔丞曾试图收买充当杀手之人，又是案发后数次在会审公廨出庭作证之人。他与应夔丞究竟是何关系，在刺宋案破获过程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后来结局如何，这些问题都是过去没有讲清楚的。
宋教仁被刺第二日，国民党人陆惠生就从前任“东方招抚使”张秀泉及其护兵邓文斌（又作邓文炳）处获得一条与案情相关的重要线索。[4]据张秀泉讲，宋教仁被刺前数日，邓文斌曾告诉他说：
有友人以事相属者，曰某大人欲置一人于死，询余能任此役否。余即偕之往见所谓某大人者，顾不相遇。其后余以事关人命，不欲冒昧从事，遂辞复不往。因夫〔未〕悉其究竟，不知所谋者如何人也。[5]
宋教仁被刺后，张秀泉想起邓文斌所言，“即询邓以某大人之姓名，及往见之场所，讵邓皆忘之”；“又询其友人之姓名，则为王阿发”。张秀泉判断此事必与刺宋案有关，于是告诉了陆惠生。陆惠生“急使人召邓来，啖以重利，使速觅王阿发”。在宋教仁被刺第三日，邓文斌找到了王阿法，经陆惠生“研问再四”，王阿法终于道出实情。[6]他说：
余业贩骨董，至上海数月矣。前有友人曰胡〔吴〕乃文者，授余一函，嘱持之至法界之文元坊（在西门外）谒一人，曰应桂馨，其人多财，当有所交易。余受其函，即持往文元坊谒应，见其门外有榜三：曰某某经租账房，曰国民共进会机关部，曰江苏巡查长公署。既而见所谓应桂馨者，为一长身瘦削之人。余出胡〔吴〕函后，即以画卷一幅，向其求售，渠却之，余遂辞出。后数日，又往，值渠方在隔室与一人言事，虽不甚辨其所言，但闻云：此事若成，则可得酬金千元。又云：此事必须速做。既而出见余，余以某境状之显贵也，意其交游必多，以有胡〔吴〕乃文一函之介绍，遂向之求事。渠遂告余，谓方欲置一人于死，其人报馆之主笔，大不利于今总统袁世凯，如余能胜此任者，则事成当以千金为余酬。言次，出一照片示余曰：欲死之者，即此人。此照片为一制就之明信片，片之四围，皆已剪去，唯其背面有铅笔书“渔父”二字。余当以不能为此等事却之。渠又询余有友人能任此役否，余忽忆及邓，素知其饶胆略，因即向应言之，应嘱余招邓往晤。余出寻得邓，即告以应之所托，且偕之往见应，值应他出未见。既而邓以此事不能冒昧承任，遂不复往晤。其后三、四日，余又于途中遇应，应一见余，即停车招余作耳语，谓：前日所言之事，汝及汝友既皆不能为，则慎勿泄之于人，否则汝性命不可保。余唯唯。应遂驱车去。其后未之见矣。[7]
由王阿法所述可知，他总共去过应宅三次。第一次是携带吴乃文介绍信去，求售画卷，但应夔丞未买。第二次是去求事做，应夔丞提出可否帮忙置一人于死地，并出示“渔父”照片，王未敢允，但答应找友人帮忙。第三次则是王阿法偕邓文斌去应宅，但未能见到应夔丞。王阿法第一次去应宅时间，据应夔丞讲在3月1日或2日，[8]王阿法本人在3月24日接受会审公廨襄谳员聂榕卿研讯时说“与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在汉口为洋行买办之吴乃文介绍，始与相识”。[9]也就是2月底与应夔丞相识。因3月1日或2日接近2月底，因此两人所说时间大体吻合。王阿法第二次去应宅时间，据上引材料判断，是在应夔丞决定杀宋之后，从王阿法隔墙听到的话可知，当时应夔丞正在物色杀手。如前所述，应夔丞等决定杀宋是3月9日，因此，王阿法第二次去应宅，必在3月9日后。在第四次预审时，应夔丞律师爱理斯曾问王阿法：“汝何时认识应桂馨？”王答：“约在案发前十日。”[10]第五次预审时，爱理斯又问：“汝到应宅之第一次距刺案发生约几日？”王答：“十日。”[11]王阿法的回答看似与其3月24日的回答自相矛盾，实则是因他对“发案”起始时间与爱理斯理解不同。爱理斯理解的“案发”时间是3月20日，即宋教仁被刺当日，而王阿法理解的发案时间是应夔丞出示“渔父”照片，要他致死其人那一天。王阿法说他“约在案发前十日”与应夔丞相识，并说这一天距离“刺案发生”刚好十日，则他第二次到应宅应是3月10日或11日。据王阿法讲，三日后他又去过一次应宅，[12]则他第三次去应宅，是在3月13日或14日。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发案”时间理解不同，王阿法对他究竟去过几次应宅，前后所答看起来是矛盾的，时而说去过三次，时而又说去过两次。但这并非不可解释。当王阿法说去过三次的时候，如同他向陆惠生交代的那样，是从最初去售画那一次算起的。而当他说去过两次的时候，是从他所理解的“案发”时间算起的，这样他原先对陆惠生所说第二次去应宅就成了第一次去应宅，相应的，第三次去应宅就成了第二次去应宅。这就是为什么当爱理斯问“汝到应宅之第一次距刺案发生约几日”时，王阿法以对陆惠生所说第二次到应宅时间，即“十日”作答。而当爱理斯问“自第一次见过后，隔几日始至应宅”时，王阿法又以对陆惠生所言第三次到应宅时间，即“三日”作答。[13]但有时王阿法又把两种说法交织在一起来讲，比如3月24日租界开特别公堂研讯应夔丞时，曾有如下问答情形：
侃律师即诘问：“报上所印照片与应桂馨与尔所看之照片是否相像？”王供称：“约略相似。”侃律师复诘称：“尔既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或是第二次？”王称：“在第二次，此后我即未曾去过。”……应遵谕向王诘称：“尔至我处兜售字画，第一次究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几天？”王答称：“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距离第一次大约三天。”应复称：“尔来兜售之字画是何种字画？系何人手笔？所画抑是山水，还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称：“所售乃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乃系山水，亦有人物、松竹。”应即向堂上声称：“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今王所供如是，请为注意。”旋复向王诘称：“此画尔从何处得来？”王答称：“从在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乃拓鲁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应请堂上注意。”又向王诘称：“谓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答称：“第二次至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以后亦未会晤。”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向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此种供词，应请堂上注意。并请将顷间捕房向王所问供词宣读，我亦无别语向王诘问。”[14]
以上问答中，王阿法在答复侃克律师诘问时，是按去过应宅三次来答复的，所以他说应夔丞给他看照“欲办照上之人”是第二次去应宅时。但他又说“此后我即未曾去过”，实际又是否认第三次去过应宅。由于第三次是王阿法找了邓文斌一起去帮应夔丞办理杀人之事，讲出来可能对王阿法不利，因此他似乎有意回避自己去过第三次。而当王阿法与应夔丞对质时，他又按去过应宅两次来答复，所以他回答应夔丞说：“第二次至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以后亦未会晤。”这样一来，王阿法答复侃克律师的话，与其答复应夔丞的话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应夔丞“口才甚辨，且工趋避”，[15]王阿法根本不是其对手，因此王阿法答语中的漏洞很快就被应夔丞抓住。除了去过应宅几次这个问题外，关于王阿发向应夔丞兜售的仇英石画作是何题材的问题，应夔丞也指出其答案错误。不过这一点也是可以解释的。由于“沪上书画掮客携货往应处兜售者日必数起”，[16]应夔丞见多识广，自然熟悉各家画作；王阿法就不一样了，他到上海不久，之前在汉口所操职业为“太平洋行火险掮客”，与书画风马牛不相及，到上海后才“代客买卖古玩”。[17]因此，他对书画本身完全是外行，答错仇英石画作题材，不足为怪。至于他将东清铁路“拓鲁生”的名字说成“觉鲁生”，则有两种可能，一是王阿法手中画作并非直接来自拓鲁生，而是拓鲁生通过他人委托王阿法售卖，王阿法对拓鲁生其人并不熟悉，因此说错其名字。事实上，在第四次预审时，爱理斯曾问王阿法如何认识应夔丞，王答：“有法界柏林路通〔东〕清铁道公司朱君，托余代售字画，遇友人吴乃文介绍，始识之。”[18]说明王阿法与拓鲁生并非直接认识。另一种可能是应夔丞将王阿法所说“拓鲁生”误听为“觉鲁生”，因应夔丞是浙江人，而王阿法回答提问使用的是“湖北土语”，很不易懂。给爱理斯担任翻译的张少棠就因为听不明白湖北土语，翻译时“错误之处极多”。[19]
尽管王阿法在接受讯问时前后所答存在矛盾之处，但一个关键事实是清楚的，即应夔丞确曾找过王阿法帮忙致死“渔父”，王阿法也确曾找过邓文斌，试图将其介绍给应夔丞，只因邓文斌反悔而作罢。
说到王阿法，还有一个问题，即应夔丞作为共进会（由青红帮、公口成员组成）会长，从手下找个杀手易如反掌，为何他要舍近求远，从共进会外寻找王阿法这样一个售卖古董字画的人充当杀手呢？应夔丞当年为了否认自己与刺宋案有牵连，也曾以此为自己辩护，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20]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事实，即造意刺宋者并非应夔丞而是洪述祖，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证。正因为应夔丞并非造意刺宋之人，因此其刺杀行为实际上只是共进会少数人为配合洪述祖之计划而实施的行为，难以上升为共进会组织行为。另外，应夔丞主观上极力想避免共进会卷入刺杀事件，根本原因在于共进会乃应夔丞生存之本，倘若刺宋被认定为共进会组织行为，应夔丞将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具体讲，又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1912年10月以来，应夔丞及其共进会组织已经接受了政府招抚，应夔丞并亲口承诺“情愿效力，设法取缔共进会，如有违背法律、扰害治安之事，伊愿负担保之责”，[21]应夔丞为此还到京城见过袁世凯，表达输诚之意，袁世凯则给了他5万元经费，以解决共进会成员的解散、抚恤等问题。可以想到，一旦刺宋被认定为共进会组织行为，将会有怎样的后果。二是由于共进会组织庞大，管理困难，自应夔丞接受招抚后，其组织成员在江苏、浙江等地仍不时有扰害治安之事，为此，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一直厉行镇压政策，这让应夔丞很不满意，认为共进会已经接受招抚，程、朱不应如此，在现存共进会档案中，有不少文件反映这一情况。而一旦刺宋被认定为共进会所为，正好成为程、朱手中把柄，对应夔丞将极为不利。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应夔丞一方面决定配合洪述祖刺宋，另一方面于刺宋前一周（3月13日）和刺宋前两日（3月18日）分别向各处共进会支部发布通告和训词，不允许会员有“违背法律之行为”。[22]这看似矛盾的举动，固然有为刺宋打掩护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反映出应夔丞竭力想避免外界把即将发生的刺宋案与共进会联系起来。
而这，也就是应夔丞为何要在共进会外寻找“枪手”这个关键角色的原因。古董字画商王阿法是应夔丞死党吴乃文友人，到上海不久，是个生面孔，其身份很难让警局或捕房与刺案联系起来，恰好吴乃文又介绍他到应夔丞处求事做，于是便成为应夔丞物色枪手的目标之一。只是王阿法胆子太小，即使应夔丞以重金收买，王阿法也没敢答应。由于刺宋计划已在进行当中，应夔丞只好一方面威胁王阿法，不准其泄密，另一方面急忙派人物色到武士英。此人同样非共进会中人，但由于当过兵，胆子自然大了许多，于是枪手就此确定。实际上，当时就有人认为，那些怀疑共进会杀宋的说法，是“误以应夔丞之私人行动，有涉该会团体”，并提出，杀宋果真是共进会团体行为的话，“何以应不求刺客于会员，而旁求力大胆大之人，卒乃得一与该会渺不相涉之武士英乎？”[23]案发后，共进会总部被查抄，副会长宋伯飞等坚决否认该会与刺宋案有关，要求归还被查抄的文件，[24]此事自然不会有结果，但从那些文件中也的确看不出刺宋是共进会组织行为，故而程德全等人在处理刺案时并没有采取扩大化举措。
由此可见，要理解应夔丞何以找王阿法、武士英这样的人充当枪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必须对刺宋造意者有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必须对应夔丞本人和共进会的历史有深入理解。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百余年来一直都缺乏深入研究。曾有论者以民初帮会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紧张来解释宋教仁被刺原因，显系似是而非、隔靴搔痒之论。
应夔丞被捕后，王阿法先后三次出庭，接受会审公廨审理官及被告律师诘问。但因洪述祖和赵秉钧迟迟不能到案，对应夔丞的公判一再推迟。1913年7月2日，上海地方审判厅发出通告，定于7月16日继续开庭公判。到了7月1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长蔡季平派法警郝云往传证人王阿法，届时来厅候质，但因王阿法“居无定所”，[25]郝云未能找到，遂到原告宋方氏所延律师高朔处询问，高律师要其往国民党上海交通部调查，不料交通部也不知王之下落。于是，郝云又到原告律师金民澜处打探，金民澜允诺代为探访。[26]此时“二次革命”业已爆发数日，上海战事方烈，对应夔丞的公判不得不中止。不久，应夔丞越狱而去，对应夔丞的审理就此不了了之，王阿法也自此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不知所往。不过，对于破解宋案而言，他的使命业已完成。
二 武士英落网及暴毙狱中
武士英，即吴福铭，又作武复民、吴发明，山西平阳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时年22岁。据其口供，曾在贵州某学堂肄业，后充云南巡防营第三十营哨官，案发前在上海以售花瓶为生，住五马路六野旅馆（又作鹿野旅官）。[27]在刺宋之前，穷愁潦倒的武士英因为即将获得应夔丞的千元赏金而忽然举止怪异，“得意忘形”，以致同住六野旅馆者目之为“神经病”。迨宋教仁被刺身亡，黄兴等发出重金赏格后，旅馆中人忆及武士英之前举动，觉得可疑，遂报告于国民党人陆惠生，从而为破获刺宋案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陆惠生于『宋案破獲始末記』中写道：
既而有广东〔五马〕路六野旅馆之寓客来告曰：“有旅客曰武士英者，寓该馆有日，其境甚窘，屡告侨于同居之客。前宋先生被刺之两日，有人来与武作耳语，武忽有喜色。及其人既去，武即向此客假车赀，客与以小洋壹角。武少之，曰：‘余此行将往西门，路甚长，区区恐不敷所需。’客乃益以小洋贰角。武因人力车去。比其返，则衣履一新，顿变其陋态，自囊中出洋一元，以偿此客。客怪其多，则大笑曰：‘是笺笺者何足论，余不日得千金赏，且将授职为标统，是笺笺者何足论。’客大疑，因恬之曰：‘然则君将大有所为邪？’曰：‘然。余行将大闹同盟会。’客疑愈甚，固询之，遂顾左右而言他。及宋先生被刺之夕，武自是日午后离馆去，竟夕不返。次晨七时，始匆匆归，形色仓皇，出五十元之纸币，授馆主偿其宿赀，即携行李去，行装甚涩，一革囊，一布被而已。其去之顷，闻告车夫至西门，不知其究何至也。”客言既毕，余因念武士英者，必为是案之要人，而西门又为应桂馨寓居之所在，觉此案渐见端倪，因嘱客速侦武士英之所在。[28]
其时，报纸对武士英刺宋前后之可疑举动亦有报道，与陆惠生所记大体相同，惟更具体一些，如《民主报》记道：
此次破获凶犯，为时甚速。忆自宋先生被刺之次日（二十一日），五马路鹿野旅馆，即发现极可疑之旅客。十四号室中有山西人武士英，自称为滇省之管带，但其生计极萧素，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顾面目极凶恶，身材短小。二十日午前，忽有一冯姓及其余三四人来，与之作附耳语。此冯姓自称光复军二营营长，继调查系当过光复军军需长。此数人来后，武士英即有喜色。其时，住其邻室者为某客，武即向借车资。某因其日夕相见也，不能却，与之小洋一角。武云：“不够，将至西门，路甚远也。”某遂与以小洋三角。晚八时许，武即回栈，则已易新鲜西装，急寻某，出手中钞票示之，约数十元，曰：“我今已有钱。”随取出一元还某。某惊曰：“何必许多？”武即答曰：“我事成尚有千元。”语毕，即出门去。同栈者方怪其有神经病，及次日宋先生被刺信传播，而同居者乃注意其人，急询此人行踪，则知二十夜并未回栈，并于二十一日之早七时许，曾来栈结付店账，提其破碎皮夹匆匆去矣。[29]
国民党获知武士英“身材短小”的特征后，即派人分头侦缉。3月24日上午，法捕房在查抄应夔丞家时，从被拘留的眷属和来客中发现“有一短身着新服者”，“疑为真凶”，于是派人找来曾在沪宁车站案发现场与凶手照面者，以及六野旅馆住客，到应宅辨认，确定其果为刺宋凶手武士英。[30]武被捕时亦承认：“杀宋教仁是我。”[31]陆惠生亲自参与了抓捕武士英，他记述当时情形道：
应既受拘，其第二着即为看守其居室与其眷属。余因再至应宅，探捕方驱宅中男妇入他室，余瞥见小室中有人蒙被卧，因呼之起。其人披衣，余见其内服皆新制，且身材矮小，如报上所载之凶犯，心疑之，因嘱巡捕曰：此人尤宜注意。其明日，余至宋先生受害处，访当时之曾见凶手者，既而得一人，又招六野旅馆之客至，偕之同之应宅，使一一识其家之男子，问似凶手否？皆曰否。既而视至昨之蒙被卧者，则同声呼曰：彼、彼、彼系凶手。其人闻言，色立变。乃招西探至，告以故，西探略一研问，即直认不辞。盖其人即武士英，亦曰吴福铭，即手刺宋先生者也。[32]
应、武被租界捕房抓获后，上海地方检察厅及江苏都督程德全分别通过交涉使陈贻范，致函英、法两国总领事，以案发地沪宁车站为华界，应、武二人又系华籍，提出将二犯及相关证物移交中方办理。英国领事答以“刻下正在搜集证据，羽党尚未尽获，姑俟办有眉目，转送中国法庭办理”。法领事则以应所住拱宸门文元坊属法租界，请在法公堂办理。[33]外交部也照会外交团，请将凶犯引渡归中国法庭审讯。但各国公使提出种种理由，表示在租界会审公堂审讯明确以前，暂缓引渡。[34]
先是武士英被捕次日，即3月25日午后5时，法国总领事康君、副领事李君及谳员聂榕卿，英公廨谳员关炯之、译员杨润之，以及上海地方审判厅审判官黄庆澜，开特别公堂，对武士英进行讯问，武士英详细交代了作案经过：
武士英供：年二十二岁，山西人，向在贵州某学堂肄业。此次毕业来沪，住五马路鹿野旅馆。五、六年〔日〕前，与名陈玉生者在茶馆遇见，方始订交，其后不常相见。刺宋之前一日（十九号）复与陈遇，陈告伊现在本国内有一人，莠言乱政，如欲谋四万万同胞之幸福，必须先除此人。当时我即允刺杀之任，遂得陈之介绍，入共和实进会。该会会长即系被获押留在会审公堂之应桂馨也。礼拜四晚上，我与陈玉生同在汉口路某饭馆晚饭，当我饮酒小醉时，即有张发标、刘得胜同到该处，陈即交给我手枪一支。后四人同到沪宁车站，陈又叮嘱必须实行此事，彼等即买站台票三张，我同陈玉生、张发标三个人同入车站，刘得胜守候在外。不多时，我等见宋由招待室出来，陈玉生即指示明确，我认明后即放枪命中奔逃。当奔逃时，见有数人冲出，故又连放两枪，逃离火车站。之后即往法界徐家汇路八十号，即应之住宅。陈玉生已早在该处，我即将手枪交还。至我见应桂馨，不过二次，一在事前，一在事后。应桂馨他说我狠有肝胆，这事办得很好，我要送尔出洋留学，所有学费由我担任，五年后回国，尔可在中国办大事了等语。[35]
捕房在应夔丞家搜出凶器五响手枪一支，内有枪弹两枚，外弹壳两枚，核与武士英所称在火车站放出三响之供述正相符合。[36]虽然4月4日午后第二次预审时，武在捕房律师侃克尚未询问刺宋案的情况下，便“忽作凶悍状”，翻供曰“此次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个人”，并称不认识应，也未到过应宅，但在侃克律师和法总领事康君及英公廨谳员关炯之诘问下，武士英很快便败下阵来：
侃问：尔认识应桂馨否？
答：不认识。
侃问：尔曾到过应家中否？
答：不曾。
侃问：尔在何处被捕房弋获？
答：在应先生家。
康领事厉声问武：尔既称从未到过应家，何以被捕在应（家）捉出？
武支吾答曰：我谓被捕后未曾去过耳。
关谳员曰：尔被捕后自然不能到应（家）去。究竟尔被捕前曾去过否？
武答：曾去过。
……
侃问：汝放枪后到何处？
答：到六野旅馆。
侃问：其后如何？
答：明日遇见陈易仙（即陈玉生——引者），领我至应先生处躲避。
……
侃问：尔在应家约若干时被捕？
答：约住一天即被捕。[37]
应夔丞于武士英被捕前半日，即3月24日凌晨被抓获。他在预审时，也承认武士英于行刺宋教仁当晚曾到其家，为其留住。不过，应夔丞辩称，武士英是受人指引来到其家，他将武士英留住是为了先稳住武士英，然后“禀明上官”。应夔丞并供称，他曾对武士英说：“你能到英国读几年书，脑筋就更清楚，你若外出，可不得了。”[38]此点与武士英所供正相印证。经租界公堂预审之后，4月16日，武士英被法捕房移送上海县模范监狱监禁。[39]4月18日晨，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派司法警察四名，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派副官吕翊率军士两名，会同护送武士英至海运局步兵六十一团营仓禁锢，与应夔丞分别管押。[40]然而，仅仅一周后，即4月24日上午，武士英突然死于营仓之内，在当时引起诸多猜测，成为案中疑案。据陈其蔚当日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报告武士英死前情形道：
其蔚日夜周察，该武犯起居饮食，最为舒畅，并无异状。至二十二日晚餐，较平日稍为减少。二十三日早晨，进以馒头八个，食其六，尚留其二。至十时，据武犯声称，身生虱虫，即派值日监守司令官胡士英去其手足铐，将原穿小衫衣裤概行更换，并将被褥就日晒之。午餐进以干饭，辞不食。须臾即换以稀饭一碗，仅食一半。其蔚恐其疾病，当饬本团军医长李达安细心察视。旋报称该犯身犯热症并痔症。据武犯自称，自入营仓后每日夜间作冷发热，大便闭结等语。当由军医官进以蓖麻油半两、金鸡呐粉十五厘等情报称前来。其蔚因该犯既有疾病，去其手铐。夜间六时，该犯食粥一碗。深夜一时，据监守士兵报称，该犯呼吸气喘，当偕团内军官四员往房探问。据云素有心痛病，作辍无常，数日后即可痊愈。今早四时半，又据监守长鄢排长复称，该犯气息渐衰，约一分钟时候呼吸一回。比饬军医长一同往诊，脉乱气微。以事关重大，即奔报告黄中将（指黄郛——引者），后随同黄中将赴都督行辕面禀情形。旋赴交涉司署，以电话询问本团，该犯武士英业于上午九时四十四分气绝，即将此情形面禀都督。[41]
另据报道，武气绝前，程德全曾令就近请上海医院监院张竹君与红十字会西医柯司设法医救，但已无力回天。[42]
武士英死亡消息传出后，各种猜疑不断，或曰自尽，或曰毒杀，或曰暴病，言人人殊。政府方面之人认定武之死为国民党所毒杀，称“刺宋一案系国民党内部暗斗之结果，与政府毫无关系，而此次武犯之暴死，亦全系该党一部人士之主使”，并将矛头指向负责监管武士英的黄郛，说“黄固为国民党一员，平生固与宋不好，彼甚恐该案一经严审，则该党之暗斗遂生，异变之证据渐渐露出，关于各方面大有影响，故黄郛以某手段谋杀武犯，湮灭证据”。[43]国民党方面对武士英之死也颇感意外，上海交通部于4月26日通电北京本部及各省支部、交通部，报告“宋案凶犯武士英忽暴死，情节可疑，尚待检验”，并“通告党员开全体大会，讨论对付”。陈其蔚得悉后，决定亲自到会报告病死之由，国民党人则声言，“届时倘有不合之处，必定激烈对待”。[44]
武士英之所以被管押在步兵第六十一团营仓，是因为案犯由租界移交中方后，上海地方检察厅“以案关系重大，本厅管押恐致疏虞，又不能与已判决人犯同施监禁”，故不得已暂押于由程德全“所指定之六十一团”。故武死之后，上海地方检察厅亦有函致程德全，诘问“该武犯确于何日起病，是何病症，何时身死，死时状态如何，该团有无将详细情形随时报告”，要求程德全“饬查明晰，立予赐覆”。[45]
程德全得知武死消息后，立即知会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崧生（即陈英），由陈厅长令检察员带检验吏至营仓，会同红十字会西医柯司及由陈厅长延请的西医柏亨及法国医生二人，于当天下午对武犯初步进行剖腹检查。“剖验时曾取出五脏，验得肝、肺二物及肺管、咽喉上节略有淤血积滞；又将大肠食肚剖验，则并无毒物。当时各西医详细研究，谓如果服毒，临死时定必上吐下泻，否则必有恶劣难忍之象。今该犯并无此种动静，似非服毒。”[46]各西医将武之心、肝、肺、胃、腰、肠、膀胱、脑并肺管上节计共九件，一并带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又“惟恐医院独验，尚难昭信，爰将该凶犯之心肝物逐件剪分三份，一存公共捕房，请由西医化验；一存英工部局，交由西医细验；一份归入医院，由承剖各西医化验，以明真相”。[47]
备受舆论压力的陈其蔚因应夔丞、朱荫榛二犯尚在营仓关押，遂呈文程德全，请派人接替看守，以防意外。呈文详细报告了营仓看守之严密，对武士英之死感到意外，对局外人捕风捉影表示不满。呈文云：
窃思蔚自接管该犯以来，因案关重大，当传驻团官佐、士兵、夫役等，凡遇个人私事，一律不准请假，并不得擅自出入，即有来宾晋谒，必须禀知蔚允许，准在客厅接见。自头门直至各犯禁门，节次派兵，荷枪配弹，昼夜看守。并派连长一员、排长二员，轮队梭巡，监视勤惰。即各犯饮食，亦必亲自尝试。蔚犹恐官兵勤惰不一，时督同团副张健、副官吕翌亲及各营营长，通宵达旦，分班严密监察，无敢稍懈。黄中将郛每不次来团察视。看守之责既严且密，乃武犯以猝尔毙命，蔚不胜惶惧。当经呈请都督转饬陈厅长及检察官来团检察，并派柯医生带同各西医，将武犯尸身解剖检验。上自头部脑髓，下至直肠，凡心、肝、肺、脾、膀胱、肾脏全行挖出，由该医生每件割去一片，携回医院，用药化验。是毒是病，俟该医生完全化验后，必能明白宣布。乃近来局外之人捕风捉影，谣言蜂起，一则服毒致死，再则监守毒毙，甚至以不实不尽之言登诸报端。然武犯之死，在团监守人员尚不知其理由，何局外者竟言之凿凿也！虽属立言者有心诬蔑，蔚亦惟置之度外。[48]
经西医柯司等化验，武士英之心、肺及大、小二肠均无毒。柯司并指出：“人之胸胃为脏腑最关紧要之件，大凡人之吃食由咽下，复必由胸胃而入肠肚”，现在武士英大、小二肠已验无毒质，“则胃中亦必无毒可留”。但为慎重起见，柯司又邀各西医，“配合各种药水，准将胸胃详细考验”。[49]其时曾有报道，说尸体“检验时，有田医生、两德人、一英人、一法人，异口同声，皆谓受毒身死。肠上粘有半寸阔之磷纸，是为服火柴中毒无疑”。[50]对此，陈其蔚予以反驳，指出：“该犯武士英自羁营仓以来，除每日所食粥饭之外，余无他物入口。而应桂馨则染有烟癖，曾经呈明，准予给食戒烟药丸，藉以抵瘾。即如应犯吃食香烟，所用燃火，亦不准给予火柴，皆由兵士以纸引火。至于已死武犯，素不吃食香烟，无火柴磷纸，断不得获磷毒而毙。”[51]柯司医生也予以否认，认为：“凡人如服磷毒而死，肠中异常烫热，且于人死之后，满屋必有磷气冲鼻。再查毒质之中，性较速烈者，又有西药一种，名曰贝麻子经（译音），凡人吞服，毕命甚速，惟死后尸身、手背俱作反弓式样。兹查该犯武士英均无此种形状，似属非毒致命。”[52]针对报纸传言另一参与剖验之亨司医生验得毒毙一说，柯司也予以澄清，指出：
是日动刀破腹之时，乃由各西医决议而行，且亨司医生亦系承剖之医官，用药化验之法均属有书可凭，断无彼是此非、互相歧义之理。即如近日化验该犯脏腑，日与承剖各医官公同研究，并无此说。至于报载亨医生验得毒毙一节，全属子虚，实系外间谣言，碍难作准，请为转报。[53]
根据报道，“柯司医生查验后，又邀请伊格士、希尔纳、侯登三医博士及由吴知事派来之勺博士等帮同将武之五脏化验，以显微镜审查，均无受毒痕迹”，再结合送请英工部局卫生局部分之化验结果，最后“断定武士英实因肺热症身亡，查得其肺两叶均有湿肿，又查出有杆状微菌”。[54]5月21日，《亚细亚日报》刊登了一份武士英病故检验报告，内容如下：
此次宋案要犯武士英在监病故，由沪特□西国著名医士挨格斯等化验体质，据其报告如下：（一）肝，无变症。（二）脾，略见血多病症，余照常。（三）脑，所取出考验之物系由脑膜与脑连处刮出，此处见脑血迸裂之旧状。（四）心，包膜无变状。（五）肾，见有本体病状。（六）气管，见有血多病状，圆形包膜中血亦过多。（七）肺，肺体气沈，见血多之病状。并经共同决定，系由急性肺炎症蔓延全肺间。[55]
据此，武士英系死于急性肺炎。
不过，由于武士英之死时机太过蹊跷，“不死于法捕房，不死于移交之日，而忽死于将开庭、未开庭之前之中国营仓，死得奇怪，死得凑巧”，[56]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其被毒死可能。只不过由于刺宋既非袁、赵主使，又非革命党内斗所致，且武士英仅为应夔丞所雇一枪手，并不掌握刺案内幕，因此，不论袁世凯方面还是革命党方面，均无杀武灭口的动机与必要，“如谓造意者欲杀人以灭口，则所杀者当在应，而不在武。种种枢纽，皆在应一身，武一机械耳，杀之何益？”[57]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武士英系被毒杀的话，应夔丞嫌疑最大，因为武士英为其所雇，只要封住武口，或设法将其除掉，便无人指证其唆使杀宋。应夔丞被抓入捕房之初，看守并不十分严密，其“律师得随时入视，研究案情，即亲属之人，亦不禁其探望”，[58]完全有可能针对武士英实施某种计划。据《神州日报》报道，二人被抓之初，“应桂馨在总巡捕房恐武士英供其主使，遂百计托人往法捕房与武关说，并以某庄所存之银，允为事后奉赠”。[59]又据《民主报》报道，法捕头卜看曾向王宠惠报告，说武士英被收押六七日后，“有应犯家人以一药水瓶进于武犯，经看守巡捕察出，送人查验，果为极毒之药水，一瓶能杀百数十人，其性至烈”。[60]果如此，则应夔丞家人确曾试图毒杀武士英，只是由于毒物被巡捕发现而未能得逞。此事发生于“武士英被收押六七日后”，也就是3月31日第一次预审开始之前，时机很敏感。很可能因为杀武计划失败，应夔丞方面决定采取拖延策略，在3月31日第一次预审时，由律师爱理斯以案情重大、辩护尚未准备完全为由，提出两礼拜后再讯，但遭到捕房律师侃克和代表政府的德雷斯律师反对，认为被告“希图延宕”。最后，公堂折中双方意见，决定延后四日再审，从而使应、武二人暂时避免了在公堂开口接受讯问。乘此间隙，应夔丞家人及党徒很可能唆使武士英翻供，要其承认杀宋系其一人所为，与应无关，应夔丞方面则保证设法对其进行救援。因此，4月4日第二次预审时，在捕房律师侃克尚未询及刺案的情况下，武士英忽然翻供曰：“刺死宋教仁之事，乃是我一人，并无第二个人。”且讲话时“声音急促，凶气满面”。应夔丞辩护律师沃沛、爱理斯听完后，“似觉得意之极，一起起立，极力辩驳”。[61]与此同时，应夔丞于4月3日在捕房内写了一封密信给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托律师海司（即爱理斯）及翻译还有其父带往北京椿树胡同言敦源住所求救。在信中，应夔丞一方面通报武士英供认情况，说：“武供系陈、冯、吴三人令其暗杀，暗杀之前与应未见一面，今所供三人均未到案”；另一方面把武士英在其家被捕，说成“宋被难后，凶手武士英被人骗来家中，因夔□□委令，由程雪楼君规定不得直接逮捕……见武后，设法留置，一面即定赴宁，与程雪楼商请办法”。应夔丞并提出解救他的具体办法，即：“商之钦使团，须办到直解北京。用钦使团电致领事团，以捕房探捕押护为是。”[62]也就是请外国驻华公使出面，联合驻上海领事团，将他由租界捕房直接提解到北京。显然，应夔丞以为，只有到了北京，他才有机会脱罪。
应夔丞派人带信赴京向言敦源求救之时，言敦源恰好南下青岛去见洪述祖，应夔丞的北京救援计划落空，于是继续在上海活动。武士英死后，《民立报》刊登一文，题曰《监守者实难辞咎》，其中写道：“闻武于死之二日前，有言应桂馨教唆等情，有人转达于外，为应党出巨金托人毒毙。此不过昨日各方面所传说，至究竟真相，非局外人所能知也。”[63]结合前所分析，武士英死前二日向人说出应夔丞曾教唆他翻供，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意识到了应夔丞不可能营救自己。但说应党得知武士英泄露教唆秘密后，托人将其毒毙，则可能性不大，因一次尝试毒杀被发现后，再次试图毒杀，可能性微乎其微。加之案件移交中方后，对应、武的看管都非常严密，外界很难接触案犯，就连应夔丞律师杨景斌“请求饬抄卷宗，并接见被告”，程德全都未允许，[64]应夔丞党徒欲谋划毒杀武士英，难上加难。
因此，武士英暴病而亡的可能性最大，西医的检验报告也支持这一结论。不过，对应夔丞而言，武士英之死已经算不上好消息，对整个刺宋案而言，武士英之死，也算不得一件重要事情了。
三 应夔丞被捕、越狱及遇刺
应夔丞于3月24日凌晨12时半左右，在迎春坊妓女李桂玉家被英捕房抓获。在应夔丞被捕前，有人论及枪手武士英，称“此刺客乃是手枪中之圣手”，又说：“此等精于手枪之刺客，必应归于暗杀队中，决非一人可以独立者。当今之应夔丞氏，为现政府之总稽查，对于此道可称三折肱者……使诚求之于此君，当能得其一二。”[65]其意似乎在暗示武士英可能为应夔丞手下之人，又似乎在提醒捕房，应夔丞或许对破案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没想到捕房很快就侦破了案件，并且发现，雇用武士英枪杀宋教仁者，正是应夔丞本人。
关于捕房获取应夔丞方面线索情形，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所出《国民月刊》曾简明扼要记载如下：
先是有王阿发者，以卖古玩为生，至应桂馨家兜售字画。应乃出商务印书馆所印宋教仁先生之明信片，剪去四周，受〔授〕王阿发，曰：“予欲办此人，汝能办到，愿酬洋千元。”王当时未允，归而谋诸其友邓某，事成愿以千金为寿。邓初允之，继乃由王阿发偕至应处，邓乃中途变计，略谓：“予羁迹异乡，不能无故杀人。”其事遂寝。乃宋先生遇刺之耗传出，邓某告其主人张某此事之真相，张君以告以本党交通部，一面寻觅王阿发至交通部。部中干事偕王至捕房报告，声称：“一星期前，因售字画至小西门外应桂馨处，应出一照片云谋办照上之人，如能办到，酬洋一千元。我因无此能力，未曾允许，当将照片交还。今见各报所登宋教仁之照，似与我所看之照片相同，特来报告。”[66]
上段材料中所谓偕王阿法至捕房报告的“部中干事”，应即国民党上海交通部陆惠生，材料所言情节与前引王阿法向陆惠生所交代内情完全相同，只是语句不同而已。陆惠生还对报告捕房前确认应夔丞为刺宋凶犯的经过有详细记述，他说：
余聆王所言，知非虚诬，即以报上所映之宋先生小像示之，问：“应所示彼之照片即此人否？”王言仿佛似之，唯模糊不能确认。又取一映有宋先生小像之明信片示之，则立答曰：“然，然，即系此人。”余尚恐有误，即授以笔，令书应示彼之明信片背面所注之字以示余。渠执笔书“渔父”二字。于是宋先生之被刺，必为与应有涉，殆分毫无疑义。然余忱以为未足，仍使王为导，以人偕之行，嘱指示应之居址。王直赴文元坊，指应居以示偕行者，其门外所榜，恰如王所言于人。合之友人之所言，与六野旅馆寓客之报告，及邓文炳之见其门外榜上之有“共”字与“巡”字，皆若合符节，而应桂馨之主谋刺宋，已得铁证矣。[67]
至于抓捕应夔丞的具体经过，陆惠生记道：
唯应之住所在法界，而常勾留于英界之妓馆，此亦吾人所习知。故此事既有确实之报告，即据实以诉诸英、法二捕房。二捕房之探捕，联合以拘应。及至应宅，则应果他出。余于是偕一英探乘汽车至胡妓翡云家，使英探伺于门外，而余则伪为访友者，询应在否。妓馆中人不知余为还应来也，告以方饮于迎春坊之李妓桂玉处。余于是复偕英探至李家，见室中客方喧饮甚豪。揭帘窥之，应果在座。遂招英探入室，使捕应。应见英探，面色大变，英探挥之曰：“去！去！”应默然随行，挟之登汽车，疾驰赴英捕房禁焉，其时武士英犹未得消息也。[68]
《民立报》对抓捕经过亦有报道：
先是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外出侦察，知应桂馨近常在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乃由总巡率领巡捕多名至其处，先去胡翡云家询问，胡谓应未到该处，现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系蔡尔卿所请者。密访不得，乃复由总巡领巡捕至迎春坊，先将该四弄弄口俱派人把守，以防逃窜。国民党特派员入内，上楼问：“应君夔丞在座否？”应答曰：“我在。”某君曰：“楼下有人与君会话。”应乃匆匆随某君下楼，至门首，即被捕。总巡曰：“去！去！去！”应面色已如死灰矣。[69]
报道中所谓“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应即陆惠生，但该段细节与陆惠生所记略有不同，陆惠生谓英探入室拘捕，此段则谓应夔丞在楼下被捕。陆为亲历之人，因此应以其所记为准。
需要指出的是，《民权报》记者何海鸣在1917年所写《金陵纪战》中也曾提及宋案破获情形，谓：“癸丑三月，宋渔父先生遭人暗杀，予介绍张秀泉及邓某于陈英士处，为其发秘。于是，袁世凯之罪恶，乃大暴于天下。案破后，张、邓以未得酬劳，有怨言。予因他事，亦不豫于心。”[70]据此，除陆惠生外，何海鸣也是从张秀泉及邓文斌处获得线索之人。从陆惠生所谓“张知此事之必与此案有涉也，因来告余”云云来看，[71]张秀泉有可能是将线索分别报告给了陆惠生和何海鸣。当然，由于陆惠生是陈其美手下干员，也不能排除陆惠生是在何海鸣将线索报告陈其美后，受陈其美指派出面联合张秀泉破案。[72]不过还要指出的是，陆惠生在『宋案破獲始末記』中只字未提何海鸣及其他国民党要人，其中原因或许可以用李定夷《洪述祖外传》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