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获宋案者，《民权报》主笔何氏也。时记者共襄《民权》笔政，知之甚悉。何氏虽降于军阀，不能始终民党，然于宋案确有破获之功，其手段之敏捷，比之名探，无多让焉！当时以应党林立，何虽破获此案，民党报纸相约坚守秘密，而何亦深居简出，旋赴浔阳谒赣督李烈钧，规划起兵事，由是益无人知何与此案之关系矣。[73]
据此，何海鸣当时没有露面，主要是担心遭到应党暗算。陆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写于1913年6月，其时宋案风潮尚未散去，文中只字不提何海鸣、陈其美等人，或许也是这个原因。
除了张秀泉、邓文斌提供的王阿法这条线索外，国民党人能够迅速锁定应夔丞，还因为陈其美、黄郛等人在时任南京电报局总办吴佩潢帮助下，通过检查电报，发现应夔丞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切，从而使案情获得巨大突破。吴佩潢曾于1917年6月20日在上海公共公廨第六次预审洪述祖时作为证人上堂，证明宋案证据中之各种电报，“当时由伊经手检查，确系应桂馨寄与洪述祖之密电”，并说：
我系本埠电报局毕业生，向在局中办事。嗣于民国元年二月间，奉交通部命令，委任南京电报局总办。迨宋案发生，由都督（即程德全——引者）委任检查电报，是以来沪。[74]
另据黄膺白（郛）夫人沈亦云回忆：
宋案破案的线索由于密电。吴承斋先生（佩潢）自清末即任职上海电报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时，上海尚未举义前，为电报而认识他。他与英士先生为吴兴同乡，能看电码不必翻而知其文，未出过国而英文英语都极好。宋案得电报中寻线索，亦由他先想着。一个帮会头脑，做过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亦办过南京总统府成立时庶务的应桂馨，忽然与北京要人频通密电，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应的家里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证俱获。教唆者为政府当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虽然置身革命，对不光明的杀人始终反对。[75]
陈果夫在《陈英士先生与二次革命》一文中也曾讲到吴佩潢在破获宋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英士先生听得外面谣言说是他刺杀宋先生的话以后，便找了吴佩潢来。吴是替英士先生做情报工作的，在上海当电报局局长。袁和上海方面往来电报，我们都能拿得到，就完全靠吴佩潢的功。宋案能在三小时（应为三天——引者）内破案，也就因为在电报中找出线索，那几个人有电报，那些人有关系，所以一索即得，否则是不易破案的。[76]
此段记述有两点不够确切，一是吴佩潢当时是南京电报局总办，而非上海电报局局长，二是吴佩潢是受江苏都督程德全委派到上海来检查电报的，到上海后方配合陈其美等破案。
正是因为有张秀泉、邓文斌提供的线索，和电报局发现的证据，陈其美、陆惠生等才很快将应夔丞锁定，并证实主使之人来自北京，也就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应夔丞入捕房后，“百般运动，到处造谣”。[77]其人家资颇厚，因此很快便延定罗礼士、爱理斯等四名律师为其辩护，并自恃“为渠运动之人甚伙，毫无畏怯之态”。[78]被捕当日（3月24日）下午，公共公堂特开特别公堂研讯，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师诘问王阿法，并令应夔丞向王阿法盘诘，因王阿法前后所供情节略有不符，且见证未齐，判定应夔丞带回捕房，王阿法交保候质。[79]3月25日午后，罗礼士至总巡捕房向应夔丞探问情由，应夔丞声称：“平日与宋教仁毫无嫌隙，并无唆使行刺，亦无暗杀政客思想，宋教仁为何人行刺，均属不知……至贩古董人出为证人，更属不合。余买字画果曾有之，至王阿发等平素均不往来，亦不认识。如果心存行刺，此等机密事，岂肯泄露于人，而武士英更不知为何许人也。”[80]3月31日下午进行第一次预审，由公廨正会审官关炯之会同英副领事康君及公廨秘书员杨君列座会讯。捕房代表律师侃克、政府代表律师德雷斯、被告代表律师爱理斯等均到。因爱理斯要求改期研讯，应夔丞与武士英在公堂均未开口。[81]此后，如前文所述，一方面应夔丞写信向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求助，另一方面应夔丞党徒唆使武士英翻供，故4月4日第二次预审时，武士英突然改口，否认认识应夔丞，称杀宋系其一人所为。4月5日第三次预审主要是原被告律师相互辩驳，原被告律师与西探总目安姆斯脱郎相互问答，以及闭门审查从应宅所获证物。[82]4月7日第四次预审，一是由被告律师沃沛询问总捕头卜罗斯搜查证据等事，二是沃沛对证物内容之辩驳，三是再传王阿法上堂，由原告律师侃克询问，王阿法明确指认应夔丞嘱其刺杀者为宋教仁。[83]4月9日午后第五次预审，应夔丞接受其所聘律师爱理斯讯问，回答其身份及过往经历。[84]4月11日第六次预审，应夔丞继续接受爱理斯及康副领事等询问，称自己与宋教仁“在南京政府时见过面，仅颔首而已”，又称武士英是被人引至其家的，暗杀前与武并不相识，自己得知武杀宋后，设法用好话稳住武士英，正准备到南京向程都督报告。又否认自己曾叫王阿法杀人。公堂就所搜获电报向应询问，应“答词甚支吾”，否认“燬宋酬勋”之“宋”为宋教仁。[85]此次预审涉及武士英部分，应夔丞基本上是按照4月3日写给言敦源的求救信中提前设计好的脚本回答。而在公廨外，应夔丞律师又试图按照给言敦源信中所设想的办法，运动领事团出面干预，力求给应夔丞脱罪。[86]4月12日第七次预审，被告律师沃沛将宋案说成“国事”性质，提出“移交时决不能交与反对党之公堂，恐不能有公道之办法”；代表中国政府之德雷斯律师反驳称，被告律师所说表明“被告代表已承认，堂上已将证据证实在被告身上”；捕房代表律师侃克则谓：“本律师预备暗杀案一切预审，现已预审清楚，不论有无政治关系，及被告之职任如何，然而终属暗杀。”随即，公堂正审官关炯之援笔判定：“预审明确，案系发生车站，应即商明领事团，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归案讯办。”[87]
尽管应夔丞始终狡辩，但由于从其家中所获函电文件明确证明其策划杀宋，且又搜出五响手枪一把，其中尚存子弹两枚，与武士英在火车站放去三枚后尚存两枚这一事实吻合，所留两枚枪弹与火车站脚夫苏阿荣拾取之弹壳亦复相同，[88]因此，应夔丞为杀宋主犯并无疑义。4月17日晚，捕房荷枪押送应夔丞至上海南市，解犯单上案由为：“应桂馨运动王阿发谋刺宋教仁君，应桂馨主使武士英行刺宋教仁君。”[89]步兵六十一团团长陈其蔚在警厅协助下，将应夔丞解至江苏海运局该团营仓关押。然而，宋案被移交中方后，先是围绕是否组织特别法庭各方争执不休，接着又在案件刚刚确定由上海地方审检两厅进行审讯之时，发生了上海地方审判厅自厅长、庭长、推事、书记官长全体被江苏高等审判总厅下令撤换的风波。[90]
5月30日，上海地方审判厅开庭公判宋案，由厅长张清樾主审。由于原告律师金泯澜、高朔提出抗告，坚持要求“出票拘赵、程、洪等”到庭后，与应夔丞“并案公判”；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提出抗告，以张清樾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委任，而非司法部得大总统命令委任，拒不承认。因此，对应夔丞公判未果。[91]6月11日，江苏高等审判厅以“不合法理”驳回原告抗告。[92]被告律师杨景斌则被高等审判厅以“捣乱法庭，违背律师法规”，决定予以惩戒。[93]直至7月初，上海地方审判厅才又确定于7月16日进行第二次公判。[94]
然而，由于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公判并未如期进行，应夔丞也得以乘乱在7月25日凌晨从上海模范监狱逃走。据《申报》报道：“二十四晚十二时，模范监狱禁锢要犯应桂馨等，乘南北两军酣战之时，用铁斧、巨石撞开围墙，四面撞开四洞，每洞约高二尺，阔尺余，均从洞中一拥而出，一时人声鼎沸，共逃出男女各犯约有二百人，均在附近屋檐下敲去镣铐，先由数人拥护应桂馨为首，悉数逃逸，看守兵士见彼等亡命冲出，亦不阻拦。兵士等开枪轰击，并未伤及一人。”[95]又有报道谓，应夔丞等“贿通狱官吴确生并某商团会员，当时应等由狱门而出，各会员各穿便服在外接应。吴狱官知事不妙，然后使人将四面围墙击成四洞，佯为各监犯由洞逸出”。事为江苏都督程德全获悉，认为应夔丞等“是否由大门而出，抑或掘洞脱逃，其中大有关系”，下令密查，以凭核办。[96]三周后《神州日报》刊登文字，进一步披露了应夔丞收买狱官逃走内幕：
上海模范监狱内所禁人犯，乘前次制造局激战时，全数脱逃，宋案要犯应桂馨及冤杀周阮之姚荣泽等，同时远飏。惟此次应犯等脱逃，外间颇有微辞，然言人人殊，究未能得其真相。现得确实消息，应桂馨利用战时运动监狱中最有势力者，图谋免脱，言为运动二万元，由方姓经手，过付五千元，余款尚未交付。现应犯欲图赖一万五千元未付之款，又因先付之五千元分派不匀，内讧微露，其秘为程都督、应省长所闻，拟即派探密查澈究，一面通令各属严缉应、姚各逃犯，务获究办云。[97]
应夔丞后来也承认，自己的确是乘“二次革命”战乱之机冒险从“狱门”逃走，其言道：
至赣乱发生，宁省独立……上海一隅，亦同时入乱党之手。□□困守囹圄，党人威胁利诱，无所不至……当攻击制造局之际，城中秩序大乱，狱官狱卒既无违抗逆党之能力，狱外又加添乱兵围守。□□一身之生死，早置度外，惟思与其死于叛匪之手，不如死中求活，乃于八月二十一号（应为七月二十四号——引者）夜，在枪林弹雨之中，冒险幸出狱门。此实天佑人助，故得重睹天日。（□□代夔丞）[98]
原告方面，宋教仁之妻宋方氏延请律师高朔，于8月14日呈诉上海地方检察厅，要求“迅予行使职权，通令各省，一体悬赏协缉逃犯应夔丞”。[99]上海地方检察厅随即“呈请高等检察厅，并函知英法捕房及淞沪警察厅，一体帮同严缉”，并承诺给予拿获应夔丞及报信助拿应夔丞者重赏。[100]根据日人所办《顺天时报》，应夔丞于8月中旬逃到了日本，住在箱根，[101]但不久又从日本逃回青岛藏匿起来。消息很快为江苏民政长应德闳查悉，除通令各县水陆警厅一体严密访拿外，并具呈参谋、陆军两部，请迅即转电胶督，设法查缉，务获解沪，归案讯办。[102]
1913年10月10日，镇压了“二次革命”的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国会内的国民党议员牵连“二次革命”为由，下令取消其议员资格，并发布通缉令。国民党重要人物纷纷流亡日本，袁世凯彻底掌控了局面。一直认为杀宋是中央意思的应夔丞，以为机会来了，于是立刻在11月初由青岛连发两电，要求政府为武士英与自己昭雪。第一电谓：“叛党削平，宋实乱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命令，平反冤狱。”[103]第二电谓：
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士英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孙、黄、岑、李、陈、柏、何、钮之徒，要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出实由宋所编制，设当时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能成具体之民国矣……兹夔丞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产，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公道平反，宣布宋教仁之主谋内乱及卖国罪案，使有罪者不得幸免，有功者不致沉冤，庶几是是非非，天下共晓。[104]
应夔丞还给袁世凯上了一封密呈，诉求与通电相同，惟否认其雇用武士英杀害宋教仁，声称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直欲把持国事”，“冀为总理”，又“运动议员，煽惑军队，勾结外人，私举国债，广刊报纸，到处演说，欲破坏共和，颠危大局，不惜以国家为孤注，博私人之权力，此诚民国罪人，实为人民公敌”。自己与宋“本无私仇夙怨”，但“目击宋与孙、黄等种种布置，指日破我国家，不得已图购求宋、黄等在日本之丑历史，刊印传布，藉毁损其名誉，以杜一般社会之盲从，稍阻危机于一发，此反对宋教仁等之实在情形也”，并称“反对者政策，非反对其生命”。至于“武士英之暗杀宋教仁，乃纯然发生于政见，系个人之单独行为”。[105]袁世凯于11月6日将应夔丞密呈交国务院讨论，11月7日经国务会议后，11月8日国务总理熊希龄又“将原呈及院议节略并交司法部详议”。[106]最终，袁世凯政府似乎并未对应夔丞的胡言乱语做出回应。于是，应夔丞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到北京请功邀赏。11月19日，《申报》刊登“北京电”，谓“应桂馨业已抵京”。[107]其抵京后情形，据云“初则伏匿于东城某显者家”，“最后乃居于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有时则匿大外郎营某宅”。其父与妻亦到京，居于骡马市大街长发栈。应“每夕徜徉于八大胡同，骏马高车，其行如驶，且有护卫多人蜂拥而行”。[108]其时已是“二次革命”国民党人惨败之后，想必应夔丞以为自己已经安全无虞。1914年1月17日，应于某处嫖妓并大吸鸦片，又于夜半招妓唱曲，查街军警不知其为应夔丞，将要拘拿，应夔丞气焰熏天，原形毕露，曰：“我乃民国首功，又杀宋教仁之功首，现在政府将予我上将，并酬勋二位及国库证券百万，今我逸兴遄发，乐此以消永夕，干汝何事？”[109]两天后，即1月19日下午，应夔丞忽于津京快车上被刺身亡，当时情形，报纸曾详细报道：
一月十九日下午，应夔丞乘四点三十分之快车，由京赴津，同行者有执法处高等侦探李桂芳、王芝圃二人，据称系保护应夔丞赴津也。车经落垡时，车上忽喧传头等客车上有人被刺毙命，旅客闻之，人皆惊愕，犹欲一睹厥状，争先恐后，群向头等车去。此案发生后，最先声喊报信者，即系与应同行之王、李两人。行车稽查员闻报，径往探视，当即盘诘王、李二人，据云不知实情。又云车行半途，二人因事暂离头等车，而往他处，少焉方回，则见应已被刺绝命矣云云。顷刻之间，应某被刺之音耗已传遍各车，旅客一时慌乱无措，殊有谈虎色变之态。须臾，车抵天津总站，站上已有侦探及警吏多名守候，盖已得电报矣。车方停止，有多数旅客下车，争相告语，斯时站上人众咸欲往头等客车一视，虽由路局加派巡警弹压，而惊惶之状已极，车站秩序几为之紊乱。站警皆用刺刀向众示威，始稍为安静。车中某客述当时情形云：车距津站不远之时，突有一华人由头等车出来，口吹警笛，并大喊有人被刺，当时餐车内有六七外国人，正在用膳，闻信急起往应车内，见死者横卧榻上，身穿灰白色长褂，足着西式皮鞋，而长褂上已染有血渍，其色鲜红。凶手所用之刃，形似外国猎刀，刀口长六寸，其锋甚锐。车室内血渍狼藉，杂物散乱，足征应未死之前，必与凶手有极猛烈之格斗也。另有白磁茶壶一具，拖掷地板上，已成碎粉。又有皮包一个，其皮面上有一裂口，似系用猛力以划破者。最堪惊异者，室中猛力争扎，而室外竟无一人觉察也。当稽查员探视时，偕一西人按死者之脉，则其手已冰冷，盖应死已久矣。闻同行之王、李二人到津站后，旋即送交审判厅看管，而应之尸体亦已拍照存影，以作参考云。[110]
关于应夔丞入京及被杀之报道中，最令时人感觉不可思议者有二。（1）“应为宋案有重要关系之人，又为越狱重犯，何遽贸然入京，且滞留京中多日，出入招摇，毫无避忌。都中军警林立，侦探密布，应果具有何种幻术，竟能逃出眼线，始终未经发觉。此一奇也。”（2）“执法处非他，乃北京执行军法之惟一机关，既发觉与杀案有重大关系之人，且为越狱重犯，不即捕杀，而反派人保护，其奇离殆有不可思议者……此又一奇也。”[111]其实，此二奇不难解释，盖应夔丞在1912年夏便结识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钱锡霖，当年12月至1913年1月应夔丞在京期间，又与钱锡霖有密切交往。[112]更重要者，宋案证据宣布后，应夔丞曾写信给当时在京的袁世凯心腹、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并派律师爱理斯到京面见钱锡霖求援。应为脱罪并讨好政府，于信中诬陷陈其美指使其杀宋，然后嫁祸政府。雷、钱建议应夔丞党徒以共进会名义继续“曝陈其美之不法”，雷并将相关情形向袁世凯进行了汇报。[113]应夔丞原本就一直以为杀宋乃中央的意思，自己是功臣而非罪犯，加之与警察厅钱锡霖等人有关系，因此他敢到京城来，并且有恃无恐。然而，彼一时此一时，雷、钱当初帮助应夔丞，是因为可以利用他来攻击陈其美，从而转移舆论攻击政府的视线，而此刻国民党人已被打败，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应夔丞已完全没有了利用价值，反而因为他口无遮拦，不知敛迹，有可能为袁世凯带来麻烦。因此，跟在他身边的王、李两位军政执法处侦探，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应夔丞，不如说是要伺机“执法”，只是自认为功臣的应夔丞不觉而已。（王、李二人倘若真是为了保护或监视应夔丞，则他二人中至少应当有一人寸步不离应夔丞才对，但二人竟然在火车上同时长时间离开应夔丞，显然是为了给同谋创造刺杀机会，而又制造刺杀与军政执法处无关的假象，也有可能杀人者就是该二人）故时人云“杀应夔丞者，即应夔丞也”，[114]可谓自投罗网，自食其果。
应夔丞被刺后，北洋《德华日报》曾发表题为《政治关系之暗杀案》的社论，对应夔丞竟然敢到北京来表示惊讶，并谓“政府方面之意思，则似谓暗杀系由党人发动，陈某或当假手于其间”。[115]德文报社致天津电亦谓：“政府现确信，应夔丞之死系由党人方面之发动，以陈为尤可疑。”[116]而一般津人之言论，也认为“杀应者必陈其美之徒”。[117]由于当时报纸曾报道陈其美在哈尔滨逗留，并以红胡子自护潜入内地，故有怀疑应夔丞为陈其美所刺的议论，实则这仍旧是由将陈其美视为刺宋主谋推论出来的结果。事实是，陈其美并非刺宋主谋，何以要刺应？若要刺应，何以不在撤离上海时在狱中动手，而要等其越狱半年之后？
对于应夔丞被刺，曾在总统府政事堂机要局任职的叶迦的判断是：“袁盖饬警以电刀杀之。”[118]又，陈灨一《睇向斋秘录》中有《应桂馨死事之别闻》一篇，很值得注意，其文曰：
应桂馨之死，项城杀之也；项城曷为而杀之？应桂馨自取之也。宋教仁之被刺，应以共犯，证据确凿，逮入囹圄。旋乘大局鼎沸之际，越狱潜遁，入都谒项城，自陈刺宋有大功，要求给还垫款十数万金，更要求外省重要之位置。项城佯笑曰：“予拟借重，固已非一日。金钱尤小事，君欲几何，无不与耳，望稍安毋躁。惟君此际乃民党欲得而甘心者，言行举止，难免无人暗中侦察。予决选派武士二人，令其随时随地出入相随，以资保护，如何？”应称谢。所谓武士者，即陆建章部下之军事侦探，日日以捕拿乱党为事，而诬良为匪者也。项城既密令陆遴选二人，复属令授以计，使乘间置彼于死地。又密电致直隶都督赵秉钧，谓：“应胆大妄言，目无元首，斯人不除，后患未已。希君托词有事面商，电令克日至津。予一面自有对付之法。”赵遵即电京。应得电大喜过望，遂偕所谓二武士，乘京奉特别快车如津。中途，二人入头等车室，以所携短刀，向应遍身乱刺。顷刻气绝。二人故作惊慌失色状，鸣警笛，令停车搜捕凶手。时车已抵黄村铁路车站，亟以电话报告天津总站，总站据以报军警各机关。迨车抵津站，宪兵警士蜂拥上车，群责二武士保护不力，致发生惨剧。二武士无辞以对，遂拘交军事执法处听候审讯。赵以长电致项城，陈报应死状，颇有惋惜之辞。项城复电令严缉凶犯，务获惩办，皆掩耳盗铃。未旬日，二武士即私行释放，易名邀上赏，即今某某二武官是也。[119]
以上记述，细节未必全都准确，但总的情节大致不差。负责“保护”应夔丞之李桂芳、王芝圃，即使不是亲自动手杀应者，也应当是配合者。[120]应夔丞之所以要到北京来，是因为他始终以为杀宋乃中央的意思，故敢来京请功并平反“冤狱”，“向当道要求勋位之颁给，并索巨款”。[121]对袁世凯而言，虽然并未主使杀宋，却曾因收抚共进会、解散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等事与应夔丞打过交道，又曾为打击国民党而与应、洪、赵合谋构陷“孙黄宋”，因而表面上不得不与之周旋。然又恐应在外招摇，暴露其与中央的关系，致使外间仍怀疑杀宋为中央主使，故必杀之以绝后患。此为情理中事。至于应被刺后，时任直隶都督赵秉钧应天津警察厅“严密查缉凶犯”之呈请，“通电各省一体查拿”，[122]不过做做样子而已。
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对应夔丞之死也有一段记载，承认应夔丞为其父所杀：
及事平（指宋案风潮平息——引者），应倩洪（指洪述祖——引者）介，说欲效忠于北，先公佯许之，赦其罪。及应至都入觐，先公俟其退，语雷震春曰：“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遁初死于其手，尤不可不诛之。”雷曰：“应某遵令投诚，诛之不信，且有以阻后来者。如必杀之，以暗刺为宜。”又越数日，先公闻应居旅馆，过事招摇，乃令雷速办。雷一方属人告应曰“元首以君居京易触人耳目，可赴津暂避”；一方遣人伺其行，随之，刺杀于车中。[123]
然而此段记述至少有两处错误。（1）依袁克文记述，应夔丞是在刺宋事平息后，方通过洪述祖介绍，欲效忠北方，实则早在1912年秋冬因中央欲解散共进会，洪述祖便与应夔丞建立联系，由袁世凯对其下了特赦令，并由洪述祖引见给袁世凯、赵秉钧，不仅领到了5万元遣散费及每月2000元的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还从赵秉钧那里得到了密码电本。（2）应夔丞被刺于1914年1月19日，其时陆建章任京畿军政执法处长，而雷震春是年4月10日方被任命为京畿军政执法处长，4月26日到任视事，[124]已经在应死近三个月之后，何能再有杀应之事。可见，袁克文虽为袁世凯之子，但政界许多内幕他也并不十分清楚。
四 赵秉钧病死情形
随着“二次革命”爆发，赵秉钧赴沪对质之事不了了之。1913年7月16日，袁世凯准免赵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官。[125]次日，袁世凯令交通总长朱启钤暂代国务总理，同时任命赵秉钧为步军统领兼管理京师巡警事务。[126]10月10日，袁世凯又特授赵秉钧勋一位。[127]12月16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署理直隶都督，18日又令加上将衔。[128]1914年1月3日，赵秉钧从前任直隶都督冯国璋手中接过印信文件，正式任事。[129]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赵秉钧即死，时为1914年2月27日。《大公报》曾详载其死前发病及治疗情形，谓：
直隶都督赵秉钧，数日以来，心患怔忡，时对左右云：“我心甚觉空软，速为我物色名医。”遂延请中西医生诊治，而病亦忽发忽止。二十六日下午犹传见各司长于都督府中，会议要政，指示机宜。晚间回河北仁寿里私宅，服药一剂。晚餐后，仍伏案作书，并阅视紧要文件。其夫人劝之云：“新病未痊，不可过于劳累，总以保重身体为要。”赵曰：“我现在精神尚能支持，勿庸过虑。”半夜时又服药一剂。二十七早五钟起入厕，忽觉头晕眼昏，赶即伏于公子肩头，一阵心酸，涕泪交流。家人当急为之延医，津中名医如屈永秋、徐德顺辈咸与焉。奈用尽方法，医药无效，赵亦气息渐微，罹于危笃。复由屈、徐二医士以电话请王延年医士，携全份医俱〔具〕往诊。王至则已近九钟时，脉停气绝矣。嗣因赵家属之请，为之射激心药针一次，待半小时不见动机，遂又射一针，脉管稍有活动，然不过药力激剌所至，不一时旋即停止。医等见无法拯治，遂各辞去。旋有参谋长陆绣山、警察长杨敬林等相继驰至，商议后事，而赵都督竟溘然长逝矣。[130]
赵秉钧幕僚也曾详细描述其近年身体状况、死前一天处理公务情形以及发病和延医治疗情形，可与前引报道互相印证：
赵身体素弱，近十年以来，常患失眠之症，每夜能睡二、三小时，即为无病之证，否则全夜不睡。近十余日每夜不过睡片刻，心中常觉烦躁，面色时红时退，然照常办公，并不措意。上月二十六日午后会议到期应还之某外债案，讨论至再，事颇棘手。此时赵用脑力甚猛，发言极多，绝无倦容，所议之件，不能解决，散会后面红如朱，中心烧热，进犀角汤一杯，略见清爽。时已傍晚七时，欲赴某西人之宴，左右劝阻，赵督对幕宾云：该西人与我多年好友，且此君在国际外交上颇有势力，不可失约。勉强赴宴，宴毕回署，时已九钟矣。披阅公牍，约四、五件，适及会议之外债到期公文，阅毕异常烦恼，掷文于案，且阅他件；又及某军饷急迫文，赵现忧郁之状，继则怒甚，掷文于地，直连呼心中难受。又服犀角汤少许，左右请传医士，赵督云时已不早，可以不必，病状与往时无异，大约不要紧，命驾归私宅。继又云，不能坐车，可备肩舆。登舆时，神气较清，回至私宅，已不能坐。左右云，都督从前发病，用大烟数口即见痊可，力劝吸食。赵督似首肯，进烟数口，腹中作响，病似较瘥。次早五时，腹泻一次，嗣欲小便，便毕向后倒卧，已不能言。左右扶掖上床，尚能左右顾盼，泪流如雨。其时群医已至，咸云不能治，注射药水，亦不奏效。虽尚未气绝，然已仅属一丝矣。至十时，喉中微有痰声，旋即气绝。[131]
参谋长陆锦等在赵秉钧病逝当日打电报至北京，向袁世凯简要报告前后情形，并请迅速简员填补直隶都督空缺。电云：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都督兼民政长赵秉钧，两三日来怔忡旧症骤发，惟旋发旋愈。昨日午后，传集四司，在督署会议，指示各项要政，精神尚能支持。晚间回私宅后，病势复发，至今晨五钟，加患腹泻、头晕诸症，厥逆扑地。赶由家属延医诊治，乃病势逐渐沉重，服药无效。旋于午刻出缺。除两署信印业已公同妥慎封存，地方各事会同严密镇压，并赵都督身后各事妥为照料外，谨合词电陈，敬祈迅赐简员来直，以资镇压。陆锦、周绍昌、高凌霨、梁建章、刘锡钧、杨以德。沁。叩。[132]
袁世凯接报，即令朱家宝出任民政长兼都督，其中经过，朱启钤后来有如下记述：
赵智庵之死，实在民国三年四五月间（应为二月间——引者），彼时我正在知事试验场中；考场假象坊桥众议院为之，全按锁院制度行事，委员长与同考官，都居闱中，不得外出。一日傍晚，忽奉总统电召，称赵秉钧急病身故，命朱某赴津视察情形，同时接任都督之职。我即赴公府晋谒，见项城形色哀痛，言语仓皇。我因面陈试事方始，不能离场，可否改命朱家宝前去？时家宝为同考官，在锁闱中。经项城同意，电家宝进府，面授机宜。下令朱家宝任直隶民政长，派专车送去，我亲至车站送行，时已夜半矣。家宝去，我仍回院主试事，俟过正场三日以后，我方赴津会敛（俗名接三）。其在赵宅治丧者，为朱家宝、张怀芝、凌福彭、杨以德等，皆天津官场人物也。[133]
赵秉钧去世数日后，曾奉命与洋医一同为赵秉钧治病的总统府医官屈永秋，出具医学检验报告，向袁世凯报告了赵秉钧致命之由，认为赵系死于“心脏神经痛症或血牷〔栓〕所致”的“心经衰弱”。报告云：
为呈报事。窃永秋前奉电谕，以直隶都督赵秉钧现在患病，饬即前往诊视等因，当即偕同洋医官贝熙业前往诊视，并将病情随时电陈在案。兹将详细情形开呈钧鉴。前直隶都督赵秉钧于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起病，至二十七日早病故，当经永秋偕同洋医官贝熙业前往诊视一切。查病者所得系周身动脉硬变（心经尤甚）、心脏内膜炎及心脏神经痛等症。此等病症由以下所列各病状证明之：（一）因其太阳动脉、挠〔桡〕骨动脉及经骨动脉白膜硬变；（二）脉弱无伦次；（三）无心尖搏动之声；（四）有缩期僧帽瓣杂音；（五）心经舒缩声音无力；（六）心经左房稍为涨大；（七）时觉有心脏神经痛之病；（八）肝经涨大。病者最难堪处，惟胸部作痛，发觉无常，或日或夜，或胃空，或胃饱，或寝睡时，致令病者不安眠。以上各病状两星期以前业经发现，当痛时不呕吐，惟觉头晕，胸部、头部紧缩，难于呼吸，恒不安寝，熟睡极难，稍睡复醒。病症发现后，气体之衰弱为向来所未有，察其肺经无恙，惟胃经稍为涨大，舌苔极厚。细诊心经，觉其缩期僧帽瓣杂音沈弱不变，在心尖搏动部位，其声尤为清晰，且达至腋部。按以上各症状，推其致命之原，系心经衰弱，由于心脏神经痛症或血牷〔栓〕所致也。[134]
这份出自曾亲为赵秉钧诊疗的医学专家的报告，应当说是很可靠的，赵秉钧确系病故，并无疑问。
然而，由于在过去近一年中，刺宋问题一直为舆论所密集关注，案中关键人物之一应夔丞刚刚在一个多月前被人刺死在由北京前往天津的火车上，现在另一关键人物赵秉钧忽然又死亡，遂致外间对其死因言人人殊，疑团不释，乃至“京中盛传毒杀之谣”，外电甚至说“赵之厨人已受种毒之嫌疑而被拘”。[135]《顺天时报》则报道内务部曾给京内外各公署发出秘密通告，内称“有乱党能于鲜果食物内注射毒药，人食之不动声色，在二十四点钟内致于死命，亟应慎防”。又说有乱党欲乘机潜入京津，希图暗杀，扰乱大局，京津一带已临时戒严。[136]
舆论之所以怀疑赵系被人毒杀，其实主要是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认为赵曾与袁同谋杀宋，故袁毒杀之以灭口。百余年来，人多持此一说。袁克文在《辛丙秘苑》“赵智庵猝死”条中，也暗示赵秉钧系被毒杀，只不过他把毒杀赵的人说成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意图为其父辩护。其言道：
天津兵变，警卒多比匪行掠。警厅长杨以德……有纵下贿上之事，枢府闻之，欲罪而未发。赵秉钧督直，属其密案。赵亦深恶杨，比至，杨入谒，赵初严诘，杨犹自辩，赵益怒，作村妇之骂，且以足蹴之，杨惭惧而退。赵已拟穷究，越数日，赵访客归，猝病，不能言，未竟日，卒。初，先公闻赵病，遣予临视。予至，赵已绝矣。先公电来，令余详察死状。予就赵尸，见其目合口张，面肤青灰；握其右手，指尚微柔，开而不敛，指甲青紫；唇黑紫，似有涎流出已经拭涤者；臂肉坚，亦青色。赵一妻，无子。询其侍者，谓赵在外未进食，但饮茶一杯耳，饮茶后即归，归亦未食，而病即作矣。时赵之至友蔡乃煌辈咸在侧，虽有疑其死之突，而未闻有执言者。枢府专使旋莅津，亦无议焉。予返京，以详陈，先公叹息久之。赵为先公所最赏，论为上材，畀以直督，适当倚任。外间不察，或谓为先公所杀，殊诬之甚者也。[137]
这段记载中的“天津兵变”，是指1912年2月底3月初第三镇统制曹锟部下部分士兵所发动的兵变，初在北京城内，后蔓延至天津、保定等地。袁克文本来是要记述赵秉钧死前情形，却先讲了一个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在上年“天津兵变”中纵警行掠，“纵下贿上”，以及直隶都督赵秉钧一年后欲追究杨以德责任而与之发生口角，乃至“以足蹴之”的故事，其用意显然是要暗示，赵秉钧之死，杨以德脱不了干系，而与其父袁世凯无关。在《辛丙秘苑》另外一处，袁克文干脆说“赵为仇家杨某所毒”。[138]在如此用心下，袁克文接下来所描述的赵秉钧疑似中毒身亡的症状，已很难令人相信，甚至赵秉钧与杨以德发生冲突的故事，也不能排除为袁克文所虚构，因为赵秉钧自武昌起义后不久便任民政部首领，接着又在南北统一后任内务总长，旋兼任国务总理，全国各地警察与地方治安一直由其主管，何以他不在兵变当时便追究杨以德的责任，而要在卸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之后才追究？事实上，赵秉钧并不能算“猝死”，由于其常年吸食鸦片，加之公务劳心费神，身体状况早已不佳，前引其幕僚所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1912年夏，报纸就有“秉钧既有烟癖，又患毒症，不能耐劳，所有部中一切日行公事，皆送私宅，由前清因贪革职员外郎丁惟忠一手批办”之说。[139]刺宋案发生以来，赵又绞尽脑汁，疲于应对，健康状况愈加糟糕，曾入法国病院接受治疗。屈永秋的医检报告也表明，其最后一次生病已有一段时间。因此，赵秉钧死亡并不十分出人意料。
朱启钤是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在赵秉钧死去多年后，章士钊写信询问他是否知道赵秉钧之死内情，朱复函写道：
我闻津门传言，是智庵厨人被买通而下毒，其暴死于本宅厕中，时已午夜。先是洪述祖构成宋案，以勋位许应夔丞，夔丞索酬不遂，咆哮难制，述祖因扼杀之于京奉火车包房以灭口。时南北报纸，纷纷攻诘，都指为智庵主谋。项城与人谈到此事，兼有利用形势，推刃智庵之暗示。而智庵不甘为代罪羊，时出怨言。实亦述祖虽为智庵所养鹰犬，而宋案一切指示，悉出项城，智庵枉尸其名而已。智庵之出为直隶都督也，袁、赵显有违言，方被左迁。加以述祖深结项城以倾主，尤使智庵愤激。北洋为第一强藩，智庵入津，于自为辩护处，更觉放言无忌。先之以袁、赵之互怨，继之以赵、洪之内讧，于是项城认智庵为叛己抗命。述祖亦心怀恐惧，先下手为强，而智庵不免于死矣。或谓买通厨人，即述祖所为，是或可信。[140]
结合前所论述，朱启钤所云“述祖虽为智庵所养鹰犬，而宋案一切指示，悉出项城，智庵枉尸其名而已”，部分符合事实。但他又说袁世凯试图将应夔丞之死嫁祸于赵秉钧，洪述祖亦因赵“不甘为代罪羊，时出怨言”而心怀恐惧，因此由后者买通厨人毒死赵秉钧，却与事实不甚相符。其一，朱启钤所谓赵秉钧死于厨人下毒，是“闻津门传言”，并非他掌握内幕，以下关于赵秉钧之死的分析都是依据这一并不可靠的传言为前提。其二，洪述祖以“勋位”许应夔丞，而能够授予勋位的只有大总统，应夔丞索酬必然会使外间认为袁为刺宋幕后主使，从而使袁难以说清，故只有袁才有杀应动机，而非洪或赵。其三，赵秉钧死前，洪述祖为宋案重大嫌犯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并且洪已经逃匿至青岛德国租界。因为赵秉钧“放言无忌”就“心怀恐惧”而“先下手为强”，根本就无此必要。其四，赵秉钧死时，宋案风潮已经过去，袁在宋案风潮最盛之时曾极力为赵秉钧辩护，此时却要因应夔丞之死嫁祸于赵，既自相矛盾，又无此必要。其五，赵秉钧出任直隶都督，朱启钤解释为“袁、赵显有违言，方被左迁”，与事实亦不尽相符。实际上，刺宋案发生后，赵秉钧为自证清白，曾很多次提出辞去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才同意，但转而又任命赵担任直隶都督这一重要职务。
实际上，赵秉钧被毒杀的谣言，当时就已经有过澄清。关于西电所云赵秉钧厨师被捕，杨以德曾向路透社记者明确“否认被拘之谣，且谓赵秉钧实死于积痼，其仆无一被疑就逮者”。[141]《顺天时报》也就失实报道刊登“更正”，称：“直督赵智庵前以警察能员位极总理，今者忽尔捐馆，民国舞台上遽失一台柱子，京津人心之恐慌，乃势所必至。本报即随所闻，登录‘京津间之临时戒严’一节，原冀各界得悉政府保安有道，人民不致虚惊。今据宪兵营称，赵督逝世，实系病故，内中无他项情节，政府亦自不必临时戒严。特此取消前闻，以免讹误。”[142]《神州日报》则发表通信，说明赵秉钧遭毒杀谣言的由来：
当赵督出缺时，津地颇有谣言，又有京津各西字报纷传天津匿有乱党，在津制有一种吗啡及绿气混和之（药），取以搀糅蔬果及各种食物，色味不变。凡中毒者，于二十四点钟内，必至毙命，无可解救云云。又有人谓，此种危险药品，并非近时发明，当前清时汪精卫谋暗杀摄政王，即已与俄之虚无党人协同化验，制成此药，以为实行暗杀之用。此种风谣固未足信，惟是时赵适病故，好事者展转附会，遂有中毒之说。[143]
更为重要者，由于袁世凯事实上并未主谋杀宋，赵秉钧更对洪、应杀宋毫不知情，袁世凯毒杀赵秉钧之说根本无从谈起。袁不但毫无理由毒杀赵秉钧，反而对赵心存愧疚与感激，一方面因辛亥鼎革前后，赵对袁帮助极大；[144]另一方面因宋教仁被刺后，赵受攻击最甚，但他最终还是听从袁世凯之言，未辞职赴沪接受法庭质讯，从而避免了将袁世凯主使应、洪操弄宪法起草及构陷“孙黄宋”等阴谋暴露于法庭之上，这对当时竞选正式大总统形势受到严重冲击的袁世凯来说，是极大的帮助。赵秉钧实际等于为了袁世凯的利益而牺牲了个人声誉。故宋案高潮过后，袁世凯很快又委以赵秉钧直隶都督重任。在获知赵秉钧病重后，又派袁克文前去探视。赵死消息传来后，袁于当日发布总统令，盛赞赵秉钧一生功业，从优予恤，并特派上将荫昌前往天津致祭。令曰：
直隶都督、陆军上将衔赵秉钧，器识深沈，经猷宏远，持躬正直，莅事忠诚。前此服官京外，政声卓著。民国建立，迭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直隶都督，皆能恪共厥职，于保持京师治安、防制各项乱党，尤著勤劳。溯维改革之际，危机四伏，一发千钧，深赖该督苦心毅力，不辞艰险，卒能以道德化干戈，拯生灵于涂炭，功在吾华，允垂不朽。近日因劳致疾，时患晕眩，正深廑系，乃竟不起。批阅参谋长陆锦等电呈，曷胜痛悼。著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并给治丧银一万元，派荫昌前往致祭，以示笃念元勋之意。此令。[145]
袁世凯又派袁克文前往天津治丧，以表示故人私谊，并“拟准在京师地方建立专祠，将其生平事迹宣付立传，以彰功勋”。[146]由前引朱启钤之言可知，袁得知赵秉钧死讯后，“形色哀痛，言语仓皇”。赵死一周之后，袁仍“异常悲悼，抑郁累日”，“检出赵督小照一张，把玩良久，不禁唏嘘泪下”。家人竭力劝止，袁曰：“予非效儿女之悲，缘智庵为当时〔世〕决不可少之人，不期遽尔先我而逝，恐于大局前途有极大之影响。”[147]1914年3月22日，各界在正阳门外先农坛举行赵秉钧追悼会，袁世凯派秘书长梁士诒为代表，赴会行礼，颁给“怆怀良佐”匾额一方，并亲书挽联一副，将赵秉钧比作皋陶、伯益、管仲、萧何。上联：“弼时盛烈追皋益”；下联：“匡夏殊勋懋管萧”。[148]
五 王治馨因贪赃枉法被枪决
在赵秉钧死去八个月后，那位曾在国民党追悼宋教仁大会上为赵秉钧打抱不平的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亦于1914年10月21日被大理院以贪赃枉法罪判处死刑，随即由袁世凯下令枪决。王治馨为赵秉钧心腹，山东莱阳人，副榜出身，清末曾在小站当差，后历任天津警察提调、奉天巡警总办、京师缉探局帮办等职。入民国，历任内城巡警总厅厅丞、京师警察厅总监、署内务部次长、顺天府府尹、正蓝旗汉军副都统等职。
王治馨被处死情形，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曾详细记述，其文曰：
先公鉴于清末贪贿之盛，毒流不息，乃颁治赃刑例，纳贿逾千金即杀。王治馨之案适发，先公甚怒，且久知王之恶行，令就谳。初，王狡甚，行隐迹晦，兼有赵秉钧之庇，故久不败。兹赵已死，事又悉露，王无所施计矣，乃入狱。先公饬有司严治毋徇，盖恐王之亲故为之乞减也。案既下，与王有谊者如阮忠枢、雷震春、江朝宗、段芝贵等十数人，咸跪求于先公前，或请褫勋为赎，或请罢职为赎，先公扶之起，笑曰：“王治馨乃小站旧吏，予必有以处置。”阮等见先公无死之之意，欣然退。先公命法吏至，召之曰：“王治馨一案，密讯勿泄。若获供，立定罪，可代拟一令，与判书同进。事宜速，勿使一人知也。”法吏承命，一夕判书上。先公命江朝宗至，出令示之，江泣求，先公止之曰：“王治馨不杀，予何以行令！尔监决，诘旦复命，勿违勿缓。”江出，达王禁所，呼王起曰：“有事须君一行。”时夜逾子，王已心知就刑，叹曰：“无救耶，命矣夫！”从江登车，江忍涕对之。出齐化门，抵刑场，王方下车，弹已自后至，贯脑而死。江为丰殓。[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