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死之后，人多疑其被处死刑的真正原因，是他泄露了袁世凯杀宋的机密，得罪了袁世凯。如张继谓王治馨“为人豪爽，颇不满于袁党之所为”，后“以坐赃五佰元被害”，“余始终疑与宋案有关”，其人“好言不谨，袁氏疑之，杀以灭口也”。[150]张国淦谓“袁世凯之为人，最忌人能窥其隐，更不愿人揭发他的阴谋，王治馨适中其忌，焉得不死”。[151]朱启钤亦谓：“京兆尹山东人王治馨者，亦智庵手下健将。彼在北京为宋遯初开追悼会时，对众指斥项城杀戮功臣，言下有鸟尽弓藏之感。此事通国轰传，项城大恨。逾年，治馨以贪赃五佰元，被法庭判处死刑。”[152]然而，根据1914年6月5日公布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枉法，赃至五佰圆以上者处死刑”，“不枉法，赃至一千圆以上者处死刑”。[153]王治馨与赵秉钧的关系，及其贪赃枉法，其实早在宋案发生前10个月，即1912年6月，便被人投书《中央新闻》揭发，数目远在500元以上，且手法多样，闹得沸沸扬扬，《中央新闻》主笔等一度因此被逮。据该报披露：
秉钧出身微贱，少年无赖，吸食鸦片，烟瘾甚深，徒以工于钻营，由典史历保道员，任侍郎。既因禁烟之令行，遂以烟瘾未除被黜。其时各部惟尚书握全权，故秉钧休致后无余财，常赖其盟弟乌珍及烟友王治馨接济。上年秉钧起用到京后，一无所有，又赖乌珍送三千金以助食用，所以力保乌珍步军统领兼民政部副大臣及京营地面军警督察长以酬之……秉钧既有烟癖，又患毒症，不能耐劳，所有部中一切日行公事，皆送私宅，由前清因贪革职员外郎丁惟忠一手批办，而家人李燕停系秉钧少年游荡之友，言听计从，所以人多谓赵以丁、李为招权纳贿之枢纽……王治馨自奉天被参撤差后亦甚艰窘，虽恃与赵秉钧系旧烟友，又与丁惟忠同乡，而运动费亦须三千金。惟款均由借贷而来，所以到任后右二区发现一百五十余聚赌案，应送审判厅办理，岂料该赌犯惧获重罪，竟贿王治馨四千。本月二十日，《中国公报》曾载有以四千金买休，即此案也。该厅丞既受重贿，遂饬区照违警律，每人缴十五元罚金，具结开释。各赌犯供结皆由该区用誊写版印成，各人填画而已。嗣经司法部查知该厅丞违法侵权，行文内务部提案，王治馨遂饬区复传各赌犯，将供结内犯赌实情，改为欲赌未成。复称已将区长撤差，另派有法律知识之区长，以后不得再有违犯。而其实，闻已行贿两千金，不过将区长调厅，敷衍了事而已。然司法王总长廉介自持，当不至受其贿赂。若将案卷提去，传齐赌犯，即不难质讯真情。而该厅丞以方得四千，即用二千，仍不足偿运动费三千之数，遂由总厅公款内提洋六百五十元，捏造侦探费、特赏巡警等五六项，列入三月份报销，尤为从来所未有之事。且只有手折一扣存总务处第二科，分列各款总数，后有该厅丞亲笔书“右款经丞垫发”字样，并无细账，又无巡警领赏盖戳花名清册。又由第二科挪借公款一千余元，有该厅丞亲笔借支字据，及左二区德巡官代领，并由科长周桂斌面交，皆载在厅丞借款簿内，并注明二百元由罚金垫，一百元面交，一百八十两某巡官手领，某款作何用项等字样。又司法处有私土变价京足银一千三百余两，上年九月间经该处函达总务第二科提去，有该处收条为证。前闻警官刘长礼禀控该处科长、科员私分之说，近闻该处科长潘毓桂又将此款转送王治馨收受，以为将来保升佥事之计。当此外债未成之际，巡饷无出，危急万分，而该厅丞侵吞公款六百五十元，捏造报销，又挪借公款至千元之多。其宅所用铺板器具等类，多由厅置送，马车皆存总厅马号，所有添置马乾房屋及喂养马乾等银两，亦皆由厅开支公款。种种行为颇似前清时所派之钦差大臣，到处有人供应，任意需索，莫可如何。不谓民国仍有此怪物。且烟瘾甚大，每日须上午三四钟后方能到厅，至久不过三四十分即去，公事废弛，已达极点。其所以有恃无恐者，烟友赵秉钧、同乡丁惟忠耳。[154]
而导致王治馨被处死刑的直接原因，则是其在顺天府尹任内肆无忌惮的卖缺贪赃行为。该行为被发现，最初是因平政院在审理霸县知事刘鼎锡贪赃一案时，为刘所供出，随即王治馨遭到代理都肃政使夏寿康等人弹劾。[155]根据弹劾呈文，“王贪赃卖官之法，顺天二十四属遍二十二属，其余二属并非不卖，乃地僻缺苦，无人买耳。其卖官之价，分为三等，一等五千元，二等三千元，三等二千元，此外尚有保险费若干元，或保一年，或保半年，可谓无奇不有”。[156]呈文并指出，王所得银，“计其总数约在七万以上”，“有经手过付之人可查，有往来账簿可调，有藉藉众口可证”。[157]1914年6月26日，步军统领衙门派张乐斌等传提王治馨，隔天，袁世凯发布命令，将王革职，并要求平政院严行审理。令云：
据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等纠弹前任顺天府府尹王治馨纳贿婪赃一案，官吏赃罪定例綦严，躬为地方大吏，辄敢鬻官纳贿，藉案婪赃，蠹国殃民，尤属法无可恕。兹据所呈，王治馨前在顺天府府尹任内，委署各县知事，几至无缺不卖，并有藉案干没婪索情事，赃款累累，竟至数万之多，实属骇人听闻，亟应从严究办。王治馨著先行解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本职，交步军统领看管，并由平政院按照所揭各款，酌传要证，严行审理，呈请核办，以儆官邪，毋稍瞻徇。此令。[158]
此命令“北京各报大多数以一律最大之字恭刊”，“表示其痛快人心之意，盖诚民国成立以来痛快人心之创举也”。[159]经平政院审决，王治馨“纳贿婪赃一案，众证确凿”，袁世凯随即下令将王治馨及行贿舞弊之岳魁、潘毓桂、王丙彝等一并交由司法部转饬该管检察厅，立即依法办理。[160]而后经司法部呈报大理院审理，于10月21日做出最终判决，由司法部呈报大总统。袁世凯当即发布命令：“兹据该部呈报，大理院审明，判决王治馨于委任岳魁署理昌平县知事，枉法得赃逾贯之所为，应照《官吏犯赃治罪法》第二条，处以死刑等语。王治馨著即依法立予枪毙，以昭炯戒。潘毓桂诈欺取财，应处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全部终身；岳魁行求贿赂，应处徒刑五年零六个月，褫夺公权全部八年。均各如所拟执行。”[161]涉案的霸县知事刘鼎锡，先已被“审实罪状，按律枪毙”。[162]
在审理王治馨案过程中，有许多要人为王说情，均为袁所拒绝。判决死刑次日，步军统领衙门即派马步各队会同司法部派员及总检察厅长罗文干，将王治馨押赴德胜门外校场，验明正身，处以枪决之刑，[163]没有为那些仍然试图说服袁世凯特赦王治馨的人提供机会。据《申报》报道：
当判决后，各大员为王乞恩者无虑二十余人，总统概屏不见。嗣即在文书后面批“立予枪毙”四字，由步军统领及总检察长于昨日（即10月22日——引者）午前十时提出王治馨正身，押赴德胜门外枪毙。而昨晨京中大僚犹有探询王治馨能否仰邀特赦者。及闻死耗，无不相形失色。闻总统之意，以此为国家威信所关，前此办霸县刘知事即是严惩墨吏、澄清吏治之本旨，若同罪异罚，何以昭示天下，遂力排众议，促令依法执行。并闻总统于王毙后为之挥泪，且语其左右云“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云云。又闻总统明令未发表之前，当有某君为之缓颊，其意略以王为小站练兵旧人，念其前劳，可否免其一死等语。总统因答以“法为国家而设，惟因其为小站练兵旧人，尤不得徇情宽贷，否则只要是从前旧交，皆可任所欲为，国家法典何以昭示万世？余宁于执法之外，格外恤其家属，以全昔年相从之谊”云云。[164]
王被执行死刑后，袁世凯还专门发令解释原因道：“王治馨前曾供差北洋多年，尚称得力。民国成立，历官内务次长、巡警总监，亦有微劳。不意在顺天府尹任内，改行易操，竟有鬻官纳贿情事。法者，天地大典，其罪既无可宥，未便因其前功足录，致使国家法律曲而不伸。而知人其难，言之实深浩叹。”[165]
王治馨案是在袁世凯政府于1914年设立平政院、任命肃政史、颁布《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决心惩治贪墨的大背景下被揭发的。王治馨枉法贪赃所得，虽然经大理院审理之后，并没有如夏寿康等人在弹劾呈文中所说7万两之多，但经“王所承认者已有六千余两”，[166]即此数目，按《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已足以判处其十余次死刑，因此，王被处死，并不冤枉。该案作为“平政院开幕后交办之第一案”，“中外注目，遐迩侧听”，其办理是否得法，“关系民国国家之名誉，关系民国大总统一世之名誉”。[167]袁世凯不顾左右多人乞求，将王迅速处死，显然是为了显示其惩治贪腐的决心，那种怀疑袁世凯因为王治馨泄露所谓杀宋机密而将其处死的说法并无根据，因为事实上，袁世凯并没有主使杀宋；退一步言，即便杀宋是袁主使，连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都不知情，王治馨作为赵的属下，更不可能掌握机密。如果非要说王治馨之死与宋案有关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王治馨在宋教仁被刺、国民党人及部分舆论怀疑袁世凯为主谋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本部追悼宋教仁大会这样的场合，出言不谨，从而为国民党攻击袁世凯提供了靶子，使袁世凯有口难辩，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这对正在一心谋求竞选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而言，是很不利的。同时，作为小站练兵时期的老人，王治馨将袁世凯撇在一边而单为赵秉钧辩护的做法，也很难为袁世凯所容忍，袁世凯心存怨恨，也就不难理解。袁世凯下令处死王治馨，不能排除其内心夹杂着上述情绪，但根本依据还是大理院的审决结果。
六 洪述祖落网及被处绞刑
“二次革命”爆发后，引渡洪述祖之事亦中止。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1914年1月，应夔丞被袁世凯派人刺死。2月，赵秉钧病死，但有谣言说被人毒死。洪述祖难免兔死狐悲，胆战心惊，有人描述他“迭闻凶耗，日夜惶惧”，“每夜必外寝，以免为人暗算”。[168]好在他躲在德国人的租界当中，无论袁世凯或是革命党，一时还不能像对付应夔丞那样，轻易将他解决。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天皇发布对德宣战诏书。前清遗老“依青岛为安乐窝者，皆纷纷去而之他”。[169]胶济两处外人亦纷纷移居天津租界。[170]9月，德国在青岛的租界地被日本出兵占领，德人官私房产与日军驻屯有关系者共31处，均被判令充公。杨度、赵尔巽、洪述祖在青岛的房产，由于转租给德人居住，亦被“没收充公”。[171]洪述祖在九水庵的别墅也被日本人占去。洪深后来在《我的“失地”》一文中写道：“久住青岛的人，谁不知道南九水是劳山的一个胜境；谁不知道我父亲观川居士在那里筑有一所别墅，名为观川台；又谁不知道在日本人战胜了德国人的那年，日本人硬把这所别墅占据了，开上一片料理店，至今还在开着。”[172]洪述祖不得不慌乱出逃。当时正在青岛的卫礼贤，留下了一段很珍贵的文字记录，让我们得以了解洪述祖当时的心境。卫礼贤写道：
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些奇怪的人。我特别记得一个叫武士英（应为洪述祖——引者）的人，他被控杀害了国民党的南方领袖宋教仁，于是他逃到了青岛。他是一个膘肥体胖（这正是洪述祖的体貌特征——引者）的家伙。他迅速找了一所文官的房子躲了起来，他认为那里可能更安全些。他简直就是一幅被愤怒折磨着的罪恶良心的活画面。他眼里看不到任何人，干燥的舌头不断舔着干裂的嘴唇，徒劳无益地想使它们湿润些。他生活在不断担心被驱逐的恐惧中，一旦被逐，他也就死定了。而战争造成的恐惧要更强烈些。他到我那儿来，要我给他搞张船票。我问他：难道不觉得在青岛更安全一些吗？他说他倒不那么认为。他已经为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一个德国医生给他开了一份证明，说他因为脖子上生了一个大瘤，所以不能被砍头。[173]
可见失去了德国人保护的洪述祖，恐慌到了极点。他不能肯定新到来的日本人还会继续保护他，于是决定出逃。一年后，即1915年9月，日本人决定将部分所占房产归还原主，杨度、赵尔巽均派人到青岛接收，洪述祖却不知踪迹何在。[174]1916年3月30日，《申报》在时隔两年多后，又出现关于洪述祖踪迹的一则报道，说洪述祖就在上海。[175]其时，袁世凯因为复辟帝制失败，正为保住总统位子而垂死挣扎，哪里还想得起洪述祖这个人。6月，袁世凯死去。7月22日，《大公报》的一则消息描述了洪述祖在青岛、上海等地到处躲藏情形，称：
宋钝初被害案内之凶犯业已先后伏诛，漏网者惟洪述祖一人而已。现袁氏已死，洪更惘惘若丧家之犬，东奔西窜，几无容身之地。前月避匿在沪，被人宣布后，又窜往青岛，岂知抵青岛后喘息未定，因该处民党中人日见其多，其中且多激烈分子，洪又胆小如鼠，恐不利于己，不敢久居。前晚十时许，洪又出现于沪上天后宫桥头，头戴龙须草帽，身穿香云纱长衫，乘坐黄包车，由南向北而去。兹据调查所得，洪在虹口乍浦路及新闸两处均由他人出面租赁房屋，来往靡定，使人难以捉摸云。[176]
7月25日，宋教仁的挚友于右任通电新任大总统黎元洪，要求缉拿洪述祖，并惩治程经世。电云：
北京大总统、总理钧鉴：近日道路喧传，报纸腾载，宋案要犯洪述祖，往来常、沪，汲汲不遑。伏思国家祸种，此辈为尤，恶则人神所共嫉，罪实中外所不容。望申明令，使伏国法。再，在京供职之程经世，亦宋案共同犯，并乞执付有司，依法惩治，庶三年碧血，慰国殇报国之灵，一纸爰书，寒群小害群之胆。临书陨涕，无任屏营。于右任。有。[177]
随后，前宋案原告律师高朔也函致京师地方检察厅，以报载程经世在京，请求依法从速侦查，将其逮捕。[178]
此后，报纸对洪述祖的行踪偶有报道，如8月20日，《顺天时报》报道洪述祖自造谣言，说他已经病死：
洪述祖为宋案要犯，举国悉知。数年来，闻其久匿青岛。自去岁帝热时，洪又承袁政府命，由其组织暗杀队，潜赴沪上，图害民党要人。故袁氏未死前，仍假装僧侣，往来津沪，期遂阴谋。近以复活共和，重提旧案，自知不免，洪又在津故播一种谣言，谓彼已病殁，希冀逍遥。惟查其确情，固依然无恙也。然其术亦狡矣。[179]
9月25日，又有洪述祖常州同乡在《民国日报》透露洪准备到徐州投靠张勋：
暗杀宋钝初案中之要犯洪述祖，常州之败类也。宋案大索时，洪犯常匿迹青岛、天津等处，嗣潜行回常，变姓张，偷生数月。适帝制发生，洪犯又挟妾北上，往来津沪，行踪诡秘。吾常有知其隐者，谓洪犯此去系仍操暗杀旧业。嗣被沪报揭破，该犯即匿居天津某租界，未敢南下。近闻由帝制派中某罪魁介绍至徐州张军署办事，已由津到沪，拟潜往徐州。呜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观于洪犯之逍遥法外，此语岂可信哉！[180]
1917年4月29日，《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洪述祖在沪被控》的消息，于是失踪已达四年之久的洪述祖再次真正进入国人视线。根据报道，洪述祖逃匿青岛后，化名“恒如初”，置有房产。后将其房产向德商祥丰洋行西人韦尔抵银1.5万两，携款往日。[181]“迨洪宪帝制发生，始行返国，匿居沪上，为袁皇帝充秘密调查。嗣因帝制失败，隐居北山西路棣隆里六百二十一号门牌。”[182]时时“往来常、沪间，平日喜穿僧衣”，“日间从不出外一步，若有事须晚上方出”。[183]后因某日晨间外出往某书局购书，门牌号数被该德商侦悉，于是延请斐斯律师为代表，呈请公共公廨发给特别传单，于4月28日派探协同原告将洪指传到廨，并由原告律师斐斯将洪之照片呈案，请求察讯。洪称自己实名张皎厂（又作张教安），并非洪述祖，并称“恒如初”是其弟兄，现不在沪，原告所控抵款，可以代为料理。公廨判令交保，但因洪到沪不久，无人具保，于是暂将其拘留在公廨内。[184]
公廨正审官关炯之以被告是否为暗杀宋教仁案内之要证洪述祖虽未证明，但通缉洪述祖之公文尚未取消，自应彻查，且察核原告律师所呈洪述祖照片，与张皎厂面貌相似，于是分电中央政府及江苏军、民两长，请示办法。与此同时，在沪民党得知消息，遂于4月29日在孙中山寓所集议，商定办法五条：
（一）延费信惇律师为代表，先行函致公共公廨检察处，请将德商呈控抵款案内之被告恒如初扣留；（二）要求公廨转致总巡捕房五十号西探总目安姆斯脱郎，将谋刺宋教仁案内之应桂馨、武士英口供证据检齐，预备质证；（三）准于即日由代表律师偕宋君之子及见证等赴廨辨认，如张皎厂确系洪述祖化名，即请公堂将洪引渡，归内地官厅讯办；（四）禀请驻沪朱交涉员转致公廨，如见证到堂，证实被告即是洪述祖，请磋商陪审西官，即日引渡；（五）如认明确系洪述祖，即请中国律师赶紧预备赴上海地方检察厅起诉。[185]
洪述祖家属得知国民党人准备起诉，深恐稍有迟延，难以脱身，遂急忙于4月30日上午将所欠原告韦尔款项理清。当日下午2时许，原告律师斐斯至公廨，声请检察处将被告张皎厂（即洪述祖）带至写字间签字开释。洪释出后，与原告律师跨上汽车，将要启动车辆离去时，正好宋教仁之子宋振吕（时年15岁）偕同前任宋教仁秘书刘白，及孙中山所派代表李栖云、刘夷，以及民党要人江舌、丁金良、于愚等入署探听消息，他们发现将要离去之人确系洪述祖本人，于是宋振吕立即跃上汽车，将洪扭住，在刘白等帮助下，将洪掖下汽车，然后扭至驻廨西捕头写字间，据情控请押候解究。捕头惠勒因案关重大，立饬将宋案卷宗送至写字间，逐一检查之下，以洪确系宋案要证，遂亲自将洪押送汇四捕房拘押。[186]当时经过情形，有如下一段记述可供参考：
洪述祖正由公廨释放而出，急欲跳上汽车，刘迎前谓曰：“洪先生，别来无恙。”洪回视之，颜色惨变。盖洪在内务部供职时，刘为农林部秘书，时常晤面，能认识之，而洪亦觉髣髴刘之面目而记忆之也。洪见化名已破，亦佯与寒暄。刘前执其手曰：“劳足下尚同进公廨一次，有话细谈。”洪知不免，不得已随之行。入言于检查官曰：“斯人也，乃谋刺宋教仁之要犯洪述祖也。”又指宋振吕曰：“此为宋先生之公子，彼有杀父之仇，特来请公廨主持公道。”检察官还诘：“洪为宋案要犯，当时曾经要求拘案否？”刘曰：“然，有成案可考。”于是检察官调卷查考属实，遂面洪曰：“汝先供认洪述祖之代表张教安，今凭汝良心言之，到底是否洪述祖？”洪知真迹已露，不可再隐，对曰：“是洪述祖，但宋案与我无干，我当时在北京，而宋案发生于上海，实渺不相涉。”检察官曰：“汝是否为宋案之要犯，须待讯鞠，但既为洪述祖，恐不能谓全无牵连也。”洪遂管押在汇四老巡捕房。[187]
宋振吕与孙中山等随即至上海地方检察厅起诉，要求查明前案，移请公堂将洪述祖引渡法庭，归案审办。[188]上海地方检察厅遂于5月2日致函公共公廨，请预审明确后赶紧引渡，函云：
案据民人宋振吕状称，伊父宋教仁于民国二年二月十日（即公历3月20日——引者）夜间在沪宁车站被人暗杀一案，经英公廨将要犯应桂馨、武士英先后拘获，研讯明晰，引渡内地法庭究办。而案中主使要犯洪述祖，逍遥法外，瞬已多年，迭经钧厅移请京师地检厅屡拘未获，逃匿无踪。此次潜寓沪江，改名张皎厂（即教安），被德人韦而另案控诉，公廨讯判收押。经民人探悉，到廨认明，确系谋刺故父之主犯，是以复扭交捕房收押讯究。伏查先父沉冤殒命，中外所悲，况民系骨肉之亲，切齿锥心，痛定思痛，何幸该犯洪述祖恶贯满盈，罪人斯得。为此具状，呈请钧厅迅予函请交涉员暨英公廨，将该犯赶紧引渡，讯实后明正典刑，以伸国法而慰英魂等情前来。除批示核准外，为此函请贵公廨预审明确，先示引渡日期，俾派干警协提，以便归案讯办，至纫公谊。[189]
5月29日，公共公廨开始预审洪述祖，中国政府代表梅华铨与原告宋振吕代表马斯德、甘维露，以及被告洪述祖代表毕士华、礼明，并工部局刑事检察科代表牛门等六律师相继到庭。[190]同日，《申报》刊登于右任致上海报界电，呼吁各界助宋振吕一臂之力，电云：“宋振吕手获洪犯，为国为亲，可哀可敬。伏思癸丑以来，生民涂炭，举国不察，水火玄黄，罔知所届，洪流播恶，实为厉阶。武、应、赵、袁迭遭天谴，惟余此孽，法网始罹。务望引渡以后，严密防范，澈底根究，庶后之作恶者知天道难诬，助恶者知国法莫贷，并祈海内外仁人君子，助孤儿一臂之力，慰烈士九泉之痛。”[191]
经过数次预审，8月28日，公共公廨宣布将洪述祖移交北京讯办，判词如下：
此案供证审查已明，该被告为案内确有关系之人。察阅证据中各项函电，系由北京缮发，本公廨历办刑事案件，其诉讼管辖权向以犯罪行为地为断。被告洪述祖仍暂还押捕房，候呈请交涉员转电北京巡警总监，迅速备文，派警来廨，提回讯办。此判。[192]
8月30日，上海交涉员萨福楙致电京师警察厅总监，请即派警来提，抑或先交沪检察厅审理。[193]京师警察厅总监旋即呈文国务院总理，认为“此案关系重要，既由公廨判定解京讯办，自可由本厅派警往提”，请求总理批准。[194]
1918年4月下旬，京师警察厅派科员赵志嘉带同巡官并巡警队兵前往上海公共公廨，于当月24日将洪述祖提解到京。洪述祖供词及会审公堂所用、未用各项证据，亦一并带回北京。[195]5月中旬，内务部令将洪述祖及相关证物、供词等交由京师地方检察厅接收，以便提起公诉。[196]8月22日、27日、30日及9月7日，京师地方审判厅对案件进行了四次审理。[197]9月29日，京师地方审判厅一审判决，认定洪述祖为教唆杀人正犯，应按照新刑律，科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20年。[198]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对于地方审判厅的判决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处以洪述祖极刑，认为“适用法律必须要出于正当，论罪科刑毫不偏倚，方不失法理之精神。此案地方厅既认定洪述祖为教唆正犯，当然依法处以适当之刑，方为合法。并且宋教仁原为国家罕有之人材，不幸竟遭惨死，殊深悼惜。所以，本检察官有鉴于此，认为地方厅处刑不合，应请法庭撤销原判，改处极刑”。[199]
洪述祖也不服判决，上诉至京师高等审判厅，称“燬宋酬勋位”只是要“与应夔丞同谋损毁宋教仁之名誉，以作其组阁之障碍，非欲将宋教仁杀死”，并称毁宋名誉也非其本心，“实系赵总理授意”，他作为赵之僚属，不能不服从。[200]11月8日、23日及12月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又对此案先后进行了三次审理，[201]认为洪述祖“教唆应夔丞杀害宋教仁，征诸全案诉讼记录，可得积极之证明”，“该控诉人确系指使应夔丞杀人之教唆犯，证据极为充分，已无研究之余地。其控诉意旨，无非饰词狡卸，俱难认为有理由”，原判决“引律定刑于法并无不合”，因此判决洪述祖“控诉驳回”，仍照京师地方审判厅原判办理。[202]
京师高等审判厅还附带审理了宋教仁之子宋振吕私诉一案。宋振吕提出要洪述祖赔偿宋教仁死后其在上海及北京所消耗的费用，至少2万。洪述祖强硬答复：“我不但不承认赔偿他损失，并且我还要令他赔偿我的损失。”[203]1919年3月31日，京师高等审判厅判决洪述祖给予宋振吕抚育费1万元，其余原告请求均驳回。[204]
洪述祖对京师高等审判厅的判决依然不服，当庭声明上控大理院。其上控理由，除辩解“除邓”及“燬宋酬勋位”非杀宋之意外，又以应夔丞曾供“燬宋系毁宋教仁之政见”，武士英曾称“杀宋教仁系自起意”，而法庭两审竟不采用，对此表示不满；甚至称其“所供与应往来重要各电，多非己稿”，法庭“认定证据，取舍证据，调查证据，自不能谓为合法”。[205]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官也向大理院提起上诉，认为：“本案就被告人周围之环象言，乃图升官发财，纯系内欲之不能自制；就被告人本身言，系长时间之谋杀，有大恶性；就被害事实言，宋教仁无何种原因惨遭杀害，第一审仅处以无期徒刑，第二审竟予维持量刑，殊未适当。”[206]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经过书面审理，宣告“原判及第二审判决均撤销”，改判“洪述祖教唆杀人之所为处死刑，褫夺公权全部三十年”。[207]对于改判内幕，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所记：“时吾友陈尔锡为大理院推事，尝为余言：推事中有一老人，性情刻薄。凡上诉之案，若入此人手，必加重。述祖陈大理院案，适分入此人手，遂判绞，加重也。”[208]其实，以洪述祖之罪，判其绞刑也算罪有应得。
在审理过程中，洪述祖态度始终甚为强硬，即使在最后阶段，依然声称：
本案发事之起点在地方厅以及本厅均未能质证分明，究竟是起于内，是起于外，是起于南，是起于北，毫不清楚。让一步言之，述祖即有杀人行为，亦当有首从之分，主动、被动之别。述祖仅立于被指挥之地位，上有指挥人，下有着手人。述祖担负共同责任就冤得很了，若再负主动责任，更属屈抑之甚。况述祖处于被指挥地位，动作由人，丝毫不能自主。若谓述祖应负杀人责任，则国务院秘书亦当负责，是以述祖对于原告人之请求是绝对的否认。[209]
整个审理过程中，洪述祖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坚决否认“燬宋酬勋位”具有杀害宋教仁之意，只承认欲损害宋教仁之声誉；二是极力把主要责任推到已经死去的袁世凯、赵秉钧头上，为此不惜曲解相关函电，强词夺理，并捏造种种情节。这些在本书中多已论及。然而，任凭洪述祖百般辩解，因与事实不符之处实在太多，结果只是左支右绌，左支右吾，相互抵牾，弥缝无术，适见其狡诈而已。京师地方检察厅及高等检察厅对宋案证据的研究，虽然在细节上存在不少缺失，但提出上诉的基本理由是符合事实、具有说服力的，大理院的最终判决结果也是准确的。
1919年4月5日上午11时，洪述祖在京师第一监狱被绑赴刑场，执行绞刑。行刑时，因其体量过重，加以年力衰迈，筋骨较弱，以致“绞绳下坠之顷，即将该犯头部脱落”。当由北京专门医学校派学生三人到监，将尸身首用线缝合妥帖，即于是日下午由其亲属将尸体领走。[210]洪述祖在京师第一监狱时，恰好《京报》主笔潘公弼因抨击北洋政府而入该狱，邹韬奋曾写《潘公弼先生在北京入狱记》，提到“自有分监以来，受特别优待的，潘是第二人，其第一人是洪述祖”。“洪一定要睡自备的铁床，自备的弹簧褥子（按洪是大块头），一定要用自备的洋马桶”。又说“洪为人很古怪，在狱里终日念佛”。文中还写到了洪述祖受刑情况，说：“绞刑本用人力绞的，后来特往德国定购绞刑机器，运到中国后，第一人尝试的就是洪述祖。绞刑本可保全首领的，不料机关一动，头即下落，迷信的人便说他罪大恶极，命该身首异处。当时洪妾起诉，说洪的罪不至身首异处，分监不能辞咎。但当时那部机器确经司法部验收，分监无过。后来设法请北京最善于连尸的医院把洪好好的缝好，所以葬时表面上还是全尸。”分监主任还请潘公弼去看洪述祖用过的绞刑机器，据潘说：“那部机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希奇。上面垂下一绳，约有一寸粗，打一活结，下面有一块方木板。犯人受刑时先坐在这块木板上，有人把犯人的头套入那个活结圈里。机一动，板落人悬，吊起的时候，人身直竖，便一命呜呼。洪后实用好几次，都没有断头的事情，洪独不免，真是上海人所谓‘触霉头’”。[211]
对于洪述祖之死，傅增湘也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述，他说：
君赤面露目，于相法为凶，沪上有小说述君事者，谓其面多横肉，目露凶光，信然。尝免冠抚首示余曰：“子视吾状貌，不类重囚耶！”是其不免刑戮，固自知之。然终于凶狡不悛，自婴法纲，岂知之而无术以自免耶？盖亦嗜利忘身，倒行逆施而不恤耳。闻临刑前夕，从容草遗书甚详悉，翌晨易僧服，整冠理须，而后就刑，斯亦异矣。[212]
看起来，洪述祖对于自己的人生结局很早就有预料。在收到大理院的判决书后，他在日记中写下“果然定死刑，不出所料”之语。[213]他的内心似乎相当纠结，曾留下一联：“服官政，祸及于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214]另外，他自入狱后便以诵读佛经为常课，死前从容安排家庭琐屑及身后之事，要家人以僧服为殓衣，并在他死后将所有佛像施舍到常州天宁寺供养保存。[215]或许他内心有所悔悟？但悔之晚矣。
* * *
[1]《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3月22日）、《大总统令南京程都督等电》（1913年3月22日），《政府公报》第315号，1913年3月23日，第305、617页。
[2]《赏格》，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93—296页。
[3]《刺杀宋教仁案之发端》，《神州日报》1913年3月25日，第6页。
[4]《破获暗杀宋教仁案续志》，《神州日报》1913年3月26日，第6页。
[5]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東京、中華民国通信社、1913、25頁。
[6]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6頁。
[7]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6—27頁。关于国民党人寻找王阿法并迫使其说出实情的具体经过，《民立报》曾有如下记述：“国民党得种种报告，派员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令邓引王某至邓之寓所，迫王某登车，送至某公司，由某洋行大班觅得包探头目二人，在旁胁王某说出原委，盖是时邓某尚疑为王某所为，虽一至应家，然并不知其名姓。斯时王某乃说出应夔丞曾令其觅人，并未允所请，此次实未与闻。国民党某君乃取出照片多张，令王辨认，孰为应某所欲办者，王乃指出宋先生之照片。众知决非虚诬，乃偕告卜总巡，要求其捕获凶手。”（《英总巡之协缉》，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7页）另据当事人陆惠生记述，王阿法起初担心应夔丞“其人很毒，若知吾泄其谋，或以施之宋先生者施之我”，因此，当陆惠生“询以某大人之姓字”时，王“嗫嚅不敢言”。后经陆惠生“研问再四”，王阿法表示，宋教仁“如之大人物，为小人所残害，余既知其谋，何忍容隐不言，使凶人得逍遥法外”，于是他讲述了事情经过，并说出应夔丞名字。（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6頁）需要指出的是，张耀杰为了将国民党人说成刺宋幕后主使，声称国民党人“在租界区的某公司里兴师动众并且明显违法地私设刑堂，胁迫王阿发充当虚假报案的虚假线人”，显然是歪曲事实的过度解读。（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第105—106页）国民党人之所以请“包探头目二人，在旁胁王某说出原委”，是因为王阿法开始的时候害怕应夔丞报复，不敢说出实情，而后经国民党人“研问再四”，王阿法才改变想法，说出实情。这与“刑讯逼供”并不相同，国民党人也没有通过“刑讯逼供”方式，让王阿法充当所谓“假线人”。
[8]《第六次预审记》，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4页。
[9]《应桂馨之就缚》，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4页。按应夔丞起初否认认识王阿法，至第六次预审时，应夔丞律师爱理斯与应夔丞之间又有如下问答。爱问：“汝识王阿发否？”应答：“有友来信介绍。”爱问：“王阿发带信来见你在何时？”应答：“三月一号或二号。”爱问：“信内何事？”应答：“信内说，我有一人，你要用否？”应夔丞所说友人即吴乃文，应并向爱理斯提到：“所有吴乃文荐信，亦存捕房。”（《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6页）按吴乃文所写介绍信，迄今尚未发现，但被捕后的应夔丞断定该信已被捕房搜去，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认识，即应夔丞对其律师所言他与王阿法结识情况属实，如此他所言才能与被搜去的介绍信内容吻合。
[10]《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国民月刊》第1卷第1号，1913年，第18页。
[11]《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2页。
[12]《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页。
[1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页。
[14]《宋先生被刺之痛史》，《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6页。
[15]《英捕房之注意》，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7页。
[16]《破获暗杀宋教仁案续志》，《神州日报》1913年3月26日，第6页。
[17]《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1页。
[18]《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2页。
[19]《第四次预审·王阿发之证词》，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61页。
[20]《第六次预审记》，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274页。
[21]《程德全保应原电》（1912年10月16日），《民权报》1913年4月8日，第7页。
[22]《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劝告共进会总支分部各会员训词》（1913年3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1。
[23]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页。
[24]《共进会竟敢请还文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8日，第3页。
[25]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5頁。
[26]《探访宋案要证》，《新闻报》1913年7月28日，第3张第1页。
[27]关于武士英的出身及刺宋前经历，山西《河津文史资料》第5辑曾刊登一篇文字，可供参考。文中写道：“武士英，乳名盛娃，父亲早逝，靠母亲辛劳操持家计，艰难度日。武长大成人后，游手好闲，弃母不养。清光绪卅三年（1907），村（指河津县通化村——引者）人庞全晋（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奉派到贵州担任学堂监督，武随庞前往，初当庞仆从，后充厨子（炊事员）。武士英不甘居于人下，屡次要求回家，庞遂给予盘资，让其返晋，而武终未回原籍而仍在贵州流浪。时值南方各省革命党人到处举事推翻清室，武即投奔革命党，充当敢死队，转战数省，屡立战功，提升为下级军官（一说为营长），以后又脱离军旅，到了上海……做古董生意。”见刘大卫《民初的“宋案”与凶手武士英》，《河津文史资料》第5辑，政协山西省河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9，第171页。
[28]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5—26頁。
[29]《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30]《凶犯侦缉·宋先生在天之灵》，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45页。
[31]《宋案大放光明·第三次预审详情》，《民主报》1913年4月10日，第7页。
[32]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28頁。
[33]《宋先生在天之灵·地方厅之索回罪犯》，《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第11页；《破获暗杀宋教仁案七志·领事团之意见》，《神州日报》1913年3月31日，第6页。
[34]据《民主报》报道，3月31日，外交团特开会议，讨论准否引渡，法使首谓：“此案据驻沪领事报告，表面已有眉目，至其内容真相，现方着手调查，为保障租界治安计，此案暂时不能引渡。”德使谓：“本案虽含有政治性质，但未知目的所在，故现尚不能指定为政治或刑事，犯罪人之引渡与否，暂时不能决定。”美代理公使谓：“愈文明国人，愈讲人道。宋君被刺原因，无论出于何方面，均违背人道主义。中国自革命以来，暗杀案已数见不鲜，从未见有确实之办法。欲维持人道，自应在会审公堂审结。”英使则谓：“此案可资研究处甚多，欲知中国之前途，研究此案即可得其真相，故非调查证据，水落石出后不能引渡。况现在租界发生暗杀日见其多，而此案犯罪地点之沪宁车站，适又贴近租界，故于租界治安实又大有关系。”最后，各国公使表决，全体一致赞成刺宋案人犯引渡须从缓再议，以此答复外交部照会。见《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外交团会议之内情》，《民主报》1913年4月2日，第3、6页。
[35]《宋钝初先生被刺之近情·武士英初审之口供》，《民主报》1913年3月31日，第3、6页。按武士英供词提到的共和实进会为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加入国民党的党派之一，应夔丞所创为共进会而非共和实进会。此处有可能是武士英记错，也有可能是应党故意欺骗武士英，以防刺杀行动将共进会牵连进去。又按，武士英供词中提到的与其一同至火车站的三人，除陈玉生外，另两人名字并不准确。据3月29日《中华民报》载：“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堂前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二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陈玉生，除已侦获外，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其他之从犯》，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73页）武士英所供“张发标”应即“张汉彪”，“刘得胜”不能排除为吴乃文化名。至于陈玉生，当时曾有消息说被侦获，但从4月3日应夔丞写给言敦源的求救信中提到武士英供出三人“均未到案”这一情况来看，陈玉生实际上也未落网。（《应夔丞致言仲达书》，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第195—196页）参与刺宋的应夔丞党羽中，还有一人漏网，即《民主报》提到的在六野旅馆与武士英耳语之姓冯者，号玉山，又名鄂钧，一名岳军，38岁，广东顺德人。曾在京某衙门当差，后流寓沪上。上海光复时曾充光复军军需长。后退伍，无所事事。捕房查得其住处在北四川路洪吉里420号，派人侦缉，已不知去向。（上海特派员通信：《关于宋案之要闻种种·洪吉里之搜查》，《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3日，第2页）以上四人中，吴乃文与应夔丞关系最为密切，应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时，吴为一等科员，后帮应夔丞办理购买公债票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