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年5月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刻意模仿两个世纪前导致胡斯战争的掷出窗外事件）一般被认为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哈布斯堡皇帝鲁道夫二世为争取贵族支持以对抗他的弟弟马蒂亚斯（Matthias），于1609年签署了《大诏书》（Letter of Majesty），波希米亚的新教贵族从此享有一定的宗教和政治自由。马蒂亚斯在1612年继任成为皇帝，但一直无子嗣，于是下一任皇帝的继任便引起了争议。1617年，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成为波希米亚国王。他是耶稣会出身的狂热天主教徒，因波希米亚国王手握一张选票而让他梦寐以求。他还渴望成为皇帝，虽然西班牙人并不同意。斐迪南当上波希米亚国王后，削减了波希米亚贵族的政治和宗教特权。在布拉格的大型抗议会上，人们指派代表到王宫递交请愿书。然而，由于谈判激烈，斐迪南的帝国大臣马丁尼茨（Martinitz）和斯洛瓦塔（Slovata）与他们的书记官一起被愤怒的波希米亚人扔出了窗外，因此这次事件被称为“掷出窗外事件”。天主教的记录写道，圣母玛利亚为马丁尼茨说情，用她的披风将他轻轻地放在了地上，让他免除了“所有伤害，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了”；而新教的版本则更平实地写道，最终他们都落到了粪堆上。波希米亚各地区于是呼吁其他地区的新教徒加入，开始了三十年战争的第一场冲突，即波希米亚起义。加尔文教派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加入了他们的阵营（与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的女儿成婚），波希米亚人将他选为国王。他只当了一个季度的国王，因此被叫做“冬王”。1619年，费迪南不出预料地被选为皇帝，即费迪南二世。他集结了一个强大的天主教联盟，包括巴伐利亚的马西米利安以及西班牙和波兰。天主教联盟的军事领袖蒂利将军（General Tilly）在1620年的白山战役（白山在布拉格以西）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腓特烈五世匆忙逃跑。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反抗者于是被没收了领地，许多人不仅失去了财产，还失去了性命。哈布斯堡重新任命了大量效忠于王朝的贵族，而一些贵族则被命令改信天主教，虽然这一过程十分艰难。后来的几十年内，新教转为地下活动，让农民偷偷改信，这些农民又成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耶稣会运动的主要宣传对象。
在这场实质上的德意志内战中，斗争渐渐北移。期间发生了普法尔茨战争、下萨克森战争，然后北上至波罗的海。17世纪20年代末期，在天主教的几场胜利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并威胁称要独立。由于为天主教一方赢得了重要的战役，波希米亚将军华伦斯坦（General Wallenstein）突然被提拔至帝国选帝侯的位阶，封为梅克伦堡公爵，在布拉格也有一座府邸相赠。
日渐强大的皇帝开始力求扭转德意志的局面并使宗教改革倒退。1629年，费迪南二世颁布归还教产敕令（The Edict of Restitution），试图与已经改信新教的大主教、主教和城市相抗衡，并归还1552年以后被世俗挪用的教产。这份敕令不仅激进地影响了领地权力的格局，而且因未获得议会或选帝侯的认可而违反宪法。这份敕令激怒了所有人，包括一些较晚开始争夺弃土的天主教诸侯，他们可能比皇帝获得的土地少。这时，费迪南二世王权的日渐强大甚至引起了天主教诸侯的疑虑，包括他最重要的盟友巴伐利亚公爵马西米利亚。马西米利亚的天主教联盟不受哈布斯堡的控制，他要求缩减帝国军队的规模并撤销华伦斯坦的职务。1630年，费迪南二世解除了华伦斯坦的职务（他自己对华伦斯坦也起了疑心），但并没有修改归还教产的敕令。天主教诸侯们仍然担忧费迪南二世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新的对抗阵营：从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变成了封建诸侯对抗过于强大的皇帝。
图9 1620年白山战役。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从1630年起，德意志境内的矛盾实质上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费迪南二世试图控制德意志全境，却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介入阻挠。在瑞典和波兰两国的矛盾中，1629年波兰的西吉斯蒙德（Sigismund）被迫与瑞典讲和。1630年，瑞典军队入侵德意志。在天主教最重要的将军华伦斯坦被解除职务之时，准备充分的瑞典军队迅速深入德意志领土。这标志着新教在作战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德意志内部政治局面的发展也削弱了诸侯对皇帝的支持。同时，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正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争夺西欧的领地霸权，因此他十分积极地支持德意志诸侯反抗哈布斯堡皇帝，不管这些诸侯信什么教。而法国也并不希望邻国变成瑞典帝国。因此，本来是哈布斯堡占了上风的德意志境内矛盾，现在却成了包括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等广阔土地上诸多矛盾的一部分。而由于瑞典的入侵，各方关系和利益更加错综复杂，瑞典人、一些德意志诸侯和法国之间开始缔结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协定。
1631年，天主教的蒂利将军残暴地摧毁了马格德堡城市。但瑞士军队和萨克森的约翰·乔治（John George）随即在莱比锡附近击败了蒂利。古斯塔夫向南进军，征服了维尔茨堡、法兰克福和美茵茨。同时，黎塞留正巩固法国在莱茵河沿岸的利益。由于瑞典的强势入侵，对于“获得解放”的德意志诸侯来说，新教国王古斯塔夫看起来和天主教皇帝费迪南二世一样强大可怕，他们担心德意志可能会成为瑞典帝国的一部分。于是，1632年，费迪南二世再次任命华伦斯坦为统帅。蒂利想要阻止瑞典入侵巴伐利亚，却在战场受了致命伤。华伦斯坦成功迫使瑞典军队往北撤离，并试图破坏萨克森和瑞典的结盟。1632年11月，古斯塔夫在莱比锡附近的吕岑（Lützen）战役中阵亡。因他的继承人是其六岁的女儿，于是瑞典大臣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继任。在1633年举行的海尔布隆大会（Heilbronn Convention）上，德国南部四大城市圈的新教成员同瑞典结盟。同时，华伦斯坦开始利用手中的军事权力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于是维也纳也开始暗中计划将他除去。在经历了密谋、背叛和遗弃后，华伦斯坦于1634年被刺杀身亡。
1634年9月的讷德林根战役对瑞典人来说是场灾难，而西班牙军队则大获全胜。当时领导西班牙军队的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的弟弟，西班牙境内荷兰的领主。国际权力局势又开始发生转变。1635年《布拉格和约》的签订意味着萨克森和皇帝之间的和平相处，一段时间内也暗示着费迪南二世的再次掌权。许多德意志诸侯逐渐接受与皇帝达成的协议，德意志战争也渐渐平息了。而法国由于无法再通过支持德意志诸侯来干涉欧洲事务，便开始正式介入：1635年5月，法国对西班牙正式宣战。尽管几位德意志诸侯和皇帝之间已达成有限的和平协议，但法国、西班牙和瑞典还是继续打仗。而现在，没有任何一股力量强大到能够立刻压倒其他方。因此，少数诸侯开始和法国、瑞典单独缔结条约，将皇帝孤立起来。这样，帝国在外交事务上便不再以一个整体行动。勃兰登堡和萨克森更是擅自与瑞典签订停战协议，而巴伐利亚则拼命签订条约，以防军队再次破坏巴伐利亚的土地。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再加上缺乏对前线和具体事务的清楚界定，战争拖延了很久。在烧杀抢掠的大背景下，资源枯竭、遍地荒芜，最终在1648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达成了对欧洲境内冲突的总体协议。但即便如此，这个和约也是在经历了多年的争执不休后才最终达成的。和谈分别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两个城市进行。参加明斯特谈判的是新教阵营，而参加奥斯纳布吕克谈判的是天主教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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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石党乱（Fronde）又译：“福隆德运动”。——译者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战争的影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代表了帝国内部两股势力的相互妥协：新教徒（所有不同教派）和天主教徒；皇帝的野心和帝国诸侯的权力。和约还试图在欧洲国家之间找到权力的平衡点。但当德意志的事务基本尘埃落定时，法国和西班牙的矛盾却仍在继续。再者，由于法国和瑞典是帝国宪法的保证人，两国都有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的权力。尽管如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1806年帝国倒台前一直是其基本宪法，是帝国公法和政治生活的标准。
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达成的条约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大量条款。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的部分地区，虽然这部分地区与帝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复杂程度令法国红衣主教马萨林[1]都困惑不已，成为德法世代争执之地。独立的洛林公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时它的去向并未明确，而且，战争又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很多年。瑞典在德国北部获得了不少土地，包括西波美拉尼亚（western Pomerania，东波美拉尼亚给了勃兰登堡）。不过，瑞典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却引发了后续与俄罗斯和波兰的冲突。瑞典曾凭借这部分地区领主的身份置身于德意志诸侯之列，而17世纪晚期变得孱弱的瑞典却无法继续在德意志维持其地位。勃兰登堡、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均得到了一些土地。为了牵制瑞典和奥地利，法国支持勃兰登堡成为德国北部的“第三股力量”。和约中还提到了瑞士和荷兰，承认了二者的独立地位，由此澄清了之前它们在德意志的模糊地位。但直到1648年1月，西班牙才正式承认了尼德兰联邦[2]的独立。
地图3.2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德国版图
归还教产的敕令在大部分地区以1618年为准，此前已经掌握在诸侯手中的教产不用归还，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内的状况却有所不同：白山战役后安置于波希米亚的天主教新贵族保留其教产不动。“教产留置”的权力也扩展到了新教主教区。加尔文教派也获得了这个权力，但其他教派并没有。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许多领地给予宗教少数派一定程度的容忍，但在奥地利只能信仰天主教。信仰的统一和维也纳的稳固统治使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实力得到了增强。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建立起来的宗教边界直到二战引发的人口变动才遭到破坏。
和约标志着德意志在政教分离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很明显，当矛盾爆发时，宗教与政治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比起严格坚持宗教信仰，封建领主和诸侯有时更热衷于抵抗帝王的野心。在之后欧洲发生的冲突中，对权力平衡的考虑比宗教上潜在的盟友或敌人更为重要。贪财的士兵无论如何都不会关心他们在为谁而战，他们只关心自己有没有报酬；而农民则完全不关心是谁的军队毁坏他们的庄稼、烧毁他们的房屋或强奸村里的女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1648年也标志着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在各个领地中，随着权力的集中化和行政化，早前以宗教和文化来区分阵营的方式也变得不再重要了。
封建领主的权力大幅加强，包括进行单独结盟并独立行使外交权（所有联盟不可直接对抗皇帝的规定成为没有的条款）。领主们虽没有获得完全的自治权，但在领地内获得了至高的权力（Landeshoheit），并在帝国议会上有权对特定事务（国防、法律和税收）进行集体表决，皇帝不可干涉。特别是一些中等规模的领地得到了增强。巴伐利亚获得了选举投票权，这使得选帝侯中天主教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同时得到了上普法尔茨领地，预示着巴伐利亚的地位在17世纪将显著上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邦国的实力也得到了增强。虽然三十年战争让哈布斯堡对波希米亚的控制变得更加牢固，更为强大的奥地利也能从其财富和资源中获益，但由于其他邦国的领地扩大、政治上也更为巩固，因此，哈布斯堡作为德意志皇室，其权威反而变得更加脆弱了。
战争对德意志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如何呢？人们错误地认为战争给德意志带来的是遍地荒芜、死亡和破坏。在没有翔实可靠的数据之前，我们很难得出结论。但有几点是很明确的。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的角度上来说，战争的影响都是多样的。一些地区遭受的苦难要比其他地区多得多，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也取决于战争的不同时期。比起平均情况，“重灾区”的研究反映的情况反而更为详尽。这些重灾区大约分布在西南部到东北部的一条狭长地带上。不过，就算有了这些基础，历史学家对准确数值还是无法统一意见。据施泰因贝格（H. S.Steinberg）估计，如果全国人口有变化的话，也是从1600年的1500万到1700万左右，增加到1650年的1600万到1800万。这个观点普遍受到质疑。但就算大家都认为人口减少了，也仍对减少的幅度争论不休。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从1618年的2000万，减少到了1648年的1600万到1700万，减少了20%左右。而鲁道夫·菲尔豪斯（Rudolf Vierhaus）则认为，是从1500万至1600万减少到了1000万。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一些个别区域，情况恐怕就严重多了。受害严重的地区人口减少多达2/3。例如，符腾堡在1622年大约有44.5万人，1634年略微下降至41.5万人，但在接下来的5年内，减少了3/4的人口，在1639年只剩下了9.7万人。德意志的一些地区减少了1/3到2/3的人口，而其他地区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对于人口减少的原因，历史学家们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最厉害的杀手毫无疑问是伤寒、瘟疫、性病等传染病，它们随着军队的移动而传播开来。由于当时的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一些常见的疾病，如流感，可能更为致命。战争时期还有大量境内人口的迁移，比如农村居民为了寻求庇护，不时地往城镇逃跑。农村人口减少了大约45％—50%，而城市人口减少了25%—30%。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建筑物、牲畜遭到了毁坏，无报酬的军队四处掠夺，用于防止敌人军队利用土地的“焦土政策”，这一切都对本来就摇摇欲坠的自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图10 战争遭到广泛批评，例如将战争描绘成一头毁坏德国的猛兽。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估算战争对经济的整体影响非常复杂，因为除了战争的直接影响以外，还有其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德国经济。一些德国城市，比如波罗的海沿岸的原汉萨同盟城市，罗斯托克（Rostock）、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以及维斯马（Wismar）在16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衰落，因为当时贸易已经转向大西洋。而其他城市在17世纪上半叶也由于与战争无关的原因，经济逐渐下滑。帝国境内地区的经济重新洗牌，一些地方经济衰退，德国西北部尤其是汉堡则开始崛起。德国东部农村人口的减少，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容克贵族驱逐农民、建立大庄园的政策影响。然而，就算有这些例外提醒读者（这是非常必要的），在一些城市中，战争的影响仍旧不可忽略。马格德堡就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彻底破坏，并经历了大屠杀。在大屠杀中，教堂被烧毁，所有聚集在那里的妇女和孩子全都死去。马格德堡没有了牲畜，正常的农业活动中断了，农民不停地逃往城市以寻求庇护，士兵到处劫掠，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一位名叫赫伯尔（Heberle）的农村鞋匠在日记中写道，他从自己的家逃到乌尔姆的次数不下30次。他还记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包括4周岁的儿子）、后妈和三个姐妹在1634年9月19日到12月18日短短3个月内相继死去的过程，个中细节令人悲悯。在17世纪出生的人都曾有生活被战争打乱的经历。许多人都尝到了深重的苦难，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这些都不该被忘记。而20世纪历史学家的电子数据库里的平均数是无法反映出这些的。从修正主义的立场看，即便想要反驳“死亡与破坏”的错误观念，也不得不承认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和人口最多也就是停滞而已，其受到的影响可能还不如当英国发展为贸易强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迅速增长时期的大。[3]德意志成了经济落后的地区，虽然经济的衰退从16世纪晚期早已开始，但由于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土地带来的破坏，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速了。
图11 1630年《时髦比赛》（A-la-Mode-Kampf）以大幅版面刊登当时的法国热。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事后来看，“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在战时竟然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这一点从艺术、建筑、诗歌、小说（比如格里美豪森的《痴儿西木传》）、巴洛克戏剧、音乐（尤其是许茨的作品）、歌剧、芭蕾等主要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自然科学、法律和政治理论领域也有了发展。一些后来影响深远的进步在当时已经有了征兆：文盲率的降低，书籍和报纸的出版，注重学识和科学的社会逐渐形成……而要描绘出大众文化的改变，可能更为困难。精英们，也就是那些试图控制社会的人，他们留下的记录大多是哀叹道德的下滑，酗酒、私生和漠视宗教情况的增多。按照当时的记录来看，大众几乎无法“分辨上帝与恶魔”。这些看法带来的是17世纪晚期大量的改革，并推动了各地的宣教。不过每一代人都会为假想的所谓道德标准的下降而唉声叹气，怀念“美好的旧时光”。同时，受教育阶层和大众之间的想法越来越不一样。在17世纪晚期，对巫术的控诉开始减少，因为地方执法官不再确信他们能够找出谁是巫师，但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仍然相信巫师的存在和巫术的力量。从较为私密的耻辱观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文化之间的区别，这点在后来“宫廷文化”（courtly culture）的发展中更加明显。
图12 对“旅行者”的生动描绘。17世纪中期混乱的欧洲社会中，他们是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出处：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无论如何，三十年战争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战争的历程和结果充分体现了德国政治的分裂特点。它还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另一阶段的权力分散。其对德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加剧了德国相较欧洲其他重要国家的经济衰落，而且为接下来几个世纪诸侯实力的增强、领地和城市实力的衰弱打下了基础。专制时代的德国并非由独立的贵族或中产阶级控制，而是充满了中小规模的邦国、宫廷贵族和官僚机构。还有一点意外的是，此时的德意志文化中有一种普遍的丧失自信的感觉，经历了几代人的痛苦和不安之后，德意志人民需要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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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萨林（Mazarin），又译：“马扎然”。——译者注
[2]尼德兰联邦（the United Provinces），即荷兰共和国。——译者注
[3]17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是1450年的3倍，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1648年后花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使人口恢复到了1648年以前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