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各领地相较于帝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虽然各领地仍然没有完整的主权，但领主们已经代替德意志帝国皇帝，成为政治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了。从17世纪中期至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倒台后的拿破仑统治下，德意志国土上的政治模式极其独特多元。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中央政权发展的积极政治手段或潜在基础。相反，其持续的司法功能和相对消极的政治保护使许多较小的政治单元幸存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大背景，这些碎片一样的小领地很容易被邻近的大公国吞并。从帝国的整体来看，这就是德意志的所谓“小邦主义”体制，德语称Kleinstaaterei。有人因此认为，比起17世纪末至18世纪日益强大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一个狭隘、落后的小国。从整体来看，帝国中央权力衰退。随之而来的却是地方相对高的集权倾向。小邦国里的领主通过削减下层阶级的权力以获取更多的实权。统治者还希望摆脱议会、庄园等任何可以代表人民（或至少人民中的一部分）一方的影响。在这所谓的“专制主义时代”中，不管成功与否，许多领主都努力获取更大的权力：他们建立常备军队；设立地方行政机构，用收税来供应军队；从领地管理中获利。与此相关的是领地内部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独立的封建贵族成为对宫廷趋之若鹜的贵族；自信的富人成为体制附属的官僚；由于强调顺从和奴性，市民成了臣民。有人又因此认为，这些发展对德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长期影响。
图13 1653年在雷根斯堡召开的神圣罗马帝国议会。1663年起，帝国议会不再是由皇帝定期召集的机构，而成为常设议会，开会地点是雷根斯堡。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藏。
然而，所有的概括都是有风险的。不管是从政治，还是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德国，都绝对不是停滞不前的一潭死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莫过于勃兰登堡_普鲁士的崛起。普鲁士在18世纪中期成为奥地利的有力竞争者，并最终在19世纪手握“小德意志”的控制权，将奥地利排除在外。这个时期德意志的文化成就也是首屈一指的，在音乐、文学、哲学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德意志人民的文化修养和辞令水平也提高了。即使是在著名的“力量”（Macht）与“精神”（Geist）的分野中，背后蕴含的哲理也十分深刻，绝非“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这样简单而又令人轻信的概括。独特的德国启蒙运动（Aufklärung），对世俗领主的态度是支持而非批评，并在世俗统治下前进和发展，这也是所谓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侵略使得法国大革命对德意志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将昏昏欲睡的德国迅速推入19世纪的现代世界的助推器。18世纪德国自身的活力不应该因其模式与其他欧洲国家如此不同就被彻底忽视，更不该马后炮地认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而无视18世纪德国的一系列变化。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变化，部分是其自身引发的，而后来由于法国的侵占，又在各个领域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图14 维尔茨堡官邸，建于1720—1744年，由巴塔萨·诺伊曼（Balthasar Neumann）设计。出处：Johannes Arndt, Deutsche Kunst der Barockzeit（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41）。
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17世纪德意志经历的战争时期。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在德意志的一些领土上，仍旧持续着这样那样的战争。但这些矛盾越来越和帝国无关，领主们和其他国家结盟，或参与他国的争斗，偶尔才和帝国内的其他邦国或皇帝产生矛盾。宗教仍是各邦内部政治纷争的议题之一，但在邦国之间却很少引发矛盾。继承权战争在这个时期相当重要，由于欧洲王朝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德意志许多贵族家族都卷入其中。三十年战争和后续战争导致了领土内政治模式的发展，这既是纯粹的政治问题，也与经济、社会、文化相关。具体来说，一些领主认为，既然战争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很有必要建立常备军队，并找出维持军费开支的方法。因此进行的政治改革在某些情况下也将权力集中化。
为了维持常备军队的开支，领主需要提高税收，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果议会拒绝授权和提高必要的税收，领主可以建立官僚机构，让官员直接对他负责，以此绕开议会。有趣的是，虽然这种方法让领主在财政上减少了对庄园的依赖，但同时也巩固了早期更为公允、不带个人色彩的政府形式，即职业官僚运用自身的专长影响决策过程，并保证政权更替后政策的贯彻。一方面将公允的政府和统治者的个人遗产区别开来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但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自身权力却变得更加重要。他们高涨的野心和象征性权力的增强与新宫廷文化的发展相得益彰—“专制主义时代”亦是欧洲宫廷的鼎盛时代。
1648年后，德意志各领地在规模和文化上大相径庭。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分支由于拥有大量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土以及德意志帝国内部的世袭领土和相关利益，其在维也纳的皇宫十分宏大。其他的德意志邦国，比如信仰新教的萨克森，其辉煌的首都建于德累斯顿；或是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其建于慕尼黑的首都也不相上下，这些邦国也都有能力维持规模宏大的宫廷。主要的教会领地，比如美茵茨或维尔茨堡的主教区，或是诸侯小邦，也试图彰显新取得的地位。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诸侯们建起了大量宫殿，这些宫殿大都模仿路易十四著名的凡尔赛宫，拥有精致华美的花园。诸侯们从法国和意大利请来艺术家和建筑师，为宫廷的庆典和戏剧设计建造合适的殿宇，即使是诸侯小邦也要模仿建造宏伟的宫殿。宫殿中上演歌剧、戏剧、假面剧和芭蕾；意大利和其他外国音乐家、表演家纷至沓来；从狩猎到乘雪橇，王室雇用了大量人员来组织这些活动。贵族使用各种诡计和手段谋求高位；有野心的平民极力迎合讨好，想给女儿攀上一门好亲事。作为宫廷内行为举止的标准，一套“礼貌准则”（Höflichkeit）的观念开始形成，加深了贵族名流和平民大众在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鸿沟。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法国人的行为举止和法语词成为时尚，法语被视为比德语更高贵的语种。不同阶级的区分越来越严格，例如在许多着装要求（Kleiderordnungen）中，对每一个社会阶级的着装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定。
领主与宫廷地位的提高部分源于三十年战争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一些城市在16世纪末已经衰落，而另一些城市的地位在17世纪上半叶得到了提升，但总体来说，除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如汉堡）例外，17世纪末的城市生活并没有一个世纪前繁荣。欧洲贸易的重心西移至大西洋沿岸，许多德意志城市已经不像早期16世纪那样自信和繁荣了。17世纪末，诸侯领地内的城市（虽然不是自由城市）的自治权很容易被领主削弱。同时一些城市被改造或新建成诸侯的住所和行政中心，而不再是贸易和产业的中心。同样，许多拥有地产的贵族因战乱频仍，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于是更加依赖领主的支持和赞助。贵族阶层因此很容易成为发展中的专制邦国的仆人。
勃兰登堡—普鲁士是日益官僚化的邦国中最典型的代表。其专制主义大行其道，领主的权力越来越大。同时，普鲁士也代表了后续德意志史的发展。普鲁士始于首都柏林贫瘠的土地，被称为是“欧洲的沙坑”，这个开头显然并不乐观。但几代传承之后，普鲁士跻身欧洲大国之列。霍亨索伦王朝源于施瓦本，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以富有技巧的联姻外交手段在短短几个世纪内获得了广袤多样的领土。17世纪时王朝中心设于勃兰登堡，并获得了德意志帝国“选帝侯”的称号。霍亨索伦家族在东普鲁士有一片领地，是条顿骑士团旧时的殖民领地，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普鲁士领主在1701年成为“国王”，这对于帝国内其他领主来说是绝无可能的。然而，这些东部领地也问题多多，其臣民是斯拉夫人，他们既不说德语，也不遵循任何德意志天主教或罗马人的文化传统。霍亨索伦家族在西部的莱茵省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彼此大相径庭。因此，勃兰登堡—普鲁士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如英格兰般的“单一的”政体，而是一个“复合的”政体，并由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都互不相同的领地组成。它的西部经济更加繁荣，而东部殖民地则相反。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匮乏，贵族十分贫穷（即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没有贸易和工业，在地理位置上也与欧洲主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在这个复合的王国中，臣民信奉不同的宗教，加尔文教派的领主只得承认路德教会的存在，西部还有信仰天主教的臣民。除此之外，17世纪末至18世纪还有很多更小的少数派，比如被流放的法国胡格诺派（French Huguenots）。德语也并非他们的统一语言，波兰语和立陶宛语等斯拉夫语在东部地区明显占有优势。虽然这份家业起初并不乐观，但霍亨索伦家族在17世纪和18世纪还是成功建造起了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并一直主导着德意志的事务，直到二战结束被废除。
从专制主义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一些明显的弱势可能反而是优势，因为弱小的城市和贫穷的贵族更容易被控制和利用，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也相对较少。霍亨索伦王朝在这一时期也十分幸运，其王权一直后继有人，并且丝毫没有争议，世袭领地也未因继承而惨遭分割。“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年在位）；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或称腓特烈一世国王（the Elector Frederick Ⅲ/King FrederickⅠ，1688—1713，于1701年即位）；“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Ⅰ，1713—1740年在位）；“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国王（King FrederickⅡ，1740—1786）寿命都很长。这些国王建立了伟大的王朝，其伟业令人钦佩。
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为专制统治打下了基础（虽然这并非他的原意，他也无法预见后续的历史发展）。1653年，勃兰登堡庄园领主与选帝侯达成协议，让选帝侯有足够的资金在和平时期建立常备军队，而领主们则能够在领地中行使更多的权力：确立农奴制、任命当地教堂牧师、维持当地秩序并主持庄园法庭。1655—1660年北方战争后，官僚体制的建设初步展开，并在大选帝侯的几代继任者统治下越发成熟。1667年实行税制改革，城市必须缴纳间接的消费税，同时还有对国家的直接“贡献”税。此举迅速将城市贵族和农村贵族的利益区分开来，使城市贵族失去了政治盟友，也让选帝侯有了不召开议会的借口，城市的代表制度逐渐消失。17世纪70年代，城市不再自治，而是由官僚部门管理，这些官僚由选帝侯任命并对选帝侯负责。同时，贵族组成的军官团在社会中享有特殊地位，吸引了原本较为独立的贵族为中央政权服务。1675年费尔贝林战役中，选帝侯战胜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瑞典人，为自己赢得了威望。
腓特烈·威廉的继任者是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即腓特烈一世国王）。腓特烈三世大大增强了国王的象征性权力。1701年，腓特烈三世在神圣罗马帝国外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自己加冕为王（真的自己把王冠戴到头上，没有任何神职人员插手），称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这个头衔自然不能与帝国境内的任何领土产生联系，但皇帝为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得到霍亨索伦王朝对哈布斯堡政策的支持，必须允许腓特烈三世在帝国境外自立为王。这也反映了当时崇尚法国的潮流。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君权受到热烈追捧。其他一些德意志领主也通过类似的方法获得了王位，例如，1697年萨克森选帝侯成为波兰国王，1714年汉诺威领主成为英国国王。腓特烈一世还使宫廷文化蓬勃发展，他修建了大量宫殿，其中大部分由建筑师安德烈亚斯·施吕特（Andreas Schlüter）主持修建，这位建筑师还负责修建了一座著名的大选帝侯的骑马塑像。军队建设自然是不会被忽略的，18世纪初又由于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普鲁士的军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认为，父亲宫廷的豪华奢靡不足取，他在统治期间注重的是军队和官僚的建设。腓特烈·威廉一世热衷于军事，到处为他引以为豪的“高个子近卫队”搜寻高个子男人，以至于同时代的人嘲笑他的“高个子近卫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建起了一支军队。1733年，建立征兵区制度。各征兵区的规章制度相似，负责组织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并服役。这样，农业需求和军队需求互相妥协，使勃兰登堡—普鲁士拥有了一支令人敬畏的军队和受过训练的后备军，免去了常备军队所需的庞大开销。东部的贵族中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现役或退役的军官。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末期的1740年，国家收入的80%用来维持和平时期的军队开支。18世纪末有个笑话说，普鲁士不是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个有国家的军队。另外，腓特烈·威廉一世还重新设立、组建了国家官僚机构。1723年，当时的最高军事委员会（General War Commissary）与最高财政总理院（General Finance Directory）合并，成为最高总理院（General Directory，德文全称为General-OberFinanz-Kriegs-und-Domänen-Direktorium）。腓特烈二世后来增设了各部门和各省委员会。最高总理院的成立使普鲁士的国家统一更为实际，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原本大选帝侯希望自己的领地分割成数块，交予不同的继承人，但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却宣布他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这与大选帝侯的遗愿完全相反。在一个领地贵族权力较大、对王权的忠诚飘忽不定的时代，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证官员的忠诚。腓特烈·威廉一世强调奖惩制度的重要性，平民可以通过当官获取贵族地位。他设立最低基本工资制度，给勤政的官员奖赏。他还坚持认为大贵族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当官，以免长期积累地方权力；相反，他们应该在远离自己领地的其他省内为王权服务。这样，曾经十分困扰大选帝侯的“本地居民权利”（right of the native born，德文为Jus Indignatsrecht）就被打破了。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容克贵族虽然还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阻挠国王的农业改革，但在担任县长（Landrat）期间，他们只是国王和地方的中间人，并管理地方的军事部门。在设立了税务顾问（Steuerrat）这个职位之后，城市地方政府的自治也就被破坏了。
图15 18世纪早期的征兵。出处：H. J. von Fleming, Der Vollkommene Teutsche Soldat（Leipzig, 1726）, 翻印：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这种官僚和军事制度的效率显然不算太高。腓特烈二世不得不设立另一批官僚，即一帮皇室密探，来监视、报告地方官员的行为举止。他自己也花了大量精力，骑马到那些遥远的领地视察。那个时代没有现代的通信设备，旅程冗长，旅途泥泞不堪，这样的大背景不应当忽略。因此，要建立一个执政公允的政府是相当艰难的，更何况，当时的许多政务仍然取决于国王个人。就算是在其生前，腓特烈二世还是成了传奇。他在人们眼中是仁慈的父亲形象，是受拥戴的君主，他会在旅途中随时停下，与正在挖土豆的农民进行交谈。应当注意的是，在当时农民根本无法对中央政权的要求和命令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反抗。因为在遍布易北河东岸的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下（贵族领主对他们附属的农奴有大量政治和法律权力），农民的地位很低，备受压迫。
地图5.1 1786年为止扩张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但泽在1793年才并入普鲁士）
因此，相对弱小的城市、经济上贫穷的贵族，以及受压迫、奴颜婢膝的农民，让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几代君主能够整顿并管理好他们广袤多样的领地，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了中央。尤其是在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他们还利用非正统的宗教运动，即虔敬主义（Pietism），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达到宗教信仰的中央集权。虔敬主义由此成为国教，并成功替代了根深蒂固的路德派，使各领地的贵族无法通过路德派的宗教资助来巩固地方权力。
尽管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国家有诸多发展，但同时代的人仍然嘲笑其对“高个子近卫队”的痴迷。到1740年，普鲁士的经济仍然落后，国力也无法与已建立的英国、法国或奥地利等欧洲大国相提并论。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局面发生了巨变。腓特烈二世不遗余力地利用世代积累的军事资本，试图登上国际政坛。1740年，普鲁士入侵哈布斯堡的领地西里西亚，并在混乱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后得到了这片新的领地。在七年战争中（1756—1763），腓特烈二世为保护领土，被逼对抗由维也纳指挥，并由奥地利、法国、俄罗斯组成的军事联盟。他成功击退了敌人，并保住了西里西亚的领土，这让普鲁士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至少和德意志的奥地利地位相当。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竞争从此成为德意志事务的重要因素，“二元制”时代由此开启。在腓特烈二世统治的后半叶，人们普遍认为普鲁士是领先的大陆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高效的管理和强有力的国王。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就能明显看出普鲁士的国家地位。在三方瓜分毫无还手之力的波兰时，腓特烈二世是主导者。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别获取了波兰的一大片领土，腓特烈二世则取得了关键的波兰普鲁士地区（后来的西普鲁士），让勃兰登堡选帝侯拥有了遥远的西普鲁士王国。这是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一次重要的领土收获，它使霍亨索伦家族领地从德国中部一直延伸到了北部。帝国内部越来越难达成一致，尤其是在南部的一些继承争议中。1765年登上帝位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一直想取得德国南部部分地区的领土，并计划用奥地利的尼德兰地区交换整个巴伐利亚。为了对抗皇帝的野心，腓特烈二世在1785年成立了诸侯同盟，盟友包括萨克森选帝侯、美茵茨大主教、英格兰的乔治三世同时也是汉诺威选帝侯。到18世纪晚期，德意志领土上的两大竞争对手就十分明显了：普鲁士成为奥地利的强劲对手。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还没有所谓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后来才形成的，是19世纪的现象。
虽然普鲁士的崛起惊人，而且这个时期被称作是“专制主义时代”，但不要忘记，其他德意志领地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领地之间差异巨大。在西部，城市的数量更多，也更加繁荣，农民在遍布易北河西岸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Grundherrschaft）下也更加自由。在遗产能够分割的地区，每个儿子只能得到一部分农田，因此，许多农民必须额外从事贸易或手工业。在一些地区，农庄更大，产量更高，在现今遗留下来的大农舍中还能看到当年繁荣的影子；而在另一些地区，土地只能勉强养活几只牲畜。贵族也多种多样，有身份尊贵的大贵族，也有外表和富裕的农民差不多的贫穷骑士。各地区的政治传统也各不相同。一些自由城市，例如前汉萨同盟城市汉堡，保持着市政府的寡头政治。汉堡参议院、州议会和市民协会（Bürgerschaft）反复磋商、妥协，市政府中一些地位尊贵的要人（Honoratioren）基本主导着政务的进展。各邦国中领主与贵族的较量结果也不尽相同，一些代表民众的行政机构被废弃，一些则继续存续。
图16 1774年的纽伦堡。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藏。
若要说明18世纪德意志领地发展的多样化，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符腾堡公爵领地。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符腾堡的庄园领主们成功阻止了公爵建立常备军队并实现了财政独立。符腾堡还一直独树一帜地保留着议会的传统，直到19世纪现代德国形成。在这一方面，人们常常将符腾堡与英格兰进行比较。符腾堡连续几任公爵都没能成功实行专制统治，背后是有原因的。首先，贵族在1514年都选择退出了公爵领地（他们更想成为独立的帝国骑士），因此领主就失去了贵族阶层可能提供的支持。其次，农村和城市的利益互相交织，农民相对独立，同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在某些方面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比如农村法庭。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不同，符腾堡是个小巧紧凑的邦国，只有一级议会和庄园，教堂、农村和城市代表开会时都坐在一起。18世纪公爵改信天主教后，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高涨，认为应当保护“可靠的旧法”（good old law），以及传统的路德教派信仰。另外，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成功地保住了大量财产，拥有整个邦国大约1/3的财富。相应地，领主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受益，更无法控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相对独立的宗教机构和神职人员了。基于这些背景，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符腾堡内对专制统治的反抗会比普鲁士内的要有效得多。不过，要真正划分庄园主与统治者的权力，仍然需要外来势力的支持，并在帝国层面上解决争议，即1770年的继承权协议（Erbvergleich）。
在其他领地中，虽然庄园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获得联合统治者的地位，但“专制统治”实际上离专制还很远。在任何一个领地中，统治者都需要应付各方势力，在不同的政治架构和实际情况中，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及职业群体（比如神职人员）进行合作或对抗。通常情况下，统治者真正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都非常受限。鼎盛时期的宫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治者唯一能够把控的政治舞台，而其他场合下的政策往往会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左右。另一方面，较小的德意志邦国往往较少受到国际势力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更容易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国内事务上。18世纪的德意志邦国、宫廷和统治者之间差异巨大，一部分是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不同，另一部分是由于统治者的个性不同。三十年战争后，除了普鲁士外，也有其他中等规模的德意志领地成为较强的邦国，其中包括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然而，这两个邦国都没能像普鲁士那样继续扩张并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三者的差异是十分复杂的。首先，三个邦国在社会结构、战后经济恢复、行政机构，以及庄园主和统治者间的关系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次，毫无疑问，三个邦国在统治者的志向和天资、创造和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在特定限制下行事的能力都有重大的差异。此外，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崛起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许多统治者喜欢拥有军队，由此可以自豪地展示军队，到处进军，甚至有一些沉溺于唯利是图的雇用军事活动，比如黑森这个“佣兵邦国”，让许多士兵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去送死，但是由于帝国本身有军事保护，使得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在军事上的投入毫无必要。
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
1648年至1815年间，德意志社会和文化发生了长期、缓慢的巨变，影响深远。好战、独立的封建贵族成了以宫廷为中心（就算仍然好战）的贵族阶层；同时，受过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他们通常担任公务员和低级宫廷官员的职务。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思考和探寻方式。基督教信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引发战争的缘由，并且失去了在文化精神领域的领导地位。经文作为历史文本解读，其绝对的权威也受到了质疑。新的宗教流派更注重内心世界，同时，实践理性主义也开始发展，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不断变化。而不管有多少陈腔滥调认为德意志人民不关心政治，德国启蒙运动还是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务实了。18世纪晚期，德国掀起了文学复兴，德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辞藻变得极为丰富。18世纪的德国在古典音乐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不管18世纪的德国是否是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都不可否认它在文化上的活力，而这也是由德意志当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催生和促进的。
图17 巴伐利亚南部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Benediktbeuern）修道院的祭坛。摄影：哈里特·C.威尔逊（Harriett C. Wilson）。
17世纪晚期是德国巴洛克盛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部的天主教邦国，那里竖立着宏伟的巴洛克教堂和修道院，代表了教会的精神和世俗权力。从慕尼黑的铁阿提纳教堂（Theatinerkirche）的设计中看到，这一时期建筑风格深受意大利的影响。同样，教堂设计与宫廷风格的艺术也密不可分，后来被更为轻快、世俗的洛可可风格所取代。正统的路德教派在三十年战争后发展成更为压抑的经院哲学，丝毫没有天主教派在措辞上的细致和愉悦。
17世纪末至18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正统教派都遭到了一些教派的反对。詹森主义是罗马天主教的改革运动，旨在废除天主教内部的一些所谓“迷信”因素，但并未获得长期的成功（经常遭到指责的图像崇拜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还有所谓的“天主教启蒙”，部分是为了反对看似过分扩张的耶稣会势力。在新教教派中，许多人赞同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的观点，认为应当延续新教传统的直接宗教体验，即信徒直接与上帝交流，并可以基于个人对经文的理解，积极融入宗教生活。虔敬主义认为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仅仅停留在了神学的层面，并未改变生活。他们强调个人的皈依经历，鼓励信徒过上新的、积极的基督教徒生活。非国教教徒的小团体开展秘密集会，一起读《圣经》、祈祷，并分享彼此虔诚的生活。
虽然汉堡、萨克森等地区虔敬主义教徒往往面临被处决并驱逐出境，但在其他地区，他们却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于不同的德意志领地邦国、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各不相同，虔敬主义教徒在不同地区遭到如此迥异的对待，是可以理解的。符腾堡地区相对稳固的路德教会甚至能够包容虔敬主义的思想，这后来影响了图宾根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包括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和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等名人。可以看到，在普鲁士，国王支持虔敬主义，以此对抗在地方虽根深蒂固却摇摇欲坠的路德派信仰。随着虔敬主义教育机构数量的激增，从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哈勒的著名孤儿院和学校，到新建的哈勒大学（1694），再到柯尼斯堡等地，虔敬主义的影响逐渐深远。虽然无法精确地计算，但是其影响仍可以说广泛多样。许多学者认为，德国重大的文化运动，比如注重内心世界和个人发展的感伤主义（sensibility，Empfindsamkeit）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注重描写自我成长和教育），都受到了虔敬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虔敬主义与后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出的世俗化文化、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需牧师或教会等机构，教徒们就可私下会面讨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这毫无疑问促使人们重新信任理性。因此，18世纪的德国诞生了新的精英阶级，不分等级，亦不问出身。强调实践、相信天赋提升的可能性，这些理念扩展至初等、中等普及教育中，尤其是在普鲁士，不过这并不是为了推翻当时的社会秩序。无法确定的是，虔敬主义提倡重视内心世界，是否导致了人们对政治越来越不关心。个人对宗教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对世俗政治的参与程度都取决于其个人境况和性格。谁也不会责怪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缺乏政治热忱。
当一些邦国依旧无法容忍宗教少数派时，另一些邦国则渐渐展现出有限度的宽容。这种宽容多半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非经过对道德正确性的理性思考。三十年战争后，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考虑，普鲁士敞开大门，欢迎对自己有利的宗教少数派进入邦国繁衍生息。例如，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被驱逐出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大约有30万人，而留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有2万人左右，因此柏林也存有法国文化的痕迹。1731年，约2万名新教徒从萨尔茨堡逃往北部，门诺派（Mennonites）、青岑多夫的弟兄会（Zinzendorf’s Brüdergemeine）等少数派教徒也在普鲁士定居下来。普鲁士的宗教信仰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领主信仰加尔文教派，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也相当宽容，这也是为什么领主能与早已奠基的路德国教教会和平相处的原因。
18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中世纪起，由于犹太教允许放高利贷，犹太人一直从事商业中介和货币借贷。他们聚居在几个有限的犹太人居住区，其中最大的在法兰克福。由于他们的穿着、相貌、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十分独特，加上他们特殊而又容易令人憎恶的商业角色，犹太人总是成为迫害的对象。人们甚至以为犹太人在仪式上会杀死小男孩，而这仅仅基于1476年特伦托的西蒙之死的故事。这种偏见引发了16世纪对犹太人的“报复性”攻击，人们甚至把它刻在了法兰克福的大门石头上，用以警示后人。18世纪，犹太人开始采取新的规章，在某些领域获得了新的地位，境况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专制主义加剧的邦国发现犹太人的资金和金融经验对其十分有利，尤其是那些对邦国的发展和经济管理感兴趣的领主。许多犹太家族在实业和银行业的影响举足轻重。还有特殊的“宫廷犹太人”，他们在各项事务上为宫廷诸侯提供服务，其中包括符腾堡公爵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手下的许斯·奥本海默（Süss Oppenheimer）。纳粹后来拍了一部疯狂的反犹电影《犹太人许斯》（JudSüss）来影射他。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小商贩，他们的法律地位差异较大，但在某些地区有所改善。约瑟夫二世于1781年在奥地利颁布的宽容敕令让大多数的非天主教徒可以私下进行宗教活动。1782—1783年，几位诸侯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解放了犹太人，犹太人因此可以在维也纳地区的任何地方定居（不只是他们的居住区），但是他们的数量仍然受到限制，也无法修建犹太教教堂。对犹太人的财税剥削仍然持续，不过某些强制性、羞辱性的惯例被废除了，比如佩戴黄色臂章。在普鲁士，虽然犹太人直到1811—1812年才取得了法律上完全的平等地位，但他们确实在18世纪获得了较多有限的特权。第一所犹太人学校于1778年在柏林成立，犹太人的期刊也是在德国报刊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创办的。犹太人为启蒙运动也作出了贡献，其典型代表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他是莱辛的剧作《智者纳坦》（NathanderWeise）描写的对象，剧作的主题是呼吁宗教宽容。
德国的启蒙运动，比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始得要晚，并有其自身的特点。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发生了思想上的变革。新的文化相对主义和理性主义开始取代以神为权威的思想。当代重大问题，包括人类受苦的问题、善与恶的本质、对新近发现的文化和信仰的多样化解释、国家与社会的最佳组织方式、教育和社会工程的可能性，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在当时有多种多样的答案，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仍运用批判思维和理性，进行质疑、分析、探索。英国思想家中，弗兰西斯·培根对形成以实验为主的科学方法作出了贡献，艾萨克·牛顿为人类探索了宇宙法则，约翰·洛克则在早期的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卢梭等法国哲学家对法国的启蒙运动作出了各种各样杰出的贡献，他们总体上更为唯物主义、反教权主义，有时具有共和主义倾向。基于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德国的启蒙运动与当时的宗教和专制政体更为融洽。
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影响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显现，但德国早期的启蒙思想者包括坚持形而上学观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赛缪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说来也怪，哈勒大学居然同时是虔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中心，但这二者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中，一方占上风，另一方就处于守势。哈勒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启蒙运动对18世纪教育发展的影响与虔敬主义不相上下。
总体来说，随着18世纪文盲率的下降，新思想开始传播，越来越多人靠自己获得知识，公众讨论也十分热烈。17世纪末，用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拉丁文出版的书籍占了一半，而18世纪末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尼古拉等出版商则努力尝试通过资助的方式传播启蒙运动思想，扩大影响力。在德国，除了书籍的出版数量呈上升趋势，报纸、杂志和各种期刊发行量也爆炸性增长。许多读者是之前没有读写能力的群体，有些报纸、杂志甚至专门面向这些群体。像许多成长小说中描绘的资产阶级一样，妇女和女童的学识素养也开始提升。成立了诸如科学协会、职业组织、政治协会、共济会成员的地方分会（最初于1737年在汉堡成立）的新组织，以方便成员间互相讨论。这些组织提供图书馆和讨论室，促进了各种消息和观点的传播。一些大学也于18世纪建成，比如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18世纪末，柏林流行举办沙龙，举办者多为女性，其中大多是犹太人。
参与启蒙运动思想传播和讨论的多是低级公务员和小邦国的官员。他们关心“一个秩序井然的警政国家”（a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的司法、公正、刑罚、经济、行政和社会关系。一些官员试图将启蒙思想诉诸实践，由此产生的政策改革在不同地区获得的成效不尽相同。例如，1737年约翰·雅各布·莫泽（Johann Jakob Moser）着手出版自己51卷本的德意志法律巨作，并积极推动改革。符腾堡颁布的《虔信派教徒诏令》（Pietistenreskript）受到了启蒙思想家比尔芬格的影响，正式给予了虔敬主义者以宗教宽容。在世俗机构发起改革的同时，许多牧师也认为，宗教的虔诚应当是追求实践的，以帮助世人为目的，而非反对启蒙运动，因此这些牧师也十分支持改革。
史学家们在“开明专制”的概念上争论不休。这个概念在失去了吸引力之后一直在历史书上重复出现。很明显，一些领主是有意识地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对有关法国的一切都极感兴趣，在他还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就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即位后，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宫廷，自己也被称作是“无忧宫的哲学家”[无忧宫（Sans-Souci）是宫殿的名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也应当视作启蒙运动的产物。不过，其直接原因的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关系不大，而是来自于更为迫切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目的。虽然各种各样的启蒙思想和专制统治（或意图专制的统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有趣，但两者之间的确没有必然的联系。奇怪的是，对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看法却是，它本质上是无政治倾向的，因为它一边鼓励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一边仍旧服从世俗的权威。这个观点和刚刚提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其实并不冲突。受到启蒙的官僚和牧师并不会质疑君主的权威，因为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也是在受到启蒙的君主统治下的政府中，努力改进行政工作。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超越狭隘的专制统治，但大多数情况下，在德意志分裂（亦即“小邦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启蒙运动能够由依赖并支撑邦国发展的官僚阶级完成，而不像法国那样，需要由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来推动。
伟大的德国启蒙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可能是一切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政治观点中最普遍推论的源头。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将启蒙定义为有勇气用理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进行思考，拒绝服从其他权威。然而，他很清楚，德国正处于一个正在启蒙的“启蒙时代”，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有能力自治的启蒙后时代。（康德发表了一些言论贬低女性，认为她们缺乏理性。）并且，为了让人们有思考的空间，也需要强大的统治者维持稳定的政局和井然的秩序。在一个共和政体中，质疑未必那么自由，因为当时政局不如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邦国稳定。康德的这篇文章措辞模糊，因此有多种解释，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力量和精神的分野，即传统二元论已经广为人知，它是后续的德国思想学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最早源于路德教派的神学思想）。
当然，德国启蒙运动在法学、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也成就斐然。例如康德的认识论，深深影响了西方哲学。康德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通过感觉和外部强加的分类来“认识”现实的。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学者指出，这些分类并不是人类思想的普世产物，而是有文化差异性的。康德还提出了关于普世道德、和平和世界公民的一些重要思想。黑格尔从观念论的角度提出了有关历史、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思想学说。和黑格尔一样，康德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18世纪下半叶，各种文化运动兴起，有的和启蒙运动相似，有的和它一样，有的受它启发，有的直接反对它。18世纪晚期的德国文学复兴对德国和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中最杰出的毫无疑问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以及同时代的席勒。他们一起反击了德语受到的诋毁，证明德语也能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歌德早期的诗歌包含了对爱情、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他的创作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的创作。其风格多种多样，从早期的狂飙突进（Strum und Drang，这个词来自于剧作，其作者不明），到晚期的古典主义，歌德不仅写过诗，还创作了剧本、小说、散文、自传。他的作品类型基本上概括了德国当时的文学发展状况。天才的出现往往让人忽略环境的作用，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宫廷中的低级官员以及小邦领主对戏剧和文学作品的赞助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歌德所在的魏玛。这些来自领主的支持促进了18世纪晚期文学的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