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再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这期间，德国和欧洲都发生了巨变。德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繁荣中心。而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则扩展为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殖民地的争抢。《维也纳条约》试图平衡欧洲的权力格局，并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内成功维持了欧洲的和平。然而，随着1871年普鲁士主导下的“小德意志”的统一，以及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世纪之交的德意志帝国希图为自身的发展谋求利益，于是，欧洲的格局逐渐失去了平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此引发的变化对整个20世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德国也改变了其在18世纪的模样。
复辟时期的德国 （1815—1848年）
1815年至1848年3月，席卷全德的革命爆发，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复辟”（restoration）或“三月革命前”（pre-March，Vormärz）时期。这两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误导性的。这并不代表着1815年后、拿破仑时代前，德国的政治或社会经济模式卷土重来，也不意味着1848年前的时期是后来革命的序曲。不过，即便如此，不论从文化、政治，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1815—1848年还是一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德意志联盟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向最终的民族统一迈出的一步。实际上，各领地已增强了各自的地方权力。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领主拥有领地上的至高权力，并通过拿破仑时期某些邦国的行政、官僚和政府体系的改革，进一步获取了实权。地方主义，尤其在较大的南部邦国，给民族统一的进程造成阻碍。不过，普鲁士国力的增强却对民族统一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获得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领地之后，普鲁士不仅扩充了国土面积、增加了人口数量，还显著提升了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普鲁士不仅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与奥地利不相上下，更是在经济发展上做好了超越奥地利的准备。而这正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不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宪法上都较为保守。普鲁士没有联合议会，而改革虽然在一些省内持续进行（西部省份虽然没有进行改革，但仍然是较为进步的），但在中央却被腓特烈·威廉三世终止了。1819—1820年，主要的改革家纷纷卸任。奥地利则缺乏必要的集权化来应对领地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再加上约瑟夫二世早期的改革，使得拿破仑时代后保守主义和不作为充斥其中。其他小邦的情况则各不相同。一些邦国在这一时期通过了新宪法，例如巴伐利亚和巴登（1818年）、符腾堡（1819年）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1820年）。符腾堡的庄园主和邦君一致认可宪法，但除此之外，其他邦国的君主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不过，尽管选举权以财产为判定基准，限制很大，并且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不太民主——认为官僚为公民服务的统治要比公民自己的暴民统治好，但一个能够互相讨论的议院，比如巴登议会的下院，至少提供了一个政治演讲的实战平台。
许多拿破仑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改革在1815年后都没有更改，每个领地的改革都不一样。农奴制原本在易北河东部盛行，拿破仑时期废除后没有恢复。劳役的折合偿付也没有更改，虽然（像在普鲁士那样）这常常让农民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而贵族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和许多特权。德意志社会的确正在转型成为阶级社会，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它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能占到主导地位。此外，虽然一些地区的改革在持续进行，也有所扩展，但很快一场政变便悄然来临。
1815年后成立了一些学生团体，它们被称为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en，第一个在耶拿成立）。1819年，协会成员、一位叫卡尔·桑德（Karl Sand）的神学学生谋杀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剧作家科策布（Kotzebue）。梅特涅（Metternich）把这次谋杀作为借口，于当年颁布了打击自由主义者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 Decrees）。其中包含了许多审查措施，并加大了对中学和大学的监管力度。1820年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Vienna Final Act）将这些措施写入了联盟的宪法。梅特涅的保守主义导致了可能具有煽动性的教师遭到解雇，大学生协会解散，一些报纸被查禁，少于20印张（Bogen，大约320页纸）的所有出版物均需经过审查才能出版。为了达到至少321页以避开审查，许多小册子写得十分啰唆，或者字体大，页面小，充分体现了何为版式决定文学体裁。尽管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萧条引发了1816—1817年“饥饿之年”（hunger years）的农业危机，但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大约十年的专制环境中，大多数人仍旧对政治毫不关心。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尽管一些政治趋势才刚刚萌芽，但它们仍在发展，并逐渐形成了19世纪中后期的党派政治格局。自由主义的发展相当重要，它比起18世纪的讨论小组的观点更加具有政治形式和色彩。德国北部的自由主义者更为保守，他们的戒心较重，希望恢复旧时庄园的各项权利；而南部较为激进，专注理论的自由主义者则试图创立新的宪法，或通过有效的法规来保护个人自由并限制领主的权力。这两种自由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有人将德国的自由主义者都看作是进步的、急功近利的中产阶级企业家，并试图开创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世纪早期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职业的中产阶级，而非有财产的中产阶级，虽然这两者并不矛盾。而这样的中产阶级，并非充满活力、要求社会彻底改变的商人。这种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民族主义。若是以为德国政治的民族主义是在19世纪产生的，那就陷入了目的论和事后诸葛亮式的错误。不过，政治思想和诉求常常混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帝国内的贸易壁垒应当废除，而浪漫主义则怀有守旧的民族主义，对理想化的中世纪德意志帝国无限崇拜，更有甚者沉浸在所谓的德意志狂热（Deutschtümelei）中，对一切德意志的事物大加赞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类似1832年5月举行的哈姆巴赫节（Hambach Festival）这样的欢乐气氛中，还能看到更为广泛的大众激进主义，约2.5万至3万人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进行政治演讲。但建立人民主权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呼声并未得到回应，没有协议规定应当采取任何政治行动来达成这一目标，高呼新闻自由的类似组织也只是存活了短暂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也开始通过政府行动来宣传教义。同时，也是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更为激进的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图20 慕尼黑大学的开学典礼，1826年。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仍然是极端保守主义。1830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引发了德国的社会动荡，政治骚动在哈姆巴赫节中相当明显。1832年梅特涅恢复了《卡尔斯巴德决议》，并增加了六项措施，禁止集会并限制结社自由。反对的观点被夸大，尽管有滥用权力之嫌，邦国议会仍然通过了一些措施。1834年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试图加强新闻审查并控制大学教授和学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引发的矛盾和摩擦却最终超出了这些政治压迫所能控制的范围。
文化上，这个时期看起来也处于过渡阶段。在普鲁士，洪堡开创了中学和高等教育改革后，教育体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在基础教育阶段，德意志邦国培养了一批受过良好欧洲教育的现代劳动力（虽然天主教邦国普遍落后于新教邦国）。在中高等教育阶段，德意志大学培养了高质量的毕业生，同时也处在许多研究领域的前沿，在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法律、神学和语文学等领域均有卓然的成就。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的观念论哲学体系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心向往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作“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它结合了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从原初的整体，经历分裂和衰落，最终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和谐和重新统一，从更为现代和世俗的角度强调了西方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传承延续的经验性事实。对于历史发展的关注在其他领域也十分显著，比如历史法学派和历史经济学派的兴起。
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的影响可能间接地反映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变化，以及后来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和政治社会主义的发展中。马克思简要地涉猎了黑格尔曾经有些叛逆的学生—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摒弃了费尔巴哈等黑格尔批评者的观点，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先前的概念框架，即把历史视作是一系列的阶段，各个阶段中的任何论点都会产生其对立物，并通过革命斗争化解，成为更高一级的综合体，再产生新的矛盾。然而，他却将黑格尔的观念论转换成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世界精神”（world spirit）不再是历史发展的线索。而人民群众，即真正的人类，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不过，马克思也精辟地指出，这并非出于他们有意识的选择。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阶级关系。历史阶段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生产资料（主要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组成的。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会引发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而革命冲突则会开启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社会”大部分是停滞的，而西欧历史则是动态的：从部落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到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人类历史的倒数第二个阶段，阶级斗争被简化为有史以来最为富裕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与有史以来最为庞大、不断移居国外、相对而非绝对贫穷的、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完全被孤立、代表自我克制的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发起的革命，开启了符合全人类利益的革命。这场革命将带来基于富裕的共产主义。在此阶段，阶级消失，国家和意识形态也衰亡了，所有人都将生活在能够实现自我的和平、和谐的世界中。马克思从历史、经济以及哲学和政治社会主义的角度分析，将这一愿景写入了一系列精彩睿智的小册子、散文和评论中，并最终呈现在了三卷本的《资本论》之中。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重要巨作，对后续历史的影响不可估量。马克思的这一愿景有广泛的却常常互相矛盾、冲突的解释，也引发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和强大政权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苏联。这些解释、政治运动和政权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以马克思的名义为自己正名，其引用或正确，或错误。相比之下，在三月革命前的德国，马克思才刚刚开始构想自己的革命观点，当时并未在德国产生多少影响。直至遭流放，他的主要著作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静谧的阅读室中面世。而那时，他对19世纪德国政治的观察和评论也不过是隔岸观火。适当的时候，本书还会再次谈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维也纳是主要的音乐中心。大名鼎鼎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弗朗茨·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父子，代表着德国音乐的创造力，从主要的交响乐作品到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再到更为私密的艺术歌曲（Lieder），包罗万象。音乐既是一种公众活动，有歌剧和音乐会，又是一种私人的家庭消遣，包括弹钢琴、演唱及小型室内乐。总体来说，比起18世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代表的北部新教音乐，19世纪早期的德国音乐更为世俗。从更广泛的文化范畴来看，18世纪炫耀式消费的宫廷文化渐渐转向了更为理性的中产阶级风格，称为“毕德麦雅”（Biedermeier）—这个词不仅代表了一种家具风格，更意味着一种略微压抑、父权和沉重的中产阶级氛围，并伴随着对政治冷漠的苦行式的工作风气。这个时期的文学风格多样。随着1832年歌德的逝世，歌德晚期的古典主义让位于自己追随者的某种归属感。还有以诺瓦利斯、蒂克、荷尔德林、布伦塔诺、冯·阿尼姆、霍夫曼和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浪漫派。与之相对的是“青年德意志”（YoungGermany）文学运动组织成员的作品，如海因里希·海涅。
图21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多种职业。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藏。
但最为剧烈的还是社会经济领域的隐秘变革。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政治对经济的管控等一系列变化，再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德国社会进入了巨变的时期。封建等级社会被19世纪早期的阶级社会所取代，这为19世纪30年代起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过程一开始是缓慢的、部分的，后来渐渐如滚雪球一般，发生了爆炸式的改变。其中的进程具有多样性，并互相联系、影响。交通方式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修建公路、铺筑硬质路面，在莱茵河投入汽船，并开凿运河来贯通河流，还有最基本的修筑铁路。第一条投入使用的是1835年开通的纽伦堡（Nuremberg）到菲尔特（Fürth）的铁路；第一条具有经济意义的线路则是1837年开通的莱比锡至德累斯顿的铁路。铁路使原料和产品运输变得又快又便宜，同时刺激了生产，尤其是煤和铁。但公众对此的辩论和争议也不少，比如医生认为高速旅行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普鲁士国王也公开表达了心中的困惑，对早几个小时到达波茨坦是否能显著增加人类的幸福感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铁路系统还是继续扩展了几年。资本家建立了制造火车头的工厂，如柏林的波尔西克公司（Borsig works。在一些领域中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纺织厂开始增加现有的“外加工制”模式，工人可以在自己家里从事生产活动。当然，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只占了劳动人口的极少数，大多数德意志人还是继续在土地上劳作，或成为小规模的商贩、手工艺人和工匠。但工业的发展却预示着德意志的未来。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对经济的管控也有所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关税同盟（German Customs Union），该同盟由普鲁士主导并排除了哈布斯堡奥地利。关税同盟的起源是1818年普鲁士颁布的《关税法令》。这个法令取消了省际和城市间的复杂税收，创建了没有内部关税壁垒的统一市场。紧接着，普鲁士人就注意到，普鲁士西部和东部省之间的原料和货物运输相当艰难，因为要穿过其他的德意志邦国和不属于普鲁士的一些飞地[1]。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些邦国陆续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而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则在1828年组成了自己的关税同盟，萨克森、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等其他邦国也组成了中德商业同盟（mid-German Commercial Union）。商业同盟的协约较为消极，规定对所有经由这些领土的货物都不征税。于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成立了，18个邦国，2300万人口从中受益。奥地利选择不加入这个组织，而是在德意志联邦外的哈布斯堡领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关税同盟。因此，虽然梅特涅保守主义统治下的奥地利在邦联内仍然拥有主导的政治力量，但普鲁士却逐渐在经济上占了上风，其货币泰勒（Thaler）也成了关税同盟中的通用货币。经济上的统一也预示了今后政治统一的方向。
同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变化引发了更加直接的政治动荡。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口整体上呈增长趋势。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大约翻了一倍。德意志则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长，但工业化前的经济生产却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粮食供应。于是，饥荒和农村失业现象十分常见，许多人逃向城镇，甚至跨越大西洋移民到了充满机会、边疆未定的美国。贫困人口增加，极度贫穷泛滥，同时中产阶级又自给自足，秉持着毕德麦雅的生活方式，仅从基督教会的慈善活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穷人也时不时地想要拥有决定权。1844年，受日益先进的英国纺织业和国内引入的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西里西亚的织布工发起了抗议。1846—1847年，一种土豆枯萎病肆虐，导致成千上万人营养不良、饱受饥饿之苦，贫困和饥饿引发的疾病，带走了千千万万个生命。社会的动荡不安让知识分子对梅特涅日益过时的保守主义政策感到忧虑，并开始对专制的政治环境产生不满。不过，最终引发1848年革命的火花却并非来自于内部，而是又一次来自于法国的另一场革命。
地图5.3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发展
* * *
[1]飞地， 即隶属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并不与本区相毗连的土地。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译者注
1848年革命
1848年对欧洲来说是个革命之年。法国的二月革命使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倒台了，德意志领主们惊慌失措，各方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德意志境内叛乱四起。但各方的呼声并不相同：普通民众由于社会的动荡，本质上对批评十分敏感，同时又极端保守，要求恢复所有旧的规章制度；自由主义者要求宪政和某些经济上的自由权利；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德国的统一。至于工人阶级的抗议，虽然有，但大多仍局限于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环境。因此，1848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此前为德国统一所做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1848—1849年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并没能换来德国的统一，而1871年的统一也并非自由主义的，因此，借用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的话，1848年常常被称作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然而，这个看法还是太过一概而论，太过片面了。1848—1849年的动荡的确使德国发生了不少变化，相比1848年，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有了很大的改变。先预设更为“正常”的发展模式，再严厉地批评德国历史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轨迹，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而试着澄清真正发生的事实，并理清其原因和结果，才更有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40年代中晚期的德意志社会动荡不安。不过，比起短期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比如债务高攀、贸易危机）更为重要。经历了1846—1847年的饥荒和萧条后，1848年的德国经济实际上已有所恢复。再者，对于自由派来说，大众的贫困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担忧。随着1848—1849年社会的持续动荡，农民和手工业者与自由派所关注的议题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在1848年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者的目标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普鲁士，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的即位短暂地点燃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而1847年4月召开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更让自由主义者充满了希望。然而，还没谈及拨款，议会就在宪法改革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最终，议会解散了。同时，人们还发现，腓特烈·威廉四世并非自由主义的卫士，而是个精神错乱、反复无常之人，他好像在演戏，后来竟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其他邦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在讨论和组织改革。自由派也不是铁板一块，黑克尔（Hecker）和斯特鲁韦（Struve）的奥芬堡计划（Offenburg programme）代表的是较为激进的一派，而温和的自由派则支持黑彭海姆计划（Heppenheim programme）。但仅凭这些来自于自由主义者的压力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贫困状况，根本不足以导致一场革命。直到法国国王的倒台，才在德意志全境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面对四面八方的农民叛乱、工匠起义和自由派的压力，德意志的所有领主惊慌失措，他们迅速做出了让步，以期避免更为严重的骚乱。自由派则迅速利用不稳定的局势，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变革，通过选举全国议会来讨论宪法改革和德国统一。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在德意志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了：革命由外部的导火索引发；各方势力的目的各不相同；当局几乎不做任何抵抗就迅速投降。但保守派却没有被打败，他们从争斗中撤了出来，采取了隔岸观火的策略，然后返回，用完好无损的兵力控制了全局，甚至由于其对农民的要求进行了妥协而势力大增。
农民叛乱和工人起义也遍布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领地。梅特涅于1848年3月13日辞职，并逃到了被流放的反动派和革命派的避风港—大英帝国。3月15日，奥地利皇帝承诺宪政，并召集议会。在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邦国，许多领主让保守派的官僚卸任，换上了自由派，并许诺进行改革。而普鲁士则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刚听说奥地利的革命发展，腓特烈·威廉四世就召集了全国议会。但士兵却在与柏林群众的冲突中误解了国王的命令。国王下令停止射击，士兵却以为要继续射击，结果战斗就打响了。国王不知所措，只能下令军队撤退，由此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国王动摇了。他怀揣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希望和自己的民众站在一边，如果他无法打败革命派，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于是，3月21日，国王身披革命的黑、红、金三色旗，骑马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很快，柏林就有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
在法兰克福召集的被称为“预备议会”的全国性议会上，获选的大多是温和的自由派，少数是激进的自由派。议会负责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事宜。但这个德意志国民议会的投票率极低，无论如何，它只是一个有限的选举（每个邦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最终，议会定于5月18日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从议员的组成来看，中产阶级和职业人士占了压倒性的大多数，其中律师、大学教授、老师和官员较多，也有一些作家、记者和神职人员，只有4个手工艺人和1个农民，并且这个农民还因是西里西亚来的波兰人而被进一步孤立。代表们是作为个人前来参加议会的，他们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虽然大约1/2到2/3的人总体上倾向自由主义，只有一小部分人（约15%）是极端右翼或左翼分子。慢慢地，松散的小团体开始出现了，他们在小酒馆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并常常以这些小酒馆来命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威严的国民议会仔细讨论了一些关键议题，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德国统一后未来的宪法形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经济秩序等。议员的观点不仅随着每个论点所涉及的原则，同时也随着1848—1849年的政治局势而发生着变化。议会一致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是个邦联国家，由皇帝、选民选出的议会和负责的内阁组成。温和的自由派主张由普鲁士取得帝王的头衔，并获得了激进派的支持，而作为交换，温和派也要同意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选举机制，经过激烈的商讨，于1849年4月29日举行了由全国成年男性参加的公投，并意外获得了极高的投票率。但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却仍有许多问题无法克服。
从理论上讲，渴望德国的统一是很简单的，但要在实际上划出这个德国的边界，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国籍上，要解决三个困难重重的问题。第一当然是奥地利。主要的问题在于，是要建立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使其包含现在属于德意志邦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部分领地（之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是把所有奥地利的领地都排除在外，让普鲁士主导一个“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因为奥地利的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领地撕成两半，因此要解决奥地利的归属问题，就只能采取激进的方式了。在激烈的争论之后，由温和派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主导的“小德意志”方案占了上风。第二，普鲁士波森省（Posen）的波兰人是否应当被归入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中。第三，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公国的情况一直很复杂，公国中混杂着丹麦的采邑，并涉及国际政治、王朝权力和现代民族主义，矛盾很可能一触即发。它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其背后是强权政治。最后，虽然法兰克福议会决定对丹麦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最终还是取决于不同德意志邦国的军队。1848年8月，当军事上最为重要的普鲁士决定退出战争并签署休战协议的时候，法兰克福议会就只能傻傻地看着了。这就可以看出，法兰克福议会在根本上是缺乏实权的。
议会的讨论延长到了1849年春，最后决定将小德意志的皇冠颁给普鲁士国王。这时，普鲁士国王大可不屑一顾地拒绝，因为议会召开的同时，各个邦国内的保守派正进行重组，并重新获得了实权，领主们再没有必要向知识分子们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了。1848年夏，激进的社会动乱仍在持续。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中预测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工人的抗议很温和，比如斯特凡·博恩（Stephan Born）领导的柏林社会主义者，要求建立工会、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并制定工厂的规章制度。此时，手工业者和工匠感觉受到了自由派的威胁，因为自由派反对协会的限制，并且支持自由的市场。于是，工匠们在184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期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自己的全国议会。议会的议员也没有任何权力为农民发声，或对他们做出任何补偿。不同邦国中的自由派或改革派政权甚至越来越害怕群众的抗议，暴民统治如幽灵般缠绕着他们的内心。因此，这些政权根本无法控制1848年夏季的政治走势。经过重新部署，保守派和他们毫发无伤的军队趁势发动了一场反击革命。在哈布斯堡帝国，保守派的军队于1848年夏镇压了发生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南部的叛乱，并于10月重新获得了对维也纳的控制权。而在普鲁士，激进的议会和夏季的群众起义刺激了保守派，保守派于秋季成功进行了反击。而自由派从未拥有过任何军事实权，现在也已经失去了之前拥有的群众支持，尤其是农民，本来是征兵中的中坚力量，现在却由于保守派的让步而被收买了。1848—1849年，德意志全境摇摇欲坠的统治者们逐渐拾起了信心，重新取得了控制权，一些邦国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秩序（比如巴登）。
1849年5月，自由派乱作一团，普鲁士国王拒绝登上帝位，法兰克福议会的成员开始踏上返家的路程。剩下的议员将议会挪到了斯图加特，并于1849年遭到了军队的驱散。法兰克福议会原本通过决议，在巴登和普法尔茨领地内执行新的宪法，但它却被普鲁士军队易如反掌地镇压了。革命似乎行将结束。
分析起来，这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很明显，国家并没有统一：这艘大船因触到了地方主义的礁石而沉没了。地方不愿将各自的主权归入一个更大的、受强权政治控制的实体中。而自由派拥有的实权太少，来自民众的支持也远远不够，因此，他们无法贯彻自己的计划，并且在很多议题上，内部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但这并不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革命。1850年前被有效废除的封建社会关系再也没有恢复。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得以快速地向前发展。梅特涅特殊的政治压迫方式也没有复活。革命期间的畅所欲言，以及对超越了日常需求的议题的关注，都促进了全国性团体和政治倾向的形成，并最终发展成为几十年后的党派政治。许多拥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特别是俾斯麦（Bismarck）]认为自己从1848年的革命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而是一个危机群组，从中萌发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改变，随着形势的变化再以新的结合方式面对未来。如果史学家决心找出德国自由主义失败的时间点，那么比起1848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或许更为恰当，因为那时的自由派分歧不断、缺乏勇气。
德国的统一
尽管1849年革命和改革的努力失败了，但重新掌权的保守派政权却十分古怪。虽然他们实行的是极端保守的政治政策，但时不时地和进步的经济政策相结合。19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腾飞，煤炭、钢铁和纺织产量增长，铁路也越来越多。1850—1870年，全德的铁路长度增加了2倍，工人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也从1850年的4%增长到了1873年的1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855至1870年间增长了1/3。虽然经济的发展在1857年的危机后停滞了一段时间，但普鲁士的经济还是有所增长。相比较而言，奥地利的经济大体上处于停滞状态，维也纳、布拉格、波希米亚等工业中心总体上还不如经济落后的大片农村地区。此外，奥地利还要在军队的开销上投入大量的预算，以解决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混乱局面。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异是争夺日后统一德国主导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奥地利试图拆散或加入关税同盟，但都失败了。1865年同盟重新成立，并由普鲁士主导，奥地利被排除在外。因此，普鲁士能够从小德意志邦国的市场中获益，满足了其经济发展的需求。虽然这些小德意志邦国在政治上更倾向于支持奥地利，但是在经济上，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退出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
一方面，各种音乐、体育和文化组织通过节日、射击比赛、体操赛事和其他集会宣传德意志文化的整体性；另一方面，跨越邦国国界的政治组织也在不断发展。1859年德意志民族协会（Nationalverein）成立，虽然它并非政党，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但却为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跨越邦国的平台。在与自由派领导的初步接洽遭到失败后，德意志工人组成了许多文化和教育组织。1863年，拉萨尔（Lassalle）建立了德意志工人联合会（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他们还在伦敦，置身事外，并猛烈地批评拉萨尔的国家主义者观点。更为贴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影响下，于1869年在艾森纳赫建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尽管刚开始这两个政党之间是竞争关系，但在不断加剧的镇压面前，它们于1875年在哥达（Gotha）合并了。这个合并计划的实施需要对拉萨尔做出许多让步，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烈批评。读者也将看到，德国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歧持续了好几代人。在统一前，其他正在发展的政治结盟还包括保守派团体，第一轮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站队就发生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邦国。普鲁士的左翼自由派脱离了组织，于1861年6月组成了德国进步党。
总体来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普及率上升，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和对进步的信心大大增强，博物馆、动物园、剧院、美术馆等教育文化机构逐渐得到了普及。稳固的中产阶级文化深深扎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中。但文化中仍有一种不确定性，它不仅仅在于悬而未决的统一问题，也关系到民族身份和民族的历史与未来。这从当时庙宇的建筑风格中就可窥见一斑。当时的庙宇建筑越来越世俗化，正如同时代宏伟的火车站和浮夸的、类似中世纪风格的银行和市政大楼，更别提巴伐利亚的疯子国王路德维希二世那宛如仙境的宫殿了。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德国民众的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那些没有移居到城镇，也没有移民到美国的农民，仍然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社区小巧紧凑，通常以当地教堂为中心，很容易意识不到，或者无视国家层面发生的巨变，自然就影响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图22 1855年，在柏林莫阿比特的波尔西克（Borsig）公司机车生产工厂。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发生在1871年的所谓“统一”，更多的是普鲁士为了与排除在外的奥地利竞争，对非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所进行的扩张和殖民，而非任何萌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结果，也并非民族主义的表现。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的实力被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所削弱，包括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与意大利的争端。渐渐地，奥地利将注意力转向了德意志。然而此时，由于经济落后，奥地利对普鲁士造成的威胁非常有限。19世纪60年代，即便最终的结果早有定论，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主导下（他从自由派的手中接过民族主义的武器，以解决普鲁士的国内危机），两个邦国之间还是展开了较量。自然，普鲁士赢得了胜利。
俾斯麦的父亲是普鲁士容克贵族，曾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接受教育，虽然他觉得农村生活十分无聊，但却为自己的容克身份感到自豪。在短暂的行政官僚生涯之后，俾斯麦成了一名外交官，并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担任普鲁士的代表，在此期间，他逐渐明晰了与奥地利竞争的外交手段。在圣彼得堡和巴黎待过一段时间后，俾斯麦被调回了普鲁士，并在一场严重的国内宪法危机中被任命为宰相。1850年颁布的普鲁士新宪法中包含了以财产税为基础的三级表决制。在选区中缴纳第一等财产税的少数富人，在普鲁士议会的选举中占有选举团1/3的选票，缴纳第二等财产税的人（人数稍多，但仍旧是少数）控制了另外1/3的选票，而财产几乎为零并只缴纳最少财产税的大多数人只能占据最后1/3的选票。因为选举权是以选区为基础，再按相对财富进行分配的，这就确保了容克贵族在人数较少的选区中的利益，虽然他们比柏林的中产阶级还要穷得多。这种带有倾向性的代表制度让保守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在政治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后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这样就保护了这个经济上不断衰落的阶级，直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解体。不过，19世纪5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三级表决制也为拥有财产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选举影响力。从1860年起，国王和议会一直在普鲁士军队的改革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的普鲁士军队由冯·罗恩伯爵（Albrecht von Roon）领导。自19世纪初期最后一次军队改革之后，人口快速增长，所有人一致同意需要再次改革军队。但自由派反对将中产阶级控制的民兵组织（Landwehr）降级的提议，并且想把服役年限由3年缩短至2年。自由派内部在让步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刚成立的进步党则坚持认为，任何整顿都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从1861年12月的议会选举到1862年5月的议会选举，进步党的席位从110增加到了135，成为普鲁士议会的第一大党，从而使议会和国王的矛盾演变成了僵局。
俾斯麦政府在议会还没通过预算的情况下继续运转。1866年的赔款法案是在他已经花掉了预算后，议会才批准的。史学家们对俾斯麦在1863—1871年实施的政策褒贬不一。与其说他是个强势的控制狂，倒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应时而动的弄潮儿。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并扩展普鲁士的势力，并利用三场战争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这三场战争是：1864年针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而发动的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而告终）。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又一次出现了。对此，英国政治家巴麦尊（Palmerston）曾开玩笑地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全世界只有三个人能理解：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他已经死了；一位德意志教授，他已经疯了；还有巴麦尊自己，不过他早就忘了。这个玩笑时常被引用。就像1848年一样，这个问题不是原则性的，它的背后是强权政治。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抵制丹麦对领地的接管，自由主义的自由、独立和自决权可能会进一步鼓舞民族主义者的士气，但俾斯麦却决定趁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既扩大了普鲁士的势力范围，又可以作为今后普奥冲突的借口。1864年春夏复杂的外交和军事事件之后，1864年10月（7月丹麦战败），奥地利和普鲁士签署协定，决定共同管理这一地区。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的不和引发了后续的争端，1866年奥普战争爆发。普鲁士激进的提议未获通过，德意志邦联因此解体，普鲁士退出邦联，成了引爆这场德意志内战的最后一根导火索。尽管大多数的邦国都期望奥地利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这样邦联就会恢复，但普鲁士毕竟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更胜一筹，它于1866年7月在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战败的奥地利在德意志事务上再也没有了发言权。
奥普战争后，一个新的政治实体代替了邦联。新成立的北德意志邦联是个联邦国家（Bundesstaat），而非邦联（Staatenbund）。它不仅不包括奥地利，还剔除了四个德意志南部邦国：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普鲁士由于吞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法兰克福和拿骚，领土面积扩大了不少。俾斯麦创立了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所有邦国都可以继续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同时邦联主席，即普鲁士国王，负责接管外交和军队事务。帝国议会（Reichstag）基本上没有实权，增加的上院被称为联邦议会（Bundesrat），被普鲁士牢牢地控制着。北德意志邦联宪法为后续的德意志帝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Imperial Germany）打下了基础。
此时，俾斯麦在普鲁士境内获得了多方拥护。奥地利战败后，自由派又开始分裂，一些右翼分子退出了进步党，和其他北部德国邦国的自由派组成了国家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支持俾斯麦。保守派也进行了重组，其中自由保守党（Free Conservative Party）支持俾斯麦。然而，虽然北德意志邦联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它却无法稳固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南部德意志邦国还是抵制关税同盟的扩张。直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普鲁士才得以将南部德意志邦国并入邦联，组成德意志帝国。危机的出现一开始是由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西班牙选了一位霍亨索伦继承人，但遭到了法国的反对。虽然后来西班牙也撤下了这位候选人，但恶化争端对法国和俾斯麦都是有好处的。俾斯麦审时度势，趁势出击。在短暂的普法战争中，德意志军队在普鲁士总参谋长冯·毛奇将军（General von Moltke）的指挥下，借助德国技术（克虏伯公司生产的军备）的支持，迅速打败了准备不足的法国。由于1870年9月巴黎宣布共和，外部势力不再干涉法国内政，不想支持这个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并提出了巨额赔款的要求。
地图5.4 1867—1871年德国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