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战争中，德国南部邦国在民族主义热忱的煽动下，加入了北德意志邦联。此时战争结束，这些邦国意识到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没有选择权，只能留下来。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成立，并在凡尔赛宫举行庆典，德意志邦国的国王们将德意志帝国的世袭帝位授予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不管之后民族主义者如何吹嘘，当时各方都不是很乐意，包括诸侯们和新皇帝自己，因为俾斯麦并不是怀着爱国主义的热情想要统一德国，他所谋求的只是普鲁士势力的成功扩张。
第二帝国的宪法写得十分清楚。这是个联邦帝国，构成帝国的邦国保留自己的国王和对内部事务的极大权力，但外交政策和战争则是帝国层面的事务。其政治结构实际上呈三层金字塔形。底层是帝国议会（Reichstag），由成年男性通过无记名公投选出。虽然表面看起来非常民主，但议员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实权，只能对政治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议员没有酬劳，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很难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任何想要行使实权的人都会鄙视议会。虽然帝国议会有否决权，但立法是由联邦议会（Bundesrat）起草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政治体系的中间层，由不同邦国的代表团组成。作为最大的邦国，普鲁士在联邦议会享有否决权，它的影响力极大，可以终止任何对普鲁士不利的措施或宪法的修改案。权力真正集中在了金字塔尖的皇帝、宰相、内阁大臣、高级官员和军队的将领等少数人手里。名义上，皇帝或宰相（由两人的个性而定）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即皇帝和宰相都很弱时，就会导致官僚统治。军队也不是完全对议会负责的。起初，战争大臣的部分事务对帝国议会负责，但普鲁士的战争大臣在最大的普鲁士军队的事务上并不对帝国议会负责。1883年，帝国议会失去了对军队预算的控制，也就丧失了对军事事务仅有的发言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很久之后，军队在德意志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模糊，但具最终毁灭性的角色。
俾斯麦创立了这部宪法来保障他自己和普鲁士的权力，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忠于这部宪法。后来，当宪法似乎不再能满足他的需要时，他甚至想要废弃它。回过头看，德国统一背后举足轻重的俾斯麦可以说是为德国的未来留下了一份引发重重问题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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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All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此处应为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译者注
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
第二帝国经济一开始经历了一段活跃期，投机交易迅速增长，新公司和大型企业相继成立，铁路建设和其他建筑工程也呈大幅增长趋势。1871年的货币改革，再加上法国迅速赔款带来的金钱，使大量纸币进入了流通领域。1873年，所谓的创建者时期（Gründerzeit）的泡沫破裂，信用全面瘫痪，德意志陷入了经济危机。1873年以后，在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的影响下，自由派支持的早期自由贸易政策被否决，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经济大萧条使许多德意志人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外国的谷物和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对国内生产形成了威胁，工业家和地主开始支持收取进口税。1879年，政府设置了关税并提高了间接税，巩固了贸易保护主义。自由派越来越分裂。从19世纪80年代起，农业和工业利益的保守联盟逐渐发展，虽然中途也有矛盾和分歧，但直到20世纪早期，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主导力量。
1873年的经济崩溃也引发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抬头。德国有普遍仇视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诽谤东方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但由于19世纪的融合，一些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已经身居高位。银行业中有许多犹太家族，俾斯麦自己的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öder）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等也闻名全世界。大银行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幸存了下来，开启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因此，那些在经济危机中损失较大的小企业和中下层阶级就特别憎恨犹太人。另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是反犹主义者，如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冯·特赖奇克教授（Professor von Treitschke）。这给反犹主义增添了一抹学术色彩。这种观点也不是德国人才有，当时英国和法国的种族理论家也持这种观点。但这些发展为后来更为致命的政治反犹主义做了铺垫。
19世纪70年代末对自由主义的背离与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大致意思是为文化而斗争，反对迷信）的决心有关。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俾斯麦对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错误的抗争。1870年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Council）宣布，教皇永远无谬误。德意志天主教徒之间的纷争导致政府卷入了教会事务，与政治无关的因素很快使形势恶化。之前的“小德意志”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在邦联内占主导地位的是新教，1870年12月建立的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就是当时为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而成立的。对俾斯麦来说，中央党是在保护帝国的敌人。中央党对教皇的支持更让人们认为，它的忠诚基本不属于德国。另外，天主教会在波兰的活动似乎增强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使帝国东部领地的局势变得十分不稳定。俾斯麦声称，外部的敌人获得了“内部敌人”的援助，因此，他开始对天主教实施长期、广泛的打击。1871—1876年，帝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严格控制神职人员的训练、任命和教育，并禁止耶稣会的所有活动。普鲁士境内反对这些措施的牧师和主教均遭囚禁，甚至被驱逐出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天主教的打击却导致了中央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在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中央党获得的选票翻倍。除了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等少部分人外，大多数自由派都无视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由，转而支持俾斯麦的反天主教政策。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随着经济政策转向更为保守的保护主义，俾斯麦趁势与自由派决裂。此时，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俾斯麦希望与信奉天主教的领袖温特霍斯特（Windthorst）和解。1879年，文化斗争结束。这些政策除了巩固了中央党的地位，从任何角度看都乏善可陈。几十年来，中央党一直是德国政治中相对稳定的主要力量，并在战后西德创建初期，以全新的跨教派形式主导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简称基民盟）的形成。
19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1875年的哥达大会后，合并后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GSDP，简称社民党）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人数并不多，但俾斯麦还是将其视为威胁，认为社会主义是“帝国敌人”（Reichsfeinde）的一份子。1878年，德皇被两次谋杀未遂（和社民党没有任何关系），解散后重新选举的帝国议会批准通过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部法令禁止所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集会、结社、组织及各种报刊。不过，帝国议会否决了对社民党议员的禁令。这部法每三年重新通过一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重申一次，直到俾斯麦于1890年不涉政务为止。因为社民党人还可以在帝国议会拥有席位，这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导致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即社民党成了以帝国议会为中心的党派，非常重视选票和议会演讲。虽然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很温和，但理论上让人感觉相当具有革命性，因为一旦政府禁止社会主义，就很难再延续拉萨尔的传统，去争取国家的支持了。在社会主义者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时，俾斯麦却推行了相当进步的社会保险法。1881年，德皇在演讲中宣布了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1883年引入《疾病保险法》，1884年发布《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发布《老年和残障保险法》。这些措施的实行并不完全是由于俾斯麦阴险狡诈，想对民众施行小恩小惠，还因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物质上的贫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都会对此感到担忧。例如，由右翼分子、狂热的反犹主义新教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öcker）发起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以及天主教的慈善活动，都促进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因此，俾斯麦一方面镇压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像是在通过社会福利收买他们。社民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不确定该如何做出回应。一些人觉得可以接受经济的渐进改善，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整个体系需要彻底的改头换面，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后续的几年内越来越大。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与其他欧洲势力结盟，形成复杂、微妙的多重结盟体系。他的目标是在不涉及战争的前提下，确保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俾斯麦认为，潜在的敌人是法国，而他的担忧可能有些过分了。最初，俾斯麦令德国与奥地利、俄国这两个保守国家结盟，1881年签署《三皇同盟》，并于1884年续签3年，同时与英国发展友好关系。由于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欧洲东南部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并互存敌意，因此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就很难成功。他自称两国之间“公正调解人”的角色也很难维持。而国内转向保守主义，向俄国谷物征收进口税，这一举措激怒了俄国。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俾斯麦开始与奥地利建立紧密的关系，并于1879年订立了两国同盟。3年后，意大利加入，成为三国同盟。但这并没有改变意大利的利益倾向，同时，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国内经济政策也让英国变得更像个竞争对手。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由于德法之间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德国只好改善与俄国之间的关系以避免俄法结盟。1887年，俾斯麦与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Reassurance Treaty），而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三皇同盟》却没有续签。这实际上调和了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原本势不两立的矛盾。1890年新皇威廉二世在位期间，《再保险条约》没有续签。更为强硬、扩张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取代了俾斯麦杂耍般复杂的外交政策，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告终。而俾斯麦政策中的矛盾和张力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888年3月，91岁的威廉一世离开了人世。他的儿子，继任者腓特烈三世，于同年6月因喉癌去世，29岁的威廉二世继位。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面临的困难源源不断，他甚至想到了要推翻自己创立的宪法，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俾斯麦发现宪法的两个特点加速了他自己的倒台：一是宰相和皇帝的特殊关系，皇帝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二是军队的权力。年轻的新皇对社会的看法和政治的野心与垂垂老矣的俾斯麦大相径庭。比如，威廉二世决定让和俄国签署的《再保险条约》期满终止。而俾斯麦想要筹划一场反对社会主义政策收紧的宪法危机，这样他就能够引入宪法改革，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武力，威廉二世对此强烈反对。若采取武力，军队是必需的。但军队却拒绝支持俾斯麦的计划，并鼓动威廉二世将这位声名显赫的宰相撤职。1890年，75岁的俾斯麦递交了辞呈。以前，当威廉一世不听俾斯麦的意见时，他就以辞职相威胁；现在，新皇觉得这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他对俾斯麦辞职相当高兴。在一张广泛传阅、不断重印的漫画里，一位老态龙钟的领航员从德意志轮船上被扔进了海里。
俾斯麦为德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意义含糊的。一方面，他策划了德国的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个国家是一股强劲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上都有发言权。另一方面，他所创立的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充斥着政治和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俾斯麦下台后的帝国主义时代中越发明显。
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和政治
威廉时代，德国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时代，社会民主党迅速崛起，象征着社会冲突的急剧上升。议会的政治结盟相当不稳定，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个政治结构的顶端是威廉二世皇帝，但他的政治天资实在有限，同时还有无数的个人问题，周围还有几位亲信顾问对其政策施加影响。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德国主导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速了自身的衰落。不断困扰着它的社会矛盾在下一个政权——魏玛共和国时期也没有得到解决，并以新的形式在希特勒的上台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871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彻底改变了它的特征。德国人口从1871年的4100万增长到了1914年的6770万，增长了约3/4，而同一时期邻国的法国人口仅从3600万增长到4000万。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德意志帝国的城镇发展速度，年轻的流动人口离开了土地，在工业中心寻找新的机会。首都柏林这个大都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华丽浮夸的中产阶级住宅边上是虎头蛇尾的公寓区，昏暗的庭院是穷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玩耍的唯一游乐场所。虽然一些住宅工程给工人们提供了价格公道的住宿，比如西门子公司赞助的住宅工程，但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只能住上相当于贫民窟条件的房子。尽管经济的波动和频繁的危机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得以平息，德意志帝国的第二波工业化浪潮还是较为迅猛。当英国的工业产量仅仅翻倍的时候，德国的产量增加了5倍。经济重心从旧时的煤炭、钢铁和重工业转向了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等新兴产业。电力的广泛使用对这一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工业化更加冗长缓慢，许多小型家庭农场互相竞争，认为政府不应介入自由市场。相反，德意志政府的干预较多，少数大型投资银行的作用也十分重要，比如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点是财富集中，垄断利益集团的作用日益增强。卡特尔（Cartels）这个由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组成的垄断利益集团，控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继而控制产品价格，维护共同利益。卡特尔的数量增长十分迅猛，1875年才只有8个，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则增加到了大约3000个。
图23 柏林艺术家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所作的描绘工人阶级生活的漫画。配文为：“妈妈，弗里茨浑身湿透了！”“那就把他举在太阳下，他会干的！”
德国和英国在经济史上的不同与两者不同的阶级结构有关。在英国，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获益者缓慢地融合。而德国的等级差异一直较为鲜明。古老的容克地主阶级仍然通过三级表决制主导着普鲁士政治（并未考虑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影响而重划选区，容克地主主导的乡村地区由于人口稀少而在这种选举制度中受益），通过控制普鲁士政治，容克地主阶级进一步主导了帝国议会。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容克阶级虽然手握政治实权，经济地位却逐步下滑。面对越来越悬殊的差异，必须在农业贵族和不同的工业利益集团之间找到平衡点（不同的工业利益集团必然拥有不同的利益，一些人相较之下更为支持保护主义政策）。另外，新的工人阶级也迅速壮大，从乡村到城市工厂生活的改变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文化上的冲击，也使得工会和社民党迅速壮大。在1891年通过的《埃尔富特纲领》（Erfurt programme）中，社民党采取了激进的原则[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起草]，却配合了温和的计划[由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起草]。1905年起，社民党越来越官僚主义，被有关政策、目标和策略的矛盾和争斗所困扰。尽管如此，社民党还是在1912年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
社民党是否帮助工人阶级融入威廉时代的德国，并在社会和文化上让他们闯出一片天地，这在史学上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社民党建立了大量的文化、社会和体育组织，包括演唱、体操、自行车运动、郊游、国际象棋等，此外还举办针对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活动。这些活动在意义和内容上常常是既具有“中产阶级”，又具有“革命性”的特征，比如一些活动既组织欣赏古典音乐，又传播革命歌曲。但是必须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工人阶级都和社民党的理念一致。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在移居城市后，退出了中央党，加入了社民党；但另一些工人还是忠于中央党。波兰的流动工人大多支持波兰的民族组织，一些“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既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融入德意志帝国社会，他们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传统，过着充满暴力、道德混乱、小偷小摸的生活。相比英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发展得更快，但到了后期，在文化上却更为分裂和多样。威廉时代的德国社会实际上被形容为“极化”（pillarised）的社会（这是一位荷兰社会学家所用的术语），这些“极”是由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milieux）所构成的，每个环境都决定了其中的亚文化群体的政治、组织、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或无信仰）、标志人生重要阶段的仪式、业余时间及普遍观念。而德意志帝国的精英阶层却没有清晰地注意到这些细微的社会学差别，也没有仔细了解德国无产阶级不同派别的真正目标和实力，只是单纯地害怕下层革命的威胁。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发展的方向。中央党虽然保持稳定的支持率，但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得不疏远与天主教的联系。因此，中央党在威廉时代的德国政治中一直是一支重要、稳定的力量。自由派继续分裂，一边是较为右翼的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另一边是中间偏左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在自由派两大阵营内部还有分歧，不仅表现在当时的特定议题方面，还包括整体的政治倾向方面。自由派获得的支持率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基本保持不变，只有一点小波动。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保守派干脆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因此，保守派变得更为强硬、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希望能从极端主义的小党派那里将选票吸引过来。19世纪90年代，这些小党派的支持率的确不低。如此，在党派政治的背景下，联合政府很难实现，也很难保证政策的长期连贯一致。
1891—1894年卡普里维（Caprivi）当政期间，政治转向所谓的“新路线”（new course），致力于社会和谐，安抚社会主义者、少数民族、天主教、工业家等利益集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满终止，社会福利法的政策继续推进，其中包括对工作条件的规定和对童工、假日工作的限制。此外还建立了法院，负责对工业纠纷进行仲裁；提出累进所得税制。然而，这些措施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还惹怒了右翼分子。说到底，1891—1894年的一系列商业法规对一些实业家来说更为有利，由于关税的降低，他们获得了重要的市场。然而，生产粮食的地主阶级保守派却对这些法规十分不满，他们建立了农场主协会（Bund der Landwirte），成为代表农业利益的强大利益集团。卡普里维政府最终由于试图改革军队而遭到了议会的百般阻挠。1892年，遭遇了这次失败之后，卡普里维以微弱优势在解散重选后的议会中赢得多数票，并通过了一项折中议案。卡普里维最终成了一系列阴谋的受害者，当时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连皇帝都想发动一场政变。1894年，卡普里维被迫辞职。
1894—1900年的霍亨洛厄（Hohenlohe）政府代表的是工业利益，其特征是反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著名的“铁与黑麦的联姻”政策也恢复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精英达成了妥协。“精英的消极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 of elites）观念发展起来。1897年，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克尔（Miquel）用集体同盟政治（Sammlungspolitik）来指代联合不同的利益团体、最终达成共识的政治模式。在相对消极的“各方利益的团结”（solidarity of interests）中，农业和不同工业领域的精英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下层敌人和他们所察觉到的威胁。在霍亨洛厄执政时期，外交政策也开始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其中最重要的是1898年海军联盟的成立。在此之前，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于1897年被任命为海军元帅。海军联盟和1893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一样，背后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克虏伯（Krupp）、施图姆（Stumm）等工业巨头强大的财源支持。蒂尔皮茨认为，德国应当大力扩充海军。这既能够起到威慑作用，还能与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抗衡。虽然德国的殖民地并没有英国的重要，但蒂尔皮茨还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国内煽动民众支持德国海军的扩充。德国海军作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在世纪之交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之后，霍亨洛厄于1900年退休。下一任宰相比洛（Bülow）的任期为1900—1909年。为了平衡工农业利益，比洛恢复了一些商业法规，同时提高了特定的关税。1902年实施的新关税法对易北河东部的谷物生产者十分有利，因为法案实际上杜绝了从俄国进口便宜的谷物，但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利益却遭到损害。对于主要以面包为口粮的工人阶级，政府恢复了一些福利法案来安抚他们。同时，政府宣扬“社会帝国主义”，即煽动民族主义热情来支持海军，渴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在1897年经济短暂上行后，1903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尤其是在用于海军建设计划的开销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平衡各项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而保守派又抵制增税。联合政府也很难顺利运转。1907年比洛放弃了中央党的支持，草率成立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比洛阵营” （Bülow bloc），引起了保守派的警觉。但这个阵营并没有持续多久。1908年，德皇的放纵言辞导致了对外关系的紧张，酿成了所谓的“‘每日电讯报’事件”（Daily Telegraph Affair）。对此次事件，议会各党派的意见不一。比洛阵营对于财政改革的意见不合，于是阵营解散后，比洛不得不于1909年辞职。
比洛的继任者为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是个完全无法维持议会稳定的宰相。他的政府只能依赖皇帝、军队和官僚系统。海军的持续扩充引发了财政危机。社会主义党派的支持率直线上升（部分由于社会主义党派与改革派的选举协定），1912年的社民党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由于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党派拒绝与对方合作，议会接连陷入僵局，从而使军队和皇帝在决策阶段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快，我们就看到此举在外交方面导致的后果。
历史学家在如何阐释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拥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往往会颂扬德国统一，并详细叙述高阶政治的种种。近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则开始关注当时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局势。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的著作引发了争议，同时也作出了一个重要贡献。他特别强调了这一时期普鲁士的“封建—贵族—军事”控制，此时的德国处于普鲁士的主导下。韦勒着重指出，面临社会的快速改变，这些精英阶层维持权力的手段从控制和分裂反对派的简单镇压，到灌输并转向帝国主义和冒险主义。历史学家们一致认可，这一时期存在着所谓的“消极整合”，即不同精英的互相妥协和对颠覆性的共同敌人的指认（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但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功能主义的自上而下的视角，认为这种视角对下层阶级的关注不够，并且预设了下层阶级容易被镇压和洗脑。他们认为应当更严肃地来认识下层阶级，他们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恭敬，有的人叛逆，有的人会抵抗，有的人是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应当更加严谨地解释德国自由派的分裂和失败之处。此外，如前文所述，韦勒的论述角度似乎预设了精英阶层的目的是统一的，并且对自身最佳的长期利益先知先觉，甚至不考虑短期内彼此的分歧。而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他们可能从未拥有。不同的政府和联合政府之间的策略差异很大，很难说19世纪90年代米克尔的集体同盟政治理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能如一贯彻，毕竟中间经历了那么多届政权交替。很明显，史学家们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参差多样、不断变动的德意志帝国图景，其中包含广泛的元素。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从德意志帝国最终解体的方式来看，的确有一些社会政治体系的结构特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文化包含广泛多样、时常互相冲突的亚文化。其一方面是较为浮夸、乏味的“官方”文化。这种文化诞生于刚刚统一的社会，代表着要成为强国的热望。这种热望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建立民族英雄的骑士塑像、建造雄伟的大楼、布置高大结实的家具、厚重的窗帘这些象征性的表达上。这是德国文化中的多愁善感和英雄主义的融合。与之相对的，是从不同视角对现代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描写了在中产阶级生活虚浮的表面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矛盾和挣扎。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揭示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社会传统的背后充满了怎样的个人挣扎和家庭危机。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早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则描写了一个德国北部中产阶级家族几代人的衰落，刻画出了1835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和经济的复杂变化。《布登勃洛克一家》源于19世纪，其文学技巧都是当时小说中常见的，但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汉诺（Hanno），却逃避、否认现实世界，而这是20世纪小说中相当常见的描写。托马斯·曼的作品跨度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评述、反思了在德意志帝国和1918年后的德国中充满艺术的灵魂所遭受的压力。豪普特曼（Hauptmann）等艺术家揭示了人类在物质社会中悲惨的一面，即社会从“有机的”、传统的“社区”转向更为疏离、个人主义的“社会”（所谓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区别）。不光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许多社会思想家也开始探索在此期间的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改变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许多学者特别关注在现代城市中漂泊不定的生活的意义。在视觉艺术方面也有重要的发展。“分离派”（secessionist）运动反对官方艺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还发出现了新的创作方式，比如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建筑和室内设计领域也出现了更为雅致的青年艺术风格（Jugendstil），给当时主流的华丽浮夸风格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许多后来被认为是“魏玛文化”的事物，在一战前的德国，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时期的一系列变化中就已经萌发。
业余生活和大众文化也参差多样。一方面，许多中产阶级效仿贵族阶层的一些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希望加入预备军官团，甚至希望获得决斗伤疤这一阶级的象征（虽然“中产阶级的封建化”这种说法有点过了）。另一方面，青年运动则要摆脱作为古板的中产阶级所受到的束缚和压抑。漂鸟运动（Wandervögel）的成员穿上宽松、舒适的便衣，去乡村郊游、野营、唱歌，想要过上自然的生活。这些团体虽然批评权威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尤其对议会的党派政治不屑一顾）及现行的教育体制，但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反物质主义、反犹主义倾向，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中等同于疯狂的挣钱机器。总体上，漂鸟运动是中产阶级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工人阶级和社民党的青年文化相冲突。
19世纪中期，人们崇尚实证主义，普遍对科学原理抱有信心，相信社会进步的必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打上了19世纪社会和社会进程历史理论的烙印。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成了新思想的特征。尼采著作的影响深远持久，含义丰富，直接影响了韦伯等学者，也遭到了纳粹主义“理论家”的彻底曲解。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剧复兴了中世纪的题材（如《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探索了19世纪社会最深刻的矛盾，时至今日，这些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歌剧仍旧余音绕梁。在纳粹德国时期，瓦格纳对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关心自然被利用并重新解释，以适应纳粹德国的新形势。一种新的文化悲观情绪，以及对非理性的、受压抑的潜意识的关注，在世纪之交开始在社会思想中弥漫。当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研究性格理论和精神分析技巧，并对20世纪欧美人的生活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压抑、神经症、弗洛伊德式口误、俄狄浦斯情结等逐渐成为日常用语。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齐美尔（Simmel）、滕尼斯（Tönnies）、特勒尔奇（Troeltsch）等学者创立了一系列概念和理论，以解释当时社会中发生的巨变。马克斯·韦伯百科全书式的精彩著作将西方与其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对比，探索、解释了西方历史独特的动态特点。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韦伯试图在科学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论之间架起桥梁，他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推论，同时也留有人为意义和机动的空间。他的社会学理论比起马克思意义含糊的作品更为现代，而后者并没有解决历史规律和人类行为之间的矛盾。为了囊括并解释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仔细研究德国社会的变化发展，韦伯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和政治概念及分析比较的详细方法。尽管后来遭到了一些批评，但其学问之广博、含义之丰富，却是从未被超越的。
外交政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关于威廉时代的德国，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威廉时代德国的鼎盛时期发生的，而德国也因此解体。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用臭名昭著的“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的主要责任。后来的几十年内，学者们广泛研究了战前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希望找出战争的源头。1928年，埃卡德·克尔（Eckart Kehr）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即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国内政治优先”（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20世纪60年代，这个观点被重新拾起，先是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在其所著的一本有争议的书中重提了德国的战争罪。后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福尔克尔·贝格哈恩（Volker Berghahn）等学者又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德意志帝国的国内政治重新进行了梳理。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应该会同意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的结论，即一个因素是不足以解释战争爆发的，应当同时考虑长期和短期因素，并囊括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文化取向和成见，再加上国际环境、盟友的变动以及大国之间外交利益的冲突，才算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角度。
在考虑总体环境的时候，有几点十分重要。首先，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当时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德国应当成为欧洲中部的主导力量，也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德国应当以成为世界强国为目标。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后一种观点。这种帝国主义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经济上，作为快速增长的工业国家，德国需要为工业产品找寻更多的市场和更便宜的原料来源地来与英国竞争。文化上，正如韦伯在1895年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德意志文化必须由世界舞台上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来保护。尤其是与海军建设计划联系起来之后，帝国主义更是成为德意志文化理所当然的选择。
其次，必须注意到大国之间的结盟。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德国和奥地利于1879年签署协议，意大利于1882年加入）。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三国协约》发展得更慢些。1891—1894年，法国和俄罗斯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国与法国协商解决了埃及、摩洛哥和远东地区的争议，再加上1904—1905年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的实力明显衰落；1904年，英国开始加入同盟（1904年与法国签约，1907年与俄国签约）。这些联盟并没有固定下来，各国在特定事务上也倾向于争取自身的利益。例如，1908—1909年，俄罗斯并没有获得英法的支持，共同反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ogovina）的一些地区。但英法俄三国联盟让德国有种“被包围的恐惧”。德意志人担心被敌人的力量包围，因此对德国来说，与奥地利的特殊关系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联盟的发展和第三个要点即军备竞赛紧密相关。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战争即将来临的感觉，所有欧洲国家都陷入军备竞赛当中，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准备。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海军扩充。俄罗斯也在忙着修铁路，加快运输部队的速度，同时生产武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这不仅加剧了战争必然爆发的恐慌，更促进了对战争何时爆发的战略思考，尤其是在德国。1912年12月8日召开的一次非正式的战争会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出席）。德意志皇帝声称，战争的爆发“越快越好”，毛奇将军也支持这一观点，而蒂尔皮茨认为德国海军至少需要18个月才能准备完毕。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态度十分温和，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来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但鉴于帝国议会陷入了僵局，他的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泛德意志联盟和德国工业家中央联盟（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等团体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宰相的温和态度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再加上英国和俄国即将签订海军协议，德国宰相的和平观点逐渐失去了底气。最后，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得不对欧洲东南部采取新的策略。这是他自身的弱势和德国政治体系的瘫痪所造成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究竟是如何爆发的。许多危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几乎所有欧洲大国最终选择支持法国；六年后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和奥地利又被孤立。但问题最严重的却是巴尔干地区，这一地区地处欧洲的西南部，民族主义泛滥。当时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都与巴尔干地区有利益关联，俄罗斯和奥地利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中操纵着各种民族主义运动，而德意志则在经济上渗透巴尔干地区，投资银行业和铁路建设。早前，土耳其和奥地利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的问题上起过争端。1912—1913年，巴尔干地区爆发了两次战争，局势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也使得大英帝国将政策中心从殖民地转向了欧洲。
最终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1914年的一次事件，这次事件本可以随着几次抗议消退，它和随后引发的战争规模完全不相称。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弗朗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因公去往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首都萨拉热窝的路上，被一个年轻的波斯尼亚人刺杀。这次刺杀背后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奥地利当时正计划吞并塞尔维亚，或让其成为从属奥地利的卫星国。因此，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就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反对派进行了合作。为此，奥地利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该如何应对这次刺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治谋杀十分常见，也不一定会引发战争。奥地利请教了德意志，德皇给了奥地利人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支持奥地利的行动。由于德皇的承诺，奥地利便以此次事件为由，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提出了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的要求。结果，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7月31日，俄罗斯调集了军队。这被视作是武力威胁，使奥地利不得不做出回应。而后，德国开始实施所谓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在与俄国开战前，必须先打败法国；而为了挫败法国，德国军队必须从比利时入侵法国。然而，比利时的中立是由英国保障的。英国也花了些时间思考局势。但到8月4日的时候，已经确定要开战了。因此，在刺杀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周后，欧洲各国开战。虽然他们一直在等待这场战争，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皇和他的军事顾问所采取的政策才决定开战。
然而，他们所参加的战争，却不是他们期望的样子。一开始，很多人欢天喜地，许多奔赴前线的德国人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热忱中，甚至有很多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投票时支持战争，只有少数帝国议会成员反对给战争拨款提案投票。德皇宣布国内内战结束，“国内和平”（Burgfrieden）开始。德意志精英有意识地将战争视作“前进的逃避”，“对和平时期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一种方法。德国战士唱着爱国歌曲迈入战场，怀着一种甜蜜的错觉，以为能马上打赢敌人，回家过圣诞。
19世纪的战争通常很短暂，往往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伤亡较少，早早结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不是典型的19世纪的战争。它冗长拖沓，让人筋疲力尽。士兵们被泥土溅污，被炮弹震得肝胆俱裂，躲在战壕里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前线却仍旧没有什么进展。人员伤亡很多，但却对战局没有多大影响。就像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一样，虽然人员伤亡惨重，却还是形成了僵局。德国经济无法维持长时间的战事。眼看着士兵的粮食供应中断，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国内的士气越来越低。1915年起，时不时有饥荒发生；1917年4月起，大罢工也时常发生（1917年在俄罗斯成功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1917年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1916年战争遭遇了一些挫败，议会对海军和潜艇战都争议不断，蒂尔皮茨被迫辞职。1917年4月，德国潜艇攻击民船后，美国加入了战争。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鲁登道夫·兴登堡（Ludendorff Hindenburg）领导的军事独裁政府（虽然在仓促的换届中还保留了两名文职大臣）。德国大众对战争感到越来越疲乏，帝国议会中也渐渐提出了支持和平的联合政府（预示着后来的魏玛联合政府），但一些德国人仍然怀着兼并主义的想法。1917年夏，右翼的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成立，它支持军队的领导。这个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中一名成员是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后来是德国工人党（DAP）的领导。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Nazi, NSDAP）的前身。民族主义者希望将对战争的批评转化为反犹主义情绪，他们声称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犹太人还没从中挣够钱。（后来，他们又认为军队在国外是无法被战胜的，而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背后捅了一刀”，从内部瓦解了德国。）尽管在1917末至1918年初，战争有可能和平结束，但德国最高统帅和兼并主义者还是选择实行权欲熏心的计划，认为若要解决国内问题、镇压社会主义，就要对外征战。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是刚完成革命的俄国被迫签署的，它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兼并主义者的信心。然而，到1918年夏，即使是最有偏见的德国将领也必须承认，战争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