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德国建立了议会共和制。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定了宪法，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的名字由此而来。共和国拥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先进的福利体制，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然而，它是在战败后的废墟和接近内战的背景下诞生的。严酷的和约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都阻碍了共和国的发展，使它不断地遭到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因为大多数德国人都反对民主政体。共和国在创立14年后，走到了尽头。按照宪法章程上台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政权之一。魏玛民主政权这一灾难性的结局让共和国的整个历程都不可避免地蒙上了阴影：从长远的视角看，不管对德国历史进行怎样的解读，都只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寻找导致希特勒掌权的起因。有些学者提出，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另一些学者则认为，1932—1933年最后几个月的一些个人错误和决定，或是1929年以后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才是问题的重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个人的影响是主要因素，而另一些则重点研究在共和国气数将尽时，政治人物的决策过程受到了怎样的限制，以及一些结构性的限制因素。纳粹政权带来的后果如此可怕，而到底谁应该为希特勒的上台负责，史学家们还在继续热烈地讨论。
共和国初期的几年冲突不断，局势十分不稳定，但在1924—1928年形成了明显的稳定期。不过，1929—1933年的孱弱却不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带来的意外影响，而是深深植根于早前的发展趋势、弱点和压力。但这并不一定预先决定了共和国末期事件发展的确切轨迹，也无法保证最终结果就是希特勒上台。没有一个因素能够单独解释纳粹主义的兴起。比如希特勒的演讲才能，据说蛊惑了没有政治倾向的德意志人民，但光拿这个来解释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就太有误导性了。魏玛共和国的兴衰史是极其复杂的，多重因素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发展才形成了最终的结果。这种复杂虽然使事情变得更难理解，但亦是好事。比如经常有人会问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再次发生，答案一定是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些多重因素和特定的历史情景很难再以同样的方式结合。不过，在战后的德国，极端右翼或激进主义运动兴起，而这些运动兴起的背景多种多样，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1918年夏，就算是最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德国输了一战。原本希望通过帝国主义的对外征战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打算失败了。战败后的德国面临诸多困境，引发战争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继续恶化。战争期间，原本正在进行的资本集中加快了速度，大型卡特尔控制了产品价格和销售市场，挤出了小企业和小商贩。于是，下层和中产阶级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而大资本家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同时，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壮大。为了避免罢工，也为了避免生产中断影响战时经济动员，工业家和政府对工会作出了很多让步。他们改善了工作环境，并承认工会是劳工的合法代表。一些人加入了政治活动，由于战争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以前不工作的女人和青年人也加入了劳工队伍。心理上，由于经历了战争，人们的视野和视角都发生了改变。不管是因为炮弹休克症还是丧失了方向感，经历了战争的人都很难重新进入并适应日常生活。还有的人由于养老金和津贴，越来越依赖政府，对政府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国内动乱越来越频繁，国内改革势在必行。这不光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暗示着德国必须进行改革，才可能协商出较为温和的和平条约；同时也由于自下而上的压力，军队也不想对“可耻的和平”负责。9月底，军队领导将权力移交给了政府，这对政府来说十分适时，因为军队将背负战败的谴责。10月的改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议会党派也在一直或多或少地推动改革的发起。1918年10月，巴登的亲王马克斯（Prince Max von Baden）当选为首相，宪法改革正式开始。这期间改革了公投，废除了普鲁士的三级表决制，让内阁对议会负责，军队不再受王权的控制，而是由平民政府来掌控。如此政体实际上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威廉二世对此持默许的态度，但他拒绝让位给他的儿子，而如果他退位，帝位可能作为政府机构被保留下来。这些改革本是为了回到集权政府所做的暂时变动，但后来却有了更为激进的发展。
10月底，海军司令官下令对英国发动最后一次，也是自杀性的进攻，希望借此挽回德国的荣誉。10月28日，威廉港海军舰队接令出击。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海军战士决定，既然已经战败，比起德国的荣誉，他们更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于是水兵发起了叛乱。11月3日，基尔的示威游行引发了范围更广的叛乱。11月的头几天，从德国北部到巴伐利亚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的社会主义政府，革命动荡席卷了德国全境，士兵、水兵、工人“议会”纷纷建立，地方政府被取代。柏林成了动乱的中心，商店店主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一起探讨是否应当发起武装起义，而社民党中的温和派却对这项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到11月9日，人们普遍认为皇帝必须退位。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早已逃出柏林的威廉二世离开德国，逃到了荷兰。
政府在战败的压力下倒台了，革命烽烟四起。由于这个工业国家中还有大量由工会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是1917年在相对落后的沙俄获得成功的，而德国在1918—1919年的革命，却是在既无法满足左翼分子，也无法取悦右翼分子，同时还遗留了许多对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不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并是一系列的弄虚作假和妥协让步。这些让步在11月9日之后的几天里签订的一些协议中就有所体现。虽然这些让步在短期内可以稳定局势，但它们更倾向于掩盖矛盾，而非解决分歧，这些矛盾与分歧长期下去必然会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再者，所谓的1918年革命其实只是政治和宪法革命，它将德国从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但关键的是，它并没有引发德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任何变化，也没有对主要的精英阶层进行改革。军队、官僚系统、司法系统，以及教育和宗教系统，在革命过后仍然保留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并运用这些地位和影响力从言辞和行动上与新成立的共和国作对。
11月9日，巴登亲王马克斯将权力转交给了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继任了“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位置。考虑到柏林到处都是革命的喧闹，以及会发生更激进行动的流言，艾伯特同党派的谢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共和国的具体形式还没确定，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任务：安置复员士兵，签署休战协议，平息遍布全境的动乱和起义，重建德国经济，保证粮食供应，并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下为共和国创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宪法。这些任务都不简单，历史学家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些对德国未来有影响力的人在当时决策中的失误。
很快，两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签署了。在《艾伯特—格勒纳协定》中，格勒纳将军许诺，如果艾伯特要走温和路线，并镇压更为激进的议会运动，他就会提供军队的支持，他吹嘘要用军队力量来防止德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渐渐地，艾伯特变得越来越依赖军队，他用武力镇压动乱，而不再探索社会动乱的原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第二个是所谓的《施廷内斯—莱吉恩协议》（Stinnes-Legien Agreement），由工会领袖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以及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签订。这份协议巩固了工会的地位，引入了8小时工作制，雇主们也同意不再支持“黄色工会”（即企业操纵的工会，是雇主的走狗）。最初的政府自身就是妥协的产物，11月10日设立“人民代表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由3名社民党人和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虽然这个委员会后来得到了柏林议会的承认，但在12月召开的全德国议员代表大会上，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却发生了分歧。500名代表中，大多数支持社民党，支持艾伯特的计划，即进行国会议会选举，并在国会议会上起草共和国的新宪法；少数人则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批评艾伯特的政府是“用拖延来治理国家的政府”，因为艾伯特政府拒绝在改变宪法之前进行任何社会经济改革或军队改革。艾伯特反驳，认为“将破产国有化”毫无必要，而如果要有秩序地让士兵复员和重建国家，就必须和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两个理由在当时和后来都遭到了质疑。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最终和社民党彻底决裂，内阁只剩下社民党人了。1918年12月底，同样和社民党存在诸多分歧的左翼的“斯巴达克”（Spartacist）同盟建立了新的德国共产主义党派，即德国共产党（KPD）。
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平息任何动乱。1919年1月，军队和自由团（即由工业家赞助、军队组织建立的志愿兵团）镇压了柏林的新动乱。在混乱之中，激进派领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遇刺身亡。本来就对社民党不满的左翼分子随即升起了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也持续存在，直到魏玛共和国垮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将所有的社民党视作比纳粹还要邪恶的存在。1919年前半年，不管在德国的哪个地方，社民党们都像是在依赖旧秩序的力量来镇压对新秩序有利的行动。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巴伐利亚发动了第二次革命，并于1919年4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5月，这次革命遭到了自由团的残酷镇压，上千人死亡。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随处可见，复员后的士兵由于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想在准军事组织中延续战壕中的战友情，同时，右翼和左翼分子都想对德国迷茫的政治前途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其他人在静静观察，但却越来越迷惑，只希望局势能稳定下来。同时，新宪法的创立正在筹备之中。柏林的斯巴达克动乱使稳定局势变得刻不容缓，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选举中，社民党只赢得了38%的选票，因此必须成立联合政府。2月6日，国会议会在魏玛召开。2月11日，艾伯特当选总统。2月13日，当选总理的谢德曼组阁，组成的“魏玛联盟”党派包括社民党、德国中央党，以及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DDP）。
魏玛宪法于1919年8月11日生效，是一部相当进步的宪法。宪法规定，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7年。作为某种程度上的“替身皇帝”（Ersatzkaiser），总统拥有多项权力，其中包括自由任免总理、解散议会并重新选举、举行全民公投等。而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一项是《宪法》第48条：非常时期总统有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其他条款包括：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1]；所有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均有投票权，这对成年女性来说是第一次；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各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权，国家权力仍然相对分散。
图24 1919年3月的柏林路障。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图25 威登菲尔斯自由团（The Free Corps Werdenfels）在慕尼黑镇压革命起义。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地图6.1 1919年《凡尔赛条约》确定的领土
1919年初夏，严苛的《凡尔赛条约》签署。谢德曼辞职，鲍尔（Bauer）继任，并于6月28日派代表团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损失了一大片土地：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西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波森归还给新成立的波兰，而但泽将成为国际联盟管辖的自由市，“波兰走廊”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国土分割开来。条约剥夺了德国的所有殖民地，并禁止德意志和奥地利以任何形式结盟。条约还将德国军队限制在10万人以下，莱茵河左岸也由协约国军事占领一段时间后再撤出。“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罪责。1921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宣布了德国的战争赔款数额，它和《凡尔赛条约》的其他条款一样，激起了无数人的愤慨。
毫无疑问，这些和平条款十分严苛。读者也将看到，这和二战后的条款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但更糟糕的是，《凡尔赛条约》的批评者却将事实夸大，并对此大做文章。早在1918年8月就有“在背后捅了一刀”这种错误观念，而现在更多的人相信，是国内的敌人（比如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从内部背叛了不可战胜的军队。1919年秋，这种错误观念渐渐发展成为对共和国的反对，并在许多反对派的圈子里盛行。1919—1923年，反对派对共和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右派发动了几次政变，左派也不断地罢工和发动革命运动，同时国内的经济问题也不断涌现。极端保守的法官宽大判决了右翼极端分子，而左翼分子却遭到了严重的刑罚，甚至对他们毫无必要地使用了死刑。1920年3月，卡普（Kapp）和吕特维兹（Lüttwitz）组织自由团向柏林进军，因为冯·塞克特将军（General von Seeckt）拒绝与自由团士兵对战，艾伯特政府逃往斯图加特。不过，此时一场大罢工就足以让卡普政变失败。巴伐利亚发生了规模更小的右派政变，卡尔（Kahr）领导的右翼政府掌权。1921年和1923年，社会主义者分别在萨克森发起了两场叛乱，但均未成功。1919至1920年，罢工不断发生，尤其是在鲁尔区。当时许多要求煤矿“工业化”的呼声并不是连贯一致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大多只是出于短期的经济考虑，希望借此改善工作条件并提高工资。虽然共产党和独立社民党并没有参与抗议，但他们却想控制这些抗议活动，不过，由于他们误判了草根工人的意图，所以基本上失败了。更重要的是，社民党严重判断失误，他们担心这对于新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因此过度反应，却不去理会危机的真正原因，反倒试图用武力来镇压这些表面征兆。在卡普政变中，常规军队不愿和叛乱的自由团对战，但却非常乐意在鲁尔和莱茵地区的动乱中与自由团合作对抗“红色军队”。在冯·塞克特将军的领导下，军队成功地维护了共和国前普鲁士的“国中之国”的传统。他声称如果支持共和国，就是“有政治倾向”。这种“无政治倾向”的态度，却对那些试图暗中破坏共和国的政治行动敞开了大门。同时，左翼党派内部的分歧仍在继续。1922年，随着独立社民党的解体，党派开始重新组合，社民党吸收了独立社民党的领袖和一些成员，大多数草根党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在战前时期就有理论基础上的不同，两党之间的鸿沟由于政策的不同，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刺身亡，变得更加无法弥合。
图26 卡普政变。1920年3月，士兵进军柏林。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20年6月的帝国议会选举后，魏玛联盟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选民倾向于选择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党派。（德国共产党在1919年没有参选。）赔款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让国内政治越来越复杂。当高额赔偿金公布时，德国人万分惊愕，不知道疲软的德国经济将如何还款。德国的经济问题，部分是由于战时不是提高税收，而是通过贷款和债券来筹措资金，而通货膨胀早在赔款问题出现前就有了苗头。1921—1922年维尔特政府的所谓“履行战败义务政策”（policy of fulfillment）严重加剧了通货膨胀，不同领域的人士批评此政策，认为这是对战胜国的投降。但该政策的最终表现是德国无法偿还战争赔款。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德国的货币问题是以赔款偿还困难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同时，庞加莱（Poincaré）领导的法国采取的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希望控制莱茵河左岸地区。危机在库诺（Cuno）执政期间的1922年11月至1923年8月达到了顶峰（由于右翼的德国人民党加入执政党，社民党拒绝参与）。法国以德国木材和煤的输送量下降为借口，“监管”鲁尔地区的生产，其“防御性的”军队（包括比利时军队）于1923年1月进入鲁尔区，截至夏季时达到了10万人，相当于德国最多能拥有的士兵数量。德国的官方政策是消极抵抗，拒绝与法国合作并停止经济生产，这种做法对德国经济的伤害显然大于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对德国来说，唯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印钞，这让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完全无法控制。到1923年8月，钞票上的数字呈千倍的增长，付款都要用马车来运送，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那些领取固定工资的人（比如养老金），以及许多自由职业者和中低阶层，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或破产的境况中，一些大工业家还能够盈利。从整体上来说，人们普遍对共和国失去了信心，他们生活在恐惧和惊惶之中，罢工和动乱四起。1923年这场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二战后的西德。
1923年8月至11月，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政府最终控制住了局面。政府实施了货币改革，发行地产抵押马克，终止了鲁尔区的消极抵抗。严峻的经济危机暂时得到缓解，政府开始重新考虑赔款问题。左翼分子（主要是受到鼓舞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在萨克森地区、图林根和汉堡发动政变，但遭到了坚决的镇压。同时，在右派的避风港巴伐利亚，一群民族主义者构想了一系列的复杂计划，这群人中也有军官，还有阿道夫·希特勒，即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称纳粹党）的领袖。纳粹党是当时较小的民族主义（völkisch）党派中的一个。受1922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影响，这些民族主义者计划“向柏林进军”。1923年11月8日和9日，在起义的最后时刻，希特勒失去了他在巴伐利亚统治集团中最强大的伙伴的支持，并发现纳粹政变遭到了孤立，能够被政府轻易地镇压。当他们行军路过慕尼黑统帅堂的大门时，遭到了枪击，几名支持者当场毙命。当时许多左翼分子遭到了严厉的刑罚，但希特勒却只被判了5年监禁，审判时还获得了对他有利的全国媒体报道。实际上，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只待了几个月，拘留期间生活舒适，释放时还赶上了1924年的圣诞节。希特勒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思考了他的长期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技巧，同时开始撰写《我的奋斗》（Mein Kampf）。纳粹党的前身是德莱克斯勒领导的德国工人党（DAP），后由希特勒接任。希特勒在监禁期间，放任纳粹党的解体，以便在他重获自由时采取专制领导。他宣布从1925年起实施政变，纳粹党要合法争取议席，但其最终目的是反议会的。没有人预料到，这位在艺术道路上失败了的奥地利下士竟能够执掌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在1923的危机过后，魏玛共和国进入了表面稳定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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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即以每一参选党派所得选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比来分配议席。——译者注
表面稳定时期
1924年，魏玛共和国早前的危机似乎已经结束了，许多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1923年11月，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当选外交大臣，直到1929年去世。对于施特雷泽曼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是右翼人民党的一员，后来成为理性共和党成员（Vernunftrepublikaner），他支持共和国是由于现实原因，而非出于原则。史学家对他的外交政策也褒贬不一，但总体来说，施特雷泽曼在任期间，德国与西方邻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在东部边界上，施特雷泽曼采取了开放的态度。1925年《洛迦诺条约》（Locarno Treaty）签署，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保证，不会用武力侵略彼此的国土。德国还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协约，但这些协约并无担保。在国际关系中，德国重新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于1926年9月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施特雷泽曼希望《洛迦诺条约》能够缓和国内对自己政策的批评，并有助于东部政策的推行。1926年4月，《柏林条约》使德国和俄国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同样的内容早在1922年签署的《拉帕洛条约》（Rapallo Treaty）中就已出现 [当时的外交大臣是拉特瑙（Rathenau）]。《拉帕洛条约》有助于改善德国和俄国的邦交正常化（与德国一些修正主义者的预期相反，签订这个条约并不是为了分裂波兰、恢复1914年的东部边疆）。1926年签署的《柏林条约》规定，若俄国向第三国开战，德国保证中立。这就意味着，如果俄国和波兰开战，法国就无法穿过德国的领土去支援波兰。
波兰因此相对处于弱势。关于赔款问题，1924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试图将德国的利益与美国的经济扩张相结合。同意德国每年还款一次，每次的还款数额比之前的赔偿协议减少；设立最初的复苏阶段，德国只要还1/5，剩下的4/5由国际贷款偿还，作为“启动”资金来帮助德国。德国从1928年或1929年开始每年偿还“正常”的赔偿金。1925年7月，法国军队开始退出鲁尔区，莱茵兰的第一片区域清空了。1927年1月，监督德国裁军的盟军也撤退了。法国和德国之间达成了经济和解，德国外交大臣在美国和法国间斡旋，于1928年8月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随着正常赔款的日期渐近，对赔款和莱茵兰驻军完全撤出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1929年8月，为应对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对呼声，开始实施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设定了新的赔款数额，每年的平均数额比道威斯计划还要低；协约国取消对德国的管制，1930年6月莱茵兰也将清空所有的军事占领，这比德国人从《凡尔赛条约》中预期的要早5年。在施特雷泽曼任职期间，德国外交似乎获得了许多进展：鲁尔区的外国军队撤出；莱茵兰军事管制取消；德国与邻国邦交正常化；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更容易达成的赔款计划；甚至以和平手段追求修正主义的目的，进而为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余地。
在文化领域，魏玛时期见证了德国在知识上的蓬勃发展以及艺术上的创造。“魏玛文化”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所在的时空。在自然科学领域，心理学、心理分析及社会学理论学者讨论、提出了新的思想。在建筑领域，沃尔特·格罗佩斯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院，创造出兼具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建筑、室内设计和家具风格，流行了大半个世纪。在音乐领域，勋伯格（Schönberg）的创新作品世界闻名，同时，美国的“颓废”爵士乐也在一些圈子中流行，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在散文与诗歌创作领域，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Mann）、埃利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ke)、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ge)等人的作品被列入经典。戏剧方面，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杰作频出，尤其是当他与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进行合作时。现代艺术领域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其中的流派有“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桥社”（Die Brücke）、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和未来主义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利用不同的方式和媒介，分析、揭露、评论自己所处的社会，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对魏玛柏林晚期暴力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到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克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等人的作品对魏玛社会的夸张描述，或是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海报和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关于柏林底层社会的漫画。20世纪20年代还是大众文化扩张和商业化的时代，电影院开了一家又一家，在1929年有声放映机出现之前，一直放映无声电影。收音机也逐渐普及。直到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将收音机用作政治用途，为后来的纳粹对媒体的利用打下了基础。对纳粹来说，媒体是政治宣传的手段。尽管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趣味高雅”（high-brow）的文化在政治上明显左倾，但更为大众化的文化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一些没有《西线无战事》那样有名的战争片，对这种大众文化最恰当的称呼可能是德语的Kitsch（庸俗的艺术品）。有人认为魏玛时期的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是堕落的，道德观似乎变得宽松了。女人们的新发型短短的，带着男孩子气；人们抽烟，还开始使用避孕药物和用具。保守派，尤其是新教组织，带着敌意激烈地批评这种现象。也有天主教教区对此感到不满。左派则无情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魏玛文化”中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在理论上有益于共和国的存续。左派抨击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不公，右派则不满现代大众民主所带来的堕落和社会道德的下滑。托马斯·曼是个孤独的例外，但也很晚才表示放弃自己在1918年的“无政治倾向”的保守主义，转而支持共和国。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魏玛时期的德意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就斐然，但对魏玛文化的影响却众说纷纭，政治上的意义也十分含糊。
图27 在巴伐利亚的巴特·特尔茨（Bad Tölz）举行的一场农民婚礼。这些农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后来所称的“魏玛文化”相去甚远。出处：Deutschland Bild-Heft Nr. 117: ‘Bad Tölz und das Land im Isar-Winkel’（Berlin-Tempelhof: Universum- Verlagsanstalt, c. 1933）。
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达成的妥协也是模糊的，这最后也成了致命的。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早期于1918年11月所达成的社会妥协，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革命年代，雇主对工会代表作出了妥协。双方在工资、工作条件、8小时工作制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工会和雇主以“中央工作组”[1]的集团主义形式进行合作，必要的时候政府作为仲裁人介入。1920年颁布的《企业代表会法》（Works Council Act）为德国后来的共同决定[2]传统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讨论经济民主。在1924年后的稳定期，社会政策有所扩张，其中包括社会住房建设和1927年《失业保险法》的颁布。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完全是工业关系和社会政策的进步。1923年，危机发生后，雇主开始背弃一些协议，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中央工作组”解体，德国主要的贸易工会即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ADGB）的官员于1924年1月辞职。1923年起，工会开始流失成员和资金，渐渐失去权力和人们的信任。弱小的工会对威胁十分警觉，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总是依赖政府的介入以胁迫雇主。不过，雇主也同样警觉，他们从1923年起猛烈抨击维持妥协政策的魏玛体制，这最后成了共和国垮台的重要因素。从1928年鲁尔钢铁罢工事件可以看出，工业家越来越想要摆脱福利国家的介入。另外，即使在共和国的这些“好年份”（good years）中，德国经济也极大地依赖美国的短期贷款和投资，如果美国发生经济衰退，那么德国经济也会跟着衰退。
尽管魏玛共和国从1924年起明显地进入了稳定期，许多人还是没有真正认可新的政治体制。艾伯特于1925年突然离世，年老的民族主义军事英雄—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新任总统。这表明了国内对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广泛呼声。从1925—1926年起，兴登堡和1926年起实际领导军队的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一起积极想出了许多计划，希望政府朝右翼的专制政体发展，摆脱议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另外，政党政府的形式遇到了愈来愈多的阻碍。比例代表制以及众多小党派的存在意味着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相反，主要党派的激进观点互相碰撞，极难形成能够顺利运作的联合政府。德国中央党、自由派的人民党和保守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虽然在国内政策上能够达成一致，但却无法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同样，虽然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人民党（不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在外交政策上达成一致，却无法在国内事务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唯一的选项就只剩下建立少数派内阁，如果无法获得左派或右派的支持，政府就只能忍着了。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更替很快，总统频繁介入，政党政治和议会政府也失去了原本就没多少的支持和信任。
很难说，如果舆论环境更好一些，魏玛共和国是不是能坚持得更久，毕竟初始阶段的窘境、早期继承的烂摊子和自身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已经让政府疲于应对。实际上，从1929年起，魏玛民主制就开始遭受各方的猛烈抨击，就算坚持下来，也已千疮百孔。而1930年过后，问题就成了民主制会以什么形式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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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又译：中央劳动共同体，即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ZAG。——译者注
[2]即由雇员选举董事会的一半代表。——译者注
魏玛民主的垮台
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前，就已经有计划要逐步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但魏玛民主垮台的方式却受到了由世界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德意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社民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胜出，紧接着社民党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建立了“联合政府”。尽管社民党内部一开始在战列舰的拨款以及杨格计划的实施问题上有分歧，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但华尔街股灾的后果却特别严重，因为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外国的短期贷款，现在这些贷款却被迅速撤走。失业人口急剧上升，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万，最后在1933年初超过了600万，占总劳动人口的1/3。由于官方数据会低估实际情况，再加上很多是临时工作，因此大约半数的德国家庭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更多的人因害怕金融灾难的发生而几乎要崩溃。这些情况产生了许多后果。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后者已经不能支撑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规定的失业保险自然就无法发放。米勒政府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并最终倒台。人们也未能在其他备选计划上达成一致，工会、雇员和不同党派人士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方固执的程度也不一样。1930年3月，政府放弃寻求议会的党派政治支持，转而成立了第一届总统内阁，民主成了无关痛痒的因素。
1930年的布吕宁（Brüning）内阁早在1929年就有组阁的打算，作为将权力从议会转移至旧的精英阶层（包括军队、官僚和经济精英）的策略，政体为总统制的集权主义。1930年后，《宪法》第48条时常用于颁布紧急法令，议会开会和立法逐渐减少。布吕宁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还想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德国的财政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布吕宁希望对赔款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虽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受苦，但他最终做到了。胡佛发表了《延债宣言》（Moratorium），赔偿支付于1932年结束。但同时，国内脆弱的政治环境还在经受一些重大的变动。1930—1933年，有两个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玛民主：一是旧精英集团对议会政府的抨击，其早在经济危机前就存在；二是危机时期的新大众运动，大批民众被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吸引，这位领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释放后，于1925年重建了纳粹党。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纳粹党从早期的巴伐利亚，扩展到了德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许多社会群体的支持。纳粹党主要由下层中产阶级、新教徒、农村和小镇选民组成，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德国北部和东部。它还吸引了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以及不那么组织有序的工人阶级，后者的人数更少一点。虽然工人阶级中的纳粹分子只占了一小部分，但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数大，其中的纳粹分子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得到了12个议会议席。1929年，纳粹党与当时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贝格（Hugenberg）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合作，发起了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纳粹党得到了巨大的免费宣传，与右派中手握权势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合作也使他们面上增光。由此，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帝国议会中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大党，拥有107个议席。随着小资产阶级（bourgeois middle）政党的倒台，极端党派的选票增加，德国共产党的议席增加至77个，社民党无法取得议会大多数的席位，也无法成立任何联合政府。社民党担心，若再进行选举，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于是它选择“忍受”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虽然在1930年以前，来自工业界的资金对纳粹党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之后也并不重要，但工业家们开始意识到纳粹党对破坏议会制的重要性，并在1932—1933年对兴登堡施加影响，说服他利用希特勒达成这一目标。
德国在1932—1933年的政治史充斥着阴谋和误算。布吕宁内阁倒台，部分是由于兴登堡重新当选为总统，这对他来说是个侮辱，而他对此处理不当（兴登堡当选于两次国会选举后，在第二次选举中，希特勒获得了1/3的选票）。在持续了大半年的阴谋诡计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施莱歇将军，他的计谋导致了布吕宁政府的崩溃，帕彭接任总理。在短暂的执政时期内，帕彭取消了布吕宁政府对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还以街头暴力为借口，认为普鲁士的邦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于是罢免了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以专制手段控制了普鲁士。在1932年7月举行的大选后，纳粹党获得了令人震惊的230个席位，加上德国共产党的89个席位，意味着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议会大多数，帕彭被迫辞职。施莱歇还拉拢纳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最终他的意图却失败了。1932年8月，兴登堡不情愿地提出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拒绝了，这在纳粹党内招致了许多批评，纳粹党人担心希特勒拒绝了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好机会。9月，帕彭政府以512∶4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信任动议。所有党派，右翼、工业和农业精英、军队高层，甚至是兴登堡总统，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废除议会政府，重新让旧的精英阶层掌权，并修改宪法，使议会选举不再是必要的程序。这时的德国失业率上升，街头暴力频增，议会中互相对抗的左派和右派冲突不断，议会完全陷入了僵局，议会权力因此大大削弱。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分歧严重，无法合作对抗纳粹主义，1932年秋的德国，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奇怪的是，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纳粹党的支持率第一次开始走下坡路，然而魏玛共和国却走向灭亡。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的选票少了200万，议会席位也随之减少到了196个。虽然它仍然是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是它一定要领导政府的理由，正如当年的社民党。
图28 1932年，一张宣传兴登堡大选的海报。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很快，施莱歇于1932年12月接任总理，并担任此职位直至1933年1月。施莱歇试图拉拢工会，以及以格里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为代表的纳粹党左翼。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工业家和农业从业者的恐慌，因为施莱歇为此可能实施创造就业和税改计划。斯特拉瑟对施莱歇的提议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最后辞去了他在纳粹党中的职务并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很明显，施莱歇和前几任总理一样，也无法达成可行的妥协方案。他还让兴登堡相信，在内战发酵的时期，军队无法维持秩序，这一举动可能是轻率的。1933年1月，帕彭与包括希特勒、兴登堡的儿子和兴登堡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工业与农业利益集团[如被纳粹渗透的“帝国农村联盟”（Reichslandbund）]对年老的总统施加压力，让总统在新的联合政府内阁中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非常厌恶这位发迹的“波希米亚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切都符合宪法章程。
某种意义上，这仅仅代表了1930年后总统内阁和专制统治的延续。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后来的发展，希特勒继任总理当然也代表了与先前的德国政治的根本决裂。纳粹党在1923年政变失败后，公开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颠覆议会。他们想要破坏民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党派的领袖。不过，纳粹党本身相当独特。虽然它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支持率高得不成比例，但比起当时受众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团的党派，它代表的是更为广泛的大众运动，可以说是超脱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泥潭的“人民的党”（Volkspartei）。它有能力许诺将撕裂社会的分歧再次弥合起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十分含糊、无所不包：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时，纳粹巧妙地利用了大众传媒和政治仪式（例如1929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形式上就像是一个强大的新异教。再加上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他拥有超常的演讲天赋并不断加以改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众形象。有了这么多条件，纳粹党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德国命运的拯救者，让一个所有人渴求多年的伟人来领导全德人民。纳粹许诺要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民族社会，让德意志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撕碎可恶的《凡尔赛条约》，惩罚1918年的“11月罪犯”，让“犹太病菌”消失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他们无法再影响、污染“雅利安”种族，将那些暗中颠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罪犯宣布为非法。所有这一切对于多数绝望、恐惧的德国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玛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民族耻辱、经济灾难、社会矛盾和个人对未来的迷茫。民族主义者以及工、农、军界精英都意识到了这种大众运动的力量，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可以“利用”、“驯服”这个大众运动，并运用民意使自己破坏民主的计划拥有合法性，而这单凭他们自己是无法达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夺取”任何权力，那些旧的精英阶层直接敞开大门欢迎他进来。面对这两者的合作，权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工会和内讧不断的左派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再也无法挽救被利益集团和小资产阶级大众抛弃的民主制。而这些阴谋失算的精英们，比起最终无法保护摇摇欲坠、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人来说，他们犯的错误要悲惨和不负责任得多。在这种独特的境况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