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的建立
1945年，德国一片废墟。德国人被战争拖垮了，他们担忧着不确定的未来，在帝国的断壁残垣中竭力求生。所有人，包括占领国，此时都无法确定德国将面临怎样的未来。在随后的四十年中，出现了两个彼此迥异的德国。西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成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成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最为繁荣的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还是苏联最为可靠的支持者和盟友。过去失控的德国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两个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如此不同的国家，着实令人惊讶。
最初，同盟国在计划德国的未来时产生了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战争期间，同盟国曾在德黑兰（1943年）和雅尔塔（1945年2月）讨论过这一事项，当时与会国一致同意德国应该被划分成几个占领区，而在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国又认为除了英国、美国和苏联外，法国也应当拥有自己的占领区。在赔款和战后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上，苏联和西方国家已经有了明显的分歧。1945年7—8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掩盖了这些分歧，美国、英国和苏联在会上通过了对德政策的总策略，即德国必须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同时民主化。但三国并未通过具体的、可行的提议，因此，不同占领区仍然无法实施一致的计划。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因其为没有政府的被占领国，此时无法达成任何和约。在等待和约签订期间，为方便管理，波兰的西部边界暂时划定为奥得河（Oder）和尼萨河（Neisse rivers）西段。德国疆土因此西移，东部边疆则划归波兰和苏联。波兰的国土也因此西移，并失去了东部的领地。由四国控制的柏林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协调不同占领区的政策。赔款则由每个占领区的国家分别制定，而苏联由于损失巨大，可以获得西部占领区的额外赔偿，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从大部分从事农业的苏联占领区人民手中换得一些粮食。会议最终以《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作结。法国虽然获得了一个占领区，但没有出席波茨坦会议，后来并没有被这些决定牢牢束缚。然而，由于会议达成的决定大部分相当模糊而笼统，占领国可以对其做出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地图7.1 1945年德国被分为四个占领区
占领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苏联占领区最先发起了最为激进的变革。为了将德国共产党（KPD）的积极政治活动合法化，苏联在占领区内迅速开始推行政治党派的许可证制度。在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领导下，在莫斯科受训的德国共产党已经于1945年4月底抵达柏林。他们迅速控制了地方的政治事务，并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SMAD）的支持下，拥有了比其本身更强大的影响力。他们起初拒绝了社民党的合作提议，但在1945年秋，形势却变得越来越明晰。德国共产党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获得大量群众基础的。1945年秋，他们被迫与社民党进行商讨，并于1946年4月合并为所谓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SED）。德国统一社会党最初支持所谓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德国之路”，并希望以大众民主的形式团结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到1948年，统一社会党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主导的斯大林主义的“新类型的党”。在苏联占领区活跃的党派还有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西部的占领区也同样很活跃，它代表了新的基督教党派，试图团结之前支持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以及中产阶级和右翼新教徒。同样活跃的还有德国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LDPD）。共产主义者则为后来的两个党派打下了基础，一是德国农民民主党（Peasants’ Party, DBD），二是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ists,NDPD），两党都努力争取一些可能产生不满的选区的支持，同时分裂选民对保守党派的支持。到1948年，苏联占领区所有的党派都被“协调一致”，并由统一社会党牢牢控制。
同时，苏联占领区也发生着激烈的社会经济变革。土地改革开展得最早，所有大于100公顷的大型农业庄园，以及之前属于纳粹党的庄园均被没收，重新分配给小农、没有土地的劳工以及从东部来的难民，剩下一部分则属于国家。矿业和银行业等大型产业国有化，这也让小型的私营企业苦不堪言，他们被渐渐地淘汰出局。这些措施的合法性来自于方方面面：纳粹和战犯的所有财产均遭没收，其合法性不证自明；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体制让纳粹主义崛起，因此去纳粹化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萨克森还举行了全民公投，大多数人支持某些国有化措施，这些措施后来也在其他地区得以推行。同时，苏联也从自己的占领区抽出了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开始，他们直接将机器和存货运往苏联。后来，由于这一方法效率低下，于是他们直接把苏联占领区的一些公司，比如一些苏德合资公司（SAG），变成苏联所有，并占有了这些公司的利润。至1949年，苏联占领区已经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在共产主义的控制下，历史上显赫的容克阶级和大资本家完全失去了他们的物质基础，经济和农业的激进改革也正在进行。而共产主义主导的统一社会党，在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主导了占领区的政治。
苏联占领区的去纳粹化较为激进，相比较而言，不管是在结构改革还是人员调整上，西部占领区的去纳粹化都带有烦冗的官僚风格，效率较为低下，也造成了意外的结果。早期的惩罚性“集体过错”（collective guilt）政策很快发展为歧视性政策，虽然其根本目标究竟是让德国没有纳粹，还是让纳粹分子不再用纳粹主义来污染德国，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厘清。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去纳粹化的方法应该是惩罚纳粹分子，还是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他们将德国人分成五类，从“主犯”一直细分到“无罪者”，并以冗长的审问和答案作为判定基准，这个方法最终成为充斥着官僚主义的噩梦。德国人试着寻找借口，掩盖自己的过去，而非真诚大胆地面对自己与第三帝国狼狈为奸的程度。尽管人们有很多抱怨，说“大鱼”被放跑了，“小鱼苗”却遭受了不公平的惩罚，但总体来说， 除了主要的战犯，前纳粹党员大多还是渐渐融入了西德的生活。这些要犯一部分在纽伦堡审判中接受了裁决（同盟国联合审判），另一些人则更晚一些才受到惩处。虽然人们普遍对政治十分冷漠，而十分关心生存问题，但战后时期的主要政治党派还是在这一时期创立或重建了。社民党迅速改革，在库尔特·舒马彻（Kurt Schumacher）的领导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之前的中央党成员与新教徒一起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党派在苏联和西部占领区都很常见，它还有个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叫做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一些自由党派在不同地区创立，最后合并为全国的德国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 FDP）。另外，还有很多小的党派，代表特定的地区、议题或选区（比如从失去的东部边疆来的难民）。当时主要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后者在最初的时候较为强大。
虽然西部占领区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同盟国阻止了社会主义的提议，坚持让西德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同盟国还试图拆分一些资本集中较为严重的领域，给卡特尔集团施压。法国在抽取战争赔款的时候是最不留情的一个。早在1946年4月之前，英国就意识到该往自己的工业占领区内进口食品，以免面临饥荒的威胁。美国也很快赞同了英国的观点，认为应当重建，而非毁灭德国的经济。这不仅包括了本地人的粮食和住宅问题，还有大量从东部边疆涌入的难民和被流放者，他们有的是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几个月里从红军那里逃过来的，或是在西德境内拖延许久，直到被战后的同盟国管理机构强行接收来的。许多难民历经艰辛，在长途跋涉后（老人、小孩和病弱的人可能无法幸存）来到德国的西部，希望能在这里安居、生存下来。这些难民的到来，造成了人口过多、物资短缺的局面，使本就艰难的战后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强加的“民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和国家战败、政治羞辱以及社会经济的混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比1918年后的情况还要糟糕。而这次的民主制之所以后来能够更成功，和本书讨论的以下条件息息相关。
不管谁该为冷战负责，将德国分成两半都不是苏联单方面的主意。无论斯大林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态度如何，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1952年以前，对德国问题的态度看起来是一直相当开放的。反而是西方政策的变化引发了1949年两个德国共和国的成立。从一开始，同盟国就对如何处置战后的德国产生了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存在于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每个西方政府之间。一开始的政策制定十分混乱，旨在使德国去工业化的严苛的“摩根索计划”虽然废弃，但仍对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JCS1067）产生了影响。此后，1946—1947年，西方国家对德国占领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惩罚变成了重建。1947年6月宣布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正是为了战后欧洲的重建而实施的，它不仅代表了这一变化，也将这一变化记录了下来。“马歇尔计划”展望了欧洲经济和政治的重建，决定实施“开放”政策，寻找市场，并用“杜鲁门主义”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并遏制苏联可能在欧洲实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这些都对美国的新的国际角色十分有利。美国算准了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占区会拒绝这一提议，因此“马歇尔计划”代表着西德进一步与苏占区划清了界限。在逐渐形成的冷战格局中，美国将西德划入了更广泛的西欧经济和政治组织的阵营中。
1947年1月，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合并，称为“二联占领区”，后来发展出了类似政府的组织，即经济事务委员会。苏占区随即建立了德国经济事务委员会，这也是个政府的前身。法国在许多事务上一直维持着较为独立的阵线，但最后也加入了英美阵营。西德若要接受经济援助，就要先进行货币改革，因为当时的西德黑市猖獗，香烟和巧克力成了有效的货币，人们以货易货，用货物交换劳动，旧的帝国马克几乎不值钱了。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引入了德国马克，这一举措还是算准了苏联不可能接受改革的事实。于是，苏占区引入了自己的货币，并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切断了所有通往柏林的水路和陆路，以防止西方同盟国企图进入位于苏占区中心的柏林。西部同盟国则抵抗封锁，并于1948年秋冬至1949年春用飞机来运送必要的物资。突然间，这个普鲁士民族主义和纳粹军事主义的前堡垒成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西方同盟国不顾一切地保护它。空运象征着西方同盟国对西德的政策有了戏剧性的转变，西德不再是卑鄙的纳粹战败国，而成了冷战期间抵抗“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主同盟国。1948年夏，西方同盟国开始商议为德国西部的这个新国家创立新宪法。不同邦（Länder）的代表（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巴伐利亚人除外）集会通过了新宪法。1949年5月，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倒台四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了。不管它背后还有怎样的问题，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西德必将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同盟的盟友。1949年10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短短几个月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苏占区正式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同盟国的直接回应。
从建立到巩固
东西德最初的宪法很相似。两部宪法都规定了总统为国家首脑，另外还有政府的政治领袖（西德的总理称作Chacellor，东德的总理称作Prime Minister）；两国都有上下议院，下议院的议员理论上是通过全国选举选出，代表着人民，而上议院则代表着邦（Länder）；两部宪法均未规定本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实际上是临时的，因此以“基本法”（Grundgesetz）来命名，并明确表示致力于两德的最终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在制定的过程中也保留了两德统一的可能性。然而，两国的政治体制在原则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西德采取的是民主代表制，每四年举行普选，社会中广泛的群体均可参与；东德宪法却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议会中不同政党和大型组织的代表席位是事先分配的，其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本书即将谈到的，后续的发展不断加大两部宪法之间的差异。
虽然德国已经分裂成了两部分，但一开始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后续的发展却不断巩固着两德的分立。1951年，统一计划失败。20世纪50年代，东西德分别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与他国结盟。1955年，两德重新确立了各自的完整主权。1961年8月，柏林墙修建。当两德的分界最终被混凝土封闭，从东德逃往西德的最后通道也被封住了。随着20世纪70年代东方政策的实施，东西德于1972年互相承认了主权。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20世纪80年代，两德关系不断发展，与任何其他两个分离且独立的国家关系都无法相提并论。1989年秋，东德爆发革命，两德分立的问题再次浮上了台面。同年，柏林墙倒塌。
1949年8月，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联邦议院（Bundestag）中的第一大党。西德的第一位总理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位天主教徒足智多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担任科隆市长，第三帝国期间一直相当低调。在联邦总理的选举中，他一直强迫德国自由民主党的议员给他投票，最终只比第二名多得了一张选票。德国自由民主党候选人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后来成为西德第一任总统。阿登纳一开始十分依赖联合政府，并成功地在1957年的大选中领导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选票。在十四年的总理生涯后，阿登纳最后以87岁的高龄于1963年退休。阿登纳专横的治理方式[由此诞生了“总理式民主”（Chancellor-democracy）这一新的政治概念]为西德的战后发展打下了基础。阿登纳坚定地促进西欧的一体化，同时领导西德实现了争议较少的“经济奇迹”，这和他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也密不可分。尽管阿登纳在正式场合曾言不由衷地表达了支持统一的态度，但他对西欧一体化的热情正好与美国的西欧政策相一致。美国希望通过战后西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一体化来抗衡共产主义。1949年10月，联邦共和国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1951年4月，西德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同年5月，西德成为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成员。1957年，西德与其他五国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55年，《占领法》期满终止，西德获得了完整的主权，成为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的成员。1956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尽管遭到国内很多人的反对，联邦共和国还是建立了常备军队并开始征兵。西德一方面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重新认可，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复苏，从战败的废墟中，成长起一个物质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生产效率令人震惊。西德专注于建立繁荣的未来，让人暂时忘记了它的过去。前纳粹主义者也相对容易地融入了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的新德国。在这一过渡时期，西德反共产主义和物质上的成功给新的民主政体带来了实际的合法性。
东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还在持续。1952年，邦（Länder）被废除，建立了更小的地区（Bezirke），以便于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但直到1958年，代表各邦的上议院才被废除。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后，党的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新经济政策仓促实施，政府对一些群体的要求做了让步，却同时对另一些群体提高了工作标准。1953年6月17日，随着公众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大规模的罢工终于爆发。这次起义一开始是对经济政策的抗议，后来迅速发展为对政治的大规模不满。但在苏联出动坦克前，这场起义就自己瓦解了。本质上，这是一场混乱的抗议，它没有领导人，因此并不可能发展为革命。这次起义加速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清洗，遭到清洗的大多是前社民党的成员，但却莫名其妙地巩固了乌布利希的地位，毕竟在莫斯科，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场起义也自相矛盾地将两德统一的希望破灭了，西德决定不再介入东德的事务，以免引发国际危机。看起来西德想让东德人自生自灭。据可靠研究证明，东德官方并没有将起义归结为是西方“奸细”的挑动，而西方国家也只是对起义进行了观察和报道，并没有对东德人的抗议提供任何有力的支持。乌布利希对反抗者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1956年对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等人进行审判和监禁，1958年将一小部分反对派赶出了政治局。这样，乌布利希成功地将所有内部的反对派都驱逐了出去，他那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态度非常强硬，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官方谴责斯大林主义后，乌布利希仍然坚持强硬的态度（不过在1963—1965年，乌布利希当局曾试图进行经济改革，并在针对青年人、工人和文化的政策上采取了一定的自由化）。
同时，东德进一步采取经济改革措施。1952—1953年以及1959—1960年，农业经历了两次主要的集体化阶段。虽然在1953年起义后，政府对消费者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工业生产的重点仍然是重工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计划，但经修改后又抛弃了。尽管当西德的经济增长暂时减缓时，东德人燃起了短暂的希望，但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东德的集权经济是无法与西德的繁荣抗衡的。西德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富裕，同时伴随的居然不是政治镇压，而是相对的个人自由（甚至可以没有政治倾向）。于是，20世纪50年代，许多东德人干脆“用脚投票”，离开东德进入西德。虽然与西德的主要接壤处被封锁了，但他们还是有可能从东柏林越过边境到达西柏林。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必须轻装上阵逃往西德。虽然每年逃往西德的难民人数都不一样，但20世纪50年代，劳动力的缺乏还是影响了东德经济的发展，随着一大批年轻的熟练男工离开岗位，东德整体的气氛越来越颓丧和压抑，未来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图35 1961年8月开始修筑柏林墙，东德人民警察在一旁守卫。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61年，此前进行的土地改革引发了食物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东德打算采取激进的措施严防劳动力的流失。8月13日早晨，当柏林人醒来后，发现原本分成两半的城市定型了，街道上架起了带有倒钩刺的铁丝网，士兵守在一旁，之后迅速用混凝土和砖头搭起了更为坚固的城墙。边界不再只有几码宽，而是长达几千英里，家人和朋友从此两地分离。虽然西德人对此发起了抗议，但西方国家并不会因为柏林墙一事而去惹怒苏联。城市的分裂畅通无阻地进行着。
不过，奇怪的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逃跑方式的消失可能真的改善了东德人的境况。这是个“科学技术革命”的年代，东德人成就事业的机会开始增加。1963年，政府建立了新经济体系，允许一部分经济决策去中心化，并为拥有特定技能和资格的人提供成功的机会。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了，人们开始接受新经济体系。随着一些教育和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新机会的产生，社会流动性大增。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则出现了许多社会运动，猛烈地抨击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和富裕生活，而不愿意面对过去。1965—1966年的经济衰退加速了艾哈德政府的倒台。艾哈德是阿登纳的继任者，为人十分软弱。接着，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接任总理，他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民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学生运动表达了人们的抗议和不安，因为议会中没有真正的反对派，因此人们认为“议会外的反对”成为必需。在柏林的示威游行中，一位学生被射杀，保守派的小报促进了公共观点的两极分化。1967—1968年，学生抗议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右翼运动也渐渐发展起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虽然在许多州议会中获得了不少席位，但在全国议会中并没有获得席位。1969年，西德历史开启了新时期。社民党在大选前与其他党派商讨良久后，和现在更加自由主义的德国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联邦德国短短二十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成为政府执政党。
西德社民党的领袖，前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成为总理后，德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渐趋缓和。如今，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两德之间的关系能够好转，这也符合勃兰特本人的愿望，他希望两德关系改善，并促进两德人民的互相接触。勃兰特的所谓东方政策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取代乌布利希成为总理后，东方政策继续施行。尽管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反对不断，勃兰特还是促使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条约和协议，并最终于1972年12月签订了《两德基础条约》。1973年5月，条约被正式批准（尽管还是有人反对）。1973年9月，两德都加入了联合国。从此以后，两德正式承认了对方的主权，但两德对彼此来说也不是真正的外国，它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从双方的角度出发，稍有不同）。这种特殊关系的象征是互设代表，这个代表不叫“大使”，而叫“常设代表”（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1973—1989年，两国议题不再涉及日益模糊而抽象的所谓统一，而是更注重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虽是不同的国家，但东西德之间却有独特的关系。
西德由社民党与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于1969年上台，1982年下台。除了勃兰特起初外交政策的成功外，这一时期而临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国内难题。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能源危机对西德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样对西德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同时，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激进运动继续发展，除了相对无害的撤退主义亚文化，还出现了更为麻烦的、由一些“红军派”的激进分子[1]所领导的恐怖主义运动。1974年，东德间谍入侵事件后勃兰特辞职。更为右翼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接管政府。同党派的左翼分子就环境、核能和国防问题抨击施密特。同时，面对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政府在福利上过大的投入，施密特在通过预算决议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社民党的右翼联合政党——自民党给施密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82年，自民党终于以宪法为武器，发起了建设性不信任动议(Constructive Vote of No Confidence)，罢免了时任总理，转而投向基民盟和基社盟。仅仅因为一个小党的几名议员倒戈，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就成为西德的保守派总理。许多西德人对此情形有些不安，科尔也一样，他又发起了信任投票（虽然他是故意要让自己得不到多数票的），随即让提前大选成为可能。1983年大选确定了科尔的总理地位。西德因此进入了战后第三个主要的政治阶段，即保守派政府。前两个阶段分别为保守派政府（1949—1969，最后三年为大联合政府）和时间较长的社民党政府（1969—1982）。
1971—1989年，在埃里希·昂纳克的领导下，东德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乌布利希时期，社会迅速变革，乌托邦主义和镇压相互结合。随后的昂纳克时期，政府拒绝承认当下的一些问题，面对社会政治问题也不愿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20世纪70年代，政府又开始在经济上集权，提出并持续强调消费者满意度，电视、汽车等产品需求高涨，也越来越容易买到。起初，文化政策呈明显的自由化趋势，但这种情况只持续到了1976年。这一年著名歌手、吉他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遭到了当局的强制流放，引发了东德文化圈的抗议。20世纪70年代晚期，政府重新对文化领域加强了控制，东德的新教教会是个例外。1978年，新教教会与政府达成了一致，巩固了自身在东德社会的地位，同时为持异见者提供了一个受到保护的讨论空间。20世纪80年代，两德进一步互相接触。随着两国之间的交通改善，东德人去西德旅行更容易了。1987年，埃里希·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20世纪80年代，随着领导层的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无法容忍国内漫天的异见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的影响，政治氛围似乎越来越压抑。尽管如此，东德还是明显越来越成熟了，许多没有政治倾向的德国人也能在此谋生，并过上至少过得去的生活。
1989—1990年，一波革命席卷了西欧，“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两德分立的时限以及欧洲的各种问题又一次被提上日程。苏联帝国摇摇欲坠，中欧战后协议被废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响东德四十年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倒塌了。在考虑战后时期的戏剧性结尾之前，我们最好先仔细研究一下两德到1989年为止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某些方面，并分析两者从共同的起点开始，在多大程度上发展成了拥有不同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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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d Army Faction, RAF，也叫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Baader-Meinhof），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团伙的早期领导人。
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
如何解释两德在这一时期相对稳定的发展？显然，部分是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欧洲已经不同于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模样，它不再是强大、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聚集的地方。相反，它被分成了东西两半，分别由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主导。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卷入了欧洲事务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之间互相争斗的卒子和前线。不过，仅仅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时期的德国史是远远不够的，国内因素也同样重要，尤其在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东德在1989年以前比邻国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要稳定得多，或者，为什么西德的议会制民主比战后意大利的政治体制更不容易产生危机的时候。本书将首先探讨两德政治体制的一些具体特征。
西德的民主制（以及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民主制）在宪法上很有特点。投票制混合了比例代表制和选区代表的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每个选民有两张选票，一张投给获得提名的候选人，一张投给党派。第一张选票以英式投票制选出选区代表，第二张给党派分配议会席位，议员则按照之前写好的党内名单顺序获得席位，席位数量根据党派获得的选票比例而定，按规定，得票数至少要达到总数的5％才有席位。这个“5%规则”是为了保证小党难以获得面向全国的平台—防止出现纳粹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的情形—同时保证选举后不会有过多的党派互相商议，甚至成立不稳定的联合政府（这也是魏玛民主的问题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看起来十分奏效。小党在20世纪50年代渐渐合并，紧接着，两党制的格局形成，较小的自民党成为第三大党，平衡了两大党之间的权力。这些方法也有不奏效的时候，例如，20世纪80年代，绿党（the Greens）在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中获得了席位；1989年春，右翼共和党在柏林市的选举中获得惊人的成功，并从1990年起，得到了上议院或德国联邦参议院的席位。
共和党一直没有越界。联邦德国宪法到现在为止还对党派性质有所限制，有一则条款专门用于杜绝“反体制”政党的扩张，以防止出现魏玛民主的悲剧。1952年，右翼的社会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遭禁，1956年，德国共产党遭禁，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根本目标对民主宪法造成了威胁。但20世纪60年代，一个新纳粹主义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以及改革后的德国共产党（DKP）却获得了许可。1972年颁布的《惩处激进分子法令》[1]试图进一步保护西德的民主制，禁止那些观点、活动和所属党派对宪法造成威胁的个人担任公务员，其中不仅包括英国人规定的公共职务，还包括教师、邮递员和列车长等定义更广的公职范围。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个方法虽然是为了保护民主制，但本质上却严重侵犯了人们的民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部分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警察的监视技术提升了，造成人们的束缚感增强，尤其是大学生，担心在政治的示威游行中被记录下来，并可能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就业等。
西德的政治体系还有其他的宪法条款是为了避免魏玛民主的缺点而设计的。总统的权力比魏玛时期的代理皇帝要小得多，他只是形式上的国家首脑。另外，总统不是由公民直接选举的，而是由议员通过投票机制选出来的。这一点反映了同盟国对德国人的不信任，他们不愿在战后给德国人太多的对自己国家“民主制”的决定权。所谓的“建设性不信任动议”是为了杜绝联邦德国政府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缺乏实权，各届总理无法获得议会的大多数支持，最终只能利用总统法令来实施立法。
虽然联邦德国的宪法非常重要，但还存在着其他因素在解释西德民主制的稳定上也同样重要。其中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西德经济的成功，这种成功几乎是顷刻间取得的。其他因素则与政党性质的变化，以及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体关系的变化有关。很明显，战后的政治自由起初被同盟国限制了，但正如上文所述，部分是由宪法条款所决定的。不过，政党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式与纳粹前的德意志政党有较大不同。一方面，借用英国工党的形容词，基民盟和基社盟发展成为相对“宽泛的教会”，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前纳粹党的成员（阿登纳甚至将他们纳入了内阁）。另一方面，社民党在1957年大选惨败后，进行了激烈的改革，并在1959年召开的巴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大会上，无情地抛弃了它多年以来引以为豪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空泛言辞。社民党以包容万象的人民党姿态，试图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竞争，它积极争取各行各业的支持，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采取温和人性的政策，而非激进的社会变革。尽管两大党具体政策有些不同，比如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对东方政策的意见，以及80年代面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措施，但他们的政见总体上趋于一致，在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管理方式上都表现得较为温和。这和纳粹前的德国激进的在野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军队在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1956年后，新的军队却有了不一样的位置。现在，它必须服从议会的命令，而无法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
魏玛共和国和西德，在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倾向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民主政体是有损于他们的经济利益的。与此相反，西德特殊的集团主义在雇主看来则基本是令人满意的，几大利益集团在幕后协商，许多政治决策就以这种方式发展成型了。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代表雇主方的德国工业联盟、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德国工商联合会，以及代表工人方的德国贸易联合会、德国雇员联合会、德国公务员联合会和一个强大的农业游说集团。一些批评家谴责西德的集团主义，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很民主的方式，因为它让有效的决策产生在了议会之外。其他分析家则认为，这是一个达成政策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在正式立法之前就让各方参与协商，互相让步，并最终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政策。另外，西德的经济相比魏玛时期要好得多，这也是经济精英能对波恩民主制尽心尽力的重大保障。
西德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主呢？人们普遍认为，同盟国在去纳粹化和再教育上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经常产生相反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民众基本缺乏政治倾向，还有人顽固不化地继续支持君主制和右翼。一开始，人们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支持看上去“扬善”的体制。但渐渐地，就发展成为对民主体制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许多德国人眼中，物质基础要比政治自由重要得多，虽然他们也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但毕竟他们生活在西德而非东德。于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大多局限于履行公民义务，大选时的投票率很高，尤其是和专制政体也能和谐相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倾向开始变得更为激进，“公民自发组织”（citizens initiative groups）遍地开花，最终绿党成立。不过，这并不能概括为“西德的政治文化”，否则就太过一概而论了。无数亚文化群体也在活动，右翼运动持续进行，并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共和党），这对左派参与式民主的推广造成了压力。不能简单地把政治倾向视作“国家再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它也是民众对现状的反应不断变化的表现。从早期对战后经济奇迹的积极态度，到对外籍工人引发社会压力的消极回应，这些反应多种多样。政府和公民永远不能对政治体制的运作感到过度自满，相反，必须长期对边缘潜在的异见和不满保持警惕。
共产主义东德的政治发展模式自然与西德相距甚远。西方人总是将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混为一谈，认为它们都是“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而不予理会。比起匈牙利或波兰来说，东德不太注重改革，因此常常被认为是非常僵化的国家。虽然本书无法否认东德的确限制了一些人权和自由，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移居自由，但实际上，东德的政体比一概而论的标签指向要复杂得多。为了了解乌布利希和昂纳克时期东德政治的特点，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其形式上的政治结构，并思考各功能的互相作用。
尽管表面看来，东西德1949年制定的宪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的政治差异越来越明显，分歧也越来越大。前文已经提到，东德废除了邦和上议院。1960年，在第一任东德总统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去世后，一个集体式的国家首脑，即国务委员会（Staatsrat），代替了总统的位置。1968年和1974年制定的新宪法也囊括了其他对原宪法的修改。这两部新宪法记录了东德社会政治的改变，以及东方政策实施后东德国际地位的变化。1968年制定的宪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置于“领导地位”，规定所有行为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束缚了许多原宪法规定的“中产阶级”的自由。这些基本限制十分严格，并由统一社会党制定。东西德关系缓和后，1974年的宪法试图勾画一条“文化界线”，来定义出属于东德的“国民身份”，并淡化任何“德国”的概念，以及与“全德国”（all-German）相关的一切。宪法还强调了东德与苏联的紧密关系。
很多人以为，在共产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基本是一个意思。即使它们是两个组织体系，人们还是认为政府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命令下运作的。虽然这个观点大体上是对的，但还是有点将问题简单化了。东德的政府和党都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的。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和秘书处拥有最高权力，下一级就是规模较大的中央委员会，然后是各级行政区的党组织。最底层的是基层单位。基层单位通常根据工作单位，或住宅地点进行组织。统一社会党既是“群众”党，也是“干部”党。除了一部分受过训练、忠实的党内积极分子，还有大量顺从的党员。20世纪80年代早期，东德成年劳动人口的1/5都是统一社会党党员。虽然基层党员也会互相协商、交流政见，但最终还是上层做出决策，并在各级予以实施。与很多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比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50年代乌布利希发动的党内清洗过后，直到1989年革命，德国统一社会党内很少有明显的分裂意向。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统一社会党对外基本是铁板一块，这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东德政治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党内处于较低地位的党员，其对统一社会党的忠诚及怀疑程度因人而异。20世纪80年代，随着领导人昂纳克的年老，以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改革政策的实施，东德总统接班人问题越来越复杂。许多地方党员私底下都希望局势能够得到改变。
东德政府内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国务委员会只是形式上的首脑，真正掌握政府实权的是部长会议。占重要地位的是处理各项经济和国防事务的部门，当然还有国家安全部。主要负责监视国民和镇压反对派的国家安全警察[或称史塔西（Stasi）]在几年内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乌布利希辞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后，国务委员会的一些权力移交给了部长会议，因为他还保留着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重要的党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会的成员，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国际场合正式代表东德。议会，或称人民议会（Volkskammer），极少举行会议，基本只是正式批准并公开上层制定的政策。中央制定的决策和计划会告知各级地方政府，让他们执行。虽然我们从这个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东德的政治体制下，统一社会党基本主导了政府机构，但这并不代表着党和政府就是一个概念。20世纪50年代，统一社会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改革政府结构，以适应党的需要，提高官僚行政效率。在东德历史上，尽管政府官员体制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已经稳定下来，但把中央决策转为地方政策一直困难重重。一些人士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府结构和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执政党的结构和目标，官僚中不同领域的“专家”能够帮助确立政治议题，并设立切实可行的政治目标。很明显，虽然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时期，两者的平衡取决于议题及成员性格的不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和军队之间有过一些小小的摩擦，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波兰，或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南斯拉夫。但东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执政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似乎有相同的目标，关系十分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