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原则上并不是一党制国家。除了统一社会党之外，还有4个小党：基民盟、自民党、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和德国农民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4个党的成员人数都在10万人左右，其中基民党的成员最多。虽然从西方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党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只是统一社会党的傀儡，但实际上，这些党在东德的政治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是统一社会党和不同民众群体之间的纽带，他们将政策翻译为不同的亚文化语言，并在专门的期刊上向大众传达高层的决策，同时将民众的反应和不满告知上层，让统一社会党始终知晓一般民众的看法。对于这些小党的成员来说，这种纽带作用可能是一种手段，既可以表达他们对东德基本忠诚的态度，同时又无需在原则上做出妥协，对于基民盟成员来说尤其如此。4个小党在议会中都有特定的席位。1989年以前，唯一一次反对政府决策的投票是在1972年，基民盟的14位成员投票反对流产法案。除了4个小党之外，东德还有大量的群众组织，致力于鼓励东德人参与公共事务。其中最大的是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DGB），其成员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样重要的还有自由德国青年团（FDJ）、民主德国妇女联合会（DFD）、民主德国文化联盟（KB），以及德苏友谊协会（DSF）。除体育与科技协会（GST）是一个青年准军事组织外，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只是为了促进日常的业余生活，比如养宠物或收集仙人掌。东德有大量的群众组织。因为升职不仅取决于天赋和特长，还要求即便不积极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与大众保持一致，这些压力促使东德人被迫参与这些组织。
东德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能够平息可能对社稷造成危害的反对与不满。1953年6月爆发的起义，正如上文所述，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总体策略和外来支持，并在遭到武力镇压前就开始自行瓦解。哈里希（Harich）、哈费曼（Havemann）、巴罗（Bahro）等对马克思主义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因为比起公开的反对，大多数东德人更容易对私下的不满听之任之。20世纪80年代，草根阶层的异见群体遍地开花，他们主要反对在东西欧部署核弹，引发不同意见的除了这些特定的和平议题，还有人权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些另类观点的讨论地点大多是东德的新教教会，他们于是有了容身之所。教会在东德是唯一既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隶属于他们的社会机构。20世纪50年代，政府迫害基督教，但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两者暂时得以共存。1978年，教会与政府签订了暂行协定，所谓的“社会主义中的教会”被授予了一些特权，并与政府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关系。有一段时间，教会高层似乎想要通过包容、控制异见来维持教会的地位，以便能在东德的政治中扮演安全阀门的角色。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教会内部开始分裂，教会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以及教会高层内部都存在分歧，异见的抒发和持异议者的关系网已经发展到了连教会都无法控制的程度。毫无疑问，很多人希望苏联开放的呼声可以影响东德，并产生实际的意义。东德领导层被激怒了，他们启用国家安全警察来武力镇压游行示威，镇压次数前所未有，此外还逼迫大量持异议者流浪他乡。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东德对异见的包容无疑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到了80年代，政治开始不稳定起来。教会对异见形成的影响，在1989年的革命方式和政治影响上得到了体现。但仅凭这些异见分子，是无法打破东德共产主义的枷锁的。
东德与西德的政治差别有多大呢？虽然东德人的确成了忠于共产党的民族，但政治取向的形式和西德有着显著的差别。很多东德人虽然在公共场合循规蹈矩，但在私人场合还是过着人们认为的“极其普通的生活”，家人、朋友、乡村田舍或土地组成了高斯（Gaus）所说的“利基社会”[2]。这种隐居用来应对干涉过多、要求太多的政府，和许多西德公民有权对政治采取的不关心态度完全是两回事。东德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但毫无疑问更多的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而非纳粹时期和纳粹前德国留下的遗产。我们很难获知，东德的学校、工厂、政党或群众组织是如何进行民主讨论的，也很难知道他们处理矛盾的民主形式。但相似的，对生活各领域的组织管理防止了个人主义和创业精神的发展。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对其“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的概括都是轻率的。不过，在两德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政治态度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许多东德人批评东德体制的运作和存在的不足，但并没有将西德的优越性当作前提。东西德政治体制的差异和两国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不同息息相关。这也是本书接下来要谈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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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adikalenerlass，也称为Berufsverbot，意思是“就业禁令”，因为这就是激进分子所面临的后果。
[2]niche society，即小社会。——译者注
西德的经济与社会
对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观察家来说，东西德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西德是一个繁荣、西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时髦的轿车保养得很好，“嗖”地一下穿过了高速公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森林要消失了”，但西德总体的环境还是很干净，而且物产丰富。相反，东德单调、灰暗的环境令游客震惊。褐煤制造的烟雾污染了空气；又小又破的汽车在坑坑洼洼、布满鹅卵石的公路上颠簸（除了西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还保养得很好）；房子破破烂烂；商店里可供挑选的商品有限并且质量低劣。不过，这些表面现象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掩盖了更深层的现实和更复杂的真相。
实际上，东德也经历了西德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历的所谓“经济奇迹”。西德的情况众所周知。从1948年货币改革前开始，在马歇尔计划对心理和物质的双重激励下，德国经济快速起飞，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由于难民的涌入和战俘的归国，5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相当高（大约8%），但5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逆转，反而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同时，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西德经济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大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危机。由于极度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衰落都对西德产生了影响。比起前几个十年，80年代西德经济可能有些停滞，失业率高达8%—10%，经济增长率只有2%—3%，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德国人最担心的通货膨胀率在80年代却是全欧洲最低的。
战后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方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领导下，前经济学教授、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为理论支持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国家应当保证或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但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社会”这一限定词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提供条件，保护社会最弱小的成员不被脱缰的市场的毁灭性力量所伤。艾哈德想要抛弃纳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传统，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批评家认为，西德经济既不“市场”也不“社会”。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种方式干预引导经济，还自己当上了大雇主。尽管同盟国试图拆分大公司，并采取措施应对卡特尔集团，但自由市场的运作又推动了德国经济的集中趋势。去卡特尔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对意见，艾哈德的第一个法案没有通过，最后通过的1957年版本掺水太多，漏洞太多，导致西德工业的集中趋势只增不减。另外，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还包括低税收、高利息率和利润、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国内信用紧缩以及鼓励投资等，这些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财富掌握在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这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既然蛋糕在短时间内变得这么大，这种不平等也就不重要了。在绝对意义上，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比原来提高了一大截。对60年代的大多数西德人来说，他们没有忘记战后的“饥饿年代”，因此这可能比所有的相对不平等都要重要得多。
1963—1966年，艾哈德政府瓦解，加之1966—1967年的经济衰退，大联合政府的总体政策转变为新凯恩斯主义。政府实行税改（包括人们认为相对较高的11％的增值税），加大在经济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上的投资，并推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1967年颁布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以及在政府的推动下达成的雇主与工人的“协调行动”（实际上工人在1977年退出了），都强调了研究和经济计划的重要性。不过70年代晚期，政府不再相信经济计划，反倒倾向于采取主动的危机管理方式。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加之人口结构上的劣势，工作的人更少了，而领养老金的人相对增多了。在施密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主要的纷争还是在税收和福利的平衡上。偏右翼的自民党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Lambsdorff）与更关心福利的社民党左翼成员无法达成一致，最终社民党倒戈，转而支持基民盟主导的赫尔穆特·科尔政府。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政策从新凯恩斯主义转为新自由主义。不过，80年代科尔政府并没有采取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保守派政策，即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偏爱的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另外，在科尔执政期间，德国工人罢工的良好记录持续恶化，劳资关系越来越紧张，罢工次数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立法，试图限制罢工并控制其带来的影响。
西德的劳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雇主和工人之间和谐的“社会伙伴关系”。工会的结构相当精简，每个工厂有一个工会，负责简化劳资纠纷。此外，还有一个总的工会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包括17个工会成员及代表白领和公务员的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不隶属于任何政党。社民党和英国工党不同，并非一直是“工人运动的议会派”。行业中有共同决定等措施，并保证工人的代表人数。这些措施于1951—1952年开始实施，钢铁和煤矿行业引入了共同决定制，还建立了工厂委员会（works council），以便雇员就切身问题发表意见。1976年，共同决定制度覆盖了所有超过1000名雇员的大企业。不过，与和谐的劳资关系这一愿景相反，1951—1952年以及1976年的这些立法最终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雇主们反对这些措施，觉得它们太过激进；工会成员也相当失望，觉得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有一种普通的错误观念，认为富裕的西德代表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同的口音和穿着代表的是这个较为多元的联邦国家中地区的多样性，而不是阶级的多样性（和英国不同，口音和阶级没有关系）。毫无疑问，西德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它和地区多样性的关系与英国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德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在西德经济和社会的显赫职位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名字带有贵族标志“冯”（von）的家族。通过教育体系，社会阶级有复制的趋势，孩子和父母的阶级基本一致。虽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同，但很少有地区采取综合学校体制，大多数地区采取的是三方选拔制（the tripartite selective system）。这些择优录取的学校普遍喜欢具有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家庭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一般继续进入高等院校，而工人阶级或农民的孩子（通常是天主教的）则大多落选，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潜力就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尽管政府针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西德的教育体系仍然存在着合法地继承父母社会地位的趋势。不过，许多职业资格的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问题。经济上，原本是工人占大多数，而转型后，白领和第三产业的工作数量大增，它们取代蓝领吸引了更多的就业人数。因此，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大大地增加了。其次，西德的年轻人普遍受到良好的训练，因此所有领域的劳动力都受过相当好的教育，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妇女在西德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下，很少有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极少数真正成为大学教授等。进入职场赚取工资的女性大多数地位很低，薪酬很少，主要是临时和兼职职位，并在萧条时期随时可能被裁员。尽管政府做出了一些努力，少数派也发起了强硬的女性运动，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女性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选择，而那些边养育小孩、边出去上班的女性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并且这种做法也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社会提供的、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照管相当有限，尤其是那些还没上幼儿园的小孩。同时，孩子的上学时间很短，下午不用到校，因此对于正在上班的父母来说，照管儿童是件相当令人头疼的事情。
最后，在西德的社会结构中还有一类人，即庞大的外国“客籍工人”（Gastarbeiter），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底层。难民等价格低廉的流动劳动力资源在1961年建造柏林墙时就基本枯竭了，在劳动力短缺的时期，土耳其等地中海国家的移民工人在60年代被西德经济吸引过来。西德之所以青睐客籍工人，是因为国家不用在他们的教育上花钱，但他们缴纳的税款却能直接进入西德的福利系统。大多数客籍工人不具备专业技能，也没有加入工会，因此只能做那些德国人不愿意干的“脏”活，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临时的，所以也不用考虑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德经济的衰退，客籍工人开始成为社会问题的来源，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在德国待上几年，挣够钱然后回家，而是在德国定居下来，他们要么把家人接来，要么就在当地成家。随着失业率的持续上升，政府采取措施让客籍工人离开德国。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频发，种族间的摩擦频繁，1989年春，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举行的当地议会选举中，许多右翼政党获得了高票。二代移民如何融入德国社会也成了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德国就是他们的家，和遥远的祖国不相上下，但这些孩子的语言和风俗与他们的德意志邻居完全不同。任何认为西德社会“没有阶级”的看法，都严重蒙蔽了真相，无视了这些20世纪80年代晚期约占西德人口1/10的客籍工人。
东德的经济与社会（1949—1989年）
早在1949年，东西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已经存在着显著差异了。两国正式建立后，这些差异越来越明显。
占领时期，苏联没收了庄园之后开展的农业集体化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分别是1952—1953年和1959—1960年，并有三种合作制。到60年代末，东德农业大部分变成了集体制，其中土地、牲畜、机器和工具都是公有制。70—80年代，农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专业化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果树种植、庄稼种植和牲畜养殖等领域。此外，还有许多中间组织负责协调各企业的生产计划以满足全国的生产目标。虽然没有西德农业那样高效（西德农业受益于一个强大的农业疏通机构，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但东德的农业还是相当高产的，国内的基本食品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虽然消费者的选择很有限，比如水果）。对80年代的游客来说，看到密集排列的联合收割机在东德集体化的广阔田野上整齐地移动，而另一边的波兰乡间却行驶着一辆辆慢吞吞的马车，其对比令人震惊。东德的另一个农产品供应源则是私人的小块土地和分配的园地。政府希望在主要的集体制外补充这些私人土地，因此在80年代鼓励私人经营。
东德的工业结构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政府迅速消除了生产方式的私有化，因此工业生产要么是“人民”（即政府）所有，要么是有政府参与的合资形式。50年代的东德工业特征首先是斯大林主义，即重视所有的重工业，1953年爆发起义后，政府对消费主义做出了一些让步。其次是一系列计划的宣告和实施。不过，计划经济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目标太过不切实际，只重视产品数量，却不重视产品质量，产品根本卖不出去等。1963年，苏联正酝酿新的经济政策，于是东德推行了新的经济体制，在经济上采取权力下放的措施，各级政府有更多的决策自由，并用利润和奖金来激励生产者。既然现在利润变得重要了，产品质量就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产品必须能卖得出去。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使三次价格改革成为必然。比如，管理者大多缺乏管理经验，现在却突然要对企业的绩效负责。1967年，新经济体制修改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运动后，这些经济试验在60年代末就悄然终止了，因为东德领导人担心经济领域的权力下放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权力下放和民主化。应当注意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反，乌布利希执政时期经济决策权的分散并没有导致东德政治的民主化。70年代，在昂纳克的领导下，经济又开始集权化。
昂纳克执政时期，东德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东德经济长期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给东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后，政府试图协调研究、技术发展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在经济计划中使用更敏感的经济杠杆，同时总控制权依旧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手中。
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但东德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是好的。虽然东西德之间的自然经济联系被强行切断，东德被迫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与发展较为落后的经济体进行一体化，战后又遭受了拆除和赔款政策的蹂躏，但东德经济还是一路上升。到80年代，东德成了东欧人均产量最高的国家，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来看，东德稳居世界主要贸易国的第12位。它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自然资源优势，能源上虽然逐渐转向核能，但还是严重依赖国内劣质褐煤和从苏联进口的石油。与大多数东欧国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除外），东德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传统的优势产业包括机动车和机器生产，以及化学、光学和电子产业。在微电子和电脑产业，虽然东德紧跟在西方之后，而且只能在东欧出口电脑，但仍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发展。
相比其他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家，东德拥有一个可能会被忽略的重要的经济优势，那就是东德和西德的特殊关系。由于两德之间不设关税，加之有利的贸易和信贷协议，东德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秘密成员。东德贸易的1/3都是和非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家达成的，其中1/3是与西德（占东德对外贸易总额的8%左右）。除了有利的贸易和信贷协议，西德还成了可靠的供货源，从而避免了东德在生产中经常遇到的瓶颈。另外，通过与西德的特殊关系，东德还获得了大量的西德硬通货，以及西德对建设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的赞助、旅客交付的通行费、游客去东德旅游必须兑换的货币、西德对特定项目的支持（例如，西德的教会资助东德修复当地的教堂，或购买当地教会医院的医疗设备）、西德居民给东德亲友的汇款，等等。在东德的危难关头，西德还提供了优惠的贷款条件，帮助东德平稳度过了8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其他西欧国家还要顺利。东德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熟练高效地工作，在解释东德经济相对成功的原因时，尽管这一点也相当重要，但东德与西德的特殊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东德的经济发展在年增长率、人均生产总值等数据上表现突出，但对于西方游客来说，却是很难体会到的。东德的日常生活表面上有些单调，根本不是大多数西德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富裕生活。不过，从量化角度来比较，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七八十年代还是有所提高的，越来越多的东德家庭购买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汽车。当然，大多数东西德人民还是知道，一辆奔驰或宝马，和一辆瓦尔特堡（Wartburg）或特拉贝特（Trabant）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从平均收入来看，东德的耐用品价格确实较高，但对东德人来说，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选择太少。购买新车需要排很长的队伍，二手车的价格总是和新车不相上下，因为顾客不用等就能马上用。（不过，东德社会的特权阶级是不用排队的，通常还能轻轻松松地买到西德产的车。）另一个问题是购物的层次分化。生活必备品因有政府补贴价格便宜，而那些更受欢迎的产品通常价格较高，可以用东德货币在Exquisit和Delikat连锁商店买到，或是用西部硬通货币到国际商店（Intershops）购买（最初只对西方游客开放）。于是，国际商店以是否持有西部货币为准，实际上将东德人划分成了两类。虽然东德人对此总是抱怨或批评（比如所谓的“水果蔬菜”商店里除了圆白菜还是圆白菜），但食物也并没有真的匮乏。即使有时候找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但人人都不愁找不到工作，吃住都很便宜。不过，就算是在吃喝上，东德也很难与西德比肩。60年代晚期，东德人每天摄入的肉和其他产品少于西德人。80年代，西德人越来越注重健康，相对东德人来说，他们每天摄入的肉类较少，而蔬菜水果则较多；而此时东德人虽然在肉类消费上赶超了西德人，但相比之下，整体的生活水平还是差了很多。虽然东德的经济情况如此，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定期让位于政治的稳定，但和波兰不同，东德并未因此产生大规模的不满情绪。然而另一方面，当匈牙利在1989年夏打开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时，政府也无法阻止大量的东德人逃往西德，去寻求他们希望中的美好未来。1989年秋，当群众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改善言论自由、通行自由和基本人权时，政府也同样无力阻止。最终，“面包和马戏”政策根本无法满足大众对民主社会的需求。
东德的社会结构也和西德大不相同。东德的人口数量只有微小的波动，基本保持不变，80年代晚期不到1700万人口，而西德人口则比战争刚结束时增加了大约一半，达到了6200万。相对于西德的高度城市化，东德居民一直生活在中等规模的城镇和更小的社区中，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东德人的收入差距也没有西德明显，在一直被称作“小市民社会”（society of small people）的东德，既没有特别富有的人，也没有特别贫穷的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没有特权精英阶级。只不过东德的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而非联邦德国那样多种类型，精英在东德，是一群人，而不只是几个高层政客，在享受特权和舒适的生活。因此，东德也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
就社会流动性来说，东德要大过西德，其早期的政策资助了许多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和农民背景的人。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不看社会背景、只注重才能的制度占了上风，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教育系统还是以帮助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作为特定目标。东德的综合学校体制强调工作经验的重要性，除了读高中这条学业道路以外（要达到德国的Abitur或英国的A水平资格），还能通过其他方法进入高等院校。不过，要想在东德社会中逐步高升，如果不主动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遵纪守法。虽然受教育程度高逐渐成为特权阶级、政治精英独有的特征，但年轻人只要守规矩，不管其才能如何，总能在教育体系中顺利往上爬。牧师的孩子一般被迫学习神学，而不能自由选择其他职业科目。如果拒绝服兵役，选择当“建造兵”（Bausoldat），或是在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运动中表现不佳，都可能对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比起西德女性，东德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平等，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还远未达到“解放”的程度。过半的东德劳动力皆为女性，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结婚生子后，还应当出去工作。东德的幼儿托管较为普遍，大多数孩子都能进入日间托儿所、幼儿园和课后托管所。为缓解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担忧，政府对孕产假的规定十分慷慨。不过，也有批评者认为，妈妈出去工作，长时间待在工厂（要么小孩长时间待在托管所），回家后还要做很久的家务（或是育儿的时候相当劳累、疲惫、不开心），对自身和孩子的健康均有不利影响，离婚率也相对较高（虽然结婚率也很高，这可能暗示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很高）。比起西德，东德女性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尽管如此，相比男性，女性大多在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岗位上工作，级别越高的职位上，女性越少（比如女教师很多，女校长很少）。东德女性在工会和政党中的职位也比西德女性要高，但高层中还是很少有女领导人（也有例外，比如玛戈·昂纳克，前教育部长、埃里希·昂纳克的夫人）。东德的女性主义（如果非要给个标签的话，但实际上只是大致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目标是能从事男性从事的职业，但其结果是女性肩负“双重负担”，而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权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女性主义到了80年代末就以与男性不同为目标了。
很明显，东德并没有达成它自己标榜的一些意识形态目标，尤其是在社会平等方面。就更别提政府最终会消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了。东德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压迫无所不在，官僚化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到了80年代末，东西德明显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两德在文化上有多大的不同呢？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期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等流亡者返回德国倒是件好事]，东西德都对德意志文学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联邦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享誉国际，而东德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及施特凡·海姆（Stefan Heym）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还有很多作家也受到了海外读者的认可。虽然东西德作家在作品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是相似的，尤其是纳粹德国的历史，但他们的答案却互不相同，这一点十分有趣。而随着时光荏苒，他们也渐渐开始关注各自的社会现实，试图宣扬与主流观念冲突的思想行为模式。东德文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有趣的是，其文学作品往往是在西德这个使用相同语言的地方出版、流传，最后得以规避审查，返回东德。大众文化上，东西德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虽然昂纳克执政时期，青年中也流行穿牛仔裤、听摇滚演唱会，但是东德的青年文化总体上较为压抑和束缚。体育是东德的传统强项，但即使在这个领域内，也有精英与大众的区别。少数人享受赞助，而大多数人只能使用相对落后的设备。而高质量的体育设施在西德随处可见。东德还存在足球流氓行为，这主要是针对东柏林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的迪纳摩队（Dynamo）而言的，埃里希·梅尔克是东德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并不受大众欢迎，因此球队的球迷少得可怜。两德人民的娱乐活动形式也明显不同，比起东德，联邦德国的娱乐设施和种类广泛多样，还包括海外旅行。
尽管东西德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多，两德仍然由于相同的历史渊源而联系在一起，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虽然是不同的两个国家，却关系密切，提到一个，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两国在作为独立国家的同时，又是同一个国家的两部分，在现代世界中显得十分独特。无论分裂的两个部分看起来有多稳定，它们还是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横跨中欧的狭长伤口，虽主要是德国的责任，但对其他国家也造成了深重的伤害。
1989年革命与德国统一
20世纪80年代晚期，控制中欧40年的体系开始发生巨变。经济疲软、政治无力的苏联已经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了，再也无法为东欧撑起巨大的保护伞。此时的苏联希望平息国际矛盾，转而解决国内层出不穷的问题。在改革派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开始了民主化和经济改革，这对欧洲战后格局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从非干涉主义的角度来看，苏联放弃东欧卫星国，在政治上进行民主化，这一举动可能使民主化进程在波兰和匈牙利继续发展，并分别结束两国的共产党执政。昂纳克执政后期，政治压迫越来越明显，东德改革的希望就此破灭，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任执政者是个改良派。
实际上，导致东德旧政权解体的改革并不是来自内部的压力，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政权危机才引发的。1989年夏，匈牙利新上任的改革派领袖开始拆除与奥地利边境上的防御工事。这就让持东德护照前往西方国家的限制成为摆设。8月，大约22万东德游客来到匈牙利，其中可能有1/10的人只带了一点随身的行李，他们想利用边境开放的机会，逃到西方国家去。起初，西方作为接待者欣喜若狂。他们建了难民营来安置这些移民，德国雇主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节日的气氛笼罩着欧洲，“在西德土地上的德国统一”这一说法口耳相传。当每晚看到西德的电视新闻时，其他的东德人也决定趁此机会去往西方。一些人经捷克斯洛伐克到匈牙利，一些人到布拉格和华沙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一下子，这股出走的浪潮就到了危机的边缘。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再也无法承受前来寻求庇护的上千名东德人，接受难民的政府在东西德两国政府之间局促不安，西德政府开始担心西德经济和住房如何容得下几万移民，而东德政府早就意识到，公民的大量流失必将导致重大危机的发生，不仅会如60年代一样影响到经济运作，还会导致政府失去公信力。而封锁所有国家的边境来遏制出走浪潮，则不仅会将东德人困在东欧，还会使所有东德人陷入“软禁”的境地，这种做法明显不切实际，而且等于承认了失败。
埃里希·昂纳克本人的健康问题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他在夏天刚刚做了胆囊手术，据传还患上了癌症（后来经证实确认）。昂纳克一边无视本国的问题，一边继续筹备1989年10月东德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东德许多群体开始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其中最大的团体叫做新论坛（New Forum），这个政治运动团体并没有简单地阻止东德人离开，而是坦率直面了为什么这么多东德人想要离开的问题。这些早期的改革呼声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们拒绝西德的体制，希望建立一个更为人性化、非斯大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受到莱比锡每周举行的群众游行以及其他城市小规模的类似活动的影响，这些改革呼声持续不断，要求从建设性改革的角度发起国内的政治讨论。起初，一些人虽然担心群众游行会遭到政府直接的武力镇压，但还是鼓起勇气以和平的方式游行，而且组织有序，纪律严明。教会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组织作用，人群以非暴力的抗议形式，举行和平的点蜡烛、守夜、祈祷和集会等活动。10月9日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府宣布放弃对莱比锡游行的武力镇压，这相当于承认了公众要求对话的合法性。从此以后，游行队伍继续壮大。
东德领导人面临着国内的挑战和戈尔巴乔夫引发的问题（他出席了东德空有形式的40周年庆祝活动），试图发起一场实质上的“自上而下的最后一次革命”，从而避免自下而上革命的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重新掌控越来越混乱的局面。10月18日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昂纳克作为统一社会党的领袖被罢免，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取而代之。这位新任党的领袖作风强硬，一直被称作是昂纳克的“王储”。克伦茨结束了在莫斯科的短暂访问后，带着一贯的笑脸回到东德，主持最初阶段的改革工作。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刚刚改变主意的领袖对改革抱有诚意，当时还有漫画配文“鲨鱼有漂亮的牙齿，亲爱的”，意指克伦茨在大笑时露出的牙齿。民众继续要求更彻底的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游行队伍不断壮大。同时，逃往西方的难民潮还在继续，此时的难民更是选择了途经捷克边境的较短路线。
很明显，此时横跨欧洲的“铁幕”已经千疮百孔。东德领导人为平息动乱，向民众做出了有限的让步，规定去西方国家必须获得许可证，并且每年只能出国4周，但没有人买账。11月9日星期四，在一场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一位疲惫不堪的政府发言人宣布，柏林墙已经不再拥有先前的功用了，东德人可以获得新的通行自由，此举影响深远。这个通告一发，所有人瞬间沉浸在了狂喜之中。
住在柏林两边的民众冲向了柏林墙。很快，东德边境的守卫放弃了盖章，也不再发放签证，四处洋溢着欢欣鼓舞的狂欢气氛。午夜，有人在柏林墙上跳舞、喝香槟，两边都有人帮助对面的人翻墙。柏林人在这堵墙上团聚了，柏林墙再也不是居住地的边界，而只不过是一层混凝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德边界和柏林分界陆陆续续解除了封锁，新的通道打开了，两方都努力减缓随之而来的交通压力。新的时代开始了，大量的东德人冲向了西德，想看一看在墙的另一边富裕的禁区里是什么样子。随后，他们又回到了东德，行囊里装满了香蕉、橘子等少数他们能用仅有的西部货币购买的东西。
图37 人们从已经被废弃的柏林墙上凿出纪念品，一位西德退休老人在旁观看。摄影：科尼利·尤斯伯恩（Cornelie Usborne）。
狂欢后不会没有宿醉，“德国问题”也不会随着边界的开放而消失。不过，真正的问题从1989—1990年冬才开始显现。一方面，难民仍以每日1000—2000人的数量进入西德，一年大约30万—50万人。很明显，一些东德人仍然觉得他们在西德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或是对新上任的领导层没有信心，认为他们发起的改革必然不够彻底，很难令人满意。而不断涌入的难民对西德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与极端政治运动有关的社会矛盾也一并爆发。这次，比起对待夏天来的难民，西德人的反应变得冷淡多了。另一方面，随着科尔总理开启了两德统一的话题，复杂的国际问题接踵而至。国际讨论的重点成了在东欧民主化后，华沙公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角色问题，将市场因素引入东欧经济的问题，及其与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德国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
东德国内的政治格局还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埃贡·克伦茨很快不再担任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有活力，并且相对支持改革的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统一社会党希望以新形象示人，一边清洗旧的领导层，其中一些人面临贪污受贿的指控，其贪污数额震惊了东德民众；一边给自己贴上新的标签，在原本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后面加上“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不过，这种改革并未使人信服，1990年1月中旬，已经有一半成员退出了统一社会党。议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统一社会党不再实行一党制。原定于1990年5月6日举行的选举，后来提前到了3月18日。新的政党开始建立他们的组织并制定计划，其中包括作为反对派的新论坛、“现在就要民主”、“民主觉醒”，以及刚刚建成的东德社民党。先前的傀儡政党也开始主张独立，例如，在议会投票通过克伦茨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时，自由党派没有投票，随后，自由党派试图采取无党派的策略。群众的游行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对德国统一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极端右翼活动也越来越明显（包括西德共和党参与鼓动）。东德领导层以国内动乱频发为借口，减慢了人人憎恨的安全警察（史塔西）的遣散速度，最后被迫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尽管如此，温和派共产主义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wo）领导下的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还是充满了矛盾和紧张。1990年初，政治气氛大有变化，1989年秋的不流血革命的和平时期结束了。
3月18日大选时，东德的经济和行政体系正加速解体。尽管东德以初生牛犊的精神勇敢地发起了改革运动，但由于缺乏宣传才能和基本资源，当西德政党进入东德政坛时，他们简直所向披靡，确定了投票结果的右翼倾向。东德基民盟40年来一直是共产主义者的傀儡政党，在赢得大选后，被科尔指定为民主政府中的保守派搭档。东德人认为，给基民盟投票就是以优惠条件获得西德马克的最快方法，不用离开东德的土地也能成为西德的一部分。东西德的货币统一于1990年7月1日生效，预示着两个分离的德国主权走到了尽头。实际上，货币统一给东部带来的，并非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平等，而是高涨的失业率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统一是前所未有的，而要让后者在丧失补贴和社会津贴的同时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时，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继续经历着重大的国内变革，同时放弃主导东欧。科尔利用国际形势中短暂的“机会之窗”，加速推进两德的政治统一。由于国内危机频发，联合政府即将倒台，东德的谈判代表在统一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总之，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了“2+4条约”后，东德人立刻选择了统一。1990年10月3日，在东德举办40周年纪念活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东德就此消失了。扩大后的联邦德国加入了五个新的联邦州。在庄严的统一仪式上，德国人许诺自己会承担起德国统一后的责任，确保不再重蹈覆辙。科尔总理则收获了政治上的嘉奖。1990年12月，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第一次大选，执政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联合政府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主导了发展迅速、出乎意料的统一进程，并由此巩固了自身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