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的开端
现今属于德国的地区早在史前就有人居住了。尼安德特人（Nanderthal man）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的发现是人类学史上的著名事件。在欧洲中部地区，遍布着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遗迹。罗马帝国曾延伸至现今德国的西部和南部，许多德国的城市至今还保存着罗马建筑的地基和废墟，比如特里尔（Trier）、奥格斯堡（Augsburg）、美茵茨（Mainz）、科隆（Cologne）、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帕绍（Passau）。至今，我们还能在美茵河和多瑙河间看到作为边界防御工事（实际是深沟与堤坝）的古罗马界墙（limes）。罗马帝国在它占领之处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界墙之外的部族，罗马人把他们称为“野蛮人（barbarians）”（即外国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公元55—116年）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生动描绘了各种各样的日耳曼部族，虽不一定完全可靠，但他描述了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体制、战争形式、刑罚体系、建筑、服饰和发型风格、婚礼、葬礼、农业技术，以及喝酒、宴会、争吵、休息的诸多习惯。除了赞赏日耳曼女子的贞洁以外，塔西陀对日耳曼和日耳曼人并没有一个劲儿地奉承。他说日耳曼人一定是原住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徙来的移民，因为“谁会（想）去日耳曼呢？它的风景不美，气候不好，整体感觉又沉闷，除非这里真的是他的故乡”。对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不同，这本书着墨更多。从发型复杂的施瓦本人，到和罗马人做生意的、较为文明的赫蒙杜利人，再到极度野蛮和贫穷、吃草、穿树皮、分布广泛的芬尼人（Fenni，住在现今的立宛陶），各有特色。
到了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危机深重。虽然它崩溃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其西部边界确实早已脆弱不堪、负荷过重，加之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和匈人（Huns）等外来部落的入侵（这些部落已经留名青史），加速了它的衰落。在罗马土地上定居的日耳曼人大多背弃了他们部族的神，转而皈依基督教。至公元6世纪和7世纪，西部出现了新的罗马化的日耳曼社会。
第一支定居的日耳曼人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下：克洛维486年在高卢打败了最后一位罗马统治者，建立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monarchy）。这个法兰克王国统一了一些日耳曼部落，后来还战胜了所谓的阿勒曼尼人、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王权、贵族与教皇三种势力共同掌握着王国的统治权，他们之间互相勾结、互相争斗。从公元6世纪开始，贵族们纷纷建起了修道院和乡下的教堂，并使之依附于自己。对大多数人而言，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基础，虽然自由的农民不同于农奴，而西部的庄园也不同于从未被罗马占领的农田。751年，墨洛温人被赶下台，卡洛林国王丕平（Pepin）上台。他同时受到了法兰克主教的任命，用宗教的合法性代替了纯正的皇家血统，开创了君权神授的传统，但丕平的继任者仍然是他的血亲。墨洛温时期伊始，在当今德国境内用于耕种的土地只有2%，剩下的都是茂密的森林和湿软的沼泽。而到了卡洛林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森林被砍伐，用于建造新的村落。
“德国史”的开端是什么时候呢？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有些将德国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认为历史起源不是固定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德国史是从查理曼在西方重建“罗马”帝国开始的。查理曼在771年登基，为了扩大帝国的权力范围，他吞并了伦巴德（Lombardy）、巴伐利亚、萨克森，并建立了东南的边疆领地“马克”（marches，后来发展为奥地利）。早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被正式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前，他就行使了一些帝国统治者的权力，比如铸币。当皇帝和当国王完全不同，王权可能会被继承者瓜分，而皇权一般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到9世纪时，不管统一还是分裂，帝国的命运都充满了重重障碍。843年签订的《凡尔登条约》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决方案。争吵不断的继承者们达成了协议，停止战争并将帝国分为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三块，为未来法国和德国土地的分割打下了基础。但随着进一步的分裂，非卡洛林的贵族也想得到王冠，这使得帝国看起来摇摇欲坠。因此，在9世纪末出现了五个独立的王国：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上勃艮第、下勃艮第和意大利，其中只有东法兰克王国是由卡洛林人统治的。但即便是在东法兰克，中央权力也在瓦解。王国内部发生内战几乎已成事实，而外部又面临着被北边的维京人、南边的阿拉伯人和东边的马札尔人侵略的危险。内忧外患促生了新的政治团体。在东法兰克王国，所谓的五大“部落公国”（stem duchies）逐渐壮大[包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巴伐利亚、施瓦本和洛林（或洛林王国）],这些公国拥有强悍的首领，他能够高效地将部落成员聚集起来，抵御入侵的敌人。比起弱小的国王，这些首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911年，东法兰克国王的最后一位卡洛林继承者也去世了。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第一位日耳曼国王，即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一世的登基，标志着德国史的真正开端。康拉德一世即位后，极力压制拥护他上台的部落公国，但这个不友好的算盘最终落了空。918年，康拉德一世驾崩，萨克森公爵亨利被推举上台，暗示了选举优先于血统的皇位继承原则。后来，他指定他的二儿子为继承人，这一做法打破了选举与血统分离的皇位继承传统，这也是日耳曼政权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征。
地图2.1 根据843年《凡尔登条约》分割的查理曼帝国
一些历史学家对“德意志王国”在这个时期是否存在持怀疑的态度。正如吉林汉姆（Gillingham）所指出的那样，亨利一世在其统治时期所取得的成效，仅限于萨克森和法兰克尼亚公国，他在其他公国并没有多少威望。直到11世纪，“东法兰克王国”（regnum Teutonicum）这个词才开始出现。而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弗莱肯施泰因（Fleckenstein）则认为，尽管如此，“日耳曼人”的认同感其实在这个标签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亨利一世和他的儿子奥托一世的统治对正在形成的王国特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即便是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还是有理由怀疑这些说德语的地方是否真的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权。14世纪中期，复数名词deutsche Lande（德意志领土）比单数形式的Deutchland常用得多。中世纪时期，有关名词的使用总是反复无常、来回变化，不同时期都有包括regnum Alamannae、regnum Germaniae、Teutonicae或Romanorum这些词的出现。更为复杂的是日耳曼王权和皇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将在下节详细阐述。另外，日耳曼这个名字并非来自部落名或领地名，而是从语言而来，这可能是在现代欧洲国家中独一无二的。
这些关于术语和“德国历史”开端的争论，本质上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所造成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哪一部分应当被视作“背景”而非“历史”，无论读者持何种看法，本书能做的，只是将德国历史详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
中世纪的德国处于萨克森（或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的统治之下，从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即位，到1056年亨利三世驾崩。其主要特征是处于封建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形态，贵族佣兵的军事制度，以及相对和谐的教皇与王权的关系，直至发展为后来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记述上等阶层的政治和宗教体系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时刻想起大多数平民的生活状态。在这个时段的晚期，也就是11世纪中叶时，德意志土地上的总人口数大概是五六百万人。（前现代时期的人口估算肯定是不准确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小村落、村庄或者孤独的农庄里，周围是只有小块农田的广袤森林。他们的房子都非常简陋，只有王室的宫殿、城堡、教堂和修道院才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很多人的人生，正如霍布斯（Hobbes）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恶劣、残酷而又短暂”。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但社会阶层越高，寿命就越长。婴儿死亡率极高，许多人死于14岁到40岁之间。即便是在世的时候，他们也长期为疾病、贫穷和饥荒所苦，命运被天灾人祸和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即使在名义上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但在民间，仍然会保留一些异教徒的传统（如咒语、迷信、魔法等）。人们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安抚恶灵、驱走不幸。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工作和进行贸易的地方也不会很远，并在近亲之间联姻。朝圣可能是他们一生中跋涉最远的外出了。只有贵族阶层才会做长途旅行，他们的亲族也会分布在较广的地区。750年到1050年间，人们说的还是古高地德语和古萨克森方言。口头诗歌（oral poetry）在当时可能盛行，虽然只有很少的民间文学作品能够流传到今天。基本上只有神职人员具备读写拉丁语的能力。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很原始，但中世纪的德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部族社会了，封建制成为社会和政治的主要模式。这个复杂的机制在政治上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对等互惠的关系，即一边是服务和忠诚，另一边是保护和支持。封臣向封君宣誓效忠，封君则允诺保护封臣。宣誓完成的标志是封臣双手合掌，放在封君的手掌中的赞誉仪式。宣誓后，封臣会获得封地，叫做采邑（fief）。采邑在法律上和封臣自己的财产（Eigen）[1]不同。封建制出现于8世纪，当时的欧洲社会充斥着入侵、争端和战乱。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封建制逐渐地发展、蔓延、改变。拥有大采邑的封臣也可以做封君，将土地授予更小的封臣。国王的官僚也是封建领主。随着时间的推移，采邑渐渐变成了可以继承的东西。同时，越来越多的小封臣从不止一个的封君那里获得了采邑，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制通过层层的联系，有效地保持了一个较为遥远的政治中心和较为私人的地方城市之间的联系。虽然家族或王朝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封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族或部落这样的政治组织。
历史学家还用“封建制度”来指代中世纪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农民和封建领主的土地关系。没有自由的农民（即农奴）隶属于封建领主，需要向封建领主提供劳务并纳贡。这和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农民不一样，更不同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自由劳工用自己的劳动力在市场上换取工资的行为（不管他们是否像农民一样在田里劳作，或者后来在原始工业或现代工业企业中工作）。在这个狭义的经济学定义中，当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比如，不管是自由还是非自由的农民都要服兵役，以换取对他们的“保护”，免遭那些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战乱所造成的伤害。但是，即便打了胜仗，也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另外，关于封建制度的许多问题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历史学家所争执的不仅仅是其定义（有些历史学家想扩充这个定义）和地点（封建制度是只存在于欧洲，还是其他地方也有？比如现代化之前的日本，封建制是否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过促进作用？），还有它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和古代中国和印度不同，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充满了活力，并最终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之后的篇章中，本书会再次回到这个大的主题上来。
到11世纪，日耳曼地区的大领主和小领主，在一些无法继承的采邑上进行了无休止的争斗。1037年通过的一则封建法规《封地法令》(the Constitutio de feudis），从法律上批准了小采邑的继承。因此，在大贵族和农民阶层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爵士阶层。同时还出现了所谓的附庸骑士（ministeriales），一个法律上不自由的下层贵族阶级，为上层阶级提供服务。《服务法》（law of services）中写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如卡尔·雷泽（Karl Leyser）所指出的那样，11世纪末，德国的社会阶层基本固化，和法国、英国相比，德国的贵族阶层更加具有种姓的特征（caste-ridden）。德国的贵族阶级沉溺于无休止的领土纷争中，家族间因继承权互相撕破脸皮，他们既想保持地位的平等，同时又盘算着分割遗产。贵族阶级永远在为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而斗争，并不断地限制他们所选出的国王（primus inter pares）的权力。
地图2.2 萨利安王朝时期（1024—1125）的德国版图
然而，从早期中世纪的角度看，奥托王朝和早期萨利安王朝的国王都非常成功。亨利一世牢牢控制着教会和部落公国，并吞并了洛林（之前属于西法兰克王国）。936年，奥托一世即位，并在亚琛加冕为罗马帝国的皇帝，象征着他是查理曼的继承人。奥托一世利用教会的势力和贵族抗衡。国王可以决定主教教区的选举结果，教会的财产不能随着朝代更迭而世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比起世俗的封建领主，新的主教更有可能成为国王忠实的仆人。同时，教会的财产也为国王和其随从在各地巡视时提供了住处，毕竟国王只有亲自到各处去巡视，才能弘扬并保持自身的威望。（国王出行的花费巨大，因此，年轻的贵族常常被告诫，说国王来做客绝不是件幸事。）而大主教、主教以及男修道院的院长为国王不仅提供了经济上的，还有军事上的支持，特别是由装甲骑兵组成的军队。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运用宗教和战争来防卫和巩固西部的边疆，尤其是对抗马札尔人（Magyars）的入侵。955年，在奥格斯堡南部的莱希河（river Lech）大胜马扎尔人后，王国的军事命运就彻底明朗了，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边区设立了主教教区，并皈依了西方的基督教（而非东方的拜占庭）。后来，这些地区形成了波兰和波希米亚，成为引领欧洲文明潮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东方马克（eastern march）”的领地，即后来的奥地利，则基本上免于马扎尔人的侵扰，被日耳曼民族的巴伐利亚人同化了。
962年，在冒险侵入意大利，娶了先王的遗孀并自己加冕为伦巴第国王后，奥托由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德意志君主和罗马帝国的结合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尽管随之而来有种种好处，但也伴随着许多义务、紧张的局势和矛盾冲突，就这样，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持续到了1806年。由于中世纪的德意志君主必须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皇帝，这就给德意志的皇帝增添了一件烦心事。为了宣扬并巩固自己的权威，德意志皇帝不仅要不时地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还要在世俗和宗教的力量之间，也就是在自己和教皇之间，保持一种艰难而又脆弱的平衡。虽然史学家对此颇有争议，但这两个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德意志君主的权力。1033—1034年，皇帝又吞并了勃艮第，至此，他统治着三个不同的王国。然而，德意志国王还是要不停地保卫边疆，平息国内的动乱。他们不能总是待在意大利，以免当他们回来时，发现一切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在意大利，他们的政治活动也相当繁重，并且经常失败，极有可能使他们一病不起。983年，也就是奥托二世28岁的这一年，他得了疟疾，死于罗马。另一方面，在意大利进行政治活动后，所得的利益又可投入德意志。在奥托王朝的大多数时期，教皇和皇帝的关系都十分和谐。
通过教会，思想与精神生活再次复兴。公元10世纪，修道院、主教教堂和大教堂的学校得以大量新建和重建。因亨利二世死时无子，1024年康拉德二世即位，萨利安王朝就此拉开了帷幕。萨利安王朝基本延续了奥托王朝时期的政策，设立了更多的主教教区[如班贝格（Bamberg）]，兴建了戈斯拉尔（Goslar）、马格德堡、亚琛、雷根斯堡等宫殿，并建成了一些大教堂，如施派尔主教堂。但皇帝权力得到巩固的假象以及教会和王权表面上的和谐开始瓦解。1050年之后，两个世纪的转变期结束，由此进入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世纪盛期”。
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充满了政治矛盾和宗教冲突。国王无法钳制贵族，反抗和内战不断，包括1073—1075年的萨克森叛乱，1077年施瓦本公爵鲁道夫被推选为“敌对国王（anti-king）”。一些青史留名的伟大王朝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萨克森的韦尔夫、巴伐利亚的维特斯尔巴赫，以及1079年被授予施瓦本公爵的霍亨斯陶芬家族（他们的名字来自于格平根附近的斯陶芬城堡）。政治动乱和内战一直持续到了叙普林根堡洛萨公爵统治时期。在最后一位萨利安国王亨利五世（1106—1125）驾崩后，洛萨公爵于1125年即位（没有血统继承权）。直到新的霍亨斯陶芬（或斯陶芬）王朝时期，即1138—1254年，特别是著名的腓特烈一世（又译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统治时期（1152—1190），政治动荡才平息下来。同时，在萨利安王朝末期的亨利四世（1056—1106）和亨利五世时期，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危机成为帝国的新问题。11世纪中晚期，包括禁止神职人员娶妻、禁止买卖圣职、废除世俗君王叙任权等的教会改革，赋予了神职人员与众不同的特权地位。当教皇越来越自我膨胀的时候，德意志的一些大主教开始发展自己的政治和领土野心，他们曾是奥托王朝的忠实盟友。尤其是当希尔德布兰成为格雷戈利七世教皇（1073—1085）时，教皇和皇帝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峰。1077年1月，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向教皇忏悔赎罪。但在世俗君王的叙任权（即教会中重要教职的任命）上，双方还是存在分歧。所谓的“叙任权斗争”的结果见于1122年缔结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它规定了亨利五世只能影响德国，但不能干涉意大利境内的教职任命。然而，这看起来更像是教会，而不是国王的胜利。德意志的大主教们继续发展成为除了世俗贵族以外的封建领主。教会的世俗地位得到了提高，宗教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复兴。教会推行了新的禁欲令，强调虔诚祷告的生活和脱离世俗的精神，贫穷和自我惩罚的赎罪方式被奉为美德。
中世纪盛期代表的是一个多方面的重要转变期。政治动乱瓦解了原本的部落公国，新的领主出现了，他们建立了许多小的邦国。帝国的威望和权力日渐衰弱。在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尽管皇帝在法庭上大放厥词，但封建领主们依然获得了广泛的特权。腓特烈一世最强大的臣属是他的表亲，即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他被授予了巴伐利亚公国，并且获得了德意志北部和东北的领地。后来，一些贵族和主教向腓特烈一世施压，迫使他和这位最有力的继承人反目成仇。1180年，在狮子亨利的领地被没收之后，部落公国的领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至此，部落公国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诸侯所占领的世袭小邦国和采邑。在腓特烈一世的继位者统治期间，王国割据的局面日益严重。到了1250年腓特烈一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去世后，各诸侯在领地中获得了强大的政治权力。
这个时期的德国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经济十分繁荣，四轮马拉车代替了更慢的牛拉车，同时出现了三田轮耕制，开拓了更多的土地。人们开始从零零散散的小村庄里走出来，聚居在更大的村落里。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增长。贸易的增长使金钱变得更为重要，也因此提高了从事放贷、收贷这个行业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不存在对放高利贷的宗教限制）。犹太人喜欢群居，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有围墙的犹太人居住地是建于1084年的施派尔。从12世纪起，德国商人的足迹遍布全欧。手工业者开始建立行业协会和委员会。同时，城市的数量在早期也有所增长。手工业者大多居住在南部的城市，而北部则主要居住着商人。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紧密相关：12世纪，德国的人口增长到了七八百万左右，有些地区（比如萨克森）的人口增长要比其他地区快得多。在南部和西部，人口的增长消耗了森林和沼泽，农业用地不断扩大；而在东部，却引发了殖民的浪潮。易北河东部的斯拉夫在1150—1300年被侵占，其东部领地建立起了新的村落，如西里西亚。这些侵占他族土地的农民可以享受到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个人自由。对中世纪晚期以后的德国史来说，向西的移民和殖民奠定了重要基础。
日耳曼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尽管如此，或者说与此同时，本质上保守的日耳曼上层阶级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们深深地影响着日耳曼的文化。实质上上层阶级是一个武士阶级，不仅内部争执不断，还参与了国际远征军，比如征战圣地耶路撒冷。这个军事阶级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荣誉准则，被称为骑士（chivalrous）准则。12世纪末的民间中世纪高地德语文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瓦尔特·冯·德·福格尔魏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不管他自己是不是骑士）等作家，给骑士阶层的道德观和生活经历赋予了热情高贵的意涵。还有一种被称为宫廷诗歌（Minnesang）的世俗抒情诗，诗人通过宫廷诗歌来表达对贵妇人的单相思。他们既得不到回应，也不能得到回应，因为这是跨阶级的爱情。这种诗歌可能体现了附庸骑士（ministeriales）的尴尬地位，他们既是不自由的附庸，又是较高贵的阶级。诗人可以在宫廷里担任职业诗人，但这样的职位和宫廷弄臣或音乐家一样，是不安全的。和中世纪盛期的抒情诗同样重要的是叙事诗。早在1170年，就有了第一个德国版本的特里斯坦（Tristan）与伊索尔德（Isolde）传奇。当时，著名作家有《特里斯坦传奇》的作者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Gottfried von Strassburg）、哈特曼·冯·奥厄（Hartmann von Aue）、因《帕西法尔》（Parzival）而闻名于世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史诗中最有名的是《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这些作品后来大都为19世纪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作品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宫廷文化和骑士文学兴盛，关于伟大的帝王腓特烈一世的政治传奇口耳相传。对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是日耳曼文明的巅峰时期。不过，与此同时，在中世纪晚期兴起了更加小市民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公元1200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为我们现在所知的“现代”欧洲打下了基础。
图2 14世纪马内赛古抄本中游吟诗人的插图。出处：Die Minnesinger in Bildern der Mannesischen Handschrift（Leipzig: Insel-Verlag,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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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为allodial land，自由保有的土地上没有一个更高级的地主，不需要履行义务或纳贡。——译者注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
虽然城市在12世纪已经变得很重要了，但直到13世纪，它们的数量和地位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到13世纪中期，城市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0倍，达到了大约3000个。虽然大多数城市的规模都非常小，但它们都很重要，并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些城市的起源和特征各有不同：有些建立在罗马城市的基础上；有些是作为诸侯的居住地，或国王和诸侯的行政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另一些则是贸易、生产和市场扩大的结果。在德国东部，一些新的城市，如里加（Riga），在殖民地上拔地而起，而南部和西部的城市密度则更大。至今，在许多地方还遗留着当时城市的特征：城墙、要塞、城堡、教堂，可能还有其他宗教建筑、雄伟的市政大厅、协会礼堂，以及城市贵族居住的伯格之屋（burgher houses）。
有趣的是，虽然布拉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帝国的中心，但由于德国政治的地方分权特点，没有一个城市发展成像伦敦或巴黎一样的皇室首都。城市的政治地位取决于它们是邦国城市（Landesstädte），还是由地方统治者（世俗或基督教会的统治者）管理的城市，或是帝国的直辖城市（Reichsstädte）—完全独立并只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力地位。城市有可能是封建主的权力基地，也可能自身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诸侯和皇帝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与其进行斗争。城市常常联合起来组成城市同盟，比如1254年成立的莱茵城市同盟，1376年成立的施瓦本同盟。在1387—1388年发生的城市大战（Great Town War）中，这两大同盟被诸侯们打败，虽然此前施瓦本同盟是有能力来抗击诸侯的。1488年，完全不同于旧同盟的新施瓦本同盟成立。而在瑞士的林谷和山脉中发展起来的瑞士邦联，则意图推翻哈布斯堡领主的统治，并最终在1648年正式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地位。而那些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城市，由于种种原因，既没有采取瑞士的方法（即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形成同盟），也没有加入奥地利，而是在16世纪初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其他同盟的组建则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合作的需要。其中最著名的是汉莎城市同盟（Hanseatic League，名字起源于1358年），它由北部城市组成，吕贝克城占领导地位。20世纪末的汉堡和不来梅仍然为拥有这一段历史而感到骄傲，因此，它们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汉莎（Hanseatic）”，车牌的字母也是“HH”[1]和“HB”[2]在城市的内部，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平等。少数富有的家族掌控着市政府，他们抱有典型的富有市民的政见。有趣的是，比起英国，德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相当少（瑞士除外）。德国的富有市民在政见上非常反对贵族，因此，他们不像英国的富有市民一样离开城市，到乡村里去做乡绅。在德国，富有阶级和贫苦大众的强烈对比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estate），并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的工业化时代。
图3 1368年，奥格斯堡市政府移交给手工业行会。素描出处：Das Behaim Ehrenbuch der bürgerlichen und zunftlichen Regierung der hl. Reichsstadt Augsburg（1545）；翻印自：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虽然如此，在那样一个充满了无尽的争斗和突如其来的暴力冲突的年代，城市对于逃难的农民来说，仍然是一个有围墙的安全之地。中世纪晚期的德国是否是一个特别暴力的社会，而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是否同样充斥着暴力，历史学家们对此看法不一。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德意志皇帝作为中央权力的代表，他的表现过于软弱，无法维持和平。比起权力更加集中的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中支离破碎的领地。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地方诸侯应负责自己领地内部的和平，允许在诸侯领地之间打仗，敌方可以是王国内的任何人。这个观念同时反映并证实了王国政治的碎片化。从15世纪中叶起，王国的一些诸侯开始聚集起来，形成“圈子”（circles），或在特定的地区结成同盟。
在13世纪的德国历史中，东部殖民运动占领的斯拉夫地区尤其重要，它反映了人口扩张的压力。1226年起，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条顿骑士团（Knights of the Teutonic Order）与异教徒斯拉夫人进行圣战，并开始在遥远的东北领地建立邦国。普鲁士邦国由骑士团团长统治，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外从维斯瓦河（Weichsel或Vistula）到默麦尔（Memel）之间的区域。15世纪，条顿骑士团开始衰落。1410年，条顿骑士团在坦能堡被波兰人击溃，矛盾继续激化。最终，条顿骑士团在持续13年之久的战争（1453—1466）中惨败，让其不得不成为波兰的附属国，并交出了包括但泽（Danzig，波兰语Gdansk）在内的西普鲁士。1525年，条顿骑士团总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Albrecht von Hohenzollern）改信新教，由此切断了条顿骑士团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成了现在世袭的普鲁士爵位的第一任日耳曼公爵。1417年后，霍亨索伦王朝（起源于施瓦本，那里至今还能看到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堡）入主勃兰登堡边区，或者说是边疆领地。这些相对来说城市化水平不高、欠发达、经济落后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殖民地区，随后支撑起了这个主导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德意志历史的强大王国。在这些地区的庄园中，一个握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容克地主阶级（“Junker”，从“Jung Herr”而来，意思是“年轻的领主”，可能因为他是小儿子，没有家族土地的继承权，于是来到东部的殖民地区寻找发迹的机会）—悄然兴起。这个团体对后来普鲁士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对环境和命运的改变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直到其经济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殆尽。
图4 马林堡（Marienburg）：建于1280年，1309年起成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的宅邸，1324—1335年经过了若干次扩建。出处：Die schöne Heimat。
1200年至1300年期间，日耳曼的人口从800万增加到了1400万人。快速的人口增长对农民境况的改善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些占领了东部新殖民地的农民享有了很大的人身自由。不过很快，14世纪日耳曼人口就开始下降了。1348年至1350年蔓延的腺鼠疫（Bubonic Plague），或称黑死病（Black Death），加剧了人口的减少。和英国一样，德国的许多村庄被废弃，耕地面积也减少了四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先前为了躲避迫害而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经常在疾病蔓延的地方被当作替罪羊，他们被指控在水中下了毒，成为集体泄愤的牺牲品。许多犹太人因此移民到了东欧，犹太人使用的意第叙语（Yiddish）从某个方面来说，就是中世纪晚期德语的一种。在更为古老的德国西部，劳动力的短缺带来了农民境况的改善，因为领主们试图留住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而在东部，因为领主们试图从较少数量的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之前相对自由的农民们却发现劳动力剥削的情况日益严重，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受限制。于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出了晚于德国西部的“第一次”农奴制的所谓“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又译再版农奴制）。15世纪后半叶，人口再次增长，整个欧洲人口超过了6000万人。16世纪初，德国人口大约是16万人。从15世纪开始，由于土地和资源压力的增大，尤其是在德国西南部，爆发了周期性的农民运动。
1254年，腓特烈二世的儿子康拉德四世驾崩，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德国政治迎来了一段空位期。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成为奥地利、施泰尔马克（Styria，又译诗蒂里亚）和克拉尼斯卡（Carniola，又译卡尼鄂拉）的统治者，并且居然将这个地位一直保持到了1918年。从1438年开始，哈布斯堡皇帝就几乎不间断地继任皇位，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在哈布斯堡初期的皇帝鲁道夫（1273—1291）和他的儿子阿尔伯特一世（1298—1308）的统治下，帝国的中央权力得到了加强。然而，在查理四世统治期间进行的宪法改革承认了帝国内部地方政治实体的建立，稳定帝国局势长达四百年之久。1356年，查理四世（1346—1378）在纽伦堡颁布了金玺诏书（the Golden Bull），将七大诸侯封为七大选帝侯（electoral princes），并制定了皇帝选举的相关细则。查理四世为选帝侯制度打下的基础一直持续到了1806年。此外，令他流芳后世的还有他对其出生地布拉格的建造，包括帝国法庭、布拉格附近的城堡（比如卡尔斯泰因城堡），以及1348年建立的布拉格大学。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相比诸侯的地方权力，帝国的中央权力日益衰落。15世纪末，有两股势力影响着德国政治：一是帝国议会（Imperial assemblies），或称Diets（Reichstage），由皇帝、诸侯、基督教会各领地的主教、独立骑士以及帝国直辖城市的代表们参加，讨论影响全帝国的重大问题。二是地方的领地议会（territorial assemblies），通常由诸侯与地区内较为上层的阶级代表进行会谈，这种合作关系后来被称为“议会邦国”（Ständestaat）。通过这些领地议会（或称Landtage），能够获得有影响力的群体的同意并提高税收，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市政府也基本实行寡头政治。
到1500年，现在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已经变得极其复杂，不同王朝和基督教会的各个领地纵横交错，帝国的直辖城市和独立帝国骑士的城堡则零星地点缀其中。当时共有七个选帝侯公国，大约25个主要的世俗邦国、90个基督教领地、100多个伯爵领地，还有许多较小的勋爵领地和城市。正如杜·布雷（Du Boulay）所说：“中世纪晚期的德国是个碎片政治的海洋，其中漂浮着一些大块的碎片。”这个碎片的集合体由广阔的帝国松松地守护着。然而，皇帝所担忧的却不仅仅是帝国内部的统治，因为他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族的领地。哈布斯堡的统治涵盖了1479年通过联姻获得的低地国家，并与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1558年驾崩）统治的阿拉贡、卡斯蒂利亚（或译卡斯提尔）、意大利（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地区）以及勃艮第都有利益相连。15世纪后期，哈布斯堡王朝的视野和政治活动不再仅限于德意志帝国，而是扩大到了整个欧洲。由此构成的不只是帝国权力的优势，同时也是潜在的弱点。
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在文化与精神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世纪盛期的骑士文学更加丰富，但和描写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相比，仍显得相形见绌。吟唱宫廷诗歌的诗人被数量更多的城市“民众诗人”（master-singers）所替代，其中最著名的是16世纪的一位来自纽伦堡的鞋匠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世纪中期，占主导的日耳曼语言转变为了早期新高地德语。法律也开始编纂成典，早在13世纪早期的《萨克森明镜》（Sachsenspiegel）中就记载了萨克森的习惯法；后来罗马法复兴，这样，就在日耳曼法和英国普通法系之外形成了第三种法系。14至15世纪建成的许多大学，现在仍然是著名的学术中心，其中不仅仅包括布拉格大学，还有维也纳大学（1365）、海德堡大学（1386）、莱比锡大学（1409）、蒂宾根大学（1477）和维滕贝格大学（1502）。这一时期的学术语言还是拉丁语，不过方言散文也在发展，而在由教会神职人员组成的旧知识阶级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由专职官僚、律师和世俗学者所组成的新的知识阶级。德国的人文主义采取的是反神职人员和反教皇的态度，并试图在历史背景中解读《圣经》。
教会保持着自身在政治、经济、知识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上流社会的主教常常还是封建领主。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基督教会的统治可能比世俗领主更可怕，因为一旦犯错，就可能同时根据教会和世俗的法律被处以双倍的罚金。不过，不能将“教会”和“宗教”理解为内部毫无纷争的单一实体。教皇体制所涉及的权力关系非常紧张，从中世纪盛期起，教皇自身就一直处于政治的泥沼之中（包括法国籍教皇统治期间，在阿维尼翁城发生的“巴比伦囚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职责引发了矛盾，在大公会议主义者（conciliarists）看来，世界性主教会议的权力应在教皇之上，但他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将中世纪晚期的纷争看作是世俗的人文主义和教会的经院哲学之间的斗争，那么我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加百列·比尔（Gabriel Biel）等人追求新的宗教解释，当时宗教虔诚的主流解释，例如现代灵修（devotio moderna，强调内心世界，通过超脱世俗获得救赎），被认为影响了后来的宗教改革。也有许多异教传统在民间流传：在波希米亚，扬·胡斯（1369—1415）的追随者，被称为胡斯信徒（Hussites）；14世纪波希米亚的瓦勒度教派（Waldensians）；15世纪的阿尔比教派（Alpine valleys），还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异教思想。民间的宗教应该没怎么受到神学争论的影响。历史学家才刚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他们想知道当时不识字的民众的宗教体验和惯例，史学界也对民间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sed）的程度问题争论不休。但很清楚的是，在中世纪晚期的民间宗教里有高度的魔法成分，人们借此理解神秘莫测、险恶严苛的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世纪晚期，教会将这些魔法元素吸收进了基督教的仪式当中。这些模仿地狱、恶魔和火焰的仪式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而纽伦堡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绘画和雕刻作品更是展现了死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于死后的世界更为敬畏和担忧。这种担忧让教会有利可图。教会规定通过善行能够获得赎罪，而善行包括向教会的捐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中世纪晚期的生活和五百年前一样，仍然恶劣、残酷而又短暂。宗教和魔法提供了一整套强大的、难以分辨二者界限的方法，来解释和控制对生活的经验。同时，神职人员作为教会的官方代表，常常成为人们仇视和攻击的对象。
图5 艾克·冯·雷普戈（Eike von Repgow）《萨克森明镜》中的一页，图中描绘将城堡作为采邑授予臣子的景象。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Herzog-August-Bibliothek）藏。
到公元1500年，德国已经形成了和英法较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大不同的政治体制。历史学家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试图解释中世纪德国王权的孱弱。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些因素，比如德国相对较大的国土面积。而对于那个没有现代交通设施的时代来说，中央权力更难管制地方。另外，德国缺乏明显的地理边界和清晰的边疆。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地方的权力委任模式（在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中是必要的）导致了不同的政治结果。比起一心要扩大王朝版图的世俗领主来说，独身神职人员的采邑无法继承，因而对国王更为忠诚。不过，在法国的神职人员占有零星的土地，并努力维护中央权力的同时，德国的主教作为封建领主却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教会日渐从国王的手中溜走了。国王也不可能直接让外地人当公爵，更不可能分给他采邑，因为外地人虽然不会发展成本地的势力来对抗国王，但比起国王授予的采邑，在自由保有的土地上更容易进行有效的市政管理。另外，中世纪欧洲国家中不同贵族家族的特征、德意志国王的选举本质、在一些重要的危机时期国王的坏运气也是导致德国王权孱弱的重要原因。很明显，任何对此的解释都会提到一系列的因素，它们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那些，比如对意大利的政治投入和叙任权斗争的结果。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讨论中，我们都必须注意到，认为中世纪德国的王权孱弱是个严重问题的，多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而非现代人。因为对于前者来说，民族和国家是最自然的政治单元；而对于后者，政治的体验则局限在个人和地方上。因此，对现代人来说，比这个问题更有意思的，恰恰是其相反的一面：为什么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来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以及工业社会的政治基础呢？这些国家被后资本主义下新形式的跨国经济联邦取代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广泛的视角下解读德国的政治体制，而不仅仅将它看作是“失败”、“扭曲”、“迟来”的后继者。此外，如果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世纪晚期德国多姿多彩的城市和精神生活，实际上为后续的西方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