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自16世纪以来从世界带进中国的，不仅是真金白银的生意和各色各样的就业机会，还有许多当时中国所不能企及的西洋科学技术。自葡萄牙人入居后，澳门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国际商埠，不仅是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秘鲁贸易航线的起点之一。通过澳门的国际贸易，中国与世界建立了重要的联系。同时，澳门又是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来自各地的博学的传教士，以他们的知识与技术，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1]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带进中国朝廷的西洋科技，最为人所津津乐道者，固然是天文历法、地理舆图、几何算术，但真正辐射到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资，莫过于洋枪洋炮。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洋枪炮的传播，改写了明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格局——明亡于清，明清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两方势力所拥有的洋枪洋炮的较量；清中叶以来，中央军事力量疲弱，无法拱卫地方，匪盗问题越趋严重，地方自办团练，均自备西洋枪火；至清末，革命军兴，新军叛变，最终迫使清帝逊位，结束了中国帝制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结果，而这些枪杆子，主要也是西洋货式；民国肇始，不论是北洋抑或是国民政府控制地方的权力皆迟迟难以巩固，各地多由军事领袖把持，基层的地方势力，或谋求自保，或相互倾轧，亦需要大量的武器做后盾。
在这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澳门先是在明末清初将西式火器输入中国，同时把相关的技术人才带进朝廷；其后在清末民初，又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西洋武器输入中国特别是华南地方社会的重要中折站。由是观之，澳门对西洋火器在中国传播所发挥的辐射作用，在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转折点，都不能轻视，值得仔细探讨。在某种意义上，17世纪的西洋火炮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洋枪洋炮，是西方近代工业化的产物，西式近代武器的引进或流入，实则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的工业文明。以武器为载体的近代工业文明，既促进了中国军事技术的革新，也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冲击力。澳门作为近代武器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也面向中国传统社会辐射了近代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发生了特殊的影响。通过近代武器传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考察，可以对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有进一步的了解。[2]
明末清初由澳门传入的西洋火器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出现了火炮、火箭等使用火药的武器，由于这类火器主要和基本的用途是燃烧，且多借用抛石机、弓、弩等冷兵器的机械力，早期的“火器”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火器。[3]南宋绍兴二年（1132），军事家陈规发明长竹竿火枪，将火药装于竹管内用来喷火烧伤敌人，被认为是射击性管形火器的开端。元代出现的铜火铳，利用火药燃烧产生气体膨胀力，将弹丸射出，击杀敌人，是以火药为发射动力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开始[4]，已经具备近代火器的要素。元末明初的战争中，铜火铳大量使用，备受重视，明永乐八年（1410），成祖平交趾时曾得神机枪炮法，还曾特设神机营。但随着战事结束，出于维持社会安定的考虑，明朝政府禁止使用和发展火器，火器技术长期停滞不前。
相比而言，火器传入欧洲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3世纪末14世纪初，随着蒙古人的西征，火器自中国经西亚传入欧洲。14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独立的火药制造工业，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的火器制造工场，1388年英国乌里治（Ulrich Grunwald）火器制造场已经可以生产在1000步（约1555.7米）距离上洞穿6英寸厚坚壁的火炮了。14世纪后期，欧洲可以制造包括小型爆鸣枪、手持枪等轻型武器以及50～270磅不等的中小型火炮与百磅石弹炮等重型武器在内的多种火器。火器也开始在作战和训练中使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王爱德华三世于1346年在法国的克莱西用火炮进攻法军，大获全胜。15世纪，欧洲火器制造技术显著进步，将笨重的巨炮改进为便于机动的火炮，简化火炮种类，出现了相对统一的火炮形制构造，出现了后装炮和舰炮。同时，创制了火绳枪。[5]到16世纪，燧发枪研制成功，火炮技术进一步成熟，制造火炮开始以口径的尺寸为基数，按比例设计和制造火炮的各个部分，已经规范化和制式化；开始采用仪器和按照射表发射火炮，大大提高了设计精度。[6]从15世纪末开始，伴随着新航路开辟而出现的殖民扩张，将欧洲先进的火器带到世界各地。
16世纪初至30年代，葡萄牙人初来广州通商，最早将“佛郎机铳”带到广东。正德十六年（1521）东莞白沙巡检何儒秘密派人到葡萄牙人船上，请在彼国多年、懂得铸炮技术的中国人杨三、戴明等人上岸，仿造佛郎机铳。翌年，明军在新会县西草湾与葡萄牙别都卢率领的军队交战，又缴获一批佛郎机铜炮。1530年，兵部尚书汪奏请从广东调匠铸造佛郎机铳，以防守沿边重镇之用，获得朝廷准许。[7]尽管如此，此时期引进的西洋火器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很明显效果，在万历年间对后金的战事中，明军所拥有的佛郎机、鸟铳等火器，因制造粗糙，使用不熟练，屡用屡炸，无法抵挡后金的冲杀。
1553年葡萄牙人进踞澳门后，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先后来澳门多次进行争夺，因战争的需要，以及东南亚和世界武器市场的需求，澳门的铸炮业在葡萄牙人的引导下，承接西方先进造炮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铸炮专家伯多禄·波加罗在澳门西望洋半山间兴建一间铸炮厂。到17世纪初，铸炮厂初具规模，不仅可以铸造铜炮，亦能铸造铁炮。铸炮所用原料，铁和火药主要来自中国内地，铜则大部分从日本购买。该厂所造铜炮，早期产品基本遵循佛郎机铳规格，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后来经过技术的改进，所造火炮的规格越来越大，出现了铳长一丈、重三五千斤的大炮，炮的构造也越来越复杂精密，“其施放有车，有地平盘，有小轮，有照轮；所攻打或近或远，刻字里数，低昂伸缩，悉有一定规式”，射程可达五六十里。不仅如此，明末清初澳门炮厂还可以生产威力强大的炮弹，“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摧”。[8]明末清初澳门的火炮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并专门设立“万奴洋行”，负责火炮的销售，不仅满足了澳门六个大炮台的126门火炮需要，而且远销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有人指出：“在伊比利亚的两家王朝合并的时代里，澳门与马尼拉之间大炮、火器和其他军需品的交易十分活跃。这种贸易的大部分是从澳门购置大炮并同船运回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干的。”[9]澳门铸造的火炮也曾通过中国远销朝鲜。直到18世纪中期，由于技术日益落后，澳门铸炮工厂才衰落倒闭。16、17世纪，澳门以其先进的火炮技术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将近代火器扩散到东亚、东南亚一带，发挥了显著的辐射作用。
天主教人士在西洋火炮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传教士陆若汉、罗雅各、汤若望等，不屈不挠地推动了澳门西洋大炮进入明朝最高决策层，而且在西洋火炮技术的总结与传播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抵制西洋大炮、反对传教士的言论，反证了天主教传教士在传入近代火炮中的影响。晚明著名排教儒士林启陆于《诛夷论略》中称：
此辈之擅入我大明，即欲改移历法，此其变乱治统，觑图神器，极古今之大妄……区区一铳，能为国家万年计乎？从未见三代、唐、宋以来，治历明时、防夷御寇者，俱用此碧眼高鼻之狡番为哉！吾且谓国家之大僇辱者此也，而反以此为荣，不亦丑乎！[10]
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长期的交往中，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不仅接受了天主教，而且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他们认为西洋火器是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法宝。通过学习，徐光启不仅成为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军事技术家，而且他还结交了一批对火器精研很深的传教士，如毕方济、龙华民、汤若望等，联络了一批有志报国的官员，如李之藻、孙元化、张焘、王征等，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传播西洋火器的群体，为明末引进和仿制西洋火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后来的孙元化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崇祯三年（1630），孙元化在徐光启的推荐下，被特旨提拔为登莱巡抚，成为明末拥有兵权的职衔最高的教徒，他在王征和张焘等人的协助下，在山东建立一支精锐的火器营，不仅装备了重型的红夷大炮，还接受了葡籍军官公沙的西劳的指导，聘用了不少的葡籍炮师训练部队，将明朝引进西洋火炮推向一个新高潮。尽管由于“吴桥兵变”，孙元化功亏一篑，未能挽救衰败的明朝，但其大量引进的西洋火炮却在明清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所以，研究者指出，虽然天主教人士以西洋火器挽救明朝的努力是以失败告终，但在明末清初的军事史上，教会中人却占有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11]
17世纪初，在农民起义与后金崛起的双重压力下，明政府急需提高战斗力，徐光启等人开始从澳门引进先进的西洋火炮，西方先进的火炮技术也随之进入中国。更重要的是，对后金战争的失利，使明朝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考虑武器的改进，负责管理练兵事务的徐光启本身信奉天主教，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的挚友，亦极为崇拜西洋科学技术。1620年，在未知葡萄牙人是否愿意援助中国的情况下，徐光启通过教会的李之藻和杨廷筠，私派张焘、孙学诗二人赴澳门购置西洋大炮。尽管当时“澳禁方严，无由得达”，孙、张二人在广东按察司“拨船差官伴送” 的协助下，还是顺利进入澳门，并下榻圣保禄学院。当时受西班牙与荷兰关系影响，澳门局势紧张，在澳葡人为寻求明朝支持，对张焘等的到来表现出欢迎态度，张、孙“竟未遇丝毫困难，乃捐资将所得四尊大炮，寄送光启，以便转献于帝，以为军援”，不仅如此，张、孙二人“复以自费聘请炮手四人，盖欲以此表示效忠于君也”。[12]当年10月，四门大炮运抵广州，“善艺头目四人与傔伴、通事六人，一同诣广”。由于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等原因，随炮而行的炮手等十人，未能继续前进，从广州折返澳门，所购四门火炮运到江西广信（今上饶）也不得不停止，首次购炮半途而废。研究者认为，尽管如此，这四门西洋炮运进中国，对中国火器革命还是产生很大影响。明人陈震生《火器》称：“今有西洋炮，又一大变也。此炮从广东香山澳募到极大者四门。”[13]
天启元年（1621）三月，明朝军队在辽东战场上大失利，在满人熟练的弓箭技术下，数万具火器及重达三千斤的大铜铳无所作为，关外重镇沈阳、辽阳相继被后金攻陷，朝野震惊，天启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精通西洋火器的徐光启和李之藻，任命李之藻负责铸造大炮。5月，李之藻与兵部尚书崔景荣先后上疏，请将滞留江西的四门西洋大炮取回。崔景荣又请求朝廷将“广有工匠曾在澳中打造者，亦调二十余人，星夜赴京。”[14]12月，几经周折，四门来自澳门的西洋大炮终于运抵京城。徐光启等人对此四门大炮寄予厚望，认为“此歼夷灭虏第一神器”。[15]
为了借用澳门西洋大炮的技术，在取运4门大炮的同时，明朝廷任命张焘、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公文，正式前往澳门聘请炮师。张、孙在澳门受到热烈欢迎，“当二人出现于澳门时，因侍卫之盛，民众夹道而观，群欲一睹风采，澳门士绅亦全体仪仗相迎，并在一华美大厅中接待”。[16]张焘等向澳门政府宣达皇帝旨意，正式请求澳门政府派遣大炮军队与炮师，以训练中国士兵，得到澳门政府的积极回应。尽管朝廷内部关于是否需要澳门炮手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终未动摇天启皇帝接受澳门选派炮师的决定。1623年5月8日，张焘一行抵达京城，随之的“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赴京听用”。朝廷对此带着先进西洋火炮技术的24人表示出极大热情与礼遇，兵部尚书董汉儒当日即上疏称：“澳夷不辞八千里之程远赴神京，臣心窃嘉其忠顺，又一一阅其火器刀剑等械俱精利，其大铳尤称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样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伍，卒与贼遇于原，当应手糜烂矣。今其来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应仿贡夷例赐之朝见，犒之酒食，赉以相应银币，用示优厚。臣等尽试其技，制造火药，择人教演，稍俟精熟，分发山海，听辅臣收用。”得到熹宗皇帝的认可与支持。[17]
朝廷对澳门的火炮技术十分重视，葡籍炮师到达京城后，兵部即安排训练炮手。兵部尚书董汉儒特就澳夷教演火器之事上疏皇帝，提出三点意见，其中首要提到的是保密事项：“教演之所，行巡视御史，委兵马司官时时巡绰，毋令外人闯入窥伺漏泄”，得到皇帝的肯定。[18]当时朝野上下对此次训练都抱有很大希望，浙江道御史彭鲲化也上疏呼吁：“中国长技火炮为上，今澳夷远来，已有点放之人，宜敕当事者速如式制造，预先演熟，安置关外，庶几有备无患”。[19]不幸的是，一次实弹训练中，一炮忽然炸裂，葡籍炮手哥里亚及若干乡人被炸死。此事被视为不祥之兆，训练被迫中止，葡籍炮手也“立命返澳”。
从澳门输入的火炮及其技术，很快被明朝运用于战场，在对后金的战争中发挥了显著效果。天启六年（1626）初，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城，明军借用西式炮台、西洋大炮以及受过葡萄牙人训练的炮手，以不满二万之兵力，抵挡了后金五六万人的进攻，并给满人军队造成很大损伤。明朝军队也因此取得对后金战争的首场胜利，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西洋大炮的名声也随之大噪，进一步赢得朝廷认可。天启帝连发谕旨，要求“如法多制”西洋炮，以资防御。同时又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并“谕礼部差官祭宁远退奴西洋大炮”。所封大炮，即是徐光启等人首批从澳门募回的四门西洋大炮之一。天启七年（1627）五月，袁崇焕又用西洋大炮取得“宁锦大捷”，大败皇太极。西洋大炮已经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战术依赖。
崇祯即位后，采纳徐光启制造火器的建议，有意购募西洋大炮，两广大吏李逢节、王尊德等奉命转托澳门葡萄牙商人采购火炮。澳门葡人随即捐献大炮十门、步枪数支，以公沙的西劳为领队，耶稣会士陆若汉为通事，带领数名炮手，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从广州出发，运炮北上，十一月二十二日到达涿州。由于正值后金大兵包围北京，澳门火炮一时难以运进京城。炮队“将铳分布城上，昼夜防御”，发挥了重要的震慑作用。后金兵撤后，崇祯三年（1630）正月，六门大炮运入北京，四门仍留守涿州城。随炮而来的陆若汉又向朝廷进呈了两具大炮车架式样。因为对清战争的困难，崇祯皇帝对葡籍炮师及大炮的到来十分满意，命令京营总督李守锜等“设大炮于都城冲要之所，精选将士习西洋放法”，并赐炮名为“神威大将军”。[20]不久，徐光启上“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请求朝廷多造火炮，以训练士兵。二月初三，崇祯皇帝下旨，葡籍炮师留京教演等事，由徐光启等酌行，“仍择京营将官军士应用，但不得迂缓”。徐光启得令后，即组织葡籍炮手在宣武门外将军校场训练100名军士，收到不错效果，“月余，悉皆谙晓”。[21]
此次澳门大炮的到来，引起了前线将领的注意，纷纷请调西洋炮、炮手和葡籍炮师，朝廷一时难以应对。陆若汉等请求将公沙的西劳及炮师留下继续训练士兵、制造大炮，自己则带人再赴澳门募兵购炮，得到朝廷认可，“遣中书姜云龙同掌教陆若汉通官徐西满等，衹领勘合，前往广东香山澳置办火器及取善炮西洋人赴京听用”。[22]陆若汉一行来到澳门后，得到澳门葡人的大力支持，数日之间，征集150名葡人与等量的侍役。数月后，这支约400人的队伍携带巨炮一大队和其他军器北上，因其特殊的人群（葡人）与武器，沿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队伍抵达南昌时，由于朝廷内部的分歧与争论，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崇祯皇帝下令葡人由江西返回澳门，由陆若汉等人将军火押运继续北上。崇祯四年（1631）三月初五日，陆若汉回京复命，“续进西洋盔甲、刀、铳等械”。[23]皇帝对其也是“恩赉有加”。[24]
在澳门西洋火炮输入的同时，西洋火炮及其技术也不断进入军营，运用于战场。崇祯三年（1630）七月，孙元化出任山东登莱巡抚，在徐光启的推动下，建立了一个精锐的火器营。王征、张焘等人先后到登莱任职；在京教演火器的葡人，在公沙的西劳的带领下也来到登莱；陆若汉回京后也携带火器转往登莱；而且还从广东运来1200门各式枪炮，并有随队造炮匠人和放炮教师53人。[25]这些葡萄牙籍炮手不仅在登州教演火器，而且也参加对后金的作战。崇祯四年（1631）六月，公沙的西劳等13名葡籍炮手随张焘的兵船出海，在皮岛一带以西洋大炮对战后金兵，取得胜利。[26]不幸的是，由于军队内部的反叛，不久登城失守，公沙的西劳、鲁未略等12名葡人遇难。兵部尚书熊明遇上疏请求追封赠恤的同时，并请求由陆若汉继续在澳门聘请炮师，“而若汉倡道功多，更宜优厚，荣以华衮，量给路费南还，仍于澳中再选强干数十人入京教铳，庶见国家柔远之渥，兼收异域向化之功”，得到皇帝认可。[27]陆若汉回澳后不久病逝，再也没有澳门炮手进京，明朝政府从澳门购募西洋火炮的行动也随之结束。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传教士毕方济上奏，建议“购西铳以资战守”，并请求再从澳门聘用炮师，“教授制药点放之术”，却再未获得批准。
澳门的火炮技术在明末也开始传播。崇祯二年（1629）初，在赴澳门募炮的同时，徐光启等人就上疏请求造炮，得到批准。徐光启造炮过程中，得到了澳门教区教士的大力协助。汤若望、罗雅各等人向其传授了“制器演算诸法”。崇祯末年，汤若望等传教士被明朝委以造炮重任。崇祯九年（1636），清兵入关，逼近北京城，危急之中，崇祯帝命兵部邀请汤若望、罗雅各视察北京城防工事，并教授开炮方法。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明朝专门为汤若望在皇城开设了炮场，并选派一批太监跟班学艺。汤若望首先造成20门可装放40磅炮弹的火炮，演示成功后，崇祯帝又命其造便于行军携带的500门小炮。汤若望还曾协助太监造炮。
明清战争中，大量明朝火炮落入后金军队之手，使原本并不懂得制造和使用火器的清军，开始接触先进的西洋火炮，并制造火炮。澳门炮师于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黄一农教授指出，由教学管道传布的西洋炮学，曾随着明廷自澳门聘雇的葡籍铳师，而全面进入登莱巡抚孙元化统领的明军，吴桥兵变后，明军投降，“反令相关的铸炮和操炮技术落入满人手里，且协助其在十年左右建立当时世界最大的专业炮兵部队”。[28]
天聪五年（1631）2月，由额附佟养性组织的汉人工匠成功造成清军的第一门红衣大炮，赐名为“天祐助威大将军”。自制的红衣大炮在随后的大凌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调动了后金军队制造西式火炮的积极性。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命梅勒章京马光辉等率八旗下属的炮匠及铸炮牛录章京金世昌等在锦州铸造神威大将军炮。皇太极采用优待铸炮匠人的政策，笼络一大批被俘汉人为其造炮。清军逐渐取得火器优势。
清朝入关后，为巩固政权大量使用火炮，火炮制造规模继续扩大。清军为攻克舟山，曾在浙江铸造数百门铜铁炮；顺治初年，在北京大规模造炮，每旗都设有炮厂、火药厂；并规定各省督抚可奏造前线用炮。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皇帝起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原有造炮技术上大加改进，制造出适合南方山地地势的轻便火炮，后来又将西洋火炮原来使用的角度测量法改进为准星照门瞄准法。
澳门的西洋火炮技术不仅为明清朝廷中枢所重视而掌握，也开始在各地传播。明末两广总督王尊德，也曾“借用澳中大小火器二十具”，仿造出大中型西洋火炮500具，并向朝廷进呈了175具。其中还有10门重达2700百斤的火炮。随同解送的大炮，王尊德还刻有《大铳事宜》一册，送呈兵部，说明各铳需用的弹药。[29]福建巡抚熊文灿、大同总督卢象升等也曾打造出西洋火炮；辽海监军王征还曾造过“西洋神器测量定表”和“活台架炮”等仪器和炮架。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澳门火炮技术的传播与示范作用。黄一农教授指出，崇祯朝因后金、流寇、海盗和荷兰等势力所引起的内患外乱，令明廷对红夷炮的需求颇殷。除公沙的西劳在崇祯三年（1630）正月率澳门葡兵32人携带红夷大炮十门抵京外，闽粤官员也开始大量仿制，并继续北运。至崇祯中叶以后，或因制炮的技术已扩散，且为求快速因应变局，并减低运送成本，始普遍在各边镇或重地铸炮。[30]
1645年，称帝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键为抗清需要派太监庞天寿前往澳门购买佛郎机炮。此时，由于澳门的波加罗炮厂供不应求，不能提供现货，庞天寿只好在澳门等货。待购到火炮时，唐王已灭亡，庞天寿便将所购佛郎机炮运到肇庆，献给桂王朱由榔。澳门炮厂也派有炮手随同到达肇庆。这些澳门火炮在抗清战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当清兵围攻桂林时，“式耜与焦琏分门拒守，用西洋铳击中胡骑，琏出城战，击杀数千人”。[31]
清初钱塘人戴梓发明冲天炮（似今日的迫击炮）以及具有连发功能的二十八发连珠铳，其炮学知识与澳门的西炮技术传入亦有关系。“戴梓的火攻之学即泰半得自其表兄弟张嗣垅，而嗣垅之父就是颇精西洋炮学的张焘”，张焘曾往澳门购买西洋大炮，且数次协助解送西洋大炮和澳门炮师至京城。[32]
明末清初总结西洋火炮技术的书籍，大多深受澳门因素的影响。多次到澳门聘人购炮的天主教徒张焘和孙学诗曾合撰《西洋火攻图说》。崇祯三年（1630）广东总兵何汝宝刊《兵录》一书，其中有《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包括各种西洋火炮的形制尺寸、弹药用量、铸造技术、操作方式以及弹道射程等内容，是最早详细介绍西方炮学的中文著作之一，但其内容则是摘抄于张焘、孙学诗的《西洋火攻图说》。[33]在崇祯五年（1632）剿灭刘香的战争中，赞画官何良焘因“技谙火攻”而得到嘉奖。何氏撰有《铳台说》等相关著述，其炮学水平被认为已超越徐光启、孙元化等人。而澳门是何氏炮学知识的重要源头，何氏曾在澳门替葡人代笔，实地接触过西洋大铳与炮台的原理和方法。[34]崇祯十六年（1643），汤若望口述、焦勖整理的《火攻挈要》一书写成。全书共两卷，附“火攻秘要”一卷。这是明末有关西洋火炮技术认识与运用的权威著作，全书结合图文，对火炮的制造、保管、运输、使用，以及火药的配制、炮弹的制造等，都做了详尽的说明，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康熙二十一年（1682），南怀仁进呈《神威图说》一书，是继《火攻挈要》之后，又一部系统说明西式造炮、用炮的书籍，将明末以来通过教会管道，由澳门传入的西洋火炮技术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提升。
邻近澳门的佛山是明清时期重要的铸炮基地，其造炮技术直接受澳门的影响。佛山以铸铁优良著称，澳门铸炮厂的工匠又主要来自佛山。中国工匠的铸炮技术高超，西葡国王甚至在1626年致函葡印总督，要他从澳门聘请中国工匠将铸造铁炮的技术传授给果阿工匠，并称“此举十分重要，因为葡萄牙没有这类工匠”。[35]澳门波加罗炮厂开办之时，所造铁炮多雇佣佛山铸铁工人铸造，其造炮技术也就因之在冶铁业发达的广东地区流传。波加罗炮厂的先进铸炮技术促进了佛山铸炮业的兴起与发展。崇祯年间，佛山也开始铸造佛郎机炮，当时已经可以造出“连珠佛郎机铳，手把铜铁铳，神铳，大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乌嘴铳，凡数十种”。在波加罗炮厂倒闭之后，佛山的铸炮业得到更大的发展机遇，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军需生产中心之一。鸦片战争期间，广东沿海炮台所使用的大炮，大多来自佛山。直到光绪年间，佛山所造火炮仍被用于战场，中法战争期间，佛山人黄金策协同朱述之回到佛山督造台炮，略仿西炮，四个月共铸成数百门，转运广西边境，发挥了重要作用。[36]
由澳门传入西洋火炮及其技术，对明清政权的更换有着重要影响。明朝和满洲势力的对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双方拥有的西洋火器的较量。满洲势力崛起后，虽然明朝军队拥有“大将军”等传统火器，但在以重铠铁骑冲锋，其势锐不可当的后金军队阵前，明朝军队仓皇无策。1619年3月，明军在萨尔浒一战几乎全军覆没，明朝的危机日益加剧。为了摆脱危机，徐光启等人主张引进更大更先进的西洋火炮，上疏直言：“今欲以大、以精胜之，莫如光禄少卿李之藻所陈与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炮；欲以多胜之，莫如即令之藻与工部主事沈棨等鸠集工匠，多备材料，星速鼓铸。”[37]随着西洋大炮的引进与使用，明朝军队迅速扭转了战场上的不利局势。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大举进攻宁远，袁崇焕在宁远城头布置11门西洋大炮，“铳炮迭放，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38]明军以不到二万人的兵力，成功抵御后金五六万人的进攻，努尔哈赤遭遇其戎马一生中最大的挫败。天启帝大悦，表彰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39]天启七年（1627）五月，袁崇焕又在锦州、宁远用西洋火炮大败新登基的皇太极，导演“宁锦大捷”。天聪四年（1630）五月，明军反攻滦州，以红夷炮连攻三日，轰破城垛口而登城，杀后金军四百余人，奉命留守的大贝勒阿敏仓皇而逃。在第一轮的较量中，明军挟其西洋火炮取得初步的胜利。
不过，自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铸造红夷大炮“天祐助威大将军”成功后，后金开始大量起用降顺汉人担任炮手，用红夷大炮装备军队，其军力大为增强，明清战争之战场局势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率兵攻打大凌河城，明清军队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火器齐发，声震天地，铅子如雹，矢下如雨”，[40]清军最终取得胜利，这也是后金拥有红夷大炮后的首场大胜利，红夷大炮从此成为了清军的重要武器，“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41]此役，后金还从明朝军队缴获大小火炮3500门，大大丰富了清军的武器装备。天聪七年（1633），登州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携大量火炮降清。七月，清军以孔、耿为前锋攻打旅顺，与城中明军炮击7日，将城攻陷。至此，辽东全境归属后金。
明军叛将携带先进的西洋火炮归顺后金，清军实力大为增强，明清战争局势急转直下。崇德五年至七年（1640～1642），明清在松山、锦州一带持久激战，清军大败明军，夺获红夷大炮不少，明军元气大伤。清军以优势红夷炮轰墙破垣的攻城策略也日益纯熟。明朝在辽西走廊的防线支离破碎，而关外被俘的许多汉人兵将也从此甘心投降，与清军结合成一新的利益共同体。[42]清军入关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清军入关后，南下对抗南明政权的战争中，新式火炮仍是战场的主导因素。弘光元年（1645）四月，史可法镇守扬州，曾以红夷大炮对敌清兵数千。阎应元守江阴时，清兵用火炮轰击，守军也以火器抵抗，相持80余天。浙东战场上，双方皆用火炮，战争异常惨烈；清军为攻打舟山，特在浙江铸造数百铜炮和铁炮。永历元年（1647）五月，瞿式耜与焦琏用澳门购来的西洋火炮，打破了清军对桂林的围攻。三藩之乱后，康熙帝为适应湖南山地的需要，起用南怀仁制造轻便火炮运送前线，对平定叛乱起了重要作用。
西洋火炮作为一种新式先进的武器，对明清战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朝之所以接受并传入包括火器在内的各种西洋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澳门独特的地位弱化了帝国的“天朝”与“外夷”心理隔阂。从16 世纪中叶起，中葡双方就建立了一种概念比较模糊的和平相处关系。一方面，明朝政府已经逐渐习惯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并把澳门的葡萄牙人当做传统华夷政治秩序下的一个新的外夷藩属。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为了稳固在澳门的地位，使之合法化，不仅在经济上向中国交纳每年二万两银子的税金和五百两地租银，而且在政治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结好中国当局的机会，除对地方官进行不间断的馈赠和贿赂外，还出动舰船帮助明政府镇压叛兵。[43]这种新型的“藩属”关系，有利于突破传统“华夷之辨”的藩篱。尽管澳门西洋火炮传入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来自传统观念的阻力，但最终还是得以克服，很大的原因是“澳门仍是帝国一个部分”的特殊性。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带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在澳门建立了比较发达的军事工业。为了防止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对手的侵夺，澳葡当局十分注重军事，除在澳门各处建有大小九座炮台外，还有著名的波加罗铸炮厂，大量制造各式铜、铁大炮，工艺精良，被远东的葡萄牙人称为 “世界上最好的铸炮工厂”，不仅能满足澳门自身的防御需要，还可以向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大量出售，使澳门成为远东最著名的铸炮基地。这就为中国的引进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
明朝因为较早拥有西洋火器，故能短时间内扭转战场局势；然而，在清军掌握此类武器后，明军的优势便不复存在，战争的走势转向有利于清军，最后为清军入关夺取政权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西洋火炮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明清之际的战争实则也是近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军事技术的大较量，它不仅促进了中国军事技术的更新，也使传统中国社会开始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不过，康熙中叶后，随着国内局势的平稳，清王朝政权的巩固，火炮技术的研习也逐步松懈而停滞不前。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偕坚船利炮来犯东南沿海地区时，清军所用的火炮与200多年前使用的火炮相比，已无实质性的进步。鸦片战争期间，中英火炮技术已经有了很大差距，佛山所造大炮无以抗衡英国的先进火炮，也是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澳门传入中国的西洋火器，由明清之际主要服务朝廷，至清初以后更多是流入民间。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加剧之际，此类武器又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
清末民初澳门军火在华南的扩散
澳门因其政治与地理上的特殊性，清代中叶以来就是武器走私的重要通道。尽管清政府法令禁止私卖私藏军火，但沿海居民或船户从澳门购得军火之事常有发生。嘉庆九年（1804），摄理澳门同知叶慧业就曾谕令澳门理事官严禁在澳外人私自向民人售卖武器，并要“仍将有无民人赴买硝磺、军器等件，随时禀报本府察核，倘有私卖及多卖情弊，一经差拿，究出买自何夷，定即从严详究，按律治罪”。[44]由于武器买卖管理的滞后，以及澳门的特殊地位，清政府难以真正有效控制武器的流入，澳门军火更多地流向了民间，而成为近代华南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清末华南地区的盗匪活动、反清革命运动以及地方性叛乱等都与澳门军火的输入有密切关系。从澳门军火输入的管制可以看到，清末社会控制又一次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近代工业文明的挑战。通过澳门的辐射作用，世界工业化与全球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自19世纪六七十代开始，近代洋枪洋炮大规模进入中国，澳门以其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外贸易的独特位置，发挥着重要中介作用，由于其社会的特殊性，澳门也是枪炮流散的重要基地。早在嘉庆年间，不仅船户可以在澳门向外国人购买炮位、火药等，“粤洋各帮盗船，炮位众多，显系盗犯假充船户，潜向夷人购买出洋”。[45]至清末，澳门又成为华南军火走私的主要基地之一。清末两广总督张人骏称，“寻常毛瑟、拗兰短枪值仅数元，购来资盗资匪值十余元、数十元不等，利市十倍，奸商设肆，倚澳门以为薮”。[46]
大量武器通过港澳进入华南，流入民间，加剧了地方社会的动乱。清末广东盗匪问题的加剧，就与近代枪炮的流入有密切的关联。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防盗清族章程”中指出，“广东近尤多盗者，前此必人强而有力始能作盗，今则弱者恃一洋枪指吓事主，亦可行劫，甚则持一假枪人亦见而生畏，盗因日多”。[47]洋枪是否能使更多的人成为盗匪，暂可不论，但因为有先进枪械输入，广东盗匪越来越难以对付，则是事实。1904年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于奏折中向朝廷反映，“粤东地处海滨，夙称多盗，自通商以后，轮船往来，外洋快枪购致便易，匪徒恃其利器，凶焰益张”。[48]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给九龙关税司的公文中也指出，“粤省盗风猖獗，素恃洋枪利器为护符，而枪械来源，又恃港澳地方为接济”。[49]拱北海关的报告亦称，清末广东民间武器泛滥与港澳地区“不受限制的军械买卖”有很大的关系。民间武器泛滥加剧了广东社会的动荡，如民间械斗、民变甚至革命党人的活动，这些都给盗匪“提供了欺压良民，抢劫富豪，违法乱纪的机会”。[50]因而，港澳地区的武器走私直接助长了广东的“盗风”，“曩由香港、澳门两处私贩军火至内地者，源源不绝，实繁有徒，以臻今日盗风猖獗，地方不靖”。[51]
相比于香港，澳门的军火更多流向于民间，转入盗匪之手。1906年广东水陆营务处兼缉捕总局在给九龙关税司的函件中说，“闻匪徒由澳购运军火较港尤甚”。[52]当时的报纸也称，“澳门向为私运军火渊薮”。[53]有研究指出，1907年，在英属香港答应协助广东地方政府查缉军火走私后，澳门就成为军火走私的主要中转基地。其时澳门的军火商店可以向澳门政厅申请军火执照，因此许多军火走私者都是通过澳门军火商店在澳门合法购买，然后再运入国内，以牟取暴利。同时，澳门的一些奸商钻了清政府禁止民间私购军火的空子，将军火贩运入澳，然后向内地走私，以牟取暴利。据外国报纸估计，在十年间，通过澳门向内地走私的枪械达50万支以上。这些枪支中仅有少数为革命党人所购得，绝大部分落入匪盗之手，造成广东地区土匪武装蜂起的局面。[54]1907年香港当局为阻止武器走私而制定查禁军火办法五条，其中就有“澳门来往商务暂行停止”的内容，[55]将中断港澳商务作为查禁军火的办法之一，由之可见，澳门的军火非法买卖有着特殊影响。
从一些材料看，香港的军火零售似不如澳门。1911年4月18日香港总督卢押（F.Lugard）在照会中称，“至于零星售卖之店，本港现亦不过两三家而已，而买者均须禀准巡警道署发给准买单照方可。该署亦非任意发给，随时会同抚华道署核明可发，然后发之。凡所准买之数，警署必须按季申报本督查核”。[56]相比之下，在《澳门宪报》上，可以常常见到葡澳当局招标采买武器弹药和发卖枪弹的告示，如1886年11月23日登出“大西洋澳门公物会招标采买枪枝”的告示：“招人承办六口连小枪三百五十支，以为巡捕并所用……所有每票均要交出六口连小枪一支，为办其票，即于是日一点钟在公物会大宪面前当堂开拆，须看各票谁更有裨于公物会，并其价相宜者，方准承办”；[57]1870年“大西洋总管都司副理澳门军器局事务美”刊出招标出卖枪码子的告示：“现奉宪谕，定于系三月廿一日即华二月初八日下午两点钟，在白鸽巢军器局将马地尼（Martini）、亨尼（Henry）、荣睹时打（Winchester）、哥卢（Colt）四种快枪对面笑配用之码子三千五百七十，一一单枚出卖，价高者得。惟只领有准做军火生意牌照之人，亲身携牌照呈验，方准出价投买，其买得者并须立刻用香港或澳门银行银纸交价，为此通知。丁未年正月十七日。”[58]在因欠债而变卖船只的告示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船只所配有的军火往往一同发卖。如1893年7月29日“华政衙门”通知：“案据陈端高控告业主王龙田即王福欠银一案，是以布告，定于西本月廿九日，即华六月十七日十二点钟，在附近船政厅海边所抛之三枝桅铜底头猛（Tao-mang）新绍昌并永贞利船上，将该二船及缆、三板、炮火、枪械暨各什物等件，概行出投发卖。”[59]
广东盗匪与澳门又有着特殊关系，每当清政府清乡，一些著名的盗匪都会潜匿港澳。1900年两广总督的清乡告示称，“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著要各匪闻已多赴港澳，戢影潜踪”。[60]清末香山著名沙匪林瓜四，与澳门有着密切关系，据称其为卖咸鱼出身，未落草之前常往澳门买咸鱼。为盗后，主要在沙田区向各围口勒收行水，“在澳门开平馆，各围须向平馆交行水”。[61]清政府清乡中，林瓜四多次躲往澳门避难，1904年在澳门被获，第二年由广东当局提解回省城正法。林瓜四的弟弟林瓜五也是从澳门回内地，因身怀洋枪，而被海关拿获解案。[62]这些特殊背景，亦是澳门军火易于流入盗匪之手的重要基础。因而，澳门军火对广东盗匪影响尤为特别。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近澳门沿海地带，盗匪多有先进武器。1901年有报纸消息说，“广州府属各县滨海之处，绿林豪客往往勒索不遂掳掠随之，其中匪类之多以香山县境恭谷二部及蜘蛛洲为最……跳刀拍张，声势汹汹”，“大宪特派营勇前往剿办，若辈竟敢纠党数千人恣行抗拒，附近各乡练勇闻警而至，匪党枪若连珠”，鏖战至半日之久，当场夺获快枪十五杆，匪艇四号。[63]
20世纪初广西爆发大规模的地方叛乱，游勇、会党、土匪结合在一起在广西、云南、贵州边界东奔西聚。叛军与官军对抗持续数年之久，“旋扑旋炽，实因枪多码积”。[64]港澳军火亦是其枪械的重要来源。1903年4月《申报》消息披露，广西巡抚王芍棠“侦知土匪游匪时在香港、澳门购买军火，恃委郑观察官应来东查缉，并咨行大宪饬属严拿，以杜接济”。[65]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也以两省关卡严查私运军火作为平乱的重要措施。[66]
清政府法律不允许私人拥有武器，也不允许私自买卖武器。澳门军火主要以走私的形式进入华南地区。澳门与广东水陆相通，为军火走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从水路方面，澳门军火走私进入内地的路线主要有：从澳门黑沙湾到水湾头（今珠海）；从澳门黑沙湾越九洲分卡到香洲；从澳门沿内港向北越前山分卡到内地；从澳门内港经马骝洲河道越分卡到内地；从澳门氹仔经大小横琴岛之间的下滘水道入磨刀门往内地；从澳门绕过路环岛，经大小横琴东南角的阿婆湾尾转向西南，经门、斗山转入内地；从澳门氹仔岛东南的鸡颈角入大海，向西直达崖门、阳江等地。陆路方面主要路线则有：从关闸门以东的界限上偷运进来，沿海边经四厂坟场进入水湾头到吉大，转香洲，再去内地；由青洲渡小河到关闸围，沿围基小路到夏湾，去白石、前山、翠微，再往香山石岐；从澳门渡江在湾仔或银坑登岸，由湾仔向北循将军山小路，偷运石角分卡到沙尾、南屏，再装船运往内地；或由银坑向西南，经摩罗下，绕道洪湾，装船运往石岐。[67]
澳门军火私运进内地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利用船货或旅客往来夹带私运。1907年广东布政使胡林湘给九龙关税司的札文提到，“兹访闻私运军火来自港澳者均由装石装粪之帆船载运，由九龙、拱北关入口，其装法先将军火装在船底夹舱内，然后装石装粪，一则笨重，一则臭秽，洋关插手人等不愿清舱查验，奸商遂乘机偷运接济”。[68]1911年8月，龙清兵轮在前山附近海面巡缉，“正在巡查之际，突见拖船一艘张帆驶去，形迹可疑，龙清轮即悬旗饬令停止，该船不理，龙清当即跟追，迨追及时，船中水手皆凫水逃生，管驾过船查验，见舱面堆有面粉、白糖等物，下藏鸦片烟十八箱，其舱底则有军火码药甚多”。[69]两广总督周馥曾指出，“匪徒私贩枪枝，偷运进口，常有用渔船、石船转载，甚或装置船底夹板内，种种弊端，不胜枚举”。[70]旅客夹带也是常用办法，拱北海关报告说，“仍有乘客将左轮手枪和拆散的威切斯特步枪藏在行李中，大量走私运入内地。不可能对所有乘客都进行盘查，可观的走私收入则使他们甘冒各种风险。于是，盗匪及违法者得到的武器常常比官兵的武器优越，他们以此武器恫吓守法者，抗拒官府的巡查。粤省官府无疑对此备感棘手”。[71]但这样的走私，每次数量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