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自16世纪以降“碰上”世界后，让许多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百姓在中外贸易的大环境中得一谋生之计，掌握了一些内地民人难以接触的知识和伎俩﹔也让西方器物和观念开始渗入华南民间社会，造成局部地区中西文明交汇的特殊景象。然而，澳门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此，知识的增长和由此起步的观念变化，势不可挡地对中国主流文明发生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充分地表明了这一趋势的可能与必然。在新的社会流动的作用下，澳门在思想观念上的辐射和影响，渐由下层而发展至上层，开始引领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空前变革。
澳门是近代以前中国人获得新的世界知识和世界观的最早渠道。1583年，利玛窦把从澳门带来的世界地图改绘成《万国舆图》，呈送给当时的肇庆知府，后改名为《坤舆万国全图》，于1602年出版。清初康熙帝利用澳门作为渠道，大力吸收西方科技及其人才。宫廷征召西人，先经传教士推荐，有时再经广东督抚派人到澳门考察，来人在澳等候，因而澳门成为西方来华科技人员的立足点、预备站和候聘所。[1]至18、19世纪，更多的接受西洋教育的渠道在澳门出现，澳门成为许多有志之士走向世界的跳板。凭借澳门有利条件，内地邻近地区的华人世界，产生了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流动的可能，这种可能涵盖了从劳工、经商者、留学者到女性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传统中国改变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主要渠道，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科举考试因向平民子弟开放，在社会流动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2]澳门影响下的邻近地区的普通华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思想观念处于附庸的地位，被主流思想边缘化，活动范围狭小，参加科举考试的途径极其狭窄，达成向上的社会流动的管道十分有限，甚至完全没有。因为澳门因素的存在，他们得以通过新的管道，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走向世界，并将外部世界的思想和观念输入中国，起到了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作用。从人数上看，劳工和经商者对于生活习俗和商业观念的输入，发挥了一定的影响；[3]而与上层思想关联密切且作用于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近代留学生；妇女精英对传统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具有的意义特别引人瞩目。这种流动性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思想观念变革和全球化的基础。思想观念是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基础性因素。从文明辐射的角度，立足于澳门，联系毗邻地区的社会变迁，揭示外部文明向中国本土文明深处渗透的宏观倾向，应当作为新的思考出发点。本章以揭示全球化进程中澳门对于中国内地思想观念的辐射为目标，从邻近地区华人的社会流动性的角度进行动态的考察，结合具体的条件、人物和过程，说明在文明接触和全球化形成过程中，澳门对于中国思想观念进步所起的辐射作用，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意义。
澳门对邻近地区华人的引力
澳门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变迁能够产生显著的辐射作用，缘于澳门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传统中国文明之间的文明差异，以及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强烈扩张态势。具体而言，澳门的辐射作用首先体现在中国内地的邻近地区，这一作用较早发生、持续影响，与澳门逐渐建立起来的交通、经济、民间交往、教育体制等各种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澳门是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从16世纪开始，澳门就成为海上航线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海上交通网络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西太平洋早期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最初以澳门为中心的主要贸易航线有三条：（1）澳门—果阿—里斯本；（2）澳门—长崎；（3）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虽然这一交通网络并非葡萄牙人凭空开辟的，在此之前，以中国为中心，已经有了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为西方殖民主义到来后在这一地区建立全球性海洋贸易体系提供了便利，但葡萄牙人的到来和澳门的开埠，仍然对于这一区域的发展带来了空前意义的变革。因为此后的太平洋航线，向西端直达欧洲，向东通过美洲再同西班牙本土和欧洲连接，“使世界一体化开始从实践上变为现实”。[4]航路开辟后，相应的其他服务网络也建立起来。17世纪时，澳门已是客商云集之所，“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5]
澳门不仅在世界性的交通网络中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内地的交通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除少数时间外，澳门是广州唯一的外港，承担与内地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使命。澳门与福建有传统的交通往来，澳门及附近居住着许多闽南人，闽南地区的风俗和文化在这一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广东沿海其他港口和海南岛上的一些港口，都与澳门有重要的往来。澳门同时是邻近地区交通的主要枢纽，邻近的香山县，以及周边其他府县的许多地方，无论出洋还是到广东省城或内地重要城市，都以澳门为中转。澳门对于这些地方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它们原本所属的行政中心。如与澳门仅有狭窄水道相隔的香山湾仔，到民国时期，“往来中山内地之人，多取道澳门，形成与中山内地关系之隔膜”。[6]20世纪初，邻近澳门的香山人向国内拍发电报，还是通过澳门，如1912年香山恭都人士自澳门致电广州，预备欢迎孙中山。[7]长期以来，澳门与邻近地区的人员往来极其便利，任何中国人进入澳门，并不需要“一纸印照”，“老居民、流动商贩、工匠、赌徒、魔术师、小偷，良莠不齐，可以不受理事官的任何检查”。[8]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初期。
澳门与香港的联系，也是推动中国内地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方面。香港的崛起，打破了澳门作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垄断地位。香港开埠后，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看上去似乎削弱了，原本在澳门的各种重要文化机关，如马礼逊学校、一些医局和《中国丛报》等出版机构，都在鸦片战争后迁到了香港。相对来说，近代澳门所发挥的作用，和香港相比越来越弱，到20世纪中期，“澳门之交通范围，只限于香港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各地，其在交通上已沦为香港之附庸……就海上交通而言，以香港与澳门两地间之交通为主”。[9]但从另一角度看，通过与香港的联系，在人员、思想观念的流动上，从原来的内地—澳门—世界的模式转换成了内地—澳门—香港—世界的新模式，澳门影响力的绝对值并未减少。
在一般论述澳门与邻近地区的关系史时，政治上的斗争往往是双方关系的主要话题。现存文献（出自官府和绅商的居多）多数是政治争拗的产物，易于显现政治上的对立。而在经济上，澳门与邻近地区的联系之强烈，远远突破了政治上的纠葛，不过这种联系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易为文献中广泛存在的政治性的语言所遮蔽。与澳门邻近的中国内地，特别是香山（中山）南部的一些地方，近代在经济上受到澳门的强烈影响，并因澳门的地位和需求驱动和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实际上形成与澳门特殊的“城郊”关系。这一局面，对于人员向澳门的聚集和观念自澳门的发散，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由贸易开端，澳门逐渐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来者日众，华洋杂处，房舍栉比，蔚然成埠”。[10]这个“城市”的形成，以澳门与广东其他地区的紧密经济联系和便利人员交流为基础，后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附近的粤人在其中的重要角色。“粤民侨寓澳门，人数众多，良莠互异。南番香顺等县，商民来往省澳者，何止数万，往往两地置产，两地行商，无从限断。至于奸民滥匪，往来如鲫，尤无纪极。”[11]在紧邻澳门的香山（中山），受澳门的影响最为显著。民国时地理学者的调查表明：
（中山）县境伸出珠江口外，东南面临海洋，海岸之延长，全省第一，地位最为开通，华侨遍布世界。县境去香港、澳门，不过一步之距，日可往返，较之去广州江门尚觉近便，经济活动受港澳之影响极深，走私之风大炽，港币流通，深入任何一农村之中。[12]
中山石歧与澳门间的交通，到了20世纪40年代，公路、航运均已相当繁忙，“陆道有歧关公路南至澳门，汽车日有十数班，此外石歧小榄大冈与港澳，且有专船往来，便利无比，歧关公路之完善，客货之繁密，全国恐无相匹，公路上单车（自行车）运输之普遍，尤可称为本县交通之一特色”。在往来流通的商品中，水陆运输自港澳上行者多为纸张、铅线、面粉、海味及洋杂等工业制品，下行港澳者多为米粮、鱼鲜、牲口、蔬果、土产烟酒、山货等品，“过境之货物甚多，车水马龙，民生营营，寓商业于投机”。[13]
湾仔是位于澳门西面、与澳门仅隔一条濠江水道对峙的一个小乡村。湾仔一地充分显示了澳门在经济上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其中一批现代事物，很大程度上是在澳门辐射的影响下产生的。湾仔商业本不重要，清代时“有酒米杂货幌缆等店约数十间，俱系小本生理”，[14]“本地人所需之衣物和衣料，亦多过澳门办买，湾仔似不足以言商业”。[15]但因湾仔在海关之外，不受检查，不收关税，“任人上落取携，比于澳门无税之区，该地之民享无税之益，故有数千之众成一小商场，故左右之境皆成寂寞”。[16]从19世纪末起，湾仔增加了许多华船船坞。因为澳门内港的淤塞，许多造船厂、修船厂从澳门迁往湾仔。1910年代，湾仔和银坑共有18家大型造船工厂和20家小型造船工厂。与此同时，澳门减少到9家。[17]经济关系产生的相对繁盛同时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现代性的成长，西式医院、学校、警察机构等先后在湾仔出现。澳门镜湖医院于同治十年（1871）建成。1895年瘟疫流行期间，澳门镜湖医院在湾仔建起一座大型的华人医院。澳门华人只要染上传染病，就送到该院医治，从而大大减少了澳门的死亡人数。[18]20世纪初，湾仔出现了外人设立的“教民之义学”，[19]澳门近代有多家报刊，有些经过湾仔流传，如《镜海丛报》在各地有17个“代派纸之处”（分销处），湾仔为其一。[20]作为“郊区”的湾仔，对澳门表现出显著的从属性。“湾仔乡为中山县属南部海岸之一乡村，与澳门仅隔一河，受澳门之影响极深，无论其生产、工商业、交通，甚至金融，莫不皆是。故湾仔之发展，常在被影响之地位，其中存基于他动远大于自动。”[21]作为拥有“城市”中心地位的澳门，对于周边人民产生了即便是政治纠葛也不能阻挡的强大吸引力，在流动中所交换的，不仅仅是物资，更重要的是足以改变个人命运的知识和技能。
宗教传播与教会学校
澳门由于其特殊的“飞地”性质，方便了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教会的活动。皈依入教的信徒固然是一些华人的思想受到异文化冲击的明证，但更深刻的影响，可能是教会学校特别是19世纪基督新教在澳门为许多平民弟子带来了就学的机会，造就了他们向上的社会升迁。
尽管明清时期上层的中国士人，对于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仍以教化相期，官员和士人的诗词中常有“野心回响处，化日不私辉”（张汝霖诗）、“一角天开航海径，果然无外是中华”（廖赤麟诗）、“思传六籍将夷变，令识中华礼教尊”（刘世重诗）[22]等等，但民间交往并不理会于此。在早期天主教传播时期，已有大量的中国人信教和传教的记载。《澳门记略》云：“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渐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这些人都取有“蕃名”，而“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附近之人，多有被其煽惑，诣寺入教”。[23]在清朝官府的眼中，澳门“于三巴寺下建立天主堂，名为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复有唐人私习天主教之事，或系在澳居民，或系附近各县民人，被一二棍徒引诱来澳，向尔等取诵经卷，持斋礼拜，殊属大干禁令”。[24]在华人教士谢玉的供词中，可以看到他如何在澳门由“西洋教主”给予名号，向广东人传教，在肇庆、新会、开平等地传过“种园做厨”的人8人。[25]章文钦的研究表明，清初禁教期间，澳门成了本地教徒的进教之所、内地教徒的进教之地，和对潜入内地传教的教士接引联络的津梁。[26]
观念和习俗的转移是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外国的宗教对于普通民众的信仰世界，带来了一些改变。1703年4月，鉴于邻近地区发生严重旱灾，澳门粮价暴涨，为此举行了一次场面盛大的涤罪宗教游行，随后又举行了两次。游行后不久，降了一场暴雨，这使得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大为震惊。[27]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在长期的民间交往和共同生活过程中，来自域外的观念和信仰能够逐渐影响到中国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导致信仰和习俗的转移。关于中国人信教的人数，统计各异，但反映了澳门教会对附近中国人产生吸引的基本事实。当然，这里面的因素非常复杂，从宗教的立场看，他们的入教动机并不纯粹，龙思泰很早就注意到，“有若干中国人已信奉罗马天主教，似乎主要是为了方便，而不是为了信仰。我认为其中只有少数人是例外，是好人，其余都是中国人中的渣滓”。[28]
中葡人士通婚也是一些华人皈依洋教的原因。到了葡萄牙人定居于澳门的“第二代人”的时候，中国人与葡人通婚的情况也出现了。19世纪中期，澳门开始有大量与华人血统妇女通婚的记载，这些人中有孤女、未被收养的混血儿或买来的华人妇女。[29]不过，大多数与葡萄牙人结婚的中国女子都不属于上等人，这些华裔妇女一般只是普通或较低层的妇女，与其通婚的葡裔族群家族亦不显赫。周大鸣揭示，双方族群中只有那些较低层的人，才淡化族群的界限而相互通婚。[30]“澳门人，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好的人墨守成规，骄傲地不因循西方冒险家的蛮习，同时不与城中奴婢和工匠的华人为伍。另一方面，华人世家亦不希望它们的子女同‘西洋番人’通婚，只有基督徒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才同番人通婚或像奴婢一样同居。”[31]通婚也带来信仰、观念上的一系列改变，“姑娘们为了跟葡萄牙人结婚的需要而断然地在形式上皈依基督教的事并不罕见。”[32]
19世纪以后，新教的传教开始取得成效，由马礼逊施洗入教的第一个中国人蔡高，就是1814年在澳门入教的。鸦片战争前后，为躲避战争，等待时机，众多新教传教士都来到澳门，在澳门及邻近地区活动，澳门一时成为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中心。[33]到了近代，在邻近地区，新教的华人信徒数目有较大增长，并远远超过了天主教。《香山县乡土志》记载：“咸同以降，彼人援内地传教约章，各县均次第设立，而县城教堂，前十余年始有之耳。其余各乡，或有或无。现调查得全邑耶稣教人约二千四百余名，天主教人最少，除榄都外，不过十数人而已。”[34]
在传教士的眼中，澳门本身就是一所学校，教育和培养在中国、日本和邻近其他国家传播基督教的耕耘者。[35]澳门开埠后不久，由教会创办学校，1571年开办的圣保禄小学是澳门的第一所小学，也是天主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校。圣保禄小学是为对葡萄牙人子弟和中国教友的子弟进行启蒙教育而开设的，招收的学生以葡人为主，但也兼授华人儿童。曾德昭记载，有一所属于耶稣会的学院（圣保禄学院），设有一所为孩子而设的学校，其人数甚多，它的初级班有90名葡萄牙孩子，还有当地中国人的孩子。[36]圣保禄学院于1594年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乃至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这所学校是按照欧洲大学的模式建立和管理的，其课程设置，除神学外，还有数学、天文、物理等。这所学院，不仅仅是为西方传教士而设立，同时也培养东方人担任传教士，有中国青年在学院学习。来自中国各地的修生在这里学习天主教圣学、西方俗学和科学知识。在圣学方面，有神学和神修学；在俗学方面，有西方语文如拉丁文和葡萄牙语；在科学和文化方面，有数学、哲学、天文、音乐、物理、几何；在艺术方面，有西方绘画。比较著名的学生有吴渔山、陆希言、龚尚时、许方济、尚西满、康玛窦、江纳爵、刘保禄、刘道路、马保禄、钟鸣仁、黄明沙、游文辉、费藏格、徐复之、范有修、郑玛诺等。[37]徐光启、吴渔山在此学习，既宗其学，且奉其教，成为最早的西方文明的接受者。[38]学院的授课形式和管理方法，也为中国当时的办学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对中国内地近代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促进传教的同时，该学院也推动了中国和亚洲的科技发展。更重要的是，圣保禄学院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一所教育机构的作用，它对于早期中西文明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李向玉的研究所指出，它的师生参与了种种社会活动，它的毕业生分赴中国内地、日本及远东其他地区从事布道等活动，包括其中华人学者和学生，在这里学习后再返回内地，在传播西方教育成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9]其后于1727年成立的圣若瑟修院，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特别注重科技教育，并且除修士外，还招收世俗子弟入学，1835年圣保禄学院遭火焚毁后，圣若瑟修院承担了全部的培养教士和双语人才的重任，开启了澳门世俗教育的历史，为培养澳门政界和商贸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推进东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40]
新教的学校，在教育中国儿童方面成效更为重要和显著。1836年，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在广州和澳门等地进行了中国初等教育的调查。成立初期，教育会对郭士立夫人在澳门的学校提供了资助，并于1839年11月在澳门开办了教育会学校，即马礼逊学校，1843年迁往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后共有4个班级，合计50多名学生。早期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澳门周围地区。[41]马礼逊学校的教育彻底改变了这几位中国青年的命运，造就了一批从语言、习惯到思想观念上都迥然不同的中国人。
澳门真正形成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是20世纪中期的事情，但在周边地区尚处于教育覆盖率很低的传统教育体制，甚至连传统教育还远未惠及的东方帝国边际，在澳门出现的西式教育机构和趋向正规的教会学校，所产生的效应不宜低估。澳门的洋学堂不但免费，甚至还会向学生家庭提供金钱，这对邻近地区的穷苦人家的孩童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些学校的开办和培养学生所取得的成就，导致了主要由传教士带来的上层的思想观念的流动。不仅如此，澳门的外国人兴办的学校在后来也促进了华人学校的兴起。虽然华人学校在体制上与西人开办的学校分属不同系统，但在教育精神、教学内容和形式方面，仍受到西式学校一定的影响，有明显的趋新取向。
域外求学与新知识人才
澳门对于邻近地区在观念上的影响，最初并不是主要通过上层人士来实现的。最先接触和接纳西式教育的，不是士绅之家，而是平民百姓子弟。这些平民百姓本来居于社会底层，往往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无力向自己的子弟提供传统教育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无法通过“正途”取得功名，实现向更高阶层的流动。
自澳门开埠以来，陆续有中国人得到机会到欧洲求学，早期主要是学习神学。早期到西方留学的人士，大多数都与澳门有关。在17世纪，澳门中国教会的第一位中国司铎郑玛诺就生于澳门。从17世纪末开始，由澳门天主教的主教作为罗马天主教传教机构的领袖，负责考察和遴选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先在澳门的天主教女修道院学习，然后被送往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国学校”，故而有一批经过施洗的学生被送到意大利学习。广东青年容三德（Yong Sam-tak）1805年到伦敦学习英语，后来对来到中国的马礼逊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广东青年秦三才（Tschin San-Chai）1812年从澳门附近的乡村到纽约学习，这尚不是他首次走进新世界，因为他此次已是第二次到纽约了。[42]而在澳门浸润已久的华人，在后来已经有主动学习西语、向外发展的意识。葡萄牙勘界大臣马楂度1909年记载到一位曾获得葡萄牙工业成就王家民事勋章的有钱的中国人陈志邳（Cheng Chi Pio），“对澳门和葡萄牙很有感情……他有意在气候更温和的澳门安度晚年，想在那里建一座房子，希望有一些子女学习葡萄牙语”。[43]
马礼逊学校对于内地中国青年以及对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礼逊学校的成功与澳门有着莫大的关系。马礼逊学校创办的宗旨，就是“教育本地的青年，使他们在掌握本国语言的同时，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能借助这一工具，掌握西方各种门类的知识。”[44]从可知的该校最早吸收的华人学生的情况来分析，他们的家庭和生长环境及与澳门的关联，是这些华人少年能够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并在日后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初始渊源。唐廷枢三兄弟是就读于马礼逊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父亲唐宝臣是香山县唐家湾的村民，因自己在澳门打工，故而把三个子弟都送进了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长子唐廷植于1839年进创始班，次子唐廷枢于1841年进第2班，三子唐廷庚于1843年进第3班。[45]唐氏兄弟没有在域外继续求学的经历，但凭借在马礼逊学校所受的教育，奠定了日后事业成功的基础。唐廷枢后来成为近代著名的买办、实业家，是自强运动重要的参与者，曾任著名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总局总办，主持开平煤矿，事迹广为人知。唐廷植后来在香港政府中任职，在美国担任侨领，并接替唐廷枢出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参与轮船招商局以及其他企业和福利事业，“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先接触西方科学和文明的人物之一”。[46]唐廷庚也供职于招商局，还参与过外交工作。黄宽、黄胜和其他早期学生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情形。黄宽是香山县东岸乡人，父母早亡，和祖母一起生活，1840年11岁就读澳门马礼逊学校。后来赴英国学医，致力于把西医输入中国，“被认为是好望角以东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47]黄胜家居澳门附近，1841年进入马礼逊学校，后来长期从事出版、翻译、教学工作。和黄胜、黄宽一同入学的“至少有两位是广州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他几位也系校方付钱给家长后，始同意送来就学。”[48]这些早期的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在日后的成名和做出的贡献，与最初的求学经历息息相关。
当然无论如何，容闳的故事还是最为典型地说明了一个普通穷苦人家的孩子如何凭借这一新管道而出人头地。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这是紧临澳门西面的一个乡村。他出身贫苦农家，没有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他之所以能够得到留学的机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开启性的人物，首要的因素是他居住的环境。南屏与澳门接近，此地村民对于西方人，早已没有猜忌，因为外贸的发达，容家的父母很希望能有一个子弟学习英文，以便将来能谋一个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差事。在中国传教的郭士立夫人1834年来澳门创办女子学校，为容闳从这里走向世界提供了直接的机缘。容闳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替郭施拉夫人办杂务并兼任秘书的人，恰巧和我们同乡，而且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和邻居。我父母从他那里听到有关郭施拉夫人学校的情况，于是通过他的关系并经他设法，父亲把我送进了那所学校。比我年龄大得多的哥哥正在正统的私塾读书，如今父亲为什么忽发奇想要送我进外国学校，这件事对我来说始终是个不可解的谜。他若是使我进私塾的话，是会比送我进外国学校更切合中国人的风格，更近乎人情，而且也适合国家的要求；何况也只有科举这条途径才能飞黄腾达，发财致富。我对于他这样做所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当时中外交往正在兴起，我的父母预料这种往来不久必将波澜壮阔，于是抓紧时机送个儿子去学英文，以企将来可以当个高级翻译，谋取优越的职位，从而跻身于外交界或商界。我认为这就是促使我父母送我进施拉夫人学校的主要目的。[49]
正是因为这个机缘，容闳成为郭士立夫人的女子学校的学童。从7岁起接受西式教育，13岁进入马礼逊学校。这种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传统的读书进仕之途大相径庭，正如容闳初见郭士立夫人时所感受的那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50]1847年容闳随布朗前往美国留学时，《中国丛报》刊登了6篇马礼逊学校学生的文章。他们所发表文章的主题，分别是《人生是一座建筑，青年时代是基石》《中国政府》《劳动》《一次幻想之旅》《圣经》《中国人关于来世的观念》，其中便有容闳之作。从这些标题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思维世界已经远离了传统教育下的中国青年。留学异域彻底改变了容闳的人生际遇，这一点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深刻影响着他对前途的选择了。容闳在美国求学时，渴望能够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在进入耶鲁大学前，他托美国牧师卫三畏和他的伯父商谈，让他伯父能够同意自己在美国多留几年。他请卫三畏牧师“尽力说明一个美好的远景，为什么知识会增进幸运，我以后的日子会怎样，如果我还活着的话”。[51]
从自身的教育经历所达致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中，容闳看到了西方教育对于改变中国青年的巨大能量。他在大学毕业时意识到，“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52]故而不遗余力地推动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1867年，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的设想，得到丁的支持，并由容闳起草条陈四则，其中第二条就是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对于留学生派遣的目的、人数、方式、经费和管理等各方面问题，容闳都有详细的计划。因当时军机大臣文祥丁忧，此事未有下文。1870年天津教案后，容闳又不失时机请丁日昌再次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丁向曾、李等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53]这一主张得曾、李的首肯，也认为“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54]1871年6月，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提出官派幼童到美国留学。1872年，由清廷正式派遣的第一批留学幼童开始赴美。至1875年，每年各一批30名幼童前往美国，容闳的留学计划遂告实现。
就今日来看，幼童留美，产生了新的社会流动性的突破，但当时选拔，却困难重重。尽管官方规定，不分满汉子弟，学成后均赏给顶戴、官阶和差使，却仍不足以吸引能够通过科举正途晋升社会地位的高贵家庭子弟，首届生员居然难以招满，其结果是要依靠容闳到澳门附近的广东沿海地带招选。首届30名学童中，广东籍占了25名，而香山县占了13名。后三批留美幼童90人中，香山籍仍占25人。香山籍幼童占全部留美幼童的比例如此之高，显然与此地的独特环境分不开。如果说容闳是从澳门直接走向世界，那么他主持的幼童留美，间接地反映了澳门对邻近的香山地区的长期影响所产生的结果。这可以进一步从以下各个留美幼童的履历看出来。
张康仁，容闳同乡，南屏人。
蔡廷干，幼年在唐家寄居读私塾，其父蔡召佐曾在天津学习机器，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55]
梁如浩（经唐廷枢推荐成为第三批幼童），唐家人，其伯父是上海殷商。
邝荣光，父亲曾在澳洲金矿担任矿工，小有积蓄，希望儿子能够成为矿冶工程师。他的叔叔邝其照，是《英文成语词典》的编著者，容闳的朋友。邝其照后来以“参军”名义率第四批幼童赴美。
唐国安，香山县唐家湾唐氏家族的子弟，唐氏家族在马礼逊学校时代就有三位子弟就学于澳门，并与容闳熟识。幼童唐绍仪也是这种情况，他是唐廷枢的侄儿。
容揆、容良（尚谦）、容尚勤，是容闳的侄儿。容耀垣（星桥），是容闳的堂兄弟。容星桥从四岁开始，就略懂英文，并受过洋人老师的指导，因而被容闳选入第三批出国。[56]
吴其藻，香山县翠微村人，他的祖父经常到澳门，父亲吴悠远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在澳门行医时遇见正在招收幼童的容闳，于是把长子吴其藻托付容闳带到上海应考，成为第四批留美幼童。他的侄子曾评价说，吴其藻的人生际遇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变化。[57]
可以看到，与容闳、黄宽、黄胜那一辈留学者的时代相比，通过官派计划到美国留学的幼童的选择，仍不被视作正途，但人们对于留学的观念已经悄然出现变化。许多幼童的父辈因为并非出身科举，或经商，或从事技术工作，相对容易接受让自己的子弟出外留学。这批幼童比他们父辈更多地和更正面地受到体制外成就的影响，这或是香山地区幼童在留美幼童里所占比例如此之高的一个原因。
多数幼童在留学前，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同时又是与外部世界有较强联系的地位上。幼童留美的事业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但就幼童个人而言，命运被彻底改变，人生轨迹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幼童到美国不久，习惯兴趣、生活方式迅速西化，言行举止遵从西方礼仪。1876年，清政府派李圭参加美国费城博览会，他见到部分在美的幼童，记述道：“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58]幼童回国后，在国外所养成的这种气质和风度仍然根深蒂固。容尚谦记叙，即使是穿着标准的中式服装，一言不发，但也立刻会被别人与一般的中国人区分开来，因为“你的男子汉的仪表和走路姿态，使得你的表现同一般人不一般”。[59]
幼童留美不仅是中国大规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开始，而且与后来的留美运动有着直接的渊源。由容闳带出的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的唐国安，后来成为清政府为备“庚子赔款”学生留美学习成立的“游美学务部”的会办，辛亥革命后成为清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复活和延续了容闳当年的留美教育计划。勒法吉评论道：“从早年在郭士立夫人澳门学校英文班上的容闳起，到今日在西方科技冲击下，大批中国留学生为祖国文化的复兴而献身，都是有渊源可寻的。”[60]
大规模的留学运动，打开了知识界的风气，转变了国人的观念，引进了西方的思想。这种成批的人员的流动，较之此前的“苦力”和工役的大规模流动，完全不同。苦力和工役的流动，也多少产生了一些观念的输入，但主要是基层的信仰和生活层面的习俗，而留学带动的是高层次的思想的输入，在近代中国思想变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带回给祖国的，是走向世界后所形成的现代爱国主义、世界知识和杰出的双语能力。
走向世界的留学生，从青少年时代就受到地道的西方教育，这使得他们的品格的基础，与在国内接受传统教育的人完全不同，具有鲜明的世界视野和现代观念。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民族性的表达，以容闳为代表的早期留学生，不但没有因为受西方教育而变成洋奴、二鬼子，反而在内心深处强化了民族观念，经常表现出民族自尊心。今日在珠海地区所流传的一则容闳捉弄洋鬼子的故事，很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品质：
香港当时有间大公司，有一天容闳跑到那里去坐，坐在沙发上，拿着张报纸在看，那张报纸是倒过来的。有个英国人，应该是电灯公司的，上到那里，看到容闳这样做，就很是气愤，想要捉弄容闳。于是他跑过去，抓住容闳的辫子。后来容闳要他道歉。英国人以为他是在那里扮样子的，报纸倒反着来看。[61]
容闳把报纸倒过来看，显然是针对平时趾高气扬的外国人的一个聪明的陷阱。当外国人如同对待一般中国人那样地过来进行羞辱的时候，容闳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得到了显示的机会。这个故事既反映了容闳会英语的才干，也表明他会用西方价值观教训西方人的智慧，当然更满足了中国普通民众（包括故事的讲述者）崇敬先贤在斗智中大获全胜的心理。尽管故事不一定真实，时间概念比较模糊（容闳应很早就没有辫子了），或是各种不同记忆累加而成，但容闳的民族主义情感，显然在后人那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容闳最初持改革中国的思想，曾向太平天国提出过改革的建议，其内容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是以西方世界为原型的。他曾在1900年的上海张园“国会”中当选正会长，起草对外宣言，宣示要建立一个以英国政府为模式的“立宪政府”。容闳晚年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1900～1902年在香港参与兴中会的活动，1908年说服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银行家布思由赞助康梁保皇转向支持孙中山革命。谢缵泰提到，容闳多次向革命党人提供建议，辛亥革命发生后，已经中风的容闳极其关心革命的前景，向孙中山表达了诚挚的祝愿和对局势的提醒，表示非常想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62]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谢缵泰郑重地向孙中山请求邀请容闳回国为新政府服务，他在电文中说：“我刚刚收到我朋友容闳的来信，我装入了一份他来信的副本给你做参考。我郑重建议你发电报请他回国，他能在制定宪法时给你最大的帮助。”[63]而容闳则向孙中山建言，“挑选有经验的能干的美国人以纯咨询之资格担任我各内阁成员及部门首脑的助手或顾问。至于资金——美国是最宜寻求外国贷款之地”。[64]他介绍自己的儿子为这个新共和国服务，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
吾子容觐槐，你在纽约见过他，他在纽约国际金融机构有朋友和熟人，比如J.P.摩根公司、Kuhn Loeb公司以及国家城市银行等。现在事态已向有益于共和国方向发展，他们应毫不犹豫地签订一个有利于共和国的贷款，他们完全能这样做。
吾子是一热烈的共和主义者，窃以为如给其机会，定能为共和国效力。
若你见信后明了此事之可能性，恳望明确电告你希望在纽约贷款之数目，你能支付的利息及能提供之担保，我自会令这年轻人去做。[65]
容闳留学计划派遣的幼童延续了容闳的报国理想。对容闳1870年代组织幼童留学在思想观念上的出发点，作为幼童的容尚谦是这样理解的：“容闳博士回归中国最大的心愿，是创立一个出洋机构，使中国学生能够出国留学，用外面的知识装备自己，树立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使之能在为祖国服务中担得起负责的岗位。”[66]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因缘际会的杰出人才群体，各自怀有高远的抱负和出色的才干。1924年，蔡廷干在为同学温秉忠组织编写的《最先留美同学录》的跋里写道：
当光绪初年由美返国时，士大夫识见未开，对于吾侪不无意存轻藐，甚且出于疑忌。独李文忠、刘公芗林、周公玉山二三有远识者，稍加颜色。迨其后，张文襄、袁项城、端午帅诸先达，荐拔吾侪，不遗余力，视李文忠诸公有加。以故数十年间，吾同学之登仕版者，文武两途，类多通显。由今思昔，吾同学中有资质柔弱而今犹存者，有体魄坚强而今反病故者，此气禀之难言也。有天资聪颖而不耐劳苦者，有勤能卓著而不事文墨者，此赋性之各殊也。又有家籍丰厚而习于晏安不克上进者，有家本寒素而勤于学问卒能上达者，此境遇之不同也。凡兹寿夭穷通，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现百二十人中，存者仅四十余耳。同学少年虽多不贱，然人生富贵等若浮云。[67]
这些留美幼童日后在中国的作用和贡献，已有许多研究者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容闳对于他们未能在美国按计划完成学业深感惋惜，但毕竟留学运动就此进入高潮，即使是这些未充分实现原本目标的留美幼童，也在客观上引导着中国的变革。正如容闳在回忆录中所说：
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中国官方给他们的待遇和他们在美国求学时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形成一种观念，即坚信西方文明远胜过中国文明。这个观念给他们以充分理由坚决要使中国从根本上改革，不论他们自己的未来事业可能使他们的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我很高兴看到今日这一百多名学生中的在世者，已经成为高级官员，担负了重要职务……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中国是真正觉醒了，而且正在充分发挥他们所拥有的少数几个受过西方教育者的作用。至于这少数几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他们鼓舞激励了政府和人民。自中日之战和日俄之战以后，数百名中国留学生远赴美国求学。曾国藩于1870年在天津着手制定的教育方案于1872年在哈特福德付诸实施之后，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压制，现在终于又得到了真正恢复的机会。[68]
留美幼童回国后，主要从事的是技术工作，在建设现代化的陆海军，引入和建设铁路、电报、工矿业等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专业才能，成就之大，对国家民族贡献之巨，不胜枚举。他们日后的事业却不局限于此，有许多人在更重要和广阔的领域做出贡献。1881年，在中国幼童离开美国时，《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已经一针见血地预见到这个问题。评论指出：“中国幼童们，除却由书本和教师传授的知识外，也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伦理的影响，此乃意料中之事。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官费来美留学，仅从工程、数学、科学等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对他身边周遭政治及社会的熏陶影响而无动于衷，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69]
容闳带出的幼童中，直接参与革命的比较少。唐绍仪在革命发生后，对于共和的结局有重要影响。唐绍仪是第三批30名被选派幼童之一，在美国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这是他虽为清朝官员，但到民国初年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的重要原因。他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代表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举行谈判，在奉派之前，袁与唐绍仪、梁士诒等分别密商，唐绍仪已经向袁提出，“世界各国革命之后，多半成为共和国，而能保持帝制者，殆不多见”。[70]他在上海和谈中，作为与民军谈判的首席代表，而持有利于共和的态度，识者认为，唐绍仪“对民军方面颇表同情，可能他一向如此。也许三十年在清廷的任官，使他隐藏不露罢了”。[71]蔡廷干是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一度活跃的人物。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他于1873～1881年在美学习9年。就其一生观察，除甲午战争中以水师管带领兵作战算是学以致用外，蔡廷干的主要活动均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武昌起义发生后，蔡廷干也代表袁世凯到武昌与革命党人谈判，他一方面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因职守所关而极力向南方代表灌输君主立宪，但另一方面又叹服甚至赞同民主共和制。在正式谈判之余与武昌的革命党人晚上聊天时，他向革命党人表示，要不是出于对袁世凯个人的忠诚，他将参加革命党人的行列。[72]
留学生能够在历史舞台上有如此卓越的表现，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其与众不同的外语能力。在澳门的学习使容闳有了很好的英文的底子，容闳及同学的几名学生，英文表达能力到了完全可以不加删改地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水平，能以比较流利的行文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73]唐廷枢“少游镜澳，从师习英国语言文字，因留心时务，立志辑成一书，以便通商之稽考”。[74]因而以唐廷枢为主，三兄弟编撰了一部重要的工具书《英语集全》，对中国人学习英语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用甚大。其编撰的缘起，亦可追溯到澳门。唐廷枢曾回忆道：“余幼时偶与二三友人到澳门一游，将及澳，见官汛炮台房屋，枕行倾倒，志其故，为番人滋事所致。及抵澳，见番人楼台庙宇，宏壮可观，其炮台船只坚固，却与内地不同……言不通，字不达，欲究无从，无若先学其文字，便可彼此言语相通，即决意请西洋国博学者受之师。后两月，一长者问余所学，告以故，长者曰：何不学英语乎？英国比诸西洋国尤胜，其艺尤巧，其人在我国贸易尤多。余曰然，遂就学……自此洋务中人，多来问字……旋游闽江浙诸省，至洋务中所在，来问字者尤多，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故复将此书校正。”[75]留美幼童的外语水平和学习西方知识的能力更超前人。容闳对于幼童的培养独具匠心，“他将幼童们巧妙分隔开来，迫使他们学习英语。结果，大部分人在一两年内便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有些还可以正确地书写”。[76]莫理循是这样描述曾是留美幼童的蔡廷干的：“他是广东人，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在我知道的中国人中，他英语讲得最好。他有文学天赋，会写英文诗。”[77]这些双语精英人才接受西方的基本文化知识，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浸润，并且在外国人心中有良好形象，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15年1月，日本以密约形式提出 “二十一条”，中国政府陷入与日本的艰苦谈判。蔡廷干利用自己与外籍人士和外国媒体的关系，暗中极力为中国争取有利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蔡廷干负责会办遣送敌侨事务，针对具体情况的变化积极设法做出相应调整，工作得非常出色，得到协约国的称赞。[78]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期间，蔡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中国和她的重建》的演讲，向美国人正面宣传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政局。[79]作为一个新的人才群体，具备良好外语能力的留学生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输入西方文明的重要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