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与女性政治参与
澳门对于内地邻近地区女子的社会流动性的变化影响也很显著。在宗教方面，鸦片战争前的官方文献里已有记载：“广东民人多有潜入天主教者，香山等县妇女亦多习教。”[80]在教育方面，1835年郭士立夫人创办女学，起初只收女生。后来在1835～1839年马礼逊学校筹办期间，将男生暂时并入她的学校。[81]维新时期，在澳门的女子教育的兴办和鼓吹女子教育的舆论，引人瞩目。早期维新派较早看到了中国妇女素质的低下对于整个民族的危害，认为兴办女学，提高女子文化素质，方可以提高民族整体素质。1892年，郑观应《盛世危言》特别列出《女教》一章，提倡禁裹足、兴女学，使女子“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82]戊戌时期从提高妇女素质入手来提升民族整体素质的“贤妻良母主义”，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响应。其主要内涵是，女子受了教育，于国、于家、于己、于子女都有利；女子有学，才能成为男子的“贤内助”，才能承担起“母教”的责任，才能强国保种，挽救社会危机。“贤妻良母主义”简言之即是要把妇女塑造成为“国民之母”，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无疑是一种进步。其贡献更在于对女学的倡导，并促成了日后女学的蔚为大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1898年在《知新报》发表《女学利弊说》，宣传维新派的女子教育主张。她指出西方强国因重视教育，男女并同，日本步武泰西，亦重女学，故而国家强盛；中国要谋强盛，“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其具体主张为：
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翌；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才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起二万万沉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昌我圣道，复我大同，于嗟中国，其毋塞才壅智而自穷。[83]
真正用行动实现新式妇孺之学的是康有为的弟子陈子褒，而澳门则是他具体办学之地。陈子褒重视女学的思想，与维新派的女学主张一脉相承。他认为，“一国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教育”。[84]1899年，陈子褒在澳门荷兰园正街83号创办一所名为“蒙学书塾”（不久改名为“灌根书塾”）的小学（1918年迁到香港，改名为“子褒学校”），在澳门教育实践近20年。陈子褒“以学校教育，必本于家庭，而妇女不识字者居多数，亟倡女学，期造就平等之智识”，[85]倡导女子教育。1903年，陈子褒在自己开办的学塾中也开始招收女生，“办蒙学书塾于澳门，编纂新教科书，实行男女同学，为我国改良教育之前驱者”。[86]在他主持编写的课本中，有“男与女，学做人，本平等，莫分论……尔女子，亦国民，中国事，也须知”。[87]他将女子教育与国势的盛衰联系起来，对女子说：“书不读，是蠢才，蠢人多，国就衰。”[88]
对于妇孺如何进行启蒙教育，陈子褒开创了与传统蒙学截然不同的方法。1895年，陈子褒编写发行了《妇孺须知》（二卷），以“通俗是贵，利用斯在”为宗旨。此后又陆续编撰了《妇孺浅解》（二卷）、《妇孺入门书》、《妇孺八劝》（一卷）、《幼雅》（八卷）等一系列童蒙读本。这些通俗易懂的课本，显然受到西方教科书的影响，陈子褒看到英语启蒙课从鸡、犬、猫等常见物的单词学起，由浅入深，生活感强，符合孩童启蒙教育的特点，“恍然于大学中庸穷理尽性诸奥义之不适宜于童蒙”[89]，对传统蒙学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而从儿童和女子启蒙的实际情形加以解决，认为启蒙教育应从识字入手。他撰文论述：
今之训蒙者，始教之以《三字经》《千字文》，为问《三字经》首两句，童子能解乎？继教之以《四书》《五经》，为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二句，童子能解乎？如不能解，是蒙也；不能解而以此教之，是既不能开其蒙，而复加之以蒙也。不能开其蒙，而复加之以蒙，于是童子以为苦事而不肯入学矣。即肯入学，而此四年中一字不能解，虚费此四年之精神，孤负此四年之岁月矣。[90]
陈子褒在澳门的妇孺教育实践，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女性，后来闻名的女学者冼玉清、教育家廖奉荃、妇女活动家梁国体（定慧），均为陈子褒的学生。他的女学生曹美琼创办维新女子学校、维德义学，继承了他的事业。
在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潮的背景下，要求与男子分享权利和共担义务的“女国民”思潮勃然兴起，澳门对于进步女子思想趋向革命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陈子褒在澳门开办的学校，贯彻的是维新派的主张，提倡女学，期望的是“家家明理，人人有德，风俗人心，转移可必”，[91]并不是提倡革命。据赵连城回忆，在陈子褒编印的《三字书》《四字书》《五字书》课本中，还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康梁的维新思想和保皇观点，宣扬“光绪皇，好皇帝”“愿我皇，万万岁”等观念。[92]但他的受业女学生中，却有许多人在女权运动和共和革命中有突出的表现。其原因，并不是她们所受教育的内容给予其革命思想，而是教育使她们走出传统社会的羁绊，扩大了视野和社会活动的天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比教育更重要的，是社会流动性本身影响到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参与实践的程度。
辛亥革命前夕，原在澳门子褒学塾读书的女学生许剑魂、梁国体、陈秉卿、严淑姬等也先后参加了同盟会。梁国体，香山唐家湾人，少时入读澳门子褒学堂，1910年16岁时为反对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到香港，参加同盟会。梁荃芳是澳门退休华籍探目梁金福的孙女，也因家庭压迫而毅然参加了同盟会。赵连城的经历更为典型。赵连城1908年随姐姐由香山县大赤坎原籍来澳门居住，当时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抵澳不久，以赵璧如的名字入培基小学读书。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入校不久就和同学参加反清宣传，1911年参与在澳门创建同盟会澳门分会，开办同盟会外围组织濠镜阅书报社。在阅书报社的活动中，赵连城曾作为会中唯一的女会员登台演说，鼓吹反清，宣传女权。此事在当时作为一件社会新闻颇为轰动。赵连城有一个姐姐住在广州，她常常回去探望。澳门支部便派其以此作掩护向广州秘密传递书信。有一次，赵连城在省澳轮船上偶然认识了广福兵舰的管带盛怀瑜，他的兵舰驻泊长堤一景楼前河面，经常因公差往来香山县前山一带，他本人也常到澳门。赵连城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谢英伯等人，他们批示赵继续与盛来往，加紧策动。到辛亥广州光复时，广福兵舰在省河易帜反正。[93]
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各地出现了各种女子军事团体，其中广东的女子军颇为引人注目。从澳门走出的一些女性成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广东光复后，赵连城、许剑魂、梁国体、陈秉卿、严淑姬、梁荃芳和梁雪君参加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94]广东女子北伐队（又称广东女子炸弹队、广东女子敢死队）[95]为邹鲁、高剑父发起组织，选徐慕兰、宋铭黄任领队。初因军械未备，操练未熟，只有邹醒民、陈振权、陈惠权、黎汉兴、赖军华等五人随广东北伐队第一期出发，其余队员还有邓慕芬、黄扶庸、许剑魂、陈秉卿、谭锦蓉、梁英颜、陈汉兴、梁国体、严淑姬、梁雪君、刘伟明、梁荃芬、汤莲、陈志德等。1911年12月29日，广东女子北伐队参加了在红花岗举行的改葬温生财、陈敬岳两烈士活动。[96]1912年1月20日广东女子北伐队还在广州长堤东园开茶会，邀请广东省城、香港、澳门、佛山等各处女医界人士研究救护之事。[97]1912年2月22日广东女子北伐队全队出发往南京，后又由南京出发往徐州前线。4月，全队奉调返回广州，使女子军颇感遗憾，许剑魂称“学生（许剑魂自称——引者注）自出发以来，到徐州山东交界，便知和议告成，此行竟成虚负”。[98]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军，是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现象。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然而在凸显革命党人的思想开明、体现社会进步、调动男子的爱国热情方面，意义重大。赵连城及广东女子北伐队员的事例典型地反映了女性因为澳门的关系而凭借新的社会流动管道，从而在思想和政治活动中有所作为。
维新思想与共和革命
澳门本土没有产生多少重要的思想，但是对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潮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892年，郑观应在蛰居澳门7年之后，完成了他的系统的维新著作《盛世危言》（1894年刊布）。郑观应虽然对澳门的社会弊端多有批判，但他的维新思想在当时人中，是走在前列的。这部著作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思，但又基于传统主张改良。郑观应认为要去掉中国人固有的“天朝上国”和“夷夏大防”的旧观念，参与构建世界秩序，学习西方长技，政治上实行“君民共主”，经济上呼吁与列强开展“商战”，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该书影响之大，“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99]此书由礼部尚书孙家鼐推荐给光绪帝，并由光绪帝诏命颁发群臣阅览，后来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毛泽东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20世纪初人在概括近代舆论趋向时，曾将《盛世危言》所引领的一代风气称为“盛世危言之世风”，对其做了高度评价，感叹中国如果实行《盛世危言》的主张，或能带来真正自强。评论说：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误以传误，疑以传疑，群盲骚乱之秋，有执烛炬以炫耀者，是非郑官应之“盛世危言”乎？朝野士夫，群有怖于西洋之物质，而大动吾人之注意，则以开矿、铁路、电线为之主，于是喟然曰：“自还禁大开，辟千古未有之奇局，自通商以来，益中国无穷之漏遗。”寒思衣，饥思食，苟得盛世危言主义而实行之，亦庶乎温饱自足也。[100]
澳门对于维新思想的传播和维新派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1896年11月，康有为到澳门游览，受到澳门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澳门爱国富商何廷光等人的热情欢迎。在热烈交谈之中，刘桢麟、何廷光等人对《时务报》推崇备至，认为它是中国维新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提出也在澳门创办一份类似的报纸，请梁启超来当主笔。恰在这时，梁启超回广东新会探亲，何廷光等人请他到澳门，共同商量筹办新报事宜。于是在澳门维新派人士的紧张筹备下，《知新报》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2月22日在澳门大井头4号正式创刊，此后共出版了134册。[101]《知新报》总理、撰述多出自康门，以何廷光、康广仁为总理，聘何树龄、梁启超、刘桢麟、韩文举、徐勤、陈继俨、吴恒炜等人为撰述。在《知新报》发表论说的还有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康同薇、孔昭炎等人。他们都是变法维新的积极分子，也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因此，《知新报》基本上体现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成为康有为及其弟子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其办报缘起为：
春秋经世，振先王之雅言，百二宝书，译环球之近事。异闻必录，不袭陈言。利病备陈，无取深讳。提倡圣学，无昧本原。采译新书，旁搜杂事。审其技艺，穷其新理，则明者势不抱曲学而愈愚矣。察其图俗，知其形势，则通者势不泥旧章而解蔽矣。明其律法，谙其机权，强者势不执成法而振弱矣。[102]
《知新报》与在上海的《时务报》相呼应，梁启超、徐勤等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担任该报主笔，康同薇担任各国新闻的翻译。维新人士非常重视《知新报》，梁启超在给汪康年等的信中说：“澳报助我张目”，[103]故于1896年底在澳门滞留多日，处理报务。该报宣传变法思想，风行全国，在国内约有40多个代派点，广州、佛山、石歧、大良等地都有派报点，香港也有四个派报点。《知新报》还远销旧金山、东京、横滨、神户、新加坡等海外城市。甚至连清朝的一些官员也称赞其“论说明正，深通时变，尤能激烈奋耻，博深切明。其所译西国政事，以及农商化电等学，足见泰西富强之本，而非剿袭讹传，岂可废而不学”。[104]内地多个省份的官员通令各级官员、士绅、书生订阅该报。
戊戌政变后，澳门成为维新派人士及其家属的避难之地，康有为、梁启超的家人都相继来澳躲避。在内地的其他维新报纸遭到封闭的情况下，《知新报》仍在澳门坚持出版，直到1901年终刊，对于宣传康有为一派保皇会的主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99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创办“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皇会”），澳门也迅速组织分会，《知新报》馆与横滨的《清议报》馆“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合股所办，主持正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被公推为“总公司所”，《知新报》《清议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此二报”，各埠捐款都汇集《知新报》《清议报》收，并由报馆出具带报馆印章、总公司所印章和总理印章的收单。两报之中，“《知新报》与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105]此后直到辛亥革命前，澳门始终都是维新派人士从事活动和进行宣传的地方。
澳门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共和革命思潮的兴起。上述与澳门有关的人物和思想，对于中国共和革命的思潮发生和政治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澳门不仅是孙中山走向世界的门户和踏入社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舞台，而且是他多位亲友长期居住的地方，是孙中山的第二故乡。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翠亨村，地处广州和澳门之间，林百克在早期作的《孙逸仙传记》中描述道：许多广州、澳门的富翁因翠亨有很好的风景可以赏玩，并且离城又近，交通便利，所以都在这里建筑了别墅来住着。[106]这可能不属实，但翠亨容易受到澳门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陈序经非常重视澳门对孙中山经历的影响，他说：“因为她（指孙中山的家乡翠亨）和澳门相近，容易受过澳门的影响。这无论是谁也要承认的。我们知道孙先生的父亲，曾到过澳门做过裁缝学徒，而且因此积了些钱以应家用，可知澳门之影响于翠亨乡的人，是没有疑义的。”孙中山赴檀香山是从澳门起程，“一个十四岁的青年，到了西洋人所管理和聚集的澳门，当然起了不少的印象。”[107]孙中山的两个叔叔和哥哥孙眉远赴美国，1878年，孙中山12岁的时候，从澳门起程，也去了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08]从此大开了眼界。澳门是香山往来于香港之间的中途站。青年孙中山在香港就学期间，就频繁往来于香港、澳门和家乡之间，他早期写的著名的《致郑藻如书》，就发表在光绪十八年澳门的报纸上。[109]
1892年，27岁的孙中山从香港雅丽医学院毕业，到澳门行医，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师。此期间他与同乡先贤郑观应在澳门有较多交往，孙中山常登门拜访这位前辈乡亲，并把1891年写的有关改良农业的文章《农功》，请郑观应提意见。郑观应对这篇文章大为赏识，稍加润饰后以孙翠溪的笔名，收进其所编的名著五卷本《盛世危言》中。孙中山后来在写《上李鸿章书》时，就吸收了郑观应的不少观点。另一个对孙中山影响较大的人是郑藻如。郑藻如是香山县濠头乡人，曾任清朝津海关道和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的大臣，因病休回乡，以“通时务”著称于一时，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的序言就是郑藻如写的。孙中山为此慕名通过郑观应认识郑藻如，于1890年在澳门报纸上发表《致郑藻如书》一文。孙中山在文中呼吁效法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主张兴办桑农、禁绝鸦片和普及教育。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孙中山最早发表的政论文章。1893年7月，孙中山与澳门土生葡人、印刷商飞南第合作，创办了有中、葡两种文字的《镜海丛报》，报社地址设在澳门下环新街3号，并刊登了孙中山撰写的《农学会序》等文章。这份报纸是近代中国第一份与革命党人有密切关系的报纸。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也借鉴过《盛世危言》自序中的观点，郑观应还请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过孙中山。
走向世界的孙中山广纳新知，志存高远。1895年，《镜海丛报》有一则评论写道：
香山人孙文，字逸仙，少从亚美利加洲游学，习知外洋事态、语言文字，并精西医。壮而还息乡邦，尚不通汉人文，苦学年余，遂能读马、班书，撰述所学，盖亦聪颖绝伦之士也。惟是所志甚大殊，皆楚项籍学剑学书之意，期于高远，忽于席位，缘是而所就事，多不克襄厥成。[110]
这一评论对孙中山的介绍，准确揭示了孙中山远大志向的西学渊源和在此背景下个人理想的高远，不过对孙中山的思想有所隐讳。虽然孙中山早年也曾提出改革的主张，希望依靠朝廷大员的力量推动社会改良，但孙中山的思想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在清王朝的体制之外。[111]孙中山曾自述：“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112]1894年，孙中山创建以“创立合众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1895年谋动第一次反清的武装起义，1896年就向外人提出，要“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揖睦邻国”[113]，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1897年在向外人的呼吁中，他明确提到“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要在中国实现任何改进都是不可能的，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114]
孙中山在澳门结识有爱国思想的人士，秘密开展政治活动的准备。兴中会组织初期，很多重要人物如杨衢云、杨鹤龄等，都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经常往来于香山、澳门，或从澳门到香港。他们在澳门也有很多社会关系，孙中山又曾在澳门行医，故而澳门人对于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一定的印象和同情。[115]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把革命活动的重心放在两广，澳门自然成为革命党的活动据点、避难场所和往来通道。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任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即派冯自由、李自重在香港、广州、澳门等地联络同志，发展组织。1909年，革命党人的宣传报刊《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有所谓报》等在澳门销量日增，同盟会在澳门的影响逐步扩大，倾向革命的人特别是学生日渐增多。澳门“华服剪辫会”在清平戏院召开剪辫大会，有上千民众参加，有100多位民众当场剪辫，以示与清廷决裂。[116]1909年冬，澳门同盟分会成立。武昌起义前，郑彼岸等人在澳门南环41号设立总机关，林君复、林警魂等人在此主持，其他人分头计划香山各地起义，运动新军。起义所需军火由澳门、香港运入。1911年11月2日，小榄起义发动，5日光复了香山县城，较省城广州的光复早两天。香山的光复军队随后开赴支援广州，驻扎在西关一带。[117]澳门各界人士还以孙中山曾从医的镜湖医院的名义向广东革命政府多次捐输，支持革命。
澳门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进步有密切的联系。广东产生一批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影响的趋新人物，如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澳门持续向内地特别是邻近地区发生思想辐射的结果。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想、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都有着从澳门向内地传播的因素，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进步政治人物，也利用澳门作为活动基地，开展政治活动，推动国内思想观念的发展。一些精英利用澳门因素造成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进步，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正面的结果。这些进步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最早发源于澳门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与东西文化交融碰撞的背景密不可分。陈序经指出：“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之最能令人注意者，要算太平天国的政治运动、戊戌的维新运动以及辛亥革命运动。这三种运动，虽各有其特殊之点，但也有其共同处，这就是三者都是受过西洋文化的影响，而且通通是策源于南方。”[118]在这些地区中，最邻近澳门的香山（中山）显得格外人杰地灵，并非无因。何大章评价道：“（中山县）南部澳门，开埠三百余年，与香港并称繁华。县民多务农业，淳厚成行，勤劳是尚，风气先开，尤富进取精神，革命发祥于此，实有其因。”[119]域外的思想文化对中国近代政治的进步和主要的政治、革命事件的发生，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而澳门因素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和新思想的输入，是这一地区代有人才、首倡革新、影响全局的社会基础。这一过程体现出阶段性，但整体上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在全球化影响下与西方思想相联系的产物。
小结
经历了两三百年欧风的洗礼，到19世纪，澳门不仅吸收了多元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特质，而且在各种文明的接触与交往中，担负起传输和辐射作用，特别是在思想观念、社会风气和生活惯习方面，对内地毗邻地区，产生显著影响，并由此而影响到整个中国。澳门与内地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实际上显示了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澳门对于内地的思想文化辐射，是通过人员的流动来实现的。人员的流动有两种。一是人员的地域间的流动，将从外部世界带来的观念传播入内地，或者在所在地发展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二是人员的社会流动，通过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变，来实现这种观念的输入传播以及在更高阶层产生影响。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之前，向来是中国人达致社会流动的正统途径，何炳棣等史家认为，明清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在相当程度之内是以科举考试为主要渠道的。[120]参加科举考试对大多数人具有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强烈吸引力，在许多情况下，地位低下的人甚至需要隐瞒和违规，或借助于各种方式来获得体制内的关键性要素，进入这一体制内的社会流动程序。明代以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族群群体性地改变、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充分运用了国家体制中的户籍的改变、借助于某种宣示手段、通过文化的操作去制造，以获得官方的认可，[121]都反映了处于传统社会边缘的人们希望满足资格条件、达致体制内社会流动的需求。但除了这种最基本的身份门槛外，还有经济上的因素制约。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途径并不宽广，利用科举在社会阶梯上上升，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122]科举制度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更为有利。[123]尤其在广东沿海地区，平民百姓本来居于社会底层，往往因为身份上、经济上的原因，无力向子弟提供教育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无法通过这种“正途”取得功名。
然而，由于澳门因素的存在，逐渐产生了主要依靠体制外的因素达致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而且社会地位晋升的评判标准，也发生了以体制外因素为主的根本变化（这在19世纪中期以后日益显著）。澳门对于内地的思想文化辐射，就是通过这种流动来实现的。这种社会流动，产生出新的特点，虽然在某些表象上仍然带有与传统体制衔接的痕迹，如赐予功名，但主要根源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动，体制外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传统体制边缘的人们，走出封闭的生活空间，将从外部世界带来的观念传播入中国，并通过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来实现新的思想观念向更高阶层的影响，推动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迁。
通过人员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澳门对于推动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迁、与世界产生更紧密联系并加入全球化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澳门对于内地的意义，决不限于葡萄牙与中国两个国家间的关系，甚至也不限于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的关系，而是在此基础上将传统中国带入世界，共同建构世界历史的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澳门对中国内地思想观念的影响，其意义要比单从中国的近代化上去理解更为宏大。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此过程中面对的局面十分艰难和复杂，在经济发展、制度变革、观念转型等方面纠缠前行，而与这一现代化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澳门虽然是弹丸之地，然而在世界文明史的地图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 *
[1] 韦庆远：《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对〈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的评介》，氏著《澳门史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166～167页。
[2] 社会流动普通是指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改变，狭义而言，是指在社会阶梯上的流动。参阅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444页。
[3] 吴志良2002年已经提示，以澳门为中心的华人移民史，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研究课题，其意义可能不在白银资本研究之下，在研究“猪仔贸易”的负面时，也可分析它可能有的正面效应。吴志良：《澳门历史研究述评——兼谈中国与西方的观点和方法之沟通》，《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从澳门走向世界的商人和在澳门经商的商贩对于内地观念的变革的作用，也有待于发掘资料加以研究。
[4] 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08页。
[5] 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0页。
[6]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中山文献》创刊号，中山县文献委员会编印，1947。
[7] 《香山恭都学界、前山乡董刘尚藻等致孙中山电》（1912年5月），孙中山故居藏档：B10～25。
[8]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第39页。
[9] 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广东省文理学院，1936，第60页。
[10] 何大章、缪鸿基：《澳门地理》，第2页。
[11] 黄培坤：《澳门界务争持考》，《近代史资料》总9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6页。
[12] 何大章：《解放前夕之中山县地理概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中山文史》总第15辑。
[13] 何大章：《解放前夕之中山县地理概要》，《中山文史》总第15辑。
[14] 《香山协副将罗福安等为查明葡人在湾仔沙搭棚情形致两广总督瑞麟禀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人民出版社，1999，第61页。
[15]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中山文献》创刊号，第9页。
[16] 《旅港勘界维持会商民杨瑞阶等为请迁拱北关于湾仔挽救地方以收主权事致民政部等禀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第671页。
[17] 《1892～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1912～192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基金会，1998，第64、100、105页。
[18] 《1892～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64页。
[19] 《旅港勘界维持会商民杨瑞阶等为请迁拱北关于湾仔挽救地方以收主权事致民政部等禀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第675页。
[20] 陈树荣：《孙中山与澳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第 8页。
[21] 何大章：《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中山文献》创刊号，第1页。
[22] 章文钦笺注《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出版社，2002，第139、233、52页。
[23] 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第33页b-34页a、35页b。
[24] 《香山知县马德滋为严禁煽惑内地民人来澳习教事下理事官谕》（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1814年9月12日），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基金会，1999，第529页。
[25] 《中国教士谢玉关于本人习教传教经历供词残件》，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530页。
[26] 章文钦：《澳门与明清时代的天主教徒》，氏著《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第121页。
[27]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小雨译，澳门基金会，1995，第70页。
[28]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42页。
[29] 安娜·玛里亚·阿玛罗：《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金国平译，澳门文化司署，1993，第29页。
[30] 周大鸣：《澳门的文化多元与和谐——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1] 安娜·玛里亚·阿玛罗：《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第35页。
[32] 普塔克：《澳门历史概述》，黄启臣、邓开颂编《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澳门基金会，1995，第50页。
[33] 参阅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汤开建、张照：《英国循道公会澳门档案中的早期传教士活动》，《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
[34] 《香山县乡土志》卷8（宗教），手抄本，完稿于民国初年，无编者署名，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影印，1988，第2页。
[35] 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10页。
[36] 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10页。
[37] 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章文钦：《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中华书局，2008，第116页。
[38] 参阅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章文钦：《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
[39] 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218～219页。
[40] 参阅冯增俊《澳门教育概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61～63页。
[41] 吴义雄根据《中国丛报》对马礼逊学校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参阅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2006。
[42] 有关早期中国人留学的情况，参阅吴义雄《容闳之前中国人留学海外寻踪》，载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编《容闳与科教兴国》，珠海出版社，2006。
[43] 《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年12月16日），澳门基金会，1999，第150页。
[44] “Circular of the Provisional Committee”，in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microfilm，Research Publications，Woodbridge，Conn，1985（美部会文件），16.3.11.转引自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336页。
[45] 唐绍明：《唐国安是唐廷枢之子吗？——有关珠海唐氏的三则史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珠海文史》第16辑，2006，第136页。
[46] 汪敬虞：《报纸——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资料库》，《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86页。
[47]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王蓁译，中华书局，1991，第21页。
[48] 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高宗鲁译，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49]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1～2页。
[50]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3页。
[51] 1849年4月15日容闳致卫三畏信稿，藏耶鲁大学图书馆，转引自高宗鲁《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第216页。
[52]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26页。
[53] 李鸿章：《选派幼童出国肄习技艺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4），奏议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363页。
[54] 李鸿章：《选派幼童出国肄习技艺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4），奏议四，第363页。
[55] 唐有淦：《蔡廷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员会编《珠海人物传》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161页。
[56] 唐仕进：《容星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珠海人物传》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89页。
[57] 吴达文：《留美幼童吴其藻及其家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珠海文史》第16辑，2006，第76页。
[58]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105页。
[59] 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珠海出版社，2006，第18页。
[60] 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第154页。
[61] 《容闳和甄贤学校（鲍康尧夫妇访谈录）》（2006年7月21日），赵立彬、何文平、胡海峰编《关于珠海历史文化名人的乡土口述史料》，珠海出版社，2010，第53页。
[62]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326页。
[63] 《谢缵泰致孙中山函》（1912年1月1日），转引自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20页。
[64] 《容闳致孙中山函》（1912年1月2日），转引自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第14～15页。
[65] 《容闳致孙中山函》（1912年1月2日），转引自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第14～15页。
[66] 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珠海出版社，2006，第1页。
[67] 《温秉忠编〈最先留美同学录〉》，《蔡廷干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4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9页。
[68]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122页。
[69]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Times，July 23，1881.转引自高宗鲁《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第216页。
[70]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第194页。
[71] 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第144页。
[72] 莫理循：《致达·狄·布拉姆函》（1911年11月22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1895～1912》，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796页。
[73] 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74] 张玉堂：《英语集全》序，唐廷枢：《英语集全》，同治元年（1862），纬经堂刻本。
[75] 唐廷枢：《英语集全》自序，同治元年纬经堂刻本。
[76] 唐国安：《游美始末与收获》，唐越译，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77] 《蔡廷干上校来访接谈记录》，莫理循：《致达·狄·布拉姆函·附件》（1911年11月17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1895～1912》，第792页。
[78] 莫理循：《致蔡廷干函》（1918年9月14日），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1895～1912》，第751页。
[79] Admiral Tsai，“China and Her Reconstruction”，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01，No.1，1922，pp.240-242.
[80] 《广东布按两司为严禁拜会入教事行各府县札抄件》（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初三日，1814年3月24日），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528页。
[81]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4页。
[82] 郑观应：《女教》，《盛世危言》卷13，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88页。
[83] 康同薇：《女学利弊说》，《知新报》第52册，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知新报》影印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第670页。
[84] 陈子褒：《教育学会缘起》，载陈子褒著、冼玉清等编《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广州，约为1952年出版，第2页。
[85] 崔师贯：《陈子褒先生行略》，载陈子褒著、冼玉清等编《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