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广东香山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显赫的人物，当然是领导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孙文——孙中山——先生。众所周知，香山之所以易名“中山”，是因为它是孙中山的故乡，而香山之所以孕育了“中山”，与其毗邻澳门大有关系。[1]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岸，是早期中外接触的重要通道，当地商民以富进取精神和冒险传统见称。小小的香山县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近代史上大放异彩，毫无疑问是由于它毗连澳门。澳门让香山人很早就有机会与外国人和外国文化接触，澳门是香山人冒险犯难的基地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这些冒险者的避风港。[2]澳门也给乡民很多走向世界的机会，最终，他们也把世界带进中国。
近代香山名人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近代史许多重要方面的重述，为免拾人牙慧，本章尝试集中讨论几个主题，以展示香山人在香山和香山以外的世界，怎样因为澳门的存在而发生变化。这几个主题包括：近代香山民居建筑的演变、香山买办商人的居住形态、香山人的商业文化等，并由此展现澳门对周边地区所起的巨大的辐射与示范作用。
总理之家的澳门元素
孙中山家庭环境的改善与澳门有莫大关系。19世纪中叶的翠亨村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二百余人口的普通小山村，北距省城广州约100公里，距香山县城石岐约27公里，南到澳门约30公里，隔珠江口与深圳、香港相望，如果不是孙中山的故乡，今天也许在一般地图上都未必找得到它的名字。[3]不过小小的翠亨村并不闭塞。澳门和后来的香港是当地人的外向门户和了解世界的窗口。距离翠亨村约10余公里的唐家湾金星门，清中叶起已有外国船只停泊，尤其是西南季候风期间，金星港是珠江口外洋船只重要的避风地点之一。[4]金星港上发生的很多事情，翠亨村民也时有耳闻。当地人到澳门谋生十分方便，孙中山的父亲便曾在澳门当过鞋匠。香山人到香港或海外读书和谋生，往往都得先经过澳门。
孙中山的长兄孙眉1871年随母舅杨文纳等赴檀香山谋生，便是从澳门出发。[5]孙中山13岁随母亲赴檀香山，也是从澳门出发的。孙眉抵达檀香山之初，以受雇于同乡从事开垦农业为生，后自向当地政府领地开垦，并在首府火奴鲁鲁开设商店。1877年，夏威夷政府更特许孙眉“以多招华人来檀，大兴垦务之权利”。[6]同年6月，孙眉回到故乡香山县翠亨村结婚，并“在翠亨乡招徕乡人赴檀工作，一时应者甚众，同时更租一大帆船，载此项移民数百人以往，在檀之老华侨莫不惊其魄力之伟大焉”。[7]1881年后，孙眉把事业发展基地转移到茂宜（Maui）岛。1889年，孙眉向夏威夷政府内政部承租菇剌（Kula）牧场，广事畜牧种植，由于经营得法，经济实力渐强。[8]至1891年，茂宜岛许多大小地段产权、牲畜养殖以及建筑业，都有他一份。[9]孙眉日渐增强的经济实力，成为孙中山求学和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力经济后盾。
孙眉赴檀香山后经济稍宽裕，便于1885年及1892年两度汇钱回乡扩建家乡的住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故居本是那个时代华南农村十分普通的民宅，但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随着国民党对于孙中山正统地位的建构，孙中山故居也成为一座与“国父”紧密相连的重要纪念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0]本节拟结合文献记载以及实地观察，以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为个案，重建其建造背景和过程，分析其建筑结构及装饰特色，进而探讨近代香山民居建筑演变的历史意义。
孙家是翠亨村一户普通农家，原来住在村西南角一间约长二丈六尺、宽一丈二尺的旧屋之中。[11]据孙科的回忆：这所房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房子的墙是由泥土、蚝壳和石灰筑成的。”[12]当地人一般把这种类型的房子称为“舂墙屋”。1885年，在檀香山经营牧场的孙眉汇款回乡，在原来居住的旧屋的右前方建筑青砖平房一间（旧址即今孙中山故居孙眉房）。1892年，孙眉再次汇款回乡，在1885年所建旧房的基础之上，往左加建两间，成横三开间，上面再加建一层，扩建成现在所见的三开间两层的孙中山故居主楼。这一次扩建在孙中山胞姐孙妙茜保存的《孙中山故居建筑工料单》[13]中有比较清晰的记载：
承接大府壹座。壹骑楼。横过两间，骑三间。后座包皮深二丈四尺三。骑楼包皮深五尺八，骑担通包皮活（阔）三丈五尺六，正座两间包皮活（阔）二丈三尺三，连旧一间共活（阔）三丈五尺二。旧屋改担窗口、门口、梯，骑楼主高一丈五，后座主高照旧，加高周围，加贰尺高。
1913年后，孙眉购得主楼之后翠亨村陆辉禾祖空地，增辟后院，建筑厨房、浴室、厕所及储藏室，并把前院的旧屋拆掉，基本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孙中山故居的面貌。
普通乡村历史建筑要确定其设计者和建造者是不容易的事情，但因为与孙中山的关系，孙中山故居史料得以保留较多。1930年前后，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委员邓慕韩与编纂王斧等到翠亨村访问孙中山胞姐孙妙茜以及翠亨村中长者，调查孙中山早年史迹。关于孙中山故居，邓慕韩在《总理故乡调查纪要》中，记载有孙中山“廿七岁生子科，在乡亲营屋宇”。[14]王斧在《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中，记载有孙中山故居“屋之故址，为第十世祖植尚公分房居此。据言当时不过拓地数弓，筑舍数椽而已。及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总理始将旧屋拆卸，建筑以今宇”。[15]上述的记录指出，1892年兴建的孙中山故居主楼是孙中山主持建造的。邓慕韩及王斧的采访得自孙中山家人的回忆，孙中山胞姐孙妙茜是故居建筑时的亲历者，所述自然比较可信，而且也符合当时孙中山家庭的状况。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于1888年3月去世，二叔孙学成于1864年9月去世，三叔孙观成于1867年5月去世，而长兄孙眉尚在檀香山开垦牧场。当时在翠亨家乡居住的是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二婶程氏、妻子卢慕贞、姐姐孙妙茜、妹妹孙秋绮以及长子孙科等妇孺，家中唯一的、也见过些世面的成年男丁就是孙中山，自然是主持建造新居的不二人选。孙中山之子孙科在1971年讲述孙中山故居的建筑过程，曾说道：“在我出生后不久，先伯父（孙眉）即汇了二、三千元回家把老房子改建，因此即向邻居买了一块地皮准备兴建，但因为当时的乡下并无所谓建筑师，所以由先父（孙中山）自己设计、绘图，然后雇了泥水工兴建，至于房子的式样，则大致和澳门西式房屋相似，一楼一底，现在这栋房子仍在。”[16]孙科的回忆明确地指出了孙中山故居不但由孙中山主持建造，而且房子是由孙中山亲自设计的。孙眉（德彰）之孙孙满、孙乾也曾回忆：“翠亨村国父故居，原系德彰公产业，当年德彰公自檀岛寄款回乡，由国父规划，请人建筑。”[17]
“澳门元素”对孙中山故居的外观设计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孙科所说，孙中山故居的风格和澳门的西式建筑十分相似。我们观察澳门现存与孙中山故居兴建时代相近的历史建筑，如建于1880年的鸦片屋（今同善堂第二诊所）、建于1894年的官也夫人别墅（今何东图书馆）、建于19世纪下半叶的耶稣会纪念广场4、6号房屋等，都可以找到许多建筑风格和装饰类同之处。[18]孙中山的父亲在澳门鞋店打工十多年，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也时时取道澳门回乡，对于周边地区来说，当时的澳门具有很强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孙中山选择澳门建筑风格也合情合理。不过1892年以前孙中山的经历中，完全没有看到他有建筑学方面的专门素养，他是否足以独立完成一所建筑的设计呢？作为主持建造者，孙中山主导了新居的设计工作，当无问题，但笔者以为也不能忽略建筑的工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陆琦的研究指出，澳门的许多建筑是由华人工匠和葡萄牙设计师共同参与建造完成的。在建房过程中，华人工匠向葡萄牙设计师学习了许多西式的建造方法和美学标准，而葡萄牙的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也从华人工匠们那里吸收了许多中式建造方法和美学标准，因此形成了澳门地区建筑所特有的中西合璧、西式中做、中式西做的建筑风格。[19]在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的中文档案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澳门政府或葡人的建筑工程是由香山本地的工匠去承担建设的。[20]也就是说，当时有部分香山建筑工匠是熟习中、葡两种建筑建造的，他们也同样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担当角色。否则，当孙中山聘用本地的工匠建造一所新居时，即使孙中山希望建筑他熟悉的一座檀香山式样或英式的建筑，恐怕也未必能在香山本地找到有能力承建的工匠。因此孙中山故居形成现在所见的面貌应该是孙中山与本地建筑工匠共同努力的结果。香山邻近澳门地区大量的仿照澳门西式建筑兴建的华侨建筑，其实正是这些无名工匠“创造”的结果。
那么孙中山故居到底由什么工匠建造的呢？一般建屋是由“三行”负责的，所谓“三行”，是指泥水、搭棚和木工。[21]以往研究都依据孙中山家族保存下来的建筑工料单指出：下栅墟（今珠海市金鼎镇下栅管理区，在翠亨村以南约6公里）长福号是建筑商，整座建筑共耗用白银九百三十四两七钱二分。[22]不过细读这份工料单，在“料”的方面所标明的材料主要是木料以及玻璃、乌烟、大壳灰等，却并没有包括砖、瓦等主要建筑原材料，所以孙中山故居主楼的建筑费肯定不止工料单上所记载的数字。而“工”的方面，则不仅“木工”，还包括“泥水”工作。前引工料单的记载已表明所承接的孙宅工程包括“骑楼”在内，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下栅乡长福号就是孙中山故居最具异国风情的正立面的承建商。从工料单所见，虽然建筑的是一座风格上颇异于传统的新建筑，但所有的材料却仍是传统材料。现在所见的孙中山故居二楼的走廊楼面是水泥这种在当时罕见的建筑材料，其实主楼正立面的骑廊二楼走廊原本也是木地板，这个木地板直到1940年代末被白蚁蛀蚀倒塌，才改建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泥地板。这可以在《孙中山故居建筑工料单》中得到证实。[23]
至于孙中山如何具体规划这所新居已无文献可征，只能通过分析现存建筑去寻绎体会了。1918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阐述“知易行难”的学说，曾举“建屋”为例：
设有人欲以万金建一家宅，以其所好及其所需种种内容，就工师以请设计。而工师从而进行，则必先以万金为范围，算其能购置何种与若干之材料，此实践之经济学所必需知也。次则计其面积之广狭，立体之高低，地基之压力如何，梁架之支持几重，务要求得精确，此试验之物理学所必需知也。又再而宅内之光线如何引接，空气如何流通，寒暑如何防御，秽浊如何去除，此居住之卫生学所必需知也。终而客厅如何陈设，饭堂如何布置，书房如何间隔，寝室如何安排，方适时流之好尚，此社会心理学所必需知也。工师者，必根据以上各科学而设计，方得称为建筑学之名家也。[24]
我们无法证明26年前的这次建屋实践到底对孙中山后来说出这段话有何影响，但在孙中山故居里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当年主持建造者的种种周详考虑的。
乡村里的“西装屋”
孙中山故居先后经过1885年、1892年、1913年三次改建和扩建才形成今天的规模。限于篇幅，本节主要讨论的是1892年孙中山主持兴建的孙中山故居主楼。这一幢三开间两层的主楼与翠亨村其他民居相比，有许多有别于传统的特色。
所谓中西混合的华侨建筑区别于传统建筑最突出的表现一般是在正立面。孙中山故居正立面是一个两层骑廊，一层八根塔司干柱与二层八根科林新柱，形成上下两层各七个连拱，外墙涂以赭红色，白色装饰线角，屋顶是半圆面与长方面构成山花。这种建筑形式组合在西方古典建筑的构图中是很常见，但是孙中山故居柱子与檐部的比例并不完全按照古典法式的比例，柱头细部也没有古典法式常见的雕刻。在这个西式的“外貌”后面，是砖木结构的二层建筑，屋顶是常见的硬山顶，而骑廊的二楼廊顶则是传统的卷棚顶。
孙中山故居这个外骑廊的设计并非纯粹来自欧洲的传统，而是富有殖民地色彩的设计。这种外廊式的建筑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传入印度及东南亚后，为适应当地高温多雨的气候，在建筑外围的一圈或某一面加建外廊而形成，此廊兼有交通、起居和观景等功能。这一种建筑形式在东南亚广泛采用。华南沿海一带受西方建筑文化影响较早，这种带有外廊的殖民地建筑样式是中国近代新型建筑的最早形式。[25]因为孙中山故居坐东朝西，采用这种加建外骑廊设计，除了美观之外，还为了遮挡夏天部分猛烈的西晒阳光。翠亨村三面环山，东面向海，翠亨村全村绝大部分民居都是坐西向东，这是根据当地自然条件所形成，也符合所谓“紫气东来”的风水理念。为何孙中山故居会一反传统与全村的坐向相反呢？众说纷纭，有说因1883年孙中山毁坏村庙北极殿之神像，所以1885年建筑孙眉房时村中长老便不准它向东，故1892年扩建时也只能向西；或说孙中山故居向西，是孙中山欲表达其向西方学习的志向，是孙中山革命精神的一种表现。前说未免求之过深，后说更属穿凿附会。原因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孙科曾回忆说：“不过乡下的房子，普通都是门朝东方，我们这幢房子确实唯一向西的，许多人都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因为新购的这块地皮，建造的房子如仍朝东，正好对着人家的后门，也没有空地，朝西则面对树林，据乡人称那些树林为风水林，不能砍伐，因此索性决定把房子朝西建造，面对天然公园，一反乡人建造房子的习惯，就是这个道理。”[26]为了争取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一反全村建造房子的习惯，这个举动背后的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革新。
说明：本图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佩贤副研究员测绘。
与骑廊比较清晰的风格来源不同的是，骑廊顶部山花的图案向来争论不休。山花图案分为上、下两部分，最上部半圆山花的图案为黄色圆形，下部长方山花的图案则是一只头部似蝙蝠、双翼却像鹰的动物口衔一个由交叉线条组成的纹饰图案。曾有研究者根据孙中山曾求学于夏威夷而把山花上的动物图案解释为美国的象征“鹰”，而上部的黄色圆饼状图案则解释为飞鹰的光环，并从而推导出孙中山借此表达对美国的向往。[27]这种解释颇为牵强。尽管根据一些回忆资料，孙中山读书时代爱读华盛顿等美国伟人的传记，但孙中山在檀香山就读的两所学校都是英国教会主办的学校，檀香山其时仍是独立的王国而未归并到美国。其间更正值夏威夷（檀香山）人民反抗美国吞并夏威夷而进行斗争时期。1882年秋，夏威夷国王驾剌鸠环游世界后提出了“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夏威夷”的口号。华侨中不少人支持夏威夷人民的反美斗争。孙中山回中国后，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又主要是英式教育，建筑房子的这一时期美国对孙中山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何况鹰在香山本地人的观念中并不是吉祥的动物。如果尝试把山花两部分图案作为一个组合来解释，上部图案其实是太阳，象征日月长明，而下部的图案则是传统“蝠鼠咬金钱”吉祥图案的变体，整个山花图案组合起来就寓意着福、禄、寿全。传统的太阳与“蝠鼠咬金钱”图案的组合在孙中山故居室内的神龛、木雕隔扇以及扶手椅背的雕刻中都大量采用。至于山花图案中蝙蝠图案双翼似鹰，而金钱图案也在似与不似之间，或许真有建筑者本身的考虑在内，或者是为了和骑廊西式立面的西洋风格协调而做出的调整变化，没有史料佐证的前提下这只能是猜测。
与正立面鲜明的西洋风格不同，孙中山故居的内部布局更多体现出传统的特色。孙中山故居一楼的格局，可以清楚看到从传统的“三间两廊” 式建筑演变而来的痕迹，正中是客厅，两边是厢房，房子左前侧是厨房（1913年已拆掉）。孙中山故居的客厅正中是长长的条案，条案的底下是八仙桌，八仙桌的两边是两张“公座椅”（一般是主人和贵宾才有资格坐的位置），两边各是四椅两几的组合，墙上是已故长辈的画像。这种厅堂的布置是很传统的，从江南到华南，稍为正式的厅堂都是做如此布置。这一种厅堂布局反映出传统中国的家庭秩序观念，暗含着来源于儒家理念的礼法规范与权威。与西洋风格立面反差更大的是客厅正中的上部还保留有一个木雕贴金神龛，神龛宽约5米，高约4.8米，上面雕刻各种传统吉祥图案，内分上下两层，按当地的传统，上层供奉观音，下层供奉祖先牌位。神龛是香山本地客厅传统布置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神龛象征着神权和族权，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寓意着在客厅所做的事情都有神灵和祖先的监督。同时神龛也是家庭经济力量的象征，进门举头看看神龛的大小与雕刻装饰，大抵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如何也心里有数了。关于神龛的图案、规格以及如何处理神像与祖先的关系等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此处暂且不赘。建屋时已加入基督教并一度以毁坏村庙神像的激烈行动表达其宗教信仰的孙中山，主持建筑这所房子时为何仍然设有神龛呢？根据孙家人的回忆，这座神龛的设置，出于孙中山母亲杨氏的坚持。后来孙中山家族中大部分成员都奉信基督教，便把神龛中供奉的神像和祖先牌位撤去，所以直到今天神楼仍然是空空如也。[28]孙中山后来在《实业计划》中曾批评“中国人建筑居室，所以为死者计过于为生者计，屋主先谋祖先神龛之所，是以安置于屋室中央，其它一切部分皆不及……除祖先神龛之外，须安设许多家神之龛位。凡此一切神事，皆较人事更为重要，须先谋及之。”[29]孙中山的看法未始不受早年对家乡风俗观察的影响。
客厅的神龛之下、隔扇之后是一间“神后房”（神龛后面的房间）。“神后房”是客厅权威性的组成部分，有资格住在神后房的长辈不单纯是辈分高和年长，而且同时往往还是传统家庭的大家长。这个大家长居住于供奉菩萨与祖先的神龛之下、“公座椅”之后的房间，本来就与权威象征融为一体，居住在这个房间的家长通过与客厅隔开的半遮半掩的木隔扇，对客厅发生的大小事情、家中成员的举动都了如指掌。大厅右边是长兄孙眉的卧室，左边则是孙中山的卧室，这个安排同样体现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法。与传统不同的是，孙眉房及二楼书房、客房都分成两个部分，较大的一半是一个小客厅，较小的一半是卧室。孙眉1913年的扩建，增加了厨房、浴室、杂物间和厕所，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厕所中使用的是砖砌的座厕，而浴室中有一个从澳门购回的西式铁胎搪瓷浴缸，并预先铺设了水管以便引水入屋沐浴。经过最后一次的扩建，整座建筑功能齐备，房屋分割设置科学合理，兼顾家庭各种需要，已具有现代住宅设计的味道。
门多窗多、回环连通是孙中山故居另一个鲜明特征，这也是澳门西式建筑的特征之一。鸦片战争之后，珠江三角洲社会动荡不安，当地士绅林谦记载当时“匪党肆横，抢劫之事，由郊野到城厢，白昼成群，实从来所未见”。[30]当地民居出于防盗匪及保护家庭私密性的需要，门窗和墙壁会建造得特别坚固，一般通往屋外只有一两扇门，一楼外墙不开窗，二楼往外的窗也特别小，因此步进这些民居都会有潮湿闷热和阴暗的感觉。孙中山故居却反其道而行之，据统计故居内共有大小门22个，大小窗户和天窗等共26个，过道4条，楼梯2条。窗大且多，更前后左右均有大门通往外面，这种设计在当时乡村是创新的。孙中山故居因此也显得较传统民居更加明亮和通风透气。孙中山故居的设计理念显然与传统是很不一样的，传统的办法是尽量把房子外墙修得坚固，遇到盗匪来攻时关起大门躲在屋中坚守到底，这多少有些保守和排外的意味。孙中山曾对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回忆童年时曾亲眼看见村中一所极为坚固的华侨房屋被盗匪用巨木攻破。[31]所以他深明最坚固的房子都无法对抗盗匪日益先进的“武器”的进攻，不如四面八方都开门户，采取一种“开放式”的设计，不论盗匪从哪个方向攻进来，都可以迅速撤离，以保人身安全。门多窗多的设计同时也有现实的需要，孙中山故居朝西，夏天下午西晒十分厉害，多开门窗，适应岭南炎热潮湿的气候，有利空气对流又改善采光。孙中山故居的窗户分为三层，每个窗户最里面是坚固铁窗柱，有防盗的功能；中间一层是玻璃窗，可以挡风雨；最外面一层则是仿照热带地区房屋的柚木制百叶窗，可以较好地调节光线强度，既可遮挡猛烈的阳光，又保持通风透气，既能观察外界又能保证室内私密，这种窗户设计在近代岭南民居中尤其是侨乡建筑中也很常见。
当地人把孙中山故居这一类“外洋内中”的华侨建筑俗称为“西装屋”，可以说是十分形象和贴切的。这所由孙中山设计和主持营建的“西装屋”，随着孙中山革命形象的建立，他的一些革命追随者在营建家居时亦仿效翠亨孙中山故居的“西装”样式，表达对孙中山的景仰。
在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1924年，孙中山大总统府卫士长姚观顺（1892～1951）参考翠亨孙中山故居的样式，亲自设计并督促在家乡香山县东镇小隐村建造一所三开间两层的新房子。[32]孙夫人宋庆龄还以个人名义赠送一匾，上书翠绿色“隐庐”二字，挂于新屋门楣上；同时赠送了一面约两三米见方、蓝底白字的“姚”字大旗，每天在姚家新屋楼顶上升起。孙中山另一位同乡、革命追随者朱卓文（1875～1935），1923年6月起担任香山县长，期间他也在家乡香山县张家边西桠村仿照翠亨孙中山故居兴建了一所正面连拱骑廊的三开间两层住宅。
在香港，旅泰华侨叶定仕（1879～1943），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曾任同盟会暹罗（泰国）分会会长。据说1906年春天，叶定仕到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孙中山故乡参观。他怀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决定仿照孙中山家居楼房中西合璧的模式在自己家乡香港新界打鼓岭莲麻坑村建造一座房屋。建房工程于1908年由其弟叶定焕完成。[33]此叶定仕故居近年修复，香港政府于2009年11月6日正式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列为法定古迹。[34]根据描述，叶定仕故居“约建于1907～1908年间，糅合中西建筑风格，具有门多窗多、回环联通的特色。使用木材及青砖建造，房屋外观为意大利式风格，设计简约对称。屋顶为中式硬山瓦顶，正立面设有门廊，并以方柱支撑着上层的阳台。阳台的栏杆则以琉璃花瓶装饰。整栋建筑楼高两层，每层各有三个房间。建筑物上下层依靠左右房间两条木楼梯贯穿。下层中间房间为招待客人及日常起居的主室，右房间以木板分隔为起居室及储物室，左房间及一楼房间则用作睡房。故居旁的砖砌建筑物为后期加建的厨房及浴室（厕所）。”[35]无论从以上文字描述，还是从叶定仕故居的照片来看，其建筑外貌及内部房屋功能的设计，都与翠亨孙中山故居颇多相近之处。
远在广东梅州，曾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长的何天炯（1877～1925），1920年也在故乡梅州市兴宁石马镇下马村仿照翠亨孙中山故居兴建住宅。[36]甚至根据何天炯的孙子何达英回忆：“何天炯祖屋和中山先生故居用的是同一张图纸，只是尺寸上作了些变动，由六拱改成了三拱。”[37]从照片观察，何天炯故居也是一所三开间两层的建筑，正立面两层连拱骑廊，带有明显的“西装屋”风格。[38]2009年6月，何天炯故居被评为兴宁市文物保护单位。[39]无独有偶，梅州的另一位辛亥革命志士张民达烈士（1885～1925）在民国年间也在家乡梅州市梅县桃尧镇螺江村仿照孙中山故居建造了一所两层楼房。[40]
以上所举例子仅就笔者手边资料，概括而言，这几所分别建于香山、香港及梅州兴宁的仿翠亨孙中山故居的建筑，都带有共同的特点，例如房屋都是三开间两层建筑，硬山顶，正立面是西式两层连拱骑廊，采用木百叶窗及西式纹饰装饰等。不过兴宁的何天炯故居、梅县的张民达故居及香港的叶定仕故居，建筑正立面的西式连拱骑廊都是素色或白色，并不像翠亨孙中山故居红、黄、白相间那么色彩斑斓，骑廊的西方色彩也略微淡些。这固然有建屋者的个人审美选择原因，但与建屋者在新界、梅县及兴宁并不像在香山一样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到经常参与并熟悉澳门西式房屋建筑经验的工匠不无关系。正如前文所说，翠亨的孙中山故居是“澳门元素”辐射与示范的结果，则分布各地由孙中山革命追随者仿照翠亨的孙中山故居所兴建的“西装屋”，也可以说是“澳门元素”通过孙中山的“光辉”间接地进一步向外辐射了。
孙中山故居这类中西混合的侨乡建筑既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传统乡村的文化景观、居住空间，乃至精神世界。近代华南乡村历史景观上最鲜明的特色，除了祠堂和庙宇之外，还有那一幢幢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侨乡建筑。正如保罗·琼斯（Paul R.Jones）指出的一样，“建筑是一种从物质上（往往也是‘具体地’）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核心观念、目标和情境的方式”。建筑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表现方式，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阅读”过去的方式。[41]建筑的选址、规划和建筑根植于本土的自然生态、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是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状况和历史记忆在建筑和空间上的沉淀与反映。研究地方社会的历史，自不应忽略本地建筑的演变。
孙家住宅演变的历程在香山本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概括而言，孙中山家住宅的变迁大致是这样的。孙家原世居的房子，是一间“舂墙屋”。1885年，孙眉汇款回乡，兴建了一间传统青砖瓦房。1892年，孙眉汇款回乡，孙中山主持扩建成为一座中西合璧的新型住宅。孙宅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由贫穷而至小康的写照，还是香山南部近代民居形态较多元的历史见证。
从近年文物调查的情况来看，舂墙屋在香山曾经普遍存在。舂墙屋的墙壁用泥土、蚝壳碎和石灰混合再一层一层夯实而成，其坚固程度和隔热效果也许比砖墙更强。但物质的消费往往不是以坚固耐用为标准的。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对于乡村面貌的改变来说，拆掉舂墙屋而改建青砖墙屋是当时普遍的趋势。以翠亨村为例，那些在香港、澳门和上海洋行任买办或者在汕头从事苦力贸易的杨族和陆族的成员，发财之后回村建筑多所三进三开间的青砖大宅，这些崛起于乡间的堂皇建筑足以显示这些“暴发户”们的财势和心态。
舂墙屋其实并没有被青砖屋所彻底取代。现在在本地人聚居的村落中，只能在极个别废弃的屋址可以找到舂墙的残垣，但在翠亨村周围的客家村落中，还有大量舂墙屋存在。当询问本地人哪里还有舂墙屋时，他们会有些不屑地说：“我们村没有的，要找就去客家村找吧。”在香山的地方语境中，过去客家人是被本地人看不起的族群。清中叶以后，客家人与洪兵以及三合会等秘密社会的起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地人更需和客家人划清界限，壁垒分明。那些认为“舂墙屋是客家人村落才有的”的说法，不过是近百年来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下而形成的。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客家村一样追求建筑青砖屋。例如在离翠亨村约一公里的客家村竹头园村，村中旧建筑以舂墙屋为主，全村现存两座较具规模的青砖建筑，一座是村中的祠堂，另一座据说属于该村唯一在清末有功名的人。在另一座客家村落石门村，村中则仍可见一些过渡阶段的房子，屋左右和后面三面的墙都是舂墙，但正立面却是青砖墙的房子。邻近的三乡马溪村也是一座客家村落，但是村中却有大量的规模不一的青砖屋，当地村民多次向笔者表示：“我们村同其他客家村不同，我们村以前很有钱，所以建的都是青砖屋，我们很少舂墙屋。” 这些都足以说明进入近代以后，宽敞明亮的青砖大屋成为经济实力和身份的象征。
青砖屋作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并不是本地自生的，而是向省城广州、佛山以及香山县城石岐、小榄、隆都等在更早的时候就发展起来的城镇模仿的结果，把这些建筑进行类比，很容易发现这一时期的建筑其营造方式、空间形态、艺术风格、装饰手法等都沿袭着某种相同的模式和样板，儒家正统思想深刻影响着建筑布局的规划。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筑显然是一种关于集体认同的重要的文化表现形式。建筑上的这一种转变可以看作这个地区的地方精英们表达自己正统身份的文化形式之一，通过建筑去和他们所认同的“中心”联系起来，使国家秩序在本地表现得更加鲜明。
如果说，清中叶以后，无论在本地人村落还是客家村落，把舂墙屋改为青砖大屋是一种时尚和象征的话，到了清末民国，建筑一座西式的华侨屋则是一种新的时尚，一种新的表达身份与认同的途径。
清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社会动荡，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有限的土地形成的矛盾不断紧张，出洋谋生成为一个重要的出路。华侨联结了侨乡与海外，珠江三角洲开始卷入全球化的网络，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侨居海外的华侨回乡捐资支持公共事业、广置土地房产、捐纳官衔等等大抵都是建立在地方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力的必然举措。侨乡建筑是外来文化在近代华南农村的影响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文化景观之一。许多研究者把侨乡建筑风格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建筑潮流流行的折衷主义联系起来。这一建筑流派的重要特点，是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西方建筑风格如古希腊式、古罗马式、巴洛克式……以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洛可可等建筑风格结合起来，随意组合，任意模仿，形成一种仿古而又没有固定模式的建筑风格。[42]也许在表现上看确有这种特征，但笔者相信华侨在故乡营建他们的“安乐窝”时并没有这种明确的理念，折衷主义只是后来研究者的归纳。海外华侨对西方建筑不甚了了，他们把侨居地或他们喜欢的西方建筑风格和装饰与中国的传统建筑相结合，这种结合是半生不熟的结合与模仿，当然不乏对美的追求以及寄托对曾谋生的域外之地的几许怀念。华侨建筑最大的特色是形式的千变万化，求变求新，房屋设计不再强调对某种模式和模板的因循，而是根据需要和现代生活理念进行改造，更多的是表达华侨出洋致富之后衣锦还乡的炫耀心态和需求。他们所追随、效仿的不再仅是儒家传统的精英文化，而包括有西方外来文明的因素。
在清中叶以前，小榄、隆都等石岐以北的区域“先富起来”的沙田地主已建起大量规模宏大的青砖屋，本地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秩序更认同于省城广州以及佛山、顺德等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与帝国王朝的深厚渊源，从现实和文化、心理上较为“保守”，近代以来这些地区并没有兴起大规模改建中西混合华侨建筑的风潮。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山小榄一带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大量四进、五进的传统青砖大宅。石岐以南及东南的区域，在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及社会控制上，都逊于石岐以北的地区，同时又与澳门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区唇齿相依。香山人通过澳门朦胧地认识西方社会，更有许多香山人通过港澳出洋谋生。由于地缘与人缘的契机，香山南部的地区也因此成为近代外来文化影响较早和较广泛的地区。华南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帝国边缘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海外和国内通商口岸谋生的香山人带回的以及借助澳门媒介传入的新思想和文化深刻影响着这个地区和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在香山南部地区大量涌现的式样各异的侨乡建筑反映出也导致了乡村景观的巨大改变以及乡村生活、心理和文化的深刻变化。牟复礼（Frederick W.Mote）教授曾指出古代欧洲特重建筑之时代精神，而古代中国建筑在外在形式上历千年而少有变化。[43]近代华南乡村建筑的演进，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千年未遇之变局”的间接表现。
走出澳门的香山买办
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岸的广东香山县，自澳门开埠之后，得风气之先，商品经济及中西文化交融早有传统。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对外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外贸易日益频密，沟通中外的“代理人”——买办便应运而生。香山县涌现了大量的早期著名买办，是近代著名的买办之乡。
香山人充当买办的历史是从澳门开始的。香山从澳门得到的不单是丰富的物资和新奇的西洋商品。明清以来的香山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为了谋生和致富而与西洋商人频繁接触，在中外贸易和不断交往过程中，他们也不知不觉地积累了不少与西洋人打交道做买卖的经验，而且也部分地掌握了外国语言，熟悉了西洋人的生活习惯，对外来文化逐步认同和学习借鉴。[44]在澳门的外国商人所需要的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杂役人员，自然就近多在香山雇用。因此，在香港兴起前的四百年中，受西方文化影响最直接、最深远者，以香山人为最。做买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且不说有外国商行的种种苛刻的制度和条约限制，而且本身必须具备许多条件。他们必须既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又熟悉洋行和中外贸易业务，拥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和一定的经济实力。[45]在具备西方商业知识、熟悉西方生活习俗、懂得西方语言，乃至与西商的人际关系等方面，香山人具有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香山人在澳门和广州充当外国商人员役者历来就比其他地方都多。
鸦片战争失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外贸的中心。当外国商人从广州转往人地生疏的上海之时，就非请原先的员役同往充当中介不可。甚至外国商人雇用的厨师也从广州带去。因此，有经济敏感性的香山商人相伴而纷至上海。美国的琼记洋行、旗昌洋行，英国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转往上海等新口岸时，几乎全都用广东籍的商人当买办。[46]
据统计，1830～1900年的70余年内，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9/10，其中香山人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利用最早发展的基础和特殊的地缘关系以及长期经营所形成的血缘人脉的优势，父子相传，弟兄互帮，朋引亲牵，彼此提携，相互照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香山买办群体。当时香山地区的唐氏、郑氏、徐氏、莫氏四大家族发展成为了血脉相传的大买办家族。[47]如顾德曼就曾指出新开通商口岸的商行买办中，“许多买办是香山人，香山是珠江口的一个半岛，邻近广州和香港，在早期国际贸易的中心澳门的南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香山人擅长于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前一任香山买办一般会推荐他的亲戚和同乡接替他的位置。在19世纪60～70年代，在上海有财有势的广东买办有徐钰亭和徐荣村兄弟，徐钰亭的儿子徐润和侄子徐芸轩、林清、郑观应、唐景星和唐茂枝兄弟，都是香山人”。[48]
香山的买办早期受雇于外商洋行，除了处理中外贸易中的各种事务外，如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还充当着总买办的角色，协调各口岸的买办，处理买办之间的纠纷等。随着近代中国新贸易格局的兴起，买办商人甚至还代替原来的行商，充当与外国商行合作交易的中国商人。就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此时的买办，已与往时不同。他既是为外国商人所雇用，充当其帮手；又不同于完全听从主人的雇员，因为他们允许同时有经营自己商业的独立性。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买办便于从西商处学习其一套崭新的商务知识，又可利用其充当帮手、受西商庇护的角色，发展自己的商业。”[49]香山买办通过受雇于外国洋行处理中外贸易获得大量的佣金，同时私人经营的商业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逐渐以附股的形式参与外商的洋行和企业，并占有不少的份额。
香山买办商人真正大展拳脚，是在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后。同治十二年（1873），香山买办唐廷枢被委任为招商局总办，主持局务。由于唐廷枢的影响力，广东商人踊跃投资招商局，唐廷枢提名的轮船招商局六名商董也大多是同乡买办商人。轮船招商局内的劝股、添船、造栈、揽载、开拓航线、建造码头等各项业务，均由唐廷枢一手策划。在唐廷枢主持下，招商局重订章程，效法西方企业；设立同茂铁厂，以修理船舶；筹办开平煤矿，并修建铁路，以解决船舶所需的煤炭及其运输问题。唐廷枢的这些举措，显示出以西方的经营方式运转的崭新气象。[50]在轮船招商局担任会办的徐润，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今珠海市）北岭乡人。徐润15岁时便随叔父徐荣村到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经过努力，十余年后担任宝顺洋行总买办。他在洋行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与各口岸建立的紧密商务关系，加上掌握的广阔市场、货源以及积累的资本，为他后来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开始自立门户经商，在上海开设了宝源祥茶栈，后发展成为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徐润也因此获得“近代中国的茶王”的称誉。徐润在房地产、航运、矿产、保险以及红十字会、出版文化事业中都有十分突出的成就。在轮船招商局招股、管理和发展航运业的过程中，徐润的作用举足轻重。
另一位著名香山买办郑观应曾三次进入轮船招商局，光绪九年（1883）11月，郑观应升任为总办。在郑观应主事期间，轮船招商局从“官督商办”转变为商办。郑观应对中国商业的发展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尤其是他提出的“商战”的思想尤引人瞩目。在《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反复地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系统地阐述了“商战”思想。郑观应提出“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51]目的是发展中国自主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他大声疾呼：“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52]郑观应的思想精髓，全面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之中，书中内容涉及政策吏治、经济财政、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新型人才培养乃至女教女权、社会慈善福利、社会风气和结构改造等等，均有阐述且颇多创新，能提出如此系统而详尽的改良中国的方案，当时还找不到第二人。
美国学者郝延平指出：买办是那个时代的“边缘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中西文化混合交融的环境中，导致他们“扮演没有民族差异的人和外来人的角色——这同他们生活在几个不同的世界有关。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必然成为见多识广、智力敏锐，并且更具独到的、明智的见解的人物”。[53]胡波教授概括香山买办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时指出：在那个举国上下因对西学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而内心排拒的环境下，以唐廷枢、容闳、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率先提出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国之不足，并积极向国内引介西学；不仅率先在实践上按西方近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从事新式工商企业的投资管理活动，而且还从知识和理论上对西学进行了新的诠释，提出了“工商立国”和“商战”的思想；他们运用熟悉外国航运业经营管理方式，不仅改变了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而且也增强了人们对投资近代工商企业的信心，改变了传统的兴利观；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洋务派的主持下，中国兴办了一批军用和民用企业，除轮船招商局外，近代化的企业还有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汉阳铁厂、开平煤矿、铁路交通等，都有香山买办商人的突出身影。以唐、徐、郑为代表的香山买办率先投资于近代工商企业，全身心参与洋务，为中国近代化杀出了一条血路，其带头示范的作用功不可没。[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