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盖云集的沪上寄庐
近代中国的国内移民，大都把自己视作旅居者。这些旅居者的家庭常常呈现“两头家”现象，不少人在城市里挣钱，回家乡买田盖房。这使得旅居者似乎从未真正离开过家乡。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注到近代上海香山买办群体，却发现这些香山买办们的家庭，往往呈现“三头家”的特色——在上海、香山和澳门各有“一头家”。本节以徐润和郑观应为例，剖析香山买办在上海、香山和澳门的“三头家”现象，或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徐润与郑观应都出自香山买办世家，两人故乡相距不过二三十公里，赴上海初期在宝顺洋行共事近九年，相近的家世、社会背景及买办经历和经济基础，使后来徐润与郑观应在航运、工业、矿业、码头以及农牧业方面都有许多成功的合作。郑观应曾有诗句“三番共事将卅载，两代相交近百年”[55]形容他与徐润的交情。
上海是近代香山买办长期拼搏商场的重要舞台，也是他们投入许多精力努力营建的“上海之家”。据估计，全盛时期旅沪香山（中山）人达3.5万，占旅沪广东人口的1/3，以至站在虹口的横浜桥上，飘进耳鼓的广东话几乎都是香山口音。[56]徐润在上海经商及生活，前后将近一甲子，上海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
徐润堪称近代上海著名的“地产大王”。据徐润自述：“如余所购之地，未建筑者二千九百余亩，已建筑者三百二十余亩，共造洋房五十一所，又二百二十二间，住宅二所，当房三所，楼平房街房一千八百九十余间，每年可收租金十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余两。地亩房产名下共合成本二百二十三万六千九百四十两。”[57]发迹之后的徐润，在上海陆续建有多处住宅和园林，未园和敬德堂是其中两座代表建筑。
关于未园，徐润曾有《光绪元年未园饮饯图记》略述其景致。
淞水之北有未园。未园者，余公余憩息之所，拳山勺水，未足言园，故曰未园。地仅数弓而泉石深邃，春夏之间，池水如锦，秋光老圃，尤多晚香。乙亥十月，余与诸子弟宴集于斯。宿雨乍晴，小梅已绽，罗浮风景，春气盎然，因念太白所谓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古今人果不相及耶。[58]
概言之，未园是徐润公余与家人憩息的一座中式传统园林。
徐润的住宅敬德堂（又名愚园），位于上海英租界山东路265号，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其建筑之宏伟及装饰之精致美观，可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过客女史所撰之《东方人起居：中国名宦人住家》一文略窥其貌：
余路经上海，日往来于鄙陋嚣尘之地，见游民蚩蚩，千百为群，欲往书中所载中国文明之地，即寓居此处西人亦鲜有知之者。旋至山东路，见一窄门，外局不扬，不料其中有一华厦在焉，问其主人，则徐雨之观察也。后得引进浏览，方知东方人秉性谦和，晚号愚斋，盖观察以五十年来无往不愚，故以愚斋自名。入其室，一若别有天地，恍惚在梦幻之中。见其画幅有橙树一株，结果甚多，以及各式古盆，各种器皿，均皆安雅可爱。我西人惜不能日日得有此乐，因上等华人虽然和蔼可亲，而谈及生意之中甚为精明，其住宅有如禁地，外人每不准进内故也……既而至其内室，才登楼，即有观察女公子及其媳妇来迎，见其娴静尊贵，以西礼问好，遂引至一宽大房间与其太太相见，执礼极恭，观其举动温文尔雅，真胜似西人之识礼者。徐太太不解英语，女公子与媳妇均能娓娓应对，是以彼此容易叙谈，且绝无半点可厌之洋泾浜英语。想此二位淑媛向处深闺，不与外人接谈，能究心于头绪纷繁之英语、地理志、史记、打琴、写画、绘图等事，岂不异乎？画有水仙花一枝，光绽精致，于画学大有心得。除礼拜日、礼拜六之外，每日有一英文女师来教各门功课，并非勉强为之者。据云渠等偶尔失学，即甚怅怅，于功课余暇，又习针绣，可谓能惜寸阴者矣。其五公子现在岳士佛（Oxford——引者按）学习政治法律科，虽身在外国，并不忘其家人，每礼拜必有一信写回观察。四位小孙亦学习英华文字，谓俟其长成，拟送往英国读书。四公子曾往美国游学。最可喜者，各物均认真洁净，大房间俱雕刻华丽窗饰，内绝无半点尘埃，地板与枱光亮如玻璃，其所用佣人十八名，料必终日不暇也。尤可惊人者，其装饰不及于俗，各物均朴实坚固，家具与门扇俱镶大理石，与所闻东方人家大相悬殊，始恍然于往日之拟议者为不伦矣。余经往通屋看过，房间如此之多且大，自己亦不知在屋内何处。屋内有院子两所，第二所甚似夏天花园。据太太们云，除请客之外，罕往中外戏园，因不欲夜眠过迟也。余未到此，殊以华筵为可畏，今尝各味烹调精美。余苦不善持箸，女公子即为改换匙叉，招呼周到，具见厚待。太太亦甚殷勤，屡问余此等口味适口与否？继有两女孩入来，直至余前问好，口音甚正，余欲啜其面，即就余前，甚为可人，余初时亦以其为男孩也。余告退后，艳羡其起居实胜吾人，未免内愧，吾以为欧西不习礼法者尚须学远东贵族家起居法则也。[59]
徐润在其自编年谱中全文载录此文，可见此文之描述比较近真，而且徐润也比较欣赏过客女史这位外国记者所建构的徐氏家族之家庭形象。此文对于徐润住宅敬德堂建筑及其家庭生活之描述，栩栩如生，是见当时上海豪富买办的家居生活细节及品味，从建筑、装修到交际、学业以至饮食，都自如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徐润不但在家居建筑装饰方面仿效西方，同时也有意识地延请外国教师教授内眷西洋语言文化，送儿孙到英美等国外大学进修求学，徐家女眷通晓地道的西方礼仪和语言，可见徐润的生活方式与欣赏品味所追求的，已不同于旧式的商人和官僚，更趋于西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水准了。[60]
上海之家既是买办及其家庭主要的生活场所，也是他们与中外绅商饮宴酬酢的重要空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盛宣怀便曾在徐润住宅愚园开商局江浙股东大会，议决由商人自禀商部立案承办。[61]买办与中外人士的密集交往，也使他们的眼光与思维远较时人开阔，如郑观应所言：“沪上为江海通津，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者，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62]
光宗耀祖的香山故宅
上海之家虽然豪华，但在徐润和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心中终归只是“寄庐”。婚娶、寿庆、丧葬、祭祖的家族事务都要回乡举行，家乡香山才是他们真正的根。所以一般而言，当在谋生的移居地站稳脚跟后，他们便会着手在家乡置地建屋。营建故乡之家既是安顿家属、光宗耀祖的需要，也是他们厌倦商场后退隐的后路。
徐润之伯父徐荣村（宝顺洋行买办）便热心乡族之事。徐润曾忆述：“荣村公心力、财力能忍人所不能忍，并于麻湾村涌口之内，置有三潭围田四百余亩，造有徐氏家塾一所，住房数间，三层门高塔一座，其意备为阖族之需，苦心孤诣，不遗余力。”[63]
徐润对于香山北岭之家，同样苦心经营，不遗余力，“虽五十年来八九离桑梓，未尝一日去诸怀”。徐润出钱出力最多的是乡族公共事业，有其自述《北岭乡修筑十七款善举记》一文记其事。
光绪七年辛巳冬，余自沪返里，适乡中亲族父老议兴善举十余事，曰围墙，曰筑坣，曰种树，曰修桥，曰平道路，曰浚沟渠，曰葺庙宇，曰迁文阁，以及创建社仓，兴立义塾，造乡所，设帛金会，计需筹备三四万金方可集事。越日集议，嘱余担任，并拟随捐随办。愚以为苟可捍患御灾，敦睦风俗，则一时之劳，百世之利，谊属桑梓，义不可辞。于是举族侄渭南，族兄经立、敏立，蔡君华才，吴君海舟为经理，举族兄仁立、义立，族侄秉诗管理收支，其工程之事则族叔德昭、德祺，蔡君威麟任之，诹吉举办。余因事赴沪，未获一手管理。壬午秋，遣潘克仁先生到乡将本庄各宅房屋、街道、大小田亩，逐户编号，分段绘图，拟仿邻村修筑石路办法，随后因事不果。洎癸未秋九月，法越肇衅，沪市牵掣，余亦周转不灵，几至无可收拾，不遑兼顾矣。迨光绪十六年，稽查此项工程支出，先据德祺、仁立、义立、秉诗报账，敬德堂共填付银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一两零二分四厘，除当年公议由绅耆出名典押之东边屋产及大潭田银一千三百六十七两八钱，由敬德堂备款赎出，应归敬德堂执业外，实共支用二万七千二百二十三两二钱二分四厘。查当日原议其经费由润认捐五成，众姓认捐五成，无如各人所捐者计银二千两洋三千元，其实收到者又仅得洋二千元，则众姓认捐五成尚欠该银一万二千余两，且多有未竟之功，尚待举办，又围基、筑路、开沟所用各姓田地，有未曾付价者，每年仍向润收取租金一百十余两，因具邀请会议，以符前言，乃时过情迁，咸置不理，即当日认捐而未收者，亦以物换星移，付诸罢论。诚见公事之不易为也。但事关公益，且据堪舆家说，谓如此布置二十年后当有名世之才位至藩臬者，今妹倩蔡君述堂以花翎头品顶戴任津海关道保升交涉使，族弟季程荐升镇台，富贵功名，方兴未艾，似不止藩臬而已，此外子嵩从侄前署四川大竹县令，盖河南同知，建侯七儿丙午科考取商科举人，为乡里光，是地理之道，似非无因。又本村间有患麻疯者，向来相连不绝，经此番修筑，将后坑填高，二十年来竟未有染此病者，亦一奇也。故润乐得而为之也。[64]
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某种程度上上海的买办控制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香山家乡的公共事务。徐润“在乡里，则修风水、浚沟渠、栽树木、建围墙、筑神社、建乡约、设赙会、兴义塾、倡平籴，无不经营、创办，以堵闾阎；在族中，则修谱、建祠，虽值艰窘，次第举办不惜也。”[65]徐润热衷于乡里公共事务和空间的营造，推动乡土权威的塑造和社会文化的整合；通过修乡约、编族谱、建祠堂等，参与家族发展历史及社会地位的想象与建构，加强宗族的凝聚力；提倡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社会风气，在乡村推行思想教化。买办在乡间实际充当着传统士绅的角色。
徐润在北岭营建的住宅“愚园”（竹石山房）据说是仿照上海著名园林豫园而建，也是远近闻名的大宅院，颇有衣锦还乡之架势。其规模和布局，可于刘吉六（光廉）《愚园记》稍观其究竟：
北岭徐氏为吾乡望族，雨之观察又为余莫逆交，故知之较深。君于里中善举如无不为，虽五十年来八九离桑梓，未尝一日去诸怀也。于是就村之右偏拓地二十余亩，编篱种植，作卷怀之所，名曰愚园（后改竹石山房）。园之西建封翁荣禄公祠，其右为中西书馆，兼作体操场。祠左扩女书舍一所，祠之后为敬德堂住宅，宅之东北辟小花园，叠石凿池，间以草地，小具亭榭，以为憩息之地，再北余有隙地若干，观察拟营寿壤。数年来因循未果，或以为风水不足也。光廉自泗城解组归里，观察寓书命竟前功，乃于改葺祠屋之余，为其规划寿域，甲辰二月初吉即穴地中央盖芦棚一架，摄照吉壤前后二影，左为由西摄东，右为由东摄西，邮寄观察，微嫌未能清晰耳。[66]
由近年珠海文物工作者实地考察和调查采访可知，徐润之愚园占地约17000平方米，背东向西，南边建有石牌坊、雨之徐公祠、“忍”字碑、玻璃楼、工人屋，北边筑有荷塘、月塘、石桥、徐公墓地以及假山、曲径等建筑物，园中遍植木桂、木棉、荔枝、榕树等岭南花木，并筑有围墙。[67]从各种忆述看来，这一所园林兼具江南和岭南园林风格，亦有玻璃楼之类西洋建筑。而从其内部构造与功能看来，非仅是一所普通住宅，尚包括祠堂、书馆、操场、花园乃至寿壤，实是一座综合性、多功能的建筑群，而且如许复杂之功能混杂于一园之中，其实也透露出北岭愚园的公共性和纪念性较住宅的私密性和休闲性更强。
郑观应及其父亲在家乡香山雍陌乡的经营也与徐润类似。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也在上海从事过买办一类的工作，后回乡居住，在雍陌乡中“刊布《训俗遗规》《劝戒录》等书，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地方水利、桥梁、义仓各公举无不尽力乐输，悉心规划”。[68]郑观应从父亲乃至更早的上代已经主要定居在澳门，所以他并没有像徐润一样，在家乡建筑大规模的园林住宅。光绪二十九年，郑观应为纪念其父兴建秀峰家塾（郑文瑞别字秀峰），秀峰家塾既是家祠，又是族中子弟的学堂，也是郑观应回乡时的暂居之所。郑观应还以父亲之名出资筑修雍陌乡的石板路，以及维修村庙武侯庙及郑氏祠堂等。
隐退静养的澳门别墅
正如上文所说，在上海精心营造的家，是香山买办生活及生意应酬之所；在香山家乡苦心经营之家，纪念和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们大概只是春秋两祭或为父母举行祝寿活动等时候才会回乡暂住。徐润和郑观应的亲属长年居住的不是北岭和雍陌，而是澳门。
澳门与徐润的故乡北岭相距不过数里，所以徐润曾自称为“粤东澳门内乡人”。[69]其父徐宝亭中年时曾设渡船来往澳门与省城广州。[70]徐润远在上海营商，其元配夫人和父母、子女等家眷多定居于澳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颇多徐润家眷在澳门去世、祝寿、养病等记载：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雨田二弟故于澳门，为文祭之。”
光绪七年“二月初三日，先大夫故，于澳家落楼伤腰，病仅三天。余在申闻电，匍匐回澳，已不能亲视含殓，终天抱恨。幸眷口在，澳饰终典礼一切如仪。”
光绪九年“玉生弟年二十一岁，十二月间夫妇二人奉命回家，为先伯母八旬大庆祝寿。”
光绪十四年“先妣杨太夫人寿终澳门寓所。余刚自台湾返沪，即接澳电，知慈母病笃，星夜返澳，延请中西医诊视。时中医各持一说，余自揣在沪日久，沪上中医究多相信可靠之人，因将病源详悉电达沪上诸名医，并将粤省医生所开药味分量，每日电商沪医，数千里医药日以电报商榷。讵药石无灵，惨于二十三日弃养矣。”
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先室吴夫人病故于澳门，年五十一岁。余在潭州银矿赶回，未得见面，时子女均幼，时运又不畅，伤心曷极。”[71]
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间，徐润在澳门静养，但仍与上海及省港澳政商界保持密切联络，并继续处理轮船招商局有关事务。如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接到“沪总局电盛杏荪宫保定正月十六日在愚园开商局江浙股东大会，议决由商人自禀商部立案承办。”徐润便即赴香港，“就商各股东取决办法，伍秩庸侍郎、张弼士太仆、邓、唐、叶各大股东均在港，故于正月二十日在杏花楼集议复电上海总局”。[72]
郑观应与澳门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其故乡雍陌，与澳门相距也不过二三十公里。有说郑观应自小便随父在澳门生活，此说虽尚欠有力证据，但亦非全无可能。[73]郑观应曾自称“余世居澳门。”[74]郑观应青年时代便对澳门社会有相当深入之认识。郑观应最早的著作《救时揭要》中，收入《澳门猪仔论》《续澳门猪仔论》《求救猪仔论》《论禁止贩人为奴》《澳门窝匪论》等多篇关于澳门猪仔和匪盗的论述，显然是长期观察澳门、香山社会现实得出来的思考。郑观应亦曾有《澳门感事》诗概述对澳门的直接观感：
澳门上古名莲峰，鹊巢鸠占谁折冲。海镜波平涵电火，山屏烟起若云龙。华人神诞喜燃炮，葡人礼拜例敲钟。华葡杂处无贵贱，有才无德亦敬恭。外埠俱谓逋逃薮，各街频闻卖菜佣。商务鱼栏与鸦片，饷源以赌为大宗。历查富贵无三代，风俗浇漓官势汹。屋价千金抽八十，公钞不纳被官封。昔有葡督极暴虐，竟为义士诛其凶。［义士沈亚米恶其虐暗杀之。］自谓文明实昏瞆，不识公法受愚蠢。请问深知西律者，试思此事可曲从。[75]
1881年，郑观应协助父亲郑文瑞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兴建郑家大屋“郑慎余堂”。郑慎余堂规模宏大，周围所筑围墙高耸蜿蜒，郑观应时时称之为“万里长城”。郑慎余堂依山面海，景色优美，郑观应曾有《题澳门新居》诗记之[76]：
群山环抱水朝宗，云影波光满目浓。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先荣禄公梦神人指一地曰：此处筑居室最吉，后至龙头井，适符梦中所见，因构新居。］
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农家正住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
郑家大屋现存建筑占地约4000平方米，由两座并列的四合院建筑组成。院落外围高墙，大门向东，因地形所限，建筑群并没有采用中轴对称式布局，而是错置为两组，按其与主入口的关系分为前面和后面两个组群。前面组群采用中国合院形式，周围分别围有门楼、倒座、正房和附属用房等。中间为开敞院落，院落通过隔墙分为面积不等的两部分。右侧为花园，遍植岭南花木。花园尽头有一建筑，轴线对称，三进三跨，前后两个组群的建筑通过西南角一座开敞无柱的房子连结。郑家大屋的主体建筑基本还是按照传统中式建筑营建，例如大量采用硬山顶、中式抬梁木屋架等，但是不少装饰的细部采用西方的元素，例如建筑中有不少西式的拱券和木制百叶窗，支撑木屋架的柱子是带线脚的西式方柱或圆柱等。[77]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郑家大屋是其中一项列入名录的文物建筑。
1885年，郑观应受杨桂轩案拖累，下半年回澳门隐居，“脱累归里，杜门养疴，日事药炉”。此后至1891年，郑观应基本住在澳门，过着隐居生活，集中精力将《易言》扩写，辑著成《盛世危言》。由于体弱，郑观应研习道术与医术，并辑著《中外卫生要旨》，期间与孙中山多有往来。1893年，郑观应父亲郑文瑞在澳门病逝，是年五月下旬至九月初，郑观应在澳门守制。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少维新人士亡走澳门避难，如康有为之父及经元善等，郑观应曾通过澳门绅商何穗田等给予关照。晚年郑观应时回澳门养病及度岁，也处理家族内部事务，如为长子润林受室、为继母守制，其三子润荣也在澳门出生。
隐居澳门的郑观应，仍与上海、香港及省城广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廿六日，郑观应自澳门郑慎余堂致函盛宣怀，告以在广东的工作生活情况：
官应隐居濠境，为桑梓计，勉应各商公举为广州商务总会协理，按月到省数天，拟俟商报、商业学堂及商品陈列馆筹款开办后即行告辞，请另举别人以承斯乏，冀可洁身隐退，静养潜修。故昨承沈爱苍廉访委办广东团练局，同乡举为赌路局董，朱晓南方伯委帮办广州自来水，又奉岑宫保札委督率矿师查勘两粤矿产兼咨商部充作矿务议员，均以病辞。未能应命，非自甘暴弃，实欲晚节保全，不负宫保平时知人之哲也。如有谓官应衰朽无能者，真爱我良深矣。
由此函内容观之，郑观应在澳门虽云隐居，但实际上仍时有参与省港澳的商业及社会活动。
香山买办上海之家的生活已有甚多研究，而于故乡香山及澳门之家的研究则关注较少。买办商人具有西化与传统的两面性，一般的研究更多强调他们被西化的一面，而较为忽视他们的传统性。上海是香山买办的商业战场，但落叶归根，他们心中最终的归宿之地仍是故乡。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买办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来树立他们的公共形象，捐纳官衔、参与乡村公共事业、培植宗族和族中子弟以保持家族共有的象征资本等大抵都是必由之路。这些传统上由地方士绅和读书人来倡导和完成的行为，在近代迅速让位于买办商人阶层。徐钰亭“既不读书，当就商业”一语显示近代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的变化。买办商人已经成为与传统士绅同等重要的控制民间基层社会和乡族组织的主要力量。
澳门本是香山的一部分，澳门在近代独特的文化、现实地位和辐射作用，造就了香山成为“买办之乡”。香山近代之所以买办辈出，与在地域上毗邻澳门有密切关系，香山买办家族，其乡籍均在距离澳门以北辐射不足20公里的范围内，而这些买办早年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与澳门有些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澳门也许比香山县城石岐更为熟悉。澳门成为香山买办选择的安居之所，也是缘来有自。
近代珠江三角洲时局每变，士绅乡民遍走澳门已成风气，当时报刊此类报道甚多。如1911年5月的《香山循报》刊发的时评《粤人纷纷往澳避乱胡为者》便颇具代表性：
澳门一埠，为中国领土，而租借于葡人者也。近竟盗憎主人，肆其蚕食狼吞之手段，以侵扰吾内地。说者谓振兴香洲，抵抗澳门，以制其死命。是吾人对于澳门，宜迁徙不宜居留，彰彰明矣。何居乎省城乱事甫起，而竟有往澳避乱者。
吾揣往澳避乱者之心理，则以革党起事，兵队所过，玉帛不分，而且恐怕土匪乘机窃发，四出抄掠，乡闾须受其害，故为此避地之计，托庇于外人治下，借其兵力以求自卫，此其苦心也。
虽然，以吾思之，辄以为过矣。何也？革党起事，无论成败与否，与吾民绝无关系，而且今日大兵云集，防守甚严，革党亦万无再举之理。此粤人不宜往澳避乱者一也。就谓革党卷土重来，澳门相隔，仅一带衣水，而其兵力亦甚薄弱，非有金城汤池，足以自守者，虽革党不欲与外人挑衅，而谓枕近澳门之土匪，独不乘时劫略［掠］乎？此粤人不宜往澳避乱者二也。且葡人方与我国争论界务，两不相下。吾民动辄好为大言，实行贸易自由迁徙自由之宗旨，以张粤人之民气。葡人具有耳目，岂无所闻见。乃一旦国中有事，急不遑择，联群结袂，同至彼土，贶若世界之安乐场焉，不几为葡人掩口窃笑耶？此粤人不宜往澳避乱者三也。
由此而观，则以粤省大局，今尚安静，不必避乱。即不幸烽烟告警，诉以干戈，而兔死守邱［丘］，甘与玉石同碎，亦不宜往澳避乱。区区之意，记者敢以自负，用敢抒诚以告我粤人。
澳门托庇于葡人治下，虽如时评作者所言存在隐忧，但在变乱频仍的近代珠江三角洲，未尝不是一片偷安的土地。远在上海商场拼搏的香山买办，自然也希望留在故乡的家眷生活可以安全和稳定。
香港开埠后，澳门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被香港取代，澳门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香港。澳门与香港隔水相望，交通便利，港澳间的水上交通，实际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或更早便已建立。1865年秋，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 Kong，Canton & Macao Steam-Boat Co.）创办，澳门与香港、广州之间有了定期航班，大大便利三地的交往。1870年代，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开始航行于省港澳的航线上。澳门的通讯便利也远胜内地，1800年澳门便开始有邮政服务，1884年，澳门邮政局正式成立；1884年澳门与香港电报电信开通，1882年公共电话在澳门正式启用；香山买办即使居于澳门，仍便于继续与香港、广州和上海的交往和联络，保持原有社会关系网络。澳门和上海一样，都是近代中西文化汇合之地，物资供应相对丰富，香山买办易于维持着和上海相近的生活方式。
如徐润、郑观应等有“三头家”的情况在近代香山相当普遍，而且非仅限于买办。如著名侨商陈芳，除了他经商的檀香山之家和家乡香山梅溪之家之外，其家眷实际主要居住的地方也是在澳门，澳门第一部私人汽车就属于陈芳家庭所有。革命家孙中山也是在上海、香山和澳门有“三头家”。孙中山家乡的香山翠亨孙中山故居、与宋庆龄居住生活的上海孙中山故居及其元配夫人卢慕贞与子女居住的澳门孙公馆（今“国父纪念馆”）均已辟成纪念馆，供世人缅怀。香山买办在上海、香山和澳门营造的“三头家”，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心理和现实选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上海、香山和澳门三地各自的经济、文化特色及其网络流动性。
经销环球商品的“四大百货”
香山人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和丰富的中外贸易实践。近代许多影响了中国商业社会发展进程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都是香山人创造的，例如中国第一批买办商人、中国第一个民族工业企业开平煤矿、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个股份公司轮船招商局和招商股票、中国第一个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中国第一间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近代香山人在商业上之所以大放光芒，与毗邻澳门密不可分。
16世纪中叶，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在华进行商务贸易和停泊船只的居留地。本属同一行政区划的澳门与香山地区的商贸往来更加频繁了。明万历二年（1574），官府在澳门莲花径附近设置关闸；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官府开放对澳门的陆地贸易，以今拱北关闸界口为交易市场，中葡商人在此交易货物。这时，出口物品主要有生丝、粮食、茶叶、糖果、茯苓、瓷器、黄金等，进口物品有食盐、锡、蜡、胡椒、檀木、丁香、象牙、槟榔等。葡人在澳门需要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相当部分亦向香山县购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官府在澳门关前设立海关，并放宽对澳门的海路贸易，外地商贩到关闸界口市场贸易更加频繁。香山商民贩运大量货物到此成交。[78]
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香山因地近港、澳和广州，中外贸易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起来。1845年葡国正式宣布澳门为自由贸易港。1887年正式组建成立第一个海关“拱北海关”，这标志着澳门口岸作为东西方经济贸易通道地位的最终确立。澳门口岸以经济商贸通道缘起，也逐渐演化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走廊，由此构筑起了东西方第一个经济贸易通道。
清末民初，香山县的经济中心——石岐，与港澳两地经济关系密切，许多进出口商品都在当地随行就市，见货议价，就地成交，然后由钱庄结算账目。其时，外贸入口主要有海味杂货、化肥、药品、烟叶、鸦片、煤油、火柴、布疋、棉针织品和机械工具、钢铁器皿；出口货物以生猪、家禽、蛋品、塘鱼、生蚝、蚝油、干蚝豉、虾蟹、虾羔、谷米、果菜、蚕丝、夏布等为主。后来，香山的外贸活动进一步发展，石岐出现了代理外国产品的商号，计有合诚号（在小榄设合诚兴分店）、怡昌洋行、光记公司、和记公司等，代理汽油、煤油、柴油、机油、凡士林、白蜡、沥青等产品的销售。亦有其他商号代理销售外国药品、士敏土（又称红毛泥，即水泥）、洋面粉、奢侈品甚至鸦片烟。港澳两地亦从香山大量购买白米、塘鱼、生猪、白酒、果菜等生活品，每天数以十万斤计，还转口大量中药材到各个国家和地区。[79]
商业繁荣、物资丰富的澳门是香山人眼中的经商典范，所以，香山人当时形容香山境内的石岐、小榄、前山、香洲等地，均称之为“小澳门”。
香山人越来越成熟的商业实践活动及务实崇商的理念和传统，使香山涌现出了大量的公司商铺；热情浪漫与趋利务实的精神，使香山涌现出众多名商巨贾，以更加雄阔的魄力把商业经济的活动从香山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80]
近代上海先施（Sincere）、永安（Wing On）、大新（Dah Sun）和新新（Sun Sun）四大百货公司，都是香山籍澳洲华侨所创立的。
1851年，澳洲墨尔本发现金矿，大量的工人从世界各地涌到墨尔本去淘金，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华工。华工到澳洲站稳脚跟后，又继续把同乡、同族的人带到澳洲。到1854年，墨尔本的居民已经达到123000人，使原来藏金极富的美国旧金山（三藩市）黯然失色，故墨尔本又被华人称为“新金山”。第一代到澳洲垦荒淘金的香山人许多是以契约华工的方式从澳门出发前往的。随着排华暴动的频繁发生以及反华组织的出现，华工在澳洲的淘金事业越发艰难，于是许多香山华侨转向其他的行业谋生。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往往是他们的首选。华侨在海外有机会接触各种新事物，开拓他们创业兴家的视野；侨居当地的各种困境，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不畏困难的品格和灵活适应的头脑；在澳洲的贸易经营也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们便迅速投身创办现代百货企业的热潮中。[81]
先施公司是四大百货公司中最早成立的，创始人马应彪（1860～1944）也因此被称为“中华百货鼻祖”。马应彪是香山沙涌乡（今中山市南区沙涌村）人，幼年家境一般，父亲马在明曾经三次赴澳洲淘金谋生，但似乎获利不多，所以马应彪幼年入书塾读书三年后，便以拾卖猪粪维持家计。20岁时，马应彪筹得旅费往澳洲谋生，开始时在矿山淘金，所得甚微，后来转而种菜，并自挑所种蔬菜到悉尼市场出售。因为马应彪懂得英语，所以许多同乡也把所种的蔬菜委托他代售。不久之后，马应彪在悉尼开设小摊档，出售蔬菜，从此逐步走上经商之路。1890年，马应彪集资先后开设永生、永泰、生泰三间果栏。随着经商经验的丰富、眼光的开阔和财力的增强，马应彪“见英人以商立国，泰于富强，慨然以振兴中华商业为己任”。1892年，马应彪集资开办先施公司。公司之所以取名“先施”，据先施公司开业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上所说，是取法中庸君子之道四末节：“盖营业之道，首贵于诚实，倘未能以诚实施诸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又以先施二字用于英文。亦有诚实之意，音义相同，故本此宗旨首创不二价。” 从1912年至1933年的二十年间，先施公司向国内外扩张，先后在广州、上海、新加坡、南宁等地开设先施公司或支店，还在英国伦敦开设办庄，一面又投资保险、置业和银行，兴办实业，开设保险置业有限公司、银行信托有限公司，办起了化妆品厂，后又成为化妆品有限公司。[82]先施公司倡导货品“不二价”、购物开给收据、女性当售货员、员工星期天轮流休息等制度，店内设有升降电梯，屋顶天台开辟乐园游艺场等，以崭新的形象开创了中国百货业的新时代。[83]
永安公司在四大百货公司中规模最大、经营最好、名气也最响。其创办人郭氏家族，始于香山竹秀园乡郭乐、郭泉、郭葵、郭浩、郭顺五兄弟。郭乐少年时随父亲郭沛勋在家乡务农。1892年香山洪水为患，田园失收，年仅18岁的郭乐迫于生活，远赴澳洲谋生。翌年，他的弟弟郭泉亦往檀香山谋生。郭乐到澳洲后，开始时在悉尼市郊的菜园打工，后改作蔬菜小贩，不久转做批发。数年后，与同乡合资开设永安果栏，以经营香蕉为主，郭乐被推为司理。永安果栏又与永生、永泰两果栏联合为安泰果栏。郭泉到檀香山后学会说英语，并自营生意，不久回家乡转到澳洲，任安泰果栏经理。随后郭葵、郭浩和郭顺也到澳洲，兄弟几人合力经营。永安果栏除经营当地果品外，兼营澳洲与中国进出口贸易，主要是中国的炮仗、花生、核桃和荔枝干等土产和澳洲的木材、牛皮等。经营越来越多，资本也越厚，成为永安郭氏家族的经济基础。郭氏兄弟在澳洲时，就觉得外国人经营的百货商店商品齐备、明码实价、买卖方便，而感到十分赞羡，也因此有回祖国开设百货公司的想法。除自筹资金外，郭氏兄弟还向澳洲华侨捐股。郭乐为人诚实敦厚，深得在澳华侨信任，因此一呼百应，不久就筹得港币16万元。郭氏永安集团由郭乐任董事局主席，郭泉任总经理。永安百货公司有较为雄厚的投资力量，经销商品有钟表、时装、化妆品、衣料、洋酒、烟草、乐器、厨具、家私、玩具和体育用品。不久，又投资兴建永安货仓和大东酒店，以及出租的商业楼宇和住宅。1915年，郭氏兄弟集资61万港币，成立永安水火保险有限公司，经营火、水、劳工、汽车等保险业务。1915年，郭葵往上海筹办永安百货公司，因华侨踊跃认股，资本达港币200万元。郭葵在上海一年后因病去世，由郭乐亲自主持，继续筹办。1918年，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开业，并兼营大东旅社和天韵楼。1921年，永安公司决定在上海投资织纺工业，筹办永安纱厂。在近代中国华商纺织业中，郭氏家族的永安纺织公司规模仅次于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公司。1925年，永安公司又投资人寿保险，更设分行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城市，这样，形成了经营百货、地产、保险和银行等业务的郭氏永安集团。
大新公司是蔡昌、蔡兴、黄仲林和卓叔和等发起创立的。蔡昌（1877～1953）是香山县恭常都上栅村（今珠海市香洲区金鼎镇外沙村）人，幼年家境贫寒，于1891年追随其兄长蔡兴往澳洲谋生，经八年之努力奋斗，于1899年携资回国，应马应彪之邀，参与集资在香港开设先施百货公司，颇有成就。后来蔡昌和蔡兴决定自立门户，集资港币400万元，于1912年创立“大新百货公司”。大新公司之命名，有“大展新猷”之意。虽然大新公司创立的时候，先施公司及永安公司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面对这样的竞争局面，大新公司的主持者认为：“各有千秋，自有抱负，将来仍可后来居上，展我新猷，竞争一日之长短，乃意中之事耳。”
1916年和1918年，大新公司分别在广州惠爱路（今中山五路）和西堤成立两处分公司，公司附设的大罗天酒店，是当时广州设备最新型、最舒适之旅社，驰名省港澳。1931年，上海大新公司正式开幕。上海大新公司在四大百货中虽成立最晚，却是营业面积最大、设施最新的。于是，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遂成为上海百货业之四大支柱，驰名中外。上海大新百货大厦楼高10层，仿照日本大阪“大丸百货公司”之模式，内设电力自动扶梯，各层均装有冷暖气管，这在当时属首创。[84]
上海先施公司名为独立公司，实际长期受香港先施公司的控制。上海先施公司的监督黄焕南及经理刘锡基因对香港、上海两公司不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不满，于是便有脱离先施公司、另起炉灶的计划。此时，香山澳洲华侨李敏周恰好从澳洲返国，并游览各地，考察商情，最后抵达上海与黄焕南接触。黄焕南是李敏周的舅舅，也是澳洲华侨。而刘锡基也是广东香山县人，与李敏周属同乡同里，乃总角之交，早年也在澳洲昆士兰谋生，为人足智多能，富于进取，回香港后投身先施公司，不久便崭露头角，上海先施公司成立时荣膺经理重任，独当一面。三人他乡重遇，志趣相投，遂一拍即合，定下创办新新百货的计划。
上海新新百货有限公司于1926年年1月23日在正式开业，资本总额320万银元。“新新”两字，出自古书《汤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新公司以“推销中华国产”为营业宗旨，并向中华民国政府注册登记。先施公司和大新百货公司，是向英国政府登记注册的；而永安百货公司，则是先向英国政府，后转向美国政府登记注册的。因为先施、永安、大新皆在国外注册，新新公司因此成为第一间在中国注册的百货公司。上海新新公司大厦乃上海划时代之新建筑，以水泥钢筋建造，大厦各处均有自动灭火设备，分层装有冷气调节系统，外部有五彩霓虹标志，用晶莹光管灯饰。新新公司还在大厦六楼的新都饭店开设了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私营广播电台，如此新颖进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实属创举。营业大楼除开设百货商场外，还设有新新第一楼、新新茶室、新都饭店（新新旅馆）、新都剧场、新新舞厅、新新美发厅、新都溜冰场等附业，楼顶也开辟屋顶花园（新新花园）。[85]
正如张晓辉指出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等百货公司，在经营方面效法西方商业的第一次零售革命，运用近代先进的设备和经营管理技术，建立起优越的综合性服务环境，培养出高级商业管理人才，不仅其本身获得了成功，亦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百货行业的形成和发展。”[86]
小结
香山县北邻最重要的城市是省城广州，广州的背后是一个王朝，一个传统的中国；而香山南面唇齿相依的最重要的城市当然就是澳门，澳门是香山人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门户。因为澳门的存在，中西文化在香山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近代的香山县大体分成南北“两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大致以县城石岐为界，石岐及西北，尤其是小榄、古镇、大涌、长洲、沙溪等地区，位于珠江三角洲新旧冲积平原的分界线上，这些地方有许多的地方豪强，他们通过修祠堂、建立宗族、推行儒家教化、培育子弟猎取功名等熟知的文化手段去与王朝体制建立关系，确立在地方的权势。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控制粮食的生产、贸易和土地的开垦。[87]香山县在科举方面的主要成就，绝大部分集中在这一片区域，单小榄一地，明清两代的文、武进士就有50多人。叙述古代香山历史时所津津乐道的文人名士，如黄畿、黄佐、李孙宸、何吾驺、马炯、伍瑞隆、何璟、刘芬、郑藻如、黄绍昌等，也都来自这些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近代以前香山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就在这片地区。
民国年间曾担任香山县长的郑道实在《香山诗略·跋》中曾指出：“吾邑（香山）三面环海，有波涛汹涌之观，擅土地饶沃之美，民情笃厚，赋性冒险”；“兼之僻处偏隅，鲜通中土，无门户主奴之见，有特立独行之风”。这段话用来形容石岐东南及以南的区域或许更为合适，这片区域由于毗连澳门，到清中叶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因缘际会迅速发展起来。如本章第一节介绍的那些各式各样中西合璧的侨乡建筑就是鲜明直观的物证。
更重要的是，石岐东南及以南的香山人通过澳门，走出自己狭小的世界，走到上海，走到北美，走到澳大利亚，把世界带进中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近代香山东南面的这片区域似乎就印证了这句话。从早期以著名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莫仕扬等为代表的四大买办家族，到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民国海军总长程璧光、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及立法院长孙科、著名出版家王云五，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郭泉、郭乐、蔡昌、李敏周，以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苏曼殊，广东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吕文成，中国早期著名影星阮玲玉，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苏兆征和杨殷，五四时期南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杨匏安……这些对近代中国革命、社会、经济、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都诞生于这个地区。这些香山人虽然都是在香山外面的大舞台成就他们的功业，但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早年生活的这个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历史环境。
这些香山人不但改造了自己家乡的面貌，为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商业文化，最终更推翻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帝国政体。就像熊月之教授指出的那样：“香山人能大名垂宇内，香山在中国人文版图上能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得益于中西交通，得益于中西文化汇合。自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租占澳门以后，澳门就成了中西文化交汇中心。澳门本属香山之一部分，澳门人都是香山人，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中心，香山就处于中西文化交汇前沿。本处于中华文化边缘地带的香山人，接触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洋文化，直接、具体、丰富而感性，较少云遮雾障的想象，较少雾里看花的朦胧。他们知道西洋人怎么船坚炮利、凶狠蛮横，也知道西洋人怎么认真诚实，知道西洋人怎么吃饭穿衣、怎么起房造屋、怎么航海经商、怎么传教育人。他们不会相信西洋人好吃小儿的说法，尽管连博学如顾炎武者都相信；也不会相信西洋人挖人眼睛、以供炼银煎药的传闻，尽管连开明如魏源者也这么说。在实事求是、见贤思齐这一中华文化基因的作用下，香山人勇敢而睿智地取西洋文化之长，补中华文化之短，学外语，当买办，出洋，留学，经商，闯荡出一片新天地，成就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功伟业。”[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