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19世纪，随着西方各国商人、传教士一起在澳门汇集与发散的，除了世界各地生产的商品之外，还有源自世界各地的资讯与文化，以及作为资讯与文化进入大众传播渠道主要介质的近代报刊。本章所讨论的“近代报刊”，沿用戈公振的定义，专指那些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非为某人刊行的出版物。[1]近代报刊一经在澳门诞生，不但使原先主要以口耳相传方式在澳门汇集与辐射的资讯与思想获得了稳定的载体和强大的传播媒介，还使这种载体与媒介形式本身由澳门向它周边的广东与南洋地区、中国内地、全球华人世界推广。
居澳葡人的政论报刊
1822年，澳门诞生了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这份由澳门葡人创办的葡文报刊诞生的机缘，充分折射出当时澳门作为东西方商业、文化与资讯汇集之地的重要地位。
《蜜蜂华报》是一份典型的政论报纸，但凭借报纸宣传政见的做法并不是澳门本土产生的，而是由源源不断的欧美商人、传教士带到澳门的。《蜜蜂华报》问世前，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进入党派统治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不同党派纷纷利用并控制报纸，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政党报纸的特点是，经济上依靠政党资助，政治上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内容上侧重于政治新闻和言论。[2]而在澳门，由于清政府从1757年开始只留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两广总督又不准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3]澳门于是成为“所有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全部都通过广州）理所当然的住处或中转站”，“在每个贸易季结束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和西班牙人纷纷前往澳门，这里绝对是一个世界性的社区”[4]。随着欧美商人、传教士纷纷聚集于澳门，欧美政党风行的凭借报纸宣传政见的做法，就自然而然地传到澳门并为澳门葡人仿效。
《蜜蜂华报》所宣传的政治主张，其实也是远在欧洲的葡萄牙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回声，澳门葡人宣传国内立宪思想来为自己争取相对于葡萄牙政府的自治权。1822年，葡萄牙国内发生民主立宪运动，颁布新宪法，确立选举政治制度。国内立宪思想传到澳门，激发澳门的土生葡人采取行动，与葡萄牙政府派出的总督专权作斗争，希望夺回历史上曾由居澳葡人通过自行选举出来的议事会行使的自治权。他们以督促澳葡当局实施国内新宪法的名义，要求恢复地方自治，以地方卫队取代王室军队，免除澳门给果阿和帝汶岛的财政援助，还谋求土生葡人担任民事与军事职务上的特权。在土生葡人保利诺·达·席尔瓦·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和阿美达（José de Almeida）医生的领导下，澳门议事会夺回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剥夺了反对自治的首领——澳门大法官亚利鸦架（Miguel de Arriaga）的权力和总督欧布基（José Osóode Castro de Albuquerque）的行政职责。9月12日，获胜一方着手出版《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5]用于宣传立宪自治思想，作为与反对自治一方交战的舆论阵地。《蜜蜂华报》是一张印在宣纸上的小报，每逢周四出版，每期四页，每页两栏。它由澳门葡人立宪派领袖巴波沙中校和阿美达医生亲手创办，阿马兰特（António de S.Gonçalo de Amarante）神父负责编辑。[6]一年后的1823年9月23日凌晨，葡印总督派包也（Joaquim Mourão Garcez Palha）率领“萨拉曼特拉”（Salamandra）号驱逐舰推翻了巴波沙领导的立宪政府，睡梦中的巴波沙被逮捕并押解到果阿，阿美达医生和马兰特神父出逃，亚利鸦架重新掌权，恢复了保守派政府。[7]《蜜蜂华报》落入保守派手中，编辑被更换，变成保守派的喉舌。1823年12月26日《蜜蜂华报》发行了最后一期，然后就停刊了。这份报纸总共持续了15个月时间，迄今被中国报史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近代报纸。
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澳门葡人得以在清朝疆域范围内以出版报刊的方式鼓吹政治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居澳葡人实行特别宽松的怀柔政策的结果。此时在中国其他地方，思想舆论还受到清政府的严格钳制，更遑论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方式来传播政治见解了。中国虽然自唐代以来就出现了“邸报”，但它只是朝廷向地方各级官员传达朝政内情的政府简报，由中央专设的机构办理，仅限于官僚机构内部发行，内容受到严格限制。到清代，“邸报”受到的限制是：“一般来说，非明降的谕旨不发抄，经军机处通过驿递直接传送给地方重臣的‘廷寄’不发，未经皇帝审阅批示同意公布的臣僚章奏不发；此外，毁谤大臣的不发，‘有失军机’的不发，灾异之事常为‘游手凶徒转相煽惑，因此而起狂妄之谋’，不发。在如此严格的限禁之下，办报人只能照录科抄，不能自己采写新闻，更不能发表个人的见解。”[8]1756年，清朝正式批准各省提塘设立公报房，负责“亲赴六科抄录”获准抄录的朝政信息，转发各省官僚系统。就是这样受到严格限制的政府简报，如果内容超出清廷认可的范围，也会受到严厉惩办，1774年江苏一个名叫杨世荣的“卖新闻人”因为“捏写谕旨”而被被捕究办。[9]对于在华外国人，清政府更是明令禁止其印刷、传教活动，1810年下了道专门的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10]在这种情况下，在华外国人的出版活动也是被严格禁止的，如非给予特殊对待，一份公开印行的报刊，即使是外文的，也难以持续出版一年多。
但清政府允许居澳葡人享有更多的自治权，为近代报刊业在澳门开局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条件。由于此前澳门葡人长期通过社区自行选举出来的议事会进行自我管理，葡萄牙国家权力虽有介入但长期未占主导地位，因而中国朝廷与地方官员并不把居澳葡人视为侵入者，而是把他们看做前来归附的夷人——“外夷内附”。[11]议事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接受与认可，其中理事官或检察长（Procurador）甚至被中国政府委任为“第二级官员”（mandarim da segundograo），中文全称为“管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负责中葡之间的联络事宜。[12]为避免被驱逐的命运，议事会对清朝采取“恭顺”的态度，在公文往来中接受相对于中国地方官府的从属地位：“凡郡邑下牒于理事官，理事官用呈禀上之郡邑”，[13]在实际运作中更多地执行清代地方政府颁布的政策，却怠于执行葡印总督以国王名义发出的政令。这种态度使议事会主政的澳门葡人自治社会得到清朝官府的诸多信任：在司法方面，虽然《大清律例》规定“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14]要求来华外人同等接受清代法律约束，但对居澳葡人确立了“分别解讯”的特殊政策。1749年由清澳门同知张汝霖等用中、葡两种文字刻石为记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规定只有当葡人犯有应当处以斩、绞刑的重罪时，才需交由广东地方官与“夷目”共同审理；当葡人仅犯应当处以军、流、徙刑罚的罪行时，则主要由“夷目”审理；当葡人犯有应当处以杖、笞的轻罪时，则完全交由“夷目”自行审理。[15]在出版方面，清廷严禁在华西人到内地出版，却把葡萄牙人租住的澳门视为例外。1835年，因为福建查获西人传教的中文书籍，两广总督邓廷桢奉命追寻线索，拿获提供底本的夷商一人，受雇于该夷商的粤籍刻印屈亚熙一人，梁亚发（即本章第二、三部分将述及的梁发）、屈亚昂二人逃脱。但因该洋商辩称此书是“携至澳门刊板，并非内地编造”，未予刑罚，仅对拿获的粤籍刻印工屈亚熙一人处以杖徒之刑。对此处理结果，道光帝览奏亦未提出异议，[16]可见不干涉来华西人在澳门的出版活动是清廷的一贯态度。这样，鸦片战争以前的澳门葡人社会一方面表现出“归附”清朝的态度，成为清廷眼里不同于其他外夷的“内附之夷”，免受清廷驱逐的流离之苦；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清政府准许范围内的司法自治权和出版自由权，免受清廷钳制言论的专制之害。这个特殊地位使葡萄牙人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突破“天朝属地”思想舆论严格受限的整体局面，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宣传立宪政治的葡文报纸成为可能。
作为大众传媒出版必需的技术前提，西方活字印刷术比西方报刊舆论思想更早被来华传教士带到澳门，为《蜜蜂华报》面世准备好了技术条件。报纸文字必须随时更新、大量印刷的特性，要求高效率、低成本的印刷术做支撑。中国从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开始掌握了这种可以重复使用、降低成本的技术，但是直到澳门《蜜蜂华报》问世的年代，活字印刷都没有取代此前通行的木刻板印刷。木刻板印刷的特点是一成不变，无法拆文为字，重新组合成新的文章。16世纪以来澳门开始扮演的西方各国商人、传教士居留地的角色，使西方活字印刷术经此传入中国。16世纪末年，当耶稣会士运送一部印刷机到日本的途中，印刷机曾过境澳门，并停留两年左右（1588～1590）；二十余年后，因为日本禁教的缘故，同一部机器又被送回澳门，大约停留六年（1614～1620）后，终于被转卖到菲律宾的奥古斯丁修会。不过这部印刷机的目的地不是中国，耶稣会士也无意将西方印刷术运用于在中国的出版活动。[17]
一直到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印刷英国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字典和东印度公司所需的文件，在澳门成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所。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起初雇佣华人工匠，他们在唯一的专业印工、英国人汤姆斯的指导与管理下开展工作，主要出版马礼逊等传教士自己写作的中英文字典等种类不多的图书，目的是教授来华经商、传教的外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由于清政府厉行舆论与出版限制，地方官府对于华人参与刻印图书的事高度警惕，于1817年2月派出差役查抄这个印刷所，导致华人工匠四散逃逸。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只得另谋出路，改为雇佣澳门葡人充当印工。澳门葡人社会得到清政府特别宽待的身份保护了这家印刷所，它后来再没有遭到中国官府的干预。后来，这家印刷所获得了印刷中国境内第一份报纸的工作：1822年8月，在政争中获胜的澳门葡人立宪派决定办报，便函请当时澳门唯一拥有印刷设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办事处协助，汤姆斯奉命往访葡人议事会秘书长，商洽进行办法。二十天后，公司代印的葡文《蜜蜂华报》便于当年9月12日创刊。对于这份中国第一种外文报纸的出版，印刷所雇佣的葡籍印工应当在排印上有很大的帮助。[18]
作为一份诞生于政治事件中、以政治宣传为鲜明特征的报纸，《蜜蜂华报》先由葡人立宪派掌控，后来又被保守派夺去主导权，但不管处于谁的掌控之下，它都宣称当局者才是捍卫自由、反对独裁的，都在不遗余力地向居澳葡人宣扬源自遥远的欧洲本土的资产阶级立宪思想与公民自治权利。它在创刊号中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上个月19日澳门居民聚集在自由亭周围，推翻了忍受多年的专制统治。本报编辑的职责，就是将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告诉读者。”[19]此后《蜜蜂华报》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这个事件进行辩护或者攻击。在立宪派控制下，《蜜蜂华报》以葡萄牙新宪法为依据，号召居澳葡人捍卫自由、反对专制：“澳门人啊，这是多么耻辱！你们心中那崇高的对自由的向往已经离你们远去，而专制主义却在你们心中生根。是你们接受了祖国的召唤，在宪法的基础上选出了政府；在宪法的保护下，你和你们的家人宁静地生活着，可是你们却背弃自己的诺言，再次寻求不和与专制！”“澳门人，真正的立宪主义者是这样的：他服从立法机关，遵守法律条文；他珍视自己的幸福，渴求良好的秩序；他同时发自内心地憎恨专制制度。”[20]落到保守派控制下之后，更换了编辑的《蜜蜂华报》同样宣称保守派政府才是葡萄牙宪法的忠实执行者和政治自由的坚决捍卫者，而之前的立宪派政府则是可怕的独裁者：“在那一天（指保守派复辟的1823年9月23日），我们见到了真正热爱宪法的优秀的民众全身心地展现他们的精神，他们只服从合乎宪法的政府，将那一心想要把澳门置于可怕的独裁统治之下的邪恶企图拒之门外。”[21]这样的言论，无论对于尚处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还是更加广阔的东方世界而言，都堪称闻所未闻的先兆之音。虽然此时用葡文表达的立宪自治思想只是针对在华葡人而宣传，清朝臣民并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这种思想，但作为这种思想载体的办报形式从此在澳门落地生根。日后澳门报纸由外文向中文扩展，并且催生了一份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影响深远的中文报纸——《知新报》，这种始自《蜜蜂华报》的思想传播形式可以说是果实累累。
此外，联结澳门与世界各地的四大海上通道，使来自欧洲大陆、南美洲、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内地的各种新闻在《蜜蜂华报》版面上汇集，海外国家反对帝制、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消息在这里率先进入中国疆域。从《蜜蜂华报》刊登的船讯可以看出，当时以澳门为中心的海上通道主要有四条：欧洲大陆—澳门；东南亚各国—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中国内地—澳门，其中起点在里斯本、直接起点在果阿（印度）、枢纽在澳门的对华对日贸易航线，是葡萄牙人经营的所有贸易航线中最赚钱的一条。[22]《蜜蜂华报》诞生之时，电报技术尚未被用于发送新闻，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澳门连接欧洲、美洲、东南亚的水上商路和连接亚洲内陆的陆上商路，“有的是从欧洲的某个内陆国家传到葡萄牙，再由葡萄牙经印度传到澳门；更有一些先从葡萄牙、西班牙传到南美洲某个国家，再由南美洲经印度、菲律宾传到澳门”。[23]以此为依托，《蜜蜂华报》不仅跟踪报道葡萄牙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还登载了西班牙革命、巴西独立运动、墨西哥反帝制斗争、法国的反战义举、智利革命、巴黎会议、马尼拉叛乱等等。[24]但是，处在中国广东省管辖下的澳门的《蜜蜂华报》，对于中国内陆的消息却刊载极少，这主要是因为《蜜蜂华报》的主办者对中国事务没有兴趣，其编辑人员不懂中文，与华人社会接触不多。[25]不过，《蜜蜂华报》刊载的新闻尚处于雏形阶段。它只有主办、编辑和印刷人员，却没有专门从事新闻采写的记者。因此，《蜜蜂华报》登载的新闻，或者是摘抄随船而来的欧美报纸消息，或者是转述私人信件内容，甚至还有道听途说的口头传闻，往往对于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原因等没有交代清楚。
鸦片战争之前的澳门，虽然因为葡萄牙的军事与贸易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敌英国而日显衰微之象，却仍然保持着作为全球航海贸易在东方的重要联结点的地理优势，欧美诸国商人云集于此，使澳门成为欧美各地多种信息的集散地，为一份近代报纸孕育、诞生做好了思想准备。澳门葡人社区相对于葡萄牙本土，地理位置遥远，政治上具有不完全服从葡萄牙王室专制的自治传统；相对于清王朝，既作为“远人”拥有华人不能享受的自治权，又作为“内附之夷”拥有其他“洋夷”不能安享的居留权。这种游移于中葡王权之间的特殊地位，为一份政治色彩鲜明的近代报纸诞生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政治空间。在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开办与发行的过程中，澳门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在华外国人反对本国专制统治的舆论阵地。
联结中西的英文报章
《蜜蜂华报》的诞生，开启了19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近代报刊在以澳门为属地的清朝广东省境内蓬勃兴起的局面，迄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便是在这种氛围下诞生的。
前文已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禁止外国人在华进行出版活动，不过到1820年代后期这种禁令在广东已经完全得不到严格执行了。美国商人威廉·亨特（William C.Hunter）记载了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针对外国人的种种限制与禁令已经通通被广东地方官员和外国人视为具文的事实：
我们一再被恐吓，如果我们继续贩卖“外国土”（鸦片——引者）给人们，就一定会遭到最严厉惩罚……而我们却像往常一样继续贩卖这种麻醉品。碇泊在伶仃的我们的趸船受到警戒，不能再在该碇泊所逗留……尽管受到这样的恐吓，趸船丝毫没有移动……除了一个月三次固定的日子之外，我们被“禁止外出游荡，而且永远不得离开一名通事”。但我们只要高兴，就出去散步，而且想在外边呆多久就呆多久，很少有通事跟着……每座商馆只准许雇用八名中国人照料……而实际人数是毫无限制的。商馆与黄埔船只之间的走私活动，是严行禁止的；而那些监守者，如海关官吏，却往往为了一笔小费而乐为居间，使我们免去这种事情的一切麻烦。
按照规章，我们“不得擅自前往城门呈递禀贴，否则就会失去天朝皇帝陛下对我们的眷顾”；但我们还是照样到城门去，而那里的卫兵却保护我们不受众人的侵扰。官员们也会马上出现，一面温和地责备我们“任性妄为，有违天子圣意”，一面接受禀帖，还会同我们作一次简短而愉快的谈话，给我们上茶，也接受我们递上的雪茄烟，然后退去，吩咐将放了我们进来的卫兵加以“杖责”。我们则高兴地步行返回商馆。[26]
在这种禁令不行的背景下，《蜜蜂华报》停刊几年之后的19世纪20年代末期，外国商人聚集的广州和澳门呈现出外国人印刷出版热情高涨的局面，为首的便是由美国青年伍德（William W.Wood）于1827年11月8日在广州创刊的商业性英文报纸《广州纪事报》。伍德当时在马格尼亚克洋行任职，“是一位著名的悲剧作家的儿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富于智慧，读书广博，无一定成见”，他借来马格尼亚克洋行的一部小型手摇印刷机印刷《广州纪事报》，自己担任报纸编辑和第一个排字工人。[27]后来，该报由英国怡和洋行经理、广州英商会主席、大鸦片商詹姆斯·孖地臣（James Matheson）接办。《广州纪事报》创刊时是两周刊，1828年2月改成周刊，甚至还有读者建议进一步缩短刊期密集出版，这表示市场的稳定和经营的成功。该报主要报道中国近事、市场行情与船期等消息，尤其着重广州本市商场，1833年开始增出商情副刊《广州市价表》（The 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广州纪事报》面向的读者群，是进入182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地聚集于广州、澳门的外国人，1835年开始接受华人订户。[28]在广州，《广州纪事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外文报纸。它也有不少海外订户，据1836年统计，每期有280份运往南洋、印度地区和英、美一些主要城市。[29]透过《广州纪事报》可以看到，起源于广州及其出洋门户澳门的消息，不但在聚居此地的外国人当中传播，还辐射到少数华人以及更远的南洋、印度与欧洲、美洲等地。
19世纪30年代，广州外商报纸进一步发展，《广州纪事报》的竞争对手迭出。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办、该公司澳门印刷所承办的英文月刊《广州杂事》（The Canton Miscellany）创刊，为该刊撰文者都是当时英国社会中的名人学者，包括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后任商务监督及第二任港督的德庇时（Francis Davis）。[30]反对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地位的报纸此时也相继在广州出现。1831年7月21日，美国人伍德离开《广州纪事报》之后创办的第二份英文报纸《中国快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创刊。伍德从广州外国商馆区内的法国馆租了一块地方，将办报地点定在这里。[31]该报也是周刊，刊载的新闻不仅限于远东消息，也尽量包括欧洲及美洲近事，以争取读者，一度形成与《广州纪事报》竞争的局面。[32]但由于该报主张自由贸易、言论尖锐，在1832年间以社论抨击英国东印度公司，受到东印度公司在经济上的打击与排挤，遂于同年4月14日停刊，归并于《广州纪事报》。继之而起与《广州纪事报》激烈竞争的是1835年9月12日在广州创刊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33]《广州周报》是以颠地（Lancelot Dent）为首的在华英国鸦片商人的舆论喉舌，[34]英文周刊，每星期六发行，其篇幅为《广州纪事报》的两倍，能刊载更多的新闻。[35]颠地集团与詹姆斯·孖地臣集团从1830年代早期开始结下了越来越深的仇恨，前者经营的《广州周报》与后者经营的《广州纪事报》之间就应否发动对华战争等问题展开了观点交锋。《广州纪事报》极力主张发动对华战争，于1835年2月25日正式发表了标题为《对华战争》的文章，《广州周报》早期则持温和态度，只在有些时候赞成使用一定形式的武力来迫使中国人就范，但在1837年底颠地集团与广东当局产生较大矛盾后态度转向强硬，与《广州纪事报》渐趋一致。[36]到1838年后，在华“西人的舆论，尤其是两份英商报纸的舆论渐趋统一，发动对华战争成为在华西人的普遍主张”，研究这一时期在华西人战争舆论形成过程的学者相信，这种舆论最终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产生了影响。[37]
旨在向外国人传教的外文报刊也在广州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中国丛报》因为擅长介绍中国信息而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于1831年、1832年分别运来铅印和石印机，于1832年在广州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38]创办人兼主编为美国基督教会（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英文商业报纸之间那种相互争吵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中国丛报》体现了西方在华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裨治文是来华的第一个美国传教士，与外国在华的政界、商界、宗教界人士往来密切，为《中国丛报》赢得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美国巨商奥立芬在经济上对《中国丛报》给予积极的支持，免费提供一所楼房作为编辑与印刷用地；“广州基督教联合会”也曾给予资助。许多在华的西方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都对该刊表示支持，使之拥有一支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由各方人士组成的作者与通迅员队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英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和马礼逊等，都为该报撰稿。
《中国丛报》虽为基督教会所办，但登载的有关宗教的内容极少，其宗旨是为外国人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它大量刊发有关中国的政府机构、政治制度、法律条例、文武要员、军队武备、中外关系、商业贸易、山林矿藏、河流海港、农业畜产、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材料，甚至连中国官吏贪赃枉法的手段和道光皇帝的软弱性格也在调查了解之列。在此基础上，《中国丛报》为西方人士讨论对华政策问题提供舆论阵地，它不断发表讨论如何认识中西关系形势、如何对付中国的文章，为入侵中国献谋划策。《中国丛报》出版后，受到在华外国人和西方社会的广泛欢迎。它第1卷只印了400册，很快就销售完了；到第5卷时，印数超过了1000册。到1836年，它的固定订户遍及各地，包括中国200册，美国154册，英国40册，马尼拉15册，新加坡18册，马六甲6册，槟榔屿6册，巴达维亚21册，孟买11册，不一而足。[39]总而言之，由在华外国人收集到的各种有关中国的信息，通过广州外国商馆门前通往澳门的珠江航道传输到遥远的南洋、印度、欧洲和美洲。
当然也不是所有外文报纸都取得了《广州纪事报》和《中国丛报》这样的成功。例如早在1807年就来到中国、立志以文字出版代为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33年在澳门创办了结合传教和新闻的不定期英文报纸《传教者与中国杂报》（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该报每期四页，内容有中国伦理观念、宗教家传记和以广州时事为主的中国新闻，在英文中夹杂手刻中文活字，每份售价一角，由马礼逊自己在澳门设立的马家英式印刷所（The Morrisons Albion Press）印刷出版。不料其中有关天主教的言论，引起当地神父不满，由总督下令关闭马家英式印刷所，才出版四期便告停刊。[40]这份报纸的命运说明，由西方各国、各教派人士聚集而成的广州、澳门外国人社群，虽然为外文报纸的开办与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其内部分歧即是西方各国、各教派互斗局面的缩影，办报者若不顾及这点将难以让报纸生存下去。
在1839年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与外国鸦片商人的较量当中，澳门充当了前述所有在广州的外国报纸的避难所。当时聚集于广州、澳门的外国商人大都从事鸦片贸易，尤以英国人为甚。他们不顾清廷越来越严厉的鸦片禁令，利用清朝地方官吏的贪婪与腐败，向中国倾销毒品鸦片，是英国人中—印—英“三角贸易”的重要一环。他们先向自己的殖民地印度倾销本土生产的工业品，换取在印度种植生产的鸦片，再把鸦片销往中国，换取蚕丝、茶叶、瓷器、药材等，运回英国本土销售。罪恶的鸦片贸易不仅严重损害中国官兵百姓的健康，而且导致清朝内部流通的硬通货白银大量外流，本来就很拮据的朝廷财政日益艰难。这种情况最终促使道光皇帝于1839年1月派遣以办事认真、清正廉明著称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赶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要求在华的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具结保证永远不再贩运鸦片来华。外国鸦片商人在闻讯从澳门赶来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支持下拒不缴烟，林则徐遂于3月24日下令封锁广州外国人商馆区，直到27日晨义律终于答应缴交在华鸦片商人藏匿的全部鸦片共计20283箱，合200多万斤。直到1839年5月18日，外国鸦片商人被迫交出的鸦片总计21306箱，林则徐确信他们已经全部缴交，就下令完全解除对广州外国人商馆区的封锁，义律率全部英商退居澳门。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在广州开办的外文报纸也全部迁往澳门。其中，《广州纪事报》迁往澳门后，因英国于1843年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获取香港主权，该报又迁往香港，改名《香港纪事报》（Hong Kong Register），特色是刊登大量由中文翻译为英文的内容，出至1863年才停刊；它的竞争对手《广州周报》迁往澳门后，增出商情附刊《商品市价表》（Commercial Price Current），于1844年停刊；《中国丛报》迁往澳门后，亦于1844年从澳门迁往香港，随后又迁回广州，1851年12月（一说1853年）停刊。[41]在1839年因外国烟商抵制林则徐禁绝鸦片举措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当中，澳门充当了在华外文报刊躲避清朝政治打击的避难所角色。
这些创刊于广州、1839年迁移到澳门的英文报纸都是办给外国人看的，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向是从中国人、在华外国人传向在华、不在华的外国人，但在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那里发生了一种算得上例外的情况。林则徐是清道光帝派往广州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身份尊贵，却愿意放下身段了解“蛮夷”情况。据外文报纸记载，当时“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西边”，“如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此是骄傲自足，明明轻慢各种蛮夷”，“然林行事全与上相反，他自己先预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将打听出来之事，写在日记上，按日期呈递于簿上”。[42]文中提到“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包括广州最早的基督徒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梁发是广东高明人，生于1789年，是刻印石匠，早年受雇于英国传教士米怜，在广州、澳门、马六甲等地为其刻印基督教出版物（包括后文将有详述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于1816年经米怜施洗成为基督徒，时常以散发刊刻的基督教书籍传教。[43]其子梁进德十岁时开始在美国传教士、《中国丛报》创办者裨治文那里学习英语与希伯来语，后来经澳门的马礼逊教育社（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资助，前往新加坡接受教育，1837年回到广州后仍在裨治文处学习英语，并在1839年随同《中国丛报》等夷馆一起退到澳门。随后，林则徐派人专程到澳门，把梁进德延聘到广州，使他成为自己幕府中最为重要的翻译人员。[44]梁进德等翻译人员为林则徐翻译各种外文书报，以便了解外国人对中国禁烟的态度、对中国政治与人物的看法和外国地理、军事、政治形势，其中主要来源是刚刚从广州迁往澳门的《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和《中国丛报》，当然还有少量伦敦、新加坡、孟买、孟加拉等地出版的报纸。[45]
梁进德等幕僚为林则徐提供的译报，堪称中国最早的译报，后来集结成为流传久远的《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这些译报最初是送给林则徐本人阅览的，有时也按林则徐的意愿送给邓廷桢、关天培、怡良等广东大员阅览，成为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等人获得西人情报的主要来源。林则徐被罢黜居留羊城期间曾向清廷委派来的“靖逆将军”奕山推荐这些译报：“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较多……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46]这部分译报大约在1917年由收藏它们的邓廷桢后人汇集装订成六册，即为《澳门新闻纸》。林则徐还对自己阅览过的译报进行加工，分门别类汇集成为5辑，分别是《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总名称为《澳门月报》，呈送给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阅览。两份文献都明确地记载了所刊信息的时间和来源地。《澳门新闻纸》用西历同时标注农历日期，始自1838年7月16日，止于1840年11月7日，每则译稿之前都有标明原稿时间和材料来源的小题，绝大多数为“澳门×月×日新闻纸即中国×月×日”“×月×日澳门新闻纸即×月×日”或者“澳门×月×日即×月×日”，另有一些是“新奇坡（新加坡——引者）×月×日新闻纸即中国×月×日”“兰顿（伦敦——引者）×月×日即×月×日新闻纸”“孟买×月×日即×月×日新闻纸”“孟亚拉（孟加拉——引者）×月×日即×月×日新闻纸”。《澳门月报》的《论中国》则以皇帝纪年标明是“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新闻纸”，有的内容为《澳门新闻纸》所无，但有更多内容与《澳门新闻纸》相同，不过行文比《澳门新闻纸》更加精练。
这些主要译自澳门英文报纸的信息，不仅当时经过林则徐等清朝高官传阅并被呈送到身在北京的道光帝面前，而且对此后中国乃至东亚的历史产生深刻影响。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被罢免，离开广州，迁戍伊犁，途经江苏镇江时巧遇挚友魏源，遂将包括《澳门月报》在内的许多译文资料转交给他。魏源继承这批资料后，把它们编入自己的著作《海国图志》，并在1842年的第一个版本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47]《海国图志》刊行之初的20年里，虽未在清朝官僚士大夫当中普遍流传，但“在北京和各省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广泛发行，目的在于使他们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能做到心中有数”[48]，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也向咸丰帝推荐《海国图志》[49]。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官僚士大夫在兴办“洋务”的热潮中极力推崇《海国图志》，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人物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把《海国图志》确立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开始：“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纸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50]中日甲午战争后，《海国图志》继续推动主张维新的激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如康有为在其自传当中写道：“乃复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51]梁启超也写道：“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52]与在中国相比，《海国图志》在日本传播的速度更加迅速，它在1851年首次传入日本，到1854年共传入19部，再到1854～1856年日本自行出版的《海国图志》就多达22种。江户末年，《海国图志》成为了“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甚至连有的私塾也将其用作教材，书中的“师夷”“制夷”思想也在日本各界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53]另有研究表明，自朝鲜使节权大肯于1845年3月从北京携带第一套《海国图志》归国后，该书对朝鲜开明知识人士如李圭景、金正喜、吴庆锡、刘鸿基等人起过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54]
就19世纪20年代末兴办于广州的中国首批英文报纸而言，澳门不仅承担着海内外信息收集与传播的重要中转站角色，还凭借葡萄牙人“赁居地”这一特殊地位充当过在华外文媒体躲避中国政府打击的避难所角色，而且这些搬迁到澳门的英文报纸信息，经过“几个最善翻译的本地人”译成中文后，不仅当时在林则徐等驻于广东的清朝高官之间传阅，还直达清朝皇帝远在北京的皇宫，更因编入《海国图志》而对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先进知识人士的近代思想启蒙发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旅澳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
19世纪20～30年代在华英文报刊的纷纷开办使活动于广州、澳门等地的各国传教士深受启发，他们意识到这种大众出版物在传播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潜能，这便催生了中国境内第一批中文报刊的诞生，这些中文报刊力图向中国人传输源自西方的宗教文化思想。
自1757年清政府确立广州“一口通商”地位以后，与各国商人一起涌到澳门这个外国人聚集地的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他们来华的根本目的是向中国人传教。但是清政府严禁外国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的政策，使传教成为一种危险行动，传教士们不得不设法另辟蹊径，以求有所作为。清代澳门同知张汝霖等人于1749年制定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虽然允许澳门外国人信教，但严禁外国传教士向华人传教：“禁设教从教。澳夷原属教门，多习天主教，但不许招授华人，勾引入教，致为人心风俗之害。该夷保甲，务须逐户查禁，毋许华人擅入天主教，按季取强缴送。倘敢故违，设教从教，与保甲、夷目一并究处，分别驱逐出澳。”[55]
这种禁令使1807年9月抵达澳门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根本无法开展传教活动，遂考虑以印刷和出版书刊的方式，代替自己向华人传教。马礼逊本人得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人员的关怀与支持，通过他们争取，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印刷所，于1814年9月正式启动。但是由于东印度公司对于传教活动很不友善，加上清政府对于境内出版活动高度警惕，东印度公司不准这个印刷所印刷任何传教书刊，只许印刷一些语言、历史、风俗艺术、科学类的能够增进欧洲了解中国的图书，其中包括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56]显然这种印刷活动的目的是为外国人提供服务，方便他们学习中国语言，促进他们了解中国，以利于外商在华贸易、获取利润，但和马礼逊打算以印刷出版代替自己向中国人传教的设想相差太远。
马礼逊开办中文报刊向华人传教的设想，虽然没能在他落脚的澳门实现，但是在澳门做好充分准备后转移到马六甲得以实现。1813年，伦敦传教会第二名中国传教士米怜抵达澳门，立即引起当地天主教士的更大疑忌，被澳葡当局限期离境。他逃往广州十三行暂住，又没有得到禁止非公司英国人来华的东印度公司的协助，只得于1814年前往南洋一带的英国殖民地考察在华人间居留与印刷出版的可能性。1815年，米怜回到澳门，与马礼逊商议在位置适中、便于与南洋各华人居留地联系的马六甲设立布道站，由米怜前往该处布道。两人还商定在马六甲创办一份介于报纸与传教杂志间的中文期刊，兼顾一般知识与基督教义的传播，由米怜撰成约七百字的发刊辞《序文》，交给即将同赴马六甲的新雇印工梁发刻板。1815年8月5日，依据这些决议而成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英国殖民地马六甲出版创刊号，这是近代史上第一种中文杂志，也是中文报纸的先导，其读者以华人为对象，发行于南洋各埠，其宗旨、撰稿、经费，都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两人决定，华人除梁发以教徒身份偶尔撰稿外，只参与生产制作方面的板刻刷印之劳。[57]
这份由英国人倡议于广州与澳门、创办于马六甲、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中文报刊，是以向华人传教为首要目的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月刊，1815年创刊，1821年停刊，历时7年，共出7卷84期。它的撰稿人，除1819年因米怜遭遇丧偶之痛，曾由马礼逊、麦都思、梁发代笔一部分，以及登过马六甲英华书院学生的诗作外，都出于米怜一人之笔。据一项研究统计，现存察世俗全部1098页，如将各文内容大致分为宗教与伦理、科技、史地、文学、时事及其他等六类，则宗教与伦理多达950页左右，超过85%，而对现实的政治时事问题，前5卷几乎是毫不涉及。可见，《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偏重宗教与道德成分的浓厚，传教就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58]
由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宣传对象是华人，为了能让华人接受西方宗教教义，米怜尽量使它看起来像是华人“自己的”报刊。创刊号的封面右上角印有孔子语录：“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中间顶天立地竖排着刊名，左下角印的是“博爱者纂”，精心设计成耶稣加孔子的形式。在文章中，米怜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的言论作为开头，还常常引用儒家言论来阐释《圣经》文句，以突出儒学与基督教的相通性、一致性，使华人易于接受。在形式上，米怜也极力迁就华人读者，大量采用中国小说的表现手法，体裁搬用章回体，连解释天文现象的知识性文章也不例外，篇末还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作为结尾。在称呼上，米怜等人写到华人时，也常用“我们中国人”，以示亲密。[59]在发行方面，米怜也采取免费赠阅的方式向华人传播，以月刊本和合订本两种方法发行，月刊本前三年每期印500册，第四年900册，第五年增至1000册；合订本每年自500册增至2000册之间。总的来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虽以在华人间进行宗教渗透为目的，但在内容、形式、姿态等方面都尽量迎合儒家思想与华人口味，在地点上也只能舍弃广州与澳门，转到清朝统治范围之外的马六甲落脚。[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