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居粤外国人利用清朝广东当局把朝廷禁令视为空文之便利陆续开办英文报刊的潮流，终使公开面向华人传教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于1833年8月1日在中国境内的广州面世，1837年改变为在广州编好后寄到新加坡印刷发行，1838年10月停刊。[61]《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创刊人郭士立（Karl F.A.Gutzlaff）是普鲁士人，1827年受荷兰布道会派遣来华传教，1829年和荷兰布道会脱离关系后成为不隶属于某一教会组织的传教士，同各国来华传教士、商人和官方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研究认为，郭士立能够让这份宣扬西方教义的中文报纸在广州创刊并且存在，一是因为郭士立善于笼络中国人，他精通中国语言，熟悉中国情况，常穿中国服装，装上一条假辫子，扮成中国人的模样，甚至拜一个福建人做爸爸，来取得中国亲属的身份，并且免费给人治病，笼络中国各方人士；二是因为郭士立善于贿赂清朝官员，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前，郭士立考虑如何在广州出版这份月刊时，就把“取得当地官员的友谊”作为一种要诀。[62]结合前文所引美国人亨特所述，广东官员对于外国商人贩卖鸦片的行径尚且罔顾朝廷禁令，“往往为了一笔小费而乐为居间”，有理由相信行贿是郭士立“取得当地官员友谊”的途径之一。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近代中文报刊。19世纪30年代居于广州、澳门的外国人，出现了一种要求加强合作的倾向，由不隶属于任何教会组织又和广州与澳门的外商、传教士都有良好关系的郭士立创办的《东洋考每月统计传》，就适应了这种趋势，为满足在华外国人的共同需求而办。这个共同需求，就是要改变清朝朝野以“天朝”自居，把外国人视为“蛮夷”的态度。要改变这种态度，就要向中国人表明外国人在工艺、科学和道义方面毫不逊色。对此，郭士立在《中国丛报》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文章，向在华外国人做出如下坦率说明：“尽管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有过长期交往，但他们仍然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而把其他民族看成是‘蛮夷’，这种毫无根据的自负，严重影响了外国居民利益以及他们同中国人的交往。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63]《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宗旨是向中国人宣传西方的先进性，改变西方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地位
本着这个宗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登的内容，占最大篇幅的是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其次是对基督教教义和伦理道德的宣传，另有一些新闻和时事材料，还有广州、澳门等地外国人提供的本地新闻和来自清廷《京报》的新闻。这些以中文写作的内容，是专门写给中国人阅读的，虽然它的真实目的是向中国人炫耀西方文明的实力、打击中国人盲目自大的思想，但在客观上为早期西学东渐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华人订户不多，在当时远没有起到清除中国人“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的目的，但这份报刊在客观上成为西方传教士以中文报刊向中国人介绍、传授西方先进科技、制度、文化的先导，是中国近代史上持续不断的西风东渐过程的重要起步。
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停刊不久，就有另一份中文月刊《各国消息》于当年10月在广州面世，主编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另有奚礼尔（C.B.Hillier）和理雅各（James Legge）参加编辑，这是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二份中文期刊。主编麦都思1817年抵达马门甲，协助米怜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期间一边学习汉语，一边为《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撰写一些有关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为创办中文期刊积累了经验。《各国消息》采用木版雕刻，中国书本式，前后出至八期，但目前仅见第一、第二期，何时停刊无确切记载，也无法确定它是否在1839年外国鸦片商抗拒中国禁烟的紧张局势中搬到澳门去躲避风头。《各国消息》主要刊载一些国家的地理、历史状况，但也用很大篇幅报道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情况，还刊登物价表，对行情涨落进行分析。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相比，《各国消息》虽然同为传教士所创，但是并不见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内容，而是更多地关注现实，显示出稍更成熟的“近代报纸”的形态。
鸦片战争前出现的三种中文报刊，不再是外国人办给外国人看的，而是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带有明显的宗教文化宣传目的。这三种报刊的创办地点虽然都不在澳门，但创办者都是在广州与澳门之间频繁进出的外国传教士，作为鸦片战争前所有外国人进出广州之前的停留地，澳门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些创办者联络、酝酿、商议办报的重要场所。对于第一批中文报刊而言，澳门扮演的角色是：在华外国人向华人传播西方宗教、知识、资讯的落脚点。
华洋合璧的本埠报刊
1822年创刊的《蜜蜂华报》虽然只持续出版了15个月，却开启了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澳门等地外国人创办外文、中文报刊的热潮，这股热潮不仅包括前述19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澳门的中、英文报刊，还包括澳门本埠出版的主要面向澳门居民的葡文报刊。
这段时间涌现的中、英文报刊更多地着眼于传播商业信息或介绍宗教文化，而澳门葡文报刊却更多地显示出近代报刊作为舆论阵地的特点，堪为日后中国办报者效仿。1834年10月12日创刊于澳门的葡文报纸《澳门钞报》（Chronica de Macao），初为周刊，后改为双周刊，其内容主要刊登各类新闻和政治稿件，1838年停刊。1836年6月9日在澳门创刊的葡文报纸《帝国澳门人》（O Macaista Imperial），也是双周刊，每逢星期一、四出版，该报公开宣称：“报刊的本性”，“是在教育公众正确发挥舆论的作用，使政府所作所为处于公众监视之下”，又表态说它“不与任何党派发生关系，而只是尊重法律”。该报出至1838年7月24日，终因触犯当道被澳葡当局封禁。此外还有1836年10月8日在澳门创刊的葡文报纸《大西洋国》（Tassi-Yang-Kuo）、1838年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纸《真爱国者》（O Verdadiers Patrial），具体内容如何尚待进一步探究，但仅从后者的名称就可估计到其内容的政治批判意味。[64]这种明确地宣称要发挥报纸对当权者舆论监督作用的立场，较同时涌现的英文、中文报刊具有更加明确的现实批判意识。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境内许多中、英文印刷媒体转而落脚于刚刚开埠的香港、上海等地，澳门暂时丧失了战前它在中国传媒发展史上的辉煌地位，但本埠葡文报刊却不可遏止地持续繁荣下来，同时为适应居澳华人社会的需求逐渐增添了中文内容，最终出现一份报纸拥有不同文字版面或版本的现象。不过，率先这样做的不是以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为目的的“近代报刊”，而是以刊登澳葡当局政令为主要内容、出版到1999年中国恢复行使对澳主权为止的政府公报——《澳门宪报》。最早的《澳门宪报》与中文、华人无关，创刊后30年间都没有中文标题，其葡文标题也经常发生变化。据不完全统计，《澳门宪报》前前后后共出现过以下不同标题：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a de Macao[65]（1938）；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o，Timor，e Solor[66]（1846-1856），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o[67]（1856-1866）；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e Timor[68]（1867）；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澳门地扪宪报》，1867～1890）；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澳门地扪宪报》，1891～1896）；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澳门宪报》，1896～1927）；Beletim Official（do Governo）da Colónia de Macau（《澳门政府公报》，1928～1951）；Boletim Official de Macau（《澳门政府公报》，1951～1999），[69]是到1867年才开始出现中文标题的。作为澳门葡萄牙当局的政府公报，《澳门宪报》的内容起初全部是以葡文出版，“1850年开始部分翻译成中文，1857年至1872年间又完全停止刊登中文翻译，1872～1878年间，所载中文资料寥寥无几”。[70]到1879年2月8日，澳葡当局宣称：“自今以后，澳门宪报要用大西洋及中国二样文字颁行，由翻译官公所译，华文校对办理，并正翻译官画押为凭。”[71]不过，随后《澳门宪报》虽然刊载了更多的中文内容，却没有如它所承诺的那样全部翻译成中文，所发表的中文信息也大多局限于与华人直接相关的命令、公告等。
作为政府公报的《澳门宪报》自19世纪中期开始刊载部分中文内容，是与澳门华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局势密切相关的。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林则徐巡视澳门时，澳门华人为7033人，葡人为5612人[72]，华人在人数上还不占优势。19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内地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和天地会起义，许多中国内地人尤其是广东人避往澳门，使1860年澳门人口组成改变为葡人4611人，华人8万人[73]。此后，到1896年，澳门的人口组成是葡人与其他西洋人4000人，华人74627人；1910年，人口组成是葡人与其他西洋人3845人，华人71021人，[74]葡、华人口一直保持着1860年以来接近1∶20的比例。一方面是澳门华人人口比例大增，另一方面，葡萄牙当局通过1845年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6年驱逐清朝香山县丞、1888年以《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取得对澳门“永居管理”权的一系列侵夺行动，一步步排除了清朝广东地方政府过去一直对澳门华人社会行使的管治权，转由葡萄牙当局进行管治。但这个占据澳门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社群，对于澳葡当局坚持用作官方语言的葡文非常陌生，这给澳葡当局实行统治造成麻烦，这在1879年2月8日的总督札谕中讲得相当清楚：“照得澳门并澳门所属之地华民，应知澳门宪报刊印官出军令、札谕、章程各事，惟华人庶乎均不识西洋文字，凡是不翻译华字，则华人不得而知。”[75]为使自己的统治得以实施，澳葡当局不得不做出妥协，仿效邻近的港英政府，将政府公报中直接与华人社会相关的内容译成中文刊发，以使华人社会能够遵照执行。
显然是同样意识到华人社会的重要性，由土生葡人飞南地（Francisco H.Fernandes）创办于1893年7月18日的商业报纸《镜海丛报》采用并且发展了《澳门宪报》葡、中文并用的方式，每期同时印出独立的葡文版与中文版，以尽可能多地争取华人读者、获取经营利润。飞南第是“好几代祖先都在澳门经营印刷业”的土生葡人，其主笔“黔中味味生”真名王真庆，是清朝贵州人。[76]《镜海丛报》中文版头版刊印的报纸名称有繁体中文“镜海丛报”和拉丁拼音“CHING-HAI TS`UNG-PAO”，每号共六页；葡文版头版刊印的报名则有葡文“ECHO MACAENSE”和繁体中文“镜海丛报”，显示它是中文《镜海丛报》的葡文版，每号共四页，少于中文版，其中还刊载少量中文告白、船期、货价。可见《镜海丛报》虽有中、葡两种文字的不同版本，但中文版更受出版者重视，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点与政府公报《澳门宪报》用葡文为主导的立场相映成趣，折射出澳葡官方与澳门社会之间在语言文化方面各执一端却又互相妥协的复杂情势。
《镜海丛报》自称是几百年来澳门第一份中文报刊。它在中文版多次写到相关内容：“澳门数百年来，仅仅有一华报”[77]，“本报……开三百年未开之局，发千万人未发之情”，[78]“澳门三百余年来今始有《镜海丛报》”。[79]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有回忆录称孙中山的《上郑藻如书》最早发表于1892年的澳门报纸，但《镜海丛报》报主飞南第是连续几代在澳门经营印刷业的土生葡人，如果此前一年澳门有过其他中文报刊，他不可能不知情。何况该报的主笔王真庆结怨甚众，如果他系妄称自己是当地中文报刊的开山鼻祖，不啻是给敌对者制造话柄，必定会遭到他们的揭露、抨击和嘲弄。因此，《镜海丛报》是澳门首份中文报刊之说，当属可信。[80]
在中文版创刊号中，《镜海丛报》主人飞南第一再强调，以中、葡两种文字出版是该报独创，其目的是为打破澳门社会葡人与华人社群的隔阂，以促进澳门本地社会共同利益：
本报专为利益澳门而设，报字系用华洋合璧。独用洋文，遇有秘要，华人昧焉而不悉；独用华文，遇有枉曲，洋官昧焉而不详。创设此法，破上下格阂之弊，联中外敦睦之情。本澳商店数千，民居数万，岂不欲一体相安，共受其福乎？
阅报利益条列：一、西洋文字，华人多不通晓，每遇更张事例，未能深悉例中之意，或生疑议。往年酒税之衅，可为殷鉴。本报遇有西洋新例，必照原义详细译明，使大众周知，不致茫然蹈犯。其益一。二、遇有寻常告示，西洋官或译作华文，张贴街道，刊登宪报，然亦未能周知也。刊于报端，万众了然共悉，上助官府，下利民闾，其益二……[81]
文中提到的“往年酒税之衅”，据担任清朝拱北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柯尔乐记述，是葡萄牙政府首次在澳门强行实施生活必需品专卖制度引发的华人对抗澳葡当局的一次严重罢市，据称其规模之大是澳门开埠三百年来所未有。1892年春，澳门官府为执行里斯本要求增加岁入的命令，经葡国政府准许，对一种称为“料半”的廉价米酒实行包税。有个香港华人缴费七千八百元，承包料半税之后，按官府规定的条件，从5月1日起每斤征税约五分钱，致使酒价平均增加16%。此举引起普遍不满，议论纷纷，盛传从此之后，所有生活必需品均需一一征税。华人向澳门议事会请愿，请求取消包税，议事会调查原委后于5月11日呈报澳督，但澳督未予答复。5月20日，澳门商铺几乎全部关门罢市，无人购物，无人工作，船舶也都停航。21日，罢市持续进行。澳葡当局因察觉商铺存货搬走一空，兼闻广东秘密社会“三合会”成员大批涌入澳门，遂出动水陆士卒强迫商铺开市，激起了更大的骚动。22日，官府被迫退却，各商铺才重新开市。促使官府改变态度的是一显要葡人，他愿负责此项包税，前包税商获得8000元，作为放弃包税权的代价。这次事件之后的十年间，澳门所有生活必需品都一一征税的预料终成事实。这类专卖都由华人掌理，他们为专卖权支付固定费用，从中也大捞一笔。柯尔乐对此评论道：“专卖制度肯定增加澳门的生活开支，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魂；但它们带来官府需要的岁入，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改进房屋及道路卫生等，因此这种制度还是有些好处的。”[82]显然，经历了这次严重冲突的澳葡当局看到了扶植上层华人来管治华人社群的迫切性，刚刚脱离清朝官府管治的上层华人也看到了投靠澳葡当局的现实性，全部澳门居民也感到了促成包括葡人、华人在内的澳门本地共同利益的必要性。《镜海丛报》紧接其事，以“华洋合璧”的两种文字出版，既符合政治地位居高的葡人和人口数量居多的华人之间互通信息的现实需求，也迎合了清朝控制力被排除出澳门的新情况下，全澳居民希望打破华洋隔阂，聚合成政治上虽服膺于葡萄牙当局、现实利益上却以澳门当地为本位的利益共同体的愿望。
《镜海丛报》既以澳门利益代言人自居，便宣称要坚持舆论独立的地位，对华、葡权贵显要损害澳门社会共同利益的行为进行抨击。该报多次以西方报纸为例，申明报纸有权批判权贵显要的地位：“欧洲之所以创报，非徒采拾无稽，供人笑玩，搜罗有益，助彼见闻而已也。国政之得失、风俗之淳浇、人情之良恶，无所避畏，例得直书，隐有春秋之意焉”；[83]“新闻纸馆者效法泰西而设者也……所论大而国计民生，小而日用饮食……其善也，各报馆力赞其可行，朝廷每俯从而准之；其不善者，各报馆力陈其不可行，朝廷每俯从而止之”。[84]因之，《镜海丛报》除了每期都以主笔撰文形式对重要时事发表专门评论，还在所有新闻写作中夹叙夹议，尽情挥洒。当然，《镜海丛报》抨击的显贵，大多局限于绅商之流，有西洋报纸指其“孤峰独耸，异常峻恶，凡属绅商，举目视之则有生气，不视则其人死矣……统计地球之内，当无此等有权之报”，对澳门总督高士德却“常以香花熏养”，[85]而高士德也一直是《镜海丛报》幕后的支持者。[86]
《镜海丛报》主笔王真庆“语好直骂，绝无顾忌”[87]的做法，使该报成为本澳绅商甚至报业同行的眼中钉，最后王真庆因为撰文得罪葡督高士德（José Maria de Souza Horta e Costa，1894.3～1897.4任澳门总督[88]）而被逮捕。1894年8月，有人向该报馆投递匿名信进行恐吓，报馆控告称是澳门华人绅商何廷光所为，因为何廷光之子考中秀才一事遭到丛报讥讽而怀恨在心；[89]12月24日晚，王真庆在澳门大街上被人掷击强水致伤；[90]1895年8月，又有葡文报纸煽动抵制《镜海丛报》：“西洋国家似不可容留此等之报，以致人心常有怨痛之苦。然而正恐国家力不能制，我等教会之众应当设法遏防，免横流之祸。”[91]到1895年11月，因澳门莲溪庙奠基，当地的中国绅商举办演赛大会，广州、香港的歹徒纷纷入澳，致使当地发生了多宗抢劫案，《镜海丛报》遂在1895年11月20日报道大昌海味店被劫案的末尾写了句：“华政良韶（Leoncio Alfredo Ferreira——引者）、澳督高某，何为混贪闹热，而许华商之请，任此惊心吃力之事，殊所未解。”[92]澳葡当局以其“直叱两官”，且其中的“混”“贪”二字为谤辱之词，传询丛报主笔王真庆。王真庆经解释获谅解后，又于11月27日写了《风平浪息》一文“称颂澳督大度，华政温和”，本来是“鸣其感谢之意”，却又“引元魏时高允以史获罪自比”，还称自己“彬彬礼让”，使当局“刚无所施”，行文之间“语颇矜许”。有人便向葡督诬称高允是三国时的奸臣，王真庆以高允暗比葡督，“以切其姓”。澳葡当局为此将王真庆监禁三天作为惩罚。[93]消息传出，有华人绅士直称“大快人心”。[94]而王真庆遭遇此事后即心灰意冷，有意“而今而后，焚笔弃砚，归钓河干”。[95]
有研究者认为，此次冲突与《镜海丛报》的命运关系甚大，其中文版就是在经历此次冲突之后“旋即终刊”的。[96]不过，笔者以为，《镜海丛报》中文版是否终刊于目前搜集到最晚的出版于1895年12月25日的那一期，尚待进一步证实，因为这一期报纸本身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终刊的迹象。它就主笔坐监一事发表了一篇向澳葡官方辩白的文章，但这是否导致澳葡当局迫令其立即停刊，尚无实据。可以猜测的是，丛报主人飞南第在这一事件中肯定会出面斡旋，力求报纸继续生存下去。此事发生以后，《镜海丛报》葡文版不仅继续出版，而且还在一些事件中坚持着批判立场。据英国人柯尔乐的拱北海关十年报告中记载：1899年3月7日，一艘走私米谷的货船被中国稽私汽艇扣留后，在四名身穿制服的中国海关关员押往马骝洲海关分卡的过程中，因遇大雾漂流到葡人管辖水域，被葡萄牙官方当做被劫货船拖往澳门。经过调查之后，于1897年4月上任的葡督贾也度（Exmo.Sr.Edrardo Augusto Rodrigues Galhardo）将四名中国关员无罪释放，却将被扣的船只和货物交给自称是货主的中国人。26日，《镜海丛报》葡文版（Echo Macaense）就此事件发表评论，认为澳葡当局不应扣押这艘处于中国官方控制之下、意外漂到澳门的米船，而葡督最后虽然释放中国关员，却拒绝将米船交还给中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97]可见，《镜海丛报》葡文版最少出版至1899年3月，还把批判立场保持到下一任葡督接任之后。由此可以相信，1895年末王真庆触怒澳门总督之后，飞南第仍有支持自己所办报纸继续出版的能力，《镜海丛报》中文版于1895年12月25日之后不久即被当局迫令终刊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镜海丛报》何时停刊至今尚无确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镜海丛报》中文版作为澳门本地第一种中文报纸，向居住澳门并来往于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华人展示了近代报刊的功能：通过评论时政、惩恶扬善，达到监督政府、凝聚社会的目的。这种示范作用在华人社区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份由华人创办的挑战清朝封建专制、鼓吹君主立宪的华文报纸《知新报》应声而出，成为19世纪末年引领中国内地乃至海外华人世界社会文化思潮的最值得关注的思想先锋之一。
辐射全球华人的《知新报》
众所周知，作为19世纪末年中国社会思潮引领者之一、戊戌维新运动在华南的喉舌，因而在中国报业史上写下辉煌一笔的《知新报》，于1897年2月创刊于澳门大井头4号。当我们把焦点从《知新报》创刊者当中著名的政治维新人士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等人身上扩展到澳门富商、葡籍华人何穗田（何廷光）身上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澳门对于《知新报》乃至19世纪末年那次遍及全球华人世界的思想变革潮流的重要作用。
与康广仁并列为《知新报》经理人的澳门富商何廷光，[98]本名何连旺，生卒年不详，原籍广东顺德。[99]字穗田，少时以“何廷光”之名加入葡萄牙籍，成名后又以“何仲殷”之名捐官为候补道员，澳门葡萄牙人多称之“亚旺”。[100]何廷光的父亲何桂，于19世纪中迁来澳门经营闱姓、番摊等赌博生意，积累了百万家财，[101]到19世纪80年代还同商人陈六共同承揽着澳门煮鸦片烟的专营权。[102]何廷光的家族在澳门发迹的历程，正是19世纪澳门华人社会崛起的缩影。从很早的时候起，葡萄牙人就想方设法要限制试图居住或定居澳门的华人数量。由于五花八门的居住限制，直至19世纪初，澳门华人才开始把他们的人力和资本投向澳门。[103]到19世纪中，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特别是1854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大批广东官绅平民为逃避战乱而来到澳门，带来了大量资本和财富，使华资崛起成为澳门经济的中坚力量。[104]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商人已经在这一地区站稳了脚跟，[105]前文已经讲过，从这时起直到20世纪初前后，澳门的华、葡人口一直保持着大约1∶20的比例。何廷光之父何桂，正是参与了澳门华资崛起过程中获利丰厚但声名狼藉的赌博、鸦片生意，才发家致富的。
1888年12月何桂身故，登报声明其所有产业由长子何连胜管理，[106]次子何连旺即何廷光则于次年开始连续开办个人产业。或许在何桂身故之后，围绕着他遗留下来的巨额产业，他的七个儿子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而何廷光很可能就是争执的主角之一，以至于1894年有报纸揭露何廷光试图登报“畅谈其已死父、所生母”，文中“尽弟昆而皆诟矣”。[107]不管真相如何，何廷光在其父遗产声明登报之后5个月，就以自己名义申请开设一间炮竹厂，1890年1月又申请开设一间缫丝厂，8月再申请开设一间炮竹厂，他的公司名为其祥公司。[108]据研究，除缫丝、炮竹生意外，他还做茶业加工和盐业专营生意。[109]他跟长兄何连胜接管的名为“何善庆堂”[110]的家族企业，就此分道扬镳了。何廷光经营的缫丝、炮竹、茶业加工等生意，都是19世纪中叶以来澳门经济中冲在前头的产业，[111]比他父亲的赌博、鸦片生意更具实业意义，也更有前途。而他自立门户后急速开拓、高度活跃的状态，也显示出他较长兄何连胜更具冒险精神的个人特质。
1889～1898年是何廷光商业经营的上升与兴盛时期，此后他的经营状况开始走向下坡路。1898年1月，他的其祥丝厂因为歇业多年，主动出卖物业抵偿债务，是第一个不祥信号。在这桩收尾买卖当中，澳门富商曹有之子曹善业等人经营的时宝堂以3010元的价格收购了其祥丝厂，何廷光尚有能力以他参与经营的时和银店出资清偿剩余债务，[112]证明他当时还未真正陷入危机。时和银店是何廷光和弟弟们共同经营的银号，1902年10月这个银号宣告倒闭，终于使何廷光开始濒于绝境。在这桩牵涉甚广、持续一年的银号倒闭案件中，何廷光及其弟何连钧、何连汉、何连辉、何连宗、何连安都成为被告，他们的房屋曾被官方查封，定期拍卖偿债，后来显然是因为众兄弟清偿了债务才使房屋得以解封。[113]在此之后，何廷光单独或者与兄弟一起，分别于1905年1月、1907年9月、1908年8月、1910年4月，因为欠下巨债不能归还，被澳门按察司拍卖房屋抵偿。[114]房屋被拍卖之后，何廷光又在1910年10月被判拍卖一段空地偿债，1911年4月被判拍卖家私什物偿债。[115]至此，何廷光在商场上输光了几乎所有家财。何廷光兄弟之间的产业联盟也在他生意江河日下的过程中趋于瓦解。1898年其祥丝厂转卖偿债之后，何氏兄弟于1899年4月20日正式分割了其父何桂遗留下来的产业。1903年底时和银店倒闭案结案之后，何连钧、何连辉二人即分别于1904年3、4月间登报明确自己名下产业，以免再受牵累。1907年1月，何连安也在何廷光不断被拍卖房屋抵债的颓势之下，登报明确自己名下的产业，力图与何廷光划清财产界线。[116]由此可以看到，在何廷光生意趋于败亡的过程中，他和弟弟们的家族经济联盟也逐渐结束了。
综观何廷光生意兴衰的过程可以看到，《知新报》酝酿并最终创刊的1896年秋冬至1897年春季这段时间，正是他一生中的巅峰时期。在这种状态之下，何廷光作为一个拥有葡萄牙国籍的富可敌国的华人绅商，除了资金支持之外，如何为一份宣扬激进政治思想的报纸提供它所必需的政治保护、人脉资源和营销网络呢？
作为该报创刊者之一的梁启超曾解释称，《知新报》选址澳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依托澳门的特殊政治环境，“为《时务报》不敢言者”。[117]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澳门一直是清朝广东省香山县属地，葡萄牙人仅以向广东地方官员交纳地租的形式“租赁”澳门为居留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澳门葡萄牙当局一改过去对清廷的“恭顺”姿态，效法英国侵夺中国主权。1845年葡萄牙政府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6年到任的葡督阿马留开始拒绝向中国缴纳“租赁”澳门的地租、驱逐清朝香山县丞、关闭在澳粤海关，实际上侵占了中国对澳主权。1888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终使葡萄牙人获得了对澳门“永居管理”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门成为清廷鞭长莫及的异己力量聚集地。正因澳门有此特殊政治环境，一份旨在传播新式政治思想的《知新报》才在这里问世，甚至在戊戌政变发生、康梁被清廷追捕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发挥维新派喉舌功能。这一点，是以往《知新报》的研究者频繁提到的。
但是，澳葡当局的政治庇护不会自动落到康梁等在澳门没有立锥之地的外来知识分子身上，这种庇护必须有人充当媒介才能达成，以何廷光为代表的澳门华人绅商就充当了这种媒介。梁启超在澳门参与商讨《知新报》创办事宜期间，写给《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的书信，充分表达了该报对澳门华人政治势力的倚赖：“至其股东，则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拥数十万者也。（有一曹姓者，伯爵也，一何姓者，子爵也，皆华人而兼具西籍者。）”[118]其中提到的何姓子爵即为何廷光，曹姓伯爵，疑为曹子基。[119]何廷光在澳门葡萄牙当局中的政治地位，是和他生意兴旺发达的上升之势相辅相成的。与上文所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排除清廷对澳主权的举动相反的是，澳葡当局对澳门内部的管理越来越倚重华人绅商。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并成为新的转口贸易中心，战前澳门作为外国商人等待进口贸易落脚点的地位被取代了，无可挽回的经济颓势困扰着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统治。[120]一方面，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贫穷没落，当局不得不转而扶持并倚赖华人绅商的财力。另一方面，华人人口增多，大多数人不懂葡文，与葡萄牙当局相当隔膜，当局不得不在社会建设与管理方面倚赖华人绅商，他们大都是通过投资慈善事业赢得华人社会尊重的人。凭借这种关系，华人绅商得以在葡萄牙当局与下层华人社会之间充当中介人的角色。
华人绅商的这种中介角色在1895年春夏之交鼠疫肆虐澳门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场“一度影响贸易，引起恐慌，令商业几近停顿”[121]的瘟疫当中，华人绅商通过慈善机构镜湖医院对染疫穷人实施救治，为稳定澳门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澳葡当局眼中的地位大幅提升。有一次，葡督高士德视察镜湖医院时，曾打算将医院收治的华人患者转移到荒凉处所，经担任该慈善医院值董的华人绅商晓以利害，再三劝说，并承诺“另择院旁空地建搭广棚以安各众”，就听从劝告，放弃了这种想法。[122]经此瘟疫，华商与葡官之间的关系也显得亲近起来，有篇新闻报道描绘了这年8月7日众绅商宴请总督高士德和新到任的葡萄牙按察史，“筵前欢笑，各乐其乐……官绅庆悦”[123]的融洽氛围。
何廷光正是在这场瘟疫救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两位华人绅商之一。何廷光素来热心捐资赈灾，深得澳葡当局认可。早在1889年，中国北方遇灾，澳门总督任命的三名赈灾襄理当中有两位华人，一位就是何廷光，另一位是承充澳门赌博生意的卢九（有“赌王”之称的卢焯之），葡督在任命公告中称赞他们“素以乐善为怀，存心仁爱”。[124]在1895年澳门本地的这场严重瘟疫当中，何廷光再与卢九联袂出资，选址在湾仔石角嘴设立镜湖医院分局，专门收治染疫的华人病患：“澳中华绅卢卓之、何穗田竭力襄助，立督工匠人役，择得石角嘴地方附近拱北关分厂海旁旷区，建成大厂，分作两层，约容数百人之广”，[125]“该厂绅董何卢两商既捐赀财又复不惮劳苦，按日赴厂指点，故人人不敢偷安”。[126]镜湖医院湾仔分局的设立，使“澳门的死亡人数大大减少”。[127]1899年，澳门华人绅商设立一个“专行善举”的嘉善堂，向本澳华人贫民“送药剂丸散，赠医宣讲，送善书”，刚于上一年变卖了其祥纱厂的何廷光，竟还名列该会36名值事之一。[128]
何廷光经商致富后屡屡不惜巨资兴办慈善事业，既惠泽贫病交加的下层华人，又替澳葡当局排忧解难，借此迅速提升了自己在澳门政局与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地位。1884年他已经获得过澳葡当局颁授的基利斯督宝星。1891年俄国皇太子打算访问澳门，葡督邀众富商办公会、捐银两以备迎接，何廷光被任命为庆礼委员会副主席，居华人之首，继承父业的长兄何连胜却仅为八名董事之一。1894年澳门为防止瘟疫入境，设立华人洁净委员会，何廷光被葡督任命为会长。同时，他还是澳门理商局三位华人成员之一，参与管理澳门商业。[129]实际上，在这段何廷光生意辉煌的时期，他就是澳葡当局心目中的华人之首。当局一面授予他荣誉和权柄，一面倚赖他聚合华人绅商力量，通过捐资、管理华人社会等方式为当局效力。
正因为何廷光在澳门政治生活中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所以能为《知新报》立足澳门提供政治保障。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虽可为《知新报》提供激进思想和文字，但此前主要活动范围在广东、北京、上海等内陆地区，在澳门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根本不可能为这份报纸支撑起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只有同何廷光等当地富商结盟，依靠他们在澳门政局的重要地位，才能使澳葡当局有意无意的政治庇护落实到《知新报》上面来。因为有了这层保护，在1898年9月北京发生戊戌政变、《知新报》经理人之一康广仁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的凶险关头，《知新报》仍然继续刊发《论中国政变并无过激》《八月六日朝变十大可痛说》《论政变后可疑之事》《废立要闻汇录》等“大逆不道”的文章[130]而免遭清廷迫害。所以说，何廷光其人就是康梁等人激进政治主张与澳门特殊政治环境的联结点。
更进一步说，何廷光与康梁等人的相识、相交是《知新报》诞生的契机，但这个契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澳门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广东珠三角地区密切的家族与经济联系的结果。在澳门以外，与何廷光联系最为密切的地点就是包括其故乡顺德在内的广东腹地。在经济方面，作为当时澳门支柱产业之一同时也是何廷光经营主项之一的缫丝业，所需原料——生丝，主要是从顺德运到澳门，经缫丝厂加工后远销外洋。[131]在家族文化方面，何廷光虽然自少加入葡萄牙籍，但他和其他广东人一样重视在清朝体制内科举仕进、光宗耀祖的传统使命。他自己出钱捐得广西候补道员的功名，又极力盼望儿子读书仕进。1894年，何廷光第三子何云章考中秀才，何廷光即安排他于次年正月“荣归顺德县原籍行谒祖礼”，又在澳门大摆筵席三日宴请嘉宾族党，[132]显得十分得意。
这种敬慕功名的心理使他乐于结交来自广东腹地的文人士子，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在澳门与广东腹地每年20万中国人进进出出的频繁来往[133]之中，何廷光结识了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广东人，一个是主张革命反清的孙中山。早在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前，他与当时正在澳门行医的孙中山就有直接交往，曾经向友人盛赞孙中山的人品才学和欧洲医法，[134]又曾与卢九、曹子基等澳门富商一起邀请孙中山到澳门镜湖医院义诊。[135]另一个就是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1896年秋，刚刚于上一年荣登新科进士[136]又因开办强学会而名震京城的康有为游历到澳门，何廷光经人介绍，立即和他结为知交，连日商议开办报纸等事宜。此时，康有为亟需实现政治理想所需的财力，而何廷光渴慕康有为在广东乃至京城的政治影响力，两人一拍即合，议定开办《知新报》。
《知新报》的开办正是何廷光代表的澳门华人经济势力与康有为代表的内地激进知识分子完美组合的结果。该报开办时的两个经理人，分别由何廷光和康有为之弟康广仁担任，集中体现了这种人事组合的格局。当时何廷光虽属“澳门第一等之大绅”，拥有“天不及其高，地不及其大”[137]的能耐，但终究只是一介商人，不具备办报所需的知识资源。但他与康梁等内地知识人士联合，就使《知新报》问世之时就聚合了一批能够提供新锐内容、要价低廉[138]的文字作者：其撰述人由三水何树龄、番禺韩文举、新会梁启超、三水徐勤、顺德吴恒炜、顺德刘桢龄、番禺王觉任、南海陈继俨[139]等来自广州周边的康门弟子担任，为报纸提供新思想；其翻译人员却是华洋结合，不是清一色的康门弟子，其中新会人周灵生、甘若云分别负责翻译英、美两国英文，香山人唐振超负责日文，葡人宋次生负责葡文，德人沙士负责德文，葡人罗渣负责法文。[140]三个月后，《知新报》又增聘“学于美京大书院十余年”的新会人卢其昌翻译英文，聘日本东京人山本正义翻译日文。[141]这个强大的翻译力量，“是《知新报》能从众多外国报刊较为准确而迅速地译出相关消息的基本保证”。[142]
包括广州、澳门在内的广东珠三角地区是孕育这支强大文字力量的肥沃土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前的近一百年间，清政府只开放广州一地对外通商，澳门成为外国商人等待进入广州进行交易的落脚点，珠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外商品交汇之地，也是中外语言和思想观念交汇之地。像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这类来华传教或经商的外国人在这里向各类店铺的店东、自己的仆人或者专门延聘的中文教师学习粤语和中国官话，[143]这里的普通中国百姓则通过与外国人混居、[144]为外国人提供服务、[145]出洋谋生、[146]到外国人开设的教育机构就读[147]等多种方式学习外语，其中一些人成长为能够阅读、书写中外文字的语言精英。从前述《知新报》开办时的撰述人、翻译人可以看出，康有为与何廷光联手办报，就是运用各自作为广东腹地的知识精英和澳门一隅的社会名流地位，把珠三角地区历经百年孕育出来的一些语言精英与思想精英聚集到澳门的《知新报》旗下，共同铸就这份以内容新颖、思想激进见长的著名报纸。
这份报纸在澳门印刷出版后，又是康氏门人熟悉的上海《时务报》营销网络和何廷光熟悉的澳门商业网络共同联结成使之面向海内外华人世界的传播网络。《知新报》问世后仅仅一个月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内外营销网络。从这一期即1897年3月初出版的《知新报》第3册刊登的“本馆代派报处”和“挂号处”目录来看，它的营销网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包括澳门、香港、广州在内的广东珠三角地区，有书坊、纸店、报馆、药店、鞋店、皮店、面店等各式各样的店铺共29家代销或代订《知新报》，分布最为密集；二是外洋各埠，有“旧金山广丰泰、安南（越南）源盛德、庇能（槟榔屿）祯祥、鸟丝纶（新西兰）广盛荣、雪梨（悉尼）新金泰”等代销点，分别是出洋华侨在美国、越南、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开设的商号；三是广东以外的中国各地，除广西梧州、桂林两地有《知新报》自己的代销点外，其他地方均完全借用上海《时务报》的代派报处。
由前两类代销代订点共同组成的营销网络，正是19世纪最后十年作为澳门经济支柱的土货贸易的营销网络。这十年间，由于香港、江门和雷州半岛等先后被迫开放贸易的澳门近邻都征收低于澳门的商品税费，澳门的洋货贸易迅速衰落，但把珠三角与出洋华侨联结起来、为出洋华侨提供故乡日常消费品——丝、茶、米、糖、花生油等的土货贸易却不断增长。[148]此期间何廷光在澳门长期经营丝、茶加工生意并发家致富，对于这个土货贸易网络应是相当熟悉。他投资开办《知新报》，并让它像其他经由澳门转销外洋各地的土货一样在这个营销网络当中传播，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