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知新报》在珠三角和海外的营销渠道是依靠何廷光等澳门华商积累的商业网络，那么它在国内其他省份借用既有黄遵宪等高官背景、又已经声名鹊起的上海《时务报》的代派报处进行传播，显然是倚仗康有为及其门徒刚刚在北方获得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当时康门弟子梁启超是《时务报》最引以自豪的主笔，同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女婿麦孟华都跟《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保持着很深的私人交情。[149]在澳门商量办报期间，梁启超写信给汪康年提出请求：“惟将来销报，仍藉《时务报》为之代理，但使能得三千分即可支持，公量其情形能否？”[150]显然，汪康年同意了这位主笔兼挚友的要求，使《知新报》获得了一个现成的覆盖广东省外各地的营销网络。
这样，1896年秋澳门巨商何廷光与清廷进士、政坛新锐康有为的相识与结盟，为这份激进报纸的诞生备齐了必要的启动资金、新锐的写作队伍和覆盖海内外华人世界的营销网络。拥有这些先决条件的《知新报》开办不久即风靡海内外，直隶、安徽、两湖、江浙、山西、广西、贵州等地均有官员或学者要求下属、学生购阅。[151]由于销量迅猛发展，《知新报》于1897年5月出版的第20册开始改最初的五日一刊为十日一刊，篇幅增加一倍；[152]1898年春节之后只接受整年订阅，不再接受零购。[153]《知新报》和上海《时务报》一样“洛阳纸贵”起来。
澳门华商与政治喉舌
作为入了葡籍、身居澳门的商人，何廷光等人为何会有兴趣出资开办这样一份针对清朝政治的《知新报》呢？在他们的合作者——康有为及其门徒的直接描述当中，何廷光等人此举是纯粹的爱国义举。康有为在回忆《知新报》缘起时写道：“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至澳门，与何君穗田创办《知新报》”，“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154]梁启超在宣传《知新报》创办机缘时写道：“濠镜海隅，通商最早。东西孔道，起点于斯。二三豪俊，继倡此举（指办报之举）。”[155]这些文字给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个强烈印象：以何廷光为首的澳门华人绅商，完全是出于侠义心肠和爱国诉求，慨然斥资开办了鼓吹新知、力主变法的《知新报》。然而这些文字并未透露何、康二人在澳门商议办报的细节，因而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考究：《知新报》之于澳门商人，究竟是一项义举还是一门生意呢？
首先，从何廷光等人的身份来看，他们是生意人，关心政治局势也好，热心社会事务也好，莫不与自身商业利益结合起来考虑。以何廷光为例，他虽然因为热心慈善事业而赢得过澳葡当局的倚重和澳门华人的尊重，但并不是一位专以行侠仗义为己任的义士。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开办的《镜海丛报》，曾因发表不利于何廷光的言论而被何廷光控告，遂于1894年秋多次发文揭露何廷光为人狡诈，其中说他“交通官府，营求请托，晨夕弗遑，惟颇畏清议”，又说他“内藉丰产，外贡嘉谀，贪吏艳其财而与游，愚民震其名而相避”。[156]
这当然是《镜海丛报》的一面之词，但他逐利轻义、交通官府的痕迹确有不少。在生意上，何廷光曾在1895年2月间联合其他掌握澳门丝业的富商，从每个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元作为预防偷窃的押金，而当时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也不过是7～10元。面对工人罢工激烈抵抗的局面，他们一面争取到澳葡当局华政衙门撑腰，一面登报威胁工人不要“自绝其养生之路”。[157]在社会面上，何廷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据报载，1895年6月上旬，有个浑身浴血的黑人直登澳门宜安公司楼上指寻何连旺、卢九两人，声称被两人用钱买凶、拦路殴击，被警察带走问话。何、卢两富商“随造督辕禀陈”，次日该黑人被传讯时“竟茫然不能置答”，而何、卢二人又代他求情，“令赴港寻事，勿得留澳”，此事遂不了了之。[158]这些琐闻说明，何廷光对于花钱结交达官贵人与文人士子，进而赢得政治庇护，最终取得更大经济收益的套路并不陌生。
第二，应当是《镜海丛报》的示范作用最早激发起何廷光等人的办报念头，不过这个示范作用是通过一次激烈冲突而产生效果的。前文已述，由澳门土生葡人飞南第创办于1893年7月的《镜海丛报》中文版，对澳门华人绅商相当不客气。1894年秋，何廷光之子何云章考中秀才，《镜海丛报》以“谋秀才”“未发号之前，风声播露”等文字指其功名来路不正，讥讽何廷光“以此等秀才为至尊至荣，固甚宝贵而爱惜也”，又揭露何廷光对他自己家族内部失和负有责任，何廷光遂延聘律师控告《镜海丛报》“诬谤”。[159]其间《镜海丛报》遭人投匿书进行恐吓，怀疑是何廷光挟恨报复，反过来控告何廷光，不但使何廷光被官差拘捕询讯，还连续刊登文章挖苦何廷光，“遍派华人”。[160]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使何廷光初次见识了报纸的舆论威力，以至于立志自创一报予以反击。《镜海丛报》揶揄他说：“又闻有人愤报之多口，拟延某状师出名，自创成日报一间，运机器到澳，计时开办，隔日一张，贱收其费，以泄其愤。本报甚喜其速开且望其长久。”[161]不过后来《镜海丛报》对1895年5月何廷光解囊赈济澳门瘟疫的举动大加旌扬，该报与何廷光之间的怨怼应当大为缓解，而《知新报》之议始于控案发生两年之后的1896年秋，当时《镜海丛报》中文版已经停刊，没有了“泄愤”的对象。可见，何廷光是在跟《镜海丛报》的一段恩怨中见识到报纸的舆论威力，并且立意自创一报、以执舆论，不过到《知新报》真正开办之时却非为逞当年之意气，而有更加理智的利益权衡。
第三，1896年何、康二人开办《知新报》之议，是以何廷光等澳门商人为主导的。由于《知新报》问世后一直以宣扬维新派政治观点为己任，在思想文字方面也确实是由康氏门人把持，而后世研究者又乐于突出强调这一点，给人造成了《知新报》的开办是由康梁等人主导、澳门商人只是慷慨出资相助的印象。但是，有诸多迹象表明，何廷光才是开办《知新报》的积极动议者。梁启超在写给《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的书信中，谈到即将从老家新会启程赴澳门商议办报时说：“澳门顷新开一报馆……而澳人必欲弟到澳一行，拟日内出城到澳，亦数日即返。”此时康有为已在澳门与何廷光商谈，而坚决邀请梁启超去澳门的，不是他的老师康有为，却是素不相识的何廷光，可见在这场“商议”当中何廷光决不是居于被动地位的。梁启超抵达澳门后，又向汪康年解释自己不得不兼任澳报主笔的原因是：“此事（指澳门办报一事——引者）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指何廷光等“澳人”——引者）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甚多也。”[162]这句话清楚地说明，是康梁助“澳人”办报，而非“澳人”助康梁办报。而“澳人”身为商人对办报如此积极主动，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1896年秋澳门商人何廷光与康有为见面晤谈，不仅商议合办《知新报》，还商议招募华人移民巴西一事。茅海建先生经考证认为，由于清政府此前禁止巴西来招华工，此时又有意与巴西使节商谈此事，何廷光获知消息后极有兴趣，遂请刚从北京南还的康有为北上疏通关系，希望能促成此事，自己则负责雇船招工。在过去澳门曾长期充当苦力贩运中心、许多商人从中大发利市的背景下，康有为、何廷光的所谓移民计划如果付诸实施，只能沦为巴西种植园主剥削华工的工具，而康有为所称“吾港澳商咸乐于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事”，更使人感到其中的商业操作和巨大利润。[163]这一考证不禁使人联想到，何廷光与康有为共商移民巴西的同时，又谋划开办《知新报》，应当不会忽略这个明显可期待的利益：倚仗澳门的特殊政治环境开办一份言论比《时务报》更加大胆的“时务报”，是一门获利在望、值得投资的生意。
第五，何廷光等澳商找康有为商议合办《知新报》的时机，是《时务报》刚刚赢得了令人嘱目的政治关注和商业收益之时。1896年8月初次面世的上海《时务报》风靡一时，关键在于刊载了梁启超的文章，从第一册开始直到他离开《时务报》止，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164]《时务报》声名鹊起，使“时务报”“梁启超”“新思想”成为三个极具商业价值的元素，身为商人的何廷光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与康、梁商议办报时，最初打算把这三个元素完全复制过来，即以“广时务报”为报名，请梁启超为主笔，并且利用澳门的特殊政治环境在“新思想”方面走得更远。而酝酿中的《广时务报》引起《时务报》主办者不满的焦点恰恰就是这三点。《时务报》主办者不同意澳报以“广时务报”为名，不愿意澳报放言高论把《时务报》拖下水，更不许梁启超留在澳门兼任澳报主笔，要求梁启超必须坐镇上海。这些争执直接导致《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和主笔梁启超失和，[165]最后以梁启超让步返回上海、放弃澳报主笔身份而仅列撰述人之一、澳报改名“知新报”而告终。筹议中的《知新报》与上海《时务报》之争，使人看到隐藏在康梁背后的主要投资者何廷光的商业考虑。
第六，从一些史实可以推知，《知新报》确实给何廷光等澳门投资商带来了利润收益。前文已经讲过，梁启超应何廷光之邀到澳门议办后来的《知新报》时，为倚靠上海《时务报》的发行网络，曾写信给《时务报》经理人汪康年，告知在澳门办报成本低于上海，如果新报纸每期能销3000份的话，就可以支持下去。后来《知新报》风靡海内外，以至于到1898年春节开始只接受订阅、不接受零购，其销量必定远远超出梁启超预期的3000份，才能摆出如此高姿态，因而其经营状况也必定远远超出“即可支持”的程度。另外，澳门商办报纸《镜海丛报》中文版的价格亦可作为参照。该报主要刊载中外、省港与本澳新闻及其评论，内容丰富，极少广告，每周一期，除创刊号外每期六页，1893年初创时订阅价格为每月五毫，由于销量很好，从1894年9月26日起公告减为每月三毫，平均每页价格约为0.117毫，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到1895年底现存的最后一期中文版《镜海丛报》。一年多后创刊的《知新报》开始五日一期，每期八页，订阅价格每月五毫，以后虽然改为十日一刊，但篇幅增加一倍，阅报价格维持不变，平均每页价格0.104毫。两相比较价格差别不大。鉴于《镜海丛报》作为商办报纸不可能长期亏损经营，其主笔王真庆还有把价格降到低于每月三毫的建议，[166]可以推知《镜海丛报》每月三毫的价格下降后还有盈利的空间，而《知新报》以与《镜海丛报》相差无几的价格出售，且销量甚巨，显然是有利润可收的。
通过透析何廷光等澳门商人斥资开办《知新报》的动机，可以看到作为戊戌维新运动喉舌、以宣传康派主张为己任的《知新报》，在澳门华人绅商眼中只是一门生意而已。对于该报的诞生，澳门华人绅商扮演的角色远远不止是单纯的投资者。在《知新报》酝酿过程中，并不是康梁说服“澳人”出资办报，而是“澳人”力邀康梁相助办报，他们受到澳门本地从《蜜蜂华报》到《镜海丛报》已经持续70多年的办报历史启发，意识到近代报刊的舆论价值必将带来商业价值，因而积极动议创办了这份报纸。在《知新报》运营过程中，由于它不像《时务报》有官员和名流的捐款可收，而是完全向商人募股集资开办，[167]遂采用澳商熟悉的纯粹商业运营方式。在这种纯商业运营方式中，它所刊发的维新变法思想、家庭与社会改革主张、京师与各省新闻、各国各洲新闻、农工商矿各事及格致，既是知识与信息，也是可以赚取商业利润的商品。就此而言，澳门华商堪称《知新报》的始作俑者和主导者，他们的逐利目标直接决定了该报作为商品的性质。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合作者把澳门华商出资创办《知新报》描绘成一场不计成本的侠义之举，大有标榜之嫌。何廷光等澳门绅商“力任报事”，虽然在客观上促成了一份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值得时人与后人称道的《知新报》问世，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君主立宪思潮中的一面精神旗帜，但他们当时的出发点，应是“好利”多于“好义”。《知新报》并不是一份仅为政治宣传而办的报纸，而是重商之地澳门的商人利益和广东边缘知识分子[168]的政治理想相结合的产物。
以何廷光等澳门绅商为切入点，还可更加深刻理解《知新报》的诞生极大程度上得益于澳门特殊的政治因缘与人际网络：在这个政治上刚被葡萄牙人排除了中国主权、经济上又被葡萄牙人视为已被香港“毁了”的澳门土地上，[169]生存在夹缝当中的华人绅商凭借自身经济实力赢得了澳葡当局的倚重。何廷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和许多刚刚被剥离出清朝统治的澳门华人居民一样，与故乡广东珠三角地区保持着频繁、密切的家族文化联系，并在澳门洋货贸易锐减的背景下，凭借广东珠三角地区与出洋华侨之间传统的土货贸易网络经营致富，再凭借雄厚财力为澳葡当局排忧解难，提升自身政治地位。这一政治地位堪为内地异己力量提供政治保护，而他们与来自故乡的知识分子、北京的政坛新秀康有为的结识，为这个政治保护能力发挥实际作用提供了契机：办一份言论大胆的报纸，由何廷光等澳门华商提供资金和政治保护，由康有为等知识分子提供激进思想和海内外最新信息。报纸在澳门印刷出版后，又通过何廷光等澳门华商积累的联结珠三角与外洋的土货贸易网络和康有为等政治新锐积累的覆盖内地各省的《时务报》营销网络向海内外华人传播。在《知新报》成形与传播的背后，是澳门与珠三角其他地区的血肉联系，以及由这个地区辐射出去的与京城和其他省份的政治、文化联系，与南洋和美洲的商业、家族联系。作为澳门华人之首的何廷光，就是这种种联系当中激进政治思想与澳门特殊环境、内地知识人士与澳门华资势力、海内与海外华人世界的联结点。
《知新报》作为澳门华商旨在营利的商品这一面，并不损害它在思想启蒙方面的进步意义，相反更好地揭示它是应时而生的杰作。《知新报》酝酿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人刚刚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惨败于从前心目中的“小国”日本，签订了苛刻的《马关条约》，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强烈危机，深深刺激着中国人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何廷光等澳门华人身为商人，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人苦求救亡之路的心理需求蕴藏着商机，遂利用自己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的同乡关系，创办一份适合他们需求的报纸，又合双方之力将该报向海内外华人传播，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总之，是无数如饥似渴的华人读者支撑起澳门商办报纸《知新报》畅销海内外的辉煌，何廷光等澳门华人绅商只是因时应势，充分运用包括澳门在内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特有的政治、地缘、人缘环境，为这些读者及时传送出一份提供救亡图存新路径的报纸。
何廷光等澳商赋予《知新报》时代性和商业性的同时，也为它在特定时势下商业意义减弱时的终结埋下了伏笔：戊戌政变后，清廷于1900年2月14日颁布上谕查禁康党所设报馆，断言他们“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因而严令各省督抚“严拿惩办”购阅康党报纸的读者。[170]这道严谕无疑击中了《知新报》主要行销于海内外华人世界这一要害，加上此时主要投资者何廷光在澳门的社会地位已随他生意失利而转入颓势，《知新报》遂于1901年1月20日出至第133册后停刊。对于戊戌维新人士在南方的喉舌《知新报》而言，澳门扮演了中国激进人士反对清朝皇权专制的思想阵地的角色。
小结
19世纪的澳门，凭借自己在政治、地理、商业上的特别地位，成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和东西方资讯的交汇地、发散地。
目前学界公认的中国境内第一种近代报纸《蜜蜂华报》诞生在澳门，是为中国境内报刊舆论的先声。1757年清政府确立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和广东地方政府限制外国人居留广州的政策，使广州的门户——澳门直到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前都是西方来华商人、传教士聚集的落脚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消息接踵而至，为近代报刊萌芽准备了思想和资讯方面的条件。与此同时，澳门葡人社会同时服膺于清政府与葡萄牙管治，又比两国政府统治下的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自治权，这种稍宽松的夹缝状态，为居澳葡人开办近代报刊挑战葡萄牙专制王权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间。
中国境内最早一批英文报刊——1820年代末至1830年代创办于广州的《广州纪事报》《广州周报》《中国丛报》，在1839年广州外商抵制林则徐禁烟引起的紧张局势中迁往澳门继续出版。鸦片战争前夕的澳门，不仅为在华英文媒体扮演了政治避难所的角色，还成为这些媒体所载西方信息向中国内地官僚士大夫乃至东亚有识之士传播的起点：珠三角孕育的早期翻译人才为林则徐采择翻译这些报纸消息，辑成《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前者经由林则徐等广东大员阅览，后者则被呈送给道光皇帝，后来又由魏源编入《海国图志》，相继辐射日本、朝鲜的知识人士和中国的洋务派、维新派人士，对这些亚洲国家有识之士的思想启蒙起着示范作用。
世界最早一批中文报刊，包括诞生于马六甲的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和中国境内第一批近代中文报刊——诞生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各国消息》等，虽然不是在澳门面世，但都是由频繁出入澳门的外国传教士创办给中国人看的。对这一批中文报刊而言，澳门是西方传教士酝酿、商议办报的安全基地。
中国戊戌维新人士的喉舌——《知新报》诞生于澳门，则是鸦片战争后澳门特殊地位的产物。鸦片战争后，随着邻近的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并且迅速崛起，澳门作为来华外国人落脚地的地位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各国媒体纷纷转至香港出版，但澳门本埠报刊仍如战前一样继续涌现。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葡萄牙政府乘机从清政府手中攫取了几乎全部的澳门主权，而澳葡政府又迫于财政困窘不得不倚信澳门华人，澳门成为反对清朝皇权专制的异己力量聚集地，他们以澳门为舆论阵地，向远在北京的清朝封建集权制度发出挑战。对于《知新报》而言，澳门是中国舆论领袖挑战清朝既有的皇权体制的政治基地。
综观19世纪内孕育或者诞生或者避难于澳门的种种早期近代报刊，不难看出世界各地信息与思想汇集到澳门后，又以澳门为中心向外传播路线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蜜蜂华报》《广州纪事报》等在华外文媒体由外国人向外国人传播，到《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等早期中文媒体由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播，最终发展到《知新报》等中文报刊由中国人向全球华人世界传播，澳门见证了西风东渐步步推进的历史过程。从《蜜蜂华报》开始，澳门、广东乃至中国内地的办报传统绵延不绝，葡人、华人相继上阵，最终以《知新报》的诞生与营销，集中展示了澳门汇集东西方资讯与思想的包容性，以及向全球华人世界进行资讯与思想传播的辐射性、向后世中国人展现近代报刊舆论威力的示范性。
* * *
[1] 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8、29页。戈公振虽未明确将汉唐至清末邸报排除于“报纸”之外，但在简述中国报纸进化过程时把邸报排除于“现代报纸”之外。他认为“自基督教东来，米怜（William Milne）创《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其内容有言论，有新闻之记载，是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可见他所定义的以报告新闻、刊载言论和面向不特定公众为基本特点的“报纸”，和他所称“现代报纸”的内涵基本一致。
[2]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第30页。
[3] 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中国书店，1999，第183页。
[4] 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43页。
[5] 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73～74页。
[6]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澳门基金会，1994。
[7] 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香港别驾洋行，1902。澳门基金会，2000，第180页。
[8]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16页。
[9]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第18页。
[10]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第19页。
[11]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71页。
[12] 参见姜胜华《议事会的市政化：过程、影响及其原因》，“全球史视野与澳门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澳门，2010年3月20～21日。
[13] 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诸蕃附）》，第28页a。
[14] 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第134页。
[15] 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第41页a、b。
[16]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67，道光十五年六月，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37册，第96页。
[17]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第79页。
[18]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96～98页。
[19]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No.I，澳门基金会，1994。
[20]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No.Ⅱ，澳门基金会，1994。
[21]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No.LIV，澳门基金会，1994。
[22]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159页。
[23]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174页。
[24]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143页。
[25]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第145页。
[26] 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1～2页。
[27] 当时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威廉·亨特曾向《广州纪事报》投稿。他怀疑《广州纪事报》是由英国商人詹姆斯·孖地臣爵士创办的，但并未提出实据。据他回忆，他每次投稿都和伍德接触，而伍德“从未暗示过自己不是该报唯一创办者”。参见亨特《广州番鬼录》，沈正邦译，章文钦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09页。
[28] 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927～1990》，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第5页。
[29]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44～45页。
[30]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46页。
[31]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110页。
[32]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46页。
[33]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64页。
[34] 参见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3页。
[35]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64页。
[36] 参见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2、33、34页。
[37]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41页。
[38]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8页。
[39]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47～48页。
[40]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8～19、104页。
[41]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45、48、64页。
[42]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10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213～214页。
[43] 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25～27页。
[44] 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95，第251页。
[45]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102页。
[46]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第323页。
[47] 除了林则徐的译报，魏源撰写《海国图志》所用资料还有许多是源自澳门的。如澳门土生葡人玛吉士（J.M.Marques）撰写、出版于1847年的《外国地理备考》，就有大部分内容被编入《海国图志》。魏源对此书评价甚高，表示“近惟得布路国人（指葡萄牙国人——引者注）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里哥国人高理文之《合省国志》，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而《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智”。《海国图志》中引录该书91处，辑录12万字，并收录玛吉士的《天文地球合论》以“资博识，备利用”。魏源：《〈海国图志〉后叙》，魏源编《海国图志》上册，陈华等点校，岳麓书社，1998，第7～8页。
[48] 《中国丛报》第16卷第9期，载《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433～442页。
[49] 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232页。
[50] 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第112页。
[51]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第10页。
[5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联书店，2006，第284页。
[53] 吴小玮：《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7卷第2期。
[54] 姜秀玉：《〈海国图志〉对近代朝鲜社会的影响》，《安徽文学》2010年第7期。
[55] 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第42页a。
[56]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8、89、90～94页。
[57]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56、169页。
[58]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62、163页。
[59]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27、31～32页。
[60]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158页。
[61] 梁群球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第7页。
[62]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51～52页。
[63] 《中国丛报》第2卷，1835，第187页。
[64] 邓毅、李祖勃编《岭南近代报刊史》，第64～65页。
[65] 字面意思是“澳门政府公报”。
[66] 字面意思是“澳门、地扪、梭罗省政府公报”。
[67] 字面意思是“澳门政府公报”。
[68] 字面意思是“澳门地扪政府公报”。
[69] 吴志良：《翻译的神话与语言的政治》，载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基金会，2002，第9～10页。
[70] 吴志良：《翻译的神话与语言的政治》，第11页。
[71]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8页。
[72]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3册，第194页。
[73]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金国平译，澳门基金会，1999，第144页。
[74] 参见《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82页。
[75]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8页。
[76] 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载《镜海丛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第4、7页。
[77] 黔中味味生：《危地论》，《镜海丛报》1894年12月26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78] 《如日之升》，《镜海丛报》1895年7月24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79] 《闲论》，《镜海丛报》1895年12月4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80] 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
[81] 飞南第：《创办镜海丛报条列利益布启》，《镜海丛报》1893年7月18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82] 《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40～41页。
[83] 黔中味味生：《危地论》，《镜海丛报》1894年12月26日。
[84] 《闲论》，《镜海丛报》1895年12月4日。
[85] 《言过其实》，《镜海丛报》1895年8月21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86] 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
[87] 《两为存志》，《镜海丛报》1895年12月4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88] 迎接新任总督的公告，见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226、262页。
[89] 《声告》，《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90] 黔中味味生：《危地论》，《镜海丛报》1894年12月26日。
[91] 《言过其实》，《镜海丛报》1895年8月21日。
[92] 《打劫大昌》，《镜海丛报》1895年8月21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93] 《两为存志》，《镜海丛报》1895年12月4日。
[94] 《惟口兴戎》，《镜海丛报》1895年12月25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95] 《妙文》，《镜海丛报》1895年12月18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96] 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
[97] 《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43～44页。
[98] 茅海建先生《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一文对何穗田及其家世做了简练介绍，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汤开建先生的未刊稿《晚清澳门华人巨商何廷光家族事迹考述》，可惜笔者未能有幸拜读汤先生原文，遂以茅海建先生文章及自身所见材料为基础，介绍何穗田及其家世。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
[99] 有文章认为何廷光为广东香山人（徐新：《澳门历史名人何廷光》，《澳门研究》第6期，澳门基金会，1997，第32页），但《知新报》《镜海丛报》均有记载何廷光原籍为广东顺德，对此后文另有引述。
[100] 《声告》，《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
[101] 《声告》，《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
[102] 1882年4月1日《澳门宪报》记载陈六、何桂以澳门鸦片承充人身份控告澳门公物会，索要黄亚二私煮鸦片被罚没的鸦片和罚银。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66页。
[103] 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62页。
[104] 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第276页。
[105] 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64页。
[106] 汤开建、吴志良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170页。
[107] 《声告》，《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
[108]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183、186页。
[109] 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第13页。
[110] 1892年8月4日《澳门宪报》记载有“何善庆堂何连胜控告何菊，禀请将该人之屋业查抄”的拍卖房屋公告，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202页。
[111] 杰弗里·C.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103页。
[112]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270、272页。
[113]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357、363、369、381页。
[114]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408、490、513、556、559页。
[115]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568、595页。
[116]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389、390、481页。
[117]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846页。
[11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46页。
[119] 茅海建先生猜测梁启超所称“曹姓伯爵”似指曹有，但笔者认为更大可能是指曹子基，因为史料显示何穗田与曹子基早有合作关系，二人同为其祥纱厂代理人，又曾联名登报盛赞孙中山医术，但未见何穗田和曹有合作的史料。而且《澳门宪报》1896年12月26日刊有消息表明曹有已于近期去世，此前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与何穗田商议办报的时间，曹有临去世前还和他们共商办报的可能性不太大。见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第14页；汤开建、吴志良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257、270页；《春满镜湖》，Echo Macaenese，1893，9，26.p.4.
[120] 香港崛起对澳门经济的巨大冲击及其前景预测，参见《1887至1891年拱北关贸易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25～30页。
[121] 《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40页。
[122] 《俯顺舆情》，《镜海丛报》1895年5月8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23] 《尔欢我笑》，《镜海丛报》1895年8月7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24] 汤开建、吴志良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172页。
[125] 《善则旌之》，《镜海丛报》1895年5月29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26] 《办理妥善》，《镜海丛报》1895年6月12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27] 《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64页。
[128] 汤开建、吴志良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304页。
[129] 汤开建、吴志良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119、188、233、236页。
[130]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第154、158、162页。
[131] 1887年拱北海关报告描述道：“（澳门）丝皆产自顺德。此地丝厂广布，多集中于西江左岸村落。然运抵澳门者，皆为生丝及大量之蚕茧，供缫丝用。”《拱北海关年度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126页。
[132] 《荣归谒祖》，《镜海丛报》1895年2月13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33] 1892～1899年间经由拱北海关进出澳门的中国旅客人数，无论入口、出口均超过10人。参见《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69页。
[134] 《神乎其技》，Echo Macaense-Setembro，1893.5，p.4.
[135] 《春满镜湖》，Echo Macaense-Setembro，1893.26，p.4.
[136] 澳门本地报纸发布了1895年京城会试的结果，康有为荣登会试中式第五名，何廷光不会不知道这个消息。参见《禹甸丛钞》，《镜海丛报》1895年5月15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37] 《声告》，《镜海丛报》1894年10月3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38] 梁启超写信向汪康年讲述：“此间（指澳门）……一切皆省于上海，翻译人乃自行报效，领薪水极薄，主笔亦不必从丰。”《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