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 《本馆总理撰述翻译名列》，《知新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140] 《本馆总理撰述翻译名列》，《知新报》第10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141] 《知新报告白》，《知新报》第20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142] 姜义华：《序》，《知新报》（一），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影印本，第3页。
[143] 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56页。
[144] 有清代地方官员的著作记载18世纪中期广东澳门居民向居住在此的葡萄牙人学说“西洋语”：“西洋语虽侏离，然居中国久，华人与之习，多有能言其言者。”见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诸蕃附）》，第53页b。
[145] 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这样描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在广州花地的花艇上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中国仆人：“这些仆人……不把自己当‘下人’看待，而自认为是在学习。就是说，他们当仆人的目的是为了熟悉广东英语，到时候就可以在与外国人做买卖的中国行号或店铺里当账房或职员。”（亨特：《旧中国杂记》，第8页）另外有研究表明，自16世纪欧洲人涉足华南的洋面开始，澳门及广东珠三角地区的船民，就已经在各个方面被卷入一个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之中，包括专门为欧美来华贸易船只领航的引水人，在船上营生的歌女、妓女、皮条客和洗衣妇等在内的船民，都多少懂得一点“外语”。参见程美宝《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
[146] 拱北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贺璧理在1890年的报告中写道：“……广州府属新会、新宁两县者，向来出洋营生，前往新、旧金山，亦是该两县之人。闲尝游历该两县地方，见其人民大半能操英语，通英文。”《光绪十六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143页。
[147] 梁进德和容闳是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外语的中国人当中最著名的两位。梁进德是马礼逊助手梁发之子，曾在澳门马礼逊教育社接受英文教育，1839年间受林则徐延聘翻译西方书报，对此前文已有述及。容闳是澳门邻近的南屏村人，幼时曾在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接受英文教育，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参见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1991。
[148] 参见《1892至1901年拱北关十年贸易报告》，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46～56页。
[149] 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15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46页。
[151] 《贵州学政严通饬全省教官士绅购阅时务知新报札》，《知新报》第42册，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152] 《本馆告白》，《知新报》第21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153] 《重订明年售报单程》，《知新报》第41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154]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2页。
[155] 梁启超：《知新报叙例》，《知新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156] 《声告》，《镜海丛报》1894年10月3日。
[157] 《丝工暂停》，《镜海丛报》1895年2月20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58] 《狂人可怜》，《镜海丛报》1895年6月12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59] 《声告》，《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60] 《来稿照登》，《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61] 《控冤创报》，《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62]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845、1846页。
[163] 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第1～18页。
[164] 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第17页。
[165] 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第19页。
[166] 《本报告白》，《镜海丛报》1894年9月26日，澳门基金会，2000，影印本。
[167] 《本馆告白》，《知新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168] 萧功秦：《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当代大转型》，《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3日。
[169] 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黄鸿剑、李保平译，澳门基金会，2000，第233页。
[170]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第169页。
结论 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
澳门，三面环海，北面连接大陆，既把中国人送到世界，也将世界带进中国。从16世纪开始，这个朝廷眼中的边缘之地为底层的平民百姓带来许多谋生机会，让他们难以跻身“正途”的子女接受“另类”教育；有些人更凭着自己对西洋世界的认识与熟悉，离开澳门，走出中国，到新兴商埠大展拳脚，赴西方国家留学求知。在这些人当中，也有人不满足于只为一己赢利，而矢志要把外部世界的物质、知识与制度，通过商业、教育、新闻传播，甚至革命的方式，带进中国。古老的中华帝国在19、20世纪之交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仅从北方大陆的中央朝廷的视角是难以明了的，但由南面的海洋世界看过去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而澳门正是这个南海世界的重要港口城市（port cities）之一。从大陆的角度看，她是“边缘”，但在海洋世界中，她与其他许多港口城市并驾齐驱，是全球海洋贸易时期物资与人员流通的众多节点（nodes）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澳门并非中国的澳门，也不是葡萄牙的澳门，而是世界的澳门。她连同许多类似的节点——果阿、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新加坡、广州、香港、上海、长崎、横滨——交织出一个复杂的海洋贸易网络。数百年来，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的华人，就是在这个网络往来游弋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明白，仅从澳门出发，并不能让我们全面地理解中国，因为我们的历史人物很多没有死守在澳门，他们有些从别处到达澳门，有些从澳门出发，然后便往中国和世界各地离散聚合。除非我们能够紧跟他们的足迹，在一个又一个埠头靠岸，否则，我们很难真正做出具有全球史视野的研究与宏观的讨论对话。限于才识，我们选择从澳门出发，主要立足澳门及其邻近地区，为的是要站稳脚步，由近而远地眺望四方。但我们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澳门无疑是众多“节点”中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较诸19世纪中叶才开埠的上海和香港，澳门与广州并肩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早了至少300年，能够为许多晚近的事件或现象，提供长时段的解释。从19世纪中叶开始，澳门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被上海和香港取代，其历史意义却并非这些新兴港口可以同日而语的。
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澳门的历史无疑应由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在此地登陆开始说起，但作为中国史学者，我们受全球史眼光启迪的同时，不得不回答一个方法学的问题：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到底能把我们带到什么境地，看到怎样不一般的景致？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简单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一些浅见。
不论中外学界，中国近代史的所谓“近代”，既是历史分期的标志，也代表着对某类历史议题的倡议。在国内，长期以来，中国近、现、当代史的划分，乃以毛泽东关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看法为基础，即以1840～1919年为“近代”，1919～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无独有偶，长期受“西力冲击论”影响的西方中国学界，在研究或教授“Modern China”时，往往也会以鸦片战争亦即1839～1842年为起点。其实，就中文字义而言，“近代”与“现代”，“现代”与“当代”，都有叠合模糊之处，当翻译英语“Modern China”时，人们往往在“近代”和“现代”两词之间徘徊取舍。尽管仍有些论者对于如何划分或具体以那一年作界线等问题争论不休，但在很多场合，英语学界用“modern”，中文学界用“近代”或“现代”，不过是为了订立名目的需要，不一定具有十分严格的学术意义。
然而，历史分期往往也是历史议题筛选的结果，是史观的表达。夏明方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归纳为三种研究范式，即“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革命史范式”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以政治史为主，从概念性的“群众”出发，以事件为中心，偏向宏大叙事；“现代化范式”立足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理论，以经济史为主，重视“中间阶层”的视角，务求建立结构，亦偏向宏大叙事，以达致整体史观；至于“后现代范式”，则受后现代思潮和后殖民主义影响，更接近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从边缘群体的眼光出发，具体落实在地方史和微观叙事。前两种范式容易流于空疏，后一种则有碎片化和断裂化的弊病。[1]
我们并不认为，从澳门出发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意味着要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提前到澳门史的起点即16世纪中。我们也不打算盲从潮流，认为只有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才可取，尽管本研究较多由下而上地从普罗大众的经验谈起，将讨论具体而微地落实到地方历史上，比较接近上述所谓“后现代范式”。从本书的各章可见，我们从所谓的“边缘群体”说开去，谈到“中间阶层”，再论及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我们描述了许多生活细节，但也论及革命和战争，更谈到西学东渐和物质与思想的现代化。我们认为，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表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不一定要以某年某事为重要分水岭，更不应囿于一种或数种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讨论要失却重心，缺乏系统。我们还是要问，革命史范式下的历史主题，即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生许多重大变革，为何不少是由华南地区开始？现代化范式下被视为引领中国现代化的上海和香港，其早期的华人精英为何很多出生在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后现代范式下闪烁着的历史魅影，为何很多都离不开由澳门辐射出来的光束？我们并不满足于用诸如“文明冲突”“文化融合”“社会性质”“社会进步”等套话去说明历史现象。本书有限的研究，多少体现了从澳门独特的历史出发，能帮助我们重现漫长的历史过程，理解社会各阶层的经历，体会地方社会所受的影响，对日后发生的战争、变革和革命提出更具历史感的、长时段的、结构性的解释。明白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些事件或现象是横空出世，是突然“爆发”，或是由少数先锋领导所致。
就历史事实而言，澳门对其周边地区的人，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这个地方，似乎许多不可能都是可能，由是承载了许多人的梦想与理想。就研究方法来说，用“辐射”这个意象，有助于我们把发生在澳门的现象与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解释了许多不可能为何终究成为可能。我们不会简单地将所有功劳归给澳门，因此我们采用“从澳门出发”这个说法，目的是让我们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习惯的历史分期和议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近代”史。澳门，是历史上的人物和后世研究者起航的港口，从这里出发，我们或许会走得更远，看得更高。
* * *
[1] 夏明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新革命范式导论》，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0～30页。
后记
本书是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主持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子课题“15～20世纪澳门对周边地区的示范与辐射作用研究”的结项成果。本研究之能顺利完成，有赖钱乘旦教授的指导督促，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教授的关怀鼓励，以及参与项目的各院校同仁提出宝贵意见，还有澳门科技大学的周江明先生在行政方面提供的服务，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本书的部分内容，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近代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程美宝主持，编号2009JJD770032）和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马克思主义婚姻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胡雪莲主持，编号16000－3211405）的阶段性成果。部分章节，曾在《学术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史林》《新闻与传播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及一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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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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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厘务局照会九龙新关税务司白》，粤海关档案第508号，广东省档案馆藏。
《广东群报》
《广东日报》
《广东水陆营务处兼缉捕总局给九龙关税司函》（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海关档案第504号，广东省档案馆藏。
《广州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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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报》
《华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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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官报》
